一席

许怡，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 技术进步未必能带来劳动者的解放，也未必能直接创造一个更进步、更文明、更平等的社会。如果我们希望技术发展的目标是服务全人类，而不是成为少数人支配多数人的工具，那么解决方案就不能只盯着技术本身，而应该从政治、社会、法律、文化等多个维度着手。 很多人谈论技术时，总是从未来开始：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无人工厂……仿佛勾画了一个更高效、更先进的世界。社会学家许怡的问题却恰恰相反：如果机器越来越多，人会身处什么位置？ 为了探究这个问题，她花了很多年时间走进制造业一线，观察、体验，成为流水线上的一员，和大家一起上班下班、吃饭、加班。 正是在这些现场，她慢慢意识到：机器从来不只是工具。机器既是生产设备，也是管理工具。机器的节奏很稳定，人必须不断适应它——速度要更快，动作要更标准，时间要更精准。它不仅提高效率，也重新组织劳动、重新分配权力。“机器比人更先进”成为了工厂里的真理，尽管事实或许并非如此。 如今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正面临同样的局面。机器不再只是车间里的设备，更是一套看不见的系统。 在许怡看来，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发展技术，而在于我们有没有看到裹挟在技术浪潮中的人。当我们沉迷于技术带来的效率与想象时，也许也应该思考：技术究竟在改变谁的生活？又在为谁服务？ 【时间轴】 00:09 当两个世界的平行线开始相交，我开始想要做些什么 04:24 「机器换人」对工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05:40 读博的时候我想进厂他们说我超龄了，十几年后再进厂我又不超龄了 07:34 下午工作7小时，中间只有8分钟茶歇，工人失去「如厕自由」 09:28 当你的「工友」变成机器，工人的工作不一定会变轻松 10:43 技术的升级未必带来工人技能的提升，工人反而被降级为「打下手的帮工」 11:52 机器未必能改善工作条件，反而可能带来额外的职业伤害风险 13:30 破除「机器迷思」：当人开始给机器补锅 19:05 「机器霸权」：为什么工人知道机器的不足还是认为“机器比人好”？ 23:26 被机器取代的工人都去哪里了？ 26:01 我们怎么捍卫人的主体性？ 👇许怡面试的两家工厂的招聘信息 👇家具厂 👇人工生产线（上图）与自动化生产线（下图）对比 👇机器和工人的速度对比

张文宏，复旦大学教授 当我们向「健康中国」目标迈进的时候，我看的是这个指标——几千年的传染病，必须在贫穷人口当中得到消除。 1979年，天花被宣布彻底消灭。那时人们乐观地以为，征服所有传染病只是时间问题。然而几十年过去，天花依然是人类唯一的胜利。结核病至今仍是全球最致命的传染病杀手之一。 张文宏对结核病的关注，始于30年前在上海医学院与华山医院求学期间。他在诊室里看到许多壮年劳动力因耐药结核反复住院，甚至全家因病致贫。这种「穷病」在隐秘角落演变出的耐药性，让原本廉价的药物失效。 他意识到，传染病不只是医学问题，它更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残酷的“健康不平等”。 多年来，张文宏一直致力于减轻结核患者身心的折磨，探索更短、更高效的「中国方案」——降低治疗费用、缩短口服疗程、推动创新工具的开发，让复杂的检测变得简便可及。 在张文宏看来，要消除一种传染病，关键不在于技术多复杂，而在于它能否在最困难的地区落地。 【时间轴】 00:10 结核病是世界上所有不平等中最为典型的案例 01:30 中国的医疗鸿沟真的消除了吗？ 04:48 每年70万的结核病患者，应该全报销地治疗吗？ 09:48 吹唢呐可能也在传播肺结核 13:28 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结核的快速筛查，必须依靠更好的科技来实现 17:41 给了钱，就能解决问题吗？ 20:04 除了创新的技术、方案，还需要有人把创新的技术带到当地 23:33 让每一项医疗上的创新都可以共享

卞灼，编剧、导演，代表作《翠湖》 就像《翠湖》的英文片名一样，As the water flows，如水一般流动。我们人生中很多问题，实际上是没办法被完全解决的。而且如果我们一直处在解决问题的状态中，是非常焦虑的。我们可能只能试着像流水一样，一直往前行走，跟这样的难题共处。 对于卞灼来说，原生家庭是一个既别扭又温暖的复杂命题。他自嘲无法与父母在同一屋檐下待超过一周，其中微妙的矛盾与张力，源于童年寄宿生活带来的疏离感，也源于母亲没有边界的、让他想要逃离的深沉爱意。 2025年，卞灼完成了自己的电影首作《翠湖》。影片缘起于他外公去世后留下的一本日记，里面记录了一个沉默老人对亡妻横跨数十年的深情，以及对家庭和谐的卑微祈愿。 卞灼以此为坐标，刻画了家族三代人之间极其微妙的阶级性，也捕捉了中国家庭「不会好好说话」的典型：有的以吵架代替关心，有的以溺爱消融边界，有的以成功者的姿态俯视子女。 对他而言，创作《翠湖》是一场缝补遗憾的旅程，也是他带外公回家的一种方式。卞灼至今无法言说真的与父母达成和解，但他希望观众能从这部电影里看到：很多原生家庭的痛苦，有时也来自于我们自身的投射。 【时间轴】 00:07 湖面看起来是平静的，但下面总有一些淤泥和暗流涌动，就像我们的家庭生活 01:46 溺爱带来边界感的缺失，我开始抗拒这种爱 04:58 在我父亲身上，我需要不断面对成长带来的英雄形象的崩塌 08:47 外公对每个家庭成员以及家庭当时的情况，都有非常客观深入的观察 12:40 三种「不好好说话」的类型 19:42 矛盾能够被解决吗？ 23:29 拍这部影片的时候，父母会问我：“你不会把我们写得很坏吧？” 27:30 拍这部影片最大的收获就是，我的家族地位提升了。 👇卞灼小时候和父母的合照 👇卞灼和外公外婆 👇外公的日记本

吴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来从上海抢救到香港的111箱古籍已经装箱，为明确物主归属，又再度开箱加盖印章。就因为多出了逐册盖章这个环节，结果耽搁了三个月，误了船期。 很快香港沦陷，日军劫走了全部三万册图书。 2009年，吴真在东京偶然翻到一本《广东战时报告》，书中记载了日军洗劫广州各大学图书馆的情况。这引起了她的极大好奇，因为母校中山大学1938年撤退时未及带走的藏书，正是在广州沦陷后不知所踪。 此后，吴真跑遍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防卫省图书馆等地，追查关于被劫图书的每一条线索。随着调查的深入，她撞进了抗战时期一个“沉默的战场”。 1937年上海沦陷后，江南沦陷区的劫余书籍，开始流入上海“孤岛”。日本在华的同文书院、“满铁”等机构前来抢书，日本本土机构也派遣学者来华搜集文献。 在这场图书文献争夺战中，吴真发现了其中的一位关键人物——郑振铎。在国家力量暂时失效的上海“孤岛”，郑振铎决定涉险投入这场文化暗斗，乔装打扮出入书市、委托中间人斡旋、秘密交易，数次在最后关头拦下稀世古籍，比如孤本《古今杂剧》。 从最初好奇被劫的图书究竟去了哪里，到细致地挖掘出郑振铎在黑暗时代中的英雄事业，吴真投身在这项“业余爱好”上已有十六年。最牵动她的不只是“书厄”，还有书与人之间命运的共浮沉。 【时间轴】 00:09 那些执行劫掠的学者是谁？书又到哪里去了？ 06:22 「消失的大多数」：为什么追索到的藏书和真实损失的藏书之间存在这么大的数量差异？ 09:56 一万几千册书籍被炮火烧得片纸不存，他决心救书 19:30 幸好郑振铎一米八五，凭借腿长的优势逃过了特务的追捕 21:54 两个月的时间里，三万册古籍被分装成2790余件邮包，瞒天过海运抵香港 25:03 住在汉奸对面，郑振铎怎么保藏剩余的三万册古籍？ 27:16 「神转折」：误事的盖章变成证据 32:02 一本书就是一个战争受害者 👇日本防卫省1938年陆军省档案 👇《广东进军抄》及作者火野苇平 👇中山大学教授容肇祖的财产损失报告单 👇郑振铎（分别是右一、第一排右三） 👇郑振铎每天从星号标的庙弄家里坐公共汽车到三马路、四马路 👇两章分别为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保存文献之章、国立中央图书馆考藏 👇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中军人掠夺财产”调查记录 👇裹小脚金莲的妇女在逃难途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