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席

王欧，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十多年来，我对新生代女工的追踪研究表明，女工的一生都是在满足不同阶段的家庭照护或经济需求，她们的人生轨迹随着家庭需求而转折，并用自己的劳作托举整个家庭。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80、90甚至00后的农村户籍青年务工群体。他们自小离开农村，在城市消费文化的浪潮中长大，曾短暂地脱离乡土与父权的束缚，享受恋爱的浪漫与消费的自主，那几乎是他们生命中最为明亮的一段时光。 然而城市并未将明亮的未来许诺给他们。从他们结婚生育开始，现实才真正露出锋利的一面：土地城镇化不断推高家庭再生产的成本，房子涨价，教育涨价，唯有劳动不涨价。 他们之间曾经的浪漫逐渐消失，而城市中无处不在的消费文化和浪漫意象，又不断撩拨着他们孤独的内心，进一步冲击本就脆弱的家庭关系。 王欧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家庭超过十年，试图用一个微观视角来彰显结构的无情和残酷。他期待社会能够继续进步，希望城市能有一个安放农民工家庭和情感的空间。 【时间轴】 00:11 新生代农民工真的不能吃苦吗？结婚成家之后他们有了什么变化？ 06:15 结婚前，他们与打工城市的关系是良性的 09:20 结婚后，城市的另一幅面孔马上出现 12:06 「上好学、住好房」：每月刚性支出五六千元，县城也变成高消费的地方 17:07 专门化挣钱的男工工资增长也有限，经济压力传导到女工肩上 19:42 「经济母职」：陪读妈妈很少只陪读不工作，陷入在家不在位的困境 26:28 我们的教育体制看似把越来越多机会给到农家子弟，但都是些中下层的机会，这些机会还得花钱去买 28:26 女工的一生都是在满足不同阶段的家庭照护或经济需求 30:57 巨大的再生产压力下，夫妻关系很容易断裂 32:55 城市接纳了作为劳动力的农民工，但他们最需要的是在城市有一个完整的家 👇新生代农民工的规模与增长趋势（来源：《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 👇鄂东x县商品房销售面积趋势图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社会转型与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 👇扎钢筋的女工

余明锋，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当我们摒弃了自我的激情，单纯把生命自身手段化而投入生活的时候，我们就陷入了无限的内卷，每个人都卷成一个沙砾化的原子。我们过的是全然算计的生命，甚至于我们还要算计自身。当生命的所有方面都可以被手段化，我们就必然面临根本的虚无。 我们从小就被要求“努力、上进、有规划”，以至于教育似乎不再指向生命、自由和精神的展开，而是成为了优化人生的手段。 家长们从孩子上幼儿园起就开始计划如何挤进优质学区，赢在起跑线，学生刚进大学就开始计算参加哪些活动、积累多少段实习才能找到好工作。于是，我们一路埋头苦行，却会在生活的某个时刻突然和眼下的日常拉开距离，忍不住质问：这样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尼采早在1872年就明确批判过当时的普鲁士教育模式：学校不再培养独立的人，而是培养顺从而“有用”的国民，教育被目的、效率和国家机器绑架。余明锋认为，这150年前的批判放到当下来看仍有其预见性。 如果教育不是为了变得有用，那究竟是为了什么？教育究竟该引领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时间轴】 00:10 当一切围绕绩点展开，就会出现「双重倦怠」 04:25 我们越重视教育，就越是遗忘教育 07:11 从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大学专业的学习只是职业的预备 08:50 一个人所允许具有的文化程度，仅限于赚钱的需要 11:14 学者也成为螺丝钉 12:20 教育之所以变成今天这样，是因为它还关系到民族国家的生存斗争 14:28 教育的手段化背后，是生命的手段化 16:27 「末人」：不再追求自我超越的人 绝对安全的人 18:50 虚假的利己主义：所利的那个“己”本身是被掏空的 21:23 人身上还必须有一种混沌，才能孕育出一颗飞舞的星球

雪竹，科普作者 医学的进步让死亡变成了一连串的选择题，从一个点变成了一条路。在这条路上，站着医生、护士、家属，还有制度和机器，当然还有当事人自己。所以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就是，面对死亡，我们应该怎么选择呢？ 想象一下，假如即将走到人生终点，你希望谁陪在身边？如果可以跟TA说三句话，你会说什么？ 这是临终关怀常用的“三句话”练习。雪竹开始思考这些时35岁，父母衰老，自己独身，按照互联网说法，“将来会在养老院受尽虐待后孤独惨死”。为了提前做准备，她开始采访和写作，试图弄清楚：在医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究竟该怎样面对生命的终点。 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医学越进步，死亡越复杂”，临终路途上不仅站着医生护士、伴侣子女，甚至还有机器和制度，死亡由此变成了一连串选择题：开不开刀、插不插管、做不做心肺复苏、住不住安宁病房…… 这一系列决定的背后，意味着观念、博弈，更意味着金钱、资源和权利。直到今天，雪竹也没有完全找到答案，甚至生出了更多犹疑和不安——到底谁有资格“好好死去”。 写作和讲述并不意味着回答，至少我们应该提供故事的多个角度。 【时间轴】 00:10 我花了四年，想要弄明白：当死亡来敲门，我该怎么办？ 02:33 死亡不是一个精确的时间点，更像是一个「被拖延的决定」 07:06 「我的五个愿望」就是给不愿意用痛苦交换时间的人一个选择的机会 12:36 采访前，我从没想过大家描述死亡时会出现幸福、快乐这样的字眼 16:25 放弃使用心肺复苏的人是最少的，因为大家都误以为心肺复苏存活率很高 18:16 抢救等于努力，放弃等于不孝？爱真的需要痛来盖章吗？ 23:09 「好死」到底是一种权利，还是一种特权？ 28:55 死亡引起的不同思考才是最难能可贵的 👇《我的五个愿望》 👇第二个愿望：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疗 👇《让死亡回到生命里》，欢迎移步一席公众号选购

李治霖，益盒 Charity Box 联合创始人、CEO。 也许你会想，公益不是最富裕的1%的责任吗？普通人自顾不暇，为什么还要做公益？我也曾如此困惑，直到发现税后月收入1.5万元人民币就已位列全球最富裕前2.2%时，我意识到自己可能比想象中更有能力和资源去回馈社会，也有义务，用自己的幸运去补偿那些被不公和厄运伤害的人。 五年前，李治霖与伙伴们一起创立了益盒CharityBox，致力于回答一个核心问题：在公益资源如此稀缺的今天，如何确保每一分善意都能转化为真实、有效的改变？ 在捐赠方面，我们常常依赖直觉与感动。据统计，全球有75%的公益项目在接受评估后显示弱效、无效或有害，在备受关注的教育领域更是只有10%的项目显示有效。 这正是益盒工作的起点。李治霖希望益盒像「公益侦探」一样，通过系统研究，在全球范围内搜寻经科学验证的高效干预——比如，为农村老人换一包低钠盐，就能把过早死亡的风险降低12%；投资1000元在留守儿童的早期养育上，未来能获得17倍的社会回报。 李治霖相信，即使是一个普通人，也能通过理性的选择，用微小但真实有效的行动一点点地改变世界。 【时间轴】 00:10 火灾是有形的，但无数个体每天经历的病痛困苦是无形的 03:36 税后月收入达到1.5万元，你就是全球最富裕的前2.2% 04:47 我们捐赠的钱最终起到了多大帮助？ 08:33 直接给钱能帮助贫困家庭脱贫吗？ 11:45 有效干预+成本效益：花小钱，办大事 16:59 每天少一点盐，每年挽救50万条生命 19:55 我们不该认为，公益组织员工拿的钱越少，就能把社会问题解决得越好 23:04 一些无聊老套的手段，就能解决那些很难的社会问题 25:24 尽管面对愚陋不堪的世界，他仍然能够说：等着瞧吧！ 👇特雷弗·菲尔德与「玩耍泵」（PlayPump） 👇低收入国家的疾病负担分布，来源：GBD，2024 👇中国高成本效益卫生健康干预措施排名 👇农村白内障老人不接受白内障手术的原因分布，数据来源：上海新奥光明公益基金会，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