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时期 中央的行政管理在落地时显得缺乏自信，比如： 1.清查土地收回国有，却没有再度发展土地私有制建设，以避免自由农破产的事件再度发生。 2.虽然重视儒学，试图培养官僚人才，但继续用举孝廉的人才选拔制度并没有给有政治抱负的士子提供上升的通道。 3. 虽然军权收回中央，但在行政管理层面上，官僚阶层中充斥着大量豪族利益的代理人，这些官僚的心思不在皇帝和老百姓身上，而在利益和奢华的生活上。这就导致东汉的皇帝又不得不轮番使用外戚、宦官阶层来制约官僚、豪族，而这加深了中枢内各组织集团的信任危机。军权可以防止突发事件，但是行政层面的恶化则是温水煮青蛙。横观历史，对于农耕文明来说，有两大周期性的危机， 分别是：官僚制与皇权的信任危机、还有 自然环境变迁引发生存资源短缺的危机。面对这两种危机，军权是无力的。 东汉政府能在一开始就面临着官僚信任危机的情况下，依旧能靠“血缘的正统性”坚持200年统治，一方面感谢儒家文化形成的家-国社会的稳定性。一方面则要感谢汉武帝时期的张骞与大月rou氏zhi(现阿富汗境内)建立了深厚的贸易关系。大月氏与匈奴虽都生活在草原，但之间因为争夺生存资源，所以有着不可调和的世仇矛盾。汉帝国时期的大月氏已经发展成当时世界上四大帝国之一的贵霜帝国（其他两个是罗马帝国和帕提亚帝国也叫安息帝国）。公元48年，夹在汉帝国与贵霜帝国之间的匈奴部落逐渐分裂，离 中原近的南匈奴迁入中国生活。而北匈奴被迫西迁至欧洲多瑙河地区。匈奴的战斗力极强，挤压了久居于此的莱茵河东的日耳曼部族。收到挤压的日耳曼部族，由于和罗马帝国的常年接触，对罗马制度十分熟悉，越来越多的日耳曼人以雇佣兵的形式加入罗马军队，以此可以获得罗马公民权。这个时期，基督教在于犹太教和罗马尊重多神的信仰斗争中，破茧而出。 佛教此时也沿贵霜帝国疆域的巴米扬地区传至西域地区，随后进入中国。佛教的传入，为许多没有机会进入政坛的儒家学生提供了新的学习机会与政治探索。而道家学子则在对现实政治的无耐中进入自然条件清幽的巴蜀和秦岭的深山里继续探索精神世界。能低成本和轻便的传播这些所谓的“神学”也要归功于东汉时期蔡伦发明的造纸术。对神学精神世界的追求，成为失意学子和底层人民在乱世中的福音，也在悄悄孕育着中国之后的政治学术。从公元1世纪开始，气候对农业区比较友好，此时的地理大变迁，如原先楚国境内“云梦泽”（洞庭地区）的湿地沼泽 逐渐干燥成为陆地。勤劳的农民此时可以南下开发土地。在秦汉的体制优势和气候友好的环境下，东汉帝国一致坚持到公元2世纪，直到一场长达数十年的瘟疫刺穿了东汉的社会结构。 下一讲我们将进入 英雄辈出个体超越的时代——三国时期。 期待与您的下次相遇！

汉武帝末期，因为军事频繁的收税，而基层官员将完成税收业绩的简单化处理，有时竟使用起了包税制。致使底层人民苦不堪言。自己种地交税后所得还不如给别有钱人种地所得的多。于是许多身为帝国有产阶级的自由农不惜卖掉土地成为破产的农民 给有钱有实力人打工或者成为奴隶寻求保护。这种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关系，逐渐壮大了豪族的人丁组织力，严重伤害了中央政府的编户齐名。 另一边，举孝廉的官僚选拔制度，使得豪族家族推荐家族代言人进入官僚体系。地方官僚和豪族形成利益联盟，趁机压低土地价钱大量收购。官僚豪族阶层在地方开始崛起，甚至拥有了以家奴为主的私有武装力量。当这些大家族开始不愿配合帝国频繁税收时，中央帝国权利开始面临有地方族群的威胁。 面对刘氏宗亲、官僚阶层、豪族群体 体系性的腐化，汉武帝垂暮之时也不得不反思自己的行为过失。武帝之后，连续四位皇帝，主少国疑，均有母亲代为主政。皇帝们母系外戚进入权利中心，这些权力新贵势必要与老豪族抗衡。 王莽背后的王氏家族是当时权倾朝野的外戚世家。两种不同势力抗争的结果会导致政治道德和法理的双标化，而双标对于官僚体系的执行标准是极具破坏力的。这种破坏力最终会挤压到社会层面伤及普罗大众。 到了西汉末年，旧生代以土地兼并兴起的豪族势力变弱，原本这些土地豪族可以一定程度维系与农民的关系稳定。当土地豪族破落再无力维系农民阶级的生活时，社会矛盾也会反噬回中枢朝廷。即便王莽在豪族家族里是个生活节制且有精神追求的个体。在公元9年王莽废了小皇帝 取而代之后，励精图治的改革。但因为缺少军事实力、政治正统性和体系化的改革路径，会演变成一场打压权贵，权贵又向下挤压人民，恶化社会活力的分肥事件。底层人民生存结构其实并没有得到改善。长期积累的不公平感而且看不到希望，使得底层农民势如破竹的形成革命的力量，农民起义在历史上再次爆发。而被打压的贵族对王莽政权本就没有忠诚度可言。王莽陷入了缺乏正统性的局面，当儒家的官僚阶级对王莽的正统性认可度不高时，会在机会到来时选择回归正统性。 公元25年，在学界、政界纷纷对正统性的期盼中，西汉宗室刘秀恢复汉政权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刘秀取得政权的过程远远比他祖先刘邦幸运的多。没有经过硬仗的洗礼，没有萧何、张良、韩信这般的中流砥柱。东汉在建立之初，就面领着中央威信和地方军事组织力互相拉扯当中。为了杜绝“王莽篡汉“的行为，光武帝刘秀做了几项措施： 1、剥夺相权，削弱三公裁断政务的权利，加强皇帝专属的秘书机构—尚书台的作用。 2、去官僚化-减少地方公务员编制，有效的减少了官僚制度对社会层面的挤压；3、去军事化-减少郡县的驻军数量，用募兵制辅助，裁撤地方武将官职交由文职官员太守、刺史管理，稳定中央政权。 4、将对外征战的军事权利收回中央，借此扩大中央军实力。 我们来看看这些当下有效的政策由于条件限制，为日后留下了哪些隐患： 东汉政权从建立之初，一直伴随着权贵阶层与皇权的信任危机。虽然整合了西汉的制度增强秘书机构-尚书台的作用，加强皇权直接干预地方政策的能力，同样的政策在不同时期、不同能力人的执行下结果肯定不同——这是人性的释然。

文景之治的本质是在 将皇权向上集中的过程中， 避免政治精英内部斗争的消耗。当异性诸侯被刘姓诸侯渐渐取代后，汉朝进入了王权与诸侯惜昔相印”的稳定时期。文静之治时期国家多次免税，减免地租，荒地复耕，人口增加，社会活力得到一定的恢复。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其实，此时的税收政策是非常被动的，因为土地免税和收税的区别不大。由于诸侯分封制 对王朝的税收-财政体系造成威胁。土地和人丁税收是封地自治的——这导致中央财政税收的兑现度低。所以文景时期，国家将国有土地、荒地大量分配给农民，允许农民私自拥有这些土地，而这些土地的税收直归中央。这些农民是中国最早的自由农，与秦帝国靠军功得到的私有土地的制度相比，这种土地私有制更普及。到汉武帝早期，这种“为国兴力，还利于民”的政策依旧持续普惠到很多的老百姓，自由农的数量依旧在增长。社会活力不断被释放。 汉初的法道共治，行政管理成本较低，汉王朝主要的财政压力来自于边关的防守支出。秦汉政权的更替，匈奴趁机做大。此时最好的办法就是主动反侵扰，以绝后患，而这需要皇帝有集中权力来调动资源和征兵。汉武帝政府针对现状需要“精准”实施政策来收回王权： 1. 在土地政策方面 实行 推恩令稀释诸侯财产的集中度，削弱诸侯的经济和税收的自主权。 2. 行政管理方面：设中朝尚书令归属少府管理，少府是皇室管理私财和生活事务的职能机构。加强尚书令，是为了制约宰相的权力，将财政权收回中央政府。这也佐证了文景时期税收兑现度低。 3. 资源调配方面：官方垄断必要盐铁等资源的供销，经济运行规律中那只看不见的手要被看见。保证了在扩大疆土、抵抗匈奴的战争财政需要。 在加强王权的时候，董仲舒前瞻到“农民利益与中央财政利益绑定过于直接，中央收回权利的过程势必会与农民阶层发生矛盾，如果此时贸然使用法家制度来处理矛盾，容易走上秦帝国的老路“。为了减轻中央与农民的直接矛盾，董仲舒开始有意培养官僚阶级来作为中央与地方执行过程中的矛盾缓冲带。 尊儒便是政治管理的主动选择，董仲舒如此这般的宣扬儒家，说明儒生官僚集团还未大量的进入政府中枢。他将“三纲五常”的伦理观融入儒家的政治学理念中，为之后的汉王朝吸纳并培养了积极出世又稳定的行政管理人才。秦帝国的经验告诉后世官僚集团的管理成本是远远低于血亲和贵族的成本的。！！！ 司马迁所著的《史记 儒林列传》记载“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从史记中，我们可以看出“焚诗书与坑术士“，是两件事件。术士是炼丹的方士也并未儒家。并且这两件事和六艺从此缺焉，并不构成因果逻辑关系。 此时对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渲染，可以为儒家获得一种被残暴欺压的受害者形象，有助于推动儒生为汉帝国做事的忠诚，并且后世证明。这一行为的成功。 《汉书·董仲舒传》中对遵儒术原因的记载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熄灭，然后统纪可一 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尊儒“是“坑儒“的另一种极端的表达，两种运动的出发点一致，均是为了构建 ”唯一的依据标准“，但造成的社会影也全然不同。“尊儒”的结果带来了权力结构自上而下的稳定。“尊法”带来的是自下而上的法理标准化。所以，从汉武帝开始，汉王朝则是实行“外儒内法”儒强法弱，的治国路线。 到汉武帝初期，在中国统一的疆土上，帝国有了稳定的官僚阶级，中央可以不用简单粗暴地“重农抑商”的阻止跨地域性的贸易。平原-中原-草原的社会活力再次被激活。在军事层面，汉武帝以陇西郡为支点，向西增设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打通河西走廊地带。公元前60年，汉朝在河西走廊地区接连设置了军事情报机构。并在乌垒城（也就是今天新疆的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的轮台县）设立西域都护府。汉王朝至此真正意义上进入中央帝国形态。在行政和军事的双重保护下，新开发疆土上的“贸易“逐渐兴旺起来，这就是后来被我们称为丝绸之路的商贸道路。秦汉时期，社会层面建立起一种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之外的信任——这就是，贸易契约的信任，这种信任以交易体验为主，成为跨地域、跨民族的共识。

“汉中王”刘邦是汉帝国的创始人，其部下韩信、英布，樊哙、萧何、曹参、夏侯婴、张良，在创业过程中，各自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了平衡各位起义领袖，刘邦不惜在政治路线上开历史的倒车，分封同姓诸侯，又将很多只有山大王素质的人给与封地并赐予爵位。 所以汉帝国建立之初，人才制度上忽视 自建官僚体系，又同时存在着分封制与郡县制双标准的情况。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受分封的这些诸侯国在郡一级单位下，级别与县相当，但封地境内财-政-军可以自治，这种双标是非常伤害政治体制的，王权毕竟是集中式的，终有一天权利会集中在中枢。 汉初，刘邦在满足各位联合创始人利益的同时，利用秦遗留的官僚阶级实行郡县管理。将中央和地方诸侯的矛盾留给秦遗留下来的官僚，这样便为政治游走完成权力回收留足了时间和政治迂回的时间。 文章最开始提到的张苍就是这类的代表，其学生贾谊身为汉帝国的太傅，负责皇子们的教育，所以《过秦论》更像是为了建立共识性而讲述的故事，通过“否定”式的论证来表达立场和道德信条。通过《过秦论》我们需要了解更进一步的政治逻辑，那就是：这种立场的明确在改朝换代的时候，又是必须的，因为政治权威具有独一性。 刘氏家族如果要收回秦始皇帝时期的权力，也需要解决历代秦王面临过的类似问题，而这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秦用了5代皇帝，百余年的时间，幸好刘邦有秦帝国的经验可以学习，这比自己探索要节省巨大的成本。汉帝国初期选择的策略就是“等”——熬到军功一代离世，以最小的代价将权利收回中央。 另一方面，被秦始皇追责的各类方士逃往民间。我们讲诸子百家时，提到过老子的学说缺乏正统的学派继承人并且又在民间广泛流传，有着深厚的民间基础。于是便被逃亡的方士们借用来进行教化式的组织裂变。汉朝初年的“道家”属于民间自发组织，他们依据各垂直领域的需求 适地性的杂糅各类先秦理论。相比先秦时“道德经”的自然浩瀚之气相比已经是变了味儿。在那个儒家、法家都争相有所做为的环境下，秉持“无为”的道家与汉帝国初年的“等”的策略不谋而合。于是秉持“黄老学说的道家系“官僚，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上面提到的张苍、贾谊都是。 文景之治的本质是在 将皇权向上集中的过程中， 避免政治精英内部斗争的消耗。当异性诸侯被刘姓诸侯渐渐取代后，汉朝进入了王权与诸侯惜昔相印”的稳定时期。文静之治时期国家多次免税，减免地租，荒地复耕，人口增加，社会活力得到一定的恢复。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其实，此时的税收政策是非常被动的，因为土地免税和收税的区别不大。由于诸侯分封制 对王朝的税收-财政体系造成威胁。土地和人丁税收是封地自治的——这导致中央财政税收的兑现度低。所以文景时期，国家将国有土地、荒地大量分配给农民，允许农民私自拥有这些土地，而这些土地的税收直归中央。这些农民是中国最早的自由农，与秦帝国靠军功得到的私有土地的制度相比，这种土地私有制更普及。到汉武帝早期，这种“为国兴力，还利于民”的政策依旧持续普惠到很多的老百姓，自由农的数量依旧在增长。社会活力不断被释放。

完成统一后，秦帝国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法治化。其中土地私有制 在底层群众中认可度高。而这些被剥夺权利的前朝王室贵族，反而成了统一后的主要矛盾。如何消化这些还尚存实力的组织机构是摆在帝国面前最大的政治难题。为了化解阶级矛盾和地域观念差异，帝国将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标准化工具推广至全国适用。但起初效果不明显而且阻力很大。这背后的原因，是因为帝国的官僚人才数量不能满足全国的需求。被“地域习惯和观念”拖了后退的秦帝国，组织了一场关于是开倒车选择封建制 还是 继续在全国推行郡县制 的学术讨论，目的是通过辩论，吸纳和启用更多官僚人才。我们之前讲过，在战国后期的学子中，许多人才是法道共鸣的技术派、具有法家思想的儒家务实派。 帝国是希望这些务实有才干的人进入帝国官僚体系，帮助帝国决定坚定不移的推行郡县制。无论是孔子的儒家学说还是被道家追封的老子学说，在经过200年的传承后，难免因为学生的资质不同，使原来的学说变质变味。刚建立的统一帝国把最贴近学说原版的典籍收归国家，并禁止民间私藏诸子书籍；这一行为同时也是为了快速推进文字的统一。对待还抱守旧观念的六国遗民，秦人一直是用猛药的，哪怕是对待自己。虽然惩罚私自藏书的行为，但相比于违背其他秦法，发配充军进行思想改造已经是比较轻的惩罚了。至于所谓坑杀的“儒生”也是对另一事件“的移花接木。是什么样的事件呢？ 与打仗取得天下不同 治理国家对当政者的心智、体力、意志力要求极高。统一六国已经消耗了始皇帝太多的精力，而管理这个庞大的帝国需要他付出更多的心力和体力。从自然中寻找养生力量的方士，开始聚集在皇帝身边提供功能性的药物。方士门凑在一起从老子的道德经和上古医书中寻找 线索并且奉为理论。当始皇帝发现自己被骗后，对这些人士进行了全面的封杀。一部分逃往深山避难的方士利用道士的身份做保护，在底层社会层面继续着他们的谋生之道，包括但不限于求仙问道 化学-药品实验 以及医学探索。至于后世史书将这些零碎的背景拼凑成“焚书坑儒”的政治事件，我个人认为是因为汉王朝的需要，毕竟，刘邦被封“关中王”后继承了秦帝国的关中地区，而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百姓对秦帝国法治社会的认同度极高。这种继任者对前朝泼脏水的事件，在世界各国历史上并不少见。当然，汉帝国对道士团体的政治纵容与偏爱，也会引发一场政治灾难，我们之后会讲到。 回到秦帝国这边，由于扶苏和楚系的关系，始皇帝在生命弥留之际将皇位传给了胡亥；扶苏调往北方抵抗匈奴，这说明两个问题： 1.秦帝国皇储数量和质量都堪忧； 2.帝国军队面临着南北东西多线作战的巨大压力。 如何同化原六国败者！？—吕不韦试图用传统和观念，始皇帝选择编户齐名的法治，但他两都忽视了败者需要被尊重的最后一丝底线。 帝国在与六国的征伐中还都属于光明正大的阵地战，而统一后，当这些贵族反叛势力转入秘密组织时，更容易组织起底层群众进行破坏。帝国军队面对移动战和分布式地下战的成本过高。 秦国此时需要的不仅仅是官僚人才，还需要降低治理旧观念的成本。当政治治理时间不足时，官僚阶级会简化流程，让更多年轻人充当劳役，以此降低社会管理成本。这也给历史记录留下了，秦政残暴的口实。 李斯此时也已经70多岁，体力，心智，勇气，魄力，都不再是一个政治敏感的政治家。帝国在始皇帝去世后留下了许多问题。包括土地私有制带来的新旧阶级矛盾、旧思想的卷土重来、匈奴的军事压力、官僚管理制度的不完善，社会生活层面的不稳定，面对如此复杂的政治局面，帝国的行政成本支出过高，缺少了始皇帝的支持，英雄迟暮的丞相李斯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实力来消化帝国面临的政治难题。 此时帝国又犯了另一个错误就是剥夺了军人从军的荣誉感。统一前秦国军人对国家的认同，就是每个个体在战斗中拼劲全力的意义。而此时，北境游牧部族的压力，帝国简单化的将兵役、力役、罪犯都送往北方边境，而延误兵役的罪罚是最重的。这种军人的荣誉感使命感，随着兵源素质底下被稀释。为日后陈胜吴广的起义埋下了伏笔。 亡秦必楚口号的真实性，我们尚且未知，但作为号召力，其效果确实被试图 张扬楚国的起义军陈胜吴广 所利用，各地流民武装和民兵团体纷纷利用起这句口号 作为各自复仇的正当性。刘邦和项羽也是其中的一员。项燕的“末世论”般的口号，帮助各反叛势力以最低成本的达成目标共识。项羽是江苏宿迁人；刘邦是江苏徐州丰县人，是吴国地区的人。这些人自来楚国的边缘地区，受楚文化或者利益影响都不大，却都用上了“亡秦必楚”的口号，快速的完成了组织搭建；另一方面，吴地的地理环境和生存压力，会在秦之后的历史上随着地理开发扮演更重要的作用。

·秦庄襄王（嬴政的爸爸）重用卫国商人吕不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他物流观念超前，且后勤调配能力非常强“。对于秦进入统一阶段的大规模战争来说，有力的后勤保障是战士们的信心，战争折损率会远低于其他各国，有效的保护了秦在统一路上的领先优势。 秦统一前吕不韦预见到“天下士子观念的差异“是秦统一之后需要面对的主要矛盾之一。于是他集天下优秀学子汇编了 《吕氏春秋》，开创性的宣扬秦的政治立场，为帝国整理观念的统一。吕不韦这一有预见性又理智的做法：可以证明，所谓的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极端行为是失去国家的六国士子和方士团体含有怨气的政治栽赃。 ·秦始皇时期重用客卿李斯，李斯也是法家的秉持者 法家一致致力于构建社会公平的普遍性——因为这关乎正义。法家从商鞅时期便开始去除旧观念里宗族对天命利益的享有权。——放眼世界望去，“法理化”在当时是及其先进的，不但有理论、有路径而且社会成员愿意主动去维护制度。同时期的罗马也还在与迦太基争夺地中海的霸权中。印度还在奴隶制社会，推动了佛教国家化的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刚去世不久。 话说回来，李斯帮助 嬴政 平衡 嬴氏宗族和士子官僚阶层日益摩擦的矛盾。在李斯的《谏逐客令》他论到：秦的伟大，在于构建制度社会得到天下人民的信任。秦国因此在贸易、人口数量，人民忠诚度方面远远优于其他六国。若但如果为了满足嬴氏宗族的政治存在感和天命享有权，驱逐职业化官僚阶级，就如同损害了自己已经获得的信誉和优势，反倒是帮了六国。李斯的重点在于，国家的信用化，这远远由于周朝的家国观。家国观的底层逻辑是小家为大家，牺牲小家成全大家的奉献；而国家的信用化，则是在于把老百姓当公民，国家需要再公民面前兑现承诺！从李斯的这篇文章切入分析，也是得我打心眼里认秦帝国的政治选择。 至此，诸子百家的重要人物悉数登场，他们的出场就像一本故事汇不断影响着后世的继承者们。当古人看似合理的天命观陨落时，中国的智者们第一次系统性论证了：正统性、正当性与正义性的初级原则。先秦诸子的学说构建了之后华夏范围内观念的起源。这些起源甚至影响到日本的历史记忆。 观念差异埋下的危机与秦始皇完成统一 从秦惠文王王后 宣太后-芈月开始，楚系外戚不断渗透到秦国政治势力中。秦始皇的祖母华阳太后也是楚国人，太后们干涉政治，使得秦王嬴政在位期间没有设立王后。而嬴政一统天下之前，楚系的昌平君芈启 任秦国宰相。 他的叛变造成了秦国统一前最惨痛的一次失败。芈启的外孙是嬴政的儿子扶苏。项燕则是芈启叛乱队伍中的拥护者。项燕在被秦军围攻前，喊出了那句诅咒：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使得秦始皇在继承者的选择上犹豫不定。（其实项燕本是吴地人士，今江苏安徽一带，吴国在春秋时期本是抗楚的主力军，因为吴越两国的互相争斗，楚国收割了这两地）。 公元前221年，秦军以气吞山河的气势统一六国，华夏疆域第一次成为了统一的帝国。之后帝国征服南越、云、贵地区-分别设立闽中郡、南海郡、象郡。这使得内陆范围与渤海、东海、南海的海域连在一起。在陆路贸易的时代，海洋的边界意味着战略纵深和粮仓的所在地。而在海洋贸易的今天，海域的意义则更为重要。而这些都是在两千多年前，始皇帝在位期间完成的疆域拓展。

昭襄王在政治上重用魏国人范睢为丞相，不断加强王权制约楚系外戚和宗室。大约在公元前263年前后，因为政治主张的心心相印，秦国丞相范睢引荐荀子向秦昭襄王阐述其政治的观点-历史上称该事件为“荀子入秦观政”，这事件曾轰动一时。儒家视秦、楚 是蛮夷未开化的地方，所以有“儒者不入秦”这一规矩。上一课中提到，荀子师承子夏在魏国建立的西河学派，荀子和西河学派代表了儒家中的务实派。荀子基于“人之初，性本恶”的观点，政治上主张“礼法并用”支持君主加强中央集权。荀子的思想强化了儒家理想结合法家加强王权的实践性。 荀子甚至描述秦地是上古的理想之国，翻译成白话文，他是这么描述的： 秦地的生态环境好，物产丰厚； 这里的 老百姓质朴 有追求不低俗不迷茫； 秦国的基层公务员 严肃、节俭，敦厚谨慎、忠诚守信。这是退伍军人做基层官员的状态。 朝堂上的官僚 明智通达廉洁奉公，生活不糜奢华，不结党营私。因为有制度有标准，官僚执行国家颁布的政策绝不拖延。 荀子在齐国时主持人才培养机构稷下学宫。荀子曾断言 常常和鸡鸣狗盗之徒厮混的孟尝君田文，有朝一日必反叛齐国。确实被说中了，孟尝君不久便逃往魏国。我们之后提到法家的李斯和韩非皆是荀子的学生。至此我们提到的子夏-荀子-李斯 这些思想，甚至影响了后世汉朝的历史走向，荀子的学生还有一位叫张苍，直到汉景帝时期才去世。我们将在相关的章节陈述。

在开始讲秦帝国之前，我先请大家先忘掉《过秦论》里面的立场观，也将秦政残暴的历史映像放在一边，把自己当成一位穿越古今的观察者，从政治制度和文明进步层面去剖析秦帝国的历史。至于对《过秦论》的背景分析，我会在汉代的历史部分进行讲解。 我们引用罗马共和时代，拥有罗马公民权的人是指罗马公共环境里生活着的自由民众。“公共性“则要有几个前提要素：国家政治的独立性，个人生活的自由性，人民财产的私有制，官僚机制化，制度法理化；这几点是罗马政治成熟的现象。对比中国历史的秦朝，“公用性”的要素，国家独立-个体自由-财产私有-官僚机制-法理化，都是存在的。所以我把本讲描述成“秦制下的公民社会”，当然啦，这也仅代表我个人看法。 罗马将制度性的政治成熟从共和时代一直延续到帝国时代的终结，而中国在秦之后的政治里，这种制度化的成熟气质消失了，成为了历史叙述中的“政治早熟”现象。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秦帝国崛起的过程、秦帝国在政治路线上的选择，以及秦是为何陨落的。 上一讲提到的孔子的学生子夏，于公元前424年左右，在魏文候的邀请下入晋创办了西河学派。西河学派培养出了许多的实干家。魏文侯时期李悝kui变法是法家的第一次变法实践，并且使魏国强大。魏文侯便是分晋后的魏文王；魏文王曾与扁鹊有过医学理念的探讨。扁鹊那时很认可“预防医学”防患于未然的理念。这和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的理念不谋而合。说一句题外话，在2000多年前，真正能做到公共预防医学的，放眼世界，只有古罗马了。 回到中国，公元前408年，三家分晋的前夕，晋国大夫魏文侯攻秦。秦失去河西之地，退守洛水。凭此战绩，魏文侯成为分晋后的魏文王。秦国那边，知耻而后勇，屈辱感会使人成长开始思变。秦孝公时期商鞅变法。通过一系列制度改革，使秦迅速崛起。分析这些改革背后的动因是： 1. 打击囤货高卖的行为，因为往往囤货的是权贵阶层，物流环节国有化，以此削弱贵族力量； 2. 废除井田制，鼓励开荒，用土地财产私有制和兵役挂钩，激活秦国社会底层个体的活力，史无前例的承认农民可以拥有土地，土地财产可以私有了，造成的另一个结果是给贵族耕地的农民少了，进一步削弱贵族；（土地改革的方法比儒家、墨家的主张务实多了。——古希腊也曾有过类似的公民兵的制度。 3. 善用天下士子，从体系外获得人才，为县制度做人才储备，且管理成本低。 4. 坚定不移持续的走法家务实的道路； · 秦孝公用魏国商鞅变法的结果：激活社会活力、建立制度化国家，构建国家信用； · 秦孝公的儿子，秦惠文王军事上重用魏国公孙衍、外交上重用魏国张仪，收复他爷爷时被魏文王占领的河西；将蜀地纳入秦国；在陕西河南交界处大败楚军，夺取汉中平原，楚国元气大伤，楚怀王被楚国屈景召三家架空。至此 关中平原-汉中平原-成都平原从政权结构和政治制度上连城一片。这三处平原有共同之初就是：周边多山，不单有天然的防御边界，而且有地理高差形成的灌溉优势。 · 之后的继任者秦昭襄王在位56年，为秦统一前打下了厚实稳固的基础。军事上重用白起，是其他六国挥之不去的噩梦。公元前256年，秦攻入东周都城洛邑 收编周王室，将代表华夏九州的九鼎迁至秦国首都咸阳。周王朝的道德家国观终于卸下了历史的重任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秦帝国的中枢王权政治观开始形成。农事方面昭襄王任命郡守李冰修都江堰，灌溉巴蜀成为天府之国，稳定持续的推动“天下一统“的政治使命。

上一讲《诸子百家》之后，有小伙伴在后台提问，这些问题最后都指向，儒学和道家这种【双生关系】伴随中国古代政治学的原因。当然，每个朝代的历史背景和创业起初的条件不同，（在佛教汉化之前）至于为什么都会在儒家和道学中选择，下面我们来一起追溯这些思想诞生的时代和历史事件。 先秦历史上有三位伟人共同生活在这个时代，他们是老子、孔子还有左丘明。他们分别为迷茫的华夏政治寻求解决方案。孔子开设学堂；左公著书立说；老子留下《德道经》，在被后世道家封圣后，便有了他出函谷关后得道升天的美言传说。另一边，我们耳闻熟详的历史人物伍子胥、孙武、夫差、勾践也可以算是和三位先哲生活在同一个大时代。 这一讲，我们先来看一幅画，这幅画名叫《孔子问礼老子》展于湖北省博物馆 历史上曾分别记录孔子见过老子三次，展开过深刻的思想对话。我们来重点介绍其中的两次： 我在诸子百家里提到，老子学说和孔子学说虽然在理念方面极为不同，但都是服务于政治学的探索。而孔子融入了对贵族子弟言行的教导。但孔子为什么会拜会老子呢？了解这个事件背后的因素很重要，因为这有关上古 夏商周三朝的一次政治学转向。此时的希腊在探讨民主的本质的时候，东方农业国家在探讨凝聚力代理人的正统性。而正统的天命为什么重要，因为天命意味着神圣性，神圣性意味着对自然力量的敬畏；老子的思想，是把天命观从神坛拉下地面，尝试用自然道德为榜样构建人间的人文道德。所以说希腊哲学和老子都是将各自社会意识形态中的神从神坛上拉下来，试图追问组成事物的物质本源，而后构建伦理和道德。 那么东方和希腊的西方，在意识形态有什么不同，又是为何不同呢？ 希腊属于海洋性岛国，迈锡尼半岛以山地和丘陵为主不适合大面积种植农业，在地理的约束下由商贸 驱动政治 发展的希腊，其城邦的凝聚力需要激活各族群贸易行为的动力。同时也需要各族群内部分工明确，激活个体效率。贸易思维的民族会明白：社会利益和个体挂钩，物质由本源构成。所以希腊政治哲学自发地会从关注个体和本源切入。 东方农业国家，当粮食有剩余可储存时，农业部落需要选出一个王，号召形成凝聚力以此保护粮食被抢夺。部落里每个成员让渡出来的出来利益，则是权力代理制的起源，这也是中国政治早熟的底层逻辑。在秦始皇之前，国家形态既没有统一，特权阶级的野心也没有被锁进笼子。 话题拉回春秋晚期的社会背景，老子出现在历史视野的时代大约是从公元前550年周灵王时期开始，。历史中记载，21岁左右的老子就职于王室守藏室-相当于王室图书管+研究院。在那个文字记录珍贵的时代，王室图书馆对《易》、《礼》、祭祀程序等有最高定义和记录的权利。拥有王室图书馆系统对已经 失去军事号召力的周天子十分重要。 公元前530年，周景王时期，42岁的老子出任王室图书馆馆长，此时老子的职位更像是培养祭司人才的老师。约公元前520年左右，约30出头岁的孔子自觉所习学问小有所成，便拜会此时刚年过半百老子，当面讨论复兴易学和礼学的管理思想。（史料记载老子在鲁国主持葬礼，这时17岁的孔子第一次见到老子？？，岁数仅做参照，时间太过久远，古代时间历法各国不同，也很难精确） 史书中是这么记载这次对话的老子教诲孔子“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简单说就是“礼仪这种东西是已死之人留下的行为指导，早就已经过时了，合适的时候可以参照，不合时宜的时候反到会被腐朽的言辞所束缚。老子思想维度之高，让孔子不再追问礼在行为中的重要地位，而去追问更本质的道德原则。这种思想的转变体现在《论语》里孔子和子夏的对话：绘事而后素。礼后乎？来形容，仁爱如同画卷上的底色，而礼则是画卷上的修饰。礼需要画在仁爱的底色之上才叫礼。至于子夏有没有追问，如果礼没有仁爱做基础，那会是什么？但后世的历史和艺术形式告诉我们：不利于他人和社会价值观的礼数，叫繁文缛节和形式主义。在建筑史中，不基于功能的过度装饰叫洛可可风格，不实用的风格终究会在历史的长河里被抛弃。 几年后，公元前516年，周景王撒手人寰，引发王室庶长子朝和嫡次子猛的权利斗争；王子朝在斗争中失败向楚国方向逃亡，王子猛短暂的继承王位是历史上的周悼王；王子朝在逃窜的过程中，带上了许多周王室的藏书也带着周文化的活宝典——老子一起出逃。王子朝客死他乡后，老子回到老家河南生活。。《庄子-外篇》中记录，孔子再此拜访老子，同时想询问王室书籍的下落。这一次孔子提出“仁爱”的政治道德原则，同老子探讨。 孔子认为 仁义是人的本性，君子应该以仁义立身。 老子追问：什么叫做仁义？ 孔子说：“中正不偏而且和乐yue外物，兼爱而且没有偏私，这就是仁义的实质。” 老子说：“噫，危险啊，您后面所说的这许多话几乎都是浮华虚伪的言辞！兼爱天下，这不是太迁腐了吗！对人无私，其实正是希望获得的更多啊。原文是“夫兼爱，不亦迂夫！无私焉，乃私也” 老子继续说：先生如果您是想让天下的人都不失去养育自身的条件 吗？那么，天地原本就有自己的运动规律，日月存在光亮，星辰各有序列，禽兽各有群体，树木立于地面。先生您还是仿依自然的状态行事，顺着规律去进取，这就是极好的了。又何必如此急切地标榜仁义呢？，这岂不就像是打着鼓去找离家出走的孩子，鼓声越大跑得越远吗？先生扰乱了人的本性啊！”原文是 夫子亦放德而行，遁遁而趋，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义，若击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乱人之性 也。” 历史上记录的这两次对话深深的影响中国之后两千多年的政治思想。庄子番外篇的记录也体现出后世道家学派的继承人，对儒家思想本源的一次矫正。 本章最后，我们现今广为流传的《道德经》是经过历史政治长河的洗礼，有较大删减的版本。 郭店楚版的《老子》是目前发现手抄版最早的老子著作，抄写时间早于公元前300年。汉帛书版《道德经》手抄时间早于公元前200年。秦帝国统一前，各国文字不同，各地口音不同，口传与抄写过程中，有意无意的总会出错。 而汉末王弼的《道德经注》是在公元200年左右了。在时隔400年间抄写过程中，被汉朝政治逻辑禁锢的《道德经》已经很难保留原样了。

墨子—墨子晚于孔子和老子一百多年出生。此时天下进入战国时期。秦国的四代乱政也即将进入尾声，楚惠王开始复兴楚国。，墨子出生在邾国（邾国是当时鲁国的附庸）一方面缺乏强国做保护，另一方面该地大多是商朝的遗留民所构建的社会，受周礼的影响并不深刻，对周王室没有什么向心力。墨子以周经验的失败提出”非命”“非礼”“非乐”的批判思想；主张君主，少些空谈，兼爱各阶层人士。在我看来，这种兼爱——就有些不切实际了，社会政治学中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解决问题也应该先抓主次。墨子期望的兼爱就如同基督教中的“父之爱”。孔子反人性地寄望君主成圣，墨子期盼君主能成神，都有些过于理想了。墨家是游仕武装力量有些类似民兵团体，身份上缺乏正当性、血统上缺乏正统性；组织上缺少官僚的稳定性，墨家领导需 事必躬亲，组织活力容易僵化变性。墨家提供了“无差别的价值”模型。日后的法家将其理念一步步实现—“无差别的公民权”。但要实现“无差别”之前，需要“以人为本“的理念被权贵和社会所以接纳。这就需要提到一个重要的思想学派，杨朱学派。 杨朱—杨朱与墨子差不多同时期，杨朱不认同墨家 寄望 统治者神格化 的观点。杨朱认为，与其将作恶与自私的行为掩藏在各种巧立名目的道德骗术里，不如真真实实、顺其自然的做个人。杨朱提出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的人权宣言。这份宣言 史无前例的提出 君主要保护人民的权益不受来自上层的损害。杨朱这种带有法家价值观的思想，也为后来的法道共鸣奠定了理论基础。为什么杨朱学派被归于道家？我们在前面介绍老子学说的时候提到，老子学说没有正统的继承人，他的思想在底层人民中口口相传。当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共鸣感的时候，认同者会追溯学派的创始人并将其封圣，所以老子和杨朱都被道家奉为创始人。 庄子 –庄子说“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终于等到这声呐喊！人性是有原罪的，那种试图反人性的 将 权贵塑造成圣人和神的做法不但是无效的，反而将权贵塑造成 言行不一的欺世盗名之徒。 那么如何构建言行一致的标准？道家所提倡的是以自然道德规律为言行的标准。而法家将自然道德抽象出来并且法理化的雕刻在人间表述成工具性质的标准。所以说，法道共鸣的时候，道家是理论，法家是具体手段。 至此我们用3部分讲述了华夏之初、华夏的制度纽带、以及诸子百家的兴起。在“大一统”的观念成形以前，祖先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精力。 进入公元前4世纪初， 随着韩赵魏三家分晋与田氏代齐的事件 标志着 东周进入战国时代。这些新上来的贵族君主，本就是平衡内部利益的代言人，王权的军事实力则分散到大家族中。战国初期，在宗亲派里，已经没有一方有实力完成大一统了。从实力上看仅有秦、楚两国有机会。而最终能实现大一统的，一定是求真务实、约束权贵、善待子民，价值观正确的一国。

孔子—是以君权天授为支撑的社会学视角，剖析以往历史里 权贵短视的利益观后，提出用仁爱之心剔除权贵阶层以自我为中心的优越感。我们知道，《论语》是记录孔子和弟子言行的书，这些弟子出身背景不同，能力不同。孔子在对学生说话的过程中，对他的背景和资质是默认的。所以引用《论语》中的词句，我会试着先了解这个学生背景情况。比如，在《季氏将伐颛臾》中，与他对话的是冉有，冉有是税务专家、为季孙氏军阀 制定税收策略。在文中孔子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稳定思想，是具有社会学视角真实性的。但是，孔子试图用“仁礼均安“的解决方案不适合乱世。因为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底下，生产资料越是平均、集中度越低，就越难形成利益一致的军事行动力。 我相信，孔子是权衡了诸多学问和思想后坚定自己道德方针的，因为孔子有一种及其优秀的品质，那就是“价值选择”。他很清楚暗算、心机、虚伪可以得到短暂的收益，而他不屑于那种短浅利己的选项。孔子坚信：德不孤，必有邻。孔子的学说在政治管理方面相对被动。他的思想中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类普遍性的底线，但缺乏维护普遍性底线的能力。简单地说就是：孔子要求权贵“自律仁爱”，但无法提供“权贵如果不自律不仁爱时候”的解决方案。虽然孔子的主张因为缺乏解决方案的实践性而没有得到任何诸侯国的重用，但其众多学子中有一位悟性极高甚至让孔子惊叹“师不必强于弟子”的学生，名叫 子夏。公元前442年左右，三家分晋的前夕，晋国年轻的魏文侯邀请子夏入晋，在后来的魏国创立了儒家的西河学派。子夏的门生中有李悝kui，在魏国变法图强，是战国最早的变法派。将近200年后，子夏学派出了位决定天下“大势“的思想家荀子，我们会在下一章中讲到。

周王室的制度工具分封制和宗法制 在春秋末年逐一失效，但华夏一体的认同却越来越广泛，楚 吴 越 纳入华夏。我们的历史也从炎黄子孙的历史迈入华夏子孙的历史。 周的制度还剩下另外两个工具：天命观、和 井田制。井田制的税收制度一开始就有长臂管辖的隐患，如今井田制的版权虽还属于周王室，但利益实则已经沉淀到各路诸侯手中。至此，五个工具，四个失效。周公开创的制度性纽带，历经600年后，正在全面瓦解。东周正式进入战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