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中王”刘邦是汉帝国的创始人，其部下韩信、英布，樊哙、萧何、曹参、夏侯婴、张良，在创业过程中，各自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了平衡各位起义领袖，刘邦不惜在政治路线上开历史的倒车，分封同姓诸侯，又将很多只有山大王素质的人给与封地并赐予爵位。

所以汉帝国建立之初，人才制度上忽视 自建官僚体系，又同时存在着分封制与郡县制双标准的情况。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受分封的这些诸侯国在郡一级单位下，级别与县相当，但封地境内财-政-军可以自治，这种双标是非常伤害政治体制的，王权毕竟是集中式的，终有一天权利会集中在中枢。

汉初，刘邦在满足各位联合创始人利益的同时，利用秦遗留的官僚阶级实行郡县管理。将中央和地方诸侯的矛盾留给秦遗留下来的官僚，这样便为政治游走完成权力回收留足了时间和政治迂回的时间。

文章最开始提到的张苍就是这类的代表，其学生贾谊身为汉帝国的太傅，负责皇子们的教育，所以《过秦论》更像是为了建立共识性而讲述的故事，通过“否定”式的论证来表达立场和道德信条。通过《过秦论》我们需要了解更进一步的政治逻辑，那就是：这种立场的明确在改朝换代的时候，又是必须的，因为政治权威具有独一性。

刘氏家族如果要收回秦始皇帝时期的权力，也需要解决历代秦王面临过的类似问题，而这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秦用了5代皇帝，百余年的时间，幸好刘邦有秦帝国的经验可以学习，这比自己探索要节省巨大的成本。汉帝国初期选择的策略就是“等”——熬到军功一代离世，以最小的代价将权利收回中央。

另一方面，被秦始皇追责的各类方士逃往民间。我们讲诸子百家时，提到过老子的学说缺乏正统的学派继承人并且又在民间广泛流传，有着深厚的民间基础。于是便被逃亡的方士们借用来进行教化式的组织裂变。汉朝初年的“道家”属于民间自发组织，他们依据各垂直领域的需求 适地性的杂糅各类先秦理论。相比先秦时“道德经”的自然浩瀚之气相比已经是变了味儿。在那个儒家、法家都争相有所做为的环境下，秉持“无为”的道家与汉帝国初年的“等”的策略不谋而合。于是秉持“黄老学说的道家系“官僚，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上面提到的张苍、贾谊都是。

文景之治的本质是在 将皇权向上集中的过程中， 避免政治精英内部斗争的消耗。当异性诸侯被刘姓诸侯渐渐取代后，汉朝进入了王权与诸侯惜昔相印”的稳定时期。文静之治时期国家多次免税，减免地租，荒地复耕，人口增加，社会活力得到一定的恢复。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其实，此时的税收政策是非常被动的，因为土地免税和收税的区别不大。由于诸侯分封制 对王朝的税收-财政体系造成威胁。土地和人丁税收是封地自治的——这导致中央财政税收的兑现度低。所以文景时期，国家将国有土地、荒地大量分配给农民，允许农民私自拥有这些土地，而这些土地的税收直归中央。这些农民是中国最早的自由农，与秦帝国靠军功得到的私有土地的制度相比，这种土地私有制更普及。到汉武帝早期，这种“为国兴力，还利于民”的政策依旧持续普惠到很多的老百姓，自由农的数量依旧在增长。社会活力不断被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