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万历，相应的时代名臣则是张居正，他自己如果机器人缺乏了人情味，同时也把神宗万历当成了机器人，要求皇帝按照自己给帝国编写的程序执行命令、推进改革。张居正的土改革首先开刀的就是官僚与土地豪绅勾结所兼并的土地，其次加强落实嘉靖时期的“一条鞭”的税法，将明朝的税收方式彻底改成了货币化方式统一入库。这两项直接得罪的是靠土地兼并、民间商贸代理人组织（党派），敢于得罪这些既得利益者的前提是以张居正为首辅的内阁有了监察的实权。 原先，明朝的内阁本质上只是皇帝的顾问机构，一切行政事务都应交给六部处理(吏 户 礼 兵 刑 工 ），与六部对应的是六科负责监察六部，行使驳斥权，我们熟知的“言官”就是六科的职位。六科常常与都察院 合称“科道官”。相较之下，内阁虽是皇帝的秘书却不能涉足行政上的监察，身为内阁首辅的张居正在改革时感到掣肘，于是扩大内阁权限，使内阁集中了行政和监察的权利，这样内阁不再受言官的束缚，儒家的最后一道防线还是被法家的改革给破了，儒法一体，自孔子和其学生起，一直是儒家史官心知肚明却又避而不谈的话题。张居全力以赴的推行史无前例的财政改革目的是加强皇帝统治，最终却变成了自己的僭越。 万历皇帝从小惧怕张居正，张居正在万历十年去世。此后的日子，神宗像个迷失的逆子，作恶不知恶，一味地追逐欲望，宠信宦官虚度年华。万历25年的1597，正直丰臣秀吉侵犯朝鲜之际，万历宫中的一把大火少了三极宫殿。奉天、华盖、谨身殿，嘉靖时期改名为：皇极殿 中极殿、建极殿。这给本就财政吃紧的明朝雪上加霜。

武宗之后是其堂弟世宗嘉靖登基，世宗是一个顽固的人，也可以说是皇帝的位置更加强化了他的顽固，为了赢得话语权并立威，他登基后为自己生父追封皇父并称孝宗为皇伯父，这在儒家官僚看来是违反礼法的。类似的事情在宋仁宗到宋英宗时期发生过一次，那一次也是皇帝和儒家的硬刚。这件事情，使得懂得向上管理的官僚得到了升迁的机会，而固守儒家制度的人则被皇权视为异类，被排除在外了。在此之后，明朝特有的派阀之争彻底浮出水面。而嘉靖成了下棋之人。管人心，最终不外乎创建对立关系，自己成为下棋人。但这种管理是零和博弈，很难持久。通过建立对立，嘉靖暂时稳住了内忧，但是北方和南方的外患又陆续而来。 在北边，鞑靼部落诞生了黄金家族出身的英雄达延汗 统一了漠南蒙古，后来又诞生了更为雄武的英雄 俺达汗。1550年 俺达汗部队包围背景，以此向北京索取和平款项。 东南沿海的倭寇滋扰不断，嘉靖修仙花费繁多，每一项都需要经济支持，眼贴专卖已经不足维持，于是皇帝的代理宦官、户部、内阁一同把目光放在苏州的丝绸生意上，就是我们熟悉的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的剧情，这部剧非常还原历史。 整个明朝政府对于日本充满了不信任与厌恶，倭寇在沿海的暴行被认为是市舶司处理不当引起的，在1529年，嘉靖8年废止了市舶司太监，官方封锁贸易，但这种封闭的环境反而加大了走私，日本海商更是肆无忌惮的从中国直接走私进入日本庄园主的港口。原本依靠海上贸易的中国船夫和日本的浪人组织不断被迫壮大。日本走私的缓解要等到1584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的时候了。 在此之前，“倭寇”的定义已经不仅是日本浪人，还包括失去贸易资格的中国海民。他们逐渐发展成利益捆绑阶层性质的社会化组织，当这些人一致行动的时候就有军队的性质，中国海盗汪直实则是倭寇的头子。明朝招安了汪直后却推翻了承诺处死了他，对海盗组织和战斗力的低估，引发了嘉靖年间戚继光、胡宗宪的抗倭事件。“善战者无赫赫战功”，显然嘉靖是不合格的领袖。1567年，隆庆登基，明对周边民族的方针也转为缓和，并且适度放开了海禁。国人可以从福建的漳州出海做贸易。 穆宗隆庆在位5年，去世时由冯保代皇帝布了遗照，年仅十岁的太子朱翊yi钧登基，这就是日后的万历皇帝。

14-16世纪伴随着明朝统治的200多年里，日本倭寇的形成也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性质不同: 第一个阶段是14世纪上半叶，日本国内南北朝走向统一，旧有贵族没落武士阶级兴起，社会暴力气质惯性延伸向外至中国沿海地区。 第二个阶段是16世纪初，日本足利幕府时期，各地庄园主、武士团体争取海上贸易的时候，形成官办与海盗的混合编队。 第三个阶段是16世纪末万历时期，丰臣秀吉统治时期，为遏制其他庄园主武装势力，他在日本国内实行闭关锁国。日本国内趋于稳定，被打压的武装势力成为闲散人员不得不逃往海上，成为海贼。海贼起初是防止海狼侵害而出现的保镖团体，他们收取一定的报酬而护送商船，同时也顺道做一些贸易、抢夺一些落单船只。他们同海军也有一定的代理联系与政治勾连，渐渐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动画片《海贼王》就是依托这样的历史背景。 随着日本国内政治稳定之后，海贼的生存利益不得不向外行动，一部分与政治保护较少的海贼群体，缺乏生存能力从而依附于中国的海上自由商贸团体。这部分人员壮大后逐形成倭寇。 明成祖永乐大帝通过对北方游牧部落的征服，来强化自己皇权和合法性。从10世纪开始华夏被游牧政权压制的屈辱，随着永乐的北征而消散，此番壮举也是吴越地区政权空前绝后的。瓦剌部族算是森林之民，刚从狩猎进入畜牧生活，与之对立的部落是鞑靼人(属西北蒙古的一支)，借着靖难之役时，这两部落都有一定的壮大成为明朝北部最大的防患。 其实在朱元璋的时候，其智囊刘伯温曾说过：东夷和北胡不一样，虽不是心腹之患，但就像蚊牤一样心烦。朱元璋在临终前也颁布了祖训，指出了15个不可随意征讨之国，日本也在其中。洪武之后到永乐，华夏内部陷入了政治恐怖的内耗——秘密的警察机构东厂成为监视儒家官僚的正当机构，这也给了日本喘息的机会。 从永乐—仁宗—宣总—英宗，这四位皇帝都是通过对北方游牧部落的压制来弱化靖难之役的污点。直到英总被俘，皇帝与儒家官僚之间的内耗材得以缓解。朱元璋之初建立的禁欲农本经济方式使得社会发展迟缓，将近100年后，英总时期被太祖打压的银本位货币又逐渐登场了，让南方儒家官僚有钱赚也标志着英宗复位后的成熟和让步。

14世纪的东亚世界却开始有了松动 元末落后 东亚爆发了反击和解放的浪潮，朝鲜半岛出现了短暂的真空期，统治了5个世纪的高丽王朝换成了李氏朝鲜，同时期1392年，日本南北两个政权统一，足义利满称霸。成为室町幕府最盛期的缔造者。整个东亚古老的贵族阶级没落，日渐衰微，新兴阶级开始掌握主动权。由于唐 宋 元的文化基础，东亚的文化空前一体化，成为一个用于共同历史的中国文化圈。 高丽弃元投明 在元帝国内部，高丽不过是封土之臣，忽必烈一方仅视高丽女性为联姻对象，却要求高丽所有的王妃均出自元室。高丽王室中憋着一股逆反的情绪。不过很微妙的是，这种情绪在元顺第的时候好转了，高丽贵族之女奇氏成为元顺帝的二皇后之一。奇氏所生的儿子后来成为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他在位期间启用了 扩廓kuo帖木儿，王保保。他的养父是元末的大将察罕帖木儿。《倚天屠龙记》里将他刻画成赵敏的父亲。但实际历史记录里察罕帖木儿无女儿。 高丽奇氏给飘摇的元庭带来了高丽淫奢糜烂之风，把女仆全都换成了听话会服侍又有心机的高丽女人。在高丽，奇氏仗着有宗主国元朝的撑腰，对高丽王室也起了挑衅之举。4个世纪以来忍受宗主国的压力和怨气，导致高丽皇室把怒气指向了奇氏，拿奇氏家族开刀，并一不做二不休的废除元代年号。当然这也只是积怨爆发的结果。其实在元顺帝时期的1354年，高丽为配合元抗击红巾军，出兵了2000人，但蒙古将军妒忌之心怕功劳被抢走，在关键时刻撤走军队，导致高丽打败，此后不久，高丽看到元的败势便反元了。高丽同张士诚、方国珍，在暗中都有物资贸易的往来。 12-15世纪，这近4个世纪来，高丽面对宋-元-明的更迭频繁，也是束手无策。支持宋朝，不久又成了元朝，在元朝地位刚刚得到了好转，又发生了起义，在翻天巨浪中沉沉浮浮，只能任由时代洪流冲击。1392年高丽军事贵族李氏发动政变，建立政权，为了稳定果实，便下定决心追随明朝，朱元璋册封其为朝鲜王，从而正式结成了宗属关系，也稳固了李氏在朝鲜的统治，朝鲜贵族全面儒家化。社会层面佛教化。该时期，在中国文化的哺育下，朝鲜的成就远高于日本。明朝基于对朝鲜的文化管理模式，后来渐渐发展成为朝贡的原则。 如果说更改教科书，韩国人近几十年来也是不惜余力。韩流通过无脑的娱乐综艺试图洗刷掉其历史记忆，反而自以为是的认为韩国文化优于华夏。面对这种明抢暗偷的臭毛病，确实我们自己也要清楚这段历史。墙头草会有一个特点：骨软、嘴甜、心眼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