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万历，相应的时代名臣则是张居正，他自己如果机器人缺乏了人情味，同时也把神宗万历当成了机器人，要求皇帝按照自己给帝国编写的程序执行命令、推进改革。张居正的土改革首先开刀的就是官僚与土地豪绅勾结所兼并的土地，其次加强落实嘉靖时期的“一条鞭”的税法，将明朝的税收方式彻底改成了货币化方式统一入库。这两项直接得罪的是靠土地兼并、民间商贸代理人组织（党派），敢于得罪这些既得利益者的前提是以张居正为首辅的内阁有了监察的实权。 原先，明朝的内阁本质上只是皇帝的顾问机构，一切行政事务都应交给六部处理(吏 户 礼 兵 刑 工 ），与六部对应的是六科负责监察六部，行使驳斥权，我们熟知的“言官”就是六科的职位。六科常常与都察院 合称“科道官”。相较之下，内阁虽是皇帝的秘书却不能涉足行政上的监察，身为内阁首辅的张居正在改革时感到掣肘，于是扩大内阁权限，使内阁集中了行政和监察的权利，这样内阁不再受言官的束缚，儒家的最后一道防线还是被法家的改革给破了，儒法一体，自孔子和其学生起，一直是儒家史官心知肚明却又避而不谈的话题。张居全力以赴的推行史无前例的财政改革目的是加强皇帝统治，最终却变成了自己的僭越。 万历皇帝从小惧怕张居正，张居正在万历十年去世。此后的日子，神宗像个迷失的逆子，作恶不知恶，一味地追逐欲望，宠信宦官虚度年华。万历25年的1597，正直丰臣秀吉侵犯朝鲜之际，万历宫中的一把大火少了三极宫殿。奉天、华盖、谨身殿，嘉靖时期改名为：皇极殿 中极殿、建极殿。这给本就财政吃紧的明朝雪上加霜。

武宗之后是其堂弟世宗嘉靖登基，世宗是一个顽固的人，也可以说是皇帝的位置更加强化了他的顽固，为了赢得话语权并立威，他登基后为自己生父追封皇父并称孝宗为皇伯父，这在儒家官僚看来是违反礼法的。类似的事情在宋仁宗到宋英宗时期发生过一次，那一次也是皇帝和儒家的硬刚。这件事情，使得懂得向上管理的官僚得到了升迁的机会，而固守儒家制度的人则被皇权视为异类，被排除在外了。在此之后，明朝特有的派阀之争彻底浮出水面。而嘉靖成了下棋之人。管人心，最终不外乎创建对立关系，自己成为下棋人。但这种管理是零和博弈，很难持久。通过建立对立，嘉靖暂时稳住了内忧，但是北方和南方的外患又陆续而来。 在北边，鞑靼部落诞生了黄金家族出身的英雄达延汗 统一了漠南蒙古，后来又诞生了更为雄武的英雄 俺达汗。1550年 俺达汗部队包围背景，以此向北京索取和平款项。 东南沿海的倭寇滋扰不断，嘉靖修仙花费繁多，每一项都需要经济支持，眼贴专卖已经不足维持，于是皇帝的代理宦官、户部、内阁一同把目光放在苏州的丝绸生意上，就是我们熟悉的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的剧情，这部剧非常还原历史。 整个明朝政府对于日本充满了不信任与厌恶，倭寇在沿海的暴行被认为是市舶司处理不当引起的，在1529年，嘉靖8年废止了市舶司太监，官方封锁贸易，但这种封闭的环境反而加大了走私，日本海商更是肆无忌惮的从中国直接走私进入日本庄园主的港口。原本依靠海上贸易的中国船夫和日本的浪人组织不断被迫壮大。日本走私的缓解要等到1584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的时候了。 在此之前，“倭寇”的定义已经不仅是日本浪人，还包括失去贸易资格的中国海民。他们逐渐发展成利益捆绑阶层性质的社会化组织，当这些人一致行动的时候就有军队的性质，中国海盗汪直实则是倭寇的头子。明朝招安了汪直后却推翻了承诺处死了他，对海盗组织和战斗力的低估，引发了嘉靖年间戚继光、胡宗宪的抗倭事件。“善战者无赫赫战功”，显然嘉靖是不合格的领袖。1567年，隆庆登基，明对周边民族的方针也转为缓和，并且适度放开了海禁。国人可以从福建的漳州出海做贸易。 穆宗隆庆在位5年，去世时由冯保代皇帝布了遗照，年仅十岁的太子朱翊yi钧登基，这就是日后的万历皇帝。

14-16世纪伴随着明朝统治的200多年里，日本倭寇的形成也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性质不同: 第一个阶段是14世纪上半叶，日本国内南北朝走向统一，旧有贵族没落武士阶级兴起，社会暴力气质惯性延伸向外至中国沿海地区。 第二个阶段是16世纪初，日本足利幕府时期，各地庄园主、武士团体争取海上贸易的时候，形成官办与海盗的混合编队。 第三个阶段是16世纪末万历时期，丰臣秀吉统治时期，为遏制其他庄园主武装势力，他在日本国内实行闭关锁国。日本国内趋于稳定，被打压的武装势力成为闲散人员不得不逃往海上，成为海贼。海贼起初是防止海狼侵害而出现的保镖团体，他们收取一定的报酬而护送商船，同时也顺道做一些贸易、抢夺一些落单船只。他们同海军也有一定的代理联系与政治勾连，渐渐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动画片《海贼王》就是依托这样的历史背景。 随着日本国内政治稳定之后，海贼的生存利益不得不向外行动，一部分与政治保护较少的海贼群体，缺乏生存能力从而依附于中国的海上自由商贸团体。这部分人员壮大后逐形成倭寇。 明成祖永乐大帝通过对北方游牧部落的征服，来强化自己皇权和合法性。从10世纪开始华夏被游牧政权压制的屈辱，随着永乐的北征而消散，此番壮举也是吴越地区政权空前绝后的。瓦剌部族算是森林之民，刚从狩猎进入畜牧生活，与之对立的部落是鞑靼人(属西北蒙古的一支)，借着靖难之役时，这两部落都有一定的壮大成为明朝北部最大的防患。 其实在朱元璋的时候，其智囊刘伯温曾说过：东夷和北胡不一样，虽不是心腹之患，但就像蚊牤一样心烦。朱元璋在临终前也颁布了祖训，指出了15个不可随意征讨之国，日本也在其中。洪武之后到永乐，华夏内部陷入了政治恐怖的内耗——秘密的警察机构东厂成为监视儒家官僚的正当机构，这也给了日本喘息的机会。 从永乐—仁宗—宣总—英宗，这四位皇帝都是通过对北方游牧部落的压制来弱化靖难之役的污点。直到英总被俘，皇帝与儒家官僚之间的内耗材得以缓解。朱元璋之初建立的禁欲农本经济方式使得社会发展迟缓，将近100年后，英总时期被太祖打压的银本位货币又逐渐登场了，让南方儒家官僚有钱赚也标志着英宗复位后的成熟和让步。

14世纪的东亚世界却开始有了松动 元末落后 东亚爆发了反击和解放的浪潮，朝鲜半岛出现了短暂的真空期，统治了5个世纪的高丽王朝换成了李氏朝鲜，同时期1392年，日本南北两个政权统一，足义利满称霸。成为室町幕府最盛期的缔造者。整个东亚古老的贵族阶级没落，日渐衰微，新兴阶级开始掌握主动权。由于唐 宋 元的文化基础，东亚的文化空前一体化，成为一个用于共同历史的中国文化圈。 高丽弃元投明 在元帝国内部，高丽不过是封土之臣，忽必烈一方仅视高丽女性为联姻对象，却要求高丽所有的王妃均出自元室。高丽王室中憋着一股逆反的情绪。不过很微妙的是，这种情绪在元顺第的时候好转了，高丽贵族之女奇氏成为元顺帝的二皇后之一。奇氏所生的儿子后来成为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他在位期间启用了 扩廓kuo帖木儿，王保保。他的养父是元末的大将察罕帖木儿。《倚天屠龙记》里将他刻画成赵敏的父亲。但实际历史记录里察罕帖木儿无女儿。 高丽奇氏给飘摇的元庭带来了高丽淫奢糜烂之风，把女仆全都换成了听话会服侍又有心机的高丽女人。在高丽，奇氏仗着有宗主国元朝的撑腰，对高丽王室也起了挑衅之举。4个世纪以来忍受宗主国的压力和怨气，导致高丽皇室把怒气指向了奇氏，拿奇氏家族开刀，并一不做二不休的废除元代年号。当然这也只是积怨爆发的结果。其实在元顺帝时期的1354年，高丽为配合元抗击红巾军，出兵了2000人，但蒙古将军妒忌之心怕功劳被抢走，在关键时刻撤走军队，导致高丽打败，此后不久，高丽看到元的败势便反元了。高丽同张士诚、方国珍，在暗中都有物资贸易的往来。 12-15世纪，这近4个世纪来，高丽面对宋-元-明的更迭频繁，也是束手无策。支持宋朝，不久又成了元朝，在元朝地位刚刚得到了好转，又发生了起义，在翻天巨浪中沉沉浮浮，只能任由时代洪流冲击。1392年高丽军事贵族李氏发动政变，建立政权，为了稳定果实，便下定决心追随明朝，朱元璋册封其为朝鲜王，从而正式结成了宗属关系，也稳固了李氏在朝鲜的统治，朝鲜贵族全面儒家化。社会层面佛教化。该时期，在中国文化的哺育下，朝鲜的成就远高于日本。明朝基于对朝鲜的文化管理模式，后来渐渐发展成为朝贡的原则。 如果说更改教科书，韩国人近几十年来也是不惜余力。韩流通过无脑的娱乐综艺试图洗刷掉其历史记忆，反而自以为是的认为韩国文化优于华夏。面对这种明抢暗偷的臭毛病，确实我们自己也要清楚这段历史。墙头草会有一个特点：骨软、嘴甜、心眼多。

元朝虽然是横跨欧亚的帝国，但不能算是皇帝制度，而更像是元老院的贵族制度，元朝有丞相，其地位尊贵。而朱元璋一开国就废除了丞相，他深知此职位可能成为君王代理过程的利害。这应该也和他自己做过龙凤朝廷的丞相有关。朱元璋最终实现了王安石的理念，当着皇帝的同时操着丞相的心。这样的做法在整个明朝带来的问题是，明朝皇帝 公务繁忙，不是每个皇帝都醉心承担皇帝义务的，有的皇帝会厌倦工作，而最终的裁判员是皇帝，所以官僚之间会互相推责；皇帝当裁判员偏袒了又怕被言官指责，所以就导致后期有些话要靠宦官表达，宦官成为皇帝和儒家官僚之间的缓冲区，矛盾大到一定程度，拿宦官祭旗，再换一个就是。 军制上：蒙古是军民一体，明朝是军籍和民籍分开的，军籍是世袭的属于中枢，军户不能做文官。但是明朝为了防止刚建立时的脆弱，故而学习汉朝保留了同姓藩王的制度，藩王可以招募私兵，在特殊时候勤王保护皇帝。朱元璋以为只要制度写的足够好，后代们自会照做。要说有没有人提醒他？我想肯定是有的。只是考虑到眼下建国之初国防需求和对内稳定需求的利大于弊。 行省三司（军政、监察、行政）为了减少冗官 行政方面：明朝在地方的军政机关是都指挥使司——都司（一人正二品）。负责管理卫所、千户所和百户所等军事组织，统辖卫所军户，负责军事防御与屯田。全国共设有16个都司和5个行都司‌。 监察机关叫提刑按察使司——按察司 起源于元朝 肃政廉访使司。作为中央监察机关都察院在地方的分支机构，对地方官员行使监察权‌。这也是行省制度的一大特色，所谓的行省的省长是临时派驻地方的中央政府。 承宣布政使司是地方行政机关，负责民政、财政、户籍、赋役、科举等事务。布政使司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从二品），掌管一省的民政和财政事务。布政使司与按察司、都司合称为“三司”，互不统属。 税收制度方面： 元朝的行省制度带来了类似于西方的包税制，承包收税的人往往是放弃了道德和修身追求的酷吏，他们往往黑白通吃，给中原带来了恶劣的税收制度。这些人包税人不敢欺惹王族、重臣、寺庙 因为这些团体都有免税的特权。再叠加金银利差的掠夺，底层人民成为待宰的羔羊。 朱元璋在开国时 重农抑商 把国家财政的大宗定为 田税而且是实物税，为了限制银和铜等金融工具的使用，最大限度的限制资本。 可想元末明初的时候，社会苦于金融工具和利息很久了。以实物交易就是劳动的世界，彻底的自给自足同时民间“片板不入海”的禁令，一世农业国家以农业立国之本，二是防止海上走私带来的金属交易。打开国门意味着编户齐名不受管制，这是朱家不可容忍的。更何况13-14世界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用资金在华夏的土地上暗中较劲。在中国的历史上，统治者一直在寻求着 官僚资本与民生的平衡点。 “里甲制”的纳税组织结构：110户家庭是一个里，从中选出税额和壮丁数量最多的10户做里长，其余100户分为10组，组被称作甲，负责人是甲首，里长甲首的日子不好过，收不上的时候自己补齐。所以能被推选的出来的，起初也都是有点家底的人。可是这批人赶上连年灾荒的时候，就会容易返贫。所以明朝初年的这些税收制度，在社会层面抑制了创新，宋朝积累的精神的开放，元朝积累的市场的开放，在明朝一切归零。可以说华夏文明，从14世纪开始动力减弱，内耗和内部阻力变大。

龙凤朝廷所占领的势力范围，也是出文人谋士的地方，这就是浙江的金华学派。朱熹学派的继承人，传自朱熹的高徒兼女婿黄榦gan,明初大儒 宋濂、章溢就是该学派的。金华还出了一位名人，他虽不是金华学派，但在朱元璋的部队里是极其重要的军师，提出了“高筑墙 广积粮 缓称王”9字方针的刘基 刘伯温。金华学派最出名的口号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经过宋元之变，江东已经开始认为自己是中华的正统了。金华学派在排除异己方面与红巾军弥勒信仰的口号可谓是一致。但这里就会产生一个矛盾：民间迷信信仰与理性的儒学之间有了冲突的裂痕。这两在各自的世界里，隔空排斥，深怕被说成 支持对方。战功的将军都是白莲教出身，谋臣又是儒家学子。龙凤朝廷一只小心翼翼的剥离自己双重人格（教派）的一面，只强调自己身为宋国皇帝的一面。教主小明王的一面被搁置。这中间的裂痕给了朱元璋日后在内部去“白莲教”化的人才保证，注定了就会有一场“功劳、立场”之争。但这些是胜利之后的事情。 此时，除了元朝军队之外，龙凤朝廷还要面对与张士诚和南方红巾军的争斗，才能没有后顾之忧的北伐。 张士诚以前是元末起义军后来被招安立于元之下，不足为患——不够独立，外部没有骨气。顺便提一句，写《水浒传》的施耐庵，他36岁时与刘伯温为元朝同榜进士。施耐庵之后加入了张士诚的起义军，刘伯温加入了朱元璋的起义军。或许故事里的鲁智深，是施耐庵给自己和作品自保的一个出路吧。 陈友谅控制了湖北&江西，水军的机动性强，后勤物资的补给能力强。但是因与教主 徐寿辉意见不合 在采石矶杀了教主，自己做了皇帝。采石矶（马鞍山）是金陵的屏障，守住这里，就守住了南京。 陈友谅截杀其主，威胁不下，名分不正；最终不过是内斗不断地邪教组织——缺乏普世的组织目标，内部血债的诅咒。 此时作为龙凤朝廷丞相的朱元璋定的策略是 先灭陈，则张氏孤立。1363年7月，鄱阳湖之战，陈友谅战死。同年9月 苏州的张士诚自称吴王，但其 背后的元势力却没有同意。

从13世纪开始，地球开启了 长达200年的小冰期。寒冷期会伴随着植物光合作用的减慢，大气碳循环减弱。随之引发生态蝴蝶效应：草原干旱、中原粮食减产等。。。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帝国不得不弃用废弃多年的隋唐大运河，需要巨大的劳动力疏通河道，这种劳役就孕育了“石人一只眼”的童谣。 小冰期在200年后的15世纪结束，地球自我修复碳总量平衡，导致活火山开始频繁运动，随后引发飓风、洪涝灾害的增多。黄河也开始频发水患。这个时间点被嘉靖皇帝遇上了。很多气候的事情他此生也是第一次见，所以在那种情况下，可以理解他要修仙的行为。对未知力量的渴望是没有有英雄情节的人所追求的。

1.平台很重要，朱元璋的平台是一个已经运作成功的平台——韩山童的龙凤朝廷 2.举荐、使用他的人要厉害、郭子兴在龙凤朝廷里 有兵有钱，认可朱元璋。更是把义女嫁给了朱元璋。——广积粮 3.自己要正直、厉害。德不厚，众人不服，为人不忠不义，只会引来内部火拼。——高筑墙 4.时机，通过运作和博弈，得到的概率要多，不能输光，得在牌桌上——缓称王

可以肯定的是张雪峰是成功的商业才俊。在市场条件下，他面对的是资源性质的、非市场化的对手。他揭开了信息差的一角，市场是认可信息的，所以他的商业行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影响力太大了，大到影响人才培养的供需关系了，所以又可以当做一种社会现象来分析和批判。 把时间拉长来看，“张雪峰现象”会使得好就业的专业，也会在几年后出现供大于求的现象。因为中国教育的招生计划会参照往年的专业填报率。就会产生“今年报的多，明年招的多，招的多，开设该专业的学校就多，发生报考和学位的螺旋强化。”这就会导致，还没毕业呢，当年好就业的专业在市场上已经供大于求了。 而学界对于市场来说是滞后的，即便市场上人才多到沉淀，学校短期内很难缩招。10年前的土木工程，5年前的计算机。。。都是炙手可热的专业。 上大学当然要为了就业，购买填报志愿服务也是你情我愿的商业行为。但与他相关的自媒体，将直播回放和填报服务内容在公域网络上传播，广告效应会放大焦虑 影响家长判断，另一方面影响大学教育培养的供需关系。这会浪费 人的才智资源和教育资源。 孔子说的君子不器！庄子五石之瓠的故事，都是在说，学习是为了活的像个人，而不是卷成失去判断的工具。

怨气和风骨是变革社会不可缺少的两个条件。 元朝末有所有反叛军的社会环境均达到了上述的条件，但是其中具有规模的需要依着天下粮草，这其中就有这么几只队伍： 浙江的方国珍(vs孛罗帖木儿)，他像是王下七武海一样的角色，打着元朝的旗号 干着海盗的事情，打败了孛罗帖木儿 攻入了元的海运基地江苏刘家港，太仓尽归方国珍； 江苏的张士诚(vs脱脱)，他占有了江南的金库+粮仓+淮盐贸易，张士诚的个人魅力还不错，受梁山泊文化的影响，也是位有侠气的领导者，同脱脱开战，是叛军中最早称王的。 还有一只是，江南的红巾军—以白莲教为基础，其领袖是韩山童和刘福通， 这便是后来朱元璋发家的队伍； 在管理学里，能形成组织力的工具，一个是利益绑定，一个是精神信仰；而后者显然更稳定和持续。在讲以白莲教为基础的红巾军时，我们来介绍一下当时社会关于弥勒信仰的社会背景，白莲教是以弥勒信仰为社会基础演变而来的地方化组织： 弥勒是“慈悲之人”的意思，体现了那时社会民众在苦难中的美好盼望，以及对于现实佛的失望。弥勒信仰认为未来必有干净的乐土出现。但这种思想实则是十分危险的，因为面对现实的骨感和未来的丰盈，乌合之众很容易对现实进行无休止的破坏。当时持弥勒信仰的人，就这样不经意间形成了一种组织力，他们集体诵经，心生喜悦（心理学上称这种喜悦是高压下放纵自我的即时快感，旧社会时期女性在这种机会时往往更会为感动和喜悦）。北宋仁宗时期的名臣文彦博就镇压过弥勒教。 从南宋到元代，这不到百年间，以此净土信仰为基础的民间宗教有白莲教、白云宗。他们对于禅与净土的理解在底层价值上是一致的，又加入了弥勒盼望的思想，甚至还引入了摩尼教的元素（明教），白莲教将天主教、拜火教、佛教各类杂糅，覆盖了苦难民众的各类客群。它的性质决定了，最终会走向政教一体的组织，这也决定了它最终的失败。因为中国自古以来的儒家政治从不相信宗教主义的鬼话连篇。 红巾军的组织愿景就是以上 盼望+信念。所以对于清末 洪秀全说自己是圣弟，我相信他是明白其中的缘由的。

北魏孝文帝的汉化南迁；隋炀帝的大运河；唐宋科举的江南学子；明朝的双都策略；清朝乾隆的六巡江南； 均是要保证这条生命线的安全。我们来看看元朝是如何失守这条生命线的。

日本趁着元-明切换的权利真空期，庄园主们依靠中国的造船技术改造了原本落后的船只，为即将到来的大航海时代填补了技术空白。为什么会发生这一系列的现象呢？ 我们知道，在过去，南船北马是古代中国的贸易特色。南宋时期南北方港口往来的船只 五彩斑斓的非常有特色好识别，这其实是福建生产的船只。因他们从南方到北方最远的港口是山东，所以也被称为山东船，后来清朝由于这两地的传统，分别组建了南北水师部门。 话说回来，船只的主要材料是杉sha木和松木，而福建的杉sha木因耐咸水耐腐蚀而出名。北方的木材不耐咸不耐腐。当时造船的水平和质量是 福建船 优于 广东船 优于 浙江船。而日本的造船技术，远远落后于南宋，日本船只较小，船底平，很难破浪，风帆也是悬于桅杆，动力小不适合远行。《筹海图编》中论述了大量的日本船只与中国船只的区别。 福建的造船术流向日本其实是一件谋利的商业现象，并非现代商业竞争护城河的比拼。福建的商人低价购买了日本船只，在福建船厂改造后，又高价的卖给日本。就这样，日本最早体会到了来自大国技术福利的恩惠。借此机会，我们来简单的聊一下福建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