怨气和风骨是变革社会不可缺少的两个条件。
元朝末有所有反叛军的社会环境均达到了上述的条件，但是其中具有规模的需要依着天下粮草，这其中就有这么几只队伍：
浙江的方国珍(vs孛罗帖木儿)，他像是王下七武海一样的角色，打着元朝的旗号 干着海盗的事情，打败了孛罗帖木儿 攻入了元的海运基地江苏刘家港，太仓尽归方国珍；
江苏的张士诚(vs脱脱)，他占有了江南的金库+粮仓+淮盐贸易，张士诚的个人魅力还不错，受梁山泊文化的影响，也是位有侠气的领导者，同脱脱开战，是叛军中最早称王的。
还有一只是，江南的红巾军—以白莲教为基础，其领袖是韩山童和刘福通， 这便是后来朱元璋发家的队伍；
在管理学里，能形成组织力的工具，一个是利益绑定，一个是精神信仰；而后者显然更稳定和持续。在讲以白莲教为基础的红巾军时，我们来介绍一下当时社会关于弥勒信仰的社会背景，白莲教是以弥勒信仰为社会基础演变而来的地方化组织：
弥勒是“慈悲之人”的意思，体现了那时社会民众在苦难中的美好盼望，以及对于现实佛的失望。弥勒信仰认为未来必有干净的乐土出现。但这种思想实则是十分危险的，因为面对现实的骨感和未来的丰盈，乌合之众很容易对现实进行无休止的破坏。当时持弥勒信仰的人，就这样不经意间形成了一种组织力，他们集体诵经，心生喜悦（心理学上称这种喜悦是高压下放纵自我的即时快感，旧社会时期女性在这种机会时往往更会为感动和喜悦）。北宋仁宗时期的名臣文彦博就镇压过弥勒教。
从南宋到元代，这不到百年间，以此净土信仰为基础的民间宗教有白莲教、白云宗。他们对于禅与净土的理解在底层价值上是一致的，又加入了弥勒盼望的思想，甚至还引入了摩尼教的元素（明教），白莲教将天主教、拜火教、佛教各类杂糅，覆盖了苦难民众的各类客群。它的性质决定了，最终会走向政教一体的组织，这也决定了它最终的失败。因为中国自古以来的儒家政治从不相信宗教主义的鬼话连篇。
红巾军的组织愿景就是以上 盼望+信念。所以对于清末 洪秀全说自己是圣弟，我相信他是明白其中的缘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