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时期  中央的行政管理在落地时显得缺乏自信，比如：

1.清查土地收回国有，却没有再度发展土地私有制建设，以避免自由农破产的事件再度发生。

2.虽然重视儒学，试图培养官僚人才，但继续用举孝廉的人才选拔制度并没有给有政治抱负的士子提供上升的通道。

3. 虽然军权收回中央，但在行政管理层面上，官僚阶层中充斥着大量豪族利益的代理人，这些官僚的心思不在皇帝和老百姓身上，而在利益和奢华的生活上。这就导致东汉的皇帝又不得不轮番使用外戚、宦官阶层来制约官僚、豪族，而这加深了中枢内各组织集团的信任危机。军权可以防止突发事件，但是行政层面的恶化则是温水煮青蛙。横观历史，对于农耕文明来说，有两大周期性的危机，

分别是：官僚制与皇权的信任危机、还有  自然环境变迁引发生存资源短缺的危机。面对这两种危机，军权是无力的。

东汉政府能在一开始就面临着官僚信任危机的情况下，依旧能靠“血缘的正统性”坚持200年统治，一方面感谢儒家文化形成的家-国社会的稳定性。一方面则要感谢汉武帝时期的张骞与大月rou氏zhi(现阿富汗境内)建立了深厚的贸易关系。大月氏与匈奴虽都生活在草原，但之间因为争夺生存资源，所以有着不可调和的世仇矛盾。汉帝国时期的大月氏已经发展成当时世界上四大帝国之一的贵霜帝国（其他两个是罗马帝国和帕提亚帝国也叫安息帝国）。公元48年，夹在汉帝国与贵霜帝国之间的匈奴部落逐渐分裂，离 中原近的南匈奴迁入中国生活。而北匈奴被迫西迁至欧洲多瑙河地区。匈奴的战斗力极强，挤压了久居于此的莱茵河东的日耳曼部族。收到挤压的日耳曼部族，由于和罗马帝国的常年接触，对罗马制度十分熟悉，越来越多的日耳曼人以雇佣兵的形式加入罗马军队，以此可以获得罗马公民权。这个时期，基督教在于犹太教和罗马尊重多神的信仰斗争中，破茧而出。

佛教此时也沿贵霜帝国疆域的巴米扬地区传至西域地区，随后进入中国。佛教的传入，为许多没有机会进入政坛的儒家学生提供了新的学习机会与政治探索。而道家学子则在对现实政治的无耐中进入自然条件清幽的巴蜀和秦岭的深山里继续探索精神世界。能低成本和轻便的传播这些所谓的“神学”也要归功于东汉时期蔡伦发明的造纸术。对神学精神世界的追求，成为失意学子和底层人民在乱世中的福音，也在悄悄孕育着中国之后的政治学术。从公元1世纪开始，气候对农业区比较友好，此时的地理大变迁，如原先楚国境内“云梦泽”（洞庭地区）的湿地沼泽 逐渐干燥成为陆地。勤劳的农民此时可以南下开发土地。在秦汉的体制优势和气候友好的环境下，东汉帝国一致坚持到公元2世纪，直到一场长达数十年的瘟疫刺穿了东汉的社会结构。

下一讲我们将进入 英雄辈出个体超越的时代——三国时期。

期待与您的下次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