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末期，因为军事频繁的收税，而基层官员将完成税收业绩的简单化处理，有时竟使用起了包税制。致使底层人民苦不堪言。自己种地交税后所得还不如给别有钱人种地所得的多。于是许多身为帝国有产阶级的自由农不惜卖掉土地成为破产的农民 给有钱有实力人打工或者成为奴隶寻求保护。这种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关系，逐渐壮大了豪族的人丁组织力，严重伤害了中央政府的编户齐名。

另一边，举孝廉的官僚选拔制度，使得豪族家族推荐家族代言人进入官僚体系。地方官僚和豪族形成利益联盟，趁机压低土地价钱大量收购。官僚豪族阶层在地方开始崛起，甚至拥有了以家奴为主的私有武装力量。当这些大家族开始不愿配合帝国频繁税收时，中央帝国权利开始面临有地方族群的威胁。

面对刘氏宗亲、官僚阶层、豪族群体 体系性的腐化，汉武帝垂暮之时也不得不反思自己的行为过失。武帝之后，连续四位皇帝，主少国疑，均有母亲代为主政。皇帝们母系外戚进入权利中心，这些权力新贵势必要与老豪族抗衡。

王莽背后的王氏家族是当时权倾朝野的外戚世家。两种不同势力抗争的结果会导致政治道德和法理的双标化，而双标对于官僚体系的执行标准是极具破坏力的。这种破坏力最终会挤压到社会层面伤及普罗大众。

到了西汉末年，旧生代以土地兼并兴起的豪族势力变弱，原本这些土地豪族可以一定程度维系与农民的关系稳定。当土地豪族破落再无力维系农民阶级的生活时，社会矛盾也会反噬回中枢朝廷。即便王莽在豪族家族里是个生活节制且有精神追求的个体。在公元9年王莽废了小皇帝 取而代之后，励精图治的改革。但因为缺少军事实力、政治正统性和体系化的改革路径，会演变成一场打压权贵，权贵又向下挤压人民，恶化社会活力的分肥事件。底层人民生存结构其实并没有得到改善。长期积累的不公平感而且看不到希望，使得底层农民势如破竹的形成革命的力量，农民起义在历史上再次爆发。而被打压的贵族对王莽政权本就没有忠诚度可言。王莽陷入了缺乏正统性的局面，当儒家的官僚阶级对王莽的正统性认可度不高时，会在机会到来时选择回归正统性。

公元25年，在学界、政界纷纷对正统性的期盼中，西汉宗室刘秀恢复汉政权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刘秀取得政权的过程远远比他祖先刘邦幸运的多。没有经过硬仗的洗礼，没有萧何、张良、韩信这般的中流砥柱。东汉在建立之初，就面领着中央威信和地方军事组织力互相拉扯当中。为了杜绝“王莽篡汉“的行为，光武帝刘秀做了几项措施：

1、剥夺相权，削弱三公裁断政务的权利，加强皇帝专属的秘书机构—尚书台的作用。

2、去官僚化-减少地方公务员编制，有效的减少了官僚制度对社会层面的挤压；3、去军事化-减少郡县的驻军数量，用募兵制辅助，裁撤地方武将官职交由文职官员太守、刺史管理，稳定中央政权。

4、将对外征战的军事权利收回中央，借此扩大中央军实力。

我们来看看这些当下有效的政策由于条件限制，为日后留下了哪些隐患：

东汉政权从建立之初，一直伴随着权贵阶层与皇权的信任危机。虽然整合了西汉的制度增强秘书机构-尚书台的作用，加强皇权直接干预地方政策的能力，同样的政策在不同时期、不同能力人的执行下结果肯定不同——这是人性的释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