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话：颠覆性讲述真正的中国历史真相

大家好，我是枫落白衣，公元1644年，一个叫爱新觉罗的家族领着一群东北人干掉了朱元璋的子孙们，入主中原。 这些家伙原来的信仰是萨满教，标准姿势就是今天东北流行的跳大神，正式名称是萨满舞，一般是两个人跳，一个叫大神，一个叫二神。据说，这玩意包治百病，也可以驱邪，降魔，祭祀等等，总之一句话，你想得到某种东西，或者想驱赶某种东西，咱就开始跳，一不留神愿望实现了，那就是大神儿显灵，如果最后没啥效果，那是你的心不诚，后来这东西还催生出了一种艺术形式，今天东北著名的二人转。 我们说爱新觉罗这群家伙当然不是简单的大老粗，他们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这套萨满教相对于人家存在了上千年的儒释道三门学问，根本就不够看，拿不上台面。所以到了中原，马上人模狗样起来，一往情深地扎进了儒家的怀抱，大力推崇孔子。当然，这个也不奇怪，儒家历来是中原王朝的统治思想，历史上无论儒释道三家斗得多么厉害，在帝王心中，儒家老大的位置是没有被撼动过的，只是释道两家谁是老二的问题。 那么，这一次谁当老二呢？不用说，肯定是佛教，为啥？因为你只要看看这群东北人的老丈人就知道了，全都是膀大腰圆的蒙古大汗，而在元明两朝之后，藏传佛教在蒙古的地位嗖嗖滴往上涨，所以，藏传佛教在清朝的地位也是相当地高，北京现在的雍和宫，本来是雍正大皇帝早年的王府，后来为了表示尊重藏传佛教，就改成了喇嘛庙。王府里面曾经香气扑鼻的闺房，现在都能住大和尚了，你说它的地位高不高吧？ 不过呢，清朝统治者的大脑比他们蒙古老丈人要发达一点，不像那群岳父们当政的元朝，把喇嘛教捧到了天上，最后却丢了天下。清朝皇帝们信喇嘛教纯粹是政治需要，喇嘛们本身的政治地位并不高，这个前面介绍密宗时我们就说过了，什么达赖、班禅这些活佛，清廷要是说你不是，那你就不能是。 而且，比起藏传佛教，清朝很多皇帝从佛学理念上，好像更认可汉传佛教，比如说那个传说中在五台山出家的顺治皇帝。虽然顺治出家只是民间传说，没有任何史料支持这一观点，相反，认为他死了的证据却很多，但此人也确实写过一首诗，或者叫偈子，其中有“我本西方一衲子，为何落在帝王家”的字样，并且他生前也确实经常找汉传佛教的大和尚给他讲课，看起来，这哥们对他自己的投胎技巧不太满意，当然，大多数人认为这就是凡尔赛。 除了顺治，还有自称“圆明居士”的雍正皇帝，对禅宗是既推崇，也很有研究。你要知道，在整个清朝的统治时期，唐朝之后唯一能和净土宗抗衡的禅宗，也逐渐日落西山，原因就是前面说过的“禅净双修，净土为归”的理念，在清朝江湖上，出现了净土宗一家独大的局面。 尽管雍正大皇帝极力批判这种现象，甚至以皇帝至尊的身份满大街吆喝，说禅宗这玩意好啊，一瞬之间就可以顿悟成佛，多好。只不过他再强势，也终究是抵不过老百姓的喜好，那净土宗不需要想太多的逻辑，不需要学太多的知识，全身心地信，加上念个佛儿就能死了之后到一个无比美好，要啥有啥的世界，听起来是既合理，又让人向往。而顿悟之说实在是太飘渺了，悟了之后，啥好处也没得到，还是要修净土宗，那我要你这个顿悟干啥？还不如回家炖大白菜呢。 但前面我们也说过，净土信仰这种有神仙参合进来的佛教，虽然很容易被老百姓接受，但也很容易就导致社会上产生一些丑恶现象。今天佛教历史研究人员都承认，晚清到中华民国这段时间，是佛教界公认的寺院大和尚们行为最差劲的时候，具体来说，就是大家都不怎么清修了，也不钻研佛法了，一门心思地想着怎么顺应民意，搞法会，做法事，赚死人的钱。 当时社会上，老百姓一边是强烈地鄙视这些和尚们，一边又有无数的人为了在西天弄一个好位置，不断地去贿赂大和尚们。有钱人一掷千金，没钱的也经常哆哆嗦嗦从口袋里排出几个大钱，交给和尚们。当然，客观地说，这并不完全是某一个宗派的责任，但净土宗是十大宗派里面宗教色彩最浓厚的一个，也是这时候最盛行的一个，这也是事实。 这种宗教色彩反应在佛教上，就产生了下面三个现象。 第一，六道崇拜盛行。六道和轮回这样的概念，本来是释迦牟尼老师顺手从婆罗门教借过来的，他老人家想说的是，六道众生皆苦，为了脱离六道轮回，一定要勤修佛法，方可涅槃，获得永久解脱，否则生生世世都在六道里面轮回煎熬。可惜的是，在明末乃至整个清朝，这个概念被无限拔高了，而其他佛教概念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一些念了半辈子阿弥陀佛的信佛之人，却连“四真谛”是啥玩意都不知道，很是可怜。很多人开始专门研究三世因果以及六道轮回，像《三世因果经》这样，公认的由中国人自己编造的经书，也被加上“佛说”两个字，变成了《佛说三世因果经》而大行其道，大和尚们对此不仅不拨乱反正，反而推波助澜，在寺庙里面公然赠送。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佛陀所预言的末法时代，如果是，那这老爷子当年还真是挺牛掰的，相当地厉害。 第二，由于过度宣传六道，导致了祈福，改命，添寿等行为，正如思想家黄宗羲说的那样，“与鬼神交手为市”，就是和鬼神做买卖的思想被大家统一接受。结果呢？大家去庙里烧香跪拜，不是为了尊重释迦牟尼老师，想学习他的思想，而是去求佛或者菩萨保佑这辈子升官发财，死了去西天，或者来世再有个好出身等等。 虽然我们说从明代开始，这事儿就在渐渐增多，但明朝那时候，至少有很多知识分子是不赞同的，甚至是抵制的，大才子徐文长就曾经写过一副对联来讽刺这种现象，说“经忏可超生，难道阎王怕和尚?纸钱能续命，分明菩萨是赃官”。但到了清朝和现代，就很少有人强烈抵制这种情况了，每年初一，都有大把的人拿着大把的钞票，去庙里等着烧第一炷香，求菩萨保佑他升官发财。你要是进去鞠个躬，说老师过年好啊，学生给您拜年了，然后一炷香也不烧，一个子也不捐，一个愿也不许，掉头就走，那反而成了另类。 最后一个现象是偶像崇拜日益严重。这等于是重新回到了佛教早期进入中国的时代，把修建佛像，建造寺庙看作是功德，很少有人继续钻研佛经和佛理，即使是研究，也无外乎是什么《地藏本愿经》这类的大肆宣言六道和佛像崇拜的经书，像《瑜伽师地论》，《楞伽经》这类经书已经很少有人问津了，甚至连名字都很少有人记得了。 我们说如果仅仅是上面三个趋势也无可厚非，这说明佛教的宗教化越来越明显，老百姓需要宗教，它也不一定完全是坏事儿，至于说释迦牟尼老师的思想，他自己都不太在乎，我们也就无所谓了。 但有一件事，那一定是坏事，就是大和尚们用六道轮回来吓唬人，宣言恐怖的三世因果理论。如果说仅仅按照你作恶还是行善来吓唬你，这还没啥，甚至是好事，但和尚们根据别人对佛教的态度来决定人家死了到那儿去，那就是过分了，你说一句和尚不好，他说你“谤佛”，诽谤佛祖，死了就要下地狱，这简直和真正的佛教相差十万八千里。 所以呢，从晚清到民国，佛教处于一个很奇怪的境地，一方面是由于害怕六道里面的畜生、恶鬼和地狱道，加上大和尚们宣传佛菩萨有求必应这类神话，迷信和法事几乎变成了佛教的全部，大和尚们看起来很受欢迎； 另一方面，由于和尚们的贪得无厌，和大量愚昧迷信导致的悲剧，寺院和僧人尼姑们又被老百姓痛骂，有一句著名的谚语，叫做“地狱门前僧尼多”，我考证了一下，发现原话是“地狱门前僧道多”，这本来是一句把大和尚和小道士都捆在一起骂的话，后来居然变成了“地狱门前僧尼多”，专门指责佛教徒的了，大和尚和小尼姑们那就有必要反思一下了，咋整成这样了呢？ 但是，即便在乌云满天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有一缕圣洁的阳光洒下。晚清，有一位不是大和尚的佛教徒还是很值得人尊重的，他就是生于1837年的杨文会，被称为“近代中国佛教复兴之父”。 有一句话叫“国士无双”，这话要是你对着镜子说，那你是自吹自擂，但这样评价杨文会的，是曾国藩、李鸿章这类的牛人，史书上多次重复“以国士目之”，那意义就很不一样了，这说明人家杨文会确实不一般。他对于佛教的最大贡献是建立了金陵刻经处，刻经的意思就是印刷佛教经书，金陵自然就是南京，这个地方在今天南京淮海路上，很遗憾，上次去南京错过了。 杨文会在金陵刻经处讲学40多年，刻印流通佛教经典一百多万册，很多经典都是当时国内失传了的，他花大价钱从国外弄回来的，包括唯识宗、三论宗这样偏理论的很多经典，这对于佛教复兴来说，确实是雪中送炭一样的作用。 不仅刻经，杨文会还收徒传播佛法，门下出了像欧阳竟无、章太炎和太虚法师这样了不起的人物，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太虚法师，他是现在流行的“人间佛教”的第一位倡导者。 所谓的人间佛教，就是把佛教的道理用在现在人类的日常生活中，当然，要加上一些变通。比如说念佛的那个净土宗，一直以来，都是死了之后才能去西天净土，但是人间佛教的信奉者，在不否认西天净土的前提下，提出了“人间净土”的概念，也就是与其一生战战兢兢念佛烧香以求死了之后去西天，为什么不努力适应甚至改造我们的这个世界，让它变成净土呢？ 关于人性和佛性之间的关系，太虚老和尚提出了比禅宗更进一步的思想，他说“仰止为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这已经不需要顿悟了，你只要老老实实，做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做事对得起社会，把人做好，就是当代之佛，就成了，就差没喊出“好人成佛”四个字了。他的这种理念后来被他的弟子印顺法师、圣严法师，还有前些年圆寂的台湾星云大师广为推广。 这些主张除了对现在人有鸡汤一样的指导意义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那就是改变晚清以来佛教沦为迷信和敛财工具的状况。 圣严法师就曾经描述过他看到的各种老百姓对佛教的误解，然后总结说，老百姓已经把“信佛，看成是祭祖、拜神和敬鬼这类的风俗”，他说佛教不反对这个，但是佛教也不是“死人之佛教”，我们有责任让大众知道佛教的本来面目，应该是做“活人的佛教”，这也是人间佛教强调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 当今世界，星云大师1967年创建的佛光山，实行的就是太虚大和尚等人当年提倡的人间佛教，它的未来如何，尚未为可知，不过在我看来，做“活人的佛教”，让大家心存光明，乐呵呵地积极做人，总比做“死人的佛教”对这个社会有更大的，更积极的意义，也更接近真实的佛教思想。 最后呢，我想用一个禅宗小故事来结束这个专辑。大家知道，禅宗的历代祖师去世之前，都要留下一个偈子，也就是一种类似五言诗词的东西，据传说，这个习惯开始于释迦牟尼老师，他在把禅宗传给摩诃迦叶的时候，就留下了这样几句话：“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付无法时，法法何曾法?”凭我对佛教的理解，这个偈子虽然佛理深刻，但不一定是释迦牟尼老师本人说的，这里不解释，因为解释不清楚，并且，它也不是重点。重点是，从有禅宗的那一天开始，临死之前说几句神神叨叨的话，就如同电影里英雄牺牲之前要交代后事一样，成了禅宗高僧大德圆寂之前的一个保留节目。 公元1163年的一个晚上，有一个禅宗老师父要圆寂了，弟子们围在床前，一开始是等，后来就变成了催，师父，您可别急着咽气啊，死之前必须得留下点儿话，一定要写个偈子啊，可这位禅师明显准备好了，乐乐呵呵地一心想着去死，不想写。没办法，弟子们最后只好苦苦哀求，老和尚躺在那儿烦得要死，你们这么呱噪，俺还咋舒舒服服地死？最后，这位禅师气得一转身就坐了起来，大声说道：“无偈就死不得吗？”然后抓起笔来，写下了下面的偈子，“生亦只恁么，死也只恁么。有偈与无偈，是甚么热大？”你要是目瞪口呆地说，这是什么大白话？那你还真错了，这不是大白话，是他那个小地方的一种方言，或者说是大白话里面的大白话，翻译成普通话就是：生啊，死啊，都是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留偈子，不留偈子，又有忒么什么区别？接着，这位叫宗杲的大和尚把笔一扔，心满意足地蹬腿死了。 然后呢，咱们的专辑也结束了。谢谢大家，中东史话再见。

大家好，我是枫落白衣，前面我们说了宋元之时，尤其是元朝，佛教出现了世俗化的倾向，宫廷内外，充斥了大大小小的僧人们，元顺帝还从这些家伙那里学会了双修法。正所谓国之将亡，必有妖孽，种种怪象，让人不禁疑惑，这还是那个明心见性之佛教吗？ 这一切，都被一个人看在眼里，那就是明朝的开国之君，朱元璋朱大皇帝。此人在获得皇帝这份工作之前，也曾经干过和尚这个职业，所以你也可以说，元明两朝的交替，就是一个汉族和尚，赶跑了一群西藏蒙古和尚。 实话实说，朱元璋在早期的时候，对和尚们还是不错的，一来他小时候受到了佛教的照顾，没被饿死，在和尚庙里活了下来，这一点他一直记得。二来呢，当时的社会环境也需要他对佛教保持尊敬的态度，这家伙25岁参加革命工作时，第一个投奔的，就是白莲教的郭子兴。白莲教这玩意，虽然不属于任何一个佛教宗派，但无论是它自己的声明，还是周围人看它，那都是佛教组织，因为它继承的，就是净土宗慧远大师当年在庐山创立的第一个社团，白莲社。 所以，面对当时社会上茫茫多的真假和尚，朱元璋为了造反成功，那也必然会对大和尚们好一些，他曾经公开表扬僧人们说，“演大乘以觉听，谈因缘以化愚”，翻译过来就是，大家都是教育家，能够启蒙老百姓，化解他们的愚昧。甚至刚当上皇帝那几年，朱元璋还仿效元朝皇帝，赏赐土地给僧人，举办过规模很大的法会。 当然，你说他心里是不是真的信当时的佛教，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甚至可以说就是不信。 这个结论，很快就得到了证实，在政权稳固之后，朱大皇帝把脸一变，开始对佛教下手了。和三武一宗不同的是，朱元璋并没有采取什么灭佛之类的极端手段，因为这小子自己就当过和尚，虽说不读经，不看书，是一个不着调的和尚，但对这个行业相当熟悉，寺庙里那点儿事，根本就瞒不过他。所以他用不流血的方式，对佛教进行了改造。 朱元璋改革佛教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佛教群体分成三个部分，分别叫做“禅、教、讲”。你原来属于哪一派，我朱重八既不关心，也不想知道，反正现在就是这三大类了。 第一类的“禅”，就是清修，成佛是你们的唯一任务，别的你不用操心，也不能操心； 第二大类称为“教”，又名“瑜伽僧”，这里的瑜伽不是今天我们理解的那个运动瑜伽，也不是唯识宗的起源瑜伽行派，而是古印度哲学宗派的一个分支梵颂瑜伽，简单地说，就是以歌唱的形式念经诵咒。朱大皇帝觉得，这玩意要是用在追悼会上，那真是太恰当不过了，所以他规定称呼那些专门做法事，开法会的和尚为瑜伽僧。 你想不到的是，律宗的大和尚也被归于这一类了，这样做的唯一原因可能就是因为两者的仪式感都挺强，但律宗大和尚心里肯定是不愿意的，俺们这么严肃的一个宗派，现在去给死人念经了，这算啥事呢？但当时也没人敢去找朱元璋理论，只好在超度亡灵的时候念戒律，也算是一种安慰； 最后一类“讲”，指的是那些可以向群众宣扬佛教思想的，一般来说，华严、天台、法相这些理论性很强的宗派，都归于这类，当然，你只能讲佛经上的事儿，如果一不留神说了朱大皇帝当年做和尚的时候如何如何，那刚刚说到的瑜伽僧可能就有活儿干了。 “禅、教、讲”这三类和尚不仅做的事情不一样，穿的袈裟也不一样，大和尚们绝对不能搞兼职，你若是说最近死人少，我去给活人讲两天课，那死人的数目可能就要加一了，就是不知道给自己念经超度你会不会。 但无论哪一类和尚，朱元璋都强迫他们要学习三本经书，《心经》《金刚经》和《楞伽经》，全都是禅宗的，学习完了还考试，考试不通过你就下岗。可以这么说，这三本佛经今天在大众中如此流行，和明朝对这三本经书的推广有很大关系，那就相当于佛门科举考试的四书五经。 为了加强佛教管理，公元1391年和1394年，朱元璋分别颁布了《申明佛教榜册》和《榜示僧教条例》，除了像前面所述的那样，严格把寺院和僧人分类之外，还加了三条，第一条是寺院合并，要求在三个月内，把小的寺院都并入到大的寺院去，这等于是强行淘汰了大量的小寺院，据统计，大约有四分之三的寺庙就此消失了，这样一来，官府的管理自然是容易了；第二条是僧人没有特殊原因并得到允许，必须要住在寺院里，如果你没事四处溜达，那没啥说的，抓住了轻者进监狱，重了掉脑袋；最后一条是民间不允许私自办法会了，因为这是瑜伽僧的专利。 之所以要用这些办法加强管制，隔离开僧人和老百姓，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防止造反，朱元璋自己就是和尚起家造反，当上皇帝后，看全天下和尚都像是造反派；另一个就是他认为如此严格管理之后，随便一个大和尚，再想去忽悠老百姓，骗钱骗物，应该是不太可能了。 但实际上的效果，却有点儿让人啼笑皆非，因为他这么一弄，佛教里面能接触到老百姓的僧人，只剩下一种了，就是瑜伽僧。但这种僧人的职业技能就是念经，超度，为死人忏悔，为活人祈福，别的东西，比如说教义教理，就算是以前知道一点，现在天天和死鬼打交道，时间长了，那也全忘到爪哇国去了。 这样一来，民间对佛教的理解变得更加片面，反倒是对法事有了强烈的兴趣，到了后来，不管朝廷是不是禁止，类似水陆法会的仪式完全深入民间，变成了一种民俗，和尚们来钱的道路反而拓宽了，这就不是朱大皇帝能想到的了。 从总体上看，明代的真正佛教信仰，仍然以禅宗和净土宗最为流行。从万历年间，也就是公元1600年之后，先后出现了四位在佛法上造诣很深的大和尚，号称明末四大高僧，他们分别是云栖袾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和蕅益智旭。这四位僧人的主张都差不多，可以用十二个字来概括，“禅净双修，净土为归，三教合一” 前面说过，提出禅净双修的，是北宋大和尚延寿禅师，他说过的一个偈子非常出名，“有禅无净土，十人九蹉路，阴境若现前，瞥尔随他去”，意思是修习禅宗，以自身力量开悟的十个人里面，至少有九个，在活着的时候，仅仅是开悟的境界，远远没达到彻底去除“贪嗔爱欲痴”的涅槃层次，一旦死了，在中阴身猛烈的业力作用下，也就稀里糊涂地投胎去了，不得解脱。那要咋整呢？必须借助外力，禅净双修。活着的时候凭禅宗觉悟，死了之后，借助阿弥陀佛的这个外力脱离六道，到西天净土继续修炼。 这事儿被今天的佛教总结为“悟后起修”，禅宗开悟，净土来修。有人可能搞不清楚，这到底算是禅宗呢，还是净土？按照明朝末年这四位大师的说法，我认为应该是净土的成分大一些，而这也是“净土为归”的含义。 四大高僧思想的最后一句是“三教归一”。很明显，三教归一并不是儒、释、道三家简单的一个和解，说从今儿起啊，大家不要互相在言语上埋汰对方了，更不能动手打架，这并不是归一，最多只能算是和平共处。所谓的归一，指的是融合，是思想和教义上的取长补短，逐渐分不清界限，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后彻底汇成了一个东西，那就是中华文化，这才是三教归一的真实目的，也是现实中发生了，并且正在发生的事情。 不仅仅是教义教理，在儒释道三家的推动下，就连神仙，也都逐渐归一，前面说过的小说《西游记》，孙猴子的法术，那绝对的佛道双修，还有著名的《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这本中国神话神仙的指南书，也是这时候开始大行其道的，它在元代成书，明朝时候最终完本。此书作者是谁不知道，一共七卷图书，收录了几乎中国的所有神仙，而且怕你半夜看见不认识，神仙们都有画像，其中的很多神仙，看穿衣打扮，再看法术能力，可能都是两家甚至三家兼修的。 除了小说，元明之后，社会上还出现了一些称为善书的东西。所谓“善书”，就是揉合了道教、儒家、佛教的一种三教齐下，劝人行善的书，阐述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的。其中比较有名的有《了凡四训》，是一位叫做袁了凡的知识分子写给自己儿子的书，又叫做《阴骘录》，你无论是说他是哪一家的，都不太对，但无论你说他是哪一家的，又全说得通，通篇读下来，估计佛祖，圣人，三清等大佬们也在天上蒙圈呢。 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中国，儒、释、道三家思想会逐渐地归于一统呢？这绝对不是一个小问题，而且其中的原因恐怕极多，我个人认为，最主要的有四点。 第一点就是三家是各有所长，却又是互补的。这里我引用憨山德清大师的话，他说“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此三者，经世，出世之学备矣，缺一则偏，缺二则隘，三者无一而称人者，则肖之而已”。这段话的主要意思就是学儒家可以在世俗的世界里混，当官造福百姓，做生意赚钱养家等等都需要学儒，这是入世；而老子和庄子那一套能让你的精神世界脱离世俗，到一个逍遥自在的好去处，甚至和大自然融为一体，没有烦恼，这是忘世；但对于人生的终极问题，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生前死后到底是啥玩意，那还是要学学佛学，这是出世。 这三样东西，少了一样，你就会跑偏，缺了两样，你就很狭隘了，如果你一样都没有，那把你叫做人的唯一原因就是你长得是一个人的样子而已。大和尚最后一句话说得很重，我估计事后他要念很多遍经书去忏悔，不过呢，他前面说的还是挺好的，儒道释三家偏重点分别是入世、忘世和出世，可谓是各擅胜场，当然也是互补的。 第二个逐渐归一的原因就是它们和产生于中东新月沃土的一神教不一样，儒释道三家从本质上说，全都是不排外的思想体系。儒家《中庸》上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老子《道德经》则是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至于说佛教，更是一个不争的宗教，一来释迦牟尼老师的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就没有一个字是贬低别人，排斥异己的；二来，它进入中国之后，一直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而不是去取代别人的位置，那更是没啥争的。《牟子理惑论》里讲，“惩恶劝善，同归于治，则三教皆可遵行”，昙无谶等高僧们更是宣称“事父母即是事佛”，这话反过来说，伺候佛祖就成了伺候父母，和儒家还有啥区别？ 说句题外话，儒释道三者骨子里的包容性和调和性，也是中华大地上从来没有因为信仰而发生大规模战争的一个客观原因。尽管很多时候，释、道两家也被造反派利用，打着它们的旗号造反，但那仅仅是反对某个具体的统治者，而不是去干掉某个信仰，这一点，对于中华文化极其重要。 第三个归一的原因就是皇帝老子们都希望这三家融合。隋文帝杨坚在他刚当上皇帝的时候，就下诏，说“法无内外，万善同归；教有浅深，殊途共致。”高调表扬儒释道全都是“导民向善”的东西，他媳妇儿的外甥李渊在当上唐高祖之后也说“三教虽异，善归一揆”，言下之意是大家咋还不归一呢？真是让朕操碎了心，后面宋、元、明、清的皇帝们也都差不多。之所以这样，最大的驱动力就是儒释道都劝人行善，安分守己，非常有利于统治者管理。 最后一点就是知识分子们也倾向于三教合一。上一集说了儒家理学大师朱熹的思想里面有很多佛教的东西，到了明代，更是出了另一个大思想家，创立了心学的王阳明。 身为儒家的王圣人认为，心是万事万物的根本，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心的产物，这个说法其实和佛教唯识宗一模一样，此外，他的那个“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明显地，就是佛教禅宗的一个变体。当有人问王阳明，“释与儒孰异乎？”他的回答是：“子无求其异同于儒、释，求其是者而学焉可矣。”这话用东北话来翻译一下，就是你小子管它是啥玩意干哈啊？有用就学，别唧唧歪歪的。并且王阳明对道教研习也很深，他在《传习录》中讲了很多道教的“精、气、神”养生术，说其为一名道教徒，也没毛病。 阳明学说还有一个神奇的地方，它在融合了很多佛教的东西之后，目标始终是入世的，遵循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圣人之道，济世救人，在人世间做事情。但是，它却也没有违背佛教的从内心出发，向内观照，最终目标为解脱的准则。或者说，把这两者完美地结合起来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如果你把“达”理解为时机合适，“穷”理解为没有机会，没有丝毫偏执之心，那么成“圣”和成“佛”，就完美和谐地统一在你身上了，这也是三教合一的魅力所在。 就这样，因为上面的这四个原因，到了明朝后期，三教合一的趋势已经相当明显。当然，我们这里说的归一，只能说是一种趋势，一直到今天，它也没最终完成。可是这种趋势对佛教自身也是有影响的，也导致了清朝和近代社会，佛教又产生了一些变化，到底它是咋变的，“人间佛教”又是怎么回事，我们下集再聊。

大家好，我是枫落白衣，上集说到宋朝开始之后，佛教，朝廷，儒家知识分子开始了良性互动，甚至程朱理学都可能是受了佛教影响的结果。 首先必须来回答一个问题，啥是程朱理学？这里咱们只能做一个简单的描述，就是以程颐、程颢加上朱熹这三人为首的知识分子，对儒家做了一个新的诠释，中心思想围绕着一个“理”字。大致的内容是：“理”这玩意是万事万物的起源，它是善的，是光明的，是伟大的，反正你尽管去用好词形容它，它绝对承受得起，而人最初的本性就来自理，社会的本性也是理，这才诞生了另一个礼，礼仪的礼。但同时因为私欲的存在，我们走着走着就走偏了，偏离了本来的，最基本的“理”，这时候，就需要你“默坐观心而体认天理”了，然后格物穷理，再致知，正心等等，恢复你的天性，找到本来的你，这叫“存天理”，到了一定的境界，你私欲里面肮脏的部分就会消失，会和天理彻底融为一体，这叫“灭人欲”，你就成为圣人了。 释迦牟尼老师听了这套理论，估计会笑出声来，很明显，程朱理学的这部分，其实就是借鉴了佛教的佛性本体论，当年佛祖觉悟之后的第一句话，就是每个人都有佛性，只是被蒙蔽了，这和每个人都有“天理”赋予的善良，只是被私欲给遮掩了，那简直就是一模一样的。甚至朱熹还曾经说过这样的话，“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这和佛教说的“米饭就是药丸，是用来治饥饿这种疾病的，吃饱就行，不要有太多欲望”有分别吗？至少，我是没看出来分别，释迦牟尼老师这时候要考虑的，是版税收多少的问题了。 但佛教乐呵呵数钱的时候，旁边肯定还有一个家伙懒洋洋地伸手出来，说是不是要分给我一些啊？这家伙就是道教，为啥？为什么小道士要管大和尚要钱，因为佛教这群家伙从人家那里“偷”了很多仪式，这种情况到了宋朝更甚，最著名的，就是盛行于宋朝的“水陆法会”。 法会这个名词包括的范围很广，而且古印度就有，凡是以佛法名义召开的大会都可以叫法会。释迦牟尼老师死了之后的佛教徒四次结集，都可以叫法会，如果召开的是扩大会议，也就是不仅仅是佛教徒，其他各种信仰，各个阶层都可以参加的佛法大会，那就叫“无遮法会”，比如我们的唐僧同学，就曾经在印度曲女城的无遮法会上雄辩无敌，出过很大的风头。 那啥是水陆法会呢？这就是咱中国特色了，人家印度可没有这玩意。 水陆法会又名水陆道场，全称是“法界圣凡水陆普度大斋胜会”，或者“天地冥阳无遮均利道场”，你一听这个名字，就透露出一股道家的仙气来，但实际上，它确确实实是佛教的。据说，这玩意起源于那个首创佛教徒不能吃肉规矩的南梁武帝萧衍，说他睡觉的时候，梦见大和尚来告诉他，让他做法事施舍斋饭给六道众生，超度亡灵。概括起来说，就是花大钱，办大事，念大法，唱诵经忏真言，把地上冥界包括饿鬼畜生所有众生都请出来，大吃大喝一顿。 “水陆”的意思就是水里和陆地上的所有“无主孤魂”，而且时间还不能短了，七天七夜起步，你要是自觉罪孽太深，那就延长时间，最多的，搞个七七四十九天，也很普遍，一个半月不能上班，这明显就把上班族给排斥在外了，当然，你躺平的也不用想了，钱少了那是万万不行的。 这种耗费很大的聚会在唐朝的时候，除了唐密，很少有其他派别喜欢，就算是密宗，也很少搞，后来随着唐武宗灭佛，唐密断了传承，加上随后五代十国天下大乱，大家是既没有钱，也没有那个兴趣和客观条件去搞，渐渐地，它就销声匿迹了，甚至很多佛教徒都不记得咱以前还有过这么盛大的白吃大会。 可到了宋朝，尤其是有着《清明上河图》这样繁华景象的北宋，大家的小日子过得相当美滋滋，有钱人多了，就有大和尚想起了水陆法会，没想到的是，稍微这么一试，这玩意就马上开始风靡起来，涉及面从皇室贵族，一直到普通老百姓，可以说是老少咸宜，全民接受，有钱大办，没钱小办，就是不能不办。 举个例子，很多现代人都知道苏轼的《江城子》，就是那首“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是苏大才子在媳妇儿王弗去世十四年所作，相当深情。但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老爷子在王弗死后的第三十二年，还举办过一场规模很大的水陆法会，用来超度六道亡魂和祭奠亡妻。这场法会也不一定吃了多少好东西，但权贵文士云集，明星比较多，却是真的。苏轼还挥笔写下了十六篇《水陆法像赞》，每一篇都是以“一切”二字开头，比如“一切常住佛陀耶众”“一切人众”“一切恶鬼众”等等，等等，就怕落下了某一位神鬼佛，人家不高兴。 顺便说一下，虽然说宋朝盛行这个水陆法会，但那也要看和谁比，和它以前的朝代比，那是大胜，但要是和它后面的朝代比，宋朝的水陆法会还真就是小儿科了，明清两代搞这东西，无论是规模，还是仪式，都远胜宋朝。后来到了民国，更是盛行，成了大部分寺院赖以生存，甚至敛财的工具，据《中国近世佛教史研究》这本书记载，当时江苏常州的天宁禅寺，常驻和尚3000多人，主要的收入，就是经常举办水陆法会，给富人们做忏悔施舍这些事情。 那么，为啥水陆法会从宋朝开始盛行，一直到今天呢？答案是从宋朝开始，佛教开始渐渐地不注重佛教义理研究，而偏重民间化、仪式化和多神崇拜。我个人认为，这一切，和净土宗的流行是有内在联系的，或者说互为因果。 前面说过，净土宗是八大宗派里，唯一一个完全借助外力修行的宗派，它每天念佛的目的就是向阿弥陀佛去借力，以这个佛的力量接引自己，死后去往西天，这导致了佛教一个根本转变，它出现了“神”。 而正宗的，完全遵循释迦牟尼老师教诲传下来的佛教，肯定是没有什么神的。所谓的佛，仅仅是觉悟了的人，这一点在佛教传入中国的时候，大家也是知道的，所以“佛”这个汉字，是人字旁，和道家的“仙”是一样的，都是人悟道或者觉悟之后的称呼，这些以前我们也聊过。 但问题是，如果单纯宣传这个观点，别说发展佛教，大和尚们活都活不下来，可能要活活饿死，因为没几个人会信。西方基督教的德尔图良大主教就曾经说过，“因为荒谬，所以我信”，你要是不弄出点儿超越人力，神神叨叨的东西，而是和我家隔壁老王一样肉眼凡胎，我凭什么要信你？所以佛教一开始的时候，传播是和神通搅合在一起，经常变出一朵莲花，或者整出一盆子蛇，只是这样的宣传手法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要求太高，高僧们必须身兼魔术师的职业，当和尚们越来越多之后，这个要求就有点不切实际了。 但在净土宗造出了一个神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因为它解锁了一个新的技能，逆天改命。 阿弥陀佛既然能接引俺们去继续修行，借用外力去西天，那借用您这个外力是不是也可以祈福，庇护俺们在六道里面舒舒服服地呆着呢？净土宗的回答十分坚定，YES，完全可以。那既然阿弥陀佛可以，释迦牟尼佛呢？药师佛呢？观音菩萨呢？于是，所有“觉悟者”，都成了“神”，觉悟者和神的区别在于，前者是通过经文，用他们悟道经验帮助我们悟道的老师，而后者是无所不能，帮助我们一切事情的神仙。 当然，你完全可以说，这难道不是大乘佛教的一部分教义吗？是的，但真正让这种思想在中华大地上老百姓中间普及的，我个人认为是净土宗。 从宋朝开始，因为净土宗的盛行，包括水陆法会在内的各种忏悔、祈福、还愿的仪式从此也是层出不穷，后来净土宗的莲池祩宏大师还制定了《水陆仪轨》，让水陆法会的仪式更加隆重，庄严，正规。 当然，反过来，这种有神论也确实帮助了净土宗思想的传播，让其规模进一步扩大，后果就是，不要说那些经典已经散失了的其他宗派，就是对经典依赖不大的禅宗，也有很多大和尚开始禅净双修，最后逐渐偏重净土。甚至今天一提起佛教，除了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大多数老百姓几乎啥也想不起来，所谓“家家观世音，处处阿弥陀”，就是今天佛教现状了。 言归正传，宋朝完犊子之后，元朝蒙古人入主中原。这群蒙古人信奉藏传佛教，或者说喇嘛教，前面说过的藏密萨迦派，它的大头领八思巴在元朝就被忽必烈尊为国师，那是相当滴显赫。 整个一百多年的元朝，都以喇嘛教的和尚为国师，而且这个职位也不是虚的，它的职能是统领元朝境内所有佛教徒和西藏政教相关事务。藏传佛教的僧人成为了元朝的一个特殊阶层，元朝的宣政院曾规定：“凡民殴西僧者，截其手；骂之者，断其舌”，打了大喇嘛要被砍断手，骂一句就要割舌头。这么一来，你都可以想象，除了一些真正的得道高僧，下面那些喇嘛教的大多数光头们马上变得飞扬跋扈，为非作歹。他们不仅掠夺普通民众的财物，残害一般的老百姓，就是汉族人当官的，也是对他们敢怒不敢言，得罪了这些家伙，佛祖是不是惩罚我不知道，但大和尚可能马上就要送我去见佛祖了。史书上说，“国家财富，半入西蕃”。 除了藏传佛教，蒙古人对其它宗教也采取了鼓励和支持的政策，元朝政府的思想是，无论啥宗教，都是好宗教，俗人老百姓绝对不能毁坏寺院，也不得骚扰僧道。而且大皇帝们还特别愿意赏赐土地给寺庙，元世祖忽必烈活着的时候，就经常干这事，最大的一笔是赐给今天北京白塔寺，当时叫大圣寿万安寺的，1.5万亩良田。祖宗都这么大度了，后世子孙自然也不能差了，结果就是这些蒙古皇帝比赛一般地赏赐大和尚，每一个家伙成了九五至尊之后，金银、土地、财帛，泼天的富贵都洒向了寺庙。 在这些政策和赏赐之下，元朝佛教有一件很有特色的事情诞生了，寺院经济。 顾名思义，寺院经济就是和尚庙可以做生意了。这事儿以前也有，出租一块地给农民，或者种点儿菜卖给周围的市民等等，不过那都是小打小闹的小市民行为，只是为了赚两个柴火钱。元朝就完全不一样了，有钱，有政策，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有一大群专门擅长搞贸易的色目人，这些家伙瞧着寺庙的财富也眼红，就像是今天银行鼓动你理财一样，色目人鼓动三寸不烂之舌，劝大和尚们经商。 于是乎，元朝大和尚们开始开作坊，采矿，经营旅馆，放高利贷，批发零售丝织品，农产品，水产品，还和官方合作，酿酒，盐，茶这些官营商品里面，也出现了无数的光头，忙得那叫一个不亦乐乎。结果就如同许有壬在《乾明寺记》里记载的那样，“海内名山，寺据者十八九，富埒王侯”，和尚们不急着涅槃了，全都在这个娑婆世界先奔了小康再说。 除去财富，元朝佛教徒也大批量地进入了官场，甚至当大官。举世闻名的宰相刘秉忠，职位是中书令，死了之后被赠中国古代文官最高官职太师，还有最好的谥号“文正”，但这家伙本来就是一个法号为子聪的和尚。而另一名出身辽国皇室，却为蒙古人卖命的宰相耶律楚材，那也是曾经跟着禅宗学习了三年的，剃过度，还有一个法号叫湛然。这两位宰相大人都是如此，下面官员信佛的，当和尚的，更是不计其数，僧人们可以当官，可以做生意，也不知道释迦牟尼老师见到这一幕，会不会目瞪口呆。 所以呢，佛教从宋元两朝开始，向世俗化开始转变，而且这种转变还很快，到了元朝末年，有时候你根本分不清楚对面这个家伙，到底是和尚呢，还是地主，商人，或者儒生，官员，大家基本上都是全职选手，干啥都行。 这种情况被一个人看在眼里，那是怒从心头起，气向胆边生，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把这群假和尚扫荡一空，那这是谁呢？他干了什么呢？这些我们下集再聊。

大家好，我是枫落白衣，在我们继续前行，唠叨宋代佛教之前，有两个大和尚要单独介绍一下，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对佛法佛学有什么贡献，主要是这俩家伙在民间比较有名。 第一个是大肚子的弥勒佛，有这么一副对联是专门写他的，“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间可笑之人”，他的形象现在到处都是，很多店家门口都摆一个，原因是此人经常手提布袋，咧着大嘴哈哈大笑，有和气生财、累积财富的意味，所以，民间信仰也说他是财神。那真实的历史上究竟有没有这么一个人呢？现在看来很难说，因为此人的事迹只在两本书里出现过，一个是《宋高僧传》，另一个是《景德传灯录》，迄今为止，还没有第三本书写这个人的。问题是，这两本书并不是信史，甚至胡编乱造瞎白话的成分更大，所以，我姑妄言之，你姑妄听之。 根据《宋高僧传》，这个后来的大肚弥勒佛，法名叫契此，是五代后梁时期的僧人，祖籍浙江奉化，因为经常拿着一个布袋，所以又叫布袋和尚。书里面说他“言语无恒，寝卧随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个疯言疯语的胖大和尚，桥洞下住过，他人屋檐下也蹲过的流浪汉。 后来有一个人叫蒋宗霸的小官员，因为业绩不好，被当时的政府给强行下岗了，他一气之下，就出了家。我们也不知道出家之后的这位蒋僧是咋想的，有一天，他径直走到了布袋和尚面前，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嘴里还高喊着师父，随后两个人就从奉化城里消失了，三年之后，两人又回来了，从那时起，蒋大和尚就到处宣扬布袋和尚的神奇，据他说，两人结伴出去云游的这段期间，经常扶危救困，无数次化险为夷，全都依赖布袋和尚的神通，有一次，他和布袋和尚一起在溪水里洗澡的时候，无意中看到人家的后背上长着四只眼睛，大如铜钱，炯炯放光，这才知道，对方不是凡人。 我们也不知道当时奉化城的百姓是信还是不信，只是公元917年，布袋和尚去世之前，忽然不说疯话了，说了他这辈子最正经的一句话，或者叫一个偈子，二十个字，“弥勒真弥勒，化身千百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这一下子，大家就传扬开了，原来这个布袋和尚是弥勒佛下凡。前面说过，弥勒佛就是未来佛，现在还在兜率天的内院里修行，但这并不妨碍他老人家有时候下来看看，毕竟将来要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上班，便服私访，先了解一下情况，那也很正常的。 当然，你若是说，这就是蒋宗霸操作的好，一手打造了一个千年前的网红，那我也不反驳。顺便说一句，这位蒋同学在一千年后，有一个第N代的孙子重新成了名人，又牛掰了一次，这个孙子的名字叫蒋中正，字介石，族谱上写为周泰。浙江奉化溪口镇还有一个摩诃殿，那就是蒋家为了纪念蒋宗霸这位和弥勒佛成了朋友的祖先而修造的，想当年蒋大和尚认识布袋和尚之后，经常念的一句佛号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至于说他的境遇，和他后世子孙蒋中正的发家史有没有联系，是啥样的联系，那我是真不知道，就不瞎说了。 第二个要介绍的和尚在知识分子中间很出名，就是有着“颠张醉素”称号的怀素和尚，“癫张”指的是张旭，中国书法界草书第一人，号称草圣，而这个“醉素”指的就是怀素和尚。怀素是唐朝湖南永州人，从小就出家了，作为一名大和尚，他啥本事也没有，甚至可以说就不是一个正经和尚，因为他特别喜欢喝酒，一喝就醉，醉了之后也不念经，而是狂写书法，也不一定是在纸上，什么寺庙的墙壁，自己的衣服，甚至厨房的锅碗瓢盆，只要能把墨汁挂住的，他上去就写，佛祖的脸上估计也是写过的，所以才有了外号“醉素”。 重要的是，怀素的草书书法实在是太好了，可以说冠绝古今，甚至在很多人眼里，他超越了张旭，为中国草书第一，李白曾经写诗夸奖怀素的草书，叫“怳怳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这也是成语笔走龙蛇的来历，是形容人家怀素大和尚草书的，你去佛祖雕像的脸上画两笔，那只能是破坏文物罪，拘留15天起步。 之所以介绍了上面两个和尚，也并不完全因为他俩的名气，还有一个小原因是想说明一下，当佛教进入宋朝的时候，它已经融入了老百姓和知识分子们的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后周世宗柴荣采取了打击佛教的行动，但窃取了他江山的宋太祖赵匡胤兄弟俩却完全不会继承他的这个政策，弟弟宋太宗赵匡义甚至公开宣称，“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必须“存其教”。 这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佛教开始慢慢地和儒家，乃至道家融合，甚至有人考证说，唐朝的时候，大户人家的孩子就已经流行儒道释三家一起学的概念了。不过实话实说，因为唐朝皇帝老子的宗教政策经常变来变去，我个人倒是认为，唐朝三家一起学可能只算是一种权益之策，因为你也搞不清楚将来的大皇帝或者上司到底信啥玩意，多学一点，总没坏处，就算是将来要批判，也能言之有物。 有确定的“三教合一”观点出现的时期是五代十国，在那期间，知识分子阶层开始流行这个观点，比如说南方吴越国的最后一位国王钱俶，他在为延寿大和尚写的《宗镜录》序文中就说，“唯此三教，并自心修”，作为有学问的人，难道咱们不应该是儒释道三家都学一点吗？ 顺便说一句，这位延寿大和尚在历史上的地位相当高，他本来的身份是禅宗法眼一系的第三位祖师爷，换句话说，本职工作是玩禅宗的，但是，他利用业余时间写了这本《宗镜录》，里面却包括了天台、华严、法相和禅宗四大宗派的主要学说，神奇的是，还获得了所有学派的赞同，更神奇的是，因为他晚年主张的“禅净双修”，到了清朝，他居然被确立为净土宗的六祖，你要知道，以清朝时期净土宗在佛教里的地位，这绝对是一种莫大的荣耀。 言归正传，在整个社会逐渐认可佛教的教化作用之后，赵匡胤哥俩自然是对佛教的好感大增，因为这对维持他们的统治有着极大的好处，所以宋朝从开国伊始，就对佛教的传播采取了乐见其成，甚至说推波助澜的政策。 公元971年，宋朝立国的十一年之后，宋太祖赵匡胤命令高品和张从信到益州去做监工，他要制作《开宝藏》，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汉文木版印刷的“大藏经”。 啥是“大藏经”呢？简单地说，就是所有经律论佛教三藏的总和，把市面上能看到的经书、戒律和老和尚写的有价值的论文全都归置到一起，弄一个合订本，这就是大藏经，所以，此书还有另一个名字，叫“一切经”。 在宋太祖之前，也有一些特别虔诚的大和尚，想把所有经书都抄写一遍，尤其是丛林清规制度没普及之前，和尚们不需要下地干活，每天那真是闲得蛋疼，誊写经书算是功德一件，自然而然地，就有很多人去干这件事。 在这些人里面，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天台宗二祖慧思大和尚的徒弟静琬。这个法号给我们现在留下了一个难题，因为搞不清楚TA到底是一位和尚，还是一位尼姑，但无论如何，性别这事儿对于出家人不重要了，我们只需要关注TA干了什么就行。别人都是用手把经书抄写在纸上，但静琬的虔诚，让其决定把经书刻在石头上，你们大皇帝不是经常烧经书吗？我刻在石头上，看你们还咋烧？从公元605年左右，TA整整干了三十四年，一直到去世，而且TA死之后，弟子们又接着干，就这样，断断续续地，这件事一直持续到明朝末年，崇祯皇帝都在北京景山把绳子套脖子上了，还有人在北京房山在石头上刻经书。差不多1000多年的刻经运动，确实是惊天地动鬼神，我只能想到四个字，“愚公移山”，这是非常令人佩服的壮举，也是非常令人尊重的志向。 到了21世纪的今天，刻经的这些石洞成了文物遗址，这个遗址名字叫房山石经，有机会去北京旅游的，什么长城故宫都看完了还有时间的，可以去房山看看这些石头经书，挺震撼的。 和手抄的不同，宋太祖的这部《开宝藏》是第一部印刷的大藏经，一共收录了6620多卷的经书，从这时候起，大和尚们就可以轻松一点了，不用一个字一个字地手抄经书了。而且也正是从宋朝开始，历朝历代，基本上都会印刷大藏经，包括现在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97年，它也印刷了现代版的《中华大藏经》。 哥哥赵匡胤收集书本，印刷大藏经，弟弟赵匡义就捉摸着，自己也得给佛祖做点事儿，不然那肯定显得俺心不诚啊。公元982年，他上台之后不久，就组织人手，开始翻译经书，想着积累点功德，即便死了不成佛，成菩萨那也中啊。 可问题是，那时候还没有被翻译的经书，基本上都是印度后期流行的密教经书，结果就是，这活儿干了三十多年，翻译出来的700多卷书里，密宗占了很大一部分。 到了1017年，继任的宋真宗偶然翻了翻译出来《频那夜迦经》，这一看就了不得，怎么里面都是用人血涂抹佛像，人肉动物肉献祭，各种稀奇古怪的咒语更是层出不穷，而且还有很多少儿不宜的修行法门，把宋真宗这个老司机都羞得面红耳赤，俺爹这干得都是啥事啊，这么翻译经书，别说他，我死了那也没好果子吃啊。这哥们当场就发飙了，把书一摔，说“荤血之祀，颇渎于真乘；厌诅之词，尤乖于妙理”，归根结底就是一个意思，这不是佛教，而是邪教啊。 于是，宋真宗下令，销毁新翻译出来的这类经书，还要倒查，回去把已经收入到《开宝藏》里的密宗经书剔除，而且以后所有这种经书，都不允许再翻译。可是这类经书你不让翻译了，那基本上，也就没有翻译的了，中国的译经活动到此基本上就算是停止了。今天来看，这是一个挺明智的决定，尽管这类经书还在其他地区广泛传播，但中华大地上信奉这类修行法门的几乎没有，应该算宋真宗的一个功德。 宋朝前几位皇帝对佛教的认可，甚至说鼓励，很明显地从大和尚们那里收获了回报，他们也主动地向儒家和朝廷靠拢，一些僧人提出了佛教应该回到人世间的口号，比如前文说的，那个“只许佳人独自知”的克勤禅师，他的主张就是“佛法即是世法，世法即是佛法”，主张积极地按照世俗儒家规矩来改造佛教。还有天台宗的名僧智圆大师，也提倡“修身以儒，治心以释”，就是用儒家来修身，用佛教来修心。而且，“对皇帝尽忠的，对父母尽孝”这种以前被僧人们嗤之以鼻的言论，也在僧人们中渐渐流行开来，你可以这样总结，进入宋朝之后，佛教逐渐放弃了独立发展的纲领，开始向儒家摇晃白旗了。 大和尚们这么够意思，那么满口之乎者也的儒家知识分子是啥反应呢？表面上，这些家伙还是站在儒家立场上排斥佛教，比如欧阳修、司马光、程颢程颐兄弟，在人前的时候，都对佛教指手画脚，说三道四。但私下里，宋代儒家学者几乎全都研究佛教，并受到很大的影响。最典型的就是理学开创者，被称为圣人的朱熹朱大圣人，这哥们一方面坚决排佛，视作异端，痛加抨击，觉得佛教有伤风化，甚至在漳州任官时，还禁止妇女出家，不许寺院日夜聚集信众，也禁止以祈福为名敛财。可朱熹这哥们的日常生活，却是经常与僧人交往，吟诗酬唱，看不出有任何门户之见。 而且我个人认为，宋代很多儒生对佛教的理解相当透彻，甚至比绝大多数和尚还要明白佛法的真意。举一个例子，自号东坡居士的苏轼，在快要死了，弥留之际，和他关系很好的维琳禅师在他耳畔大声说：“你看见西天了吗？快用力啊。”哥们，你平时不是经常说要去极乐净土嘛，现在这具臭皮囊快完犊子了，赶紧物尽其用，用最后一把子力气，一脚蹬到西天去。 据说苏轼这时候喃喃说道，“个里着力不得”，意思很明显，我要是听你这个大光头的，拼命用力，西天是去不了的，一脚踹到沟里，那是可能的。 苏轼这种理解，可见他平日里就对佛法有很深的造诣。因为此时用力，即为执着，而执着心是佛教修行之大忌，是和佛法相违背的，一念执着，一世白修。苏老爷子能在快咽气的时候，还保持如此清醒的认识，那应该是比维琳大和尚高明很多的。 宋朝皇帝，知识分子，佛教大和尚之间这种密切的沟通和理解，导致了儒家思想也出现了重大的转变，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程朱理学的诞生，那佛教到底是咋影响了程朱理学呢？这个，我们下集再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