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为什么能迅速打败李自成，李自成死于九宫山还是出家了；张献忠在四川杀了多少人；南明朝廷手握百万重兵且江南有钱，为什么很快被灭；史可法是民族英雄吗；钱谦益和柳如是的故事。 部分文稿 大家好，我是枫落白衣，上集我们说到1644年，满清皇帝，六岁的爱新觉罗福临，奶声奶气地在天坛宣布要解放全中国。 可是实话实说，这孩子当时只是在喝牛奶吹奶牛。那时候的满清，只占据了北京和周边地区，面临的局面是，河北有明朝的残余武装力量，陕西甘肃那边有李自成，西南四川有张献忠的大西国，还有以南京为中心的南明政权，以及东南沿海台湾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明郑集团，这些还都是主要力量，剩下小门小户的，那更是茫茫多。 福临喊完了口号，就回去吃棒棒糖了，剩下的事情只能靠多尔衮。 公元1645年初，在初步扫平了河北明朝的残余部队之后，多尔衮派出了两路大军进攻已经回到陕西的李自成，一路由英亲王阿济格率领，前锋是吴三桂，另一路是豫亲王多铎带队，前锋是孔有德。这个孔有德就是前面说过的毛文龙的部将，在毛文龙被袁崇焕砍了脑袋后，孔有德很快就投降了满清，一直跟着多铎。 就算是傻子，看一眼多尔衮的布阵，那也能明白，这就是让汉族人去打汉族人，说句不好听的，吴三桂和孔有德就是两炮灰，可是一来吴、孔二人从小就在东北长大，并没有觉得自己和满洲人有啥太大的差别，二来呢，他俩和李自成可没有半点香火之情，甚至吴三桂比满清人更恨李自成，所以，你可以说，这俩是心甘情愿当这个炮灰的。 开始的时候，李自成以为凭着潼关的坚墙铁壁，和关中独特的地理位置，完全可以自保，在陕甘宁地区继续当他的大顺皇帝，可惜的是，他绝对没想到的是，他败给了高科技。因为被汉族人鄙夷的东北女真人，这时候已经研制，或者说成功仿制出了一种新式武器，那就是红衣大炮。 所谓的红衣大炮，就是欧洲的加农炮，传到中国之后本来的名字叫做“红夷大炮”，为啥？因为这玩意是明朝从荷兰人和葡萄牙人手里买来的。荷兰人长红胡子的比较普遍，明朝老百姓一般把他们称为红毛鬼，或者红夷，那他们的大炮自然就是红夷炮。想当年袁崇焕打败努尔哈赤的宁远大捷，还有后来的宁锦大捷，靠的都是这种红夷大炮，那时候，明朝已经可以自己生产这种大炮了。 满清人自然也是十分渴望新式武器的，1631年，一名叫做刘汉的沈阳汉族人，掌握了制造这种大炮的技术，并且通过“失蜡法”以及复杂的淬火、退火技术，制造出了比明朝大炮更先进，射程更远，精度更高的大炮，一开始命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后来觉得这名字实在太长，队长这边喊“让天佑助威大将军大炮赶紧就位”，没等喊完呢，他人先没了，所以改名为“红衣炮”，为啥不用那个“夷”字？你开玩笑，汉族人一直骂他们东北人为蛮夷，用那个字，等于天天骂自己。 言归正传，满清的红衣大炮就位之后，战争就没啥悬念了，无论是潼关的城墙，还是大顺军的大刀长矛，在这种武器面前都是小儿科，而野战更是满洲骑兵的强项，再加上李自成刚刚失败，军心不稳，在这场战役中，他连一丝胜算都没有，最后只能逃跑。终于在湖北通山县的九宫山，被当地的一群农民打死。有人说打死他的叫姜大眼，也有人说叫程九伯，这种事儿估计是永远都扯不清楚了，据说事后大顺军为了给李自成报仇，还血洗了九宫山附近的一个村子，然后拥戴他的弟弟李自敬为皇帝。 李自成死于九宫山是现在最流行的说法，但另一个说法，也相当地有市场，那就是他出家了。李大闯王看势头不好，风紧赶紧扯呼，一个人悄悄地溜到湖南省石门县夹山寺，把头发剃得光光的，自称奉天玉和尚，天天念阿弥陀佛去了。持这种说法的，除了一些笔记类的史书，还有很多学者经常刊登一些论文，说是的，李自成就是出家了云云。金庸的小说，无论是《鹿鼎记》，还是《雪山飞狐》，都采用了这种说法，在《鹿鼎记》里，我们的闯王出家之后，凡心也没断，还千里迢迢赶到云南，去找陈圆圆，争风吃醋地和吴三桂打了一架，可谓是老当益壮，深情款款。 我个人来说，还是相信《明史》《清实录》的记载，这哥们就是在九宫山和一群农民打架，被干死了。这里面的原因那是超级简单，无论从当时的形势，还是李自成个人的性格，说他活着并且能够偷偷去出家念阿弥陀佛，都有点靠不 我们说就在李自成死的这一年，公元1645年，有一个家伙，正在四川的蜀王府里大搞装修设计，改建皇宫，设立内阁、六部等机构，委派地方官员，张灯结彩，锣鼓喧天，想把自己的皇帝职务干到天荒地老。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张献忠。 张献忠和李自成一样，都是穷苦人家出身，都当过明朝的大头兵，也同样都在高迎祥这个闯王手下干过，并称为闯将。造反之后，在打进四川之前，他最辉煌的战绩是攻下了朱元璋的老家安徽凤阳，刨了老朱家的祖坟，并且把朱元璋出家的那个皇觉寺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气得崇祯皇帝在北京城的被窝里大哭了一场。 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这哥们和李自成闹翻了，领军开始向西南发展，1644年八月，就在清军进入北京之后的三个月，张献忠占领了成都，当时明朝在四川的巡抚，总兵和蜀王朱至澍全家几十口子，全都自杀身亡。随后，张献忠控制了四川全境，这一年的年底，他建立大西国，年号是大顺，这其实相当于打李自成的脸，你的国名叫大顺，那只不过是老子的一个年号而已。 当上了皇帝的张献忠极其狂妄，不仅摊子铺得特别大，确立新的历法，发行新的货币，各种官僚机制一应俱全，任命官员，开设科举考试等等，而且还四处出击去打仗，甚至还派军队去攻打已经龟缩在陕西的李自成。 李自成怕清军，可不怕他张献忠，一顿乱拳，把张献忠派去的人打得七零八落。 等到李自成一死，清朝马上给张献忠递出了橄榄枝，说“如审识天时，率众来归，自当优加擢叙，世世子孙，永享富贵”。但张献忠也是一个爷们，把招降信撕吧撕吧扔马桶里了，干就干，谁怕谁啊。 1646年，清朝派出了当时还没被多尔衮逼死的肃亲王豪格,率领鳌拜等人，攻打四川。在清朝和明朝残余部队的北南两面夹击之下，张献忠很快就顶不住了。这年七月，他决定冒险突围，北上陕西，和清朝军队来个鱼死网破。临行之前，这哥们把自己大大小小的老婆和幼小的孩子杀得一个都不剩，他对他的干儿子孙可望，李定国等人是这样说的，“我亦一英雄，不可留幼子为人所擒”，然后又说:“明朝三百年正统，未必遽绝，亦天意也。我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也就是这个反了一辈子明的造反派大头子，在预感到自己处境不妙的时候，居然幡然醒悟，知道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大道理，让自己的部下在他死后，重新和明朝站在一起，对抗女真人。 这不禁让我们长叹一声，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1647年1月2日，大西国皇帝张献忠在凤凰山太阳溪，和满清豪格鳌拜等人相遇，拼死一战之后，被豪格射杀，终年40岁。 现在史学家对张献忠最大的争议就是这家伙到底在四川杀了多少人。有记录显示，从崇祯初年开始，到清朝最后彻底平定四川为止，这中间大概20多年的时间，四川人口从700多万，减少到50万人不到，大概680万人死于非命，别说人命贱如狗，那是根本就不如狗，那些年，狗的死亡率都没有人的高，天府之国成了人间地狱。弄得最后清朝不得不采取“湖广填四川”的办法来强行增加四川人口，也就是把湖南湖北的居民强行迁移到四川去。 有些人就说了，张献忠这家伙要为四川人口减少负主要责任，因为他就是一个屠夫，说他因为四川那些效忠明朝的人民反抗厉害，就用杀戮来报复，一次性杀几十万老百姓根本就不当一回儿事，诸如成都屠城就死了30多万，再比如说把四川的几万名读书人都骗来进行科举考试，实际上来了就砍死等等。有些书说他杀了几百万人，有的说他杀了几千万，这些书里甚至还包括当时在四川的外国传教士写的《圣教入川记》，也说他杀了不少人。 最离谱的就是《明史》，说张献忠在四川杀了6万万人，也就是6亿。这一听就是瞎白话，和说我枫落白衣昨天花了1个亿买游艇差不多，你就是把我卖了，它也不值一个亿。同样，整个明朝，甚至整个世界那时候也没有6亿人口。 那么，张献忠到底杀了多少四川人呢？很抱歉，这个今天确实不清楚了。首先，他肯定是进行过屠杀，这一点毫无疑义；其次，他肯定没杀那么多，清初的张烺撰写的《烬余录》里面记载，“今统以十分而论之，其死于献贼之屠戮者三”，也就是这位当年在四川呆过的学者认为四川死亡人口里，大概有30%是张献忠杀的。 可惜的是，这位老先生肯定也在说假话，因为他接下来说，剩下那70%都是死于土匪流民之手，或者饥饿病死的。换句话说，在张大学者笔下，没有一个四川人是清朝士兵砍死的，这明显就是歌功颂德瞎白话的。当时针对四川人对清军的抵抗，清朝大军曾在1649年在四川到处告示，说“民贼相混，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把屠城当作一个政策的，正是这个张烺效忠的大清朝，他却在书里一个字都不提。所以，我们很有理由怀疑他说的张献忠杀了30%也是有水分的。 当时有一个兵部职方司的郎中欧阳直，在他的书《欧阳氏遗书》中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未定”，很直白地指出了一点，明末四川的大乱局，实在是持续了太长的时间。这中间各种势力在四川打来打去，谁都没把四川老百姓当人看，张献忠，明朝官军，清军，还有所谓的姚黄十三家等土匪抗清组织，这些家伙都曾经屠过城，杀过人，也全都曾经把人肉当粮食。最后稳定下来，清朝统治者回头一看，好家伙，人几乎死绝了，这种事，政府总是要找一个人负责的。 很自然地，满清是不会把屎盆子扣自己脑袋上，明朝的遗老遗少知识分子们自然也不会给自家抹黑，如果说是土匪组织干的，好像他们也没那么大实力，那咋整？回头一看，张大皇帝最合适，你张献忠不是在这里建立过大西国吗？属你最能折腾，那好，屠夫的帽子就给你扣上了，反正也没人替你说话，如此而已。 ……

明亡于朱由检，还是亡于诸大臣？朱由检的性格怎样影响了他的江山；李自成进京后期为什么控制不了军队胡来； 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军入关的详情。 部分文稿 大家好，我是枫落白衣，上集的结尾，我们问了一个问题，是不是明末的大臣们都是混蛋，把好皇帝朱由检给耽误了，最后让大明完犊子的？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为什么这样说呢？ 说是的原因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官祸”，当时大多数大臣确实不是什么好玩意，朱由检砍了魏忠贤的脑袋之后，并没有建立新的势力去平衡文官系统。这哥们就孤身一人和整个文官集团对抗，结果可想而知。 最明显的，就是让最富有的地主集团和朝堂之上的大臣们相互勾结，形成坚不可摧的联盟，国家一分税钱也收不上来。今天我们津津乐道的什么徽商、晋商、苏商等等这些“商帮”，都是在明朝中后期发展壮大起来的，说穿了，就是一群以“会馆”为依托，和官员们勾结起来的利益集团。我们说明朝后期也不是没钱，它是典型的“藏富于商”，“藏富于官”。政府后期一年税收只有区区几百万两，穷得叮当乱响，可李自成在北京几天功夫，一顿板子，就从王公大臣、地主、富豪们的手里搜刮了几千万两。 那大臣们如此混蛋，咋又说不完全是大臣们的责任呢？很简单，因为作为皇帝，你崇祯的责任就是管理大臣，那些大臣难道不全是你朱由检提拔和培养的吗？我们现在经常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一个女人，如果遇到的所有男人都是渣男，可能是她运气真的不好，但更大的可能是，她本身就招惹渣男，甚至说制造渣男。 朱由检就是一个庸臣制造机。 上面我们说大臣不捐钱，除了舍不得，还因为崇祯这个人有道德洁癖，还喜欢秋后算账。可以这么说，如果当时你捐了10万两，李自成真的被打退了，很可能过两天你就没命了，为啥？因为朱由检心里有笔账，按照我给你发的工资，你就是不吃不喝攒50年，你也不可能攒下10万两银子！换句话说，你肯定是一个大贪污犯。也许朱由检不会主动找茬，但只要事后有人拿贪污这事儿弹劾你，他一定不会因为你响应捐款号召而放过你，反而会摆出一副为百姓伸张正义，惩治贪污犯的面孔，砍了你的脑袋。他的这个性格可以说满朝皆知，那为啥还要捐款？况且，即便大明没了，我们这些大臣还是可以继续当官的，那就更不需要捐了。 当李自成来和谈的时候，大臣们只磕头不说话，也是如此。如果你说话了，议和成功之后，只要朱由检后悔了，那倒霉的就是你了，因为这家伙的另一个大特点就是为了名声，没有任何担当，总是喜欢找替罪羊。比如说前面洪承畴投降女真人之后，崇祯想和满清议和，就与兵部尚书陈新甲暗中商议计划，可是后来事情泄露，满朝的东林党人以道貌岸然的姿态指责朱由检是投降派，他恼羞成怒之下，居然把所有事情都推到陈新甲身上，一刀砍了后者，以保持自己高大上的形象。 除了这些缺点，崇祯的性格上还有很多其他缺点，比如说刚愎自用，具体表现就是频繁地更换内阁首辅和前方将领；再比如说优柔寡断，无论是和满清议和，南迁南京，还是和李自成的城下之盟，他都磨磨唧唧地拿不定主意，这当然让下面的大臣们无所适从，到底咋整，您能不能给个痛快话？ 还有无端猜忌，就是瞎琢磨，关于这一点，早在崇祯元年，明末著名的哲学家，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刘宗周，就给崇祯写信，指出了这个毛病，他的原话是“陛下救治之心，操之太急。酝酿而为功利；功利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不已，流为猜忌；猜忌不已，积为壅蔽”，意思很明显，按照您现在的道路走下去，最后只能是君臣之间互相猜忌，而您老人家被大臣们蒙蔽。可惜的是，崇祯当时只是一笑，觉得刘大人就是瞎白话，你没看见我举手之间，魏忠贤的脑袋就落地了吗？你咋不夸我英明？ 我们说这么多缺点集一身的皇帝，周围的大臣要都是贤臣、能臣，那才是出了鬼了。所以，在明末这个最复杂，最动荡，天灾不断，积弊难返的时代，朱由检是不可能力挽狂澜的，大明王朝完犊子，一点儿都不冤。 当然，同情崇祯的人可能说了，人家也是有优点的，是的，这个不否认，这哥们勤劳，学问好，节俭，不好女色，有气节等等，都是优点。但这些优点能让大明王朝兴旺发达，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吗？实话实说，不能！因为仅靠“道德”两个字救不了黎民百姓。 无论如何，公元1644年农历三月十九这一天，造反派闯王李自成进了北京城，大明最后一位皇帝明思宗朱由检在景山上把自己吊死殉国，立国达276年的大明王朝正式终结。 二 开始的时候，李自成的大顺军纪律还是很好的，他亲自下令：“敢有伤人及掠人财物妇女者杀无赦！”而且真的就把两名抢劫老百姓财物的士兵当街千刀万剐了，北京城的老百姓一看，这真是人民的子弟兵啊，纯的！于是，“民间大喜，安堵如故”，大家纷纷开门做买卖，一切照常。 谁也没想到，这份稳定只维持了八天。 从三月二十七开始，大顺军开始拷掠明朝投降的官员，四处抄家，李自成手下的权将军刘宗敏，特意做了5000副夹具，谁不交钱就夹棍伺候，据说夹到人身上的什么位置，那个位置的骨头就粉碎，最后居然让李自成他们搞到了7000万两白银。 有句话叫做上行下效，当官的去勒索当官的，下面的士兵就开始骚扰普通老百姓，整个北京城顿时是鸡飞狗跳，抢劫，强奸，杀人，到了后来，李自成根本就管不了了，和黄巢当年在长安的情形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李自成为什么突然画风一变，从不抢钱，到用刑具逼着高官拿钱呢？根本原因就是两个字，没钱。 在打入北京之前，李自成许诺了将领，将领许诺了士兵，打进了北京，大家都发财。本来以为占据皇宫，打开国库，军饷和这些许诺是不成问题。 可是李闯王实在是没想到，无论是明朝国库，还是崇祯皇帝的后宫，居然穷到了这种地步，只有区区几十万两银子，这根本不足以维持他军队开销，更别提还要兑现许诺，举办登基大典，搞建设这些事情了。而且，明朝投降官员的丑态也让李自成感觉很反感，比如说大明最后一任内阁首辅魏藻德魏大人，当李自成问他为啥没跟着崇祯殉国的时候，他的回答是“方求效用，哪敢死。”我正准备为您效力呢，怎么会去死呢？ 上面一大一小两个原因促使李自成下定了决心，就从这批让人恶心的官员身上，搜刮银子。事实证明，他成功了，这些官员是真有钱。可是，事实也证明了，有些人是可以随便打随便抢的，但有些人是不能动的，这第二个“有些人”就包括了吴三桂的家属。 前面我们说过，吴三桂的爹吴襄负责北京的防务，城破之后，他被抓了起来，吴家自然也是有钱的，不仅有钱，还有女人，而且是绝代大美女，这个女人就是吴三桂的小妾，陈圆圆。 按照《明史》上的记载，这事儿就是一句话，“自成劫其父襄，作书招之，三桂欲降。至滦州，闻爱姬陈沅被刘宗敏掠去，愤甚，疾归山海。”也就是李自成用吴三桂的老爹吴襄胁迫吴三桂投降，本来他也答应降了，可是从山海关往北京城走，才走了四分之一的路，就听到他的小老婆陈沅被刘宗敏抓去了，气得要死，转身又退回了山海关。 关于这个正史上称为陈沅，民间叫做陈圆圆的小女人，《明史》上基本就是上面这么一句话。不过此女和以前介绍过的西施一样，虽然在正史上没地位，但是在其他名人笔记，杂谈野史和老百姓中间，却占有相当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般来说，流行说法是这样的，陈圆圆本来是南京的名妓，“秦淮八艳”之一，所谓的秦淮八艳，又称金陵八艳，是明末南京城秦淮河上，八个以唱曲为主的妓女，声色俱佳，像董小宛、柳如是、李香君这些著名的民间人物，都是其中之一。而陈圆圆据说是这里面最出色的一个，前面说的那个买下董小宛的冒襄冒公子，和陈圆圆也曾经有过交集，他评价对方的曲子唱得是“令人欲仙欲死”，听起来很牛掰的样子。 后来陈圆圆被崇祯皇帝的一个老丈人田弘遇买下来带到了北京，先是献给了崇祯，可是朱由检这时候已经内忧外患，根本没心情和美女上床，就又还给了田弘遇。后者一看皇帝不要，那就自己享用吧。结果是没几天的功夫，吴三桂回北京出差，来老田家喝酒，看见了陈圆圆，马上惊为天人，向田弘遇索要这个女人，田弘遇立马相赠，我个人认为，老田本来就是想用陈圆圆来结交吴三桂，否则的话，田府那么大，藏起来一个女人还费事吗？ 就这样，陈圆圆成了吴三桂的女人，两人恩爱了几天之后，吴三桂返回边关宁远，暂时把陈圆圆留在了北京的吴府，可是他也没想到，李自成那么快就打进了北京，而刘宗敏抢了他的圆圆。 以上呢，就是综合了各种小说笔记之后的陈圆圆的故事，这里面各种不同的说法很多，我们只是采用了最流行的说法，但无论正史，还是野史，都指明了一点，那就是本来吴三桂是打算投降李自成的，就因为小妾被抢，他才重新退回了山海关。 明末清初诗人，和“秦淮八艳”之一卞玉京纠缠了一辈子的大才子吴伟业，有一首著名的叙事长曲《圆圆曲》，专门讲述吴三桂和陈圆圆的故事，里面的名句就有“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说的就是这段历史。 三 不过虽然吴三桂退回了山海关，但是我们必须声明一点，这时候的他，可还没有投向满清，换句话说，这哥们还在观望。可叹的是，李自成却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没有把陈圆圆送回去，然后妥善安置吴家，继续招抚吴三桂，反而决定亲自去攻打山海关。 我们前面多次说过，人只要有了巨大的成就，就容易飘，认为自己啥都行了，李自成之所以会抢夺吴家，允许部下强占陈圆圆，最后还决定攻打吴三桂，根本原因就是他压根儿就没瞧得起老吴家，觉得我就欺负你了，你能咋地？再往深里说，在他眼里，可能连大清女真人也没放在眼里，都是不堪一击的蛮夷，我大顺皇帝李自成，想弄死谁就可以弄死谁！ 于是，1644年农历四月十三，李自成刘宗敏率领大顺军离开北京，兵锋直指山海关。 吴三桂自然是不能坐以待毙，他一方面派出了六个文臣去向李自成解释求和，实际上就是六个大忽悠，忽悠李自成，让他别那么着急赶到山海关。另一方面，吴三桂马上给满清的多尔衮写信，以大明王朝忠臣的身份请求女真人“速整虎旅，直入山海”，也就是他想和满清联合，干死李自成，吴三桂当时给清朝开出的好处是，打败李自成之后，大明和大清以黄河为界，北边都归你们女真人。 实际上，吴三桂和李自成一样，也低估了大清，不仅是低估了实力，还低估了这群女真人的野心。 ……

清初的六个亲王为什么称为铁帽子王；豪格作为长子为什么没有继位，多尔衮为什么扶持福临；李自成进京，崇祯自杀；怎么样评价明朝以及朱由检? 部分文稿 大家好，我是枫落白衣，上集我们说清朝初年的六个亲王，民间又称为铁帽子王，为啥叫这么一个土不拉几的名字，这里面呢，涉及到清朝爵位的一些规定。 我们说中国古代的爵位，有时候可以不打折地传给后代，比如说光武帝刘秀的大侄子刘章，被封为齐王，他死之后，儿子刘石继承齐王的位置，传了六七代，最后被曹操给灭了的时候，人家的身份还是齐王。 但是这样做有一个坏处，就是大家都是只升不降，后来有爵位的贵族就越来越多，很自然地，政府的补贴就要跟上，你总不能让一个王爷骑着一头驴出门吧，那政府的脸往哪里放？所以，宋代就规定，爵位传给大儿子可以，但是必须要降一等，你原来是某某王，儿子拿到手也许就变成了某某公。几代之后，你就和平民老百姓一样了，除非子孙自己再立大功，重新封了一个什么王。 不过呢，到了大明朝，老朱是一个家族观念特别强的农民，他把儿子们都封了王之后，觉得孙子们也不能饿着啊，就规定一代代传承的时候不用降级，这叫做世袭罔替。这样一来就麻烦了，因为老朱的后代是几何级数增长的，200多年后，都没到明朝末年，在万历初年，全国财政支出1850万两，其中给老朱那些有爵位的子孙俸禄开支，就高达550多万两，比例将近30%。可以这样说，明朝到了最后穷得叮当响，和这群不降级的子孙有很大关系。 起自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大清在这一点上很清醒，它一方面采取宋朝的传承降爵的办法，另一方面，对于有着特殊贡献的亲王，允许他们世袭罔替，儿子可以不打折地继承老爹的爵位，该是什么亲王，还是什么亲王，就好像那顶代表了爵位的帽子像铁铸的一样，俗称铁帽子王，政府赐给他们的王府，就被称为铁帽子王府。整个大清朝276年的历史，一共就封了12位这样的王爷，不过你要是犯了罪，或者说卷入了不死不休的政治斗争，那这个铁帽子还在不在，就不一定了。 言归正传，皇太极死后，两个戴着铁帽子的家伙对着皇位虎视眈眈，一不留神，大清就有内讧的危险，那样的话，别说去打天下，最后搞不好就被明朝咸鱼翻身。那咋整？史书上说，代善作为老大哥，就召集大家来开会，这个会议叫做议政王大臣会议，是努尔哈赤建立的制度，国家大事争论不决的时候，由这个会议作出最终裁决，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常委会。 代善在会议上开头第一句就是“豪格是先帝长子，理应继位”，就这一句话，下面马上是一片雷鸣般的掌声，因为当时那个刚死了的皇太极威望极高，大家都觉得，立他的儿子当皇帝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可是这么关键的时刻，豪格自己却掉了链子，也许是这哥们中原儒家文化学多了，脑袋里嗖嗖嗖地蹦出无数个诸如王莽、曹丕、杨坚这些大篡位者，人家都是接受九锡之后，别人劝了很多很多次，才一脸不情愿地走上皇帝这个领导岗位的，自己哪能别人一提议，就接受皇位，那显得太猴急了，太low了。所以，这哥们红着脸来了一句，“福少德薄，非所堪当”，我不行，真的不行。言下之意，要不你们再劝劝？ 可是这家伙忘了一件事，你这是在大东北，一群没读过书的糙老爷们，怎么会理解汉民族那么高深的虚虚实实的文化？满屋子亲王贝勒一听豪格自己说不行，都愣住了，一个老爷们，咋还能说自己不行呢？ 这个时候，旁边的多尔衮尴尬地意识到了一件事，看大家的意思，自己这个皇太极的弟弟是无论如何当不上这个皇帝的，必须由哥哥的某一个儿子来当。于是，在经过大脑飞速运转之后，他和他这一派的人马上提议说，坚决支持由皇子即位，既然豪格大侄子说他自己不行，我看就由皇子福临即位，年纪小一点，可以设立辅政大臣。 大伙一听，也对啊，俺们支持的是皇太极，只要是他老人家的后代即位就行，既然手握重兵的多尔衮反对立豪格，而豪格自己也不坚持，何必为了这事内部打得头破血流？就这样，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最后结果是，公元1643年，年仅五岁的，皇太极的第六子福临正式成为大清朝的第二位皇帝，定年号为顺治，辅政大臣是两位，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和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 尘埃虽然落定，不过有两个问题却不得不回答一下，第一个就是为啥是福临，咋不是皇太极其他的儿子呢？这个问题好回答，一点都不复杂，因为除了那个假谦虚的豪格，其他皇太极儿子们的娘，地位都相当地低下。福临的妈就是后来的孝庄太后，是来自蒙古大草原上的博尔济吉特氏的女孩子，这个氏族有另一个称呼，孛儿只斤氏，又称黄金家族，也就是成吉思汗的正宗后代。娘家有人，自己还精明能干，那儿子自然就显贵。当时唯一能和福临拼娘的，就是皇太极最小的儿子博穆博果尔，可是那时候这小孩才一岁，至少，福临可以坐在皇帝的宝座上吃棒棒糖，博穆博果尔只能躺着喝奶，那自然是拼不过。 第二个问题就是为啥豪格不能再争取一下，甚至连辅政大臣这样的职位都没混上？这个问题的答案也不复杂，我们前面说过，大清是一夫多妻多妾制，他们没有嫡长子继承这个概念。那些功勋权贵们之所以支持豪格，最大的原因就是他是皇太极的长子，可是当豪格很装13地谦虚了一下，多尔衮提出福临之后，豪格的优势就不那么明显了，而且按照满洲族人的性格，你自己说了不行，别人提出一个行的，你又说你行了，想爬起来再试试，这种行为大家也看不起。 至于说辅政大臣，多尔衮是必须上的，且不说福临就是他提出来的，有拥戴之功，就凭着他和他兄弟多铎手里的兵力，那他也必须是辅政大臣。 可是你上了多尔衮，再上豪格，那你的意思是让俩辅政大臣天天打架玩？这事就算是这帮东北人再缺心眼，也能想明白，况且，郑亲王济尔哈朗并不属于多尔衮一派，有他制衡，就足够了，这就是当时其他亲王的真实想法。 可惜的是，实际一运作，完全不是那回儿事，我们并不知道济尔哈朗是单纯地对繁琐政务没有兴趣，还是没有意识到这些日常工作的重要性，这哥们把更多精力放到军事上，居然对外宣布了这样一条命令，凡是应该呈给辅政大臣处理的事务，“皆先启知睿亲王档子”，也就是先给那个多尔衮看，让他看着办就行了，别烦我，我有更重要的事情。 这样一来，多尔衮很快地就掌握了朝廷的实际权力，紧接着，豪格就倒霉了，1644年5月，豪格的下属何洛会，告发豪格图谋不轨，马上，他的所有亲信被处死，本人被剥夺了亲王的头衔，降为郡王，后来在1648年，又以一堆乱七八糟的罪名被幽禁起来，三个月后，自杀身亡。 这件事说明了，东北人多尔衮其实一点都不朴实，也不善良，可以说是阴险狡猾大大地。这样一个危险的人物，在掌握了权力之后，把目光投向了南边的大明王朝，很快地，老朱的子孙们就要倒霉了 实话实说，这时候崇祯皇帝的日子相当地难过。大明王朝最后两名能打的大将，平贼将军左良玉屡吃败仗，远远地逃到了安徽，另一个督师孙传庭倒是奋勇杀敌，奈何在天下皆反的大形势下，根本没有回天之力。 在李自成打破潼关之后，1643年农历十月初，孙传庭战死在渭南，《明史》上说“传庭死而明亡矣”，是的，因为到了这步田地，朱由检手里的牌全都打光了。他只剩下了一个选择，那就是要不要向南逃窜，去南京再支撑几天。 从内心里来说，这哥们当然希望去南京，可是这事儿在儒家传统文化里，却不能由他说出来，大多数祖宗的陵寝都在北京，你说你们都好好地在坑里躺着，我自己撒丫子南逃？这话无论如何是说不出口的。 也就在这个时候，1644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建国号为“大顺”，年号永昌。《明史》里记载，“追尊其曾祖以下，加谥号，以李继迁为太祖”，也就是李自成认了一个祖宗，叫李继迁。这个人是谁，可能你不记得了，但你应该知道，前面我们说过的和大宋并列的西夏国，这个李继迁我们当时也提过，他是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的爷爷。 可是这事儿其实很奇怪，李继迁这些人本来是党项人，他们姓拓跋，也就是北魏鲜卑拓跋氏的那个拓跋，李自成再没有学问，他手下也应该有人知道这件事，至少，他的那个智囊李岩应该是读过书的，那为啥李自成一个土生土长的汉人，要认一个少数民族做祖宗？况且，就算是姓李的，难道李唐皇族，李渊李世民这些家伙，不是很明显地要比西夏高出一个档次吗？为啥他不去给李世民跪下磕头叫祖宗？这实在是一件很费解的事情。 左思右想之后，这里面可能只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明史》里面是瞎白话的，人家李自成虽然建立了“大顺”，称了皇帝，却没有认李继迁为祖宗。另一个原因就是李自成不知道听信了谁的瞎忽悠，真的认为自己就是党项人的后代。这两个原因，你可以挑一个相信。 无论如何，李自成称帝的消息传到北京，崇祯是更加郁闷，正月初三这一天，也就是李自成称帝的两天之后，崇祯身边的一个小顾问李明睿站了出来，私下里劝说崇祯放弃北京，尽快南迁。 朱由检一听，那叫一个高兴，马上说道:“朕有此志久矣，无人赞勷，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朕志决矣。”你说的这事儿，我早就想做了，可是没人提议啊，今儿你总算是说出来了。 可是转过天上朝的时候，在大殿上一讨论，很多人都反对。当时的内阁首辅陈演不仅自己反对，还鼓动兵科给事中光时亨，上了一篇相当严厉的奏章，说“不杀李明睿，不足以安定民心。”这一下，朱由检的心是彻底凉了。你要是说，他就坚持去南京，谁又能拦住他，你说的没错，可是朱由检的性格根本就不是那种人，一个人如果刚愎自用，自以为是，那么极大的可能性，他也是一个十分爱惜面子的人，如果逃跑会被千夫所指，那他宁愿不跑，当然，这种人你让他认错和投降，他更是不干的。 三月初一，李自成攻破了大同，初八，宣府总兵王承胤献城投降，这两个城市一丢，离北京那简直就可以说是咫尺之间了。 崇祯皇帝这时候下定了决心，任命吴三桂为平西伯，让他放弃辽东的宁远城，马上带兵返回北京，同时启用在京城的吴三桂老爹吴襄为提督，希望父子俩共同保卫北京。同时命令，蓟辽总督王永吉，昌平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也赶紧向北京靠拢，来保卫我朱由检。为了让这些大兵们能死心塌地为他卖命，崇祯又在北京城里号召官员们捐钱，准备用来犒赏保卫京师的士兵们。 可是他坐在上面一说捐款，下面大臣们马上就是一片哭穷之声，都说自己家穷得叮当响，今天来上班，早饭都还没吃呢，结果是崇祯最后不得不放下身段，求爷爷告奶奶地哀求，才收到了20万两银子。 最有意思的就是他老丈人周奎，女婿希望他捐10万，给大家做一个表率，他只捐1万，然后入宫向自己女儿哭穷，她女儿周皇后把自己私房钱拿出5000两给老爹，说您必须支持您姑爷啊，多少要再捐一些。周老爷子回去之后倒也是又捐了一些，捐多少呢？3000两，也就是她女儿给他的5000两，居然还被他截留了2000两。就这么个老丈人，后来家里的53万两银子的现金和所有家产都归了李自成和他的属下，而且老婆儿子儿媳妇等人几乎死绝，《甲申传信录》里说，周奎“悔不从徐司礼之言，至今已晚矣”，后悔了，可是那又有什么用呢？当时朝廷上的大臣几乎都和周奎一个德行，周奎的13000两还是多的，内阁首辅魏藻德，只捐了500两。 可以这样说，崇祯这时候，估计已经是心如死灰了，但是客观地说，大臣们不捐款这事儿他崇祯绝对也有责任，为啥？我这里先卖个关子，等这哥们上吊死了，我们再来分析。 文官不捐钱，那武官是不是回来拼死呢？很遗憾，这些家伙的表现和文官差不多。比如说吴三桂，他这时候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他和其他被要求勤王的武将们，肯定是阻止不了李自成占领北京的，他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以手里的关宁铁骑为资本，以山海关为依托，和李自成，甚至多尔衮，进行讨价还价，给自己留一个存身之地。 于是乎，吴三桂这家伙走得特别慢，史书上说“迁延不急行，简阅步骑”，一边走一边阅兵，结果是当李自成攻破北京城的消息传来的时候，这哥们一转身，就进入了山海关，闭上两边关门，静观其变。 除了文武官这个德行，老天爷也是不帮忙，前面我们说明末天灾的时候，提到过鼠疫，实际上，这场鼠疫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京师大瘟疫”。就在几个月前，也就是1643年的冬天，北京城内的鼠疫至少造成20万人死亡，最保守的估计，占了城内当时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军营尤其悲惨，一半的士兵染疫身亡，剩下的人不到5万，基本丧失战斗力了。 可以这样讲，当1644年农历三月十八，李自成来到北京复兴门外的时候，北京城根本就不需要打了，老李只要上去踹一脚，门就开了，对于大明来说，只能哀叹一声，“完犊子了”。 ……

明末农民起义的起因、发展，为什么朝廷无法剿灭； 女真的野心怎样膨胀起来，关宁锦防线如何被突破；洪承畴投降经过，吴三桂其人；皇太极死后，大清的皇权争夺。 部分文稿 大家好，我是枫落白衣，前文说过，陕西这地方，在明朝末年小冰河期的时候，是被冲击最严重的地方。1627年，陕西发生了大旱，可是各地知府知县的老爷们依旧是催缴税赋，客观地说，他们也没办法，因为不这样做，他们头上的帽子，甚至帽子下面的脑袋都可能保不住。 可是老百姓根本就没钱，咋整呢？白水县的一个叫做王二的，穷得叮当作响的农民，用实际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他纠集了几百名饥饿的农民，就问了大家一个问题，谁敢杀了县太爷？下面山呼海啸一样的回答：“我敢！”就此，王二拉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潮流。这哥们起兵之后，整个陕西马上就站出来无数个响应的人，米脂的张献忠，安塞的高迎祥都是第一时间揭竿而起的。 也就在这一年，我们倒霉的崇祯帝朱由检接了他哥的班儿，上岗当了皇帝。 农民造反的消息传到了中央政府，崇祯自然想要平叛，但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平叛那是需要钱的，崇祯这时候和王二一样，穷得叮当作响，咋整呢？给事中刘懋出了一个主意，说咱们朝廷不是没钱吗，有些邮局我看也没啥用，人还那么多，咱们要是关掉一些，再裁员一批，能省出不少银子来。于是，全国三分之一的驿站关门了，剩下的都开始大裁员，结果是银子没省下几个，倒是给自己整出来一个掘墓人，此人叫做李自成。 李自成这家伙也是陕西米脂人，从小就不爱看书，耍枪弄棒倒是很在行，长大之后，在一个驿站当差，本来日子还可以维持，但崇祯要在驿站上省钱，这么一搞，李自成就失业了。失业之后，因为欠同村的一个举人艾诏的钱还不上，被人家告到米脂县衙，县老爷大笔一挥，“械而游于市”，戴上刑具，在市场上游街，不仅丢人，还差点被折磨死，最后是被亲人们凑钱救出来的，一直到年底，才把一身的伤彻底养好。 失业加上在拘留所里的遭遇，完全激发出了李自成身上的兽性，伤好之后，他把那个叫做艾诏的举人一刀送上了西天，还没等想好怎么逃跑，就听说自己媳妇儿和村子里一个叫盖虎的家伙通奸，啥也别说了，杀一个是杀，杀两个也一样，反正自己也没有两条命可赔。于是，李自成又一刀把自己媳妇儿送上了西天，这一下，两条人命在身，只能跑了。 1629年农历二月，李自成在甘肃甘州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士兵，你要注意，他这个士兵前面要加上两个字，大明。 我说这么多，只是想告诉你一件事，李自成绝对不是像外面说的那样，因为驿站裁撤，没吃的了，才造反的。此人是身负两条人命，搁在现代社会，也要判死刑的人命官司，才吓得跑出来当兵的，而且，开始当的还是大明王朝的兵。 那他是啥时候造反的呢？这事儿还要拜皇太极所赐。1629年年底，皇太极绕过了袁崇焕的关宁锦防线，带着大辫子女真人从喜峰口第一次打到北京的时候，李自成所属的队伍也收到了崇祯皇帝的鸡毛信，让他们去北京救驾。 可是当他们的队伍走到榆中这地方时，士兵们就不走了，要求发钱，也不知道当时领队的参将王国是真没钱，还是有钱不发，反正最后此人成功地激起了兵变。结果就是，他和当地县令的脑袋都被士兵们砍了下来，估计这群大头兵是想仔细检查一下，这俩货是不是把钱藏脑袋里了。 就这样，李自成的大头兵是当不成了，身不由己地走上了造反的道路，第二年他投奔了一个外号叫做不沾泥的张存孟造反派队伍，当上了一个小队长，这一年他24岁。 三年之后，陕西的所有造反派都被明朝新任三边总督洪承畴打得七零八落，这时候已经身经百战的李自成率领着一支小部队，东渡黄河，去山西投奔了他的舅舅，“闯王”高迎祥，然后称呼自己为闯将。从此在造反的队伍里，就有了这么一号人物，“闯将”李自成。 我们现在再来说崇祯皇帝，这哥们面对祖国西部茫茫多的造反派，开始的时候，倒是也没有慌乱，先是让三边总督杨鹤以安抚为主，剿灭为辅，也就是拿着大喇叭喊话，老乡们，吃着火锅唱着歌的好日子就快来了，大家都回家种地去吧。可是这一招需要后面有真金白银，实在没有，小米和棉布也可以，但崇祯这时候手里哪有银子？于是，往往是这边刚安抚好，那边又造反了，然后过两天，这边再反。 一看杨鹤不行，崇祯又启用了洪承畴，接着就是曹文诏，陈奇瑜，卢象昇，杨嗣昌，熊文灿等人，朱由检在位的十几年里，负责平复老百姓造反的总指挥像是走马灯一样地换来换去，这里面很多人还不止一次走上这个艰巨的领导岗位，比如说洪承畴和杨嗣昌，就被多次任命，又多次撤职。 客观地说，其中除了熊文灿没啥本事之外，其他人都是一时雄杰，无论是打仗，还是政治手腕，都可以。 那你可能就问了，既然都是有本事的，为啥崇祯还要换来换去？你问我，我也不知道问谁。因为不仅仅是剿匪司令，内阁首辅这个职位他朱由检换得更勤，一共当了十七年皇帝，换了20次内阁首辅，不到一年就是一个。 如果一定要说，这里面恐怕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崇祯这个人的性格问题，这是一个急性子，一旦让你当上大官，马上就要看到成果，说句不客气的话，相当于今天结婚，明天就要抱儿子，那除非隔壁老王很早就帮了忙，否则怎么可能？除了急功近利，他的猜疑心还很重，让你上位的时候，好话说尽，信任感十足，可是只要你有一点点失误，他就受不了。比如说陈奇瑜，此人在1634年6月，以五省总督的身份接任剿匪总司令之后，工作干劲很大，智商也在线，把李自成逼进了陕西的车厢峡，这就是一个死地，就像一个大车厢，进去以后，出来的路只有一条。李自成最后没办法，只能投降，陈奇瑜这时候犯了一个错误，居然让50名官兵压着投降的3万多人回原籍，这简直就是开玩笑。李自成刚走出峡谷，就一声吆喝，把50名官兵全杀了，重新造反。发生这种事，一般来说，你最好让陈奇瑜戴罪立功，毕竟他已经很熟悉李自成的打法和习惯了，只要假以时日，平叛李自成也不是什么问题，可是崇祯觉得不能忍，他的办法是直接把陈奇瑜扔进了监狱，换另一个人重新来过。 另一个崇祯经常更换剿匪司令的原因就是因为女真人了。我们说崇祯一直都是两面为敌，自从杀了袁崇焕，关外就没了大将，女真人的攻势急一点的时候，他就需要从国内战场抽调大将去救急，这种事在公元1636年，也就是崇祯九年之后，是更加地严重，为啥？因为女真人升级了。 这事儿是这样的，公元1635年，皇太极在打蒙古人的过程中，很意外地得到了一样东西，传说中的传国玉玺。 以前我们说过，传国玉玺是秦始皇用和氏璧做成的皇帝印章，在五代十国之后，就遗失了，那咋还被皇太极得到了呢？很简单，他得到的这个玉玺是假的。但皇太极当时不知道是假的，他以为朱元璋曾经很遗憾地说过“少传国玺”，也就是大明王朝打败蒙古人占领天下之后，并没有得到传国玉玺。那么，真的玉玺就一定还在蒙古人手里。现在摆在他面前的这块玉玺，是漠南蒙古各部集体投降之后交上来的，那肯定应该是真的了。 所以，这件事可以概括为，女真人以为他们得到了传国玉玺。那这样一来，就不得了了，皇太极是兴奋异常，拿着假玉玺就琢磨开了，这事儿说明啥？说明俺皇太极就是老天爷派下来的亲儿子啊，要是不当天子，那就是违反天上那个爹老天爷的意思，肯定要当，而且要尽快。就这样，公元1636年5月15日，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自己也升格做了皇帝，年号是崇德，而且顺带着，他还把女真人的族名改为满洲族，简称满族。所以，从这个时间点开始，我们就要称呼这群东北人为大清，清朝或者满清了。 皇太极的这次改国名，对于他们自己，意义不小，相当于一次升级。以前努尔哈赤叫自己为后金，明显地带着女真族的民族色彩，很多汉人，蒙古人甚至朝鲜人，对后金这两字都有一点神经过敏，让他们不自觉地想起从前那个制造了靖康耻的大金，现在“大清”这两个字比“后金”就好多了，这就好比当年忽必烈用“大元”这个国名之后，一大批汉人就投降得心安理得一样。 大清成立的第二年，皇太极就彻底打垮了朝鲜半岛上所有拥护明朝的势力，让整个朝鲜成为了大清的藩属国。这一下，女真人全体自信心爆棚，觉得俺们就是天命所在，颇有点儿后来美国人开发西部那时候的“显然天命”劲头。 不过客观地说，这时候的天下形势确实是向着有利于满清的方向发展，蒙古人怂了，毛文龙没了，朝鲜也降了，唯一剩下的对手大明，内部还是一个乱摊子，民变如火如荼。遇到这种情况，你会咋办？那当然是上去给对手添一把柴火，让民变烧得旺旺的，最好慢慢烧死你，省得我动手了。 皇太极的办法就是不仅骚扰关宁锦防线，而且还多次绕过防线，杀入明朝内地，他们的策略极其高明，从来不以占地为目的，就是杀人和抢劫，让你们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里，然后起来，反对你们的政权，我们看热闹。就拿1636年清军第三次入塞来说，清朝大将阿济格的军队一共56战，全都胜利，这样的战绩你说让他占领几个大城市，那绝对没问题。可是，阿济格俘获大量的人畜财物之后，慢悠悠地回大东北去了，史书上说“艳服乘骑，奏乐凯归”，也就是吹吹打打，穿得像新郎官一样往回走，更过分的是，他们还写了无数个“各官免送”的木牌子，用来羞辱明朝。 当时的宣大总督梁廷栋与兵部尚书张凤翼既不敢和清军死战，也不敢向崇祯报告，自己也知道死罪难逃，天天服食中医里的泻药大黄，干啥？以求拉肚子把自己拉死。 所以，崇祯经常调换将领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他没办法，清军来了，他必须调集能打的将领和部队去应急，清军走了，农民军就是重点了，将领还要调回来。 那么，他有办法改变这种两面作战的局面吗？在明朝的一些官员看来，是有的，而且很简单，剿匪司令杨嗣昌多次和崇祯皇帝说过一句话，叫做“安内方可攘外”，就是对外妥协，对内斗争，一句话，和女真人议和，拍死国内的农民起义军。 崇祯自己当然也很清楚，这也许是一个没有办法之中的好办法，他也多次想和女真人议和。可是当时明朝士大夫们，尤其是那些信奉东林党人思想的知识分子们，对于议和这件事简直就是深恶痛绝，堂堂大明朝，怎么能向夷狄妥协呢？比如说公元1638年，女真人第四次毁长城入关，进来烧杀抢掠，杨嗣昌又一次建议议和，可是遭到了满朝文武，尤其是宣大总督，勤王兵总指挥卢象昇的激烈反对，这哥们说“陛下命臣督师，臣只知战斗而已”，其他的命令我一概不服从。结果是卢象昇战死沙场，清兵肆无忌惮在内地抢了一圈，回到了山海关之外，又开始猛烈攻击关宁锦防线，弄得崇祯只好又把孙传庭和洪承畴调到辽东，防范清军。 不过我们这里就要问一句，就算没有满腔“正义”的东林党人阻挠，你内部统一了意见，去和皇太极议和，女真人会答应吗？ 我的看法是答应可能会答应，只不过一定会狮子大开口，索要的财物和地盘让崇祯疼死不说，事后能不能遵守都不一定。有一句话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只要女真人想打你了，随时都可以撕毁协议，理由满地都是。所以，对于现在有些人说的，如果那时候和满清议和了，大明就会多存活很长时间的看法，我是不赞同的，因为你没有实力的情况下，你的命运，并不取决于你，而是要看对手的态度。而大清朝无论是皇太极，还是随后的多尔衮，都是绝对的雄才大略之辈，他们不会被一纸协议限制住，该打你绝不会手软。 顺便说一句，这事儿和今天某大国对中国的战略是一样的，它绝对不会因为你的态度调整对你的策略，而只会根据双方实力，自身目标和利益制定对你的政策，想当年北京机场还刷写着“打倒美帝国主义”，尼克松同学还不是笑呵呵地走下飞机，和你握手？ 言归正传，1638年满清的第四次入关，对于他们来说，是最成功的，为啥？因为正是这次的入关骚扰，让本来已经陷入低谷的农民起义军满血复活，已经投降了的张献忠重新反叛，李自成在前一年被打得只剩下了18个人，逃进了商洛山，这时候也大摇大摆地带着几千名重新招募的山民走出山沟沟，向河南挺进。 随后，趁着1640年河南大旱，李自成到处抢劫富绅大户和政府的粮食，开仓而赈饥民，史书上说“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提出了那句后世著名的口号，“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已经饿得快疯了的老百姓是没有时间思索“不纳粮”这事是不是符合逻辑的，火烧眉毛，只顾眼前了，谁给他们粮食吃，他们就跟谁走，李自成就这样壮大起来。 ……

袁崇焕为什么杀毛文龙和袁崇焕？后世为什么这么崇拜袁崇焕？ 部分文稿大家好，我是枫落白衣，前面说天启皇帝朱由校死后，崇祯皇帝朱由检上台就砍了魏忠贤的脑袋，结果是东林党人又纷纷走上了领导岗位，然后这些家伙一致高呼，让“关宁锦防线”的超级拥护者袁崇焕同志也回来吧，我们需要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这样的胜利。 于是，公元1628年七月，袁崇焕被崇祯召见。从这两家伙的对答之中，你就能感觉到，当时大明王朝讨论东北局势，已经不是说能不能防住女真人了，而是要如何消灭对方。袁崇焕当即拍着胸脯说“臣期五年为陛下肃清边陲”，五年之内，我给你平复辽东全境。 当然，袁崇焕也提了条件，那就是“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这意思很简单，您必须对我完全相信，不要因为朝里面大臣们的议论，就把我免职，甚至砍了我的脑袋。朱由检听说五年就能把大东北拿回来，能够再次吃上人参鹿茸虎骨熊胆这些大补品，那是相当高兴，当下就笑逐颜开地表态，看你老袁说的，我朱由检咋能是那种人呢？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绝对信任你，“卿无疑虑，朕自有主持。” 君臣之间信誓旦旦互诉了一番衷情之后，袁崇焕走马上任。据《明季北略》这本史书记载，当袁崇焕捧着皇帝给他的尚方宝剑，得意洋洋地从宫殿里出来的时候，有大臣就问他，五年就干死女真人这群王八蛋，袁大人，您有多大的把握？袁崇焕的回答是，“上期望甚迫，故以五年慰圣心”，咱们皇帝一副急吼吼的模样，我就是安慰安慰他，您这种老谋深算的大臣咋还当真了呢？当时那位大臣就目瞪口呆地傻眼了，明白了，敢情你老袁的师傅就是铁岭著名大忽悠赵本山啊。 所谓的尚方宝剑，就是古代的假节钺，等于是可以随意斩杀其他大将而不受法律制裁，袁崇焕几乎是没怎么思考，就把这个权力用上了，他剑下的倒霉蛋，叫做毛文龙。 毛文龙本来是浙江杭州人，在那个人间天堂生活得好好的，可是他爹的哥哥，也就是他在东北鞍山的那个大爷，膝下无子。家族里一商量，就把他过继到他大爷家里当儿子。这小子刚刚来到鞍山还挺兴奋，为啥？因为这个毛文龙从小就不喜欢读书，爱打仗，东北看起来有的是仗可打，于是，他投入了当时李成梁的队伍。不过在部队里混了十几年，也没得到提升，原因据说是“不肯妄杀一人，妄报一功”，也就是这哥们太实在了，不愿意杀老百姓充当军功，就没升上去。 后来努尔哈赤在东北大发淫威，连续拿下了沈阳辽阳等大城市，毛文龙在鞍山的大爷和一百多个亲人都被女真人砍了脑袋，毛文龙虽然不是亲生的儿子，但对他这个大爷兼老爹还是有些感情的，就积极地想报仇，恰好当时的辽东巡抚王化贞招募勇士，去敌后活动，啥也别说了，毛文龙当即报名，他要杀女真人。 就在1621年的7月，此人率领197名死士，沿着海岸线，一路收复了十几座岛屿，最后赶到了镇江，也就是今天的辽宁省丹东市，就靠着手上这不到200人的队伍，他们居然攻克了镇江，然后周围的宽奠、汤站、险山等城堡也纷纷投降，本来就是明朝人，这一下，找到组织了，史称“镇江大捷”。 没错，这才是明朝对后金的第一场胜利，而不是袁崇焕的宁远大捷。 并且在随后的八年时间里，毛文龙不断地巩固地盘，骚扰后金，收复了辽宁南边很多地盘，即便是袁崇焕的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背后也有人家毛文龙的巨大贡献，袁崇焕当年在自己的奏章上，也是承认的，“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我们之所以能保存锦州和宁远，毛文龙的功劳很大。 那为啥后来大家没有赞美讴歌这个毛文龙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被袁崇焕杀了，现在满大街都在赞美袁崇焕，谁还愿意去给死了的毛文龙点赞？ 这事是这样的，袁崇焕拿到尚方宝剑之后，公元1629年六月初一，带着人来到了毛文龙驻守的皮岛，两个人先是谈了三天，可无论如何，毛文龙都不接受袁崇焕的建议，分歧主要集中在两点上，一是朝廷给毛文龙的粮饷由袁崇焕转发，第二个是袁崇焕要在皮岛上设立监督人员。从毛文龙的角度考虑，这就是你袁崇焕想大权独揽，压制我的紧箍咒，我毛某人绝对不能答应，我的地盘我做主。 可是他没想到，袁崇焕这次还带着计划B，就在两人谈判之余，观看射箭比赛的时候，袁崇焕突然命令手下人把毛文龙捆了起来，然后请出尚方宝剑，宣布毛文龙有十二条大罪，砍了毛大人的脑袋。 史书上说，在以皇帝的名义杀了毛文龙之后，袁崇焕拿出了10万两银子，分给毛文龙的部下，并且当场答应，把每年的饷银升到18万两，发奖金，涨工资，安抚住了人心。 我们现在就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袁崇焕为啥一定要杀毛文龙？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也是争论不休。主流观点当然是毛文龙的不对，贪污受贿，克扣兵饷，还和后金勾勾搭搭，这些都是袁崇焕当年杀毛文龙时给出的理由，当然，袁大人给的十二大罪，有的实在是牵强附会，现在就没人提了，比如说，他居然指责毛文龙在皮岛上给魏忠贤立雕像，可是你袁崇焕当年不是也哭着喊着要给九千岁魏公公立生祠吗？再比如说指责毛文龙没有收复失地，可是这事儿根本就不是事实，人家毛文龙脚下的土地都是大明丢了之后，他自己夺回来的。倒是袁崇焕，如果别人问他，你袁大人又收复了多少失地啊，他肯定无言以对，因为他一直在玩塔防，一寸土地也没收回来， 实际上，这件事在史书上也可以找到一些端倪。无论是《明史》还是《明实录》，都记录了一件事，那就是在这次走马上任之前，袁崇焕就和大学士钱龙锡商量，要杀掉毛文龙。《明史》上的记载是：“方崇焕在朝，尝与大学士钱龙锡语，言及毛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去之不难。”也就是如果毛文龙听从自己的安排，就继续用他，否则，就要杀了他。 不过呢，“不服管教”可能也不是唯一的原因，明末清初史学家计六奇写的《明季北略》，主要就是记录努尔哈赤崛起到清朝夺取天下的历史。在这本书里，有下面的记录，说皇太极和袁崇焕第一次议和的时候，明朝的一个降将李永芳，给皇太极出主意，说毛文龙是我们的心腹大患，不如我们骗袁崇焕，说把辽宁南部还给他，条件是让他杀了毛文龙。然后书里说，“崇焕答书密允，复以告病回籍，乃寝。至是，再任，思杀文龙，则辽可得。” 这一小段文字相当重要，翻译过来就是袁崇焕思索之后，答应了这个秘密协议，杀掉毛文龙换取大片辽南土地，这个买卖不亏，但因为他很快就被魏忠贤嫉贤妒能给调离了，计划也就没有真正实施。 等到这次崇祯皇帝重新启用袁崇焕，他正好拎着尚方宝剑，找一些乱七八糟的借口，砍了毛文龙的脑袋，因为在袁崇焕看来，这是一件一举三得的事情，第一，新官上任，可以立威；第二，毛文龙不服管教由来已久，铲除了他，整个辽东的明朝军队就全都在他老袁的掌控之下了；第三，如果皇太极信守诺言，他可以顺利地拿回辽南的土地，别管多少，有一寸就是一寸的功劳，你别忘了，袁崇焕可是答应了崇祯，五年之内要平复辽东。到时候，就算是拿不回所有土地，拿回来一部分也是大功一件，管他是和议拿回的，还是打仗拿回的，皇帝根本也不关心。 我们说明末清初的很多史书，比如《崇祯实录》《国榷》《明史纪事本末》等，都和计六奇的观点一样，也就是认为袁崇焕是因为和皇太极的议和条件而杀了毛文龙，就连后来崇祯皇帝杀袁崇焕的诏书里，也明明白白地写着“以谋款而斩帅”，意思是因为你小子自己和皇太极的和议条款而杀了毛文龙。 说实话，这事比较惊悚，往最好的一面说，也是袁崇焕中计了，要是稍微想得不堪一点儿，那就是为了自己立功，不惜拿自己一方的大将脑袋铺路，整个袁崇焕的形象也就彻底崩塌。你要是问，为啥袁崇焕的形象是正面的，这事儿我先卖一个关子，我们下面会解释到。 不过呢，这里有一点也必须澄清一下，毛文龙这家伙，你说他对大明朝有功不假，可是这哥们贪赃枉法，克扣兵饷，不听指挥，也是事实。所以呢，在今天崇拜袁崇焕的大环境下，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老袁该不该杀老毛，你自己判断。 无论如何，毛文龙的死，也是明末惊天动地的大事，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它的后果是什么？直白地说，当时没啥后果，杀了也就杀了，可是接下来有两件事，都能和他的死扯上关系，第一件就是清朝初年，女真人封了四名汉人为王，因为这些人最能打，替女真人攻城略地，杀了不少汉人，这四个人的名字是吴三桂、耿仲明、尚可喜和孔有德，除了吴三桂，剩下三个人，都曾经是毛文龙的手下，你要是说他们的投降没有毛文龙被杀的影响，那就算是袁崇焕都不信的； 第二件事情你可以称之为毛文龙复仇。事情是这样的。毛文龙死后还不到三个月，皇太极率领十几万八旗兵，绕过了关宁锦防线，从蒙古人的地盘借道，在长城的喜峰口这地方杀入了中原。上面提到的那几本史书，对此事结论也一样，就是因为毛文龙死了，皇太极的后方稳固了，他才敢，才会这么干。 这话呢，有一定的道理，就连清朝人自己也说，“文龙既死，甫逾三月，我大清兵数十万分道入龙井关、大安口。”可是最重要的原因我认为还是下面两个，第一个就是1629年，由于小冰河期的影响，整个北方大灾，老百姓没粮食吃，皇太极之所以要从蒙古借道杀向中原，蒙古人也借给他，就是因为这哥俩都有挨饿的危险了，第二个原因就是皇太极也想用一次胜利在四大贝勒中树立威信，他分析了无数的情报，最后断定，关宁锦防线已经是明朝最精锐的部署了，其他地方虚弱得一脚就能踹开。 果然，此人兵锋所指，一路所向披靡，袁崇焕这时候已经完全没时间考虑什么围魏救赵了，他虽然私下里可以和皇太极讨论和谈的事情，但骨子里还是忠君报国为最高纲领。马上，他就命令山海关总兵入援遵化，锦州总兵祖大寿入关作为后援，自己率领精锐关宁铁骑，尥蹶子往回跑，日夜兼程去保卫北京，就怕迟到一步，崇祯的脑袋掉了下来。 紧赶慢赶，他终于在后金军到达的两天前，赶到了北京，随后在广渠门外驻扎。崇祯皇帝马上就接见了他，“深加慰劳，咨以战守策，赐御馔及貂裘”，又是请他喝酒，又是和他详细商量如何打败敌人，还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给他穿，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时候的崇祯，是真心地觉得袁崇焕真是一个大个儿的忠臣。 可是接下来袁崇焕的一句话，让崇祯吓了一跳，他说我的士兵们已经很累了，能不能让他们进城休息休息。 我们今天可能认为，这个要求是合情合理的，可是在古时候，这是一个十分令人起疑的要求。自古大军勤王，是一定不能进城的，只能在城外打仗，你袁崇焕熟读古书，这个道理难道不懂吗？懂的话还要求进城，你什么意思？于是，很自然地被皇帝拒绝了，如果说这时候崇祯皇帝朱由检还没有多想，但接下来发生的三件事情，就不得不让他深思了。 第一件，两天之后，后金军赶到，我们听听都有谁，莽古尔泰、阿济格、多尔衮、多铎、豪格，全都是后金赫赫有名的战将，带来多少兵马史书上没写，但应该比袁崇焕祖大寿千里驰援带来的9000人要多很多，结果呢？广渠门一战，双方互有损伤，后金兵居然暂时撤退了。 第二件，撤退了的后金兵在北京城郊外开始烧杀抢掠，北京城里大佬们在郊外的别墅，园林，庄园等等倒了大霉，基本上都是一个下场，财宝、粮食、物资和女人被抢掠一空，建筑物被一把火烧掉。 第三件，史书上说“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啥意思，就是皇太极他们抢掠了一番之后，在撤退之前，偷偷地让一个被抓的明朝太监听到他们的对话，说这一切啊，都是俺们的老大皇太极和袁崇焕袁大人设计好的，目的是兵临城下，让崇祯害怕，好达成一个合约。这个太监听到了这个大秘密之后，当晚就“机智”地挣脱了捆绑，跑回去向崇祯汇报。 ……

明王朝有哪五大问题，形成的原因和后果是什么；后金是怎么成为明王朝最大外患的？王在晋、孙承宗、袁崇焕等人建“关宁锦防线”有什么得失？ 部分文稿 大家好，我是枫落白衣，上集我们说到大明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之后，迅速干死了魏忠贤魏公公，可是这对于他要面对的问题，根本就没啥帮助，因为那时候明王朝的主要问题根本不是太监。 概括地说，大明朝当时的问题分别是天灾，官祸，财贫，民变和外患，一句话，朱由检从哥哥手里继承的遗产，就是一个破烂不堪，踹一脚就会哗啦一下倒下的老房子。 一 先说天灾，中国有一个著名的气象学家，叫竺可桢，他的著作里提到了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四次小冰河期。所谓小冰河期，就是在十几年几十年的时间里，气温极度下降，夏天不是大旱就是大涝，蝗灾虫灾各种异常不断，简短一句话，老天爷发脾气。前三次小冰河期分别是商朝末年到西周初年，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还有唐末到北宋初。听到这里，你可能会一拍大腿，那不就是中国历史上几次大动荡时期吗？是的，所以现在有理论说，商、汉、唐三朝的灭亡并不仅仅是吏治失败，农业帝国的兴起和垮台，老天爷的脾气，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很不幸的是，俺们的崇祯皇帝恰好赶上了第四次小冰河期，按照史书上的记载，从崇祯元年开始，一直到他吊死在景山上，每一年都是灾祸不断。《汉南续郡志》这本书记载的陕西情况是：“崇祯元年，天赤如血，三年，五年大饥，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饥，八年西乡大旱，略阳水涝，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无，十一年夏，飞蝗蔽天……十三年大旱……十四年旱。”一连串读下来，就没有一年是风调雨顺的。 其实何止陕西，当时全国都差不多，至少陕西没有瘟疫，而河南、河北和北京附近从崇祯13年起，一直到大明灭亡，就不断地流行瘟疫，那时候叫疙瘩病。史书记载，“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现在我们都知道了，这玩意就是著名的鼠疫，曾经横行欧洲的黑死病。 明朝那时候的人，哪里知道这个，只知道老天爷不让俺们这些老百姓活了，那肯定是现在的这个皇帝没干好，所谓“天听自我民听”。 再说官祸，崇祯时期有一名叫做孙传庭的将领，他总结了八个字，“权贵豪横，衙蠧学劣”。简单地说，就是社会上全都是不正之风，尤其以官商勾结最为严重。前面说过的小说《金瓶梅》，它所描写的官商关系和金钱对封建政治的侵蚀，可以说是明朝末年一个很突出的现象。最明显的，就是大商人们利用官员们的权势，可以合理合法地不交税，现在有记载表明，浙江一年的茶叶税有时候才14两白银，而扬州的盐税一年也不过区区几百两。 实际上，明朝末年，很多官员就是大商人。比如说号称明末四大公子之一的冒襄，和他爹冒起宗在明史上以气节文章名满天下。据说他爹老冒刚直廉洁，居官数十年，“行贿请托无人敢入”，没人敢给他行贿。可就是这样一个人的儿子，出入妓院，和包括陈圆圆在内的一众名妓都发生了某种联系，最后还娶了一个名妓董小宛为妾，据他自己写的《影梅庵忆语》里面说，这事儿都是朋友帮忙，有人替他出了赎金，至于说赎金的具体金额，他自己说是“几百金”，但也有人说是三千两白银，从此董小姐“却管弦，洗尽铅华，精学女红”，伺候他冒公子一个人了。 你要知道，那时候明朝大将身边的亲兵卫队成员，一年也不过是10两银子，你把冒襄买妓女做小妾的银子拿出来去陕西河南这些正在人吃人的省份，立马就能招到几千饥民，干啥都行。一个25岁的，一天班也没上过的公子，如此花天酒地，你那个在朝廷里做官的爹号称清正廉洁，一分贿赂也没收过，那这些钱都是谁给你的？就算真是朋友帮忙，那人家为啥帮你嫖娼？所谓官就是商，商就是官，说的就是老冒家这样的人了。 当然，这样的情况不是冒襄一个人，另一个明末四大公子侯方域，买下名妓李香君的价格估计也不低，至于说大明王朝著名的文人钱谦益，给妓女柳如是赎身的钱，那也绝对不便宜。 上面这些人都是号称清廉之官，和东林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就是东林党党魁，那么，明朝工商业的税收一直都不咋地，还用解释吗？ 崇祯面临的第三个难题就是财贫，国家没钱。原因自不必说，有了上面的天灾和官祸，他要是能有钱，那才是出鬼了。 对于这个问题，如果魏忠贤还活着，那也许崇祯可以效仿他爷爷朱翊钧，派出宦官去征收“矿税”，可是魏公公被他自己给整死了，现在满朝都是东林党的成员，那还收个毛工商税。最后没办法，崇祯只好强行给农民加税，这就是有名的明末三饷，分别是辽饷，以对抗女真人名义加的税钱；剿饷，以剿灭民变的名义收的钱；还有练饷，说是为了防止北方强盗过境骚扰，国家需要你的帮助而纳的税。 问题是，所有这些税钱全都加在了土地上！ 也就是说，明朝穷得要死的皇帝，去向比他还穷的农民要钱，中间一大堆肥得流油的“官商”阶层坐在那里，一边喊着仁义道德，一边搂着妓女吃着冰凉的西瓜看戏。这个明末三饷最后达到了什么程度呢？清初大学者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里写道：“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你就是卖了这块地，都交不起政府想从这块地里纳的税，这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 这直接导致了崇祯皇帝的第四个大麻烦，那就是民变，也就是老百姓起义，这一点我们后面会详细说。现在先来看看崇祯的最后一个问题，外患，或者说东北的女真人。 这事儿还要从崇祯上台的几年前，熊廷弼和王化贞被抓那时候说起，他俩被关进监狱之后，天启皇帝朱由校又起用了一个新的将领，名字叫孙承宗。 史书上记载，这个孙承宗长得是“铁面剑眉，须髯戟张”，和《三国演义》里那个张飞差不多，但偏偏学习特别好，16岁就中了进士，后来在41岁的时候，以殿试第二名荣登头甲，差一点就是状元郎。 被朱由校派到北方的孙承宗，当时脑袋上有两个显赫的头衔，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这样的身份，导致他去了之后，下车伊始，就要指手画脚，然后呢，和当年的熊廷弼一样，孙承宗也和当时北方的另一名将领王在晋发生了争执，不过与熊廷弼和王化贞之间的完全情绪化争斗不一样的是，孙承宗和王在晋争论的焦点是军事问题。 两人对于进攻还是防守没有分歧，都认为必须以防守为主。只不过王在晋的防守策略是收缩防线，固守山海关，山海关之外坚壁清野；而孙承宗的办法是在山海关外筑城，这是一种主动防守的策略，类似于塔防。 那么，我们说哪一种更高明呢？我个人认为，还是人家王在晋的办法好一点儿，说他好的原因就是它符合实际情况，我们说孙承宗的主动防守需要建造堡垒，加固很多地方的城防，还要往里面补充兵员，训练士兵，补给线也相当地长，时不时地还要和女真人争夺阵地，打消耗战，这些都要花钱，前面说了，大明王朝中央政府穷得叮当响，这时候最缺的就是钱。 而王在晋的龟缩山海关以内防守至少有三个好处，第一花钱少，第二可以腾出兵力解决明朝民变问题，最后一个，就是后金如果想打大明朝，也不容易，当时的小冰河期，大东北肥沃的黑土地也歉收得厉害，如果明朝在关外坚壁清野，彻底放弃，努尔哈赤和他的儿子们即便是抢，也没地儿抢去。 在《明实录》里记载了王在晋的话语，“臣尝谓必有复全辽之力量,而后可复广宁,必有灭奴之力量,而后可复全辽。不然启无巳之争,遗不了之局,而竭难继之供,不可不虑。”这段话相当地重要，它的核心意思就是，积蓄力量，等到能彻底打败对方的时候，再出击，否则，就是添油战术，早晚把我们的人力和财力都烧光。 后来有一些人，包括《明朝那些事儿》这本书，都是歌颂孙承宗，而贬低王在晋，在我看来，这只是一种政治正确，因为王在晋这种缩在乌龟壳里挨打的策略，在他们看来，很憋屈，是耻辱。 很不幸的是，当时的皇帝朱由校，正值血气方刚之年，他也觉得王在晋这种乌龟战法不符合自己的脾气，最终，选择了孙承宗，把王在晋打发到南京养老去了。 孙承宗之所以被后人吹捧，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的策略看起来成功了。史书上记载他修复宁远等大城九座，堡垒四十五座，练兵十一万，拓地四百里，屯田五千顷，并且说“自承宗出镇，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矣。”意思是孙大将军在边境横刀立马，女真人反而变成了缩头乌龟。 可是关于这事儿，我们翻一下史书就会发现，他成功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那时候努尔哈赤正在和蒙古察哈尔部死磕，没时间搭理他。换句话说，柿子挑软的捏，女真人当时觉得蒙古这些放羊的比较好欺负，就先去抢他们了。 可惜，没有人去从全局关注这件事，把成功的原因都归到孙承宗身上，从此，明朝就在这条错误的防守道路上一路飞奔下去。 我们说孙承宗在山海关外打造的这几十个城堡，分别以山海关，宁远，锦州为中心，号称“关宁锦防线”，对这条防线最坚定的支持者，除了孙承宗，还有一个人，就是王在晋以前的下属袁崇焕。 袁崇焕也是进士出身，但同时也是一个狂热的军迷，开始的时候，因为确实有军事才干，被王在晋破格提拔，让他独当一面，去镇守宁远和前屯卫两个山海关的前哨城池。后来当王在晋和孙承宗出现策略分歧之后，袁崇焕坚定地站在了孙承宗这一面，抛弃了王在晋，因为他也认为依托关宁锦防线，进行积极防守是正确的。 就在孙承宗和袁崇焕准备大展拳脚的时候，魏忠贤开始清洗东林党人，学霸孙承宗天生就是一个东林党人，自然是不能幸免于难，直接被调回后方，安了一个闲职，接任他的，是一名叫做高第的官员。 我们现在并不知道这个高第是和王在晋一样的谋略，还是单纯地就想显示自己的不一样，他一上任，就命令山海关外的明军全部撤回山海关。 作为关宁锦防线的铁杆支持者，袁崇焕虽然级别比高第低，但这时候这哥们就显示了他性格中执拗的一面，梗着脖子对老高说，就不。 结果是除了袁崇焕驻守的宁远，关外的军队全都撤了回去，这个高第无论是不是和王在晋一样的想法，他的军事水平不行却是千真万确。 本来是一次主动撤退，居然让他给搞了一个手忙脚乱，很多物资不仅没撤回来，还留在了当地，后金的努尔哈赤一开始还以为是一个大坑，后来发现，原来高第就是这么一个货色，让自己的军队一枪未发，就白白地收获了很多物资，捡了一个大便宜，那简直是做梦都能笑出声来。 高第的这个水平，让袁崇焕和当时辽东的很多将领死活看不上他，这也间接地导致了后来在山海关防守这个乌龟策略更没人敢再提了，因为你只要一说，你就变成和高第一样的草包了，可惜了王在晋将军相当高明的战略思想。 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终于和蒙古人打完了仗，带兵到了宁远城下，在他的盘算里，你一个孤城，我还不是轻松加愉快就拿下。不仅是他，大明王朝也是这么想的。 史书上说“中外谓宁远必不守。”可是让大家万万没想到的是，袁崇焕和大将满桂，副将左辅、朱梅，参将祖大寿、何可纲，这几个人率领一群誓死保卫宁远的明朝士兵，居然就真的守住了宁远城，后金军队后来实在是没办法了，在付出了大量伤亡的代价之后，只能决定撤军。 有人说就是在这一仗里，努尔哈赤被袁崇焕的大炮击伤。但这事史书上没有写，只说了努尔哈赤相当地郁闷。《明史》里记载，“议战守，自崇焕始。”啥意思？就是努尔哈赤自从起兵以来，根本就不和对手谈判，佛挡杀佛，神挡灭神，只是遇到了袁崇焕，才知道这世上原来还有人可以把我爱新觉罗不当回儿事的人，所以萌生了和对手谈判的想法。 这一战在明朝称为宁远大捷，意义相当重要，不过呢，很多史书说它是对后金的第一场胜利，这肯定是不对的，至于哪一场战争是明朝对女真人的第一场胜利，为啥会有那么多人说袁崇焕是对后金作战胜利的的第一人，我们这里卖个关子，后面会说到。 宁远大捷的后果就是袁崇焕的地位直线上升，本人被提升为兵部右侍郎辽东巡抚不说，明王朝上至朱由校，下至一个小士兵，一时之间，对他都是言听计从，用放个屁都是香的来形容，一点不过分。而且袁大人也很会来事，他和魏忠贤派去的两个监军太监关系处得特别好，在这一点上，老袁并不迂腐，他甚至上书，请求为魏忠贤九千岁在宁远和前屯卫设立生祠，当祖宗拜着。 所有这一切，最后都促成了一件事，那就是他和孙承宗心心念念的“关宁锦防线”在耗费了大量金钱之后，终于搞起来了。 ……

熊廷弼、王化贞之死搅动朝廷，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反遭祸； 阉党残害东林六君子七贤；“明亡于天启”的说法成立吗；“王恭厂大爆炸”是怎么回事，魏忠贤是怎么倒台的？

东林党是否以正义之名，行党同伐异之实，党争升级与朱由校玩平衡有关吗； 努尔哈赤的后金是怎样崛起的，萨尔浒之战的经过怎样；八旗制度是怎么来的，有什么具体的内容；王化贞，熊廷弼为什么会丢掉大东北？ 部分文稿 大家好，我是枫落白衣，前面说过，明末三大案之后，东林党获得了最大的好处，朝堂之上，很多大臣都来自东林党。当时领头人之一叫做赵南星，职务是吏部尚书，专管提拔和考核官员。史书上记载此人的性格就是嫉恶如仇，刚直不阿，只要他认为的奸邪之辈，一概不可能得到提拔，甚至可能给你罢官，反过来，只要他老先生认为好的，那就提拔，杨涟、左光斗、李腾芳、魏大中等人纷纷上位。《明史》上说，“南星益搜举遗佚，布之庶位。”这话已经摆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赵南星为东林党人在朝廷上谋到了无数个官职。 一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就算是你赵南星正直无比，可是你这种除了东林党人，其他人都不是好人的举荐方式，难道真的就那么正义吗？这种严格的二元对立道德标准，其实和党同伐异没啥区别，严重点儿说，顺我者升官，逆我者种地。况且，水至清则无鱼，老赵这么搞，等于是断绝了东林党人和非东林党人合作的可能。 本来魏忠贤在获得皇帝信任之后，也主动地向赵南星伸出了橄榄枝，在朱由校的面前给赵南星说好话，史书上的原话是“雅重之，尝于帝前称其任事。”可是赵南星并不买账，不仅把魏忠贤派来给自己送礼的人赶了出去，而且还当着很多人的面说，“主上冲龄，我辈内外臣子宜各努力为善。”皇上年纪小，你我这些臣子要好好干活，守住本分。俺们中国古代都讲究一个含蓄，在两个人还没撕破脸皮的情况下，老赵这样说，相当于当面教训魏忠贤干得不咋地，史书上说“忠贤默然，怒形于色。”挺生气。 就这样，由于东林党人太抱团了，导致朝廷上非东林党人，也不能不抱团取暖，他们环顾四周，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聚集在了魏公公的大旗之下，我们今天尽可以说他们是投机分子，可是官场之上，又有几个不是投机分子呢？于是乎，明末最惨烈的一场党争，在阉党和东林党之间随即展开。 一开始的时候，东林党人的策略很简单，他们最擅长的就是舆论，什么魏忠贤趁着皇帝做木匠活去汇报工作然后干预朝政，客氏每天吃100个菜，这两人周围聚集了大批奸臣等等这类新闻，每天都能上热搜。 而魏忠贤和客氏基本上没啥谋划，因为这俩货完全明白一个道理，只要朱由校看他俩满意，顺眼，那就该吃吃该喝喝，啥事没有。 朱由校这时候年纪也不小了，他也看明白了，两边其实都是在争夺他的宠爱。这个小朱觉得这事可以利用一下，于是，这哥们的策略就是坐在那里，看那一边不行了，就去帮一把，比如说给事中惠世扬、尚书王纪等人依附魏忠贤，打击东林党，蹦跶得太厉害了，朱由校一伸手，就把这几个人贬职了；等看到御史周宗建等一大群东林党人上书，说老天爷在春天的时候下冰雹，是魏忠贤这个奸臣把老天爷气的这种奏章，朱由校心里也是叹口气，你们这些读书人也太扯了吧，又是一伸手，把这几位也给罢免了。 我们说朱由校的这个策略实际上相当地高明，下面的两派斗来斗去，他这个皇帝当得才有尊严，有那种一言九鼎的感觉，否则东林党人控制了整个朝廷，或者阉党完全掌握了局势，那他和一个傀儡也就差不多了。可是这样做也有一个弊病，那就是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太紧，没人干正经事了。 那啥是他天启皇帝这个时候的正经事？实话实说，民生经济，社会公平正义什么的，这时候还真要往后排，最严重的问题其实是在大东北。 这件事还要追溯到明神宗朱翊钧在位，也就是万历末年的时候，公元1619年，大明王朝在大东北，输掉了一场战争，这就是萨尔浒之战，明朝的对手是一个叫做后金的东北政权，领导人的名字叫做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爱新觉罗是他的氏族，也是他的姓，努尔哈赤是他的名字。 这个努尔哈赤是女真人，前面我们在讲辽宋金的时候介绍过这个女真人，那时候分生女真，熟女真，后来生女真部落里诞生了完颜阿骨打，建立了金朝，也曾显赫一时，甚至制造过“靖康之耻”这样让汉族人丢了大脸的事件。 金朝被灭之后，女真人很多都被汉化了，可是还有不少留在大东北的，没参与中原抢劫行动，或者在金朝灭亡的时候，腿脚利索，先跑回东北的，这些女真人一边对元朝和明朝表示臣服，一边赶紧地造人，也就是生孩子。 依仗强大的生育能力，这些东北人逐渐又形成了三个女真人部落，从地图上看，最北边的叫野人女真，这部分相当于没开化的，中间的叫海西女真，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当年完颜阿骨打建立的那个大金王朝的后裔，不过这时候很怂就是了；再往下，靠近朝鲜和渤海湾的，被称为建州女真。 努尔哈赤就是建州女真的。公元1559年，也就是严嵩严大人拼命给嘉靖皇帝写青词的时候，他出生在今天辽宁省抚顺市下面一个叫老城村的地方，当时那地方叫什么名字现在不知道了，后来努尔哈赤发家了，建了一个城，称为赫图阿拉城，所以很可能，当时那里就叫做赫图阿拉。 努尔哈赤的爷爷觉昌安是当时大明王朝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听起来好像官不小，但实际上，和一个村长差不多，权势有多大，我个人认为，就是一个虚名，出了村子就不一定好使了。 努尔哈赤的娘死了之后，他爹塔克世另外娶了一个老婆，但这个后妈就是安徒生童话里的后妈，对努尔哈赤相当地不友好，19岁的努尔哈赤被迫分家，拿了极少量的财产和媳妇儿单过，平时靠挖人参，打松子，还有贩卖马匹为生。据说在这段时间，他还自学了蒙古语和汉语，读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然后就开始吹牛，到处对人说，他努尔哈赤就是诸葛亮转世，老有才了。 如果日子就这样慢悠悠过下去，历史就是另一副样子了。可是老天爷对努尔哈赤明显有另外的安排，公元1574年，建州女真里面最牛哄哄的右卫都指挥使王杲不服明朝的统治，起兵反叛。 当时大明王朝在东北的总兵就是前面说的李成梁，也就是李如松的爹。他带兵给这些造反派一顿胖揍，然后抓住王杲，凌迟处死，但王杲的儿子阿台却跑了。九年之后，李成梁无所事事，忽然想起了这个阿台，就带兵攻打阿台所在的古勒城。这样一来，和努尔哈赤家族就扯上了一点儿关系，因为阿台的老婆是努尔哈赤的堂姐，两个人是一个爷爷。为了救自己的孙女，努尔哈赤的爷爷觉昌安和他爹塔克世就进了古勒城，准备劝阿台投降，或者带走自己的宝贝大孙女。 很不幸的是，这俩倒霉催的父子刚进入古勒城，建州女真的图伦城主尼堪外兰就帮着明军，打进了古勒城，觉昌安和塔克世两人在乱军之中，被不分敌我的明朝军队给砍死了。 我们回顾一下这件事，其实说不上对错，只能说是命，按照老天爷的设计，为了让努尔哈赤更强，更狠，更牛掰，他爷爷和老爹就应该死在古勒城。因为正是这个意外，改变了努尔哈赤的生活方式，从捡蘑菇砍柴，升级到了抢地盘砍人脑袋瓜子。 事情是这样的： 在觉昌安和塔克世死后，大明王朝也觉得有些愧对这一对父子，就把补偿给了努尔哈赤这个嫡长孙的身上，补给他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和都督的任命书。这里所谓的敕书，是明朝允许女真人和中原做生意的一种许可证，类似于前面我们说的堪和证书，在当时的大东北，还是挺珍贵的，女真人彼此之间经常为了这种许可证打架，因为敕书上没有名字，谁抢到了就是谁的。 随后，努尔哈赤向朝廷上书，说尼堪外兰明明知道自己的爷爷和老爸当时正在古勒城里，帮着明朝劝降阿台，但却破城直入，导致自己成了孤儿，这事儿必须由尼堪外兰来负责，一句话，他要求政府，也就是李成梁做主，惩罚尼堪外兰。 可是李成梁这家伙一来没啥理由去惩罚尼堪外兰，咋说啊，说你攻城有罪，破敌无功？这肯定不行，二来吧，李大人在大东北混了这么多年，最擅长的伎俩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让女真人内部不和，互相打来打去，他好坐山观虎斗。 于是，李成梁一方面拒绝了努尔哈赤的请求，另一方面，却悄悄地资助努尔哈赤整顿部下，培植力量，撺掇他去打尼堪外兰，这相当于劝努尔哈赤造反，他当时是打破脑袋也想不到，这件事的后果有多严重。 就这样，公元1583年5月，努尔哈赤正式放弃了采蘑菇，捡木耳的生活方式，靠着李成梁的支持，还有他爷爷和老爹留下来的13副盔甲和几十名部众起兵，举起了替父报仇的大旗，加入了大东北残酷的猎杀游戏，第一个目标自然就是尼堪外兰。 天才就是天才，三年之后，尼堪外兰的脑袋就摆在了努尔哈赤的餐桌上，五年之后的1588年，整个建州女真都跪在了努尔哈赤面前，一句话，他统一了建州女真，拥有了15000名女真战士。前面我们讲宋朝的时候就说过一句话，“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的这群东北人，天生就是战士，他们所欠缺的，就是组织，因为各自为战，再加上外来势力的挑拨离间，他们经常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可是一旦让他们中间出了一名组织者，把人心笼络到一起，那就很麻烦，相当大的麻烦。 客观地说，虽然努尔哈赤个人能力突出，但是他的崛起，和李成梁的放纵有很大关系。 李成梁被努尔哈赤多次信誓旦旦的“忠于大明，心若金石”的表态所蒙蔽，一直都认为，这个东北人对朝廷，或者说对他李成梁本人是忠心耿耿的，肯定不会有二心的，所以，他一方面放心地让努尔哈赤去折腾，甚至给人给钱给官，另一方面，把重心放在了蒙古的鞑靼部落和海西女真的身上，就在努尔哈赤崛起的这五年里，李成梁与鞑靼和海西女真交战几十次，战争虽然都打胜了，但明朝辽东军队的损失也不小，而这三个家伙玩了命地互相攻击，恰恰给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创造了条件。 这一点就连朝鲜的一个普通武官李德馨都看得很清楚，他在自己的笔记里写道：“（努尔哈赤）志不在小，助成声势者，李成梁也。” 到了1592年，李成梁被弹劾罢官，丰臣秀吉进攻朝鲜的时候，努尔哈赤也看出来了，万一朝鲜丢了，他的建州女真第一个就是被日本人欺负的对象，于是他上书朝廷，说俺们女真人也爱国，俺也要去抗日援朝。可是明朝还没说啥呢，朝鲜那边先不干了，说我们不欢迎女真人，这里面的具体原因不知道，但是很有可能，朝鲜人比较了解努尔哈赤，怕这哥们来了之后就不走了。 一腔报国热血没地方用的努尔哈赤很快就惊喜地发现，大明朝，朝鲜还有日本三个家伙在朝鲜境内打成一团，这大东北可就真没人管了。于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此人在东北地区不断地东征西讨，收获颇丰，十几年之后，他已经征服了除了叶赫部之外的所有海西女真部落，野人女真里面也有很多小的部落投靠了他，到1616年的时候，他成了东北最大的势力。这期间，他还做了两件对后来有深远影响的事情。 第一件就是制定文字，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满文，但当时可不叫满文，因为满族这个称呼那时候还没出现，当时只是叫女真字。我们说女真这个民族那时候确实挺悲催的，论历史，不比任何一个民族短，但一直都使用别人的文字，史书上说“蒙古字以代言者十之六七，汉字以代言者十之三四”，努尔哈赤对这个现象相当反感，俺们这么高大上的女真人，咋能没有自己的文字呢？他说要有字，于是，就有了女真字； ……

朱常洛为什么没安葬他爹明神宗，“红丸案”是怎么回事；朱由校继位引发的移宫案；东林党的壮大；木匠朱由检、奶妈客氏、“阉党”魏忠贤。 部分文稿 大家好，我是枫落白衣，上集说到明神宗朱翊钧死了之后，他儿子朱常洛居然没有安葬他，这事儿的原因相当简单，因为朱常洛自己也蹬腿死了，他都需要别人来埋他了，自然就没办法给老爹尽孝了，这一天是1620年农历九月初一，离他爹神宗皇帝朱翊钧驾崩只有39天。 你要是问，朱常洛年纪也不大，不是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吗？他一当上皇帝，咋还死了呢？这事儿按照《明史》上的说法，他是爽了，只不过爽过头了。 前面我们说过，朱常洛这个皇帝，是大臣们从朱翊钧和他宠爱的郑贵妃手里硬生生抢下来的。自从他被立为太子，就总是提心吊胆。最诡异的事情，发生在五年前，也就是1615年的五月，有一个叫做张差的家伙，手里提着一根枣木棍子，进入了朱常洛的住所，逢人便打。最后抓住了一审，这个张差说是太监庞保和刘成指使的。这一下就麻烦了，因为这俩太监是郑贵妃宫里的大太监，于是，满朝文武都热血沸腾，觉得这就是郑贵妃这个娘们想害死俺们大明王朝太子的铁证，最后朱翊钧用了和稀泥大法，砍了张差和两个太监的脑袋了结此事，这就是明末三大案的第一案，梃击案。 现在警察办案，经常要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谁是案件的受益人。我们说在梃击案里，最大的受益人就是朱常洛这个太子，张差一棒子也没抡到他身上，可是他却获得了满朝文武和天下百姓的普遍同情和支持，从此之后，万历皇帝朱翊钧也就没好意思再提换太子的事儿。 而且，无论是不是郑贵妃指使的，她在朱常洛面前也有点抬不起头来，所以，为了改善关系，在朱翊钧蹬腿归天，朱常洛当上皇帝之后，这个女人就挑选了几名千娇百媚的大美女，给朱常洛送了过去。 朱常洛用这些美女能干点儿啥我们不知道，咱们只知道在他举行登基大典的十天之后，八月初十就病倒了，吃了太监崔文昇等人进献的草药之后，不仅没好，还开始拉肚子，一夜几十次，别说他，就是世界散打冠军，这个频率他也受不了。 到了八月二十九，鸿胪寺丞李可灼献上了一颗红丸，啥叫红丸？这玩意又叫三元丹，你一听名字，就知道是道家的，它的制造方法只在野史上有记载，说的是用少女第一次的经血，也就是所谓“先天红铅”，加上半夜的第一滴露水，和其他稀奇古怪的药物炮制而成，估计朱常洛的爹万历皇帝也没少吃。 神奇的是，朱常洛吃了一颗，就感觉精神大好，满血复活了，晚上睡觉之前，就又吃了一颗。这一天晚上，感觉自己已经彻底康复的朱常洛干了点儿啥，我们还是不知道，但第二天他没起来是千真万确的，这就是朱常洛死亡的过程，史称“红丸案”，是明末三大案的第二个案子。 说到这里，你也许想知道明末三大案的第三个案子是啥，这个呢，我们先别忙，因为大明王朝在两个月内，死了两个皇帝，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埋在哪儿？万历皇帝朱翊钧的那个坑是早就刨好了的，这个没问题，问题是他大儿子朱常洛，这家伙死得太快，他的陵墓别说挖，连地方还没选好呢。 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还要感谢前面说过的景泰帝朱祁钰。 朱祁钰就是哥哥朱祁镇被蒙古人抓走，自己当了皇帝，最后又被哥哥赶下台的那位，他活着的时候，在皇陵那片区域曾经给自己选了一块地方，也挖得差不多了，可是他哥哥重新当上皇帝之后，把他这个弟弟降格为王，那自然是不能埋在皇陵，所以呢，那块地方就空出来了。 我们现在经常说天意，啥是天意？这就是，老天爷在天上看着，老朱家在十三陵那地方多刨了一个坑，北京地皮这么贵，那绝对不能浪费啊，于是，朱常洛就死了，然后，他就被埋进了景泰帝的那个大坑，相当圆满。 接替朱常洛的，是他14岁的大儿子明熹宗朱由校，年号是天启。 朱由校的娘是一名被称为王才人的女人，可是这个女人命苦，死得早，结果朱由校从小是由号称西李的李选侍抚养长大的，选侍这个后妃的头衔，只有明朝使用，它是太子妻妾的专有称号之一。 本来这位李选侍觉得老公朱常洛当上了皇帝，自己这个称号很快就能变成皇贵妃，甚至皇后，可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没等来换称号，反而等来了丈夫死亡的噩耗，但这个女人很快就意识到，自己抚养的那个大儿子朱由校，基本上百分百会被定为下一任的大明天子，于是，她异常果断地带着小女儿搬进了乾清宫里，和朱由校住到了一起。 李选侍本来的意思是以新皇帝养母的身份，弄个皇太后的称呼，顺便地，如果能垂帘听政，那就更好了。 可惜的是，她错误地估计了周围的太监们，以为太监和她是一伙的，当时的司礼监大太监王安本来是朱常洛的伴读，也就是常说的陪太子读书之人，现在朱常洛死了，但改变不了王安对朱家的忠诚，他一看，李选侍这是要把小皇帝藏起来啊，于是，偷偷地把这事告诉了外面的大臣们。 李选侍同时也低估了大臣们的力量，《明史》里用一句话就说明了当时的情况，“外廷汹惧，疑选侍欲听政”，大臣们听到这件事，马上是群情激愤，尤其是大学士刘一燝，吏部尚书周嘉谟，兵科给事中杨涟和御史左光斗这些人，更是义愤填膺，因为他们都隶属于一个政治团体，是什么团体，我们一会儿就会说到。 这几个人先是站在乾清宫外，逼迫李选侍交出了朱由校，把这个太子转移到安全地方，然后这些老家伙又连续去乾清宫外站岗放哨，不时地咳嗽两声，干啥？逼李选侍离开乾清宫，就差没指着李选侍的鼻子问认字不？知道乾是啥意思不？那就是阳，是男人，是雄性动物，你一个娘们住在这里算咋回事？ 就这样，李选侍最后在万般无奈之下，只能抱着自己幼小的女儿，徒步离开乾清宫，搬到了专门为死了老公的皇妃们养老居住的哕鸾宫。这幅画面你觉得没什么，但当时很多宫里的宫女太监都觉得太惨了，因为他们就从来没见过一个妃子自己抱着孩子搬家的。 上面这个故事就是明末三大案的最后一个案子，移宫案。 如果你仔细听了上面三个案子，你会有三个结论，第一，好像都和那个当了一个月皇帝的朱常洛同志有关系，第二，好像最后都是稀里糊涂地就收场了，没有一个像样的结论；第三，好像也没啥了不起，很难说是情节离奇，过程曲折的大案子，那为啥要把它们定为明末三大案呢？ 说实话，开始的时候，我也不明白。但后来我知道了，原因不复杂，因为这三起案子背后都有一个东西的影子，或者说一个党派的影响，那就是东林党，也就是我上面说的那个政治团体。 这样一来，就要问一句，啥是东林党？ 今天提起明朝末年的东林党，可谓是大名鼎鼎，但细究其来源，却和宋朝的理学有着极深的渊源。 我们说在程颐程颢这对兄弟极其牛掰的时候，北宋很多人都拜在了他俩的门下，其中就有一个叫做杨时的，这小伙子不仅勤奋，而且还特别地尊重老师，据说有一次，他去拜访程颐，不巧的是，程颐正在那里闭着眼睛端坐，也不知道是打坐冥想，还是犯了瞌睡，杨时就一言不发，静静地站在一边等着。等程颐睁开眼睛的时候，外面已经下了一尺的雪，史书上说，“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那说明至少一两个小时过去了，而杨时就那么在旁边一直站着，十分恭敬，让程颐很是感动，这至少说明，人家杨时这孩子是真心想求取学问的，这件事就是程门立雪这个成语的出处。 徒弟如此恭敬，师傅自然也不能亏待了徒弟，后来杨时离开京城，南下无锡，建立了自己的东林书院，程颐程颢兄弟就相当捧场，没事在朋友圈转发一下，或者亲自去讲个学，捧个场，弄得东林学院红极一时，杨时十分地有面子。 不过呢，这是北宋时候的事儿，到了明朝，东林书院已经成了历史遗迹，破败不堪，就在大家看着它渐渐地要成为一个文化遗产的时候，1594年，转折点出现了。 这一年，有一个叫顾宪成的官员，得罪了万历皇帝朱翊钧，被罢官撵回了家，《明史》上说“忤帝意，削籍归。”翻译过来就是和皇帝老子顶嘴，你说东我偏偏往西，实际原因是，这哥们一直絮絮叨叨地劝朱翊钧立朱常洛为太子，把朱翊钧念叨烦了，才被赶回老家，第二年，另一个官员高攀龙也被赶回了老家。 凑巧的是，他俩的老家都是无锡，更凑巧的是，这两个人脾气比较相投，没事就一起喝茶吹牛，最凑巧的是，这俩货对于东林书院都有一种膜拜情节。 就这样，顾宪成和高攀龙无所事事之际，就兴起了一个念头，重新修建东林书院。他们和当地官员，富豪们一说，居然大家也都支持，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很快地，这所书院就修缮一新，顾宪成兴高采烈之余，大笔一挥，写下了一副对联，贴在书院的门口，上联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下联是“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然后，他就美滋滋地当起了老师，这一年是公元1604年。 从上面这副对联你都能想到，顾宪成这个老师他要讲啥玩意，绝对不是按照四书五经照本宣科，而是继承了王阳明的思想，提倡“知辅行主”、“崇实黜虚”、“学问不贵空谈，而贵实行”这些实用主义的东西。 可惜的是，中华帝国的传统教育，那时候知识分子的一身学问，除了用在政坛上，其他的，比如说量子力学，他们是既不会，也不懂，所以这些家伙的“知行合一”就变成了一件事，骂政府，《明史》里说，“故其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 如此一来，争议就大了，争议一大，名气也就来了，顾宪成起初未必抱着一颗想当网红的心，但是结果，和今天网红是一模一样的，很快就形成了一个粉丝团。《明史》里记载：“南北言官群击李三才，王元翰，连及里居顾宪成，谓之‘东林党’。”也就是闹得政府官员都知道了他们，称呼他们为东林党。 这些家伙的主张有很多，也很杂，包括开放言路，改良时政，澄清吏治，限制阁权，停止矿税等等，一句话，政府做得啥也不是，必须按照俺们这些人的意见来改。 不过呢，虽然这些家伙批评政府，但政府里很多年轻官员马上就成为了他们的成员，为啥？那答案是简单得不要不要的，一些无靠山，或者靠山不咋地的年轻官员职位都很低，政策又是上面的老头子们制定的，这些年轻人爬不上去，看着上面的大佬，他们心里的怨气，未必比社会上的东林党人少多少。 面对这样的情形，政府里的高官们肯定不干，啥玩意啊，敢情俺们这些人累死累活干了半天，结果还要被你们骂？于是乎，以当时内阁首辅沈一贯为老大，纠合了朝廷里很多浙江籍的官员，成立了一个“浙党”，后来又有了山东人的“齐党”，湖北人的“楚党”等等，这些党派自己内部可能也有矛盾，但是对东林党的态度是一致的，反对，俺坚决反对。 我以前讲《美国史话》的时候说过，讲唐朝末年的时候也说过，不同党派之间的关系，核心就是一个字，斗，斗争的斗。清代学者对这种现象有一句总结，“夫明之亡，亡于门户；门户始于朋党；朋党始于讲学。” 那么，这个东林党和我们上面说的三大案有啥关系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来问一句，为啥这三个案子能成为所谓的三大案？一个拿着枣木棍的疯子闯进东宫一顿乱打，一个生病吃“仙丹”而一命呜呼的皇帝，还有那个抚养了新皇帝的李选侍想晋升为皇太后，这三件不大不小的事情最后全都升格，变成了刺客谋杀太子，后宫陷害皇帝，还有小寡妇想垂帘听政，为什么？ 答案只有一个，有人根本就不在乎事情的真相是什么，他们只想引导舆论，偏向对自己所在集团有利的一面。这里的结论就是，明末三大案之所以成为三大案，就是因为有人想让它们成为三大案，最好是三大重案，重重案。这里面的玄妙之处，你懂了，也就懂了，不懂的话，说一百天你还是不懂，我只能说一句，东林党的人，确实是政治高手。 高手自然是可以收获利益的。在最后一个案子移宫案结束之后，由于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等“英勇地”从李选侍手里抢来了朱由校，功劳自然是大大的，杨涟立即从一个从七品的兵科给事中升任为太常少卿，正四品的大官，这不仅仅是官升三级了，整整七级。 ……

朱翊钧为什么怠政三十年；利玛窦、徐光启的传奇故事及贡献；“万历三大征”的起因、详情和后果。 部分文稿 大家好，我是枫落白衣，前面说公元1586年农历九月十八，明神宗朱翊钧请假一天。但谁也没想到的是，从这一天开始，这哥们上瘾了，经常请假，原因就是有病，你还别不信，人家有医生开的请假条，什么“时作眩晕”，“腰痛脚软，行立不便”，五花八门的疾病。更神奇的是，三年之后，万历十七年，朱翊钧彻底休假了，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他死的1620年，整整三十年，此人只上了一天班，也就是在1615年，勉强在金銮殿上露了一小脸，然后就又缩了回去，史称“万历怠政”。 不过必须提前说一句，他不上班并不代表他不办公，和新冠疫情期间很多朋友一样，他是在家办公，靠着批阅奏章和大臣们沟通，只是不出去见人而已。 关于朱翊钧怠政的原因，历史上有很多种说法，最流行的是两个，第一个是说他身体确实有病，据史书记载，此人特别地胖，具体胖到什么程度我们不知道，但联系到他自己说的头晕脚软，应该是有肥胖综合征，比如糖尿病或者高血压。另外，此人的陵墓曾经被挖开过，现代科学检验他的尸骨，得出了一个结论，他左右脸不对称，患有多种牙科疾病，而且还是一个瘸子。按照这些事实想象一下，这就是一个患有多种慢性病，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口歪脸斜，张嘴就是一口黑牙的大胖子，所以，他没心情上朝，坐在大臣面前，实在是可以原谅的一件事。 另外一个他怠政的原因就涉及到刚才说的第一件小事了，也就是郑贵妃给他生了个儿子这事儿。在这之前，万历皇帝已经有一个儿子了，不过这个长子是他一时兴起，和一个宫女所生，因为不喜欢那个宫女，他也就不喜欢那个叫做朱常洛的儿子。 在郑贵妃生下朱常洵之后，他就决定要立这个小朱为太子，可是无论是大臣们，还是他娘李太后都不干，说按照朱元璋的《皇明祖训》，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既然你的大老婆王皇后生不出儿子来，那么，按照规矩，你必须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 朱翊钧既改变不了他娘和大臣们，那些人也改变不了他，双方就这样杠上了，拖来拖去，把万历皇帝给拖烦了，索性就不去上朝了，就这样，产生了万历怠政，在历史上，让哪个儿子当皇帝这事儿，被称为“国本之争”。 无论是上面的哪一个原因，从那以后，大臣们就看不见皇帝了，甚至有那些当了二十几年高官的公务员，回家之后，老婆一脸期待地问他皇帝长啥样，他却一脸懵逼地回答，sorry，俺也没见过啊。 这些没见过万历皇帝的大臣里面，就包括了一名来自意大利的外国人，他的名字叫利玛窦。 利玛窦不远万里，从意大利来到中国的目的就是两个字，传教，也就是所谓的传福音。此人属于天主教里面耶稣会的成员，在16世纪之后，由于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天主教被基督新教打击得够呛，内部诞生了多支强烈呼吁改革的力量，这个耶稣会就是其中的一支。 关于耶稣会，我们这里只需要知道两点就够了，第一，耶稣会的成员必须保持对天主教的绝对忠诚，而且为了传道，要具有献身精神；第二，想要成为耶稣会成员，往往要经过长达10多年的漫长学习过程，学习内容包括了各种语言、文学、哲学、神学、法学、医学以及自然科学知识。 我们的国际友人利玛窦，就是这样一位人物，他在公元1582年，也就是张居正死的那一年，和几个同事来到了中国，在澳门登陆，然后辗转于肇庆，韶州等地传教。 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听说佛教在中国的情况不错，就建了一个寺庙，叫做仙花寺，然后穿上佛教徒的衣服，在寺庙里挂上了圣母玛利亚的像。 开始的时候，这一招挂羊头卖狗肉很见效，看着很多中国人进来给圣母磕头，这几个家伙感觉很是欣慰。可是好景不长，很快，他们就意识到了，中国人虽然看起来挺虔诚，跪下来咣咣磕头，其实是不咋信的，要是祈祷的事情不灵，一转身还对圣母骂骂咧咧的，把这哥几个郁闷得不行，最后是死的死，离开的离开，只剩下了利玛窦老哥一个还在坚持着。 不过这哥们很会反省，当他认识到靠佛教达不到宣传天主教的目的之后，马上改弦易辙，穿上了中国儒家的传统衣服，开始积极学习中国文化，甚至熟读了《四书》。当他彻底地明白了儒学在中国的意义之后，他为传扬天主教立下了六字方针，“合儒、趋儒、补儒”，也就是所有天主教的经义都用儒家的思想来解释，把基督里的“爱”与儒家的“仁”等同，居然是毫无违和感。以至于他到了南京之后，结交的好朋友之一徐光启感慨地说，“百千万言中，求一语不合忠孝大旨，求一语无益于人心世道者，竟不可得。”意思是，老利啊，你的这个天主教居然和俺们孔夫子说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在我佩服的明朝人里面，这个徐光启绝对是位列前三的。 可以这样说，首先徐光启是一位百科全书一样的人物，在儒学、西学、天文学、数学、水利、农学、军事上都是天才里的天才，编著了《农政全书》和《崇祯历书》等书籍。在《农政全书》里，徐大人不仅仅描述了中国自古就有的农作物，还就大航海时代引进到中国的红薯、土豆和玉米等农作物做了全面的教学，从种植、贮藏到育苗、加工等方法，无所不包，而且玉米这个词也是他首先提出来的。 其次，他是中国基督教的先驱，自身加入了天主教，被后人称为中国“圣教三柱石”之一，当然，这是那些信教之人的说法。 最后，更神奇的是，他还是后来崇祯朝的内阁大臣之一，头衔是礼部尚书、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士，如果你一直在听我的史话，那就知道，这一连串的头衔在明朝意味着什么，六部尚书之一，兼四殿二阁大学士之一，那就是标准的，不打折扣的大明王朝宰相。 不过呢，在我看来，他上面所有成就都比不上他和利玛窦翻译的一本书，那就是来自欧洲的《欧几里得原本》的前六卷，翻译完之后，徐光启觉得这个名字会让中国老百姓懵圈，那也就没人看了，所以改了一个名字，叫做《几何原本》，我们现在上中学学的“几何”这个词，就来自这里。 不仅仅是“几何”这个词，包括“点，线，多边形，平行线，直角，对角线”等一系列数学词汇，都是老徐和老利这一中一外两大牛人一边喝下午茶，一边给我们创造出来的。 除了徐光启，利玛窦在南京又结交了很多达官显贵，无形之中，他自己就成了一个著名人物，最后，就连那个不上朝的万历也听说了他，就让他来北京。 老利这时候对中国文化简直是了解得不要不要的，马上就上书说道，“大西洋陪臣利玛窦，谨献土物于皇帝陛下”，这话说得，简直就是中国官场上的一个老官油子。 为了让朱翊钧喜欢自己，利玛窦精心准备了两件礼物，一个是报时钟，另一个是《万国图志》。所谓的《万国图志》，就是世界地图，是利玛窦根据欧洲大航海之后形成共识的地理知识画出来的，可是这哥们也耍了一个小心眼，原来的欧洲世界地图上，中国肯定不在中间的位置，可是他来到中国之后，发现要是不把中国画在地图中间，人家都说你这玩意是假的，马上，他就调整了一下，大明王朝赫然出现在世界中央，还挺大，这一下，大家都很高兴。 但万历皇帝最喜欢的，还是那个报时钟，也叫自鸣钟，一到整点，就会唱歌报时，比明朝的日晷和沙漏靠谱得多。朱翊钧把利玛窦进献的两个钟都收入了后宫，大的那个，造了一个钟室供起来，小的那个放在自己身边，没事就拿出来把玩一番。 不过万历这时候连大臣都不见，更别说一个歪果仁了。利玛窦也是没见到皇帝，得到的待遇是可以居住在北京城，每四个月领一次薪水，就这样，利玛窦在北京住了下来，一直到1610年逝世，他也没出过北京城一步，死后被葬在今天车公庄附近的滕公栅栏，这地方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中国天主教教徒的墓地。 其实，我们从利玛窦的传教过程和他自己的心路及行为转变，已经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从思想和文化上来说，基督教进入中国几乎是不可能的，不错，你有耶稣，但俺们有玉皇大帝、佛祖、太上老君等等，你有天堂，我也有凌霄宝殿、西天净土等等，你有爱，我们有孔夫子的仁，不仅是仁爱，俺们还有义、礼、智、信等等，你有吗？这种文化上巨大的自给自足，导致西方文明，想通过文化进入中国，几乎是没有任何可能。 一直到利玛窦拿出了自鸣钟这玩意，中国人才承认，啊，这个啊，俺们真没有，随后才导致徐光启等人皈依了天主教。所以，后来稍微有点成就的西方传教士，无一不是用科学，或者说科学这种“宗教”，让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臣服，一直到今天。 言归正传，虽然从1588年开始，朱翊钧这哥们就不上朝了，但是他和外界的联系并没有中断，而且掌控整个国家的能力，那是一点都没减弱，前面说他废掉了张居正的很多政策，这样一来，收入就减少了，但此人也有自己敛财的办法，那就是派出宦官，全国收矿税和商业税，这在《明史》上称为“矿税之弊”，你听名称就知道了，《明史》的作者们认为这是与民争利，不是啥好事。 但我必须说一句的是，这种简单粗暴的评价，实际上掩盖了一个事实，而且是很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明朝税收体制的不合理，朝廷上一直都以农业税为主要来源，即便是知道工商业极度发达了，也不去收税，为啥？因为满朝之乎者也的大臣们，背后都站着各种商业利益集团，他们打着祖制的幌子，千方百计地阻止皇帝去收商业税。 可朱翊钧说了，你们不去收，我自己派人去。据《明史》记载，这些如狼似虎的矿税官，在短短几年之内，就为朱翊钧的小金库增加了白银560万两，金子1万多两。皇帝的小金库叫做内帑，一般来说，历朝历代，在京城方圆多少里之内的田税收上来都归内帑，也就是负责皇宫的开支，属于皇帝私房钱。朱翊钧同学明显地把这个范围扩大了，内帑暴富后，他成了大富翁。 你若是说，暴富之后，他朱翊钧是不是开始花天酒地了？实话实说，没有。从1592年开始，史书上多次记载了朱翊钧用这些银子，帮助国家度过难关，不论是救灾，还是边境用钱，这位不上朝的所谓“昏君”都是毫不犹豫地拿出这些额外的商业税，为国做贡献。这里面最有名的，当属“万历三大征”，他都贴补了很多。 所谓的万历三大征，指的是公元1592到1600年，先后在大明王朝的西北、东北和西南边疆展开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分别是平定蒙古人叛乱的宁夏战争，平定日本丰臣秀吉入侵朝鲜的朝鲜战争，还有平定贵州土司杨应龙叛乱的播州之役。 我们这里只说一下和日本之间的朝鲜战争。十六世纪，日本出现了一个叫做丰臣秀吉的军事和政治天才，几乎是以一己之力，结束了日本的战国时代，我们早就说过，只要一个人成就太大，就容易飘，丰臣秀吉这家伙也是，他在1587年制定了一个计划，说7年之内，他要占领明朝，把当时日本正亲町天皇的家搬到北京的紫禁城去。 然后他向当时的琉球、吕宋、台湾、暹罗、占城、莫卧儿帝国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凡是他知道的地方，都送了书信，说俺叫丰臣秀吉，来自东夷，俺要打明朝，你们谁不跟着俺去，俺就跟你急。一句话，这哥们把自己当成今天的世界老大美利坚帝国了，当然，这些国家也没搭理他，有些国家把他的书信转交给明朝，随便还对着朱翊钧表了一下忠心。 在丰臣秀吉送给朝鲜李氏王朝的信里，这家伙特别强调了，日本打明朝，需要用你们朝鲜为跳板，你们必须借道给我们大日本军队。朝鲜人看了信之后，认为这位丰臣秀吉就是一个疯子，根本没太在意，只是把信给明朝送了过去，明朝也没当回事。 就这样，1592年，丰臣秀吉准备了五年之后，率领了30万大军渡海攻击朝鲜，朝鲜多少年都不打仗了，一下子就被揍懵圈了，只好向明朝求救。 明朝接到朝鲜的鸡毛信之后，开始觉得是不是朝鲜这帮家伙和日本的倭寇联合起来，挖了一个陷阱，等着明朝军队去上当，等后来搞清楚朝鲜是真的被日本欺负了之后，马上做出了出兵的决定，《明史》上说，“倭寇之图朝鲜，意实在中国，而我兵之救朝鲜，实所以保中国也”，一句话，抗日援朝，是一件必须做，不得不做的事情，保卫朝鲜，就是保卫大明。我们今天回顾历史，明朝的这个判断是相当准确，前面说了，丰臣秀吉的实际目标就是中原。 1592年10月16日，大明王朝任命李如松总理蓟、辽、保定、山东军务，担任防海御倭总兵官，他的两个弟弟李如柏、李如梅为副总兵官，调集了全国精锐，准备开赴朝鲜。 你可能会问了，这个老李家是谁，咋这么牛掰？实际上，我们前面讲徐文长的时候，提过一句这个老李家。李如松三兄弟有一个大名鼎鼎的老爹，辽东总兵李成梁，这一家子的祖上本来就是朝鲜人，后来归服了明朝，被授予世袭的铁岭卫指挥佥事，和戚继光的祖上差不多，只不过老戚家是山东人，而老李家是东北大城市铁岭人。 ……

张居正改革的内容和成果； 戚家军有多牛；张居正死后为什么被清算，这给明朝带来了什么后果？ 部分文稿 大家好，我是枫落白衣，公元1572年，大明王朝迎来了一个9岁的小皇帝，朱翊钧，年号万历。他26岁的老娘李贵妃随即披上尊号慈圣皇太后，和正牌的陈皇太后并列。这俩女人也许在老公活着的时候争风吃醋，现在老公死了，却是出奇地团结，她们的策略很简单，对内严格教育自己的儿子明神宗朱翊钧，对外就依靠太监冯保和已经成为内阁首辅的张居正，同时让朱翊钧称呼张居正为老师，开口就是“元辅张先生”。 我们前面就说过，张居正是一个有想法的人，或者说是一个有抱负的，想为国家和黎民百姓做点儿事情的人。早在五年以前，他就给当时的隆庆皇帝上过一个奏章，叫做《陈六事疏》，明确提出了他的政治主张，概括起来，就是“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每一条，张居正都详详细细地说了为啥要这么做，以及怎么去做，可以说是相当地中肯，可惜的是，当时的隆庆皇帝朱载坖面对这份奏章，只批了三个字，“知道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现在我们的张大帅哥掌握了帝国的最高权力，那你猜他要干啥？就是两个字，改革。 一 概括一下张居正的《陈六事疏》，核心思想其实是八个字，整饬吏治，富国强民。所以，他改革的第一炮就轰向了整个官僚集团。公元1573年六月，“考成法”公布。所谓考成法，就是六部和都察院把下面各级官员应该办的事情设定好期限，登记在三本账簿上，一本留在六部，一本送到六科给事中手里，最后一本放到内阁，然后由六部监督下面的官员，六科监督六部，内阁再监督六科，从而形成了一种层层监督的机制。实践证明，这是一套比较有效的方案，可以说既打击了官僚集团，提高了政府工作效率，也挖掘了一批干实事的官员，比如说后面要出场的辽东大将李成梁，就是这时候被发现的人才。 在考成法实施几年之后，张居正看准时机，推出了“清丈土地”的措施。我们说历朝历代，到了一定的时候，只要出了一个稍微有点儿常识的君主或者宰相，都会实行类似的政策，针对的，就是民间土地兼并的情况。 这里面的原因很简单，只要社会是和平发展的，最终财富必将流向少数人手里，在今天就是人民币，在古代，那就是土地，但历朝历代，能够解决这种财富兼并的却也是很少，为啥？四个字，吏治不严。皇帝老子和宰相大人都不可能自己动手去量土地，下面的官员如果和大地主大乡绅勾结在一起，你量谁去？ 但我们刚刚说过，张居正的第一项改革是“考成法”，此时此刻，因为这项吏治改革，官员们正为了头上的乌纱帽，而拼命保业绩，量起土地来就比较卖命。就这样，三年之后，这项任务完成，全国土地新增140余万顷，比起十年前的隆庆时代，更是多出了233万顷，这些都被张居正带人详细地记录在大明王朝的《鱼鳞图册》里，要知道，多出来的这些土地那可都是真金白银的税收。 于是，张居正的最后一项政策顺势出炉，那就是在全国推行鼎鼎大名的“一条鞭法”。实际上，这个玩意也不神奇，它很容易就能说清楚。 在古代社会，一般来说，农民交税要交实物，除了交东西，还要服徭役，也就是免费给政府干活。比如唐朝的那个租庸调制，就是每年每个农民交小米2石，叫做“租”；绢2丈和棉3两，为“调”；成年男子服役20天，你要是不去，就每天交粗布3.6尺，这叫做“庸”，合起来称为“租庸调”。这种小米白面烂布头各种物品一起收，同时还要计算服役日期的税收系统相当地复杂，可是历朝历代也没办法，因为古代的货币系统一直都不发达，底层老百姓大多数时候，都是以物易物，对他们来说，交实物比交钱要容易的多。 现在来说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就简单了，那就是以后米、面、布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用交了，也不需要给政府免费做工了，咱们只交一样东西，那就是银子，也就是白银。 这个方法既不是张居正提出来的，也不是他命名的，早在嘉靖年间，内阁首辅桂萼就提出了这个主张，并且在一些省份实行，效果还相当地不错，御史傅汉臣总结了一下，命名为“一条鞭法”。但从嘉靖到隆庆，再到万历，它实行得很缓慢，因为这个政策依赖三件事，第一就是下面的官吏要比较能干；其次，田地的所属要明确清晰，否则你那个鞭子就算不准，只能乱抽一气；最后一点很重要，要有足够的货币，也就是白银。 前两件事恰恰是张居正前两项改革的目的所在，已经不是问题了。而第三条，要有足够的货币，一直都是困扰中国历朝历代的难题，伟大的唐朝就曾经做过尝试，那时候叫两税法，可是最后却只能不了了之，没有足够的货币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但这件事，在张居正改革的时候，却不是个事儿了，为啥？因为这时候大明王朝民间的白银突然多了起来。 我们说中国的钱币历史其实很简单，商朝是贝壳，周朝是布币，春秋战国啥都有，秦朝开始就是铜钱，一直使用到元朝，纸币正式发行。想当年马可波罗在监狱里给别人讲故事的时候，吹嘘最多的，就是大元朝的钞票，一堆纸片子可以娶一个大闺女，那时候欧洲人还真没见过，钞票要在四百年后，才出现在欧洲。 大明王朝开始的时候，朱元璋也是发行大明宝钞，为了捍卫这套纯法币的货币体系，一开始，大明王朝是禁止金银流通的，贵金属一律不好使，必须使用纸币。可是老朱和他的子孙们不太会玩，最后掉了链子，没钱了就印，刹不住车，六十年之后，大明宝钞贬值了1000多倍，那没办法，民间就开始纷纷使用铜钱和银子来代替大明宝钞。 也就在这个时候，欧洲那些家伙在美洲发现了银矿，这些人在和沿海一带中国人走私的时候，就纷纷拿出这玩意，说用这个换你们的丝绸、棉布、茶叶和瓷器，换不换？中国人认识这玩意，这不就是白花花的银子吗？于是纷纷点头，换。 随着前面说的“隆庆开关”，大家可以和洋人光明正大地做生意了，大量的白银以极快的速度流入了中国，很快地，大家纷纷抛弃铜钱和大明宝钞，开始使用银子了。流行到什么程度呢？据外国传教士记载，那时候，江南地区的任何一个人，甚至儿童，身上都带着一把大铁剪刀，和一个蜡盒，买什么东西，直接从口袋里拿出一块银子，几钱银子的商品，一剪子下去，基本没啥误差，剪下来的碎末，可以收集到蜡盒里，到一定分量了，融化蜡盒，银子就又回来了。商行里的学徒，只要学上几个月，任何一个银块，拿到手里掂量一下，就知道成色好坏，误差可以控制在千分之几。 就在这种白银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张居正以白银为单位的“一条鞭法”得以顺利实施。到了1582年，大明王朝太仓库银达到七八百万两，而存粮可以供政府使用十年以上，对比一下嘉靖时候的“家家干净”，实实在在地发了大财。 可是我们这里不得不说一句，当政府默认了白银是流通货币之后，实际上等于是创造出了另一个皇帝，也就是白银，此后白银的多少，就可以主宰这个国家了，后来明朝的灭亡，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政府没办法控制市场上的白银，货币失控，导致整个国家财政崩溃，这是后话了。 三 除了经济政治，张居正不为人所知的还有军事改革，他的政策是“外示羁縻、内修守备”，啥意思？就是对外开放，积极友好地和所有少数民族往来，同时内部加强武备，让那些野蛮人看到俺们肌肉很厚，大腿很粗。 对他的这一政策执行得最好的，就是镇守北方的将领戚继光。 戚继光的祖上是跟着明朝创始者朱元璋打天下的，但是命不好，还没等全国解放呢，就牺牲了，老朱也挺惋惜，说你们老戚家从此就世袭山东登州卫指挥佥事，这个官并不大，一个卫5600人，佥事就是副职，你可以认为是旅长或副师长一级的。 戚继光从小就在军营里长大，长大之后，考中了武举人，1533年，26的他被任命为山东都指挥佥事，这就相当于副军长或者师长了，比他祖先更有出息了。1555年，他被调往浙江，受到当时的浙江总督胡宗宪的赏识，升职为参将。 前面说过，自从明朝砍了最大走私犯王直的脑袋之后，中国沿海一带就开始海盗横行，这些海盗在明朝人的嘴里，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叫倭寇。1555年，正是倭寇疯狂烧杀抢掠的时候，而浙江也是倭寇折腾得最厉害的地方，戚继光无论愿意还是不愿意，他都要面对这些极其凶残的海陆两栖强盗。 很快地，戚继光就发现，靠着现有的明朝士兵对付倭寇就是扯淡，这些老爷兵平时根本也不训练，倭寇来了就跑，打敌人不行，祸害老百姓一个顶三个。于是，他跑到义乌乡下，招募了很多小伙子，并且创造了一种叫做“鸳鸯阵”的战术，这是一个以12人为一组作战小分队的阵法，小队里结合了不同的兵种，长短兵器都有，甚至在这12人中，还有一个人是不打仗的，扛着一口大黑锅，专门负责大家饮食的火头兵。以这三千名义乌农村的男孩子为班底，戚继光创建了后来大名鼎鼎的戚家军。 戚家军牛掰到什么程度呢？这支军队成立之后，转战浙江，江西，福建等地，一次败仗也没打过，到了1567年，彻底肃清了福建沿海的倭寇，可谓是战功赫赫。 1568年，戚继光被调到北方，担任蓟州总兵，负责北方的防务。开始的时候，戚继光是想打出去的，也就是向北进攻蒙古，但在张居正的劝说之下，他接受了张居正的军事和外交政策，并且是坚决执行，也就是训练一支能够打胜仗的军队，但是不主动出击，核心是为对外贸保驾护航。 这期间蒙古人曾经试图攻打过明朝一次，让戚大将军一顿胖揍，撵了回去，从此之后，只要戚继光在蓟州总兵的位置上坐着，蒙古人就没再来过，大明王朝在他镇守北方的14年里，风平浪静，边境无事，此人的功劳很大。 戚继光最后职位是明王朝军队的最高官衔，左都督，加太子太保，但这哥们的结局并不美好，为啥？要解释他的结局，必须先把张居正的故事讲完。 在各种改革措施得到成功之后，张居正又提出了“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这是一句农商并举的口号，也就是张居正的下一个目标是让帝国的商业更加发达，至少，要达到和农业一样的地位。 不过可惜得很，老天爷觉得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人间不值得，老张啊，你还是早点回来和我聊天吧。公元1582年7月9日，大明王朝的太师，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内阁首辅张居正病逝，享年58岁。 ……

嘉靖年间出版业蓬勃发展，从唐诗宋词到明小说的烟火气说明了什么；“隆庆开关”和“俺答封贡”； 张居正的内阁首辅路；如何评价严嵩、徐阶、高拱几位首辅？ 部分文稿 大家好，我是枫落白衣，上集说到公元1567年，嘉靖皇帝驾崩。这位神神叨叨的“朱靠猜”同志并不是没有能力，只是对道教太痴迷了，执政45年，内阁辅臣14位，居然有9位是靠着写青词起家的，除了严嵩、徐阶等人，像高炜、李春芳也是民间赫赫有名的“青词宰相”。为了和老天爷顺利地对话，有大概三十年的时间，他都在大兴土木，兴建各种斋醮场所和宫殿，不理朝政，这无疑让帝国的统治能力下降，老百姓的生活是一年不如一年，如果没有前十年张璁的改革富国强民，后面能不能撑下来，都很难说。 不过他在位的这段时期，却是民间出版业蓬勃发展的时期，我们前面说过的《三国演义》《水浒》和《西游记》，全都是在这段时间大量印刷，走进千家万户的。除了这几本，在众多的出版物里，还有两本在后世那是相当滴有名，一本是《本草纲目》，作者是李时珍。严格来说，《本草纲目》并不是一本医学书，说它是一本木草学更加贴切，是李时珍花费了将近30年时间，参考了800多本古书，又亲自走遍了大江南北到处考察之后，汇编而成的一本记录了1892种草药的书籍。到了今天，崇拜它的人把它捧上了天，当然，也有鄙视它的人，对它不屑一顾。 要我来说，这两种思想都对，因为你在那里面既可以看到到了今天还行之有效的药方，也能看见诸如“寡妇床头尘土”这类莫名其妙的药物介绍。无论哪一种态度，都不妨碍这本书在17世纪传到了日本，越南，朝鲜，随后被波兰人译成拉丁文，意大利文，再后来，在18世纪扬名欧洲，被翻译成法、德、英、俄等各种文字。没办法，那时候的欧洲，最擅长的，还是放血疗法，乍一看到将近两千多种药物，一万多个药方的医学书，还是有点儿羡慕的。 另外一本诞生在嘉靖年间的名书，就是《金瓶梅》，这本在后世以色情描写闻名的著作，到现在连作者都不知道是谁，封面上倒是印着五个大字，兰陵笑笑生，可惜，这是笔名，就好像你和我公司的老板说一千遍枫落白衣，他也不知道是我一样。 从行文风格来看，《金瓶梅》的作者应该是嘉靖朝的南方大才子无疑。最靠谱的，可能就是王世贞，也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个在杨继盛被陷害的时候，挺身而出，不仅资助杨继盛的家属，还帮着他老婆给嘉靖写信的那位。他爹被严嵩砍了脑袋，和严家父子仇深似海，所以，用西门庆来影射号称东楼的严世蕃，那是合情也合理。 《金瓶梅》的内容很简单，就是从《水浒传》中的西门庆勾引潘金莲，杀了武大郎，最后被武松所杀的情节展开，稍加改动，描写了西门庆从发迹到纵欲而死的故事。关于这个名字，除了代表了西门庆的三个女人，潘金莲、李瓶儿和庞春梅之外，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金”是金钱，“瓶”是酒，“梅”代指色情。用这个做书名，等于是告诉你，俺写的就是各种赤裸裸的欲望。里面有很多生动的性生活描述，这也造成了它面世之后，经常被政府列为禁书，严禁传播。 但今天的任何人都要承认一点，那就是这本书是中国第一部细致描写家庭琐事和市井生活的小说，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说唐朝的时候流行大气磅礴的唐诗，大家都希望建功立业，所以后人说，唐在马背；到了宋朝，推崇的是宋词，这玩意大多数都是描写春愁秋怨，甚至无病呻吟，所以说宋在闺房；到了明，开始流行小说，或者叫话本，从《三国演义》《水浒》到《西游记》，最后落到《金瓶梅》，还有冯梦龙和凌濛初的“三言二拍”，一路下来，终于是到了平民的生活。不仅是大量地描写普通市民的城市生活，还在文学创作里大量使用市井老百姓平时用的俚语，所以我们今天说，大明王朝，它在市井，全都是人间烟火气。 我个人认为，之所以明朝的文化会向着市井转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城市化。从嘉靖朝开始，由于生产力提高了，社会有三个转型，第一个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型，第二个是农业社会慢慢向手工业和小工业社会转变，第三个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三种转变都是由下向上，根本不需要政府去推动的，可是他们都需要政府政策的扶植。 很可惜，嘉靖这个天天和老天爷对话的皇帝，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现在说他不是一个好皇帝，绝对不单单说他大兴土木建造斋醮场所，也不是仅仅说他在位时侯贪污腐败横行，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他在北边拒绝和俺答汗的蒙古乃至西亚巨商们做买卖，南面禁止大明王朝和海外的葡萄牙以及西方搞贸易，人家要卖给你东西，也要买你的东西，你说人家是胡虏，是倭寇，一顿炮火把人家打回去了，这不仅导致了随后经济成本巨大的国防开支，而且很明显地，也让嘉靖和他的大臣们错过了世界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机遇。 那么，嘉靖之后，明朝有变化吗？实话实说，有。这事儿呢，还要从嘉靖驾崩谈起。这哥们活着的时候，有道士告诉他，说“二龙不相见”，也就是两条真龙天子是不能互相看见的，一旦看见了，就要死一条，所以朱靠猜同志不立太子，甚至连儿子都不见，这也是为啥海瑞批评他“断绝亲情”。 等到他蹬腿的时候，内阁首辅徐阶在他身边，这家伙当时那叫一个着急，因为不知道谁来接替面前要死的这位。情急之下，徐阶找来了他那个已经回到中央的学生张居正，两个人密谋之后，共同起草了一本诏书，叫做《嘉靖遗诏》，模仿嘉靖皇帝的口吻，大意是，俺这辈子不咋地，尽搞一些歪门邪道的东西，这叫“既违成宪，亦负初心”，等我死了之后，让那些因为批评我而遭到惩处的官员恢复官职吧，驱赶道士，停止一切斋醮活动。让我的第三个儿子朱载坖接替我的皇位。 实际上，这里面没有任何一句是嘉靖老小子自己的意思，全都是徐阶和张居正的主意。当时就有大臣说，应该按照诽谤罪，把徐阶的脑袋砍了。但这也就是说说而已，无论是权力，还是民心，都在徐阶这一边，史书上说，这个遗诏一发表，“朝野号恸感激”，大家全都哭了，朱靠猜啊，你终于认错了，还认得如此彻底，俺们终于不用瞎猜了，真不容易啊。刚死不久的嘉靖如果在半空中看到这情形，也不知作何感想。 我们说公元1566年大明王朝新皇帝朱载坖在《明史》里有另一个名字，叫做朱载垕。原因是他的坖字相当地生僻，导致后来朱国桢在写《皇明大政记》中写错了，写成了朱载垕，再后来的女真人也没啥学问，官修明史的时候，照着这本书就是一顿狂抄，结果在《明史》里，他就变成了朱载垕，接下来，很多历史学家擅长的也都是抄书，导致今天大多数史料都写的是朱载垕，堂堂一位大明天子，连名字都差点没保住。 上位之后，朱载坖定国号为隆庆，然后就发布了一个诏令：“先朝政令有不便者，可奏言予以修改。”以前俺爹天天修道琢磨成仙，如果有啥问题处理得不对，你们现在提出来，结果哐当一声，有人也没客气，就扔了一个问题给他，福建巡抚涂泽民上书说“请开市舶，易私贩为公贩”，意思是开放海禁，允许海上贸易。 其实这个问题从朱棣那个时代就开始讨论，虽然大多数大臣，包括那些正直善良的大臣，都说必须保持祖宗成法，实行海禁，可是历任福建的地方一把手都坚持上书说，应该开放海上贸易，有的官员在奏疏中说得很明确，“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啥倭寇啊，都是我们不允许人家做生意，而被迫走私，进而成为强盗的。 现在涂泽民又一次抛出了这个问题，朱载坖认为可以试一试，于是，隆庆皇帝下旨，开放福建漳州月港口岸，私人可以和洋人们做生意了，不过小日本除外，谁要是去日本做买卖，那还是死啦死啦地。 这件事被称为“隆庆开关”，现在学者普遍认为，这是一件对于明朝很重要的事情，原因并不是开放了月港这个港口，而是私人可以和外国人做生意。有学者考证过，从这时候一直到明朝灭亡，70多年里，海外贸易迅猛增长，并且明朝保持着绝对的贸易顺差，我们往外卖得多，而买进来的却很少，结果是，欧洲人因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而从美洲搞到的大量白银，有5亿多两流入中国，占世界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还多，这直接导致了白银成了大明王朝合法货币，它的重要意义是什么，我们一会儿就会说到。 隆庆开关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倭渐不为患”，这个很自然，我老家的黑社会老大发现做生意积累财富的速度远远高于抢劫，同时风险还远远低于抢劫之后，全都从“某爷”变成了“某总”。 尝到了甜头的朱载坖在四年之后，又做了一件差不多的事情，那就是“俺答封贡”，俺答就是俺答汗，封贡的意思就是接受明朝的封号，和明朝实现朝贡贸易。促成这件事的，是当时的内阁首辅高拱和另一名内阁成员张居正，在他俩的全力斡旋下，大明和蒙古达成了隆庆和议，主要内容就是不打仗了，明朝封俺答为顺义王，开放十一处边境贸易口岸，大家开始做生意。 “隆庆开关”和“俺答封贡”两件事的意义就在于它们让明王朝从封闭走向了开放，而且是陆地和海上同时的开放，虽然这种开放仅仅相当于把大门打开一道细缝，但总归是实现了空气流通。 听到这里，有些人可能问了，内阁首辅不是徐阶徐老爷子吗？啥时候换成这个叫什么高拱的家伙了？这事儿说来话长。不错，朱载坖上台的时候，内阁首辅是徐阶，但内阁却不是他徐阶一个人的，当时内阁里面排第二位的大人物就是这个高拱，他本来是朱载坖的老师，早在嘉靖还在世的时候，公元1566年，就在徐阶的推荐下，进入了内阁，任文渊阁大学士。 可是嘉靖蹬腿归天的时候，首辅徐阶却没找高拱这个二号人物商量，直接和自己学生张居正起草了嘉靖遗诏。在高拱看来，你这是瞧不起我啊，绝对的奇耻大辱，所以从此之后，他就和徐阶杠上了。不过我们说在那时候，徐阶的声望完全不是高拱能比的，在两个人斗得你死我活的时候，都上疏请求退休，也就是撂挑子不干了，但人家徐阶得到的是大臣们的一致挽留，而高拱收获的却是三十多份弹劾他的告状书，明穆宗朱载坖最后没办法，只好让自己老师保留官职，以礼部尚书和大学士的名义回家养病，等于是带薪休假了。 但谁也没想到的是，一年之后，1568年的七月，徐阶重新提出了辞职申请，而且相当地坚决，朱载坖反复几次不批准，老徐几次三番地重新提交申请，理由就一个，身体不好，干不动了，最后隆庆皇帝也只好批准了他的请求。 现在对于徐阶退休这事有很多说法，有人说他就是身体不好，但这个理由有点牵强，他当时只有65岁，退休后一直活到了83岁，你说他当时身体有大毛病，应该不对。而且那时候当官也没有年龄限制这一说，想当年严嵩严老爷子80多岁了，还坚挺并且坚决地留在首辅的位置上，想继续发光发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