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9月16日。六十七年前的明天，也就是1958年9月17日，在古巴东南部的马埃斯特腊山区，一支穿着粗布军装、扛着老旧步枪的游击队，正沿着被雨水冲刷的山路向平原地区推进。他们的目标是推翻独cai者巴蒂斯塔的政权——这场被称为“反攻”的军事行动，最终像一把火炬，彻底照亮了古巴被黑暗笼罩的十年。 要讲清楚这场“反攻”的意义，我们必须先回到1950年代的古巴。那时的古巴，表面上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加勒比岛国，以甘蔗种植园、雪茄和碧海蓝天闻名；但在这片土地之下，独cai统治的毒瘤早已生根发芽，将整个国家拖入贫困与压迫的深渊。 1933年，军人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通过一场血腥政变上台，开始了对古巴长达25年的统治。他的政权被称为“香蕉共和国”的典型——美国联合果品公司控制了全国70%的甘蔗种植园，工人每天在烈日下工作12小时，工资却连一顿饱饭都买不起；巴蒂斯塔本人则通过卖官鬻爵、收取贿赂积累财富，据说他的私人金库里堆满了美元和古巴比索，仅现金就超过1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数十亿美元）。 政治压迫更是令人发指。巴蒂斯塔政府颁布《国家安全法》，宣布“任何反对政府的行为都是叛国罪”，成千上万的记者、教师、工会领袖被逮捕、拷打甚至处决。1952年，巴蒂斯塔通过第二次政变彻底废除宪法，自任“革命领袖”，将古巴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秘密警察（SIM）遍布街头，监听电话、搜查民宅；监狱里挤满了政治犯，著名的“莫罗城堡”成了人间地狱，犯人被吊在房梁上鞭打，甚至被喂食辣椒水折磨。 但压迫越深，反抗的火种越旺。1953年7月26日，一个名叫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年轻律师，带领160名热血青年攻打了奥连特省的蒙卡达兵营。他们的目标很简单：用武力推翻巴蒂斯塔政权，为受压迫的人民争取自由。然而，这场行动因计划泄露而失败——卡斯特罗被捕入狱，160名青年中127人被处决，剩下的33人被关进监狱。 但卡斯特罗没有屈服。在法庭上，他发表了震惊全国的演讲《历史将宣判我无罪》：“我们不是罪犯，我们是爱国者；我们不是暴徒，我们是追求自由的战士！巴蒂斯塔的政权是建立在谎言和鲜血之上的，它终将被人民推翻！”这篇演讲像一颗火种，点燃了古巴人民的反抗热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秘密传播卡斯特罗的思想，加入地下反抗组织。 1955年，巴蒂斯塔为了缓和矛盾，宣布大赦政治犯。卡斯特罗获释后，立即前往墨西哥组织革命力量。在那里，他结识了阿根廷医生埃内斯托·“切”·格瓦拉——一个因目睹拉美农民的贫困而决心投身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两人一拍即合：卡斯特罗擅长组织和动员，格瓦拉精通游击战术和医学，他们很快组建了一支“起义军”，开始训练游击队员，制定“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 1956年11月25日，卡斯特罗、格瓦拉和81名游击队员乘坐一艘名为“格拉玛号”的二手游艇，从墨西哥的图斯潘港出发，驶向古巴。他们的目标是登陆古巴东南部的奥连特省（今关塔那摩省），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发动农民支持革命。 然而，这次登陆几乎是一场灾难。“格拉玛号”在海上遭遇风暴，偏离了预定航线，原本计划用5天到达古巴，结果用了7天；登陆时，游击队又遭到巴蒂斯塔军队的围剿——政府军早已接到情报，在海岸线上布置了机枪和迫击炮。战斗中，81名游击队员中有70人牺牲或被俘，只剩下12人幸存，其中包括卡斯特罗和格瓦拉。 但卡斯特罗没有放弃。他们躲进马埃斯特腊山区的丛林，一边训练幸存的队员，一边发动农民。马埃斯特腊山区是古巴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农民们住在茅草屋里，吃的是木薯和野菜，土地被大庄园主侵占，甚至连喝的水都要向地主交“水资源税”。卡斯特罗的游击队提出了“土地归农民”的口号——他们没收了大庄园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农民；建立了“扫盲队”，用树枝在地上、用木炭在墙上教农民读书写字；甚至用缴获的药品建立流动医院，为生病的村民治病。 这些举措让游击队迅速赢得了民心。到1957年底，游击队的支持者已遍布奥连特省的12个县，兵力从最初的12人发展到近千人。巴蒂斯塔政府虽然派军队围剿，但士兵们大多来自贫困家庭，不愿为独cai者卖命；军官们则贪污腐败，克扣军饷，战斗力极差。有一次，一支政府军连队在丛林里迷路，饿了好几天，当地农民偷偷给他们送了玉米饼，士兵们吃完后竟集体向游击队投降——这就是民心向背的力量。 1958年，古巴的局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美国对巴蒂斯塔的腐败和镇压行为日益不满：美国商人抱怨古巴的投资环境恶化，国务院则担心巴蒂斯塔的暴政会引发“共产主义浪潮”。1958年3月，美国宣布停止向巴蒂斯塔提供武器，并要求他“恢复民主”。与此同时，国际舆论（尤其是拉丁美洲国家）纷纷谴责巴蒂斯塔的独cai统治——智利、阿根廷等国的左翼政党公开支持古巴革命，墨西哥甚至为游击队提供了武器和物资。 卡斯特罗抓住这个机会，决定发起“反攻”——从山区向平原推进，切断巴蒂斯塔政府的补给线，最终攻占首都哈瓦那。1958年8月，卡斯特罗将游击队整编为六个纵队，分别由他本人、格瓦拉、西恩富戈斯等将领指挥，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主力部队沿“皇家公路”向西推进，切断哈瓦那与东部的联系；格瓦拉率领的“纵队1”负责袭击敌人的交通线和补给仓库；另一支队伍则向北进攻巴蒂斯塔的空军基地，摧毁敌人的空中力量。 1958年9月17日，卡斯特罗在马埃斯特腊山区的拉普拉塔村召开军事会议。他站在一间破旧的农舍前，身后是挂着“自由古巴”旗帜的土墙，面前是三百多名游击队员——他们穿着补丁摞补丁的军装，扛着从敌人那里缴获的步枪，眼神里燃烧着对自由的渴望。 “同志们！”卡斯特罗的声音洪亮而坚定，“今天，我们要走出大山，去解放平原的兄弟姐妹。我们的武器是步枪，但我们的力量是人民！巴蒂斯塔的军队看起来强大，但他们是一盘散沙——士兵们不愿为他卖命，军官们只想着捞钱。只要我们团结一心，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当天清晨，游击队分三路出发：主力部队由卡斯特罗亲自指挥，沿“皇家公路”向西推进；格瓦拉率领的“纵队1”绕到敌人后方，袭击了巴蒂斯塔的弹药库；另一支队伍则向北进攻“莫龙”空军基地，炸毁了三架敌机。 巴蒂斯塔政府显然没有料到游击队会主动出击。他们的军队大部分部署在大城市，农村地区只有少量守备部队。当游击队出现在平原时，守备部队的士兵要么望风而逃，要么被游击队包围歼灭。在“圣克拉拉镇”，游击队与巴蒂斯塔的精锐部队“第11骑兵团”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骑兵团的士兵骑着高头大马，端着机关枪冲向游击队，但游击队员们利用地形隐蔽，用锄头、镰刀和缴获的手榴弹反击。最终，骑兵团被全歼，团长被俘虏时大喊：“这不可能！你们只是一群农民！” 反攻开始后仅一个月，游击队就控制了古巴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巴蒂斯塔的军队士气崩溃，士兵们纷纷倒戈——有的开枪打死军官后加入游击队，有的扔掉武器逃回家乡；政府官员们则忙着转移财产，准备逃亡。11月，游击队攻占了古巴第二大城市圣地亚哥，巴蒂斯塔的最后一个据点。 12月31日深夜，巴蒂斯塔带着家人和亲信，乘一架美国飞机逃往多米尼加共和国。临走前，他将国库里的黄金和美元席卷一空，甚至连总统府的地毯都被士兵们扒走当包袱。 1959年1月1日，卡斯特罗率领游击队进入哈瓦那。古巴人民涌上街头，欢呼“革命胜利了！”妇女们把鲜花撒在游击队员的步枪上，孩子们举着“自由古巴”的标语奔跑，老人们流着眼泪拥抱久别重逢的亲人。这场从1953年开始、1958年反攻决胜的革命，最终推翻了巴蒂斯塔政权，建立了拉丁美洲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1958年9月17日的反攻，是古巴革命的转折点。它不仅打破了巴蒂斯塔政权的“不可战胜”神话，更证明了“人民zhan争”的力量——当军队来自人民、为了人民时，任何独cai统治都无法长久。 卡斯特罗和他的战友们用六年时间（1953-1959），完成了从“攻打兵营”到“解放全国”的壮举。这场胜利不仅改变了古巴的命运，也影响了整个拉丁美洲：它鼓舞了智利、阿根廷、墨西哥等国的左翼运动，成为20世纪第三世界反殖民、反独cai斗争的典范。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1958年9月17日的反攻，是一场关于“希望”与“勇气”的战役。它让我们看到，即使面对强大的独cai政权，只要人民团结起来，为了自由和尊严而战，终将迎来胜利的曙光。 感谢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1958年9月17日的古巴反攻，不仅是一场军事行动，更是一个国家对自由的呐喊。它提醒我们：历史的进步，往往始于普通人不甘屈服的勇气；而真正的自由，从来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无数人用汗水、鲜血和信念换来的。愿我们铭记这段历史，珍惜今天的和平，也为那些仍在为自由和正义奋斗的人们加油。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9月15日。四十九年前的明天，也就是1975年9月16日，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港口区，一辆载着27名基督教平民的巴士正缓缓驶向市区。车窗上蒙着晨雾，乘客们裹着厚外套，有的抱着婴儿，有的提着婚礼礼盒——他们要去参加一场马龙派家庭的婚礼。然而，当巴士行驶到巴解组织控制的港口附近时，几名武装人员突然拦停车队，要求检查乘客身份。 据幸存者后来回忆，一名武装分子指着车上一名穿西装的男子喊道：“他是马龙派民兵！”人群瞬间骚动。混乱中，枪声响起，子弹穿透车窗，击中了前排的妇女和孩子。最终，27人当场死亡，其中包括6名儿童。这场看似普通的暴力事件，像一把锋利的刀，彻底划开了黎巴嫩尘封已久的教派伤疤，将这个被称为“中东瑞士”的国家，拖入了长达15年的血腥内战。 要理解这场内战的爆发，我们必须先走进黎巴嫩的“先天基因”。这个位于地中海东岸的国家，国土面积仅1.04万平方公里，却像一颗被揉碎的“宗教万花筒”——18个主要宗教派别在这里共生：基督教马龙派、希腊东正教、亚美尼亚东正教；伊斯兰教逊尼派、什叶派、德鲁兹派……其中，马龙派（占总人口约20%）和什叶派（约30%）是两大核心群体，加上逊尼派（约25%）、德鲁兹派（约5%）等，形成了“教派即政治”的独特生态。 这种生态的形成，与黎巴嫩的殖民历史密不可分。19世纪，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黎巴嫩，基督徒与穆斯林因宗教差异长期对立。1860年，一场大规模的教派冲突爆发：马龙派与德鲁兹派在贝鲁特街头互相砍杀，死亡人数超过1万人。奥斯曼帝国为稳定局势，于1861年设立“黎凡特省”，允许基督徒参与地方治理——这是黎巴嫩“教派分权”的雏形。 1920年，法国以“托管”名义接管黎巴嫩后，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模式。法国殖民政府将黎巴嫩划分为“马龙派区”“什叶派区”“逊尼派区”，甚至直接任命各教派领袖担任地方官员。这种“分而治之”的政策，表面上是“尊重宗教差异”，实则是通过制造矛盾来巩固殖民统治——当各教派忙于内斗时，法国就能轻松控制整个国家。 1943年，黎巴嫩宣布独立，各教派签署《国家公约》，约定：总统由马龙派出任，总理由逊尼派出任，议长由什叶派出任，议会席位按教派人口比例分配。这种“权力分赃”模式在独立初期维持了表面和平，却埋下了致命隐患——当人口结构发生变化时（比如什叶派因生育率高逐渐成为第一大群体），原有的权力分配机制便成了矛盾的导火索。 1960年代末，黎巴嫩的“平静”被彻底打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因以色列的压迫，将黎巴嫩南部作为对抗以色列的基地。到1970年，巴解组织在黎巴嫩的武装人员已超过2万人，控制了南部多个城镇，并与黎巴嫩政府军发生多次冲突。 黎巴嫩政府试图平衡各方势力：总统苏莱曼·弗朗吉亚（马龙派）希望借助巴解组织对抗以色列；逊尼派总理拉希德·卡拉米则同情巴勒斯坦事业，主张与巴解组织合作；但马龙派担心巴解组织的壮大威胁自身权力，什叶派则因巴解组织在其聚居区（南部）的活动引发不满，德鲁兹派则趁机扩大影响力。 1975年4月13日，贝鲁特爆发了第一场大规模教派冲突：马龙派武装“长枪党”与巴解组织在市中心交火，造成数百人死亡。这场冲突被视为内战的起点，但真正的“引爆点”发生在三个月后的9月16日。 1975年9月16日清晨，贝鲁特港的雾还未散，那辆载有27名基督教平民的巴士从南部郊区出发。乘客中，有刚订婚的年轻夫妇，有带着孙子的老妇人，还有准备去教堂做礼拜的老人。他们不知道，一场灾难正在等待。 当巴士行驶到港口附近的巴解组织控制区时，武装人员突然拦停车队。据事后调查，武装分子中有人认出车上一名男子是马龙派民兵成员，随即与乘客发生争执。混乱中，枪声响起，子弹穿透车窗，击中了前排的妇女和孩子。27人当场死亡，其中包括6名儿童。 这场屠杀彻底激怒了马龙派。他们将责任归咎于巴解组织，并开始大规模报复：同一天，马龙派民兵在贝鲁特东区袭击了什叶派社区，烧毁房屋，杀害平民；什叶派则联合巴解组织反击，双方在街头展开枪战。到9月底，贝鲁特的冲突已蔓延至全市，医院人满为患，学校被迫关闭，商店纷纷关门，城市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内战的爆发，让黎巴嫩成为了大国博弈的“棋盘”。叙利亚、以色列、伊朗、美国等外部势力纷纷介入，使得冲突更加复杂。 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担心黎巴嫩的混乱会波及叙利亚（两国共享长达300公里的边界），同时也想通过干预扩大叙利亚在中东的影响力。1976年，叙利亚以“调解冲突”为名，派出军队进入黎巴嫩，控制了贝鲁特和北部地区。但叙利亚的“维和”很快演变为“占领”——叙利亚军队支持马龙派和德鲁兹派，打压什叶派和巴解组织，引发了更强烈的反抗。 以色列则将黎巴嫩视为“安全威胁”。巴解组织在黎巴嫩南部的基地多次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1978年，以色列发动“利塔尼行动”，占领了黎巴嫩南部10公里宽的“安全区”。此后，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冲突持续了数十年，直到2000年以军才完全撤离。 伊朗则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开始支持黎巴嫩的什叶派武装“真主党”。真主党以“抵抗以色列”为口号，迅速成长为黎巴嫩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之一，与叙利亚、巴解组织和马龙派武装形成长期对峙。 内战的破坏力是惊人的。据统计，1975-1990年的15年内战中，黎巴嫩约15万人死亡，20万人受伤，超过100万人流离失所。贝鲁特这座“东方巴黎”沦为一片废墟：曾经繁华的商业区“舒夫”变成了战壕，著名的“鸽子岩”被炸成断壁残垣，博物馆里的文物被洗劫一空，甚至连城市地标“贝鲁特塔”也被炮弹击中，倾斜了30度。 更严重的是社会信任的崩塌。教派之间的仇恨深入骨髓：马龙派家庭不再与什叶派通婚，逊尼派商人与德鲁兹派邻居形同陌路，孩子们从小被教育“其他教派的人不可信”。一位经历过内战的黎巴嫩老人曾说：“我们以前会在开斋节互相送甜点，现在连对视都会害怕。” 经济也彻底崩溃。战争摧毁了90%的工厂和基础设施，旅游业（占黎巴嫩GDP的20%）化为乌有，货币贬值超过1000倍。曾经的中东金融中心贝鲁特，变成了“废墟中的城市”——街道上堆满垃圾，电力供应每天只有几小时，医院因药品短缺无法救治病人。 1975年9月16日的贝鲁特港大屠杀，是黎巴嫩内战的转折点。它不仅撕开了教派和解的最后一层窗户纸，更将这个国家推向了长达15年的深渊。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黎巴嫩内战的根源，是殖民历史遗留的教派矛盾、巴解组织的介入，以及大国博弈的共同结果。它提醒我们：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建立在“分而治之”的基础上时，表面的和平终将脆弱；当外部势力将别国作为博弈工具时，受苦的永远是普通民众。 但黎巴嫩的故事也留下了希望。尽管内战造成了巨大创伤，但黎巴嫩人民从未放弃对和平的追求。1990年，在国际社会的斡旋下，各派签署了《塔伊夫协议》，结束了内战；2005年，“雪松革命”推翻了叙利亚的占领；2020年，贝鲁特港爆炸后，国际社会再次伸出援手……这些努力或许缓慢，但从未停止。 历史不会为任何一场内战“点赞”，但它会记住那些在战火中挣扎求生的人们，记住那些为和平奔走呼号的声音。1975年9月16日的贝鲁特，是黎巴嫩的伤疤，也是人类对和平的又一次叩问。 感谢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1975年9月16日的黎巴嫩内战爆发，是一场由教派裂痕、外部干预和历史积怨共同酿成的悲剧。它让我们看到，国家的稳定从来不是“权力的游戏”，而是各群体的包容与和解；它也提醒我们，和平的珍贵，在于它需要每一个人用心去守护。愿我们铭记这段历史，珍惜今天的和平，也为那些仍在为和解努力的人们加油。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9月14日。一百九十九年前的明天，也就是公元1821年9月15日，在中美洲的危地马拉城，一座殖民时期建造的巴洛克风格教堂里，五位来自不同国家的代表正蘸着墨水，在一张泛黄的羊皮纸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他们是萨尔瓦多的律师曼努埃尔·何塞·阿尔塞、洪都拉斯的军事领袖弗朗西斯科·莫拉桑、哥斯达黎加的农场主胡安·莫拉·费尔南德斯、尼加拉瓜的神父佩德罗·华金·查莫罗，以及危地马拉的克里奥尔贵族玛丽亚·何塞·德·埃斯特拉达。当最后一笔签名落下时，教堂的钟声恰好敲响，穿透教堂外的热带雨林，传向中美洲的每一寸土地——这一天，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危地马拉五国正式宣布脱离西班牙殖民统治，拉美大陆的独立浪潮中，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要讲清楚这场“独立”的分量，我们必须先把时间拨回三个世纪前。1524年的中美洲，还是一片被玛雅文明余韵笼罩的土地。玛雅人曾在尤卡坦半岛和中美洲低地建造过蒂卡尔、奇琴伊察这样的“天空之城”，他们发明了独特的象形文字，掌握了精确的天文历法，甚至培育出了玉米、可可等改变人类饮食的作物。但这一切，在西班牙探险家佩德罗·德·阿尔瓦拉多的铁蹄下，被彻底碾碎。 阿尔瓦拉多率领的西班牙军队从墨西哥出发，沿着玛雅人修建的“白路”（一条连接各城邦的石板路）向南推进。他们用火绳枪、弩箭和盔甲，轻松击溃了玛雅人的石斧和投矛。1524年7月，阿尔瓦拉多的士兵攻占了玛雅城邦科潘的都城，将城中储存的玉米、可可和黄金洗劫一空；1527年，他们又征服了危地马拉的基切人部落，烧毁了记录玛雅历史的“德累斯顿抄本”；到1533年，西班牙人已经控制了中美洲的大部分土地，建立了“新西班牙总督区”的下属行政单位——“危地马拉都督区”，涵盖今天的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 殖民统治的本质，是一场赤裸裸的资源掠夺。西班牙人在中美洲推行“大庄园制”，把土地和土著居民一起“赏赐”给西班牙贵族或军官，这些被称为“恩康米恩达”的特权阶层有权向土著征收贡赋，强迫他们种植咖啡、可可、靛蓝和胭脂虫——这些都是欧洲市场上昂贵的奢侈品。为了提高产量，殖民者用皮鞭和饥饿驱赶土著劳动：一个土著每天需要在种植园里劳作12小时，吃的却是玉米饼和稀粥，住的则是漏雨的草棚。 更致命的是疾病的传播。西班牙人带来的天花、麻疹和流感，对从未接触过这些病毒的玛雅人来说是灭顶之灾。1520年，科尔特斯征服阿兹特克帝国时，天花疫情在墨西哥城导致约30万人死亡；而在中美洲，类似的疫情反复爆发，到16世纪末，中美洲原住民人口已从约200万锐减至不足50万。许多村庄被彻底废弃，玛雅文明的文字、建筑和知识随着人口的消亡而中断，只留下丛林中沉默的金字塔和石碑。 殖民统治不仅是经济的掠夺，更是政治的压迫。西班牙在中美洲建立了严格的“种族等级制”：最顶层是“半岛人”，也就是出生在西班牙本土的贵族；其次是“克里奥尔人”，指出生在中美洲的西班牙后裔；再次是“梅斯蒂索人”，即西班牙人与土著的混血儿；最底层是“印第安人”和“黑人”。克里奥尔人虽然在经济上占优势——他们控制了大部分庄园和贸易，却无法参与政治，总督、法官和高级军官的职位全部由半岛人垄断。甚至连结婚都需要得到殖民政府的批准，土著女性若嫁给克里奥尔人，孩子会被强制登记为“梅斯蒂索人”，失去土著的身份认同。 这种制度激化了社会矛盾。克里奥尔人不满于“二等公民”的地位，土著和黑人则渴望摆脱人身依附。到了18世纪，随着启蒙思想的传播，反抗的种子开始萌芽。伏尔泰在《哲学通信》中批判君主专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主权在民”，这些思想通过传教士的布道、商人的货船和留学生的书信，悄悄渗透到中美洲的知识阶层。 1791年，海地的杜桑·卢维杜尔领导奴隶起义，最终推翻法国殖民统治，建立了西半球第一个黑人共和国。这一胜利像一颗炸弹，在中美洲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危地马拉的克里奥尔律师何塞·塞西利奥·德尔·巴列读到海地独立的消息后，在日记中写道：“如果黑人都能推翻白人暴政，我们克里奥尔人为何不能？”洪都拉斯的印第安酋长托马斯·门多萨则开始秘密联络各村的酋长，收集武器，准备起义。 但独立之路远比想象中艰难。西班牙在中美洲部署了强大的军事力量：仅在危地马拉城，就驻扎了5000名训练有素的西班牙士兵，配备火绳枪、加农炮和骑兵；洪都拉斯的西班牙总督拥有3000名士兵，控制着通往加勒比海的港口；尼加拉瓜的殖民军则以湖区的独木舟部队闻名，能够快速封锁河流。 1811年，危地马拉爆发了第一次独立起义。起义者由克里奥尔人、梅斯蒂索人和土著组成，他们攻占了总督府，烧毁了西班牙人的教堂和仓库。但起义很快被镇压——殖民军调来了墨西哥的援军，用大炮轰开了起义者的防线，领袖德尔·巴列被捕，在危地马拉城的广场上被处以绞刑。他的尸体被悬挂了三天，警示所有“叛乱者”。 1814年，洪都拉斯的弗朗西斯科·莫拉桑领导了一场更大规模的起义。莫拉桑出身农民家庭，曾参加过西班牙军队的骑兵队，后来因不满殖民军的虐待而逃亡。他联合了1000多名农民和矿工，攻占了特古西加尔巴（洪都拉斯首都），宣布成立“洪都拉斯共和国”。但西班牙殖民政府迅速调集军队反扑，莫拉桑的起义军因缺乏武器和补给，最终被迫解散，他本人则逃亡到尼加拉瓜的山区，继续组织抵抗。 转机出现在1820年。西班牙本土爆发了“自由派革命”：1820年1月，西班牙军官拉斐尔·德尔·里耶哥在加的斯发动起义，要求恢复1812年宪法，限制国王斐迪南七世的权力。这场革命迅速蔓延到整个西班牙，斐迪南七世被迫妥协，同意召开议会，恢复部分自治权。 中美洲的独立派敏锐地抓住了这一机会。他们意识到，西班牙本土的动荡削弱了殖民政府的统治力量，独立的时机已经成熟。1821年春天，危地马拉的玛丽亚·何塞·德·埃斯特拉达（一位克里奥尔贵族，曾担任殖民政府的法官）开始秘密联络各国的独立领袖。她在写给洪都拉斯的莫拉桑的信中说：“西班牙已经自顾不暇，我们不能再用请愿的方式争取权利，必须用行动宣布独立。” 1821年夏天，中美洲的独立派领袖们在危地马拉城的一所修道院里秘密会面。参加者除了前面提到的五位代表，还有来自萨尔瓦多的神父何塞·马利亚·莫雷诺、哥斯达黎加的商人卡洛斯·曼努埃尔·德·阿尔瓦雷斯等共12人。他们围坐在一张用桃花心木制成的会议桌前，桌上摊开着从欧洲偷运来的《独立宣言》样本（主要是美国和法国的），以及西班牙殖民政府的税收账簿。 “这些数据足以证明，西班牙的统治不是‘保护’，而是‘掠夺’。”埃斯特拉达的声音因激动而微微颤抖，“我们的土地被剥夺，我们的亲人被屠杀，我们的文化被摧毁。今天，我们要向全世界宣告：我们不再是西班牙的子民，我们是独立自由的中美洲人！” 会议持续了三天三夜。代表们争论最激烈的是独立后的国家结构：有人主张成立联邦，有人希望各自为政，还有人提出与墨西哥合并（墨西哥当时也已宣布独立）。最终，他们达成了折中方案：先宣布独立，成立“中美洲联合省”，由各省派代表组成中央政府，首都设在危地马拉城。 9月15日凌晨，代表们聚集在圣卡洛斯教堂。教堂的穹顶上，悬挂着一面临时制作的旗帜：蓝色代表太平洋和大西洋，白色代表和平，红色代表为自由流的血。玛丽亚·何塞·德·埃斯特拉达首先拿起羽毛笔，在宣言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接着是莫拉桑、阿尔塞、费尔南德斯、查莫罗，最后是其他七位代表。当最后一笔签名落下时，教堂外的雨停了，阳光透过彩窗洒在羊皮纸上，映出一片金色的光斑。 独立宣言的签署，立即引发了西班牙殖民政府的恐慌。1821年10月，西班牙驻中美洲总督何塞·德·乌尔基萨率领3000名士兵从危地马拉城出发，试图镇压独立运动。但此时西班牙本土已陷入与拿破仑的战争（1808-1814年），海外驻军兵力不足，乌尔基萨的军队在途中遭遇了独立派的游击队袭击，损失惨重。 11月13日，乌尔基萨被迫撤离危地马拉城。他在给西班牙国王的报告中写道：“中美洲的人民已经武装起来，他们的抵抗比我预想的更顽强。我们没有足够的兵力和补给来维持统治，必须请求撤军。” 西班牙的撤军，标志着中美洲300年殖民统治的终结。1821年12月，五国代表在危地马拉城召开“中美洲独立大会”，正式宣布成立“中美洲联合省”，并通过了第一部宪法。宪法规定：各省享有自治权，中央政府负责外交、国防和财政；公民享有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和选举权；禁止奴隶制，废除种族等级制。 然而，独立后的中美洲并非一片坦途。联合省的寿命只有17年（1823-1838年），最终因内部矛盾和外部干预而解体。 首先是经济问题。中美洲各国独立后，经济仍然高度依赖单一作物出口：危地马拉的咖啡、洪都拉斯的香蕉、尼加拉瓜的棉花、哥斯达黎加的咖啡和菠萝。这些作物的价格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极大，一旦价格下跌，国家财政就会陷入危机。例如，1830年代，巴西的咖啡产量激增，导致中美洲咖啡价格暴跌，危地马拉的出口收入减少了60%，政府不得不削减教育和国防预算。 其次是政治分裂。联合省的中央政府权力薄弱，各省的领导人（大多是独立战争中的军事将领）更倾向于维护本省的利益。1826年，洪都拉斯的总统弗朗西斯科·莫拉桑试图扩大中央权力，引发了其他省份的反对。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联合出兵，击败了莫拉桑的军队，迫使他流亡海外。此后，各省之间的冲突不断，1838年，危地马拉率先宣布退出联合省，其他国家随后跟进，联合省正式解体。 更严重的是外部干预。美国、英国和法国等列强对中美洲的资源垂涎已久。1840年代，英国通过《克莱顿-布尔沃条约》获得了中美洲的航运权；1850年代，美国商人威廉·沃克率领“非法武装”入侵尼加拉瓜，试图建立“沃克拉瓜共和国”；危地马拉则被墨西哥的保守派军队多次入侵，直到1851年才击退侵略者。 尽管如此，1821年9月15日的独立仍然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它终结了西班牙在中美洲的殖民统治，让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第一次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它推动了拉美独立运动的浪潮，为墨西哥、秘鲁、阿根廷等国的独立提供了范例；它更孕育了中美洲的民族认同——尽管各国后来分道扬镳，但“中美洲人”的意识始终存在，成为地区合作的基础。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1821年9月15日的独立故事，是一面映照历史的镜子。它让我们看到，殖民统治的本质是对资源和人权的掠夺，而独立的取得需要勇气、智慧和团结。中美洲的独立派领袖们或许没有想到，他们签署的不仅是一份宣言，更是一个民族对自由的誓言；他们或许也无法预料，独立后的道路会如此坎坷，但他们用行动证明：即使面对强大的压迫，只要人民团结一心，就能打破枷锁。 今天的中美洲，依然是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哥斯达黎加以“中美洲瑞士”闻名，旅游业和金融业发达；危地马拉的玛雅遗址吸引着全世界的游客；洪都拉斯的科潘古城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尼加拉瓜的火山和湖泊构成了独特的自然景观；萨尔瓦多的海滩和冲浪文化成为年轻人的天堂。这些繁荣的背后，是1821年9月15日那一天埋下的种子——当五个国家的代表在危地马拉城的教堂里签下名字时，他们不仅为中美洲赢得了自由，更为后世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遗产：自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无数人用勇气和牺牲换来的。 感谢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1821年9月15日的独立宣言，不仅是一张纸、几个签名，更是一个民族对自由的呐喊。它让我们看到，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一次对压迫的反抗，每一次对独立的追求，都可能成为改变无数人命运的转折点。愿我们铭记这段历史，珍惜今天的和平与自由，也为那些仍在为独立和尊严奋斗的人们加油。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9月13日。六百五十七年前的明天，也就是公元1368年9月14日，河北大地上的元大都齐化门外，一场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攻防战进入了最后时刻。明朝开国名将徐达率领的二十五万大军，在黎明时分突然对元大都发起总攻。当城门在喊杀声中轰然洞开时，统治中原近百年的元王朝，终于迎来了它的终章。 要讲清楚这一天发生的事，得先把时间拨回二十年前。1348年，黄河在白茅堤决口，浑浊的河水吞没了山东、河南的无数村庄。这场天灾很快演变成人祸——元廷横征暴敛，地方官员将赈灾粮米据为己有，饥肠辘辘的百姓只能啃食树皮，甚至易子而食。 就在黄河泛滥的同一年，安徽濠州的皇觉寺里，一个名叫朱重八的小沙弥正蹲在墙角，用破碗接着雨水。他本是农家子弟，因饥荒被迫出家，如今连寺庙的斋饭都断了。三天后，他背着包袱离开寺院，在淮西的荒野里靠乞讨度日。这个后来改名朱元璋的年轻人，不会想到自己将在二十年后，亲手终结元朝的统治。 此时的元朝，早已不是那个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自从1279年崖山海战消灭南宋后，元廷内部就陷入了长达数十年的权力斗争。皇帝与权臣争权，蒙古贵族与汉族官僚对立，再加上黄河泛滥引发的民变，整个王朝如同朽木般摇摇欲坠。 1351年，韩山童、刘福通在颍州发动红巾军起义，喊出“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口号。短短两年间，起义之火席卷中原，徐寿辉、陈友谅、张士诚等割据势力纷纷崛起。而在濠州的起义军中，一个身材魁梧的年轻人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在皇觉寺出家多年的朱元璋。 朱元璋加入起义军时，队伍里只有二十四人。但他凭借过人的胆识和谋略，很快在红巾军中崭露头角。1356年，他攻占集庆（今南京），改名应天府，并采纳谋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开始积蓄力量。此时的朱元璋，已经不再是当年乞讨的小沙弥，而是一位胸怀天下的割据诸侯。 1367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就在这一天，他发布了一道震动天下的檄文：“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 这篇檄文不仅点燃了北方汉人的复国热情，更明确了明朝的战略目标——推翻元朝统治，重新掌控中原。 但此时北方的局势依然复杂。元顺帝虽然昏庸，但元军主力仍由名将王保保（扩廓帖木儿）统领。王保保驻守山西，兵力雄厚；另一支元军由李思齐、张良弼等人控制，盘踞陕西。朱元璋明白，要彻底推翻元朝，必须先解决北方的威胁。 1367年十月，朱元璋任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领二十五万大军北伐。这支军队纪律严明，朱元璋特意下令：“所过之处，勿毁民居，勿掠妇女，勿焚庐舍。” 北伐军的先头部队一路势如破竹，仅用三个月就攻占了山东、河南，直逼元大都。 消息传到元大都，元顺帝惊慌失措。他紧急召集群臣商议，但此时的元廷早已腐朽不堪。有的大臣主张坚守，有的建议迁都，还有人提议调遣王保保回防。王保保虽有心救援，但他的军队长期与元廷内斗，根本无法及时北上。最终，元顺帝在宦官的建议下，带着后妃和皇子仓皇北逃，前往元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 1368年8月，徐达的北伐军抵达元大都城下。此时的元大都，早已没有了往日的繁华。城墙年久失修，护城河里长满了杂草，城内的店铺大多关门大吉，街道上冷冷清清。 元大都的城防原本堪称坚固。它始建于1272年，由元世祖忽必烈下令修建，周长约28.5公里，城墙高约10米，护城河宽20米。城墙上设有11座城门，每座城门都配备精锐的守军。但此时的元大都，守军不足万人，且大多是临时征召的老弱残兵。 徐达深知，攻占元大都的意义不仅在于消灭元军主力，更在于收复中原王朝失去近百年的政治象征。他对部下说：“元都克，则顺帝北遁，天下可定矣。” 他制定了详细的攻城计划：以常遇春率部攻打丽正门，郭英率部攻打文明门，自己则亲率主力攻击健德门。 8月29日深夜，北伐军突然发起进攻。常遇春身先士卒，冒着箭雨攀爬云梯。元军守将朵儿只班仓促应战，但他的部下早已军心涣散。没过多久，丽正门的城楼就被明军攻占。与此同时，郭英也突破了文明门的防线。 健德门的守军最为顽强。他们依托城墙工事，用滚木礌石击退了明军多次进攻。徐达见状，命人运来火药，点燃后投向城门。随着一声巨响，健德门的城门被炸开一个大洞。明军士兵呐喊着冲入城内，与元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此时的元顺帝正在元大都北郊的行宫里饮酒作乐。当他听到城破的消息时，吓得浑身发抖。宦官朴不花劝他：“陛下不如暂时前往漠北，召集旧部，再图恢复。” 元顺帝含泪收拾行囊，带着后妃、皇子和少数随从，趁着夜色向居庸关方向逃去。 9月14日清晨，徐达率领大军进入元大都。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到元朝皇宫的前殿——大明殿。这座曾经象征着蒙古帝国权威的宫殿，此刻布满了灰尘和蛛网。徐达命人取来朱元璋御笔亲书的诏书，高高悬挂在殿前。诏书上写道：“朕惟中国之君，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海内土宇，分据群雄。朕起于徒步，大将军为朕首将。十有六年，廓清江汉、淮楚，电扫两浙，席卷中原。声威所振，直连塞外。其间降王缚将，不可胜数。勉徇舆情，于吴二年正月初四日告祭天地于钟山之阳，即皇帝位于南郊。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 这篇诏书宣告了明朝的建立，也标志着元朝在中原统治的终结。徐达随后下令安抚城内百姓，废除元廷的苛捐杂税，并将元大都改名为“北平府”。他还命人将元顺帝逃跑时来不及带走的金银珠宝、典籍文书全部封存，派人运往应天府。 元大都的陷落，不仅仅是政权的更迭，更是中原王朝复兴的开始。明朝收复了自靖康之变以来丢失三百多年的燕云十六州，重新掌控了长城以南的中原地区。更重要的是，朱元璋建立的大明王朝，彻底终结了自唐朝末年以来长达四百年的分裂局面，开启了长达二百七十六年的统一时代。 元朝灭亡后，残余势力退居漠北，史称“北元”。但北元内部矛盾重重，很快就分裂为鞑靼和瓦剌等部落。明朝则通过一系列军事和政治手段，不断巩固对北方的控制。1421年，明成祖朱棣将都城迁至北京，从此北京成为中国近五百年的政治中心。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1368年9月14日这一天，不仅仅是一场攻城战的结束，更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它标志着汉族政权的复兴，也意味着中原王朝重新占据了东亚大陆的核心地位。 朱元璋从乞丐到皇帝的传奇，徐达、常遇春等开国功臣的忠勇，元顺帝北逃时的仓皇，都成了历史长河中的片段。但更重要的是，这场战役所展现出的勇气、智慧和坚韧，成为了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当我们漫步在北京的街头，看到故宫的红墙黄瓦，看到长城的蜿蜒起伏，或许不会想起六百多年前的那场战争。但我们必须铭记，正是那些在战火中奋斗牺牲的人们，为我们换来了今天的和平与繁荣。 感谢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1368年的元大都之战，是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战争。它让我们看到，在那个英雄辈出的年代，每个人的选择都可能影响历史的走向。愿我们也能从这段历史中汲取力量——无论是面对挑战还是追求梦想，保持信念，勇往直前，或许就能在自己的生命里，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9月12日。一千二百九十七年前的明天，也就是公元728年秋末，长安城的朱雀大街上，一队宦官捧着黄绫包裹的文书，匆匆穿过西市的喧闹，往尚书省的方向去了。他们怀里揣着的，是大唐秘书省刚刚校订完成的《大衍历》刻本——这部由僧人天文学家僧一行主导编制的历法，即将在大唐的疆域内正式颁行，成为指导农桑、祭祀、商贸乃至朝章国典的“国家时间表”。 要讲《大衍历》，得先说说历法在古代中国有多重要。对今天的人们来说，看手机日历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但在古代，历法是“敬天授时”的国之重器。古人相信，“历者，天地之大纪，上帝所为”（《唐书·历志》），历法的精准与否，直接关系到农时是否合宜、祭祀是否得当、王朝是否顺应天命。一场不合时宜的霜冻，一次算错的播种期，都可能导致颗粒无收，甚至引发饥荒和社会动荡。 唐朝初年，使用的历法是《戊寅元历》，但随着时间推移，误差逐渐显现：春天该来的时候，太阳迟迟不到“雨水”节气；秋天该收的时候，月亮又总比预报的晚几天圆。到了唐高宗时期，误差已经大到“朔望乖爽，留逆进退”（《新唐书·历志》）——月初的月亮该出现在清晨，却在傍晚才升起；应该按时到来的日食，要么提前要么推后，搞得地方官和百姓人心惶惶。 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大唐国力达到鼎盛，农业、手工业、商业空前繁荣，对历法的精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开元五年（717年），年仅21岁的僧人张遂（法名“一行”）从嵩山少林寺来到长安，经宰相张说推荐，入宫面见唐玄宗。这位后来被称为“算学第一”的僧人，此前已因精通天文历法名动天下——他曾步行丈量从滑县到蔚县的距离，验证古书中“千里差一寸”的说法是否准确；还设计过“覆矩”仪器，用来测量北极星的高度，测算地理纬度。 面对皇帝“修正历法”的请求，一行回答：“今欲创历，必先测日影，验气朔，此其本也。”（《旧唐书·一行传》）意思是，要编新历法，必须先通过实测太阳影子（日晷）确定冬至、夏至的时间，再观测月亮的盈亏周期（朔望），这是历法的根本。 为了编订新历，一行开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天文测量。他从长安出发，带着团队南下杭州、南昌、广州，北至铁勒（今蒙古国境内），在全国13个地点设立了观测站。每到一处，他们便用“圭表”测量正午太阳的影子长度，记录昼夜长短的变化；用“漏刻”（古代计时器）精确记录日出日落的时间；还观测了木星、火星等行星的运行轨迹。 这些测量数据有多细致？比如在测量日影时，一行发现：在北纬34度的洛阳，冬至日正午的日影长度是“丈二尺七寸”（约4.1米），夏至日则是“五寸三分”（约1.7米）；而在更北的滑县（北纬35度），冬至日影比洛阳长约“一寸”（约3.3厘米），夏至日影则短“一寸”。这些数据推翻了前人“南北千里，影差一寸”的粗略结论，得出“每度相差约3.5厘米”的精确结论——这其实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子午线一度弧长”测量，比阿拉伯天文学家阿尔·花剌子密的类似测量早了近90年。 除了实地测量，一行还参考了前代所有历法的成果。他仔细研究了汉代《太初历》、唐代《麟德历》的优缺点，发现《麟德历》虽然计算简便，但在计算“日月合朔”（月亮和太阳同时出现在天空同一方向）时误差较大，容易导致“月食预报不准”。于是，他决定采用更复杂的数学方法，用“定气法”代替前代的“平气法”来划分节气。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平气法”和“定气法”的区别：古人把太阳绕地球一圈的时间称为“太阳年”，约365.2422天。前代历法（如《麟德历》）用“平气法”，把太阳年平均分成24份，每一份为一个节气，每份约15.21875天。这种方法简单，但不符合太阳实际运行的快慢——实际上，太阳在冬至附近运行最快，夏至附近最慢，因此“平气法”的节气时间会有偏差。 一行提出的“定气法”，则是根据太阳实际运行的位置来确定节气：太阳走到黄经0度时是春分，90度是夏至，180度是秋分，270度是冬至，中间每个节气对应太阳移动15度。这样一来，每个节气的实际天数就不相等了——比如冬至前后，太阳一天能跑约1度，所以两个冬至之间的天数会比夏至前后少几天。虽然计算复杂得多，但能更准确地反映太阳的运行规律，让“春分秋分”“夏至冬至”这些关键节气的日期几乎完全符合实际天象。 经过六年的艰苦测算，开元十五年（727年），一行的《大衍历》初稿完成。这部历法共分十篇，包括“步中朔术”（计算日月运行）、“步发敛术”（计算节气和月相）、“步日躔术”（计算太阳位置）、“步月离术”（计算月亮位置）等，几乎涵盖了当时天文学的所有核心问题。 为了让更多人理解，一行还写了《历议》十卷，解释历法的原理和依据。他在《历议·日行损益》中说：“日南至（冬至），其行最急，急而渐损，至春分及中，而后迟；至日北至（夏至），其行最舒，而渐益之，以至秋分又及中，而后益急。” 这段话用通俗的话讲就是：太阳在冬至后运行最快，之后逐渐变慢；夏至后运行最慢，之后逐渐变快。这种对太阳运行速度变化的精确描述，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大衍历》的精度有多高？我们可以用实际观测数据对比：根据现代天文计算，唐代开元十二年（724年）冬至的时刻是“十一月甲子日辰时三刻”（约上午7点45分）；而用《大衍历》推算的结果是“十一月甲子日辰时二刻”（约上午7点30分），误差仅15分钟。要知道，在没有望远镜、计算器的唐代，这样的精度堪称“奇迹”。 开元十六年（728年），经过朝廷组织的专家评审，《大衍历》正式被唐玄宗批准颁行。这一年九月，朝廷发布诏令：“其《大衍历》宜令司天台施行，诸司历博士及诸色人等，不得更有私习余历。”（《唐会要·历》）意思是，从今往后，全国所有官方和民间使用的历法，都必须以《大衍历》为准，禁止私自研习其他历法。 《大衍历》的颁行，立刻在民间产生了巨大影响。农民们根据历书上的“节气歌”，知道“清明前后，种瓜点豆”该在什么时候；商人根据“朔望”日期安排货物运输，避免因月相不清耽误夜间行船；地方官则按照历书上的“社日”“腊日”组织祭祀活动，祈求丰收和平安。甚至连日本的遣唐使都把《大衍历》带回国内，日本天皇下令仿照唐制，用《大衍历》指导农业生产。直到今天，日本的一些传统节日，如“节分”（撒豆驱鬼）、“七夕”（乞巧节），仍然保留着唐代历法的影子。 不过，《大衍历》的意义远不止于“好用”。它代表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从“经验总结”向“理论体系”的跨越。在一行之前，历法的制定主要依赖前人经验和简单观测；而《大衍历》通过大量实测数据，结合数学推导，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天文模型——从太阳、月亮的运行规律，到五大行星的位置变化，都能通过公式计算出来。这种“模型思维”，对后世的天文学发展影响深远。 比如，宋代天文学家沈括在编制《十二气历》时，就借鉴了《大衍历》的“定气法”；元代郭守敬编订《授时历》时，更是直接继承了《大衍历》的实测精神和数学方法。《授时历》的精度比《大衍历》更高（误差仅26秒），但追根溯源，其核心思想都来自《大衍历》。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大衍历》的颁行，其实是一场“科学与权力的完美合作”。唐玄宗支持一行编历，既有巩固统治、彰显“天命所归”的考虑，也确实认识到了历法对农业和社会的重要性；而一行作为僧人，本可以远离世俗事务，却选择投身天文研究，既源于他对佛法“格物致知”的理解（佛教认为“观天察地”是修行的一部分），也源于他“为生民立命”的情怀。 《大衍历》的寿命也很长。从728年颁行，到763年被《五纪历》取代，它在中国历史上使用了35年；如果算上对后世历法的影响，其“生命力”贯穿了整个唐代，甚至延续到宋代。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评价：“《大衍历》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天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 728年的秋天，当长安的街头的商贩开始按照《大衍历》的“秋分”日期摆放新收的粟米，当江南的农民望着“寒露”节气准备收割晚稻，当边塞的戍卒看着“朔日”（初一）的月亮调整巡逻时间，他们或许不知道，自己正在使用的是一部凝聚了无数人心血、影响了整个时代的“超级工具”。 但历史会记住这一年。记住僧一行和他团队的脚印踏遍大半个中国的坚持，记住《大衍历》里那些精确到分钟的日月运行数据，记住一个文明对“时间”的敬畏与探索。 从《大衍历》到今天的公历，人类对时间的测量从未停止。但不变的是，每一次对“时间”的精准把握，都是人类文明向更高处攀登的一步。 感谢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728年的《大衍历》颁行，不仅是唐代科技史上的里程碑，更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它让我们看到，在那个没有计算器、望远镜的时代，人们用脚步丈量大地，用算筹推导星辰，用严谨的态度对待每一个“今天”。愿我们也能从这段历史中汲取力量——无论是面对工作还是生活，保持对细节的专注，对规律的尊重，对知识的敬畏，或许就能在自己的领域里，成为“颁行历法”的那个人。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9月11日。两千五百九十一年前的明天，也就是公元前564年冬十月庚午日，中原大地上演了一场牵动诸侯格局的战争：晋国牵头，联合宋、卫、曹、莒、滕、薛、杞、小邾等十余国诸侯，共同发兵攻打郑国。这场看似“常规”的春秋征伐，背后藏着小国在大国争霸中的生存密码，也折射出那个时代“弱肉强食”的残酷逻辑。 要讲清楚“诸侯伐郑”，得先把时间拨回春秋中期的天下格局。公元前6世纪中叶，周王室的权威早已名存实亡，诸侯争霸成为时代主题。其中，晋国与楚国是绝对的主角——晋国占据山西高原，控制中原北部门户；楚国雄踞长江中游，虎视江淮与中原。两国为了争夺“霸主”地位，频繁拉拢周边小国，形成了“晋楚对峙”的局面。 而郑国，恰好夹在这两个大国之间。它位于今河南中部，北接晋国，南邻楚国，东连齐国，西通秦国，是连接中原与江南的“十字路口”。这种地理位置，让郑国成了大国博弈的“棋子”：谁控制了郑国，谁就能扩大在中原的影响力；谁失去郑国，谁就会在争霸中处于劣势。 但郑国的处境，远比“棋子”更艰难。早在春秋初期，郑国曾是中原的强国——郑庄公（公元前743-前701年在位）凭借“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击败过周桓王，吞并了许国、戴国等小国，成为“小霸”。但到了春秋中期，郑国开始走下坡路：国内贵族内斗不断，国君权力削弱；国外面对晋、楚的压力，只能左右摇摆，时而依附晋国，时而投靠楚国。 公元前571年，郑成公去世，其子郑僖公继位（公元前570-前566年在位）。郑僖公年幼，朝政由大臣子驷掌控。子驷是个务实派，他认为郑国“介于两大国之间，无日不虑亡国”（《左传·襄公九年》），因此采取了“两头讨好”的策略：一方面向晋国进贡，另一方面又暗中与楚国结盟，试图在夹缝中求生存。 但这种“骑墙”策略，很快引来了麻烦。公元前565年，郑国与楚国联合攻打宋国，触怒了晋国。晋国作为中原霸主，不能容忍“小弟”背叛，于是决定教训郑国。公元前564年春，晋悼公召集诸侯会盟于邢丘（今河南温县），明确要求郑国“服晋”（服从晋国领导）。但郑国并未当真——同年夏天，郑国又与楚国签订盟约，约定“共同对抗晋国”。 这下，晋国彻底被激怒了。晋悼公决定联合诸侯，用武力迫使郑国屈服。 公元前564年冬十月，晋国大将荀偃（中军将）、士匄（中军佐）率领晋军主力，联合宋、卫、曹、莒、滕、薛、杞、小邾等国诸侯，浩浩荡荡杀向郑国。 这支联军的规模有多大？据《左传》记载，晋军出动了“革车千乘”（一千辆战车，每车配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共计七万五千余人），加上诸侯的军队，总兵力超过十万。这在春秋时期，堪称“倾国之兵”。 联军的路线很明确：从晋国都城绛（今山西翼城）出发，向东穿过太行山，进入中原，直逼郑国都城新郑（今河南新郑）。沿途的郑国城邑，如阳翟（今河南禹州）、长葛（今河南长葛），都被联军轻易攻占。郑国军民虽然奋力抵抗，但面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晋军，根本无力招架。 此时的郑简公（公元前565-前530年在位），正坐在新郑的宫殿里，听着使者带来的坏消息： “大王，晋军已到颍水北岸，离新郑只有三十里！” “宋军已占领郜邑（今山东成武），正向西南推进！” “卫军攻占了廪延（今河南延津），切断了我们向南逃窜的路！” 郑简公的手微微颤抖，额头上渗出了冷汗。他知道，以郑国的实力，根本无法对抗这么多诸侯的联军。但投降，他又实在不甘心——毕竟，郑国曾经也是“小霸”，如今却要向晋国低头，这让他的面子往哪放？ 这时，大臣子展站了出来。子展是郑国宗室，为人沉稳，深谙生存之道。他对郑简公说：“大王，现在不是讲面子的时候。晋军兵强马壮，诸侯响应，我们若硬拼，只会亡国。不如暂且投降，答应晋国的条件，等以后有机会再翻盘。” 另一个大臣子驷则反对：“不行！晋国贪得无厌，这次投降了，下次还会来找我们。不如联合楚国，共同抵抗！” 但子展摇了摇头：“楚国离我们太远，就算他们想来救，也得花上个月的时间。晋军已经到了家门口，等楚国来的时候，新郑早就被攻破了。再说，楚国也不是什么善茬，他们要是帮我们打败了晋国，又会反过来压榨我们。不如先服晋，再找机会。” 郑简公犹豫了片刻，最终采纳了子展的建议。他派大夫王子伯骈前往联军大营，向荀偃求和。 王子伯骈来到晋军大营，跪在荀偃面前，递上了郑简公的国书。国书写得很客气：“寡人愿臣服于晋国，遵守晋国的命令，定期朝见，进贡财物。请贵军退兵，饶郑国一命。” 荀偃接过国书，扫了一眼，冷笑一声：“郑国之前背叛晋国，与楚国结盟，如今知道害怕了？晚了！” 旁边的士匄提醒道：“将军，我们的目的是让郑国服晋，不是要灭了他们。如果杀了使者，反而会让郑国死心塌地跟着楚国。不如接受他们的求和，逼他们立下誓言，再退兵。” 荀偃想了想，点了点头。他对王子伯骈说：“回去告诉你们大王，想要讲和，可以！但必须答应三个条件：第一，郑国必须废除与楚国的盟约；第二，郑国国君必须亲自到晋国朝见；第三，郑国要割让东部边境的三座城邑给晋国，作为‘赎罪’的代价。” 王子伯骈连忙答应：“一定转告大王！” 但郑简公听了使者的回报，却犹豫了。割让三座城邑，这对郑国来说是巨大的损失；亲自朝见晋悼公，更是丢了国君的面子。他再次召集大臣商量，子驷劝道：“大王，城邑丢了可以再夺回来，面子丢了可以再找回来。但要是亡国了，就什么都没了。先答应晋国的条件，保住国家再说。” 郑简公咬了咬牙，最终同意了晋国的要求。公元前564年冬十月庚午日，郑简公派大夫子产（没错，就是后来那位著名的政治家）前往晋军大营，与荀偃签订了和约。 和约签订后，晋军并没有立刻退兵。他们留在郑国境内，监督郑国履行承诺：拆毁与楚国盟誓的祭坛，处死了几位主张亲楚的大臣，然后将三座城邑的地图和钥匙交给了晋军。 做完这一切，荀偃才下令联军撤退。诸侯军队带着战利品和俘虏，浩浩荡荡地返回各自的都城。 但这场战争，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郑国虽然暂时屈服于晋国，但内心深处依然怨恨。公元前563年，郑国趁晋国忙着应付秦国的机会，再次与楚国结盟。晋国得知后，又联合诸侯伐郑，这一次，郑国被迫割让了更多的土地。 公元前562年，晋国为了彻底控制郑国，修筑了“虎牢关”（今河南荥阳），派重兵驻守。虎牢关是郑国通往洛阳的必经之路，晋军占据这里，就等于卡住了郑国的“咽喉”。郑国从此彻底失去了独立，沦为了晋国的“附属国”。 诸侯伐郑的事件，虽然只是春秋时期无数次战争中的一次，但它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小国与大国博弈的时代，小国的命运从来都不掌握在自己手中。郑国地理位置优越，本可以成为“四战之地”的枢纽，但却因为国力弱小，不得不在大国之间摇摆，最终沦为霸权主义的牺牲品。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诸侯伐郑也反映了春秋时期“霸权逻辑”的运行规律：霸主（如晋国）通过武力征服小国，迫使小国承认其领导地位；小国为了生存，不得不依附霸主，甚至牺牲自己的利益；而其他大国（如楚国）则通过拉拢小国，对抗霸主，形成新的平衡。这种“霸权-依附-对抗”的循环，贯穿了整个春秋时期，直到战国时期“七雄并立”的格局形成。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诸侯伐郑的故事，或许会让我们感到唏嘘。郑国的遭遇，像极了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面对强大的对手，不得不委曲求全，甚至牺牲自己的尊严和利益，只为求得一线生机。但历史也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从来都不是靠依附别人，而是靠自身的实力和智慧。郑国之所以能在夹缝中生存几百年，靠的就是它的地理位置和人民的韧性；而它最终走向衰落，也是因为它没有抓住机会，实现真正的独立。 公元前564年的冬天，新郑的街道上，还残留着战争的痕迹。郑简公站在宫殿的城楼上，望着远去的联军，心中百感交集。他知道，这场战争虽然结束了，但郑国的困境才刚刚开始。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会为任何一个人停留。诸侯伐郑的故事，早已淹没在时间长河中，但它留下的启示，却永远不会过时：在大国博弈的年代，小国的生存从来都不容易；而真正的强大，从来都不是靠别人的施舍，而是靠自己的努力。 感谢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公元前564年的诸侯伐郑，是一场关于生存与选择的历史课。它让我们看到，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春秋时代，每个国家都在为自己的命运而挣扎，每个选择都可能改变历史的走向。愿我们铭记这段历史，珍惜今天的和平，也愿我们从中学到：无论身处何种环境，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9月10日。104年前的明天，1921年9月11日，在巴勒斯坦的地中海港口雅法，一群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正踩着潮湿的沙滩卸下船上的家当。他们中有抱着婴儿的母亲，有扛着农具的农民，有背着经卷的教师，还有头发花白的老人——这些人告别了俄罗斯的“隔都”（犹太隔离区）、波兰的排犹街区，甚至跨越了整个黑海，只为抵达地图上一个名为“巴勒斯坦”的地方。这一天，被犹太复国主义者称为“巴勒斯坦犹太定居点建设的正式起点”，而他们的故事，要从19世纪末的欧洲说起。 19世纪末的欧洲，对犹太人而言是“黑暗的年代”。在俄罗斯帝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于1882年颁布《五月法令》，禁止犹太人在农村居住、从事商业和教育，将他们驱赶到被称为“隔都”的贫民窟；乌克兰的反犹暴徒会在逾越节期间袭击犹太村庄，焚烧房屋、屠杀平民；波兰的贵族庄园里，犹太佃农被剥夺土地，只能靠做苦工勉强生存。即便在西欧的法国、德国，犹太人虽享有法律上的平等，却仍被主流社会视为“外来者”——银行家罗斯柴尔德家族会被骂作“贪婪的犹太佬”，科学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曾被攻击为“犹太阴谋”。 在这样的环境中，“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诞生了。1896年，奥地利记者西奥多·赫茨尔出版《犹太国》一书，书中写道：“犹太人问题不是宗教问题，而是民族问题；解决它的唯一办法，是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自己的民族家园。”赫茨尔的主张并非空想——对犹太人而言，巴勒斯坦是《圣经》中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流奶与蜜之地”，是他们的“祖源记忆”。尽管此时巴勒斯坦已被奥斯曼帝国统治了近400年（1517年起），当地90%的人口是阿拉伯人，但犹太复国主义者仍将这里视为“灵魂的归处”。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英国为争取犹太人的支持（当时全球约1100万犹太人中，半数生活在沙俄，而英国急需美国的犹太资本和舆论支持），发表了《贝尔福宣言》。这份由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签署的文件明确表示：“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家园，并将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 《贝尔福宣言》的发表，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定居提供了国际政治背书。但此时的巴勒斯坦仍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直到1918年一战结束才被英国占领）。1920年，国际联盟通过决议，将巴勒斯坦交由英国“托管”（Mandate），并明确托管当局需“协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 1921年，英国托管当局开始具体落实犹太移民政策。他们划定了加利利地区（今以色列北部）和雅法周边作为首批移民定居点，允许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如“犹太代办处”）负责招募和安置移民。同年7月，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在瑞士召开，进一步明确了“分阶段建立定居点”的计划：第一阶段（1921-1925）接收来自东欧的“贫困移民”，第二阶段（1926-1930）吸引中产阶级和专业技术人员。 1921年9月11日，首批来自俄罗斯的犹太移民抵达雅法港。这批移民约200人，大多来自乌克兰的敖德萨和白俄罗斯的明斯克——这些地区在1917年俄国革命后陷入混乱，犹太人被反犹武装“黑百人团”（Black Hundreds）大规模屠杀，被迫逃离家园。 一位名叫萨拉·科恩的女性移民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在敖德萨的家中收拾行李时，父亲把我叫到一边，说：‘孩子，我们要去一个叫巴勒斯坦的地方，那里有我们的祖先。’我问他：‘爸爸，那里有面包吗？有学校吗？’他沉默了很久，说：‘那里至少不会有屠刀。’” 这批移民乘坐的是一艘名为“SS以色列”的轮船，船上拥挤不堪，食物只有硬面包和咸鱼。航行了21天后，他们终于望见了巴勒斯坦的海岸线。当码头上挂起“欢迎来到应许之地”的横幅时，许多人哭了——但也有人皱起了眉头：眼前的巴勒斯坦与他们想象的完全不同：雅法的街道坑洼不平，到处是阿拉伯商贩的叫卖声；所谓的“定居点”只是一片荒滩，野草长得比人高，偶尔能看到几座阿拉伯村庄的土坯房。 这些移民被安置在雅法附近的“阿特利特”（Atlit）和“泽菲兰”（Zichron Ya'akov）等地。英国托管当局为他们提供了初步的土地分配：每户移民家庭可获得约10英亩（约4公顷）的土地，但需支付少量租金。然而，这些土地多为荒坡或盐碱地，缺乏灌溉设施，最初的耕种十分艰难。 泽菲兰的移民摩西·莱文回忆：“我们拿到土地后，发现地里全是石子和盐块。我们用铁镐挖了整整一个月，才清理出一小块能种小麦的地。第一年收成只有半袋麦子，连糊口都不够。”为了生存，移民们不得不向当地阿拉伯农民学习种植技术，用椰枣叶覆盖土地保墒，用羊粪作肥料。 犹太代办处的官员也为定居点提供了支持：他们在雅法建立了第一个犹太医院，派医生为移民治疗疟疾和痢疾；创办了“犹太工人学校”，教授希伯来语、农业技术和机械操作；甚至从欧洲运来拖拉机和灌溉设备，帮助移民改良土壤。 犹太定居点的建立，很快引发了当地阿拉伯居民的不满。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世代居住于此，视土地为自己的“祖产”。他们担心犹太移民的涌入会挤压生存空间，更反对《贝尔福宣言》中“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表述——在他们看来，这意味着“外来者要抢走我们的家园”。 1921年5月，雅法爆发了第一次大规模阿犹冲突。当时，一群犹太移民在雅法街头举行集会，庆祝《贝尔福宣言》发表四周年。阿拉伯民众误以为这是“宣示主权”的行为，便冲上街头，焚烧犹太商店，投掷石块。冲突中，一名犹太儿童被砖块击中身亡，愤怒的犹太移民用木棍反击，导致两名阿拉伯人死亡。英国当局出动军队镇压，逮捕了200多名阿拉伯人，并宣布戒严。 这次冲突让犹太移民意识到：在巴勒斯坦立足，不仅需要开垦土地，更需要应对复杂的民族矛盾。为避免冲突升级，犹太代办处开始与阿拉伯社区领袖谈判，承诺“定居点仅占用未开垦的荒地”；同时，他们组织移民成立“自卫队”（后发展为“哈加纳”准军事组织），在定居点周围修建围墙和瞭望塔。 1921年9月11日这个日子，之所以被犹太移民铭记，不仅因为它是首批大规模定居的开始，更因为它象征着“复国梦想”的落地。在随后的几年里，犹太移民数量逐年增加：1922年，巴勒斯坦犹太人口约8.4万；1925年增至16.7万；到1930年，已接近20万。 这些移民中，许多人带来了欧洲的技术和知识：来自立陶宛的工程师伊扎克·拉宾（后来成为以色列总理）在特拉维夫建立了第一家机械厂，生产农用拖拉机；来自华沙的医生埃利泽·卡普兰在雅法开设了儿科诊所，专门治疗儿童传染病；来自柏林的教师萨拉·阿伦森在泽菲兰创办了第一所希伯来语学校，学生们用希伯来语朗诵《诗篇》，歌声飘出窗外。 1925年，特拉维夫正式建市——这座从渔村发展而来的城市，很快成为犹太移民的新中心。街道两旁是白色的阿拉伯风格建筑，市场上飘着烤饼和香料的香气，学校里传来希伯来语的读书声，工厂的烟囱冒出淡淡的烟雾。一位美国记者在报道中写道：“特拉维夫像一颗珍珠，镶嵌在巴勒斯坦的海岸线上，它的光芒来自移民们的汗水与希望。” 但犹太定居点的扩张，也加剧了与阿拉伯人的矛盾。1929年，巴勒斯坦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史称“1929年骚乱”）。导火索是耶路撒冷的“圣殿山”（犹太教称“圣殿山”，伊斯兰教称“尊贵禁地”）归属争议：犹太移民试图在圣殿山脚下建立犹太会堂，阿拉伯居民则认为这是“对伊斯兰教的亵渎”。冲突迅速蔓延至全国，阿拉伯人袭击犹太定居点，焚烧房屋，造成133名犹太人死亡；犹太人也进行了反击，导致约116名阿拉伯人死亡。 英国托管当局试图通过“分治方案”缓解矛盾，提出将巴勒斯坦分为“犹太国”和“阿拉伯国”，但阿拉伯人拒绝接受，认为这会剥夺他们的主权。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德国推行反犹政策，大量犹太难民涌入巴勒斯坦。1935年，巴勒斯坦犹太人口增至36.7万，占当地总人口的28%。为应对难民潮，犹太复国主义者加速购买土地、建立新的定居点，甚至组建了准军事组织“哈加纳”，为未来的独立战争做准备。 站在2025年的今天回望1921年9月11日，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群犹太移民在巴勒斯坦搭起帐篷的瞬间，更是现代中东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场看似“和平的定居”，实则拉开了持续百年的巴以冲突序幕——从1921年的土地纠纷，到1947年的分治决议，再到1948年的第一次中东战争，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对“家园”的争夺从未停止。 犹太定居点的建立，是犹太复国主义从理论走向实践的关键一步。它让“应许之地”从《圣经》中的传说变为现实中的社区、城市和国家；它见证了犹太人在苦难中寻求新生的坚韧；它也提醒我们：任何“家园”的建立，都需要尊重当地居民的权利，否则“家园”终将沦为新的矛盾之源。 历史不会忘记，1921年9月11日那天，雅法港的码头上，那些带着希望与忐忑的犹太移民。他们或许没有想到，自己脚下这片荒凉的土地，会成为未来一个国家的根基；他们更不会想到，这场“定居”会引发如此漫长而复杂的纠葛。但正是这些普通人的选择与坚持，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世界。 感谢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1921年9月11日的巴勒斯坦，是犹太人“回家”的起点，也是中东百年纷争的开端。它让我们看到：历史的每一步，都由无数个具体的“今天”组成；而每个“今天”的选择，都将影响无数个“明天”的命运。愿我们铭记这段历史，珍惜每一个为“家园”与和平努力的身影。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9月9日。65年前的明天，1960年9月10日，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巴比伦酒店里，一场看似普通的会议正在悄然改变世界。伊拉克石油部长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伊朗石油部长穆罕默德·摩萨台、科威特石油部长阿卜杜拉·萨利赫·萨巴赫、委内瑞拉石油部长胡安·巴勃罗·佩雷斯·阿方索，以及沙特阿拉伯石油部长阿卜杜拉·塔里基，这五位来自中东和拉美的石油官员围坐在圆桌前，签署了《石油输出国组织成立宣言》。从此，“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一场关于石油主权的全球博弈就此拉开帷幕。 要理解这场会议的意义，我们需要把时间拨回20世纪中叶的全球石油市场。那时的世界，正经历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复苏浪潮。工厂轰鸣、汽车普及、工业扩张，全球对石油的需求呈爆炸式增长。数据显示，1950年全球石油消费量约为5亿吨，到1960年已增至10亿吨，十年间翻了一番。 但谁能控制这些“黑色黄金”？答案是西方跨国石油公司——它们被称为“七姐妹”（埃克森、美孚、海湾、德士古、雪佛龙、英国石油、英荷壳牌）。这些公司通过与产油国签订“租让协议”，以极低的价格获取石油开采权，再将提炼后的石油以高价销往全球。“七姐妹”垄断了从勘探、开采到运输、销售的全链条，产油国从中获得的收益少得可怜。 以中东为例，当时大多数产油国与“七姐妹”签订的协议规定：石油开采权归公司所有，产油国仅能按产量收取每吨1-2美元的“矿区使用费”；炼油、运输、销售的利润全部归公司所有。更苛刻的是，这些协议还规定产油国不得自行定价，甚至不能限制石油产量——公司想采多少就采多少，想卖到哪里就卖到哪里。 委内瑞拉是当时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但1950年代其石油收入的75%被“七姐妹”拿走，国家财政收入的60%依赖石油，却只能拿到其中的一小部分。伊朗的情况更糟：1951年，伊朗政府试图收回石油主权，将英伊石油公司（后属“七姐妹”）国有化，结果遭到英国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最终被迫妥协。伊朗前首相摩萨台曾无奈地说：“我们的石油就像放在别人仓库里的货物，我们连打开仓库门的钥匙都没有。” 中东产油国的困境，同样困扰着拉美的委内瑞拉。1950年代，委内瑞拉石油产量占全球的40%，但每出口一桶石油，国家只能赚到10美分，而“七姐妹”每桶能赚3美元。一位委内瑞拉石油工程师回忆：“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采油，却要穿西装、说英语，向纽约和伦敦的老板汇报产量。我们的孩子在学校学的是美国历史，而不是委内瑞拉的石油故事。” 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在1950年代末达到了临界点。一方面，全球石油需求持续增长，产油国的石油储量被快速消耗；另一方面，“七姐妹”为了争夺市场份额，不断压低油价——1950年，国际油价约为每桶1.8美元；到1960年，已跌至每桶1.5美元。对产油国来说，这相当于“捧着金饭碗要饭”：石油越卖越多，收入却越来越少。 1959年4月，英国石油公司（BP）宣布将中东石油价格再降低10%，理由是“市场供过于求”。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产油国。委内瑞拉总统罗慕洛·贝坦科尔特在电视讲话中质问：“当我们的石油支撑着全球经济时，我们自己的国家却在为面包发愁，这公平吗？”伊朗国王巴列维也公开表示：“我们需要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能再让外国公司决定我们的财富。”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佩雷斯·阿方索成为了OPEC成立的“关键推手”。他敏锐地意识到，单个产油国无法与“七姐妹”抗衡，必须联合行动。1959年，他在开罗举行的阿拉伯石油会议上提出：“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常设机构，协调各国的石油政策，共同争取合理的油价和权益。”这一提议得到了中东和拉美产油国的积极响应。 1960年7月，佩雷斯·阿方索致信伊拉克、伊朗、科威特、沙特阿拉伯的石油部长，建议在巴格达召开会议，讨论成立石油输出国组织。他在信中写道：“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各自为战地与跨国公司谈判。只有团结起来，我们才能让世界听到产油国的声音。” 1960年9月10日，巴格达的巴比伦酒店灯火通明。五位石油部长陆续抵达会场。卡塞姆（伊拉克）穿着传统的阿拉伯长袍，摩萨台（伊朗）戴着标志性的圆框眼镜，萨巴赫（科威特）总是带着温和的微笑，佩雷斯·阿方索（委内瑞拉）西装笔挺，塔里基（沙特）则显得沉稳而坚定。 会议一开始，佩雷斯·阿方索就直奔主题：“先生们，我们今天的目标只有一个——成立一个属于产油国的组织，让我们能够共同决定石油的价格、产量和销售方式。我们不能再让‘七姐妹’告诉我们‘你们的石油值多少钱’。” 塔里基补充道：“沙特的石油储量和产量都在增长，但如果价格被压低，我们的子孙后代将失去发展的机会。我们需要为未来保留价值。” 经过两天的讨论，五国达成共识：成立“石油输出国组织”（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简称OPEC），总部暂设瑞士日内瓦（1965年后迁至奥地利维也纳）；组织的宗旨是“协调和统一成员国的石油政策，维护共同利益”；成员国承诺在石油产量、价格、销售等方面进行协商，避免恶性竞争。 9月14日（会议结束后的第四天），五国在巴格达正式签署了《石油输出国组织宪章》，宣告OPEC成立。宪章中明确规定：“成员国应共同努力，确保国际石油市场的稳定，消除有害的价格波动，并保障产油国的合理收入。” OPEC的成立，在当时的国际社会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七姐妹”对此嗤之以鼻，认为这只是一群“资源国”的临时抱团。《纽约时报》评论：“这些产油国连自己的石油田都管理不好，怎么可能与国际石油巨头竞争？”但产油国用行动证明了团结的力量。 成立后的第二年（1961年），OPEC就出台了第一项重要决议：统一成员国的石油税率，将“矿区使用费”从每吨1-2美元提高至每吨5美元，并规定石油公司需将部分利润返还给产油国作为“所得税”。这一举措使产油国的石油收入提高了约30%。 1962年，OPEC进一步提出“参与定价权”的要求：石油公司必须与产油国共同协商原油价格，不能再单方面决定。尽管“七姐妹”最初拒绝，但在产油国联合减产的威胁下，它们最终妥协——1965年，壳牌石油公司宣布接受OPEC的建议，将中东原油价格提高15%。 更重要的是，OPEC的成立为发展中国家争取经济主权提供了范例。1960年代，非洲、亚洲的其他产油国（如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印度尼西亚）纷纷加入OPEC。到1970年代，OPEC成员国已增至13个，覆盖了全球80%的石油储量。 站在2025年的今天回望1960年9月10日，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国际组织的诞生，更是全球权力结构的一次重要调整。OPEC的成立，标志着第三世界国家从“资源的被动提供者”转变为“利益的主动争取者”。它用事实证明：即使是资源型国家，只要团结起来，也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OPEC的故事也提醒我们：石油不仅是一种商品，更是国家主权和发展权的重要载体。从1960年的巴格达会议到1973年的石油危机，从20世纪的能源博弈到21世纪的绿色转型，OPEC始终在全球能源格局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它的存在，让产油国能够更公平地分享石油财富，也让全球能源市场多了一份“制衡”的力量。 历史不会忘记，1960年9月10日那天，巴格达的圆桌旁，五位石油部长签署的不仅是一份协议，更是一份关于“团结”与“主权”的宣言。它告诉后来的国家：无论大小强弱，维护自身利益的根本，在于团结一心、主动发声。 感谢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1960年9月10日的巴格达会议，是产油国觉醒的起点，更是全球经济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它让我们看到：当被压迫者团结起来，当弱者的声音汇聚成洪流，世界终将为之改变。愿我们铭记这段历史，珍惜每一个为国家主权和发展奋斗的身影。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9月8日。60年前的明天，1965年9月9日，拉萨布达拉宫广场上飘扬着鲜艳的五星红旗，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这一天，雪域高原上的百万农奴翻身做主人，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新西藏，在民族区域自治的旗帜下扬帆起航。 要理解这场改变西藏命运的事件，我们需要从1951年说起。那一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在北京签订，西藏和平解放。协议中明确规定：“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同时承诺“逐步实行民主改革”。 但和平解放只是第一步。当时的西藏仍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占人口不足5%的官家（地方政府官员）、贵族（三大领主）和寺院上层僧侣（宗教领主），占有全部土地、牧场和几乎所有生产资料；占人口90%以上的农奴（差巴、堆穷）和奴隶（朗生），没有人身自由，被迫为领主无偿劳动——农奴要为领主种地、放牧、修房、服兵役，甚至被当作“会说话的工具”买卖、抵押；奴隶则连基本的人身权都没有，随时可能被领主杀害或转让。 这种制度下，西藏的社会发展几乎停滞。据统计，1951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仅1.29亿元，人均年收入不足100元；文盲率高达95%以上，农奴中能认字的不到1%；医疗条件极差，天花、鼠疫等传染病肆虐，人口长期负增长。正如一位老农奴回忆：“我从小到大，没穿过一双鞋，没吃过一顿饱饭，连名字都没有，主人叫我‘阿狗’。” 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为维护农奴制，发动全面武装叛乱。他们杀害爱国僧俗，包围中共西藏工委和解放军部队，甚至调集藏军进攻解放军驻拉萨部队。面对这一情况，中央政府在平息叛乱的同时，顺应西藏人民的意愿，决定“彻底解放西藏人民”，推动民主改革。 民主改革的浪潮迅速席卷西藏。1959年7月起，西藏各地先后废除农奴主的土地所有制，没收叛乱领主的土地分给农奴；废除旧西藏的《十三法典》《十六法典》等残酷法典（其中规定“人有三等九级”，不同等级的人“命价”悬殊——贵族命价等同于与尸体等重的黄金，而农奴命价仅为一根草绳），实行“谁种谁收”“减租减息”政策；建立人民政权，组织农会、妇联等群众组织。到1961年，西藏基本完成民主改革，百万农奴获得了人身自由和生产资料，第一次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民主改革的完成，为西藏自治区的成立奠定了坚实基础。1965年7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向国务院提出成立自治区的申请。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成立西藏自治区。9月1日至9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拉萨召开，来自西藏各地的301名代表（其中藏族代表占80%以上，包括农奴、奴隶出身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召开当天，拉萨街头处处是欢庆的标语：“百万农奴翻身做主人！”“中国共产党万岁！”代表们身着藏装，手持哈达，脸上洋溢着从未有过的笑容。会议通过了《西藏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选举产生了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阿沛·阿旺晋美（藏族，原西藏地方政府首席代表）当选为自治区主席。 这一天，布达拉宫前的广场上，解放军战士和农奴代表共同升起五星红旗；大昭寺前，老人们抚摸着分到的土地契约，泪水打湿了衣襟；孩子们举着“毛主席万岁”的标语奔跑，笑声回荡在雪山之间。一位当年的农奴代表后来回忆：“我坐在会场里，听着代表们讨论如何发展西藏，眼泪止不住地流——我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能参与决定家乡的未来。” 西藏自治区的成立，是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生动实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西藏自治区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自主管理本地方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在国家统一领导下，保障藏族人民的合法权益，同时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这一制度设计，充分尊重了西藏的历史传统和民族特点。例如： •​​政治上​​，自治区的领导干部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占绝大多数。截至1965年底，自治区党委、政府领导班子中，藏族干部占比超过70%，确保了政策的连续性和民族特色。 •​​文化上​​，藏语作为自治区通用语言之一，与汉语并行使用；布达拉宫、大昭寺、萨迦寺等文物古迹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单位；《格sa尔王传》（世界最长的史诗）、藏戏、唐卡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系统性挖掘和保护。 •​​教育上​​，西藏先后建立了拉萨中学、西藏师范学院（现西藏大学前身）等学校，推行藏汉双语教学，让农奴子女有机会接受教育。到1965年，西藏小学在校生已达10.3万人，比1951年增长近20倍。 •​​经济上​​，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发展西藏的交通、能源、农业。1954年川藏公路、青藏公路通车，结束了西藏没有现代公路的历史；1965年，拉萨至成都的航线开通，“空中走廊”让西藏与内地的联系更加紧密。 西藏自治区的成立，彻底终结了封建农奴制对西藏人民的压迫。据统计，1965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仅为3.27亿元，到2024年已增长至2163.64亿元，增长近660倍；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65年的不足200元，增长到2024年的58165元，增长近300倍；文盲率从1965年的95%以上，下降到2024年的0.52%，实现了从“文盲之域”到“教育强区”的跨越。 曾经“只能用石头计数”的农奴，如今成为医生、教师、工程师、企业家：拉萨市人民医院的次仁医生，是农奴后代，如今已从医30年，救治过无数患者；山南市的卓玛老师，曾是农奴家的孩子，现在在乡村小学任教，培养了几代藏族学生；那曲市的次旺老板，经营着一家藏式工艺品公司，产品远销国内外，带动了上百名农牧民就业。 曾经“连路都不认识”的奴隶，如今走出雪山，走进大学校园：西藏大学的格桑同学，父亲是当年的农奴，母亲是奴隶，她通过国家“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考入内地高校，毕业后回到西藏从事科研工作；日喀则市的尼玛同学，受益于“三包”（包吃、包住、包学习费用）政策，从小学读到博士，成为计算机领域的专家。 西藏自治区的成立，也对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具有重大意义。西藏地处“世界屋脊”，是我国西南边疆的重要屏障，战略地位突出。自治区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对西藏的投入： •​​基础设施建设​​：青藏铁路（2006年通车）、川藏铁路（在建）、拉萨贡嘎国际机场扩建等工程，让“天堑变通途”； •​​民生改善​​：实施“安居工程”，让260多万农牧民住上安全适用的新房；推行“医保全覆盖”，农牧民看病报销比例达90%以上； •​​生态保护​​：西藏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自治区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等工程，森林覆盖率从1965年的9.9%提高到2024年的24.02%，成为国家生态示范区。 藏族同胞也以实际行动维护国家统一。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西藏军民并肩作战，捍卫了国家领土主权；2008年拉萨“3·14”事件中，广大藏族群众主动配合政府平息暴力，展现了高度的国家意识和法治观念；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西藏青年主动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走出高原参与国家建设——他们在内地高校求学、在沿海企业工作、在科研院所攻关，用实际行动诠释“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刻内涵。 站在2025年的今天回望1965年9月9日，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政权的成立，更是一个古老民族的重生。西藏自治区的成立，让百万农奴摆脱了千年压迫，让雪域高原焕发出新的生机；它证明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科学性和生命力，为我国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提供了宝贵经验；它更向世界宣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关系，是不可动摇的历史潮流。 历史不会忘记，1965年9月9日那天，布达拉宫前的欢呼声穿透云层；历史更不会忘记，那些曾经在农奴制下挣扎的人们，如何在新时代的阳光下挺直腰杆。西藏自治区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座丰碑，更是人类追求自由、平等、正义的生动注脚。 感谢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1965年9月9日的拉萨，那场改变百万农奴命运的会议，不仅开启了西藏的新纪元，更印证了一个真理：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民族才能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愿我们铭记历史的馈赠，珍惜当下的团结，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继续前行。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9月7日。1293年前的明天，712年9月8日，长安城的晨雾还未完全散去，太极宫内的青铜香炉正飘着沉水香。唐睿宗李旦端坐在龙椅上，目光沉静地将一方刻着“皇帝之宝”的玉玺缓缓递到太子李隆基手中。这一递，不仅是皇权的交接，更拉开了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开元盛世”序幕。三天后的八月庚子日，李隆基在太极殿接受百官朝贺，正式即位，尊其父李旦为太上皇。这位后来被尊为“唐玄宗”的年轻帝王，此时不过28岁，却即将改写大唐的命运。 要讲清楚这场看似寻常的“传位”，得先把时间拨回7世纪的最后十年。那时的唐朝，刚从“武周革命”的震荡中缓过神来。690年，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在位期间确实做了不少实事：开创殿试制度，让寒门子弟有机会通过读书入仕；整顿吏治，严惩贪腐官员；支持佛教发展，修建了龙门石窟等宏伟工程。但这些成就的背后，是朝堂的血雨腥风——李唐宗室被大量清洗，武氏家族权倾朝野，连太子李显（武则天第三子）都被废为庐陵王，流放房州，过着“蓬头垢面，伐木为生”的日子。 705年，82岁的武则天终于病重。宰相张柬之联合桓彦范、敬晖等大臣，发动“神龙政变”，率羽林军攻入宫中，逼迫武则天退位，迎李显复位，史称“唐中宗”。但这场政变的果实很快被韦皇后（李显的皇后）窃取。韦后野心勃勃，她联合女儿安乐公主（李显与韦后的小女儿），毒杀了李显，立4岁的李重茂为帝（史称“唐殇帝”），自己则以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 此时的唐朝，再次陷入“女主干政”的恶性循环。韦后与安乐公主的权势熏天：她们提拔自己的亲信（如宰相宗楚客、纪处讷），打压异己（包括李唐宗室和正直朝臣）；安乐公主甚至要求“皇太女”的称号，试图效仿武则天称帝。朝堂上下人人自危，连太平公主（武则天之女、李隆基的姑姑）都不得不收敛锋芒，暂时隐忍。 就在这危急时刻，一位年轻的宗室成员站了出来——他就是相王李旦的第三子、时年25岁的李隆基。李旦是武则天的第四子，李显的弟弟，早年因性格懦弱被武则天废为庶人，后虽被封为相王，却长期远离权力中心。但李隆基从小聪慧过人，精通骑射，更擅长权谋。他暗中联络了一批不满韦后专权的朝臣，包括太平公主、刘幽求、钟绍京等人，悄悄策划着一场“清君侧”的政变。 710年6月的一个深夜，李隆基联合太平公主，率领羽林军将领葛福顺、陈玄礼等人，从玄武门杀入宫中。他们的目标很明确：斩杀韦后、安乐公主及其党羽。当时的韦后正在太极殿中与安乐公主饮酒作乐，听到外面喊杀声四起，吓得躲在屏风后面。最终，韦后和安乐公主都被乱刀砍死，她们的党羽（如宗楚客、纪处讷）也纷纷被诛。 这场政变，史称“唐隆政变”。政变成功后，李隆基拥立父亲李旦为帝（即唐睿宗），自己则被立为太子。但这场胜利并不稳固——李旦虽为皇帝，却是个“甩手掌柜”：他深知自己在政治上的弱势（既无军权，也无心机），索性将朝政交给太子李隆基和太平公主共同处理。李隆基年轻气盛，急于施展抱负；太平公主则凭借自己是武则天之女的身份，以及多年积累的政治资源（她曾参与“神龙政变”，在朝中势力深厚），成为朝堂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两人表面合作，实则暗中较劲：李隆基想独揽大权，太平公主则想通过控制皇帝（李旦）来维持自己的地位。 这种微妙的平衡，在712年走到了尽头。这一年，李旦已经57岁，身体日渐衰弱（据《旧唐书》记载，他“多疾”）；而李隆基28岁，正值壮年，羽翼渐丰。更关键的是，李隆基背后的支持势力（如兵部尚书郭元振、宦官高力士）逐渐占据上风，太平公主的权力受到压缩。 据《资治通鉴》记载，712年七月，李旦召集群臣，提出“传位太子”的想法。他在诏书中写道：“朕以菲薄，嗣守丕业，十有二载，敬恭寅畏，未尝怠遑。而灾眚荐臻，日临亿兆，非朕之咎，其惟上苍。思欲去位传储，以答天谴。”表面上是“敬畏天命”，实则是被李隆基和朝臣们逼到了墙角——如果不传位，李隆基可能联合禁军将领发动政变，李旦的性命都难保。 七月壬辰日（9月8日），李旦正式颁布《传位诏》，将皇位传给太子李隆基，自己退为太上皇，仍居太极宫，称“叡宗”，群臣朝贺如故。三天后（八月庚子），李隆基在太极殿即位，改元“先天”，大赦天下。 这场权力交接的背后，是大唐王朝从“女性干政”到“男性主导”的转折。李隆基即位后，立刻开始清理太平公主的势力：他罢免了太平公主的党羽（如宰相窦怀贞、萧至忠），收回了她掌控的禁军兵权（包括左右羽林军），甚至逼得太平公主不得不逃到终南山避祸。713年，李隆基彻底击败太平公主，赐死其党羽，结束了自武则天以来持续数十年的“外戚-宗室”权力斗争。 更重要的是，李隆基开启了唐朝的“开元盛世”。他重用姚崇、宋璟等贤臣，推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革： ​​在经济上​​，他继续推行“均田制”，让农民重新获得土地；减轻赋税，将租庸调制中的“庸”（用绢帛代替徭役）推广到全国，减少农民负担；兴修水利，修建了郑国渠、白渠等大型水利工程，促进农业生产。 ​​在政治上​​，他整顿吏治，严惩贪腐。据《旧唐书》记载，他曾下令“凡官吏受赇（受贿），一匹以上皆死”，仅开元初年就处死了二十多名贪腐官员，朝堂风气为之一新。他还改革科举制度，增加“诗赋”为考试内容，选拔了大量有才华的文人进入仕途。 ​​在军事上​​，他改革府兵制，设立“节度使”（初期为军事长官），加强边疆防御。同时，他与周边少数民族（如突厥、吐蕃）保持友好关系，通过和亲、互市等方式维持边疆稳定。 ​​在文化上​​，他兼容并蓄，支持各种艺术形式的发展。长安城内修建了梨园，专门培养乐工、舞伎；诗人李白、杜甫、王维等在此期间创作了大量不朽诗篇；画家吴道子、张萱等留下了传世名作；音乐、舞蹈、建筑等艺术领域也取得了空前成就。 据史料记载，开元年间的大唐人口达到8000多万，耕地面积扩大至6亿多亩，国库充盈，物价稳定。长安城作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吸引了来自波斯、大食、日本、新罗等国的商人、学者和使节。日本的遣唐使多次来华，学习唐朝的制度、文化和艺术；波斯商人在长安西市经营珠宝、香料，将大唐的商品和文化带回西方。 然而，开元盛世的背后也隐藏着危机。节度使制度的推行虽然加强了边防，但也为后来的安史之乱埋下伏笔——节度使权力过大，逐渐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李隆基在位后期逐渐怠于政事，宠信杨贵妃，重用李林甫、杨国忠等奸臣，最终导致大唐由盛转衰。 回顾712年的这场权力交接，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的重要转折往往发生在看似平常的时刻。李隆基的即位不仅开启了一个伟大的时代，也展现了中国古代政治智慧的精髓。他能够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稳步推进改革，平衡各方势力，最终创造出辉煌的文化成就，这些经验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 从更宏观的历史视角来看，开元盛世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大唐立国近百年来政治、经济、文化积累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这个时期确立的许多制度、规范和文化传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影响到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发展。 今天的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不仅要感叹盛唐的辉煌，更要思考历史发展的规律。一个时代的繁荣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开放的文化政策和良好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些历史经验对我们理解当代社会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感谢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712年9月8日的那场权力交接，不仅改变了大唐王朝的命运，更为我们留下了一段宝贵的历史遗产。愿我们都能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9月7日，124年前的今天，1901年9月7日，北京城里的蝉鸣还带着夏末的燥热，可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却弥漫着一股令人窒息的压抑。这一天，清朝政府的全权代表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在一份用中文和英文写成的条约上，颤抖着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份条约叫《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最多、主权丧失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也把中国彻底推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 要讲清楚这份条约，咱们得先把时间拨回19世纪末的清朝。那时候的中国，就像一艘漏雨的老船，表面上还挂着“大清帝国”的龙旗，可船底早就被列强的炮弹轰得千疮百孔。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英国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1856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1894年的甲午战争，日本把清朝的北洋水师打得全军覆没。每一次战败，都要签一份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开埠通商，中国的主权一点点被蚕食。 可清朝的统治者们呢？慈禧太后还在紫禁城里过着奢靡的生活，大臣们要么贪生怕死，要么只会空谈“祖宗之法不可变”。直到1898年，一场叫做“戊戌变法”的运动爆发了——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人想让清朝学习西方，变法图强。可慈禧太后怕自己的权力被夺走，发动了政变，把光绪皇帝关起来，杀死了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变法失败后，清朝的统治更加黑暗，老百姓的日子也越来越苦。 就在这时候，一股来自民间的力量崛起了，那就是“义和团”。义和团的成员大多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失业的市民，他们穿着红衣服、扎着红头巾，喊着“扶清灭洋”的口号。为什么叫“扶清灭洋”？因为他们痛恨外国侵略者：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强占土地、欺压百姓，外国工厂生产的东西挤垮了中国的小作坊，连外国的轮船都抢了中国商船的生意。“扶清”是想借助清朝的力量赶走洋人，“灭洋”是要消灭一切和外国有关的东西——教堂、铁路、电线杆，甚至连穿西装的人都被他们当成“二毛子”（假洋鬼子）打。 义和团的势力越来越大，很快就蔓延到了北京、天津一带。他们冲击教堂，杀死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民，甚至拆毁了北京的马家堡火车站。清朝的一些官员，比如直隶总督裕禄，一开始还反对义和团，可看到他们的声势越来越大，就想利用他们来对付外国列强。慈禧太后呢？她本来就恨外国人干涉她的权力，听说义和团能“刀枪不入”（其实是义和团用符咒和迷信来鼓舞士气），就动了心思，想让义和团去“教训”一下洋人。 1900年6月，慈禧太后下了一道诏书，叫“宣抚义和团”，让义和团进京。这一下，北京城里可就乱了套：义和团的人拿着大刀、长矛，在大街上喊打喊杀，外国使馆区成了他们的目标。当时，各国驻北京的使馆都集中在东交民巷，那里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国、意大利、奥匈帝国等八个国家的使馆。义和团的人围攻使馆区，放火烧了教堂，还杀死了德国公使克林德。 这下可把列强惹火了。他们早就想找一个借口，彻底控制中国。现在义和团“挑衅”，正好给了他们机会。1900年8月，英、美、俄、日、法、德、意、奥匈帝国组成了“八国联军”，一共两万多人，从天津出发，向北京进军。联军的士兵们坐着火车，扛着洋枪洋炮，很快就打到了北京城下。 清朝的军队呢？那些拿着冷兵器的绿营兵，哪里是洋枪洋炮的对手？八国联军一路上没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很快就攻进了北京。慈禧太后吓得赶紧带着光绪皇帝，还有几个亲信大臣，乔装成老百姓，从北京西边的颐和园出发，一路往西逃，最后躲到了西安。临走前，她还下令让清军“助剿”义和团，意思是让清军和八国联军一起打义和团——反正义和团已经没用了，不如借洋人的手把他们消灭掉。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可真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他们闯进老百姓的家里，抢走金银珠宝、粮食衣服，甚至连妇女的首饰都被抢走。有的士兵把老百姓当成“活靶子”，开枪取乐；有的士兵强奸妇女，杀人灭口。北京城里到处都是尸体，血流成河。美国的记者约翰·斯温顿当时在北京，他在日记里写道：“街道上堆满了尸体，有的被砍了头，有的被开膛破肚，空气中弥漫着腐肉的气味。孩子们躲在角落里哭，大人们吓得不敢出门。” 更过分的是，八国联军还把北京分成几个“占领区”，每个国家负责一块。他们把清朝的王府当成自己的军营，把太和殿的龙椅当成椅子坐，甚至把颐和园里的珍宝洗劫一空，运回自己的国家。比如，英国军官埃尔金勋爵，把颐和园里的青铜器、瓷器、书画装了满满十几船，运到了英国伦敦，现在还放在大英博物馆里展览。 占领北京后，八国联军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想要更多的好处，于是决定和清朝政府谈判，逼清朝签一份“和约”。1900年10月，各国派代表到北京，组成了“议和代表团”。清朝政府这边呢？慈禧太后躲在西安，不敢回来，只好派李鸿章当全权代表。李鸿章是清朝的“外交能手”，曾经当过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和外国人打过很多交道。可这时候的他，已经78岁了，身体不好，还得拖着病体去和列强谈判。 谈判的过程可真是艰难。列强们个个狮子大开口，提出了很多苛刻的条件。比如，英国要求赔偿2亿两白银，法国要求1.5亿两，俄国要求1.3亿两，日本要求1亿两，美国要求0.5亿两，德国要求0.4亿两，意大利、奥匈帝国各要求0.2亿两，比利时、西班牙、荷兰各要求0.05亿两。加起来一共是4.5亿两白银！ 4.5亿两是什么概念？那时候，清朝一年的财政收入大概是8000万两白银，4.5亿两相当于清朝5年多的财政收入。而且，这还不是全部，列强还要求“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9.8亿两”。也就是说，清朝要给列强赔将近10亿两白银，相当于每个中国人要赔1两白银（当时中国有4.5亿人）。那时候，一个普通农民一年的收入大概是2-3两白银，1两白银够一个农民吃半年饭了。这么重的赔款，怎么拿得出来？清朝政府只好把负担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加税、加捐，搞得民不聊生。 除了赔款，列强还提出了很多侮辱性的条件。比如，要求清朝把北京的东交民巷划为“使馆区”，允许各国在那里驻兵，而且中国人不能在使馆区里居住。这样一来，东交民巷就成了“国中之国”，清朝政府失去了对北京核心区域的控制。再比如，要求清朝拆除北京到大沽口的炮台，允许外国军队在北京到山海关的铁路沿线驻兵。这样一来，清朝的国防力量被彻底摧毁，列强可以随时派兵进入中国内地。还有，要求清朝“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反帝组织”，如果有谁敢反抗外国，就要被处死。这等于剥夺了中国人民的反抗权利，让清朝变成了列强的“傀儡政权”。 谈判的时候，李鸿章尽量争取减少赔款和条款，可列强们根本不给他面子。比如，德国代表瓦德西说：“中国必须为义和团的暴行付出代价，否则我们不会罢休。”美国代表柔克义虽然说“要温和一点”，但其实也是想趁机扩大美国在中国的利益。最后，李鸿章没办法，只好在条约上签了字。签字的那天，李鸿章的手一直在抖，墨水都滴在了纸上，留下了一块块污渍。他叹了口气，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朝政府的威信彻底扫地。以前，地方官员还怕朝廷的命令，现在看到朝廷连自己都保护不了，就开始各自为政。比如，袁世凯在山东当巡抚，根本不听朝廷的调遣；张之洞在湖广当总督，自己搞起了“洋务运动”，不理会朝廷的命令。清朝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再过10年（1911年），就发生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辛丑条约》是一个巨大的耻辱。它让中国的主权丧失殆尽，经济陷入了崩溃，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可是，也正是因为这个耻辱，让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老百姓觉醒了。他们意识到，清朝政府已经腐朽透顶，不能再依靠它来救中国了。于是，一场新的救国运动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舞台，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就是要推翻清朝，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 1901年9月7日，这个日子永远刻在了中国人的心里。它提醒我们，落后就要挨打，软弱就会被欺负。可是，它也提醒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坚韧的民族，从来不会屈服于外来的压迫。从义和团的反抗，到辛亥革命的胜利，再到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人民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反抗外来侵略的壮歌。 站在2025年的今天，我们回头看1901年的《辛丑条约》，心中充满了感慨。我们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强大的中国，不再受外国的欺负；我们也忘不了那些为了民族独立而牺牲的先烈们，他们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 历史不会忘记，《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国耻；我们也不会忘记，只有国家强大，才能不受欺负。让我们记住这段历史，珍惜现在的和平，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感谢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1901年9月7日的北京，那艘载着清朝代表的小轿，驶向了东交民巷的使馆区，也驶向了一个民族的屈辱。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任人宰割的中国。愿我们铭记历史的教训，保持清醒的头脑，为了让祖国更加强大，继续前行。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9月5日。493年前的明天，1522年9月6日，西班牙塞维利亚港的晨雾还未散去，一艘破破烂烂的帆船“维多利亚号”正缓缓驶入港口。它的船帆上布满补丁，船身被虫蛀得千疮百孔，甲板上站着18名衣衫褴褛的水手——他们头发花白、形容枯槁，却眼里发亮。这一天，人类历史上首次环球航行宣告完成。 要讲清楚这场航行，得先把时间拨回15世纪的欧洲。那时的欧洲，正被一场“大航海狂热”点燃。葡萄牙人达伽马在1498年绕过好望角，打通了通往印度的海上商路，带回的香料让里斯本的贵族们疯狂；哥伦布在1492年“发现”美洲，虽然他至死都以为那是“印度”，却让欧洲人第一次知道：地球的另一端，还有一片未被探索的大陆。 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依然像个“模糊的拼图”：地球究竟是圆的还是平的？如果能从欧洲向西航行，能不能绕过美洲，直接到达盛产香料的东印度群岛？香料——这种能让食物变香的神奇植物，欧洲人愿为它付出天价：一磅胡椒在16世纪的伦敦能换半头牛，一盎司肉豆蔻足够支付一个工匠一年的工钱。控制香料贸易，就等于掌握了欧洲的财富密码。 此时的西班牙，刚完成“收复失地运动”（1492年格拉纳达陷落），统一了伊比利亚半岛，急需拓展海外领土。年轻的国王查理一世（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是个“航海迷”，他听说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有一个“向西航行到达香料群岛”的计划，立刻召见了他。 麦哲伦的故事，要从他的出身说起。他1480年出生于葡萄牙北部的小镇萨布罗萨，父亲是葡萄牙皇家骑士团的成员，母亲是贵族之女。10岁那年，他被送到里斯本的宫廷当侍从，跟着王子们学习拉丁文、数学和航海知识。25岁时，他加入葡萄牙海军，参与了征服北非休达港的战役，之后又随船队前往印度、马六甲，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 但麦哲伦的野心，与葡萄牙王室的保守产生了冲突。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满足于控制印度洋的香料贸易，不愿冒险开辟新航线；而麦哲伦坚信“向西航行能更快到达香料群岛”，甚至偷偷研究了多年航海图。1517年，他因与国王不和，带着自己的航海计划和几名亲信，逃到了西班牙的塞维利亚。 在塞维利亚，麦哲伦遇到了人生中的“伯乐”——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查理一世刚与葡萄牙的伊莎贝拉公主结婚（两人是表兄妹），正急于在国际舞台上与葡萄牙竞争。他仔细听了麦哲伦的计划：“给我五艘船，两百名船员，我能在三年内绕过美洲最南端，找到一条通往香料群岛的新航线。香料带来的利润，足够西班牙称霸欧洲！” 查理一世心动了。1518年3月，西班牙国王与麦哲伦签订了《塞维利亚条约》，承诺为船队提供船只、补给和武器，并承诺将香料群岛的十分之一收益分给麦哲伦。但条约里藏着西班牙的小心思：如果麦哲伦成功，西班牙将获得对新航线的控制权；如果失败，风险全由麦哲伦承担。 1519年9月20日清晨，塞维利亚港的钟声敲响了三次。麦哲伦率领的船队终于出发了。船队共有五艘船：“特立尼达号”（旗舰，载员60人）、“圣安东尼奥号”（载员60人）、“康塞普西翁号”（载员50人）、“维多利亚号”（载员45人）和“圣地亚哥号”（载员40人）。船员总数265人，包括水手、士兵、厨师、木匠，甚至还有几名黑人奴隶。 出发前，麦哲伦站在“特立尼达号”的甲板上，对船员们说：“我们将航行在一个未知的海洋上，可能会遇到风暴、疾病，甚至死亡。但只要我们团结，就能完成人类的壮举——绕地球一圈，回到起点！” 船队首先进入大西洋，沿着非洲西海岸向南航行。1519年11月，他们抵达南美洲东海岸的拉普拉塔河河口。麦哲伦将这片水域命名为“淡水海”（Mar Dulce），因为他误以为这是一条流入大西洋的巨大河流。后来，人们才知道这是南美洲的拉普拉塔河，它的入海口比波罗的海还要宽阔。 1520年1月，船队继续向南航行，沿着南美洲海岸线探索。船员们很快发现，这里的冬天异常寒冷——南半球的冬季，海风卷着冰碴子，甲板上的积水瞬间结冰。更糟糕的是，食物开始变质：腌肉里爬满蛆虫，面包硬得能砸伤人，淡水因长时间储存而发臭。船员们的身体迅速垮掉：有人开始咳嗽，有人牙龈出血，有人浑身溃烂——这是坏血病的早期症状。 但麦哲伦没有退缩。他命令船员们“节省每一滴水，每一块面包”，并派小艇去岸边寻找淡水。1520年3月，他们在今天的阿根廷境内发现了一条河流（后来命名为“麦哲伦河”），暂时缓解了饮水危机。 1520年4月，麦哲伦做出了一个关键决定：暂时放弃向南航行，向北寻找补给。但就在这时，“圣地亚哥号”在一场风暴中触礁沉没。船上的37名船员中，只有5人被冲上一座荒岛，其余全部遇难。幸存者在岛上靠吃螃蟹和海鸟存活了12天，最终被路过的西班牙商船救起，但此时他们已虚弱到无法随船队继续航行。 剩下的四艘船继续向南。1520年10月，他们抵达南美洲最南端的火地岛附近。这里的天气愈发恶劣：狂风卷着雪粒，海浪高如城墙，船只被吹得像树叶一样摇晃。船员们的士气跌到了谷底，有人开始抱怨：“我们根本不可能找到海峡，不如回去吧！” 麦哲伦站在“特立尼达号”的指挥台上，大声喊道：“我们是来探索新世界的！如果现在放弃，所有的牺牲都白费了！”他命令船员们“收紧帆缆，保持队形”，自己则彻夜未眠，用星盘观测星象。 10月21日清晨，值班水手突然大喊：“右舷有陆地！”麦哲伦冲到甲板上，只见前方出现了一条狭窄的海峡——两岸是陡峭的悬崖，海水在狭窄的河道中奔腾，呈现出深浅不一的蓝色。这就是后来被命名为“麦哲伦海峡”的航道。 船队小心翼翼地驶入海峡。海峡内暗礁密布，水流湍急，稍有不慎就会触礁。麦哲伦派“圣地亚哥号”（此时已修复）在前方探路，自己则乘坐“特立尼达号”紧随其后。经过38天的艰难航行，船队终于在11月28日驶出了海峡。 当他们走出海峡时，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惊呆了：海峡的另一侧是一片一望无际的海洋，海面平静得像镜子，连一丝风都没有。麦哲伦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他将这片海洋命名为“太平洋”（Mar Pacífico），意为“平静之海”。 进入太平洋后，船队的灾难才真正开始。麦哲伦原本以为太平洋并不大，最多用一个月就能穿过。但现实是，太平洋比他想象中辽阔得多——从南美洲到亚洲，足足有1.7万公里！ 船队出发时携带的食物和淡水本就不足，进入太平洋后，补给彻底耗尽。船员们开始吃老鼠（船上原本用来抓老鼠的猫早已被吃掉），煮皮革（用海水泡软后煮熟），甚至有人偷偷啃食同伴的尸体。 1521年1月，船队抵达今天的关岛附近。这里的土著居民对这群“天外来客”充满好奇，他们划着独木舟靠近，用椰子、香蕉和烤鱼交换船上的铁器和水壶。麦哲伦将这里命名为“圣胡利安港”（Puerto San Julián），并下令停留补给。 但平静很快被打破。1521年4月，船队抵达菲律宾群岛的宿务岛。麦哲伦发现，这里的居民信仰原始宗教，而他急于将西班牙的国教——天主教传播到这里。他与宿务岛的酋长胡马邦达成协议：用镜子、玻璃珠和武器换取土地，并让酋长和他的族人皈依天主教。 胡马邦同意了，但麦哲伦的野心并未满足。他听说附近的麦克坦岛（Mactan）上的部落拒绝臣服，便决定亲自带兵征服。4月27日清晨，麦哲伦带着60名士兵，乘坐小艇登上麦克坦岛。 土著部落的首领拉普拉普（Lapu-Lapu）早已严阵以待。他带着1500名战士，手持长矛、弓箭和石斧，埋伏在岸边。当麦哲伦的士兵刚踏上沙滩，拉普拉普便下令进攻。 战斗持续了不到一小时。麦哲伦的士兵因水土不服，体力不支；而土著战士熟悉地形，作战勇猛。麦哲伦在混战中腿部中了一支长矛，随后被乱刀砍死。他的尸体被土著人拖走，分而食之——这是原始部落的习俗，他们认为吃掉敌人的肉，就能获得他的力量。 麦哲伦的死，让船队陷入了绝境。剩下的114名船员（出发时265人，已死亡151人）推举西班牙船长胡安·塞巴斯蒂安·埃尔卡诺（Juan Sebastián Elcano）为新指挥官。他们烧毁了无法航行的“康塞普西翁号”和“特立尼达号”（因“特立尼达号”受损严重，无法继续航行），只剩下“维多利亚号”和“圣地亚哥号”（“圣地亚哥号”后来也被遗弃）。 1521年5月，船队继续向西航行，目标是香料群岛（今马鲁古群岛）。此时，船上的食物只剩下发霉的大米和少量咸鱼，淡水需要靠收集雨水维持。船员们的身体已经到了极限：他们的皮肤因长期缺乏维生素而溃烂，牙齿松动脱落，甚至有人出现了幻觉。 1521年11月，船队终于抵达香料群岛。这里的居民对西班牙人并不友好——他们曾听说过麦哲伦的死讯，拒绝与船队交易。埃尔卡诺不得不命令士兵用武力抢夺香料：他们攻占了几个村庄，抢走了大量肉豆蔻、丁香和胡椒，装满了“维多利亚号”的货舱。 1522年1月，“维多利亚号”载着仅剩的115名船员（又有10人在香料群岛病逝），从香料群岛出发，开始了漫长的返航。他们的目标是绕过好望角，回到大西洋，最终回到西班牙。 返航的路同样艰难。太平洋的风暴依然肆虐，船队在海上漂流了一个月，才终于绕过好望角。此时，“维多利亚号”的船体已经腐烂，帆缆断裂，连罗盘都失灵了。船员们只能靠观察星辰和洋流来判断方向。 1522年5月，“维多利亚号”终于驶入大西洋。9月6日清晨，当它的桅杆出现在塞维利亚港的视野中时，港口的居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艘船不仅完成了环球航行，更带回了欧洲人从未见过的香料和见闻。 麦哲伦船队的环球航行，彻底改变了人类对世界的认知。 首先，它用实践验证了“地圆说”。此前，欧洲人普遍认为“地球是平的”，而麦哲伦船队从欧洲出发，向西航行，最终回到原点，用事实证明了地球是一个球体。这一发现，彻底推翻了中世纪的宇宙观。 其次，它推动了地理大发现。船队绘制了详细的海图，记录了南美洲南端的麦哲伦海峡、太平洋的广阔海域，以及香料群岛的位置。这些资料为后来的航海家（如德雷克、麦哲伦的侄子）提供了重要参考，加速了欧洲对全球的探索。 最重要的是，它开启了全球贸易的新时代。香料、丝绸、瓷器等商品的跨洋贸易变得频繁，欧洲的商船队开始穿梭于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形成了早期的“全球化”网络。西班牙通过控制香料群岛，成为了欧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但这场航行的代价是惨重的。18名幸存者中，许多人因长期营养不良、坏血病和心理创伤，回到西班牙后不久便去世了。埃尔卡诺在航行结束后仅一年（1526年）也因病离世。 麦哲伦本人未能完成环球航行，但他的名字却永远刻在了人类历史的丰碑上。正如历史学家所说：“麦哲伦的船队不是一个人的胜利，而是整个人类的胜利——他们用勇气和牺牲，揭开了地球的神秘面纱。” 站在2025年的今天回望1522年9月6日，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艘破船的靠岸，更是一个时代的觉醒。当“维多利亚号”的船员们踏上塞维利亚的码头时，他们带回来的不仅是香料，更是对世界的重新认识：地球很大，但人类很小；探索很危险，但好奇心永远不会熄灭。 这场航行告诉我们：真正的伟大，不是征服世界，而是敢于出发；真正的进步，不是安于现状，而是不断探索。正如麦哲伦在出发前所说：“我希望我的航行能证明，人类可以到达任何地方——只要我们有勇气。” 感谢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1522年9月6日的塞维利亚港，那艘载着18名幸存者的“维多利亚号”，不仅完成了人类首次环球航行，更点燃了人类探索世界的火种。愿我们铭记历史的勇气，保持对未知的好奇，为更广阔的世界继续前行。我们下期再会。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