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9月12日。一千二百九十七年前的明天，也就是公元728年秋末，长安城的朱雀大街上，一队宦官捧着黄绫包裹的文书，匆匆穿过西市的喧闹，往尚书省的方向去了。他们怀里揣着的，是大唐秘书省刚刚校订完成的《大衍历》刻本——这部由僧人天文学家僧一行主导编制的历法，即将在大唐的疆域内正式颁行，成为指导农桑、祭祀、商贸乃至朝章国典的“国家时间表”。

要讲《大衍历》，得先说说历法在古代中国有多重要。对今天的人们来说，看手机日历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但在古代，历法是“敬天授时”的国之重器。古人相信，“历者，天地之大纪，上帝所为”（《唐书·历志》），历法的精准与否，直接关系到农时是否合宜、祭祀是否得当、王朝是否顺应天命。一场不合时宜的霜冻，一次算错的播种期，都可能导致颗粒无收，甚至引发饥荒和社会动荡。

唐朝初年，使用的历法是《戊寅元历》，但随着时间推移，误差逐渐显现：春天该来的时候，太阳迟迟不到“雨水”节气；秋天该收的时候，月亮又总比预报的晚几天圆。到了唐高宗时期，误差已经大到“朔望乖爽，留逆进退”（《新唐书·历志》）——月初的月亮该出现在清晨，却在傍晚才升起；应该按时到来的日食，要么提前要么推后，搞得地方官和百姓人心惶惶。

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大唐国力达到鼎盛，农业、手工业、商业空前繁荣，对历法的精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开元五年（717年），年仅21岁的僧人张遂（法名“一行”）从嵩山少林寺来到长安，经宰相张说推荐，入宫面见唐玄宗。这位后来被称为“算学第一”的僧人，此前已因精通天文历法名动天下——他曾步行丈量从滑县到蔚县的距离，验证古书中“千里差一寸”的说法是否准确；还设计过“覆矩”仪器，用来测量北极星的高度，测算地理纬度。

面对皇帝“修正历法”的请求，一行回答：“今欲创历，必先测日影，验气朔，此其本也。”（《旧唐书·一行传》）意思是，要编新历法，必须先通过实测太阳影子（日晷）确定冬至、夏至的时间，再观测月亮的盈亏周期（朔望），这是历法的根本。

为了编订新历，一行开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天文测量。他从长安出发，带着团队南下杭州、南昌、广州，北至铁勒（今蒙古国境内），在全国13个地点设立了观测站。每到一处，他们便用“圭表”测量正午太阳的影子长度，记录昼夜长短的变化；用“漏刻”（古代计时器）精确记录日出日落的时间；还观测了木星、火星等行星的运行轨迹。

这些测量数据有多细致？比如在测量日影时，一行发现：在北纬34度的洛阳，冬至日正午的日影长度是“丈二尺七寸”（约4.1米），夏至日则是“五寸三分”（约1.7米）；而在更北的滑县（北纬35度），冬至日影比洛阳长约“一寸”（约3.3厘米），夏至日影则短“一寸”。这些数据推翻了前人“南北千里，影差一寸”的粗略结论，得出“每度相差约3.5厘米”的精确结论——这其实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子午线一度弧长”测量，比阿拉伯天文学家阿尔·花剌子密的类似测量早了近90年。

除了实地测量，一行还参考了前代所有历法的成果。他仔细研究了汉代《太初历》、唐代《麟德历》的优缺点，发现《麟德历》虽然计算简便，但在计算“日月合朔”（月亮和太阳同时出现在天空同一方向）时误差较大，容易导致“月食预报不准”。于是，他决定采用更复杂的数学方法，用“定气法”代替前代的“平气法”来划分节气。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平气法”和“定气法”的区别：古人把太阳绕地球一圈的时间称为“太阳年”，约365.2422天。前代历法（如《麟德历》）用“平气法”，把太阳年平均分成24份，每一份为一个节气，每份约15.21875天。这种方法简单，但不符合太阳实际运行的快慢——实际上，太阳在冬至附近运行最快，夏至附近最慢，因此“平气法”的节气时间会有偏差。

一行提出的“定气法”，则是根据太阳实际运行的位置来确定节气：太阳走到黄经0度时是春分，90度是夏至，180度是秋分，270度是冬至，中间每个节气对应太阳移动15度。这样一来，每个节气的实际天数就不相等了——比如冬至前后，太阳一天能跑约1度，所以两个冬至之间的天数会比夏至前后少几天。虽然计算复杂得多，但能更准确地反映太阳的运行规律，让“春分秋分”“夏至冬至”这些关键节气的日期几乎完全符合实际天象。

经过六年的艰苦测算，开元十五年（727年），一行的《大衍历》初稿完成。这部历法共分十篇，包括“步中朔术”（计算日月运行）、“步发敛术”（计算节气和月相）、“步日躔术”（计算太阳位置）、“步月离术”（计算月亮位置）等，几乎涵盖了当时天文学的所有核心问题。

为了让更多人理解，一行还写了《历议》十卷，解释历法的原理和依据。他在《历议·日行损益》中说：“日南至（冬至），其行最急，急而渐损，至春分及中，而后迟；至日北至（夏至），其行最舒，而渐益之，以至秋分又及中，而后益急。” 这段话用通俗的话讲就是：太阳在冬至后运行最快，之后逐渐变慢；夏至后运行最慢，之后逐渐变快。这种对太阳运行速度变化的精确描述，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大衍历》的精度有多高？我们可以用实际观测数据对比：根据现代天文计算，唐代开元十二年（724年）冬至的时刻是“十一月甲子日辰时三刻”（约上午7点45分）；而用《大衍历》推算的结果是“十一月甲子日辰时二刻”（约上午7点30分），误差仅15分钟。要知道，在没有望远镜、计算器的唐代，这样的精度堪称“奇迹”。

开元十六年（728年），经过朝廷组织的专家评审，《大衍历》正式被唐玄宗批准颁行。这一年九月，朝廷发布诏令：“其《大衍历》宜令司天台施行，诸司历博士及诸色人等，不得更有私习余历。”（《唐会要·历》）意思是，从今往后，全国所有官方和民间使用的历法，都必须以《大衍历》为准，禁止私自研习其他历法。

《大衍历》的颁行，立刻在民间产生了巨大影响。农民们根据历书上的“节气歌”，知道“清明前后，种瓜点豆”该在什么时候；商人根据“朔望”日期安排货物运输，避免因月相不清耽误夜间行船；地方官则按照历书上的“社日”“腊日”组织祭祀活动，祈求丰收和平安。甚至连日本的遣唐使都把《大衍历》带回国内，日本天皇下令仿照唐制，用《大衍历》指导农业生产。直到今天，日本的一些传统节日，如“节分”（撒豆驱鬼）、“七夕”（乞巧节），仍然保留着唐代历法的影子。

不过，《大衍历》的意义远不止于“好用”。它代表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从“经验总结”向“理论体系”的跨越。在一行之前，历法的制定主要依赖前人经验和简单观测；而《大衍历》通过大量实测数据，结合数学推导，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天文模型——从太阳、月亮的运行规律，到五大行星的位置变化，都能通过公式计算出来。这种“模型思维”，对后世的天文学发展影响深远。

比如，宋代天文学家沈括在编制《十二气历》时，就借鉴了《大衍历》的“定气法”；元代郭守敬编订《授时历》时，更是直接继承了《大衍历》的实测精神和数学方法。《授时历》的精度比《大衍历》更高（误差仅26秒），但追根溯源，其核心思想都来自《大衍历》。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大衍历》的颁行，其实是一场“科学与权力的完美合作”。唐玄宗支持一行编历，既有巩固统治、彰显“天命所归”的考虑，也确实认识到了历法对农业和社会的重要性；而一行作为僧人，本可以远离世俗事务，却选择投身天文研究，既源于他对佛法“格物致知”的理解（佛教认为“观天察地”是修行的一部分），也源于他“为生民立命”的情怀。

《大衍历》的寿命也很长。从728年颁行，到763年被《五纪历》取代，它在中国历史上使用了35年；如果算上对后世历法的影响，其“生命力”贯穿了整个唐代，甚至延续到宋代。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评价：“《大衍历》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天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

728年的秋天，当长安的街头的商贩开始按照《大衍历》的“秋分”日期摆放新收的粟米，当江南的农民望着“寒露”节气准备收割晚稻，当边塞的戍卒看着“朔日”（初一）的月亮调整巡逻时间，他们或许不知道，自己正在使用的是一部凝聚了无数人心血、影响了整个时代的“超级工具”。

但历史会记住这一年。记住僧一行和他团队的脚印踏遍大半个中国的坚持，记住《大衍历》里那些精确到分钟的日月运行数据，记住一个文明对“时间”的敬畏与探索。

从《大衍历》到今天的公历，人类对时间的测量从未停止。但不变的是，每一次对“时间”的精准把握，都是人类文明向更高处攀登的一步。

感谢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728年的《大衍历》颁行，不仅是唐代科技史上的里程碑，更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它让我们看到，在那个没有计算器、望远镜的时代，人们用脚步丈量大地，用算筹推导星辰，用严谨的态度对待每一个“今天”。愿我们也能从这段历史中汲取力量——无论是面对工作还是生活，保持对细节的专注，对规律的尊重，对知识的敬畏，或许就能在自己的领域里，成为“颁行历法”的那个人。我们下期再会。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