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9月15日。四十九年前的明天,也就是1975年9月16日,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港口区,一辆载着27名基督教平民的巴士正缓缓驶向市区。车窗上蒙着晨雾,乘客们裹着厚外套,有的抱着婴儿,有的提着婚礼礼盒——他们要去参加一场马龙派家庭的婚礼。然而,当巴士行驶到巴解组织控制的港口附近时,几名武装人员突然拦停车队,要求检查乘客身份。
据幸存者后来回忆,一名武装分子指着车上一名穿西装的男子喊道:“他是马龙派民兵!”人群瞬间骚动。混乱中,枪声响起,子弹穿透车窗,击中了前排的妇女和孩子。最终,27人当场死亡,其中包括6名儿童。这场看似普通的暴力事件,像一把锋利的刀,彻底划开了黎巴嫩尘封已久的教派伤疤,将这个被称为“中东瑞士”的国家,拖入了长达15年的血腥内战。
要理解这场内战的爆发,我们必须先走进黎巴嫩的“先天基因”。这个位于地中海东岸的国家,国土面积仅1.04万平方公里,却像一颗被揉碎的“宗教万花筒”——18个主要宗教派别在这里共生:基督教马龙派、希腊东正教、亚美尼亚东正教;伊斯兰教逊尼派、什叶派、德鲁兹派……其中,马龙派(占总人口约20%)和什叶派(约30%)是两大核心群体,加上逊尼派(约25%)、德鲁兹派(约5%)等,形成了“教派即政治”的独特生态。
这种生态的形成,与黎巴嫩的殖民历史密不可分。19世纪,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黎巴嫩,基督徒与穆斯林因宗教差异长期对立。1860年,一场大规模的教派冲突爆发:马龙派与德鲁兹派在贝鲁特街头互相砍杀,死亡人数超过1万人。奥斯曼帝国为稳定局势,于1861年设立“黎凡特省”,允许基督徒参与地方治理——这是黎巴嫩“教派分权”的雏形。
1920年,法国以“托管”名义接管黎巴嫩后,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模式。法国殖民政府将黎巴嫩划分为“马龙派区”“什叶派区”“逊尼派区”,甚至直接任命各教派领袖担任地方官员。这种“分而治之”的政策,表面上是“尊重宗教差异”,实则是通过制造矛盾来巩固殖民统治——当各教派忙于内斗时,法国就能轻松控制整个国家。
1943年,黎巴嫩宣布独立,各教派签署《国家公约》,约定:总统由马龙派出任,总理由逊尼派出任,议长由什叶派出任,议会席位按教派人口比例分配。这种“权力分赃”模式在独立初期维持了表面和平,却埋下了致命隐患——当人口结构发生变化时(比如什叶派因生育率高逐渐成为第一大群体),原有的权力分配机制便成了矛盾的导火索。
1960年代末,黎巴嫩的“平静”被彻底打破。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因以色列的压迫,将黎巴嫩南部作为对抗以色列的基地。到1970年,巴解组织在黎巴嫩的武装人员已超过2万人,控制了南部多个城镇,并与黎巴嫩政府军发生多次冲突。
黎巴嫩政府试图平衡各方势力:总统苏莱曼·弗朗吉亚(马龙派)希望借助巴解组织对抗以色列;逊尼派总理拉希德·卡拉米则同情巴勒斯坦事业,主张与巴解组织合作;但马龙派担心巴解组织的壮大威胁自身权力,什叶派则因巴解组织在其聚居区(南部)的活动引发不满,德鲁兹派则趁机扩大影响力。
1975年4月13日,贝鲁特爆发了第一场大规模教派冲突:马龙派武装“长枪党”与巴解组织在市中心交火,造成数百人死亡。这场冲突被视为内战的起点,但真正的“引爆点”发生在三个月后的9月16日。
1975年9月16日清晨,贝鲁特港的雾还未散,那辆载有27名基督教平民的巴士从南部郊区出发。乘客中,有刚订婚的年轻夫妇,有带着孙子的老妇人,还有准备去教堂做礼拜的老人。他们不知道,一场灾难正在等待。
当巴士行驶到港口附近的巴解组织控制区时,武装人员突然拦停车队。据事后调查,武装分子中有人认出车上一名男子是马龙派民兵成员,随即与乘客发生争执。混乱中,枪声响起,子弹穿透车窗,击中了前排的妇女和孩子。27人当场死亡,其中包括6名儿童。

这场屠杀彻底激怒了马龙派。他们将责任归咎于巴解组织,并开始大规模报复:同一天,马龙派民兵在贝鲁特东区袭击了什叶派社区,烧毁房屋,杀害平民;什叶派则联合巴解组织反击,双方在街头展开枪战。到9月底,贝鲁特的冲突已蔓延至全市,医院人满为患,学校被迫关闭,商店纷纷关门,城市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内战的爆发,让黎巴嫩成为了大国博弈的“棋盘”。叙利亚、以色列、伊朗、美国等外部势力纷纷介入,使得冲突更加复杂。
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担心黎巴嫩的混乱会波及叙利亚(两国共享长达300公里的边界),同时也想通过干预扩大叙利亚在中东的影响力。1976年,叙利亚以“调解冲突”为名,派出军队进入黎巴嫩,控制了贝鲁特和北部地区。但叙利亚的“维和”很快演变为“占领”——叙利亚军队支持马龙派和德鲁兹派,打压什叶派和巴解组织,引发了更强烈的反抗。
以色列则将黎巴嫩视为“安全威胁”。巴解组织在黎巴嫩南部的基地多次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1978年,以色列发动“利塔尼行动”,占领了黎巴嫩南部10公里宽的“安全区”。此后,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冲突持续了数十年,直到2000年以军才完全撤离。
伊朗则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开始支持黎巴嫩的什叶派武装“真主党”。真主党以“抵抗以色列”为口号,迅速成长为黎巴嫩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之一,与叙利亚、巴解组织和马龙派武装形成长期对峙。
内战的破坏力是惊人的。据统计,1975-1990年的15年内战中,黎巴嫩约15万人死亡,20万人受伤,超过100万人流离失所。贝鲁特这座“东方巴黎”沦为一片废墟:曾经繁华的商业区“舒夫”变成了战壕,著名的“鸽子岩”被炸成断壁残垣,博物馆里的文物被洗劫一空,甚至连城市地标“贝鲁特塔”也被炮弹击中,倾斜了30度。
更严重的是社会信任的崩塌。教派之间的仇恨深入骨髓:马龙派家庭不再与什叶派通婚,逊尼派商人与德鲁兹派邻居形同陌路,孩子们从小被教育“其他教派的人不可信”。一位经历过内战的黎巴嫩老人曾说:“我们以前会在开斋节互相送甜点,现在连对视都会害怕。”
经济也彻底崩溃。战争摧毁了90%的工厂和基础设施,旅游业(占黎巴嫩GDP的20%)化为乌有,货币贬值超过1000倍。曾经的中东金融中心贝鲁特,变成了“废墟中的城市”——街道上堆满垃圾,电力供应每天只有几小时,医院因药品短缺无法救治病人。
1975年9月16日的贝鲁特港大屠杀,是黎巴嫩内战的转折点。它不仅撕开了教派和解的最后一层窗户纸,更将这个国家推向了长达15年的深渊。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黎巴嫩内战的根源,是殖民历史遗留的教派矛盾、巴解组织的介入,以及大国博弈的共同结果。它提醒我们: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结构建立在“分而治之”的基础上时,表面的和平终将脆弱;当外部势力将别国作为博弈工具时,受苦的永远是普通民众。
但黎巴嫩的故事也留下了希望。尽管内战造成了巨大创伤,但黎巴嫩人民从未放弃对和平的追求。1990年,在国际社会的斡旋下,各派签署了《塔伊夫协议》,结束了内战;2005年,“雪松革命”推翻了叙利亚的占领;2020年,贝鲁特港爆炸后,国际社会再次伸出援手……这些努力或许缓慢,但从未停止。
历史不会为任何一场内战“点赞”,但它会记住那些在战火中挣扎求生的人们,记住那些为和平奔走呼号的声音。1975年9月16日的贝鲁特,是黎巴嫩的伤疤,也是人类对和平的又一次叩问。
感谢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1975年9月16日的黎巴嫩内战爆发,是一场由教派裂痕、外部干预和历史积怨共同酿成的悲剧。它让我们看到,国家的稳定从来不是“权力的游戏”,而是各群体的包容与和解;它也提醒我们,和平的珍贵,在于它需要每一个人用心去守护。愿我们铭记这段历史,珍惜今天的和平,也为那些仍在为和解努力的人们加油。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空空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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