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9月10日。104年前的明天，1921年9月11日，在巴勒斯坦的地中海港口雅法，一群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正踩着潮湿的沙滩卸下船上的家当。他们中有抱着婴儿的母亲，有扛着农具的农民，有背着经卷的教师，还有头发花白的老人——这些人告别了俄罗斯的“隔都”（犹太隔离区）、波兰的排犹街区，甚至跨越了整个黑海，只为抵达地图上一个名为“巴勒斯坦”的地方。这一天，被犹太复国主义者称为“巴勒斯坦犹太定居点建设的正式起点”，而他们的故事，要从19世纪末的欧洲说起。

19世纪末的欧洲，对犹太人而言是“黑暗的年代”。在俄罗斯帝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于1882年颁布《五月法令》，禁止犹太人在农村居住、从事商业和教育，将他们驱赶到被称为“隔都”的贫民窟；乌克兰的反犹暴徒会在逾越节期间袭击犹太村庄，焚烧房屋、屠杀平民；波兰的贵族庄园里，犹太佃农被剥夺土地，只能靠做苦工勉强生存。即便在西欧的法国、德国，犹太人虽享有法律上的平等，却仍被主流社会视为“外来者”——银行家罗斯柴尔德家族会被骂作“贪婪的犹太佬”，科学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曾被攻击为“犹太阴谋”。

在这样的环境中，“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诞生了。1896年，奥地利记者西奥多·赫茨尔出版《犹太国》一书，书中写道：“犹太人问题不是宗教问题，而是民族问题；解决它的唯一办法，是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自己的民族家园。”赫茨尔的主张并非空想——对犹太人而言，巴勒斯坦是《圣经》中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流奶与蜜之地”，是他们的“祖源记忆”。尽管此时巴勒斯坦已被奥斯曼帝国统治了近400年（1517年起），当地90%的人口是阿拉伯人，但犹太复国主义者仍将这里视为“灵魂的归处”。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英国为争取犹太人的支持（当时全球约1100万犹太人中，半数生活在沙俄，而英国急需美国的犹太资本和舆论支持），发表了《贝尔福宣言》。这份由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签署的文件明确表示：“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家园，并将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

《贝尔福宣言》的发表，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定居提供了国际政治背书。但此时的巴勒斯坦仍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直到1918年一战结束才被英国占领）。1920年，国际联盟通过决议，将巴勒斯坦交由英国“托管”（Mandate），并明确托管当局需“协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

1921年，英国托管当局开始具体落实犹太移民政策。他们划定了加利利地区（今以色列北部）和雅法周边作为首批移民定居点，允许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如“犹太代办处”）负责招募和安置移民。同年7月，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在瑞士召开，进一步明确了“分阶段建立定居点”的计划：第一阶段（1921-1925）接收来自东欧的“贫困移民”，第二阶段（1926-1930）吸引中产阶级和专业技术人员。

1921年9月11日，首批来自俄罗斯的犹太移民抵达雅法港。这批移民约200人，大多来自乌克兰的敖德萨和白俄罗斯的明斯克——这些地区在1917年俄国革命后陷入混乱，犹太人被反犹武装“黑百人团”（Black Hundreds）大规模屠杀，被迫逃离家园。

一位名叫萨拉·科恩的女性移民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在敖德萨的家中收拾行李时，父亲把我叫到一边，说：‘孩子，我们要去一个叫巴勒斯坦的地方，那里有我们的祖先。’我问他：‘爸爸，那里有面包吗？有学校吗？’他沉默了很久，说：‘那里至少不会有屠刀。’”

这批移民乘坐的是一艘名为“SS以色列”的轮船，船上拥挤不堪，食物只有硬面包和咸鱼。航行了21天后，他们终于望见了巴勒斯坦的海岸线。当码头上挂起“欢迎来到应许之地”的横幅时，许多人哭了——但也有人皱起了眉头：眼前的巴勒斯坦与他们想象的完全不同：雅法的街道坑洼不平，到处是阿拉伯商贩的叫卖声；所谓的“定居点”只是一片荒滩，野草长得比人高，偶尔能看到几座阿拉伯村庄的土坯房。

这些移民被安置在雅法附近的“阿特利特”（Atlit）和“泽菲兰”（Zichron Ya'akov）等地。英国托管当局为他们提供了初步的土地分配：每户移民家庭可获得约10英亩（约4公顷）的土地，但需支付少量租金。然而，这些土地多为荒坡或盐碱地，缺乏灌溉设施，最初的耕种十分艰难。

泽菲兰的移民摩西·莱文回忆：“我们拿到土地后，发现地里全是石子和盐块。我们用铁镐挖了整整一个月，才清理出一小块能种小麦的地。第一年收成只有半袋麦子，连糊口都不够。”为了生存，移民们不得不向当地阿拉伯农民学习种植技术，用椰枣叶覆盖土地保墒，用羊粪作肥料。

犹太代办处的官员也为定居点提供了支持：他们在雅法建立了第一个犹太医院，派医生为移民治疗疟疾和痢疾；创办了“犹太工人学校”，教授希伯来语、农业技术和机械操作；甚至从欧洲运来拖拉机和灌溉设备，帮助移民改良土壤。

犹太定居点的建立，很快引发了当地阿拉伯居民的不满。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世代居住于此，视土地为自己的“祖产”。他们担心犹太移民的涌入会挤压生存空间，更反对《贝尔福宣言》中“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表述——在他们看来，这意味着“外来者要抢走我们的家园”。

1921年5月，雅法爆发了第一次大规模阿犹冲突。当时，一群犹太移民在雅法街头举行集会，庆祝《贝尔福宣言》发表四周年。阿拉伯民众误以为这是“宣示主权”的行为，便冲上街头，焚烧犹太商店，投掷石块。冲突中，一名犹太儿童被砖块击中身亡，愤怒的犹太移民用木棍反击，导致两名阿拉伯人死亡。英国当局出动军队镇压，逮捕了200多名阿拉伯人，并宣布戒严。

这次冲突让犹太移民意识到：在巴勒斯坦立足，不仅需要开垦土地，更需要应对复杂的民族矛盾。为避免冲突升级，犹太代办处开始与阿拉伯社区领袖谈判，承诺“定居点仅占用未开垦的荒地”；同时，他们组织移民成立“自卫队”（后发展为“哈加纳”准军事组织），在定居点周围修建围墙和瞭望塔。

1921年9月11日这个日子，之所以被犹太移民铭记，不仅因为它是首批大规模定居的开始，更因为它象征着“复国梦想”的落地。在随后的几年里，犹太移民数量逐年增加：1922年，巴勒斯坦犹太人口约8.4万；1925年增至16.7万；到1930年，已接近20万。

这些移民中，许多人带来了欧洲的技术和知识：来自立陶宛的工程师伊扎克·拉宾（后来成为以色列总理）在特拉维夫建立了第一家机械厂，生产农用拖拉机；来自华沙的医生埃利泽·卡普兰在雅法开设了儿科诊所，专门治疗儿童传染病；来自柏林的教师萨拉·阿伦森在泽菲兰创办了第一所希伯来语学校，学生们用希伯来语朗诵《诗篇》，歌声飘出窗外。

1925年，特拉维夫正式建市——这座从渔村发展而来的城市，很快成为犹太移民的新中心。街道两旁是白色的阿拉伯风格建筑，市场上飘着烤饼和香料的香气，学校里传来希伯来语的读书声，工厂的烟囱冒出淡淡的烟雾。一位美国记者在报道中写道：“特拉维夫像一颗珍珠，镶嵌在巴勒斯坦的海岸线上，它的光芒来自移民们的汗水与希望。”

但犹太定居点的扩张，也加剧了与阿拉伯人的矛盾。1929年，巴勒斯坦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史称“1929年骚乱”）。导火索是耶路撒冷的“圣殿山”（犹太教称“圣殿山”，伊斯兰教称“尊贵禁地”）归属争议：犹太移民试图在圣殿山脚下建立犹太会堂，阿拉伯居民则认为这是“对伊斯兰教的亵渎”。冲突迅速蔓延至全国，阿拉伯人袭击犹太定居点，焚烧房屋，造成133名犹太人死亡；犹太人也进行了反击，导致约116名阿拉伯人死亡。

英国托管当局试图通过“分治方案”缓解矛盾，提出将巴勒斯坦分为“犹太国”和“阿拉伯国”，但阿拉伯人拒绝接受，认为这会剥夺他们的主权。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德国推行反犹政策，大量犹太难民涌入巴勒斯坦。1935年，巴勒斯坦犹太人口增至36.7万，占当地总人口的28%。为应对难民潮，犹太复国主义者加速购买土地、建立新的定居点，甚至组建了准军事组织“哈加纳”，为未来的独立战争做准备。

站在2025年的今天回望1921年9月11日，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群犹太移民在巴勒斯坦搭起帐篷的瞬间，更是现代中东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场看似“和平的定居”，实则拉开了持续百年的巴以冲突序幕——从1921年的土地纠纷，到1947年的分治决议，再到1948年的第一次中东战争，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对“家园”的争夺从未停止。

犹太定居点的建立，是犹太复国主义从理论走向实践的关键一步。它让“应许之地”从《圣经》中的传说变为现实中的社区、城市和国家；它见证了犹太人在苦难中寻求新生的坚韧；它也提醒我们：任何“家园”的建立，都需要尊重当地居民的权利，否则“家园”终将沦为新的矛盾之源。

历史不会忘记，1921年9月11日那天，雅法港的码头上，那些带着希望与忐忑的犹太移民。他们或许没有想到，自己脚下这片荒凉的土地，会成为未来一个国家的根基；他们更不会想到，这场“定居”会引发如此漫长而复杂的纠葛。但正是这些普通人的选择与坚持，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世界。

感谢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1921年9月11日的巴勒斯坦，是犹太人“回家”的起点，也是中东百年纷争的开端。它让我们看到：历史的每一步，都由无数个具体的“今天”组成；而每个“今天”的选择，都将影响无数个“明天”的命运。愿我们铭记这段历史，珍惜每一个为“家园”与和平努力的身影。我们下期再会。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