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团长聊聊天

春节后，我累计花了大约三十天，开着我的Volvo，从上海一路杀到了腾冲，然后又返程重庆，沿着长江开了回来，累计大约六千公里。 如果我在二十五岁，我一定会有一个宏伟的、炫技的、感情丰沛的创作冲动，可惜我三十五了，按绝对年级不算多老，但心态上，多少像王小波说的，意识到了生命是个被锤烂的过程。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抗争着，去感受去记录，延缓自己终将面对的麻木。 我请赵涛做嘉宾，和我一起聊了聊我的这趟旅程，我们一边喝一边录了这期不靠谱的内容。 关于一个被一线城市、绩效社会、数字拟真和中产焦虑压缩过的人，如何在长沙、巍山、腾冲、米易、宜昌、G348这些地图上的城市里，重新确认：世界并不只有一种活法。 我们每个生活在一线城市里的人，被现代性训练成了数字化的苦行僧。 每天都在产出、比较、优化、证明自己，却越来越少感受到风、食物、街道、他人和身体本身。 然而，在绩效机器之外，仍然存在一些没有被完全格式化的生活。 那里有廉价但真实的快乐，有低速但稳定的秩序，有不需要解释就能成立的丰盛。 在播客里，我聊了所见所闻所想。一些我会铭记很久的时刻，那个在长沙坡子街莫名其妙向我冲来握手拥抱的大叔；在巍山古城校车上的学童们齐声的向我问好；米易烧烤店的气质老板娘给我们做“板前料理”…… 但我可能没在播客里讲明白的，是我想倡议一种关于体验、关于真实、关于生活的重建。 工作可以重要，但不应垄断人生意义。把全部自我价值抵押给职业的人，最后会把行业周期误认为命运审判。 真实不是屏幕上的精致生活，而是身体的直接感受。小红书替代不了旅游，只有踏上那里，感受一些随机，让体验流淌，才能真正的活着。 我们需要给生活增加多一些的维度。困在一个城市、一种职业、一套消费符号里，人会误以为世界只剩升职、裁员、买房、AI替代和同龄人比较。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看到了什么，更重要的是看见现实有复数形式。 十几块钱的臭豆腐、十二块钱的米线、九十块钱的烧烤、五百块钱的温泉酒店，快乐其实并不昂贵。代中产的病之一，是把一切未经精英话语认证的幸福都看轻。 现代人不能只活在公司、算法、KPI、社交媒体和资产负债表里。那些东西会组织我们的生活，却不能替我们完成生活。 人需要周期性地从系统中撤出，把自己还给身体、地理、风物、人群和真实的时间。 一个人只要还能出发，就还没有被系统完全收编。 我们最后可能不得不还要回到现代性和绩优主义的束缚中，但我们不能被吞噬。 在这个AI似乎要取代一切的关隘，体验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出发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趁还能走，去看一看更大的中国。 去闻油烟，去晒太阳，去吃一碗火烧火燎的米线，去和陌生人说话，去看那些还没有被现代性完全格式化的街道。 人不一定能逃离时代，但至少可以偶尔夺回自己的感官。 对我们播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小助理的微信，加我们的听友群，点播选题

终于和慧客堂的董总面基成功，聊了聊2026年的私募投资。 如果说2025年更像一段顺风顺水的高速路，很多资产一起涨，很多人也因此对“分散配置”“全天候”“低波动”形成了过高预期，那么2026年更像一段山路。 颠簸更多，起伏更大，问题不在于有没有机会，而在于我们能不能穿越震荡，到达最后的目的地。 董总强调，看市场，要先分时间和尺度。 短期里，地缘、情绪、季节性、整数关口，都会把人搞得很焦虑；中期来说，很多行业的数据开始变乱；但如果把视角再拉长一点，则会发现，真正重要的变量：产业政策的重新展开、居民财富的再配置、经济结构的切换……其实并没有消失，很多甚至才刚刚开始。 所以，普通投资者今年最容易犯的错，也很明确：把短期冲击当成长期拐点。市场一跌，就急着切回纯防守；信息一乱，就怀疑整个趋势结束了。 我们普通投资者，总是在颠簸中自乱阵脚。 过去大家一说配权益，无非就是选基金经理、买指数、做指增，想来想去也就这些。董总介绍到，如果把股票市场看成立体结构，就会发现，赚钱并不只有一种方式。不同时间尺度上的趋势，不同层级上的风险暴露，不同风格和交易结构，本来就是不同的收益来源。你以为自己在买“同一种权益”，其实底层赚的钱可能完全不是一回事。 这也就引出了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所谓多策略，到底是真的分散，还是只是看起来热闹。 过去很多FOF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问题并不在FOF这两个字，而在于它们只是拼了很多管理人，却没有拼出真正不同的风险收益来源。FOF的底层如果还是押在同一类资产、同一种风格上，最后无非是换个包装，再承受一遍同样的波动。 投资最重要的，还是弄清楚，我们在拿什么样的钱，去承受什么样的波动，这一点真正搞明白了，赚钱只是顺便的事。 对慧度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加小助手，领取更多资料。也欢迎加我们的听友群，点播你想听的内容。

和天楠聊完之后，我决定好好看看要不要在上海买一套老破小。 年初，我从上海出发，横穿半个中国出去玩了一趟，在长沙、昆明都看了一些楼盘。 我算是房产小白，零星的在上海看过一些房子，这次算是涨了一些见识，二三线省会城市超绝新楼盘，或是40平的赠送大阳台、或是4000平的大会所，实在太让人有消费冲动了。 而且据我观感和了解，这些房子的去化并不算慢，好的户型甚至需要强，这和此前传闻中冰窟式的楼市，极为不同。 带着这样的体感，我找到地产老炮天楠老师聊了聊。 在当下，一场如火如荼的楼市小阳春正在进行时，3月上海网签数量创下2021年以来新高。 其中所呈现出的结构，与我们节目中聊到的核心观点相当一致。 总价门槛下来后，上海一些老破小，对新市民和普通收入人群开始重新具备可负担性。对于很多还没有在这座城市定下来的漂泊者来说，与其交房租，不如换房贷。 这是刚需的底色，更何况还能把公积金和个税抵扣用起来。 当然在这个位置，也没有人就能笃定的说，楼市见底了。 我的朋友秦总经常念叨两篇研报：国信证券任鹤《租金收益率的陷阱》、华创证券单戈《租金收益率能否决定房价止跌》，核心结论之一是租售比不是绝对指标，租金回升才是关键。 天楠有一个核心洞见，我觉得是很值得参考的。当前的新房市场很像几年前的汽车消费市场，新产品的产品力在不断迭代，这种背景下，老产品的价格就很难守住。对消费者而言，早买早享受，但如果是在乎价格的，等等总有更好的。 带着这样的框架，去看一些老破大型的二手房，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这个节点的楼市，很难有一场总量范式的大牛市，但结构上已经逐步出现了一些均衡的迹象。 如果你也正在踟蹰要不要买房，欢迎来听听这期播客。 如果你想加入团长的播客粉丝讨论群，可以添加小助手。

我们85后95前这代人，经历了人类社会的三种范式。 我们父母这代人所生活的，是工业社会范式； 我们自己在职业生涯中所经历和适应的，是现代服务社会； 而我们将要面对的、我们的子女大概率要真正长久生活于其中的，则是AI终局社会。 它们背后对应的是三套完全不同的生产关系、道德伦理和对个体的能力要求。 很多代际冲突、职业焦虑、婚姻困惑，表面上像是个人问题，往深处看，其实都是三种社会范式在同一个家庭、同一个人身上发生了重叠和碰撞。 工业社会最核心的任务，是把大量的人组织进一个稳定、标准化、可复制的大系统里。工厂如此，医院如此，学校如此，机关如此，国企如此。它依赖的是泰勒制、科层制、明确分工和长期雇佣。一个人进入一个单位，往往就是半辈子甚至一辈子。人在这个体系里，首先不是“独特的自我”，而是一个岗位、一份职责、一种角色。 所以我们会发现，父母这一代人理解世界的方式，常常有一种非常强的“组织视角”。 但我们这一代人真正进入职场以后，面对的已经不是那个世界了。 现代服务社会的核心，不再是把人固定在一个组织里，而是把人释放到一个流动的市场里。城市化加速，服务业扩张，教育普及，消费社会兴起，传媒与互联网把信息和机会都快速拉平。人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再只是某个单位里的一个螺丝钉，而是被要求不断更新、不断选择、不断重新定价自己。 这个社会依然建立在分工之上，但它已经不是工业时代那种刚性的、终身式的分工，而是一种更加松散、更依赖市场评价的扩散式分工。人可以跳槽，可以转岗，可以换城市，可以在不同的平台、机构和行业之间移动。看上去，人的自由变多了，人生的可能性被放大了。但代价是，很多过去由组织承担的风险，如今都转嫁到了个人身上。 我们这一代人最重要的，是如何在流动中保持价值，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市场中证明自己没有掉队。 现代服务社会塑造出来的人，最核心的能力，不再只是服从和稳定，而是专业能力、沟通能力、学习能力、自我管理能力，以及在复杂分工网络中扮演好一个角色的能力。 我们这代人的疲惫感和父母那代人很不一样。 他们更多是被组织规训的疲惫。 我们更多是被流动、被比较、被不断重估的疲惫。 但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如果说我们的人生主要是在现代服务社会中展开，那么我们的下一代，很可能要真正面对一个更陌生的社会：AI终局社会。 AI终局社会，最深层的变化，是大量原本需要组织、团队、平台协同完成的能力，正在被AI和公共基础设施外包。过去必须在大组织内部靠分工协作完成的事情，未来越来越可能被一个人或一个很小的团队直接做完。 这意味着，社会的能力组织方式会发生一次真正的重组。 工业社会，是把人组织进标准流程； 现代服务社会，是把人嵌入更灵活的分工网络； 而AI终局社会，则是在把原本属于组织内部的能力重新压缩到个体和小团队身上。 在现代服务社会里，一个人最重要的，往往还是把自己负责的那个专业环节做深，在分工体系中扮演好角色。 但在AI终局社会里，真正重要的能力，不再只是某一个专业接口做得多好，而是你能不能从发现问题开始，一直到把解决方案做出来、交付出去，完成一个闭环。 也就是说，未来真正稀缺的，可能不是单点专业能力，而是定义问题、识别真实需求、整合资源、组织工具、完成交付的能力。谁能够把公共能力基础设施真正组织成结果，谁就拥有更高的定价权。 这会把社会推向一种新的形态。 过去，人的价值更多来自于他在组织中的位置； 以后，人的价值可能越来越来自于他能否作为一个节点，独立形成闭环。 很多过去稳定的东西，都会继续松动。 首先是职业。 未来很多中间层白领岗位，尤其是那些依附于旧式分工体系的接口型岗位，都会承受巨大压力。信息整理、初级分析、流程推进、标准化内容生成、常规设计、常规编程、汇报和转译，这些工作过去有价值，是因为组织需要大量的人来完成这些协作接口。AI最先侵蚀的，恰恰也是这些接口。 其次是婚姻和家庭。 过去婚姻之所以稳，不只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它同时承担了经济合作、风险共担、生活协作、生育抚养和身份确认的功能。可如果未来个体越来越有能力独立谋生、独立调用服务、独立完成许多过去必须靠家庭分担的事务，那么婚姻作为默认生存安排的必要性就会继续下降。 这并不意味着人不再需要亲密关系。恰恰相反，在一个越来越高效、越来越原子化的社会里，真正稳定、深度、能承担脆弱时刻的关系，反而会变得更加珍贵。只是它不再能像过去那样，单纯依靠制度和惯性维持。未来的婚姻，如果还要成立，更多要靠真实质量，而不是外部压力；更多要靠彼此真正提升生命质量，而不是仅仅搭伙过日子。 AI终局社会很可能会带来一种新的伦理局面： 责任会变轻，但孤独会变重； 自由会变多，但承诺会变贵； 关系会变脆，但真正可靠的关系会变得前所未有地稀缺。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这代人其实处在一个很特殊的位置。 我们不是工业社会的人，但我们是被工业社会伦理养大的。 我们也还不是AI终局社会的人，但我们已经能感受到它的风吹过来了。 我们的父母用工业时代的道德教我们做人，我们自己在现代服务社会里学习如何竞争，而我们的孩子，很可能要在一个组织边界更薄、分工被压缩、能力被重组的世界里，重新理解职业、关系与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