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9月11日。两千五百九十一年前的明天，也就是公元前564年冬十月庚午日，中原大地上演了一场牵动诸侯格局的战争：晋国牵头，联合宋、卫、曹、莒、滕、薛、杞、小邾等十余国诸侯，共同发兵攻打郑国。这场看似“常规”的春秋征伐，背后藏着小国在大国争霸中的生存密码，也折射出那个时代“弱肉强食”的残酷逻辑。 要讲清楚“诸侯伐郑”，得先把时间拨回春秋中期的天下格局。公元前6世纪中叶，周王室的权威早已名存实亡，诸侯争霸成为时代主题。其中，晋国与楚国是绝对的主角——晋国占据山西高原，控制中原北部门户；楚国雄踞长江中游，虎视江淮与中原。两国为了争夺“霸主”地位，频繁拉拢周边小国，形成了“晋楚对峙”的局面。 而郑国，恰好夹在这两个大国之间。它位于今河南中部，北接晋国，南邻楚国，东连齐国，西通秦国，是连接中原与江南的“十字路口”。这种地理位置，让郑国成了大国博弈的“棋子”：谁控制了郑国，谁就能扩大在中原的影响力；谁失去郑国，谁就会在争霸中处于劣势。 但郑国的处境，远比“棋子”更艰难。早在春秋初期，郑国曾是中原的强国——郑庄公（公元前743-前701年在位）凭借“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击败过周桓王，吞并了许国、戴国等小国，成为“小霸”。但到了春秋中期，郑国开始走下坡路：国内贵族内斗不断，国君权力削弱；国外面对晋、楚的压力，只能左右摇摆，时而依附晋国，时而投靠楚国。 公元前571年，郑成公去世，其子郑僖公继位（公元前570-前566年在位）。郑僖公年幼，朝政由大臣子驷掌控。子驷是个务实派，他认为郑国“介于两大国之间，无日不虑亡国”（《左传·襄公九年》），因此采取了“两头讨好”的策略：一方面向晋国进贡，另一方面又暗中与楚国结盟，试图在夹缝中求生存。 但这种“骑墙”策略，很快引来了麻烦。公元前565年，郑国与楚国联合攻打宋国，触怒了晋国。晋国作为中原霸主，不能容忍“小弟”背叛，于是决定教训郑国。公元前564年春，晋悼公召集诸侯会盟于邢丘（今河南温县），明确要求郑国“服晋”（服从晋国领导）。但郑国并未当真——同年夏天，郑国又与楚国签订盟约，约定“共同对抗晋国”。 这下，晋国彻底被激怒了。晋悼公决定联合诸侯，用武力迫使郑国屈服。 公元前564年冬十月，晋国大将荀偃（中军将）、士匄（中军佐）率领晋军主力，联合宋、卫、曹、莒、滕、薛、杞、小邾等国诸侯，浩浩荡荡杀向郑国。 这支联军的规模有多大？据《左传》记载，晋军出动了“革车千乘”（一千辆战车，每车配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共计七万五千余人），加上诸侯的军队，总兵力超过十万。这在春秋时期，堪称“倾国之兵”。 联军的路线很明确：从晋国都城绛（今山西翼城）出发，向东穿过太行山，进入中原，直逼郑国都城新郑（今河南新郑）。沿途的郑国城邑，如阳翟（今河南禹州）、长葛（今河南长葛），都被联军轻易攻占。郑国军民虽然奋力抵抗，但面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晋军，根本无力招架。 此时的郑简公（公元前565-前530年在位），正坐在新郑的宫殿里，听着使者带来的坏消息： “大王，晋军已到颍水北岸，离新郑只有三十里！” “宋军已占领郜邑（今山东成武），正向西南推进！” “卫军攻占了廪延（今河南延津），切断了我们向南逃窜的路！” 郑简公的手微微颤抖，额头上渗出了冷汗。他知道，以郑国的实力，根本无法对抗这么多诸侯的联军。但投降，他又实在不甘心——毕竟，郑国曾经也是“小霸”，如今却要向晋国低头，这让他的面子往哪放？ 这时，大臣子展站了出来。子展是郑国宗室，为人沉稳，深谙生存之道。他对郑简公说：“大王，现在不是讲面子的时候。晋军兵强马壮，诸侯响应，我们若硬拼，只会亡国。不如暂且投降，答应晋国的条件，等以后有机会再翻盘。” 另一个大臣子驷则反对：“不行！晋国贪得无厌，这次投降了，下次还会来找我们。不如联合楚国，共同抵抗！” 但子展摇了摇头：“楚国离我们太远，就算他们想来救，也得花上个月的时间。晋军已经到了家门口，等楚国来的时候，新郑早就被攻破了。再说，楚国也不是什么善茬，他们要是帮我们打败了晋国，又会反过来压榨我们。不如先服晋，再找机会。” 郑简公犹豫了片刻，最终采纳了子展的建议。他派大夫王子伯骈前往联军大营，向荀偃求和。 王子伯骈来到晋军大营，跪在荀偃面前，递上了郑简公的国书。国书写得很客气：“寡人愿臣服于晋国，遵守晋国的命令，定期朝见，进贡财物。请贵军退兵，饶郑国一命。” 荀偃接过国书，扫了一眼，冷笑一声：“郑国之前背叛晋国，与楚国结盟，如今知道害怕了？晚了！” 旁边的士匄提醒道：“将军，我们的目的是让郑国服晋，不是要灭了他们。如果杀了使者，反而会让郑国死心塌地跟着楚国。不如接受他们的求和，逼他们立下誓言，再退兵。” 荀偃想了想，点了点头。他对王子伯骈说：“回去告诉你们大王，想要讲和，可以！但必须答应三个条件：第一，郑国必须废除与楚国的盟约；第二，郑国国君必须亲自到晋国朝见；第三，郑国要割让东部边境的三座城邑给晋国，作为‘赎罪’的代价。” 王子伯骈连忙答应：“一定转告大王！” 但郑简公听了使者的回报，却犹豫了。割让三座城邑，这对郑国来说是巨大的损失；亲自朝见晋悼公，更是丢了国君的面子。他再次召集大臣商量，子驷劝道：“大王，城邑丢了可以再夺回来，面子丢了可以再找回来。但要是亡国了，就什么都没了。先答应晋国的条件，保住国家再说。” 郑简公咬了咬牙，最终同意了晋国的要求。公元前564年冬十月庚午日，郑简公派大夫子产（没错，就是后来那位著名的政治家）前往晋军大营，与荀偃签订了和约。 和约签订后，晋军并没有立刻退兵。他们留在郑国境内，监督郑国履行承诺：拆毁与楚国盟誓的祭坛，处死了几位主张亲楚的大臣，然后将三座城邑的地图和钥匙交给了晋军。 做完这一切，荀偃才下令联军撤退。诸侯军队带着战利品和俘虏，浩浩荡荡地返回各自的都城。 但这场战争，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郑国虽然暂时屈服于晋国，但内心深处依然怨恨。公元前563年，郑国趁晋国忙着应付秦国的机会，再次与楚国结盟。晋国得知后，又联合诸侯伐郑，这一次，郑国被迫割让了更多的土地。 公元前562年，晋国为了彻底控制郑国，修筑了“虎牢关”（今河南荥阳），派重兵驻守。虎牢关是郑国通往洛阳的必经之路，晋军占据这里，就等于卡住了郑国的“咽喉”。郑国从此彻底失去了独立，沦为了晋国的“附属国”。 诸侯伐郑的事件，虽然只是春秋时期无数次战争中的一次，但它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小国与大国博弈的时代，小国的命运从来都不掌握在自己手中。郑国地理位置优越，本可以成为“四战之地”的枢纽，但却因为国力弱小，不得不在大国之间摇摆，最终沦为霸权主义的牺牲品。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诸侯伐郑也反映了春秋时期“霸权逻辑”的运行规律：霸主（如晋国）通过武力征服小国，迫使小国承认其领导地位；小国为了生存，不得不依附霸主，甚至牺牲自己的利益；而其他大国（如楚国）则通过拉拢小国，对抗霸主，形成新的平衡。这种“霸权-依附-对抗”的循环，贯穿了整个春秋时期，直到战国时期“七雄并立”的格局形成。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诸侯伐郑的故事，或许会让我们感到唏嘘。郑国的遭遇，像极了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面对强大的对手，不得不委曲求全，甚至牺牲自己的尊严和利益，只为求得一线生机。但历史也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从来都不是靠依附别人，而是靠自身的实力和智慧。郑国之所以能在夹缝中生存几百年，靠的就是它的地理位置和人民的韧性；而它最终走向衰落，也是因为它没有抓住机会，实现真正的独立。 公元前564年的冬天，新郑的街道上，还残留着战争的痕迹。郑简公站在宫殿的城楼上，望着远去的联军，心中百感交集。他知道，这场战争虽然结束了，但郑国的困境才刚刚开始。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不会为任何一个人停留。诸侯伐郑的故事，早已淹没在时间长河中，但它留下的启示，却永远不会过时：在大国博弈的年代，小国的生存从来都不容易；而真正的强大，从来都不是靠别人的施舍，而是靠自己的努力。 感谢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公元前564年的诸侯伐郑，是一场关于生存与选择的历史课。它让我们看到，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春秋时代，每个国家都在为自己的命运而挣扎，每个选择都可能改变历史的走向。愿我们铭记这段历史，珍惜今天的和平，也愿我们从中学到：无论身处何种环境，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9月10日。104年前的明天，1921年9月11日，在巴勒斯坦的地中海港口雅法，一群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正踩着潮湿的沙滩卸下船上的家当。他们中有抱着婴儿的母亲，有扛着农具的农民，有背着经卷的教师，还有头发花白的老人——这些人告别了俄罗斯的“隔都”（犹太隔离区）、波兰的排犹街区，甚至跨越了整个黑海，只为抵达地图上一个名为“巴勒斯坦”的地方。这一天，被犹太复国主义者称为“巴勒斯坦犹太定居点建设的正式起点”，而他们的故事，要从19世纪末的欧洲说起。 19世纪末的欧洲，对犹太人而言是“黑暗的年代”。在俄罗斯帝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于1882年颁布《五月法令》，禁止犹太人在农村居住、从事商业和教育，将他们驱赶到被称为“隔都”的贫民窟；乌克兰的反犹暴徒会在逾越节期间袭击犹太村庄，焚烧房屋、屠杀平民；波兰的贵族庄园里，犹太佃农被剥夺土地，只能靠做苦工勉强生存。即便在西欧的法国、德国，犹太人虽享有法律上的平等，却仍被主流社会视为“外来者”——银行家罗斯柴尔德家族会被骂作“贪婪的犹太佬”，科学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曾被攻击为“犹太阴谋”。 在这样的环境中，“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诞生了。1896年，奥地利记者西奥多·赫茨尔出版《犹太国》一书，书中写道：“犹太人问题不是宗教问题，而是民族问题；解决它的唯一办法，是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自己的民族家园。”赫茨尔的主张并非空想——对犹太人而言，巴勒斯坦是《圣经》中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流奶与蜜之地”，是他们的“祖源记忆”。尽管此时巴勒斯坦已被奥斯曼帝国统治了近400年（1517年起），当地90%的人口是阿拉伯人，但犹太复国主义者仍将这里视为“灵魂的归处”。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英国为争取犹太人的支持（当时全球约1100万犹太人中，半数生活在沙俄，而英国急需美国的犹太资本和舆论支持），发表了《贝尔福宣言》。这份由英国外交大臣亚瑟·贝尔福签署的文件明确表示：“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家园，并将尽最大努力促其实现。” 《贝尔福宣言》的发表，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定居提供了国际政治背书。但此时的巴勒斯坦仍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直到1918年一战结束才被英国占领）。1920年，国际联盟通过决议，将巴勒斯坦交由英国“托管”（Mandate），并明确托管当局需“协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 1921年，英国托管当局开始具体落实犹太移民政策。他们划定了加利利地区（今以色列北部）和雅法周边作为首批移民定居点，允许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如“犹太代办处”）负责招募和安置移民。同年7月，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在瑞士召开，进一步明确了“分阶段建立定居点”的计划：第一阶段（1921-1925）接收来自东欧的“贫困移民”，第二阶段（1926-1930）吸引中产阶级和专业技术人员。 1921年9月11日，首批来自俄罗斯的犹太移民抵达雅法港。这批移民约200人，大多来自乌克兰的敖德萨和白俄罗斯的明斯克——这些地区在1917年俄国革命后陷入混乱，犹太人被反犹武装“黑百人团”（Black Hundreds）大规模屠杀，被迫逃离家园。 一位名叫萨拉·科恩的女性移民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在敖德萨的家中收拾行李时，父亲把我叫到一边，说：‘孩子，我们要去一个叫巴勒斯坦的地方，那里有我们的祖先。’我问他：‘爸爸，那里有面包吗？有学校吗？’他沉默了很久，说：‘那里至少不会有屠刀。’” 这批移民乘坐的是一艘名为“SS以色列”的轮船，船上拥挤不堪，食物只有硬面包和咸鱼。航行了21天后，他们终于望见了巴勒斯坦的海岸线。当码头上挂起“欢迎来到应许之地”的横幅时，许多人哭了——但也有人皱起了眉头：眼前的巴勒斯坦与他们想象的完全不同：雅法的街道坑洼不平，到处是阿拉伯商贩的叫卖声；所谓的“定居点”只是一片荒滩，野草长得比人高，偶尔能看到几座阿拉伯村庄的土坯房。 这些移民被安置在雅法附近的“阿特利特”（Atlit）和“泽菲兰”（Zichron Ya'akov）等地。英国托管当局为他们提供了初步的土地分配：每户移民家庭可获得约10英亩（约4公顷）的土地，但需支付少量租金。然而，这些土地多为荒坡或盐碱地，缺乏灌溉设施，最初的耕种十分艰难。 泽菲兰的移民摩西·莱文回忆：“我们拿到土地后，发现地里全是石子和盐块。我们用铁镐挖了整整一个月，才清理出一小块能种小麦的地。第一年收成只有半袋麦子，连糊口都不够。”为了生存，移民们不得不向当地阿拉伯农民学习种植技术，用椰枣叶覆盖土地保墒，用羊粪作肥料。 犹太代办处的官员也为定居点提供了支持：他们在雅法建立了第一个犹太医院，派医生为移民治疗疟疾和痢疾；创办了“犹太工人学校”，教授希伯来语、农业技术和机械操作；甚至从欧洲运来拖拉机和灌溉设备，帮助移民改良土壤。 犹太定居点的建立，很快引发了当地阿拉伯居民的不满。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世代居住于此，视土地为自己的“祖产”。他们担心犹太移民的涌入会挤压生存空间，更反对《贝尔福宣言》中“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表述——在他们看来，这意味着“外来者要抢走我们的家园”。 1921年5月，雅法爆发了第一次大规模阿犹冲突。当时，一群犹太移民在雅法街头举行集会，庆祝《贝尔福宣言》发表四周年。阿拉伯民众误以为这是“宣示主权”的行为，便冲上街头，焚烧犹太商店，投掷石块。冲突中，一名犹太儿童被砖块击中身亡，愤怒的犹太移民用木棍反击，导致两名阿拉伯人死亡。英国当局出动军队镇压，逮捕了200多名阿拉伯人，并宣布戒严。 这次冲突让犹太移民意识到：在巴勒斯坦立足，不仅需要开垦土地，更需要应对复杂的民族矛盾。为避免冲突升级，犹太代办处开始与阿拉伯社区领袖谈判，承诺“定居点仅占用未开垦的荒地”；同时，他们组织移民成立“自卫队”（后发展为“哈加纳”准军事组织），在定居点周围修建围墙和瞭望塔。 1921年9月11日这个日子，之所以被犹太移民铭记，不仅因为它是首批大规模定居的开始，更因为它象征着“复国梦想”的落地。在随后的几年里，犹太移民数量逐年增加：1922年，巴勒斯坦犹太人口约8.4万；1925年增至16.7万；到1930年，已接近20万。 这些移民中，许多人带来了欧洲的技术和知识：来自立陶宛的工程师伊扎克·拉宾（后来成为以色列总理）在特拉维夫建立了第一家机械厂，生产农用拖拉机；来自华沙的医生埃利泽·卡普兰在雅法开设了儿科诊所，专门治疗儿童传染病；来自柏林的教师萨拉·阿伦森在泽菲兰创办了第一所希伯来语学校，学生们用希伯来语朗诵《诗篇》，歌声飘出窗外。 1925年，特拉维夫正式建市——这座从渔村发展而来的城市，很快成为犹太移民的新中心。街道两旁是白色的阿拉伯风格建筑，市场上飘着烤饼和香料的香气，学校里传来希伯来语的读书声，工厂的烟囱冒出淡淡的烟雾。一位美国记者在报道中写道：“特拉维夫像一颗珍珠，镶嵌在巴勒斯坦的海岸线上，它的光芒来自移民们的汗水与希望。” 但犹太定居点的扩张，也加剧了与阿拉伯人的矛盾。1929年，巴勒斯坦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史称“1929年骚乱”）。导火索是耶路撒冷的“圣殿山”（犹太教称“圣殿山”，伊斯兰教称“尊贵禁地”）归属争议：犹太移民试图在圣殿山脚下建立犹太会堂，阿拉伯居民则认为这是“对伊斯兰教的亵渎”。冲突迅速蔓延至全国，阿拉伯人袭击犹太定居点，焚烧房屋，造成133名犹太人死亡；犹太人也进行了反击，导致约116名阿拉伯人死亡。 英国托管当局试图通过“分治方案”缓解矛盾，提出将巴勒斯坦分为“犹太国”和“阿拉伯国”，但阿拉伯人拒绝接受，认为这会剥夺他们的主权。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德国推行反犹政策，大量犹太难民涌入巴勒斯坦。1935年，巴勒斯坦犹太人口增至36.7万，占当地总人口的28%。为应对难民潮，犹太复国主义者加速购买土地、建立新的定居点，甚至组建了准军事组织“哈加纳”，为未来的独立战争做准备。 站在2025年的今天回望1921年9月11日，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群犹太移民在巴勒斯坦搭起帐篷的瞬间，更是现代中东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场看似“和平的定居”，实则拉开了持续百年的巴以冲突序幕——从1921年的土地纠纷，到1947年的分治决议，再到1948年的第一次中东战争，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对“家园”的争夺从未停止。 犹太定居点的建立，是犹太复国主义从理论走向实践的关键一步。它让“应许之地”从《圣经》中的传说变为现实中的社区、城市和国家；它见证了犹太人在苦难中寻求新生的坚韧；它也提醒我们：任何“家园”的建立，都需要尊重当地居民的权利，否则“家园”终将沦为新的矛盾之源。 历史不会忘记，1921年9月11日那天，雅法港的码头上，那些带着希望与忐忑的犹太移民。他们或许没有想到，自己脚下这片荒凉的土地，会成为未来一个国家的根基；他们更不会想到，这场“定居”会引发如此漫长而复杂的纠葛。但正是这些普通人的选择与坚持，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世界。 感谢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1921年9月11日的巴勒斯坦，是犹太人“回家”的起点，也是中东百年纷争的开端。它让我们看到：历史的每一步，都由无数个具体的“今天”组成；而每个“今天”的选择，都将影响无数个“明天”的命运。愿我们铭记这段历史，珍惜每一个为“家园”与和平努力的身影。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9月9日。65年前的明天，1960年9月10日，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巴比伦酒店里，一场看似普通的会议正在悄然改变世界。伊拉克石油部长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伊朗石油部长穆罕默德·摩萨台、科威特石油部长阿卜杜拉·萨利赫·萨巴赫、委内瑞拉石油部长胡安·巴勃罗·佩雷斯·阿方索，以及沙特阿拉伯石油部长阿卜杜拉·塔里基，这五位来自中东和拉美的石油官员围坐在圆桌前，签署了《石油输出国组织成立宣言》。从此，“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一场关于石油主权的全球博弈就此拉开帷幕。 要理解这场会议的意义，我们需要把时间拨回20世纪中叶的全球石油市场。那时的世界，正经历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复苏浪潮。工厂轰鸣、汽车普及、工业扩张，全球对石油的需求呈爆炸式增长。数据显示，1950年全球石油消费量约为5亿吨，到1960年已增至10亿吨，十年间翻了一番。 但谁能控制这些“黑色黄金”？答案是西方跨国石油公司——它们被称为“七姐妹”（埃克森、美孚、海湾、德士古、雪佛龙、英国石油、英荷壳牌）。这些公司通过与产油国签订“租让协议”，以极低的价格获取石油开采权，再将提炼后的石油以高价销往全球。“七姐妹”垄断了从勘探、开采到运输、销售的全链条，产油国从中获得的收益少得可怜。 以中东为例，当时大多数产油国与“七姐妹”签订的协议规定：石油开采权归公司所有，产油国仅能按产量收取每吨1-2美元的“矿区使用费”；炼油、运输、销售的利润全部归公司所有。更苛刻的是，这些协议还规定产油国不得自行定价，甚至不能限制石油产量——公司想采多少就采多少，想卖到哪里就卖到哪里。 委内瑞拉是当时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但1950年代其石油收入的75%被“七姐妹”拿走，国家财政收入的60%依赖石油，却只能拿到其中的一小部分。伊朗的情况更糟：1951年，伊朗政府试图收回石油主权，将英伊石油公司（后属“七姐妹”）国有化，结果遭到英国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最终被迫妥协。伊朗前首相摩萨台曾无奈地说：“我们的石油就像放在别人仓库里的货物，我们连打开仓库门的钥匙都没有。” 中东产油国的困境，同样困扰着拉美的委内瑞拉。1950年代，委内瑞拉石油产量占全球的40%，但每出口一桶石油，国家只能赚到10美分，而“七姐妹”每桶能赚3美元。一位委内瑞拉石油工程师回忆：“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采油，却要穿西装、说英语，向纽约和伦敦的老板汇报产量。我们的孩子在学校学的是美国历史，而不是委内瑞拉的石油故事。” 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在1950年代末达到了临界点。一方面，全球石油需求持续增长，产油国的石油储量被快速消耗；另一方面，“七姐妹”为了争夺市场份额，不断压低油价——1950年，国际油价约为每桶1.8美元；到1960年，已跌至每桶1.5美元。对产油国来说，这相当于“捧着金饭碗要饭”：石油越卖越多，收入却越来越少。 1959年4月，英国石油公司（BP）宣布将中东石油价格再降低10%，理由是“市场供过于求”。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产油国。委内瑞拉总统罗慕洛·贝坦科尔特在电视讲话中质问：“当我们的石油支撑着全球经济时，我们自己的国家却在为面包发愁，这公平吗？”伊朗国王巴列维也公开表示：“我们需要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能再让外国公司决定我们的财富。”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佩雷斯·阿方索成为了OPEC成立的“关键推手”。他敏锐地意识到，单个产油国无法与“七姐妹”抗衡，必须联合行动。1959年，他在开罗举行的阿拉伯石油会议上提出：“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常设机构，协调各国的石油政策，共同争取合理的油价和权益。”这一提议得到了中东和拉美产油国的积极响应。 1960年7月，佩雷斯·阿方索致信伊拉克、伊朗、科威特、沙特阿拉伯的石油部长，建议在巴格达召开会议，讨论成立石油输出国组织。他在信中写道：“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各自为战地与跨国公司谈判。只有团结起来，我们才能让世界听到产油国的声音。” 1960年9月10日，巴格达的巴比伦酒店灯火通明。五位石油部长陆续抵达会场。卡塞姆（伊拉克）穿着传统的阿拉伯长袍，摩萨台（伊朗）戴着标志性的圆框眼镜，萨巴赫（科威特）总是带着温和的微笑，佩雷斯·阿方索（委内瑞拉）西装笔挺，塔里基（沙特）则显得沉稳而坚定。 会议一开始，佩雷斯·阿方索就直奔主题：“先生们，我们今天的目标只有一个——成立一个属于产油国的组织，让我们能够共同决定石油的价格、产量和销售方式。我们不能再让‘七姐妹’告诉我们‘你们的石油值多少钱’。” 塔里基补充道：“沙特的石油储量和产量都在增长，但如果价格被压低，我们的子孙后代将失去发展的机会。我们需要为未来保留价值。” 经过两天的讨论，五国达成共识：成立“石油输出国组织”（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简称OPEC），总部暂设瑞士日内瓦（1965年后迁至奥地利维也纳）；组织的宗旨是“协调和统一成员国的石油政策，维护共同利益”；成员国承诺在石油产量、价格、销售等方面进行协商，避免恶性竞争。 9月14日（会议结束后的第四天），五国在巴格达正式签署了《石油输出国组织宪章》，宣告OPEC成立。宪章中明确规定：“成员国应共同努力，确保国际石油市场的稳定，消除有害的价格波动，并保障产油国的合理收入。” OPEC的成立，在当时的国际社会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七姐妹”对此嗤之以鼻，认为这只是一群“资源国”的临时抱团。《纽约时报》评论：“这些产油国连自己的石油田都管理不好，怎么可能与国际石油巨头竞争？”但产油国用行动证明了团结的力量。 成立后的第二年（1961年），OPEC就出台了第一项重要决议：统一成员国的石油税率，将“矿区使用费”从每吨1-2美元提高至每吨5美元，并规定石油公司需将部分利润返还给产油国作为“所得税”。这一举措使产油国的石油收入提高了约30%。 1962年，OPEC进一步提出“参与定价权”的要求：石油公司必须与产油国共同协商原油价格，不能再单方面决定。尽管“七姐妹”最初拒绝，但在产油国联合减产的威胁下，它们最终妥协——1965年，壳牌石油公司宣布接受OPEC的建议，将中东原油价格提高15%。 更重要的是，OPEC的成立为发展中国家争取经济主权提供了范例。1960年代，非洲、亚洲的其他产油国（如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印度尼西亚）纷纷加入OPEC。到1970年代，OPEC成员国已增至13个，覆盖了全球80%的石油储量。 站在2025年的今天回望1960年9月10日，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国际组织的诞生，更是全球权力结构的一次重要调整。OPEC的成立，标志着第三世界国家从“资源的被动提供者”转变为“利益的主动争取者”。它用事实证明：即使是资源型国家，只要团结起来，也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OPEC的故事也提醒我们：石油不仅是一种商品，更是国家主权和发展权的重要载体。从1960年的巴格达会议到1973年的石油危机，从20世纪的能源博弈到21世纪的绿色转型，OPEC始终在全球能源格局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它的存在，让产油国能够更公平地分享石油财富，也让全球能源市场多了一份“制衡”的力量。 历史不会忘记，1960年9月10日那天，巴格达的圆桌旁，五位石油部长签署的不仅是一份协议，更是一份关于“团结”与“主权”的宣言。它告诉后来的国家：无论大小强弱，维护自身利益的根本，在于团结一心、主动发声。 感谢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1960年9月10日的巴格达会议，是产油国觉醒的起点，更是全球经济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它让我们看到：当被压迫者团结起来，当弱者的声音汇聚成洪流，世界终将为之改变。愿我们铭记这段历史，珍惜每一个为国家主权和发展奋斗的身影。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9月8日。60年前的明天，1965年9月9日，拉萨布达拉宫广场上飘扬着鲜艳的五星红旗，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这一天，雪域高原上的百万农奴翻身做主人，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新西藏，在民族区域自治的旗帜下扬帆起航。 要理解这场改变西藏命运的事件，我们需要从1951年说起。那一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在北京签订，西藏和平解放。协议中明确规定：“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同时承诺“逐步实行民主改革”。 但和平解放只是第一步。当时的西藏仍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占人口不足5%的官家（地方政府官员）、贵族（三大领主）和寺院上层僧侣（宗教领主），占有全部土地、牧场和几乎所有生产资料；占人口90%以上的农奴（差巴、堆穷）和奴隶（朗生），没有人身自由，被迫为领主无偿劳动——农奴要为领主种地、放牧、修房、服兵役，甚至被当作“会说话的工具”买卖、抵押；奴隶则连基本的人身权都没有，随时可能被领主杀害或转让。 这种制度下，西藏的社会发展几乎停滞。据统计，1951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仅1.29亿元，人均年收入不足100元；文盲率高达95%以上，农奴中能认字的不到1%；医疗条件极差，天花、鼠疫等传染病肆虐，人口长期负增长。正如一位老农奴回忆：“我从小到大，没穿过一双鞋，没吃过一顿饱饭，连名字都没有，主人叫我‘阿狗’。” 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为维护农奴制，发动全面武装叛乱。他们杀害爱国僧俗，包围中共西藏工委和解放军部队，甚至调集藏军进攻解放军驻拉萨部队。面对这一情况，中央政府在平息叛乱的同时，顺应西藏人民的意愿，决定“彻底解放西藏人民”，推动民主改革。 民主改革的浪潮迅速席卷西藏。1959年7月起，西藏各地先后废除农奴主的土地所有制，没收叛乱领主的土地分给农奴；废除旧西藏的《十三法典》《十六法典》等残酷法典（其中规定“人有三等九级”，不同等级的人“命价”悬殊——贵族命价等同于与尸体等重的黄金，而农奴命价仅为一根草绳），实行“谁种谁收”“减租减息”政策；建立人民政权，组织农会、妇联等群众组织。到1961年，西藏基本完成民主改革，百万农奴获得了人身自由和生产资料，第一次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民主改革的完成，为西藏自治区的成立奠定了坚实基础。1965年7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向国务院提出成立自治区的申请。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成立西藏自治区。9月1日至9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拉萨召开，来自西藏各地的301名代表（其中藏族代表占80%以上，包括农奴、奴隶出身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召开当天，拉萨街头处处是欢庆的标语：“百万农奴翻身做主人！”“中国共产党万岁！”代表们身着藏装，手持哈达，脸上洋溢着从未有过的笑容。会议通过了《西藏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条例》，选举产生了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阿沛·阿旺晋美（藏族，原西藏地方政府首席代表）当选为自治区主席。 这一天，布达拉宫前的广场上，解放军战士和农奴代表共同升起五星红旗；大昭寺前，老人们抚摸着分到的土地契约，泪水打湿了衣襟；孩子们举着“毛主席万岁”的标语奔跑，笑声回荡在雪山之间。一位当年的农奴代表后来回忆：“我坐在会场里，听着代表们讨论如何发展西藏，眼泪止不住地流——我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能参与决定家乡的未来。” 西藏自治区的成立，是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生动实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西藏自治区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自主管理本地方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在国家统一领导下，保障藏族人民的合法权益，同时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这一制度设计，充分尊重了西藏的历史传统和民族特点。例如： •​​政治上​​，自治区的领导干部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占绝大多数。截至1965年底，自治区党委、政府领导班子中，藏族干部占比超过70%，确保了政策的连续性和民族特色。 •​​文化上​​，藏语作为自治区通用语言之一，与汉语并行使用；布达拉宫、大昭寺、萨迦寺等文物古迹被列为国家重点保护单位；《格sa尔王传》（世界最长的史诗）、藏戏、唐卡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系统性挖掘和保护。 •​​教育上​​，西藏先后建立了拉萨中学、西藏师范学院（现西藏大学前身）等学校，推行藏汉双语教学，让农奴子女有机会接受教育。到1965年，西藏小学在校生已达10.3万人，比1951年增长近20倍。 •​​经济上​​，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发展西藏的交通、能源、农业。1954年川藏公路、青藏公路通车，结束了西藏没有现代公路的历史；1965年，拉萨至成都的航线开通，“空中走廊”让西藏与内地的联系更加紧密。 西藏自治区的成立，彻底终结了封建农奴制对西藏人民的压迫。据统计，1965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仅为3.27亿元，到2024年已增长至2163.64亿元，增长近660倍；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65年的不足200元，增长到2024年的58165元，增长近300倍；文盲率从1965年的95%以上，下降到2024年的0.52%，实现了从“文盲之域”到“教育强区”的跨越。 曾经“只能用石头计数”的农奴，如今成为医生、教师、工程师、企业家：拉萨市人民医院的次仁医生，是农奴后代，如今已从医30年，救治过无数患者；山南市的卓玛老师，曾是农奴家的孩子，现在在乡村小学任教，培养了几代藏族学生；那曲市的次旺老板，经营着一家藏式工艺品公司，产品远销国内外，带动了上百名农牧民就业。 曾经“连路都不认识”的奴隶，如今走出雪山，走进大学校园：西藏大学的格桑同学，父亲是当年的农奴，母亲是奴隶，她通过国家“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考入内地高校，毕业后回到西藏从事科研工作；日喀则市的尼玛同学，受益于“三包”（包吃、包住、包学习费用）政策，从小学读到博士，成为计算机领域的专家。 西藏自治区的成立，也对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具有重大意义。西藏地处“世界屋脊”，是我国西南边疆的重要屏障，战略地位突出。自治区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对西藏的投入： •​​基础设施建设​​：青藏铁路（2006年通车）、川藏铁路（在建）、拉萨贡嘎国际机场扩建等工程，让“天堑变通途”； •​​民生改善​​：实施“安居工程”，让260多万农牧民住上安全适用的新房；推行“医保全覆盖”，农牧民看病报销比例达90%以上； •​​生态保护​​：西藏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自治区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等工程，森林覆盖率从1965年的9.9%提高到2024年的24.02%，成为国家生态示范区。 藏族同胞也以实际行动维护国家统一。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西藏军民并肩作战，捍卫了国家领土主权；2008年拉萨“3·14”事件中，广大藏族群众主动配合政府平息暴力，展现了高度的国家意识和法治观念；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西藏青年主动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走出高原参与国家建设——他们在内地高校求学、在沿海企业工作、在科研院所攻关，用实际行动诠释“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刻内涵。 站在2025年的今天回望1965年9月9日，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政权的成立，更是一个古老民族的重生。西藏自治区的成立，让百万农奴摆脱了千年压迫，让雪域高原焕发出新的生机；它证明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科学性和生命力，为我国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提供了宝贵经验；它更向世界宣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关系，是不可动摇的历史潮流。 历史不会忘记，1965年9月9日那天，布达拉宫前的欢呼声穿透云层；历史更不会忘记，那些曾经在农奴制下挣扎的人们，如何在新时代的阳光下挺直腰杆。西藏自治区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座丰碑，更是人类追求自由、平等、正义的生动注脚。 感谢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1965年9月9日的拉萨，那场改变百万农奴命运的会议，不仅开启了西藏的新纪元，更印证了一个真理：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民族才能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愿我们铭记历史的馈赠，珍惜当下的团结，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继续前行。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9月7日。1293年前的明天，712年9月8日，长安城的晨雾还未完全散去，太极宫内的青铜香炉正飘着沉水香。唐睿宗李旦端坐在龙椅上，目光沉静地将一方刻着“皇帝之宝”的玉玺缓缓递到太子李隆基手中。这一递，不仅是皇权的交接，更拉开了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开元盛世”序幕。三天后的八月庚子日，李隆基在太极殿接受百官朝贺，正式即位，尊其父李旦为太上皇。这位后来被尊为“唐玄宗”的年轻帝王，此时不过28岁，却即将改写大唐的命运。 要讲清楚这场看似寻常的“传位”，得先把时间拨回7世纪的最后十年。那时的唐朝，刚从“武周革命”的震荡中缓过神来。690年，武则天称帝，改国号为“周”，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在位期间确实做了不少实事：开创殿试制度，让寒门子弟有机会通过读书入仕；整顿吏治，严惩贪腐官员；支持佛教发展，修建了龙门石窟等宏伟工程。但这些成就的背后，是朝堂的血雨腥风——李唐宗室被大量清洗，武氏家族权倾朝野，连太子李显（武则天第三子）都被废为庐陵王，流放房州，过着“蓬头垢面，伐木为生”的日子。 705年，82岁的武则天终于病重。宰相张柬之联合桓彦范、敬晖等大臣，发动“神龙政变”，率羽林军攻入宫中，逼迫武则天退位，迎李显复位，史称“唐中宗”。但这场政变的果实很快被韦皇后（李显的皇后）窃取。韦后野心勃勃，她联合女儿安乐公主（李显与韦后的小女儿），毒杀了李显，立4岁的李重茂为帝（史称“唐殇帝”），自己则以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 此时的唐朝，再次陷入“女主干政”的恶性循环。韦后与安乐公主的权势熏天：她们提拔自己的亲信（如宰相宗楚客、纪处讷），打压异己（包括李唐宗室和正直朝臣）；安乐公主甚至要求“皇太女”的称号，试图效仿武则天称帝。朝堂上下人人自危，连太平公主（武则天之女、李隆基的姑姑）都不得不收敛锋芒，暂时隐忍。 就在这危急时刻，一位年轻的宗室成员站了出来——他就是相王李旦的第三子、时年25岁的李隆基。李旦是武则天的第四子，李显的弟弟，早年因性格懦弱被武则天废为庶人，后虽被封为相王，却长期远离权力中心。但李隆基从小聪慧过人，精通骑射，更擅长权谋。他暗中联络了一批不满韦后专权的朝臣，包括太平公主、刘幽求、钟绍京等人，悄悄策划着一场“清君侧”的政变。 710年6月的一个深夜，李隆基联合太平公主，率领羽林军将领葛福顺、陈玄礼等人，从玄武门杀入宫中。他们的目标很明确：斩杀韦后、安乐公主及其党羽。当时的韦后正在太极殿中与安乐公主饮酒作乐，听到外面喊杀声四起，吓得躲在屏风后面。最终，韦后和安乐公主都被乱刀砍死，她们的党羽（如宗楚客、纪处讷）也纷纷被诛。 这场政变，史称“唐隆政变”。政变成功后，李隆基拥立父亲李旦为帝（即唐睿宗），自己则被立为太子。但这场胜利并不稳固——李旦虽为皇帝，却是个“甩手掌柜”：他深知自己在政治上的弱势（既无军权，也无心机），索性将朝政交给太子李隆基和太平公主共同处理。李隆基年轻气盛，急于施展抱负；太平公主则凭借自己是武则天之女的身份，以及多年积累的政治资源（她曾参与“神龙政变”，在朝中势力深厚），成为朝堂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两人表面合作，实则暗中较劲：李隆基想独揽大权，太平公主则想通过控制皇帝（李旦）来维持自己的地位。 这种微妙的平衡，在712年走到了尽头。这一年，李旦已经57岁，身体日渐衰弱（据《旧唐书》记载，他“多疾”）；而李隆基28岁，正值壮年，羽翼渐丰。更关键的是，李隆基背后的支持势力（如兵部尚书郭元振、宦官高力士）逐渐占据上风，太平公主的权力受到压缩。 据《资治通鉴》记载，712年七月，李旦召集群臣，提出“传位太子”的想法。他在诏书中写道：“朕以菲薄，嗣守丕业，十有二载，敬恭寅畏，未尝怠遑。而灾眚荐臻，日临亿兆，非朕之咎，其惟上苍。思欲去位传储，以答天谴。”表面上是“敬畏天命”，实则是被李隆基和朝臣们逼到了墙角——如果不传位，李隆基可能联合禁军将领发动政变，李旦的性命都难保。 七月壬辰日（9月8日），李旦正式颁布《传位诏》，将皇位传给太子李隆基，自己退为太上皇，仍居太极宫，称“叡宗”，群臣朝贺如故。三天后（八月庚子），李隆基在太极殿即位，改元“先天”，大赦天下。 这场权力交接的背后，是大唐王朝从“女性干政”到“男性主导”的转折。李隆基即位后，立刻开始清理太平公主的势力：他罢免了太平公主的党羽（如宰相窦怀贞、萧至忠），收回了她掌控的禁军兵权（包括左右羽林军），甚至逼得太平公主不得不逃到终南山避祸。713年，李隆基彻底击败太平公主，赐死其党羽，结束了自武则天以来持续数十年的“外戚-宗室”权力斗争。 更重要的是，李隆基开启了唐朝的“开元盛世”。他重用姚崇、宋璟等贤臣，推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革： ​​在经济上​​，他继续推行“均田制”，让农民重新获得土地；减轻赋税，将租庸调制中的“庸”（用绢帛代替徭役）推广到全国，减少农民负担；兴修水利，修建了郑国渠、白渠等大型水利工程，促进农业生产。 ​​在政治上​​，他整顿吏治，严惩贪腐。据《旧唐书》记载，他曾下令“凡官吏受赇（受贿），一匹以上皆死”，仅开元初年就处死了二十多名贪腐官员，朝堂风气为之一新。他还改革科举制度，增加“诗赋”为考试内容，选拔了大量有才华的文人进入仕途。 ​​在军事上​​，他改革府兵制，设立“节度使”（初期为军事长官），加强边疆防御。同时，他与周边少数民族（如突厥、吐蕃）保持友好关系，通过和亲、互市等方式维持边疆稳定。 ​​在文化上​​，他兼容并蓄，支持各种艺术形式的发展。长安城内修建了梨园，专门培养乐工、舞伎；诗人李白、杜甫、王维等在此期间创作了大量不朽诗篇；画家吴道子、张萱等留下了传世名作；音乐、舞蹈、建筑等艺术领域也取得了空前成就。 据史料记载，开元年间的大唐人口达到8000多万，耕地面积扩大至6亿多亩，国库充盈，物价稳定。长安城作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吸引了来自波斯、大食、日本、新罗等国的商人、学者和使节。日本的遣唐使多次来华，学习唐朝的制度、文化和艺术；波斯商人在长安西市经营珠宝、香料，将大唐的商品和文化带回西方。 然而，开元盛世的背后也隐藏着危机。节度使制度的推行虽然加强了边防，但也为后来的安史之乱埋下伏笔——节度使权力过大，逐渐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李隆基在位后期逐渐怠于政事，宠信杨贵妃，重用李林甫、杨国忠等奸臣，最终导致大唐由盛转衰。 回顾712年的这场权力交接，我们可以看到历史的重要转折往往发生在看似平常的时刻。李隆基的即位不仅开启了一个伟大的时代，也展现了中国古代政治智慧的精髓。他能够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稳步推进改革，平衡各方势力，最终创造出辉煌的文化成就，这些经验至今仍值得我们深思。 从更宏观的历史视角来看，开元盛世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大唐立国近百年来政治、经济、文化积累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这个时期确立的许多制度、规范和文化传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影响到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发展。 今天的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不仅要感叹盛唐的辉煌，更要思考历史发展的规律。一个时代的繁荣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开放的文化政策和良好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些历史经验对我们理解当代社会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感谢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712年9月8日的那场权力交接，不仅改变了大唐王朝的命运，更为我们留下了一段宝贵的历史遗产。愿我们都能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9月7日，124年前的今天，1901年9月7日，北京城里的蝉鸣还带着夏末的燥热，可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却弥漫着一股令人窒息的压抑。这一天，清朝政府的全权代表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在一份用中文和英文写成的条约上，颤抖着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份条约叫《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最多、主权丧失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也把中国彻底推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 要讲清楚这份条约，咱们得先把时间拨回19世纪末的清朝。那时候的中国，就像一艘漏雨的老船，表面上还挂着“大清帝国”的龙旗，可船底早就被列强的炮弹轰得千疮百孔。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英国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1856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1894年的甲午战争，日本把清朝的北洋水师打得全军覆没。每一次战败，都要签一份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开埠通商，中国的主权一点点被蚕食。 可清朝的统治者们呢？慈禧太后还在紫禁城里过着奢靡的生活，大臣们要么贪生怕死，要么只会空谈“祖宗之法不可变”。直到1898年，一场叫做“戊戌变法”的运动爆发了——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人想让清朝学习西方，变法图强。可慈禧太后怕自己的权力被夺走，发动了政变，把光绪皇帝关起来，杀死了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变法失败后，清朝的统治更加黑暗，老百姓的日子也越来越苦。 就在这时候，一股来自民间的力量崛起了，那就是“义和团”。义和团的成员大多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失业的市民，他们穿着红衣服、扎着红头巾，喊着“扶清灭洋”的口号。为什么叫“扶清灭洋”？因为他们痛恨外国侵略者：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强占土地、欺压百姓，外国工厂生产的东西挤垮了中国的小作坊，连外国的轮船都抢了中国商船的生意。“扶清”是想借助清朝的力量赶走洋人，“灭洋”是要消灭一切和外国有关的东西——教堂、铁路、电线杆，甚至连穿西装的人都被他们当成“二毛子”（假洋鬼子）打。 义和团的势力越来越大，很快就蔓延到了北京、天津一带。他们冲击教堂，杀死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民，甚至拆毁了北京的马家堡火车站。清朝的一些官员，比如直隶总督裕禄，一开始还反对义和团，可看到他们的声势越来越大，就想利用他们来对付外国列强。慈禧太后呢？她本来就恨外国人干涉她的权力，听说义和团能“刀枪不入”（其实是义和团用符咒和迷信来鼓舞士气），就动了心思，想让义和团去“教训”一下洋人。 1900年6月，慈禧太后下了一道诏书，叫“宣抚义和团”，让义和团进京。这一下，北京城里可就乱了套：义和团的人拿着大刀、长矛，在大街上喊打喊杀，外国使馆区成了他们的目标。当时，各国驻北京的使馆都集中在东交民巷，那里有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国、意大利、奥匈帝国等八个国家的使馆。义和团的人围攻使馆区，放火烧了教堂，还杀死了德国公使克林德。 这下可把列强惹火了。他们早就想找一个借口，彻底控制中国。现在义和团“挑衅”，正好给了他们机会。1900年8月，英、美、俄、日、法、德、意、奥匈帝国组成了“八国联军”，一共两万多人，从天津出发，向北京进军。联军的士兵们坐着火车，扛着洋枪洋炮，很快就打到了北京城下。 清朝的军队呢？那些拿着冷兵器的绿营兵，哪里是洋枪洋炮的对手？八国联军一路上没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很快就攻进了北京。慈禧太后吓得赶紧带着光绪皇帝，还有几个亲信大臣，乔装成老百姓，从北京西边的颐和园出发，一路往西逃，最后躲到了西安。临走前，她还下令让清军“助剿”义和团，意思是让清军和八国联军一起打义和团——反正义和团已经没用了，不如借洋人的手把他们消灭掉。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可真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他们闯进老百姓的家里，抢走金银珠宝、粮食衣服，甚至连妇女的首饰都被抢走。有的士兵把老百姓当成“活靶子”，开枪取乐；有的士兵强奸妇女，杀人灭口。北京城里到处都是尸体，血流成河。美国的记者约翰·斯温顿当时在北京，他在日记里写道：“街道上堆满了尸体，有的被砍了头，有的被开膛破肚，空气中弥漫着腐肉的气味。孩子们躲在角落里哭，大人们吓得不敢出门。” 更过分的是，八国联军还把北京分成几个“占领区”，每个国家负责一块。他们把清朝的王府当成自己的军营，把太和殿的龙椅当成椅子坐，甚至把颐和园里的珍宝洗劫一空，运回自己的国家。比如，英国军官埃尔金勋爵，把颐和园里的青铜器、瓷器、书画装了满满十几船，运到了英国伦敦，现在还放在大英博物馆里展览。 占领北京后，八国联军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想要更多的好处，于是决定和清朝政府谈判，逼清朝签一份“和约”。1900年10月，各国派代表到北京，组成了“议和代表团”。清朝政府这边呢？慈禧太后躲在西安，不敢回来，只好派李鸿章当全权代表。李鸿章是清朝的“外交能手”，曾经当过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和外国人打过很多交道。可这时候的他，已经78岁了，身体不好，还得拖着病体去和列强谈判。 谈判的过程可真是艰难。列强们个个狮子大开口，提出了很多苛刻的条件。比如，英国要求赔偿2亿两白银，法国要求1.5亿两，俄国要求1.3亿两，日本要求1亿两，美国要求0.5亿两，德国要求0.4亿两，意大利、奥匈帝国各要求0.2亿两，比利时、西班牙、荷兰各要求0.05亿两。加起来一共是4.5亿两白银！ 4.5亿两是什么概念？那时候，清朝一年的财政收入大概是8000万两白银，4.5亿两相当于清朝5年多的财政收入。而且，这还不是全部，列强还要求“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9.8亿两”。也就是说，清朝要给列强赔将近10亿两白银，相当于每个中国人要赔1两白银（当时中国有4.5亿人）。那时候，一个普通农民一年的收入大概是2-3两白银，1两白银够一个农民吃半年饭了。这么重的赔款，怎么拿得出来？清朝政府只好把负担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加税、加捐，搞得民不聊生。 除了赔款，列强还提出了很多侮辱性的条件。比如，要求清朝把北京的东交民巷划为“使馆区”，允许各国在那里驻兵，而且中国人不能在使馆区里居住。这样一来，东交民巷就成了“国中之国”，清朝政府失去了对北京核心区域的控制。再比如，要求清朝拆除北京到大沽口的炮台，允许外国军队在北京到山海关的铁路沿线驻兵。这样一来，清朝的国防力量被彻底摧毁，列强可以随时派兵进入中国内地。还有，要求清朝“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反帝组织”，如果有谁敢反抗外国，就要被处死。这等于剥夺了中国人民的反抗权利，让清朝变成了列强的“傀儡政权”。 谈判的时候，李鸿章尽量争取减少赔款和条款，可列强们根本不给他面子。比如，德国代表瓦德西说：“中国必须为义和团的暴行付出代价，否则我们不会罢休。”美国代表柔克义虽然说“要温和一点”，但其实也是想趁机扩大美国在中国的利益。最后，李鸿章没办法，只好在条约上签了字。签字的那天，李鸿章的手一直在抖，墨水都滴在了纸上，留下了一块块污渍。他叹了口气，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朝政府的威信彻底扫地。以前，地方官员还怕朝廷的命令，现在看到朝廷连自己都保护不了，就开始各自为政。比如，袁世凯在山东当巡抚，根本不听朝廷的调遣；张之洞在湖广当总督，自己搞起了“洋务运动”，不理会朝廷的命令。清朝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再过10年（1911年），就发生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辛丑条约》是一个巨大的耻辱。它让中国的主权丧失殆尽，经济陷入了崩溃，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可是，也正是因为这个耻辱，让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老百姓觉醒了。他们意识到，清朝政府已经腐朽透顶，不能再依靠它来救中国了。于是，一场新的救国运动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舞台，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就是要推翻清朝，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 1901年9月7日，这个日子永远刻在了中国人的心里。它提醒我们，落后就要挨打，软弱就会被欺负。可是，它也提醒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坚韧的民族，从来不会屈服于外来的压迫。从义和团的反抗，到辛亥革命的胜利，再到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人民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反抗外来侵略的壮歌。 站在2025年的今天，我们回头看1901年的《辛丑条约》，心中充满了感慨。我们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强大的中国，不再受外国的欺负；我们也忘不了那些为了民族独立而牺牲的先烈们，他们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 历史不会忘记，《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国耻；我们也不会忘记，只有国家强大，才能不受欺负。让我们记住这段历史，珍惜现在的和平，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感谢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1901年9月7日的北京，那艘载着清朝代表的小轿，驶向了东交民巷的使馆区，也驶向了一个民族的屈辱。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任人宰割的中国。愿我们铭记历史的教训，保持清醒的头脑，为了让祖国更加强大，继续前行。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9月5日。493年前的明天，1522年9月6日，西班牙塞维利亚港的晨雾还未散去，一艘破破烂烂的帆船“维多利亚号”正缓缓驶入港口。它的船帆上布满补丁，船身被虫蛀得千疮百孔，甲板上站着18名衣衫褴褛的水手——他们头发花白、形容枯槁，却眼里发亮。这一天，人类历史上首次环球航行宣告完成。 要讲清楚这场航行，得先把时间拨回15世纪的欧洲。那时的欧洲，正被一场“大航海狂热”点燃。葡萄牙人达伽马在1498年绕过好望角，打通了通往印度的海上商路，带回的香料让里斯本的贵族们疯狂；哥伦布在1492年“发现”美洲，虽然他至死都以为那是“印度”，却让欧洲人第一次知道：地球的另一端，还有一片未被探索的大陆。 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依然像个“模糊的拼图”：地球究竟是圆的还是平的？如果能从欧洲向西航行，能不能绕过美洲，直接到达盛产香料的东印度群岛？香料——这种能让食物变香的神奇植物，欧洲人愿为它付出天价：一磅胡椒在16世纪的伦敦能换半头牛，一盎司肉豆蔻足够支付一个工匠一年的工钱。控制香料贸易，就等于掌握了欧洲的财富密码。 此时的西班牙，刚完成“收复失地运动”（1492年格拉纳达陷落），统一了伊比利亚半岛，急需拓展海外领土。年轻的国王查理一世（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是个“航海迷”，他听说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有一个“向西航行到达香料群岛”的计划，立刻召见了他。 麦哲伦的故事，要从他的出身说起。他1480年出生于葡萄牙北部的小镇萨布罗萨，父亲是葡萄牙皇家骑士团的成员，母亲是贵族之女。10岁那年，他被送到里斯本的宫廷当侍从，跟着王子们学习拉丁文、数学和航海知识。25岁时，他加入葡萄牙海军，参与了征服北非休达港的战役，之后又随船队前往印度、马六甲，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 但麦哲伦的野心，与葡萄牙王室的保守产生了冲突。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满足于控制印度洋的香料贸易，不愿冒险开辟新航线；而麦哲伦坚信“向西航行能更快到达香料群岛”，甚至偷偷研究了多年航海图。1517年，他因与国王不和，带着自己的航海计划和几名亲信，逃到了西班牙的塞维利亚。 在塞维利亚，麦哲伦遇到了人生中的“伯乐”——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查理一世刚与葡萄牙的伊莎贝拉公主结婚（两人是表兄妹），正急于在国际舞台上与葡萄牙竞争。他仔细听了麦哲伦的计划：“给我五艘船，两百名船员，我能在三年内绕过美洲最南端，找到一条通往香料群岛的新航线。香料带来的利润，足够西班牙称霸欧洲！” 查理一世心动了。1518年3月，西班牙国王与麦哲伦签订了《塞维利亚条约》，承诺为船队提供船只、补给和武器，并承诺将香料群岛的十分之一收益分给麦哲伦。但条约里藏着西班牙的小心思：如果麦哲伦成功，西班牙将获得对新航线的控制权；如果失败，风险全由麦哲伦承担。 1519年9月20日清晨，塞维利亚港的钟声敲响了三次。麦哲伦率领的船队终于出发了。船队共有五艘船：“特立尼达号”（旗舰，载员60人）、“圣安东尼奥号”（载员60人）、“康塞普西翁号”（载员50人）、“维多利亚号”（载员45人）和“圣地亚哥号”（载员40人）。船员总数265人，包括水手、士兵、厨师、木匠，甚至还有几名黑人奴隶。 出发前，麦哲伦站在“特立尼达号”的甲板上，对船员们说：“我们将航行在一个未知的海洋上，可能会遇到风暴、疾病，甚至死亡。但只要我们团结，就能完成人类的壮举——绕地球一圈，回到起点！” 船队首先进入大西洋，沿着非洲西海岸向南航行。1519年11月，他们抵达南美洲东海岸的拉普拉塔河河口。麦哲伦将这片水域命名为“淡水海”（Mar Dulce），因为他误以为这是一条流入大西洋的巨大河流。后来，人们才知道这是南美洲的拉普拉塔河，它的入海口比波罗的海还要宽阔。 1520年1月，船队继续向南航行，沿着南美洲海岸线探索。船员们很快发现，这里的冬天异常寒冷——南半球的冬季，海风卷着冰碴子，甲板上的积水瞬间结冰。更糟糕的是，食物开始变质：腌肉里爬满蛆虫，面包硬得能砸伤人，淡水因长时间储存而发臭。船员们的身体迅速垮掉：有人开始咳嗽，有人牙龈出血，有人浑身溃烂——这是坏血病的早期症状。 但麦哲伦没有退缩。他命令船员们“节省每一滴水，每一块面包”，并派小艇去岸边寻找淡水。1520年3月，他们在今天的阿根廷境内发现了一条河流（后来命名为“麦哲伦河”），暂时缓解了饮水危机。 1520年4月，麦哲伦做出了一个关键决定：暂时放弃向南航行，向北寻找补给。但就在这时，“圣地亚哥号”在一场风暴中触礁沉没。船上的37名船员中，只有5人被冲上一座荒岛，其余全部遇难。幸存者在岛上靠吃螃蟹和海鸟存活了12天，最终被路过的西班牙商船救起，但此时他们已虚弱到无法随船队继续航行。 剩下的四艘船继续向南。1520年10月，他们抵达南美洲最南端的火地岛附近。这里的天气愈发恶劣：狂风卷着雪粒，海浪高如城墙，船只被吹得像树叶一样摇晃。船员们的士气跌到了谷底，有人开始抱怨：“我们根本不可能找到海峡，不如回去吧！” 麦哲伦站在“特立尼达号”的指挥台上，大声喊道：“我们是来探索新世界的！如果现在放弃，所有的牺牲都白费了！”他命令船员们“收紧帆缆，保持队形”，自己则彻夜未眠，用星盘观测星象。 10月21日清晨，值班水手突然大喊：“右舷有陆地！”麦哲伦冲到甲板上，只见前方出现了一条狭窄的海峡——两岸是陡峭的悬崖，海水在狭窄的河道中奔腾，呈现出深浅不一的蓝色。这就是后来被命名为“麦哲伦海峡”的航道。 船队小心翼翼地驶入海峡。海峡内暗礁密布，水流湍急，稍有不慎就会触礁。麦哲伦派“圣地亚哥号”（此时已修复）在前方探路，自己则乘坐“特立尼达号”紧随其后。经过38天的艰难航行，船队终于在11月28日驶出了海峡。 当他们走出海峡时，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惊呆了：海峡的另一侧是一片一望无际的海洋，海面平静得像镜子，连一丝风都没有。麦哲伦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他将这片海洋命名为“太平洋”（Mar Pacífico），意为“平静之海”。 进入太平洋后，船队的灾难才真正开始。麦哲伦原本以为太平洋并不大，最多用一个月就能穿过。但现实是，太平洋比他想象中辽阔得多——从南美洲到亚洲，足足有1.7万公里！ 船队出发时携带的食物和淡水本就不足，进入太平洋后，补给彻底耗尽。船员们开始吃老鼠（船上原本用来抓老鼠的猫早已被吃掉），煮皮革（用海水泡软后煮熟），甚至有人偷偷啃食同伴的尸体。 1521年1月，船队抵达今天的关岛附近。这里的土著居民对这群“天外来客”充满好奇，他们划着独木舟靠近，用椰子、香蕉和烤鱼交换船上的铁器和水壶。麦哲伦将这里命名为“圣胡利安港”（Puerto San Julián），并下令停留补给。 但平静很快被打破。1521年4月，船队抵达菲律宾群岛的宿务岛。麦哲伦发现，这里的居民信仰原始宗教，而他急于将西班牙的国教——天主教传播到这里。他与宿务岛的酋长胡马邦达成协议：用镜子、玻璃珠和武器换取土地，并让酋长和他的族人皈依天主教。 胡马邦同意了，但麦哲伦的野心并未满足。他听说附近的麦克坦岛（Mactan）上的部落拒绝臣服，便决定亲自带兵征服。4月27日清晨，麦哲伦带着60名士兵，乘坐小艇登上麦克坦岛。 土著部落的首领拉普拉普（Lapu-Lapu）早已严阵以待。他带着1500名战士，手持长矛、弓箭和石斧，埋伏在岸边。当麦哲伦的士兵刚踏上沙滩，拉普拉普便下令进攻。 战斗持续了不到一小时。麦哲伦的士兵因水土不服，体力不支；而土著战士熟悉地形，作战勇猛。麦哲伦在混战中腿部中了一支长矛，随后被乱刀砍死。他的尸体被土著人拖走，分而食之——这是原始部落的习俗，他们认为吃掉敌人的肉，就能获得他的力量。 麦哲伦的死，让船队陷入了绝境。剩下的114名船员（出发时265人，已死亡151人）推举西班牙船长胡安·塞巴斯蒂安·埃尔卡诺（Juan Sebastián Elcano）为新指挥官。他们烧毁了无法航行的“康塞普西翁号”和“特立尼达号”（因“特立尼达号”受损严重，无法继续航行），只剩下“维多利亚号”和“圣地亚哥号”（“圣地亚哥号”后来也被遗弃）。 1521年5月，船队继续向西航行，目标是香料群岛（今马鲁古群岛）。此时，船上的食物只剩下发霉的大米和少量咸鱼，淡水需要靠收集雨水维持。船员们的身体已经到了极限：他们的皮肤因长期缺乏维生素而溃烂，牙齿松动脱落，甚至有人出现了幻觉。 1521年11月，船队终于抵达香料群岛。这里的居民对西班牙人并不友好——他们曾听说过麦哲伦的死讯，拒绝与船队交易。埃尔卡诺不得不命令士兵用武力抢夺香料：他们攻占了几个村庄，抢走了大量肉豆蔻、丁香和胡椒，装满了“维多利亚号”的货舱。 1522年1月，“维多利亚号”载着仅剩的115名船员（又有10人在香料群岛病逝），从香料群岛出发，开始了漫长的返航。他们的目标是绕过好望角，回到大西洋，最终回到西班牙。 返航的路同样艰难。太平洋的风暴依然肆虐，船队在海上漂流了一个月，才终于绕过好望角。此时，“维多利亚号”的船体已经腐烂，帆缆断裂，连罗盘都失灵了。船员们只能靠观察星辰和洋流来判断方向。 1522年5月，“维多利亚号”终于驶入大西洋。9月6日清晨，当它的桅杆出现在塞维利亚港的视野中时，港口的居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艘船不仅完成了环球航行，更带回了欧洲人从未见过的香料和见闻。 麦哲伦船队的环球航行，彻底改变了人类对世界的认知。 首先，它用实践验证了“地圆说”。此前，欧洲人普遍认为“地球是平的”，而麦哲伦船队从欧洲出发，向西航行，最终回到原点，用事实证明了地球是一个球体。这一发现，彻底推翻了中世纪的宇宙观。 其次，它推动了地理大发现。船队绘制了详细的海图，记录了南美洲南端的麦哲伦海峡、太平洋的广阔海域，以及香料群岛的位置。这些资料为后来的航海家（如德雷克、麦哲伦的侄子）提供了重要参考，加速了欧洲对全球的探索。 最重要的是，它开启了全球贸易的新时代。香料、丝绸、瓷器等商品的跨洋贸易变得频繁，欧洲的商船队开始穿梭于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形成了早期的“全球化”网络。西班牙通过控制香料群岛，成为了欧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但这场航行的代价是惨重的。18名幸存者中，许多人因长期营养不良、坏血病和心理创伤，回到西班牙后不久便去世了。埃尔卡诺在航行结束后仅一年（1526年）也因病离世。 麦哲伦本人未能完成环球航行，但他的名字却永远刻在了人类历史的丰碑上。正如历史学家所说：“麦哲伦的船队不是一个人的胜利，而是整个人类的胜利——他们用勇气和牺牲，揭开了地球的神秘面纱。” 站在2025年的今天回望1522年9月6日，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艘破船的靠岸，更是一个时代的觉醒。当“维多利亚号”的船员们踏上塞维利亚的码头时，他们带回来的不仅是香料，更是对世界的重新认识：地球很大，但人类很小；探索很危险，但好奇心永远不会熄灭。 这场航行告诉我们：真正的伟大，不是征服世界，而是敢于出发；真正的进步，不是安于现状，而是不断探索。正如麦哲伦在出发前所说：“我希望我的航行能证明，人类可以到达任何地方——只要我们有勇气。” 感谢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1522年9月6日的塞维利亚港，那艘载着18名幸存者的“维多利亚号”，不仅完成了人类首次环球航行，更点燃了人类探索世界的火种。愿我们铭记历史的勇气，保持对未知的好奇，为更广阔的世界继续前行。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9月4日。186年前的明天，1839年9月5日，广东珠江口的江风卷着咸腥的水汽，吹得岸边的芦苇沙沙作响。英国“威厘士厘号”战舰的甲板上，海军上将懿律正举起望远镜，瞄准珠江口内的清朝水师船只。随着一声令下，第一发炮弹呼啸着划破江面，击中了清军的“顺利号”师船——木屑纷飞，江水沸腾，浓烟中传来士兵的惨叫。这声炮响，不仅揭开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序幕，更像一把重锤，狠狠砸在了“天朝上国”的幻梦之上，将古老的中国强行拖入了近代化的血与火之中。 要讲清楚这场战争的来龙去脉，得先把时间拨回19世纪30年代的中国。那时的中国，正处于“嘉庆中兴”后的衰颓期。人口从乾隆晚期的3亿暴增至4亿，土地兼并却愈演愈烈——占人口不到10%的地主阶级掌握了全国60%以上的耕地，农民被迫沦为佃户或流民，白莲教、天地会等起义此起彼伏。官场更是腐败成风：官员们“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收受贿赂、卖官鬻爵成风；地方上的胥吏更是横行乡里，连老百姓的婚丧嫁娶都要“打秋风”。 而远在万里之外的英国，正经历着工业革命的浪潮。蒸汽机的轰鸣中，工厂取代了手工工场，火车开始在铁轨上奔驰，海外市场的需求激增。但英国的工业品（如毛纺织品、金属制品）在中国却滞销——中国人更习惯穿土布、用铜器，对“洋货”兴趣寥寥。为了扭转贸易逆差，英国商人盯上了一样“特殊商品”：鸦片。 鸦片是从罂粟中提取的麻醉品，早在唐朝就已传入中国，但长期被严格管制。18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大规模种植鸦片，通过走私船运入中国。起初，清政府虽禁止鸦片，但地方官员受贿纵容，走私量逐年激增。到1835年，中国吸食鸦片的人数已超过200万——上至王公贵族（如庆亲王奕劻的父亲奕纯），下至贩夫走卒（如北京城的轿夫、江南的船工），皆有染。白银如流水般外流——仅1838年，中国外流白银就高达1亿两，相当于全国两年财政收入的总和。 白银外流导致国内经济彻底崩溃：市场上白银稀缺，铜钱贬值，百姓买米要拿麻袋装钱；军队饷银不足，士兵们甚至要靠砍柴、卖炭换米充饥；官场腐败更甚，官员们一面高喊“禁烟”，一面收受贿赂，包庇鸦片商。1838年，江苏巡抚陶澍在奏折中痛陈：“鸦片流毒，遍于天下。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1838年12月，道光帝终于下定决心禁烟。他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赴广州主持禁烟。林则徐是福建侯官人，以刚正清廉著称，曾在湖北、湖南等地整顿吏治，政绩卓著。他深知鸦片的危害，到任后立即采取了一系列雷厉风行的措施： ​​第一步：封锁商馆，切断鸦片来源。​​ 林则徐派兵将外国商馆与外界隔离，派水师在珠江口巡逻，禁止外国商船靠岸。他警告外国商人：“若不将趸船鸦片尽数缴官，朕必断尔等生路！” ​​第二步：严令缴烟，逼迫商人就范。​​ 林则徐要求外国商人签署“永不夹带鸦片”的保证书，否则“货尽没官，人即正法”。起初，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义律试图拖延，称“商人不愿缴烟”，但林则徐不为所动。他派兵包围了商馆，切断了商馆的淡水、食物供应，甚至拆毁了商馆的围墙。最终，义律被迫妥协。 ​​第三步：虎门销烟，震慑中外。​​ 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鸦片。他命人挖了两个长宽各45米的大池，池底铺石，四周钉板，池前设涵洞通向大海。士兵们将鸦片切成小块，投入池中，再倒入生石灰。霎时间，池水沸腾，浓烟滚滚，237万多斤鸦片化为乌有。围观的老百姓拍手称快，连外国商人都惊叹：“他们在销毁鸦片时，连一片叶子都没留下，这种决心令人敬畏！” 虎门销烟彻底激怒了英国。伦敦的《泰晤士报》写道：“中国的皇帝竟敢烧毁我们的财产！这是对大英帝国的侮辱！”英国议会以271票对262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了对华战争议案。1840年4月，英国政府任命懿律为全权代表，率一支由48艘战舰、4000名士兵组成的“东方远征军”从朴茨茅斯港出发，直扑中国东南沿海。 1839年9月5日，是这场战争的关键节点。此时，英国舰队已抵达广东珠江口，封锁了广州的出海口。清朝水师提督关天培率军抵抗，但清军的战船多是木质帆船，装备落后——最大的“威远号”不过装备了12门老式火炮，而英国的“威厘士厘号”战舰则装备了60门大炮，射程超过3公里。 这一天，英国舰队向清军发起了第一次正式攻击。关天培站在“靖远号”战舰的甲板上，望着远处英国军舰的黑洞洞炮口，对部下说：“今日之战，有进无退！大丈夫为国捐躯，死而无憾！”清军士兵们喊着“杀敌报国”的口号，驾船冲向英军。但英军的炮弹像雨点般落下，清军的“顺利号”“超武号”等师船被击沉，水兵们纷纷落水。关天培身负重伤，仍坚持指挥，最终被炮弹击中，壮烈殉国。 这场战斗的结果，让英国看到了清朝的虚弱。义律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清军的抵抗毫无章法，他们的武器和战术还停留在几百年前。只要我们继续施压，清朝很快就会求和。” 第一次鸦片战争持续了两年多。1840年8月，英军攻占定海；1841年1月，攻陷虎门；1842年8月，英军兵临南京城下。清政府无力抵抗，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 《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内容包括： * •​​割让香港岛​​：香港岛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开启了列强瓜分中国的先例； * •​​开放五口通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外国商品大量涌入； * •​​赔偿2100万银元​​：相当于清政府一年财政收入的1/3，加重了百姓负担； * •​​协定关税​​：英国商人进出口货物的税款，必须经过双方协议，中国失去了关税自主权； * •​​领事裁判权​​：英国人在中国犯罪，由英国领事审理，中国法律对外国人无效； * •​​片面最惠国待遇​​：中国给其他国家的优惠，英国可同样享受。 这些条款，彻底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香港岛的割让，让中国失去了重要的海防要地；五口通商让外国商品（如洋纱、洋布）大量涌入，摧毁了中国传统的手工业——1845年，上海的土布销量比1838年下降了60%，无数织工失业；协定关税使中国失去了保护本国工业的手段，成为列强的商品倾销地和原料产地。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影响，远不止于一纸条约。它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划开了中国“天朝上国”的幻梦，让中国人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不再是世界的中心，而是落后于西方的“弱国”。 林则徐在战后被革职流放，他在前往伊犁的途中写下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诗句，道尽了爱国者的悲愤；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呼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如造炮、造船）；而更多的普通百姓，则在战争中失去了家园和亲人，被迫离开土地，成为流民。 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这场战争虽然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却也成为近代中国觉醒的起点。它让中国人明白：闭关锁国只会落后挨打，只有变革图强，才能在世界立足。正如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所言：“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而第一次鸦片战争，正是这“大梦初醒”的前奏。 在2025年的今天回望1839年9月5日，我们听见的不仅是珠江口的炮声，更是一个古老文明在近代化浪潮中的挣扎与觉醒。那声炮响，撕开了中国近代的伤口，却也让无数仁人志士开始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从林则徐的禁烟到魏源的“师夷”，从洋务运动的“自强”到戊戌变法的“维新”，中国人民从未放弃过对独立与富强的追求。 历史不会为战争留名，但它会永远记住那些为民族尊严而战的英雄（如关天培、林永升），记住那些在苦难中觉醒的灵魂（如魏源、梁启超）。正如林则徐所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一个国家要强大，不仅要开放包容，更要坚守底线；不仅要学习他人，更要保持自我。 感谢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1839年9月5日的珠江口炮声，那声划破长空的轰鸣，不仅开启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序幕，更敲醒了沉睡的中国。愿我们铭记历史的教训，珍惜当下的和平，为民族的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9月3日。119年前的明天，1905年9月4日，上海吴淞口的江风卷着秋凉，掠过一片新翻的荒地。泥地上还留着昨夜雨水冲刷的痕迹，两排青砖砌成的校舍静静矗立，门楣上“复旦公学”的木匾被晨露浸得发亮。160名身着长衫的学生提着布包，踩着青石板路走进教室——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由民间自主创办的高等学府，它的开学，不仅是一块校牌的竖起，更是一个民族在救亡图存中，用教育点燃的觉醒之光。 要讲清这所大学的由来，得先把时间拨回1905年的中国。那时的中国，正站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悬崖边。1900年八国联军的炮火轰开北京城门，《辛丑条约》的赔款压得百姓喘不过气；1901年清政府推行“新政”，却在“废科举、兴学堂”的口号中陷入迷茫——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被废除，可新的教育体系却像一盘散沙：官办的“洋务学堂”只教外语和科技，学生毕业后大多成了翻译；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震旦学院”虽引入西方学科，却总带着股“洋味儿”，甚至连课本都要用英文印刷；民间私塾还在教“四书五经”，先生摇着戒尺喊“之乎者也”，学生们却连“电报”“火车”都没见过。 当时的有识之士痛心地意识到：中国要救亡，必须先“开民智”；要“开民智”，必须办新式教育。可新式教育该由谁来办？官府办学的效率低，教会办学又让人放心不下。这时候，一位白发老人站了出来——他就是马相伯。 马相伯生于1840年，江苏丹阳人。他幼年丧父，被送到上海徐汇公学读书，11岁就学会了拉丁文，18岁加入耶稣会，31岁成为神父。作为中国最早一批留学欧洲的学生，他在法国巴黎大学攻读哲学、数学，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拉丁语，甚至能用英文写哲学论文。但这位“洋博士”始终惦记着祖国：1870年，他放弃国外的优渥生活回国，在徐汇公学任教；1898年，他因不满清政府的腐败，辞去所有职务，隐居上海；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他在《时报》上发表《救亡论》，疾呼：“欲救中国，必自兴学始；欲兴学，必自广设学堂始！” 1903年，63岁的马相伯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用自己的积蓄，在上海吴淞口附近创办一所“中国人自己的大学”。他变卖了苏州的房产，拿出毕生的藏书作抵押，又四处奔走募捐——找士绅、找商人、找海外华侨，甚至找到自己的学生。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今年63岁，能活几年？但只要能建一所大学，培养一百个有学问、有血性的青年，中国就有希望。” 筹办的过程远比想象中艰难。吴淞口的风沙大，刚打好的地基总被雨水冲垮；砖窑离得远，运砖的牛车要在泥路上走三天；最缺的是钱——马相伯把自己攒了十年的养老钱全投进去，还不够买200亩地。他去见上海的富商，有人说他“疯了”：“办大学？不如开钱庄赚钱！”有人劝他：“不如等官府拨款，何必自己操这份心？”马相伯却摇头：“官府的钱，哪能随便给我们？就算给了，也未必能办成我们想要的学。” 1905年春天，当两排青砖校舍终于矗立在吴淞口时，马相伯站在工地前，摸着粗糙的砖墙掉眼泪。他在日记里写：“今日校舍初成，虽无华屋，却有生气。愿诸君在此读书，不负少年头。” 1905年9月4日清晨，天刚蒙蒙亮，吴淞口的渡口就热闹起来。学生们从上海各个角落赶来：有穿青布长衫的秀才，背着布包，里面装着《史记》《汉书》；有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青年，提着皮箱，里面塞着英文原版书；还有家境贫寒的农家子弟，赤着脚踩在泥里，裤脚沾着草屑——他们是第一次走出村子，第一次坐船，第一次见到“大学”的校门。 马相伯穿着粗布长衫，站在教室门口迎接学生。他身后挂着一块黑板，上面用粉笔写着：“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这是他选的校训，取自《论语》，却暗含深意：他不要学生只会背八股文，不要他们只懂“忠君爱国”的空话，他要培养的是“有学问、有思想、有担当”的新青年。 开学典礼上，没有礼炮，没有鲜花，只有一排长凳，一块黑板，和200多双期待的眼睛。马相伯走上讲台，用一口流利的法语说：“诸位同学，今日之中国，需要的不是‘读死书’的书生，而是‘能救国’的栋梁。大学不是官府的附属品，不是教会的传声筒，而是‘思想的自由市场’。在这里，你们可以质疑，可以辩论，可以探索一切未知。” 他顿了顿，提高声音：“我丑话说在前头——复旦不设宗教课，不拜孔子，不拜上帝，只拜真理。你们若来混文凭，趁早走；你们若想救中国，就留下！” 台下的学生们愣住了，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17岁的李登辉（后来成为复旦大学校长）坐在第一排，他在回忆录里写道：“马先生的眼睛亮得像星星，我突然明白，原来读书不是为了做官，是为了救国。” 复旦的第一批学生，共有160人。他们的课程表，至今看来都“惊世骇俗”： * •​​国文​​：不学科举范文，不背“子曰诗云”，教材是马相伯和学生一起编的，选了《史记》里的《游侠列传》、《汉书》里的《霍光传》，还有龚自珍的《己亥杂诗》。马相伯说：“读古文，不是为了写八股，是为了学古人的风骨。” * •​​英文​​：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的学生任教，课本是《莎士比亚故事集》，课堂上鼓励学生用英语辩论“中国是否需要君主立宪”。 * •​​格致（物理、化学）​​：实验室里摆着显微镜、酒精灯，学生们自己动手做实验——比如用硫酸铜溶液制晶体，用气球演示气体膨胀。 * •​​舆地（地理）​​：地图不是旧的“皇舆全览图”，而是刚出版的《中外舆地全图》，老师指着地图说：“你们看，这是胶州湾，德国人占了；这是旅顺口，俄国人占了——我们为什么要学地理？因为要知道中国的土地在哪里，被人占了多少。” * •​​体操​​：每天下午一小时，学生们在操场跑步、跳高、列队。马相伯说：“身体是救国的本钱，你们要是病恹恹的，拿什么救中国？” 最让学生们兴奋的，是每周三的“时务课”。教室的长桌拼成圆圈，学生们围坐在一起，讨论时事：甲午战争的教训、戊戌变法的失败、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1905年10月，学生们听说安徽巡抚恩铭被革命党人徐锡麟刺杀，立刻组织了一场辩论会，主题是“革命是否可行”。 “革命会血流成河！”一个学生拍着桌子喊，“你看戊戌变法，六君子被砍头，光绪帝被软禁，这就是教训！” “可改良又有什么用？”另一个学生反驳，“去年废了科举，可新的学堂还是教不出能救国的人！” 马相伯坐在台下，听着学生们争得面红耳赤，最后总结：“无论革命还是改良，都需要知识；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需要勇气。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多读书，多思考，等你们有了本事，中国才有希望。” 复旦的开学，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 首先是教育界的震动。此前，中国的新式学堂多是官办或教会办，而复旦是第一所由民间士绅、商人共同创办的私立大学。它的成功，让更多人看到了“民间办学”的可能：1906年，张謇在南通创办通州师范学校；1907年，陈嘉庚在厦门创办集美学校；1910年，张伯苓在天津创办南开学校——这些后来影响中国教育的名校，都曾派人到复旦考察，学习它的办学经验。 其次是青年思想的觉醒。复旦的学生们不再满足于“读死书”，他们开始创办社团、办报纸、参与社会活动：1906年，学生创办了《复旦》月刊，发表文章批判“女子无才便是德”，呼吁“男女同校”；1907年，学生组织“复旦演讲会”，到上海街头宣讲“抵制鸦片”“振兴实业”；1910年，学生发起“抵制美货运动”，在上海南京路搭起演讲台，号召同胞“不用美国货，救我民族工业”。 更重要的是，复旦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树立了“学术自由”的典范。马相伯常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聘请教师从不看出身：有留日归来的革命党人，有精通西学的学者，甚至还有前清的举人——只要学问好，不论政治立场，都可以来任教。这种包容的氛围，让复旦成为当时中国思想最活跃的大学之一。学生们在课堂上争论“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在宿舍里讨论“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连《新民丛报》的主笔梁启超都曾来校演讲，称赞“复旦学生，眼中有光”。 当然，复旦的创办并非一帆风顺。1905年开学时，校舍只有两排瓦房，冬天漏风，夏天漏雨；学生们的伙食是糙米配咸菜，冬天连棉鞋都穿不上。马相伯把自己的养老金拿出来补贴学校，甚至抵押了房产。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今年65岁了，能活几年？但只要复旦能多培养一个有用的人才，我就值了。” 1906年冬天，马相伯因积劳成疾住院。学生们轮流去医院照顾他，有的给他喂药，有的帮他补衣服，还有的把省下来的零花钱塞给护士，说：“请给马先生买只老母鸡补补。”马相伯躺在病床上，拉着学生的手说：“我死后，你们要记住，复旦不是我的，是中国的。无论将来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要放弃‘教育救国’的信念。” 1907年，马相伯病逝，享年67岁。临终前，他留下遗言：“丧事从简，把钱省下来给学生们买书。”学生们遵嘱将他安葬在吴淞口的海边，墓碑上只刻了七个字：“马相伯先生之墓”。 1905年9月4日的复旦开学，不仅是一所学校的起点，更是一个民族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印记。它告诉我们：真正的教育，不是灌输知识，而是点燃思想；真正的救国，不是空喊口号，而是培养人才。 从1905年的吴淞口到今天的邯郸路，复旦人始终记得马相伯的叮嘱：“中国需要的是能思考的头脑，能行动的双手，能担当的肩膀。”1915年，复旦公学升格为“私立复旦大学”；1941年，改为国立复旦大学；如今，它已成为中国顶尖的综合性大学，培养了数以十万计的优秀人才。 站在2025年的今天回望1905年9月4日，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所大学的诞生，更是一个民族对“新教育”的觉醒。它像一盏灯，照亮了近代中国的教育之路；它像一把火，点燃了无数青年的救国之志。 感谢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1905年9月4日的复旦公学，那声清脆的上课铃，不仅敲开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门，更敲醒了无数人对“教育救国”的信念。愿我们铭记历史的智慧，珍惜当下的学习机会，为民族的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9月3日。234年前的今天，1791年9月3日，法国巴黎的杜伊勒里宫附近，一场决定国家命运的会议正在紧张进行。国民议会大厅的穹顶下，议员们的争吵声、钟表的滴答声，与窗外巴黎街头的喧嚣交织在一起。最终，一份名为《1791年宪法》的文件以多数票通过——它宣告了法国两千多年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将这个国家从“国王的王国”变为“法律的国家”，也拉开了现代民主政治在法兰西的序幕。 要理解这份宪法的意义，得先把时间拨回18世纪末的法国。那时的法国，是一个被“旧制度”（Ancien Régime）笼罩的国家。所谓“旧制度”，是指以波旁王朝为中心的封建专制体系：国王拥有绝对权力，自称“朕即国家”；社会被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教士（约12万人），第二等级是贵族（约40万人），第三等级则是农民、市民、资产阶级等普通民众（占人口97%）。 前两个等级享有免税、司法特权，第三等级却要承担重税（如“盐税”“人头税”），连面包价格上涨都能引发骚乱。更讽刺的是，国王路易十六的宫廷里，贵族们穿着绫罗绸缎，用镀金的餐具享用松露和红酒，而巴黎街头的流浪汉却因饥饿啃食树皮。1788年，法国爆发了百年一遇的大饥荒，面包价格暴涨三倍，巴黎的面包店外排起了长队，有人甚至为抢面包大打出手。一位目击者写道：“妇女们抱着孩子，跪在地上哭求面包，士兵用刺刀驱赶她们，孩子们的哭声比雨声还凄厉。” 但真正点燃革命火种的，是启蒙思想的传播。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思想家用书籍和文章批判专制，呼吁“自由、平等、博爱”。伏尔泰在《哲学通信》中写道：“难道一个人的出身就能决定他的命运？一个农民的儿子和贵族的儿子，难道生来就该一个种地、一个骑马？”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主权属于全体人民，政府只是人民的代理人。”这些思想像火种，在第三等级中蔓延：“为什么出生决定命运？”“为什么国王可以随意征税？”“我们难道没有权利参与国家管理？” 1789年5月，路易十六为解决财政危机召开“三级会议”（三个等级的代表会议），但第三等级代表（共600人）因不满投票规则（按等级而非人数），宣布脱离会议，自行成立“国民议会”，宣称“代表全体法国人民”。这一举动，标志着法国大革命的正式爆发。 1789年7月14日，巴黎民众攻占巴士底狱，释放政治犯，标志着革命进入高潮。这座象征专制的堡垒被攻破时，城墙上飘起了国民议会的旗帜——蓝白红三色旗，后来成为法国国旗。巴黎的街头，人们举着火把游行，高喊“自由万岁！”“打倒暴君！”；外省的城市里，农民焚烧地契，拒绝向贵族交租；甚至连部分士兵也倒戈，加入革命的队伍。 但革命的道路充满分歧。一些人主张彻底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国；另一些人则希望保留国王，通过宪法限制其权力。国民议会中的温和派（如米拉波、西哀士）认为，君主立宪制既能避免暴力，又能约束王权，是过渡的最佳选择。米拉波曾对路易十六说：“陛下，您不是国王，而是国家的首席公务员。您的权力来自法律，而非神授。” 1791年6月，路易十六试图逃离法国（史称“瓦雷讷逃亡”），他伪装成仆人，带着家眷乘坐马车向东北边境逃窜，希望投靠奥地利军队。但在距离边境仅30公里的瓦雷讷村，他被认出——一个驿站的马夫认出了国王的马车纹饰，立刻鸣枪示警。愤怒的村民包围了马车，路易十六被迫折返巴黎。这一事件彻底暴露了国王的专制倾向，也让更多人意识到：必须用宪法严格限制王权。 1791年9月3日，国民议会大厅。议员们面前的桌子上，摊开的是一份经过10个月讨论、修改了2000多处条款的宪法草案。它的核心内容包括： 1. 1.​​限制王权​​：国王为国家元首，由世袭产生，但无立法权；国王的命令需经部长副署（部长对议会负责），且议会可随时罢免部长；国王有权否决法律，但否决权仅限两次，第三次表决后自动生效。 2. 2.​​确立立法权​​：设立“立法议会”，议员由“积极公民”（缴纳一定税额的男性）选举产生，拥有制定法律、批准预算、监督政府的权力。 3. 3.​​保障公民权利​​：宪法明确“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公民的自然权利；废除封建特权，取消贵族免税权；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禁止任意逮捕和监禁。 4. 4.​​宗教与国家分离​​：承认天主教的“国教”地位，但禁止教会干预政治，取消什一税（教会征收的税种）。 草案提交讨论时，现场气氛激烈。激进派代表罗伯斯庇尔站在议会大厅的台阶上，大声质问：“难道我们要给暴君留一条退路？”他的脸涨得通红，手指几乎戳到面前的讲稿：“看看瓦雷讷事件！国王连自己的誓言都能背叛，我们怎么能相信他会遵守宪法？”但温和派议员反驳：“没有宪法的约束，革命可能演变成无政府状态；有了宪法，我们才能用法律战胜专制。” 最终，宪法以318票赞成、224票反对通过。当议长宣布“宪法通过”的那一刻，大厅外的巴黎民众爆发出欢呼——他们中的许多人凌晨就来排队，只为见证这一历史时刻。一位叫玛丽的女裁缝挤在人群中，她后来回忆：“我丈夫是面包师，前几天还在为面包涨价发愁。今天，我听见议员们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突然觉得，或许我们的孩子能过上好日子了。” 1791年9月3日通过的宪法，被称为“1791年宪法”，它是法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也是欧洲大陆最早的君主立宪制宪法之一。它的意义，远不止于“结束专制”。 首先，它确立了“主权在民”的原则。宪法明确“国家主权属于全体公民”，政府权力来自人民的委托。这一思想彻底颠覆了“君权神授”的传统观念，为现代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础。在此之前，欧洲各国的权力来源都是“神授”或“血统”，而法国的这部宪法告诉世界：权力属于人民，政府的合法性来自人民的同意。 其次，它推动了法国社会的转型。宪法废除了封建特权，允许第三等级（尤其是资产阶级）参与政治，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障碍。此后，法国的工商业迅速崛起，巴黎成为欧洲的金融中心。一位历史学家统计，1791年后，法国的银行数量增加了3倍，工厂主的数量增长了5倍，新兴的资产阶级开始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 更重要的是，它为其他国家的革命提供了范式。美国独立战争后制定的《联邦宪法》（1787年）影响了法国，但1791年宪法反过来启发了欧洲其他国家的minzhu运动——比利时、荷兰、意大利等国的宪政改革，都能看到它的影子。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写道：“1791年宪法是现代政治的起点，它让‘自由’从思想变成了制度。” 当然，这部宪法也存在局限性。它保留了君主制，国王仍有一定的行政权；选举权仅限于“积极公民”（约430万人），占人口的15%，妇女、农民和无套裤汉（城市平民）被排除在外。这些缺陷，为后来的动荡埋下了伏笔。 1791年10月，路易十六被迫宣誓效忠宪法，但他的内心并不认同。他在日记中写道：“这部宪法是对君主制的侮辱，我签字只是为了暂时保全自己。”1792年，路易十六勾结外国势力（奥地利、普鲁士）企图镇压革命，导致“八月十日事件”——巴黎民众攻占杜伊勒里宫，逮捕国王。1793年，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君主制彻底终结，法国进入共和时代。 但1791年宪法的历史价值并未因此褪色。它像一座桥梁，连接了专制与民主；它像一把钥匙，打开了现代政治的大门。正如法国历史学家米涅在《法国革命史》中所言：“1791年宪法不是完美的，但它让法国第一次拥有了‘法律高于国王’的信念——这才是革命最珍贵的遗产。” 站在2025年的今天回望1791年9月3日，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份宪法的通过，更是一个民族对自由的追寻。从“朕即国家”到“法律即国家”，从“特权即正义”到“平等即正义”，法国用一部宪法完成了从专制到民主的蜕变。 这部宪法告诉我们：真正的进步，不是推翻旧制度，而是建立新规则；真正的自由，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所有人的权利。正如《人权宣言》中所言：“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而1791年宪法，正是这一权利的制度保障。 感谢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1791年9月3日的巴黎，那场决定国家命运的会议，不仅改写了法国的历史，更照亮了人类追求民主的道路。愿我们铭记历史的智慧，珍惜当下的自由，为所有渴望平等与正义的人们加油。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8月31日。64年前的明天，1961年9月1日，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的人民宫在晨雾中苏醒。这座巴尔干半岛上的白色建筑，此刻正被25个国家的旗帜装点——阿富汗的星月旗、埃及的金字塔旗、印度的新月旗、南斯拉夫的红五星旗……它们在风中猎猎作响，仿佛在宣告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25位领导人陆续走进会场：印度总理尼赫鲁穿着白色纱丽，埃及总统纳赛尔戴着标志性的费多拉帽，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身着深灰色西装，印尼总统苏加诺的巴迪克衬衫上绣着爪哇花纹……他们中有刚摆脱殖民枷锁的“新生国家”，有不甘被美苏阵营绑架的“独立斗士”，更有决心为中小国家发声的“清醒者”。这场会议的名字叫“第一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它像一颗投入冷战铁幕的石子，激起的涟漪至今仍在国际舞台上震荡。 要讲清楚这场会议的意义，得先把时间拨回20世纪50年代末的冷战世界。那时的地球，被一道无形的“铁幕”劈成两半：西边是北约的军事同盟，东边是华约的社会主义阵营；朝鲜半岛的战火刚熄灭，越南的丛林里又燃起冲突；非洲大陆的殖民地纷纷挂起独立旗帜，却仍在“选边站”的压力中挣扎——要么加入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要么投入苏联怀抱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否则就会被贴上“中立”的标签，沦为大国博弈的筹码。 对许多新独立的国家来说，“独立”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比如印度，1947年从英国殖民统治下解放时，全国80%的人口是文盲，工业产值仅占GDP的10%，连火柴都要依赖进口。尼赫鲁总理曾无奈地说：“我们的独立，不过是换了个主子——从前要听伦敦的，现在要听华盛顿或莫斯科的。” 埃及的情况更典型。1952年，纳赛尔领导的“七月革命”推翻了英国扶持的法鲁克王朝，次年收回了苏伊士运河的主权。但英国不甘心失去中东的“石油命脉”，联合法国和以色列发动了“苏伊士运河危机”。1956年10月，英法以三国的战机轰炸埃及城市，坦克碾过开罗街头，纳赛尔站在总统府的废墟前，对着全国广播：“我们宁可战死，也不做殖民地的奴隶！”最终，在美苏的联合施压下，英法以被迫撤军，但埃及的代价是：全国1/3的工业设施被毁，经济损失超过10亿英镑（相当于今天的500亿美元）。 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则是“不结盟”的最早实践者。二战后，南斯拉夫在铁托的领导下，拒绝了苏联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指导”，坚持“自治社会主义”道路。他曾对苏联大使说：“我们的工厂要自己建，我们的军队要自己练，我们的政策要自己定——这不是对抗，而是生存。”这种“不依附”的立场，让南斯拉夫成为中小国家的“精神灯塔”。 1960年，铁托访问印度时，在新德里的总统府与尼赫鲁、埃及总统纳赛尔、印尼总统苏加诺、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围坐一圈。窗外是恒河的晚霞，桌上的茶盏飘着茉莉香。铁托首先开口：“我们这些国家，刚从殖民主义的牢笼里爬出来，却又被卷入美苏的军备竞赛。难道我们要永远当‘棋子’吗？”尼赫鲁接过话头：“是的，我们必须联合起来，用同一个声音说话。”纳赛尔拍了拍桌子：“对！殖民主义没打垮我们，美苏的威胁也不能压垮我们——我们要建立自己的‘第三种力量’。” 这场对话，成了不结盟运动的起点。1960年5月，20个国家的代表在开罗召开筹备会议，签署了《关于不结盟和和平共处的宣言》，明确提出：“我们拒绝加入任何军事同盟，反对任何形式的外来干涉，主张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国际争端。” 1961年9月1日清晨，贝尔格莱德的人民宫前，来自25个国家的代表团陆续抵达。阿富汗代表团的卡车沾着沙漠的尘土，阿尔及利亚的代表穿着传统的“卡菲耶”头巾，缅甸的僧侣代表团捧着佛经……他们中有的是第一次走出国门的“新生国家”，有的是曾与美苏有过摩擦的“麻烦制造者”，但此刻，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让世界听到“第三世界”的声音。 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讨论《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宣言》草案。这份由铁托、尼赫鲁、纳赛尔等人共同起草的文件，核心内容包括五条： 1. 1.​​反对殖民主义​​：要求所有殖民国家立即停止对殖民地的压迫，尊重殖民地人民的自决权； 2. 2.​​反对帝国主义​​：谴责大国通过军事同盟、经济制裁等手段干涉他国内政； 3. 3.​​主张和平共处​​：倡导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关系； 4. 4.​​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声援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斗争； 5. 5.​​反对核战争​​：呼吁禁止核武器试验，推动裁军谈判。 草案提交讨论时，现场气氛热烈得像一锅煮沸的奶茶。埃及总统纳赛尔第一个站起来发言：“我们不是要对抗任何国家，而是要对抗压迫本身！如果大国认为我们可以被随意摆布，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他的声音洪亮，目光扫过全场，印度总理尼赫鲁随即起身补充：“和平共处不是软弱，而是智慧。只有中小国家联合起来，才能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 但争论也随之而来。一些国家的代表担心“反对殖民主义”会得罪前宗主国，比如刚果（金）的代表说：“我们刚从比利时的殖民统治下解放，现在如果公开反对所有殖民国家，会不会影响经济援助？”印尼总统苏加诺笑着摆手：“援助是暂时的，尊严是永恒的。如果我们连自己的立场都不敢表达，又怎么能真正独立？” 经过三天三夜的讨论，草案最终以全票通过。会议还发表了《关于战争的危险和呼吁和平的声明》，呼吁美苏停止军备竞赛，通过对话解决分歧。当最后一支钢笔在宣言上落下时，铁托站起身，用塞尔维亚语说了一句：“今天，第三世界诞生了。” 这场会议的影响，远超与会者的预期。 首先，它标志着“第三世界”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的崛起。在此之前，国际舞台上的主角是美苏和少数西方强国；此后，“不结盟国家”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它们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占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三，任何重大国际议题都不得不考虑它们的立场。1964年，第二次不结盟会议在开罗召开，参会国家增至47个；1970年，第三次不结盟会议在卢萨卡召开，正式提出“南南合作”（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的口号。 其次，它推动了国际关系的多极化。不结盟运动的“不结盟”原则，打破了“非友即敌”的冷战逻辑，为中小国家提供了“不选边站”的选择空间。许多国家借此机会发展与不同阵营国家的经贸、文化合作：印度与中国在1950年建交，南斯拉夫与美国在1961年恢复外交关系，埃及与苏联在1971年签署了《苏埃友好合作条约》——这些都是不结盟精神的体现。 最重要的是，它为后来的全球治理提供了范式。不结盟运动倡导的“平等、主权、不干涉内政”原则，被写入联合国宪章的补充文件；其推动的“南南合作”，成为20世纪70年代后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大会通过《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其中许多条款都源自不结盟运动的诉求。 当然，会议并非没有争议。一些西方媒体批评不结盟运动“缺乏明确目标”“只是口号式的抗议”；也有国家对草案中的某些条款（如对殖民主义的定义）存在分歧——比如拉丁美洲的代表认为，“经济殖民主义”（如跨国公司对资源的掠夺）也应被纳入反对范围，但草案中仅提到了“政治殖民主义”。 但正如铁托在闭幕式上所说：“我们不是要建立一个‘新的阵营’，而是要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尊重每个国家尊严的世界。”这句话，在64年后的今天，依然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 站在2025年的今天回望1961年9月1日，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场会议的召开，更是一个时代的觉醒。不结盟运动的先驱者们用行动证明：真正的独立，不是地理上的分割，而是精神上的自主；真正的和平，不是阵营的对立，而是平等的对话。 正如会议《宣言》中所言：“我们相信，通过团结和合作，所有国家都能在自由、尊严与和平中共存。”这句话，在64年后的今天，依然有着现实的意义——当世界面临气候变化、贫富差距、地缘冲突等全球性挑战时，“团结”与“合作”依然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 感谢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1961年9月1日的贝尔格莱德，那场没有硝烟的聚会，不仅改写了国际关系的规则，更点燃了第三世界追求平等与自由的火种。愿我们铭记历史的智慧，珍惜当下的和平，为构建更公正的世界秩序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8月30日。576年前的明天，1449年8月31日，河北怀来县的土木堡（今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土木镇）外，夕阳将荒漠染成暗红色。明英宗朱祁镇裹着沾满血污的龙袍，蜷缩在一辆破旧的大车里，听着瓦剌骑兵的喊杀声渐远，耳边回荡着亲兵的啜泣——这个曾在紫禁城里接受百官朝贺的皇帝，此刻成了瓦剌人的俘虏。 这场被称为“土木堡之变”的灾难，不仅让明朝失去了皇帝，更彻底撕开了“永乐盛世”后的繁荣假象。今天，我们就沿着时间的脉络，从明朝的盛世余晖讲到土木堡的黄昏，从明英宗的亲征决策讲到王朝命运的转折。 要讲清楚土木堡之变，得先回到15世纪初的明朝。那时的中国，正处于“永乐盛世”的尾声。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用了二十多年时间，将明朝打造成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郑和的宝船七下西洋，最远抵达非洲东海岸；长城沿线的军事重镇（如宣府、大同）修筑了坚固的堡垒；北方的蒙古各部虽偶有侵扰，但都被明军的铁骑压制在长城之外。 然而，到了明英宗朱祁镇时期（1435-1449年在位），明朝的国运开始急转直下。朱祁镇9岁即位，最初由太皇太后张氏辅政。张太后为人贤明，重用“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等能臣，延续了仁宣之治的稳定。但1442年张太后去世后，朱祁镇开始亲政，宠信宦官王振，彻底改变了朝局。 王振是朱祁镇的贴身宦官，早年因受朱祁镇推荐入宫，深得信任。他为人贪婪、专权，却极擅长讨好皇帝：他会在朱祁镇读书时，特意命人煮好热粥；会在朱祁镇骑马时，提前清理道路上的石子；甚至为了迎合朱祁镇的享乐，偷偷将宫中的金银珠宝运出宫外，换成珍奇玩物。为了巩固权势，王振还刻意打压朝中正直的大臣——他诬陷内阁学士刘球“私通瓦剌”，将其下狱并处死；又借故罢免了兵部尚书邝埜等能臣，将朝政大权牢牢攥在自己手中。 与此同时，北方的瓦剌部（蒙古的一支）正在悄然崛起。瓦剌首领也先（绰罗斯·也先）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统治者，他统一了蒙古各部，建立了强大的军事政权。从1439年开始，也先频繁南下侵扰明朝边境：大同的粮仓被烧毁，宣府的百姓被屠杀，辽东的军镇被洗劫。但此时的明朝，因王振专权、军备废弛，面对瓦剌的威胁，竟毫无还手之力。 1449年，也先的野心达到了顶峰。他集结了10万大军（一说20万），兵分四路南下：一路攻大同，一路攻宣府，一路攻辽东，一路直逼甘肃。其中，大同方向的攻势最猛——明军大同守将郭登虽顽强抵抗，但因兵力不足，最终被迫放弃大同，退守居庸关。 消息传到北京，朱祁镇坐不住了。他从小在深宫中长大，从未经历过战乱，却对“皇帝亲征”有着近乎狂热的执念。在王振的怂恿下，他不顾内阁大臣（如于谦）的劝阻，决定亲自率军北征，誓要“亲擒也先，扬大明国威”。 这场亲征的准备工作堪称荒唐。朱祁镇仅用了两个月就仓促出发，随行人员包括文武百官、宦官、侍卫，共计20余万人，但真正的精锐士兵不足三分之一。粮草、兵器、盔甲都未备足——士兵们的干粮只有三天，战马的草料只够维持五天；王振甚至不知道大同的具体位置，只能靠向导带路，结果队伍在荒漠中绕了三天，耽误了最佳战机。 更致命的是，朱祁镇将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了王振。王振不懂军事，却独断专行：他命令大军绕远路，经过他的家乡蔚州（今河北蔚县），只为“衣锦还乡”，让家乡父老看看他的“威风”；行军时，他要求士兵为他抬着宝物、家眷，甚至连他养的宠物狗都带上了，严重拖慢了行军速度；当大同守将郭登快马加鞭送来情报，建议“速战速决，趁也先未合围时进攻”时，王振却因害怕与瓦剌正面冲突，下令大军后撤，错过了反击的最佳时机。 1449年8月，明军抵达大同。此时的瓦剌已设下天罗地网：也先亲率主力在土木堡（大同通往北京的必经之路）设伏，另派两队人马分别攻占蔚州和宣府，切断了明军的退路。 8月23日，明军抵达土木堡。这里地势高峻，周围都是荒漠，方圆十里内没有水源，是典型的“易攻难守”之地。王振却坚持在此扎营，理由是“此地离大同近，便于补给”。但实际上，瓦剌的骑兵早已将土木堡团团围住，明军陷入了“前无退路，后无援兵”的绝境。 8月24日清晨，也先派使者骑着白马，打着白旗来到明军营地，声称“愿献马匹千匹，求和”。王振信以为真，立刻下令：“停止前进，准备受降！”士兵们刚放下武器，瓦剌骑兵便如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来。由于营地狭窄，明军的弓箭无法展开，火器因受潮无法点燃；骑兵的马匹因长途跋涉而体力不支，根本跑不过瓦剌的快马。 战斗持续了一整天。明军的防线被逐个击破，士兵们成片倒下。王振在混乱中被乱兵踩死，他的尸体被瓦剌士兵拖出营地，悬挂在旗杆上示众。随行的文武官员（如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埜）大多战死，20万大军仅剩下不足1万人。 朱祁镇在亲兵的保护下，躲进了一辆用帷幔遮盖的大车里。但瓦剌士兵很快发现了他的身份——他们认出了龙袍上的金线绣纹，也听到了士兵们的议论：“这是皇上！”瓦剌首领也先的弟弟伯颜帖木儿策马而来，用刀尖挑开车帘，问道：“你就是大明皇帝？”朱祁镇颤抖着点头，说：“我乃天子，你们若杀了我，你们的首领也先也得不到好处！”伯颜帖木儿大笑：“杀了你，我们就能以‘弑君’为名，名正言顺地攻占北京；留下你，还能借此要挟大明割地赔款。”于是，朱祁镇被带离战场，塞进一辆牛车，成了瓦剌的俘虏。 土木堡之变的消息传到北京，朝野震动。大臣们哭成一片，甚至有人提议迁都南京，躲避瓦剌的威胁。但此时，一位关键人物站了出来——时任兵部侍郎的于谦。 于谦是浙江钱塘人，为人刚正不阿，曾在山西、河南等地任职，深得百姓爱戴。他厉声斥责迁都派：“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他力主坚守北京，并迅速调集各地兵力：命各地驻军火速北上，命工匠赶制兵器，命粮草官征集粮食。短短几天内，北京的守军从几万人扩充到二十余万，城墙上的火炮重新填满了火药，百姓们自发组成民夫队，运送物资。 与此同时，瓦剌内部也出现了矛盾。也先原本希望通过俘虏朱祁镇，逼迫明朝割地赔款，但明朝各地纷纷拥立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为帝（景泰帝），并宣布“不与瓦剌议和”。也先见勒索不成，又担心明军反击，于是决定释放朱祁镇，试图缓和矛盾。 1450年8月，朱祁镇被释放回北京。但此时的他，已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皇帝——景泰帝稳坐龙椅，于谦掌握军权，朱祁镇只能被尊为“太上皇”，幽居南宫。南宫的大门被铁锁锁住，窗户用木板钉死，连食物都要通过小窗口递入。朱祁镇在南宫中度过了七年囚徒般的生活，直到1457年“夺门之变”后复辟。 土木堡之变的影响，远不止于皇帝被俘。 首先是军事上的毁灭性打击。明朝的20万精锐几乎全军覆没，边防体系彻底崩溃。此后，瓦剌、鞑靼等蒙古部落频繁南下侵扰，明朝不得不耗费巨资修筑长城、增设军镇，但效果始终有限。1450年，瓦剌再次攻占大同；1460年，鞑靼攻占宣府；1550年，俺答汗兵临北京城下——这些侵扰持续了近百年，让明朝的财政濒临崩溃。 其次是政治格局的剧变。王振专权导致的腐败彻底暴露，于谦等贤臣开始推行改革：整顿吏治，严惩贪官；加强军备，训练新军；安抚流民，恢复生产。这些改革让明朝暂时稳定了局面，但也埋下了“夺门之变”的隐患。朱祁镇复辟后，对支持景泰帝的大臣展开报复，于谦等功臣被冤杀，朝廷内部陷入党争，国力进一步消耗。 最重要的是，土木堡之变标志着明朝由盛转衰的开始。此前的“永乐盛世”“仁宣之治”虽有余晖，但此后明朝再也没有恢复到巅峰时期的国力。内忧外患（如流民起义、倭寇侵扰）接踵而至，最终在1644年被李自成的大顺军推翻。 站在1449年8月31日的土木堡外，望着被俘的皇帝和溃败的明军，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场战役的失败，更是一个王朝的转折。土木堡之变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贤明的君主、廉洁的朝政和强大的军队；而当权力被私欲腐蚀、军队被轻视、决策被蒙蔽时，再辉煌的盛世也会轰然倒塌。 正如《明史》中所言：“土木之变，丧师三十万，文武大臣陨没者数十人，天子蒙尘，为百世疚。”这场灾难，既是明朝的耻辱，也是历史的警示——居安思危，方能长治久安；戒骄戒躁，方能基业长青。 感谢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1449年8月31日的土木堡黄昏，那场改变明朝命运的战役，不仅记录了一个皇帝的悲剧，更见证了一个王朝由盛转衰的起点。愿我们铭记历史的教训，珍惜当下的和平，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下期再会。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