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8月31日。64年前的明天，1961年9月1日，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的人民宫在晨雾中苏醒。这座巴尔干半岛上的白色建筑，此刻正被25个国家的旗帜装点——阿富汗的星月旗、埃及的金字塔旗、印度的新月旗、南斯拉夫的红五星旗……它们在风中猎猎作响，仿佛在宣告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25位领导人陆续走进会场：印度总理尼赫鲁穿着白色纱丽，埃及总统纳赛尔戴着标志性的费多拉帽，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身着深灰色西装，印尼总统苏加诺的巴迪克衬衫上绣着爪哇花纹……他们中有刚摆脱殖民枷锁的“新生国家”，有不甘被美苏阵营绑架的“独立斗士”，更有决心为中小国家发声的“清醒者”。这场会议的名字叫“第一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它像一颗投入冷战铁幕的石子，激起的涟漪至今仍在国际舞台上震荡。

要讲清楚这场会议的意义，得先把时间拨回20世纪50年代末的冷战世界。那时的地球，被一道无形的“铁幕”劈成两半：西边是北约的军事同盟，东边是华约的社会主义阵营；朝鲜半岛的战火刚熄灭，越南的丛林里又燃起冲突；非洲大陆的殖民地纷纷挂起独立旗帜，却仍在“选边站”的压力中挣扎——要么加入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要么投入苏联怀抱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否则就会被贴上“中立”的标签，沦为大国博弈的筹码。

对许多新独立的国家来说，“独立”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比如印度，1947年从英国殖民统治下解放时，全国80%的人口是文盲，工业产值仅占GDP的10%，连火柴都要依赖进口。尼赫鲁总理曾无奈地说：“我们的独立，不过是换了个主子——从前要听伦敦的，现在要听华盛顿或莫斯科的。”

埃及的情况更典型。1952年，纳赛尔领导的“七月革命”推翻了英国扶持的法鲁克王朝，次年收回了苏伊士运河的主权。但英国不甘心失去中东的“石油命脉”，联合法国和以色列发动了“苏伊士运河危机”。1956年10月，英法以三国的战机轰炸埃及城市，坦克碾过开罗街头，纳赛尔站在总统府的废墟前，对着全国广播：“我们宁可战死，也不做殖民地的奴隶！”最终，在美苏的联合施压下，英法以被迫撤军，但埃及的代价是：全国1/3的工业设施被毁，经济损失超过10亿英镑（相当于今天的500亿美元）。

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则是“不结盟”的最早实践者。二战后，南斯拉夫在铁托的领导下，拒绝了苏联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指导”，坚持“自治社会主义”道路。他曾对苏联大使说：“我们的工厂要自己建，我们的军队要自己练，我们的政策要自己定——这不是对抗，而是生存。”这种“不依附”的立场，让南斯拉夫成为中小国家的“精神灯塔”。

1960年，铁托访问印度时，在新德里的总统府与尼赫鲁、埃及总统纳赛尔、印尼总统苏加诺、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围坐一圈。窗外是恒河的晚霞，桌上的茶盏飘着茉莉香。铁托首先开口：“我们这些国家，刚从殖民主义的牢笼里爬出来，却又被卷入美苏的军备竞赛。难道我们要永远当‘棋子’吗？”尼赫鲁接过话头：“是的，我们必须联合起来，用同一个声音说话。”纳赛尔拍了拍桌子：“对！殖民主义没打垮我们，美苏的威胁也不能压垮我们——我们要建立自己的‘第三种力量’。”

这场对话，成了不结盟运动的起点。1960年5月，20个国家的代表在开罗召开筹备会议，签署了《关于不结盟和和平共处的宣言》，明确提出：“我们拒绝加入任何军事同盟，反对任何形式的外来干涉，主张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国际争端。”

1961年9月1日清晨，贝尔格莱德的人民宫前，来自25个国家的代表团陆续抵达。阿富汗代表团的卡车沾着沙漠的尘土，阿尔及利亚的代表穿着传统的“卡菲耶”头巾，缅甸的僧侣代表团捧着佛经……他们中有的是第一次走出国门的“新生国家”，有的是曾与美苏有过摩擦的“麻烦制造者”，但此刻，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让世界听到“第三世界”的声音。

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是讨论《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宣言》草案。这份由铁托、尼赫鲁、纳赛尔等人共同起草的文件，核心内容包括五条：

1. 1.​​反对殖民主义​​：要求所有殖民国家立即停止对殖民地的压迫，尊重殖民地人民的自决权；


2. 2.​​反对帝国主义​​：谴责大国通过军事同盟、经济制裁等手段干涉他国内政；


3. 3.​​主张和平共处​​：倡导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关系；


4. 4.​​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声援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斗争；


5. 5.​​反对核战争​​：呼吁禁止核武器试验，推动裁军谈判。

草案提交讨论时，现场气氛热烈得像一锅煮沸的奶茶。埃及总统纳赛尔第一个站起来发言：“我们不是要对抗任何国家，而是要对抗压迫本身！如果大国认为我们可以被随意摆布，那他们就大错特错了！”他的声音洪亮，目光扫过全场，印度总理尼赫鲁随即起身补充：“和平共处不是软弱，而是智慧。只有中小国家联合起来，才能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

但争论也随之而来。一些国家的代表担心“反对殖民主义”会得罪前宗主国，比如刚果（金）的代表说：“我们刚从比利时的殖民统治下解放，现在如果公开反对所有殖民国家，会不会影响经济援助？”印尼总统苏加诺笑着摆手：“援助是暂时的，尊严是永恒的。如果我们连自己的立场都不敢表达，又怎么能真正独立？”

经过三天三夜的讨论，草案最终以全票通过。会议还发表了《关于战争的危险和呼吁和平的声明》，呼吁美苏停止军备竞赛，通过对话解决分歧。当最后一支钢笔在宣言上落下时，铁托站起身，用塞尔维亚语说了一句：“今天，第三世界诞生了。”

这场会议的影响，远超与会者的预期。

首先，它标志着“第三世界”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的崛起。在此之前，国际舞台上的主角是美苏和少数西方强国；此后，“不结盟国家”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它们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占陆地面积的四分之三，任何重大国际议题都不得不考虑它们的立场。1964年，第二次不结盟会议在开罗召开，参会国家增至47个；1970年，第三次不结盟会议在卢萨卡召开，正式提出“南南合作”（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的口号。

其次，它推动了国际关系的多极化。不结盟运动的“不结盟”原则，打破了“非友即敌”的冷战逻辑，为中小国家提供了“不选边站”的选择空间。许多国家借此机会发展与不同阵营国家的经贸、文化合作：印度与中国在1950年建交，南斯拉夫与美国在1961年恢复外交关系，埃及与苏联在1971年签署了《苏埃友好合作条约》——这些都是不结盟精神的体现。

最重要的是，它为后来的全球治理提供了范式。不结盟运动倡导的“平等、主权、不干涉内政”原则，被写入联合国宪章的补充文件；其推动的“南南合作”，成为20世纪70年代后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大会通过《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其中许多条款都源自不结盟运动的诉求。

当然，会议并非没有争议。一些西方媒体批评不结盟运动“缺乏明确目标”“只是口号式的抗议”；也有国家对草案中的某些条款（如对殖民主义的定义）存在分歧——比如拉丁美洲的代表认为，“经济殖民主义”（如跨国公司对资源的掠夺）也应被纳入反对范围，但草案中仅提到了“政治殖民主义”。

但正如铁托在闭幕式上所说：“我们不是要建立一个‘新的阵营’，而是要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一个尊重每个国家尊严的世界。”这句话，在64年后的今天，依然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

站在2025年的今天回望1961年9月1日，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场会议的召开，更是一个时代的觉醒。不结盟运动的先驱者们用行动证明：真正的独立，不是地理上的分割，而是精神上的自主；真正的和平，不是阵营的对立，而是平等的对话。

正如会议《宣言》中所言：“我们相信，通过团结和合作，所有国家都能在自由、尊严与和平中共存。”这句话，在64年后的今天，依然有着现实的意义——当世界面临气候变化、贫富差距、地缘冲突等全球性挑战时，“团结”与“合作”依然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

感谢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1961年9月1日的贝尔格莱德，那场没有硝烟的聚会，不仅改写了国际关系的规则，更点燃了第三世界追求平等与自由的火种。愿我们铭记历史的智慧，珍惜当下的和平，为构建更公正的世界秩序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下期再会。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