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9月3日。119年前的明天,1905年9月4日,上海吴淞口的江风卷着秋凉,掠过一片新翻的荒地。泥地上还留着昨夜雨水冲刷的痕迹,两排青砖砌成的校舍静静矗立,门楣上“复旦公学”的木匾被晨露浸得发亮。160名身着长衫的学生提着布包,踩着青石板路走进教室——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由民间自主创办的高等学府,它的开学,不仅是一块校牌的竖起,更是一个民族在救亡图存中,用教育点燃的觉醒之光。
要讲清这所大学的由来,得先把时间拨回1905年的中国。那时的中国,正站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悬崖边。1900年八国联军的炮火轰开北京城门,《辛丑条约》的赔款压得百姓喘不过气;1901年清政府推行“新政”,却在“废科举、兴学堂”的口号中陷入迷茫——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被废除,可新的教育体系却像一盘散沙:官办的“洋务学堂”只教外语和科技,学生毕业后大多成了翻译;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震旦学院”虽引入西方学科,却总带着股“洋味儿”,甚至连课本都要用英文印刷;民间私塾还在教“四书五经”,先生摇着戒尺喊“之乎者也”,学生们却连“电报”“火车”都没见过。

当时的有识之士痛心地意识到:中国要救亡,必须先“开民智”;要“开民智”,必须办新式教育。可新式教育该由谁来办?官府办学的效率低,教会办学又让人放心不下。这时候,一位白发老人站了出来——他就是马相伯。
马相伯生于1840年,江苏丹阳人。他幼年丧父,被送到上海徐汇公学读书,11岁就学会了拉丁文,18岁加入耶稣会,31岁成为神父。作为中国最早一批留学欧洲的学生,他在法国巴黎大学攻读哲学、数学,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拉丁语,甚至能用英文写哲学论文。但这位“洋博士”始终惦记着祖国:1870年,他放弃国外的优渥生活回国,在徐汇公学任教;1898年,他因不满清政府的腐败,辞去所有职务,隐居上海;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他在《时报》上发表《救亡论》,疾呼:“欲救中国,必自兴学始;欲兴学,必自广设学堂始!”
1903年,63岁的马相伯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用自己的积蓄,在上海吴淞口附近创办一所“中国人自己的大学”。他变卖了苏州的房产,拿出毕生的藏书作抵押,又四处奔走募捐——找士绅、找商人、找海外华侨,甚至找到自己的学生。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今年63岁,能活几年?但只要能建一所大学,培养一百个有学问、有血性的青年,中国就有希望。”
筹办的过程远比想象中艰难。吴淞口的风沙大,刚打好的地基总被雨水冲垮;砖窑离得远,运砖的牛车要在泥路上走三天;最缺的是钱——马相伯把自己攒了十年的养老钱全投进去,还不够买200亩地。他去见上海的富商,有人说他“疯了”:“办大学?不如开钱庄赚钱!”有人劝他:“不如等官府拨款,何必自己操这份心?”马相伯却摇头:“官府的钱,哪能随便给我们?就算给了,也未必能办成我们想要的学。”
1905年春天,当两排青砖校舍终于矗立在吴淞口时,马相伯站在工地前,摸着粗糙的砖墙掉眼泪。他在日记里写:“今日校舍初成,虽无华屋,却有生气。愿诸君在此读书,不负少年头。”
1905年9月4日清晨,天刚蒙蒙亮,吴淞口的渡口就热闹起来。学生们从上海各个角落赶来:有穿青布长衫的秀才,背着布包,里面装着《史记》《汉书》;有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青年,提着皮箱,里面塞着英文原版书;还有家境贫寒的农家子弟,赤着脚踩在泥里,裤脚沾着草屑——他们是第一次走出村子,第一次坐船,第一次见到“大学”的校门。
马相伯穿着粗布长衫,站在教室门口迎接学生。他身后挂着一块黑板,上面用粉笔写着:“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这是他选的校训,取自《论语》,却暗含深意:他不要学生只会背八股文,不要他们只懂“忠君爱国”的空话,他要培养的是“有学问、有思想、有担当”的新青年。
开学典礼上,没有礼炮,没有鲜花,只有一排长凳,一块黑板,和200多双期待的眼睛。马相伯走上讲台,用一口流利的法语说:“诸位同学,今日之中国,需要的不是‘读死书’的书生,而是‘能救国’的栋梁。大学不是官府的附属品,不是教会的传声筒,而是‘思想的自由市场’。在这里,你们可以质疑,可以辩论,可以探索一切未知。”
他顿了顿,提高声音:“我丑话说在前头——复旦不设宗教课,不拜孔子,不拜上帝,只拜真理。你们若来混文凭,趁早走;你们若想救中国,就留下!”
台下的学生们愣住了,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17岁的李登辉(后来成为复旦大学校长)坐在第一排,他在回忆录里写道:“马先生的眼睛亮得像星星,我突然明白,原来读书不是为了做官,是为了救国。”

复旦的第一批学生,共有160人。他们的课程表,至今看来都“惊世骇俗”:
- •国文:不学科举范文,不背“子曰诗云”,教材是马相伯和学生一起编的,选了《史记》里的《游侠列传》、《汉书》里的《霍光传》,还有龚自珍的《己亥杂诗》。马相伯说:“读古文,不是为了写八股,是为了学古人的风骨。”
- •英文: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的学生任教,课本是《莎士比亚故事集》,课堂上鼓励学生用英语辩论“中国是否需要君主立宪”。
- •格致(物理、化学):实验室里摆着显微镜、酒精灯,学生们自己动手做实验——比如用硫酸铜溶液制晶体,用气球演示气体膨胀。
- •舆地(地理):地图不是旧的“皇舆全览图”,而是刚出版的《中外舆地全图》,老师指着地图说:“你们看,这是胶州湾,德国人占了;这是旅顺口,俄国人占了——我们为什么要学地理?因为要知道中国的土地在哪里,被人占了多少。”
- •体操:每天下午一小时,学生们在操场跑步、跳高、列队。马相伯说:“身体是救国的本钱,你们要是病恹恹的,拿什么救中国?”
最让学生们兴奋的,是每周三的“时务课”。教室的长桌拼成圆圈,学生们围坐在一起,讨论时事:甲午战争的教训、戊戌变法的失败、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1905年10月,学生们听说安徽巡抚恩铭被革命党人徐锡麟刺杀,立刻组织了一场辩论会,主题是“革命是否可行”。
“革命会血流成河!”一个学生拍着桌子喊,“你看戊戌变法,六君子被砍头,光绪帝被软禁,这就是教训!”
“可改良又有什么用?”另一个学生反驳,“去年废了科举,可新的学堂还是教不出能救国的人!”
马相伯坐在台下,听着学生们争得面红耳赤,最后总结:“无论革命还是改良,都需要知识;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需要勇气。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多读书,多思考,等你们有了本事,中国才有希望。”
复旦的开学,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激起了层层涟漪。
首先是教育界的震动。此前,中国的新式学堂多是官办或教会办,而复旦是第一所由民间士绅、商人共同创办的私立大学。它的成功,让更多人看到了“民间办学”的可能:1906年,张謇在南通创办通州师范学校;1907年,陈嘉庚在厦门创办集美学校;1910年,张伯苓在天津创办南开学校——这些后来影响中国教育的名校,都曾派人到复旦考察,学习它的办学经验。
其次是青年思想的觉醒。复旦的学生们不再满足于“读死书”,他们开始创办社团、办报纸、参与社会活动:1906年,学生创办了《复旦》月刊,发表文章批判“女子无才便是德”,呼吁“男女同校”;1907年,学生组织“复旦演讲会”,到上海街头宣讲“抵制鸦片”“振兴实业”;1910年,学生发起“抵制美货运动”,在上海南京路搭起演讲台,号召同胞“不用美国货,救我民族工业”。
更重要的是,复旦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树立了“学术自由”的典范。马相伯常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聘请教师从不看出身:有留日归来的革命党人,有精通西学的学者,甚至还有前清的举人——只要学问好,不论政治立场,都可以来任教。这种包容的氛围,让复旦成为当时中国思想最活跃的大学之一。学生们在课堂上争论“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在宿舍里讨论“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连《新民丛报》的主笔梁启超都曾来校演讲,称赞“复旦学生,眼中有光”。
当然,复旦的创办并非一帆风顺。1905年开学时,校舍只有两排瓦房,冬天漏风,夏天漏雨;学生们的伙食是糙米配咸菜,冬天连棉鞋都穿不上。马相伯把自己的养老金拿出来补贴学校,甚至抵押了房产。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今年65岁了,能活几年?但只要复旦能多培养一个有用的人才,我就值了。”
1906年冬天,马相伯因积劳成疾住院。学生们轮流去医院照顾他,有的给他喂药,有的帮他补衣服,还有的把省下来的零花钱塞给护士,说:“请给马先生买只老母鸡补补。”马相伯躺在病床上,拉着学生的手说:“我死后,你们要记住,复旦不是我的,是中国的。无论将来遇到什么困难,都不要放弃‘教育救国’的信念。”
1907年,马相伯病逝,享年67岁。临终前,他留下遗言:“丧事从简,把钱省下来给学生们买书。”学生们遵嘱将他安葬在吴淞口的海边,墓碑上只刻了七个字:“马相伯先生之墓”。
1905年9月4日的复旦开学,不仅是一所学校的起点,更是一个民族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印记。它告诉我们:真正的教育,不是灌输知识,而是点燃思想;真正的救国,不是空喊口号,而是培养人才。

从1905年的吴淞口到今天的邯郸路,复旦人始终记得马相伯的叮嘱:“中国需要的是能思考的头脑,能行动的双手,能担当的肩膀。”1915年,复旦公学升格为“私立复旦大学”;1941年,改为国立复旦大学;如今,它已成为中国顶尖的综合性大学,培养了数以十万计的优秀人才。
站在2025年的今天回望1905年9月4日,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所大学的诞生,更是一个民族对“新教育”的觉醒。它像一盏灯,照亮了近代中国的教育之路;它像一把火,点燃了无数青年的救国之志。
感谢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1905年9月4日的复旦公学,那声清脆的上课铃,不仅敲开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门,更敲醒了无数人对“教育救国”的信念。愿我们铭记历史的智慧,珍惜当下的学习机会,为民族的未来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空空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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