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7月21日。回望历史长河，在整整81年前的明天，1944年7月22日，一场决定战后世界经济格局的关键会议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小镇落下帷幕。这场名为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的盛会，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最后议定书，并决定成立两个影响深远的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也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世界银行。这一系列成果，共同构成了战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基石，被后世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今天，我们就来详细讲述1944年7月22日这个历史性时刻，以及它所构建的国际金融新秩序。 理解布雷顿森林会议的重要性，需要回到二战尾声的特殊背景。1944年夏天，虽然欧洲战场诺曼底登陆成功不久，太平洋战场激战正酣，但同盟国最终战胜轴心国的趋势已日益明朗。然而，胜利在望之际，同盟国领袖和经济学家们却深陷忧虑：战争结束后，世界经济将走向何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惨痛教训历历在目——战后的经济混乱、恶性通货膨胀、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各国货币竞相贬值，最终导致了席卷全球的经济大萧条。这场经济灾难被普遍认为是引发社会动荡、极端主义崛起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诱因。因此，在战火尚未完全平息之时，以美国和英国为首的同盟国成员深刻认识到：赢得和平不仅需要军事胜利，更需要为战后世界经济重建一套稳定、开放、合作的金融与贸易体系，避免历史悲剧重演。 这种共识催生了召开国际会议的迫切需求。会议的发起国主要是美国和英国。美国作为战争中唯一本土未遭战火、经济实力因战争需求而空前壮大的国家，其黄金储备占全球三分之二以上，工业产值占全球一半，自然希望主导战后经济秩序。英国虽然国力因战争严重受损，但凭借深厚的金融传统和全球影响力，特别是拥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这样世界顶尖的经济学家，也力图在谈判中维护自身利益。早在1941年，英美两国就秘密磋商战后货币安排。1943年，两国分别提出了核心方案：美国由财政部部长助理哈里·德克斯特·怀特主持制定了怀特计划；英国则由凯恩斯勋爵主持制定了凯恩斯计划。两个计划的核心目标都是促进汇率稳定、恢复自由贸易、提供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但在具体设计上存在显著分歧。 凯恩斯计划更为大胆，提议建立一个全新的国际清算联盟，并创造一种名为班科的超主权国际货币单位。各国货币与班科挂钩，班科则与黄金保持联系。这个联盟将拥有巨大信贷能力，可向国际收支逆差国提供大量透支额度，帮助其渡过难关，避免紧缩政策或竞争性贬值。凯恩斯希望这种机制能将调整国际收支失衡的责任更多转移到顺差国身上，赋予国际机构更大资源调配能力，这反映了英国作为可能面临战后巨额逆差和黄金储备枯竭国家的担忧。 怀特计划则相对稳健，主张建立一个国际货币稳定基金，各国根据经济规模和黄金外汇储备缴纳份额。基金主要功能是监督各国维持固定汇率，允许在出现根本性失衡时经批准调整，并在成员国出现短期国际收支困难时提供短期贷款支持。该计划没有创造新国际货币，而是强调美元和黄金的核心地位，更符合美国作为最大债权国和黄金持有国的利益，希望维持美元主导地位和金融体系稳定。 经过一年多激烈谈判和相互妥协，最终在1944年4月公布的《关于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的联合声明》中，美国的怀特计划占据了主导地位，但也吸收了凯恩斯计划的一些合理成分，如建立多边清算机制和提供贷款支持。 会议地点选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华盛顿山脚下风景优美且相对僻静的布雷顿森林度假村。1944年7月1日，来自44个同盟国成员国的730多名代表齐聚于此。美国代表团由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领衔，核心人物是哈里·德克斯特·怀特；英国代表团由财政大臣金斯利·伍德率领，核心人物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中国代表团由财政部长孔祥熙率领，成员包括银行家贝祖诒等。苏联、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等主要盟国也派出了高级别代表团。 会议核心议程是讨论、修改并最终通过以怀特计划为基础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草案。会议气氛紧张而务实，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问题： 首先是基金份额与投票权。各国需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缴纳资金份额，份额大小决定其投票权。美国凭借强大经济实力要求并获得了最大份额和投票权。英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争取到重要地位。苏联因对投票权分配不满，虽签署文件但后来未批准协定加入基金组织。 其次是汇率制度。如何确定和维持各国货币间固定汇率？协定最终确立了可调整的钉住汇率制：各国货币设定以黄金或美元表示的平价，承诺维持汇率在平价上下百分之一幅度内波动。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三十五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只有在出现根本性失衡时，经基金组织批准才能调整汇率平价。这被称为双挂钩体系，即美元挂钩黄金，其他货币挂钩美元。 第三是贷款条件与稀缺货币条款。基金组织如何向面临国际收支困难的成员国提供贷款？贷款条件是否苛刻？美国坚持贷款应附加严格条件以确保资金有效使用和偿还。凯恩斯则希望条件更宽松。最终达成妥协，贷款有条件但非不可接受。此外，稀缺货币条款规定，若一国货币在基金组织内因需求过大而稀缺，基金组织可宣布其为稀缺货币，允许其他成员国临时限制与该国贸易，敦使其纠正国际收支顺差，这体现了对顺差国责任的约束。 第四是世界银行的职能。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是侧重战后欧洲重建还是更广泛的长期发展？最终确定其初期重点是为战后欧洲经济复兴提供长期贷款担保和直接贷款，后来才逐步转向全球发展援助。 第五是黄金的地位。黄金在体系中扮演什么角色？协定确立了黄金作为最终清算手段和国际储备的地位，但美元凭借与黄金的固定兑换关系，实际上成为了等同于黄金的国际储备货币。 在为期三周的会议中，代表们进行了密集讨论和磋商。哈里·怀特凭借出色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对美国立场的坚定维护，成为会议核心推动者。凯恩斯虽未完全实现班科的设想，但凭借智慧和辩才，在技术细节和理念上留下深刻印记，并争取到对英国有利的条款。中国代表团积极参与，努力维护中国作为大国应有的权益，最终争取到在基金组织中仅次于美英的第三大份额国地位。 经过艰苦谈判和相互妥协，会议于1944年7月22日闭幕。与会各国代表签署了《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最后议定书》及其附件《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这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会议取得成功，它所设计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框架正式确立。会议决定成立的两个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成为支撑这一体系的核心支柱。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职责是监督国际货币体系运行，特别是监督成员国汇率政策；在成员国出现短期国际收支困难时提供短期资金支持，帮助稳定汇率、恢复平衡；为成员国提供政策建议和技术援助。其核心目标是维护汇率稳定，防止竞争性贬值，促进国际贸易扩大和平衡增长。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的主要职责是通过提供长期贷款和担保，促进生产性投资，支持成员国战后重建和经济复兴，初期重点在欧洲；后来其使命扩展至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减贫和社会发展项目提供长期资金支持，目标是促进经济长期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规则可概括为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成员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形成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汇兑本位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监督维护这套汇率体系并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世界银行负责提供长期发展资金。同时会议倡导减少贸易壁垒，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这后来通过1947年成立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来具体实施。 1944年7月22日闭幕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其历史意义极其深远： 首先，它重建了战后国际货币秩序，结束了战前及战时货币混乱状态，建立了一套相对稳定、可预测的汇率体系，为战后国际贸易和投资恢复发展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货币环境基础。稳定汇率大大降低了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风险与成本。 其次，它确立了美元的国际中心货币地位。双挂钩体系使美元成为等同于黄金的国际储备货币和最主要国际结算货币，极大便利了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赋予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奠定了其金融霸权基础。 第三，它创建了多边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成立，开创了通过多边机构管理协调全球经济金融事务的先河。它们为成员国提供了政策协调、危机救助和发展融资的平台，成为全球治理重要支柱，其框架和职能至今仍在运行。 第四，它促进了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稳定的货币环境加上后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推动的贸易自由化，共同促进了战后国际贸易迅速扩张和全球经济长期繁荣，即所谓的黄金时代。 第五，它体现了国际合作精神。在战争尚未结束之际，四十四个国家能够共同设计战后经济蓝图，体现了战胜国寻求合作、避免重蹈覆辙的政治意愿和智慧，为联合国成立及其他领域国际合作树立了榜样。 当然，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存在内在缺陷和历史局限性。它过度依赖美元和美国经济政策，存在所谓的特里芬难题：为满足全球对美元储备不断增长的需求，美国需要保持国际收支逆差，但这会削弱美元价值和对黄金的可兑换性信心，最终动摇体系根基。同时固定汇率制度在应对各国经济周期差异和外部冲击时缺乏灵活性。随着西欧和日本经济复兴、美国经济相对优势下降以及持续美元外流，体系承受压力越来越大。最终在1971年8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停止兑换黄金，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核心支柱崩塌，固定汇率制在1973年彻底瓦解，全球进入浮动汇率时代。 然而，尽管其核心汇率和黄金兑换机制崩溃，布雷顿森林会议所创立的两个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却经受住了时间考验，不断调整职能以适应变化的世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主要关注汇率稳定，扩展到监督全球经济、提供政策建议、救助金融危机、帮助低收入国家减债等。世界银行则从支持欧洲重建，转型为专注于全球减贫和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多边开发机构。它们依然是当今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回望1944年7月22日，在布雷顿森林小镇签署的那些文件，其意义远超一次会议的成果。它是在人类经历空前浩劫后，对构建一个更加稳定、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伟大尝试。它凝聚了当时最杰出的经济智慧和政治家的远见，试图用规则和制度约束经济民族主义的破坏力，为战后和平与繁荣铺路。它所确立的多边合作原则、所创建的全球性金融机构，至今仍在深刻影响世界经济运行。虽然具体规则随时代变迁而调整，但布雷顿森林会议所代表的通过国际合作管理全球经济、促进共同发展的精神，依然是指引未来方向的重要灯塔。当我们今天面对全球化挑战与机遇时，回顾这个八十一年前的夏天，更能体会到构建和维护一个公平、有效、包容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多么珍贵而艰巨的使命。 感谢收听今天的《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历史回响，鉴往知来；秩序基石，思之念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晚安。

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明天是2025年7月21日。回望历史的长河，在极其遥远的过去，大约在两千八百零一年前的明天，也就是公元前776年的7月21日前后，在一个与我们现代文明差异巨大但又孕育了西方文明重要基石的时代和地点，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确切记载的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古希腊的奥林匹亚正式开幕了。这次盛会，虽然在当时可能只是众多祭祀和竞技活动中的一场，但它在后世被认定为古奥运会的起点，开启了一个延续千年的传奇传统。今天，我们就一起回到那片爱琴海畔的土地，那个崇拜着诸神、城邦林立的时代，去探寻那次运动会的起源、背景、简单的面貌，以及它对古希腊乃至整个后世文明的意义。 要理解这第一次奥运会的意义，我们需要先了解它所发生的时空背景。这个故事的主角是古希腊，但古希腊并非一个像我们中国那样的大一统帝国国家。它是由许许多多独立的“城邦”构成的文明圈。这些城邦，像雅典、斯巴达、科林斯、底比斯等等，都拥有自己的政府、法律、军队和生活方式，规模相当于一个城市连同周边的乡村地区。它们散布在地中海东北部的半岛和岛屿上，彼此之间经常因为土地、贸易、声望等问题发生争斗甚至战争。然而，尽管政治上分裂，这些城邦在语言、宗教信仰、文化习俗上却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同属于一个“希腊世界”。他们都讲着不同的方言但可以大致互通的希腊语，信奉着同一套庞大的神灵体系——以居住在奥林匹斯山的宙斯为众神之王的诸神。 宗教活动，尤其是祭祀诸神，是连接所有希腊人的精神纽带。而奥林匹克运动会，正是这种宗教信仰力量催生出的最耀眼的花朵之一。 奥林匹克运动会举行的地点叫做奥林匹亚，位于希腊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西部，具体在阿尔菲奥斯河与克拉迪奥斯河的交汇处。这个地方非常特别，它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城市，而是一个巨大的、神圣的宗教祭祀场所。它的核心是供奉着众神之王宙斯的宏伟神庙，庙里有着被誉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宙斯神像。围绕神庙，建造了巨大的露天祭坛、各类附属的神祠，以及后来为奥运会专门建造的竞技场馆。选择奥林匹亚作为运动会的举办地，首要原因就在于它的宗教神圣性。古希腊人相信，体育运动不仅是为了锻炼身体，更是取悦神灵、获得神灵青睐的一种方式，是展示力量与美的一种宗教仪式。而献给强大的宙斯神的运动会，自然被赋予了最高的地位。 那么，是谁、或者为什么原因决定在公元前776年正式举办这样一场运动会呢？关于第一届奥运会的具体组织者，并没有确切的个人名字流传下来。当时负责管理和组织这项赛事的，是一个由邻近的伊利斯城邦主导的机构——奥林匹亚祭司团。他们负责维护圣地的秩序，并最终制定和执行奥运会的规则。而关于举办的原因，虽然古希腊流传着各种神话传说，比如大力神赫拉克勒斯为了庆祝完成伟业而举办，或者说是为了纪念神王宙斯击败其父等等，但这些更多属于后世美好的附会。从更实际的历史角度看，奥运会的创办，应该是基于几个相互交织的因素。首先是根深蒂固的宗教祭祀需求，如前所述，为了表达对宙斯的崇拜。其次是古希腊社会对公民体质和战斗能力的重视。各个城邦都需要能打仗的战士，良好的体能和战斗技巧至关重要，这些运动很自然地成为展示和竞赛的项目。再者，或许也是一种寻求和平与共同身份认同的潜在诉求。即使是长期存在冲突的城邦，在宗教祭祀期间，也需要暂时放下干戈。虽然早期并没有明确的“神圣休战条约”的详细文献证据，但后来形成的惯例表明，奥运会期间确实存在一种被广泛认可的保护参与者和朝圣者的“和平期”。不管具体起因如何，公元前776年在奥林匹亚举行的这场盛会，被 当时的人们作为一个正式周期的起点记录了下来，并一直延续下去，被后世所承认。 我们现在要了解的，正是这被认定为“第一届”的古代奥运会，具体是在公元前776年夏天——通常是七八月间，尤其可能是在接近夏至的日子，被认为非常适合比赛——举行的。根据记载，这次盛会的场面，与我们现代人想象的“世界级”大赛有很大不同。首先，它的规模在初期非常有限。第一届奥运会据说只有一个比赛项目：场地跑。希腊语称为“斯泰德”。这个项目就是在专门建造的一条笔直跑道上进行的短距离赛跑。这条跑道的标准长度，大约是192米，运动员从起点跑到终点即可。这条跑道就是最早的“体育场”的雏形。当时，可能连专门铺设的跑道都没有，就是在草地上或者稍微平整过的土地上进行的。那么，参赛者是谁呢？早期的奥运会，参赛资格有严格限定：必须是拥有纯正希腊血统、自由身份的男性公民。奴隶、外邦人以及女性是被完全排除在参赛者和观众之外的。参加者主要代表各自的城邦。第一届比赛具体有多少人参加？历史记载语焉不详，但相信人数不多，可能只有来自附近少数几个城邦的十几甚至几十位选手。当时的规则也非常简单直接：就这一个项目，大家跑一次，第一个到达终点的人就是胜利者。 这第一届比赛的胜利者是谁呢？有幸被载入史册，成为历史记载中第一位古代奥运会冠军的，是一位名叫“科罗伊波斯”的运动员。关于他的详细信息留下的很少，只知道他来自一个叫伊利斯的城邦。伊利斯正是主办奥运会的那个城邦，它紧挨着圣地奥林匹亚，这也反映出早期的奥运会主要还是吸引了附近的区域。可以想象，当科罗伊波斯第一个冲过终点时，现场来自伊利斯城邦的观众和支持者们必定是欣喜若狂的。他不仅为自己赢得了荣誉，更为自己的城邦带来了无上的荣光。古希腊人对奥运会冠军的尊崇是极高的。在当时，奥运冠军能获得什么呢？物质奖励其实非常简单——一顶由神圣的野橄榄枝叶编成的桂冠。这顶桂冠来自奥林匹亚圣地的野生橄榄树，由一名纯洁的儿童用黄金镰刀砍下，象征着宙斯的庇护与神圣的荣耀。橄榄枝在当时也具有和平的象征意义。虽然物质奖励微薄，但冠军所获得的无形价值却无比巨大。他们会成为自己城邦的大英雄，受到同胞们热烈的欢迎和持久的尊敬。在他们的家乡，通常会为他们建立雕像以示纪念，他们的事迹被诗人传颂，甚至在生活的许多方面享有极高的地位。一些城邦还会给予冠军终生的物质津贴或免除赋税等其他实际的优待。科罗伊波斯作为第一位，他的名字和成就便刻在 了奥林匹亚的荣誉名单之上，成为所有后来者仰望的起点。在那个时代，赢得一顶奥运桂冠，几乎是个人所能达到的世俗荣耀的巅峰之一。 我们现在了解了第一届的样子：时间是公元前776年夏，地点在宙斯圣城奥林匹亚，只有一个项目——192米的场地跑，冠军是伊利斯的科罗伊波斯。从这样一个相当原始和局限的开始，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始了它漫长而辉煌的旅程。它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壮大起来的呢？随着奥林匹亚圣地和奥运会的声望日益增长，更多的项目被逐步添加进来。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古代奥运会的项目不断丰富。公元前724年的第14届奥运会上，增加了一项往返跑，相当于现代体育场跑一周的距离，大约是384米，称为“迪阿洛斯”。接着，更长距离的跑步项目也出现了。在第18届（公元前708年），加入了传统竞技五项全能：包括场地跑、跳远、铁饼投掷、标枪投掷和摔跤。这五项运动综合考验运动员的体能、速度和技巧。第23届（公元前688年）加入了拳击；第25届（公元前680年）加入了战车赛——这是最具贵族气派、也最为危险和昂贵的项目之一；第33届（公元前648年）加入了更加激烈但极具观赏性的古希腊式搏击“潘克拉辛”，它结合了拳击和摔跤。第37届（公元前632年）开始设立青年组的比赛。另外，公元前444年的第84届奥运会甚至加入了艺术比赛，包括了音乐创作、诗歌朗诵等，强调“健美的精神寓于健美的身体”。可以看到，比赛项目 从单一走向综合多元，满足了当时贵族和平民展示不同才能的愿望。 随着希腊被罗马共和国和后来的罗马帝国征服，古奥运会的命运也发生了变化。罗马人总体上尊重希腊文化，初期延续了奥运会传统，罗马的贵族甚至也参与其中，或者大力赞助修建更为豪华的体育设施。然而，文化差异和内在矛盾也逐渐显现。罗马人更倾向于观看角斗士的血腥表演，对纯竞技的奥运会兴趣相对不那么热烈。而古代奥运会的多神教祭祀内核，与后来罗马帝国国教基督教的唯一神信仰产生了根本性的冲突。公元393年，信奉基督教的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为了打击异教，将所有基于“异教徒”仪式的活动判定为非法。持续了1169年、举办了293届的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就在这行政命令之下被强制取缔了。又过了几年，公元426年，另一位罗马皇帝下令摧毁希腊的异教神殿，包括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庙及其宏伟神像，都被破坏殆尽。再后来，连续的地震和洪水彻底掩埋了这片圣地，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辉煌场地就此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下，直到一千多年后才被考古学家重新发现。 回顾这第一届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它的起点可能显得简陋，只有一个项目，范围有限。但它标志着人类文明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开端。首先，它首次在制度上确立了定期、规范化、多城邦参与的大型综合性体育竞技赛事的传统。它的周期性、固定举办地、以体育竞赛为核心、服务于宗教崇拜等，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模式。第二，它所蕴含的核心精神——追求卓越、和平竞赛、公平公正、身体美感、超越政治的认同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第三，它为古希腊各城邦提供了一个化解矛盾、展示自身、凝聚共同文化的宏大平台，强化了希腊世界的内部联系。第四，它极大地推动了体育活动在古希腊社会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发展，提升了体育本身的社会地位和文化价值。第五，它作为一个穿越时间的历史符号，不断提醒着后人关于和平、合作、竞技精神的价值。 古代奥运会的圣火虽然后来熄灭了，但它留下的精神遗产从未真正消失。在沉睡了近一千五百年后，在法国教育家皮埃尔·德·顾拜旦等人的不懈努力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于1896年再次在雅典举行，重续了这一古老而伟大的传统。现代奥运会继承了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格言，强调公平竞争与参与精神，并将参与范围扩大到了全世界所有的民族和男女运动员。它依然坚持周期性，依然承载着对和平的期盼。可以说，公元前776年7月21日在奥林匹亚点燃的那道篝火，它的光芒穿透了时空，为我们今天所共享的奥林匹克精神，奠定了最坚实、最原始的基石。 总结来看，公元前776年7月21日的这次历史性盛会，意义远超一次简单的比赛。它是古希腊宗教虔诚、城邦活力、社会观念和文化理想的集中迸发。它在最神圣的宗教场所，以最具普遍性的身体技艺作为媒介，为分裂而好斗的希腊各邦创造了一个难得的和平展示场，塑造了深远的共同认同。它从单一的赛跑起步，发展出丰富的项目体系，并辅以独特的规则和崇高的荣誉，使之成为希腊文明的标志性成就之一。其成功绝非偶然，它精准地契合了古希腊社会的精神内核——对神的敬畏、对竞争与荣耀的渴望、对身体之美的崇拜以及对城邦认同的超越。尽管它最终因宗教冲突而湮灭，但它所确立的定期大型赛事模式、追求卓越的核心价值观以及对和平的象征意义，都成为人类共有的宝贵精神财富。现代奥运会的复兴正是对这些不朽精神最好的致敬与延续。奥林匹亚的首次起跑，不仅定格了一个光辉的历史瞬间，更昭示了体育作为一种强大的文化力量，能够跨越时空、连接心灵、激发对卓越与和平的共同追求。在时间的长河里，那顶最初的野橄榄枝桂冠，其光芒依然闪耀。

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6月20日，历史上明天的1582年6月21日，也就是日本旧历天正十年的六月二日清晨，在日本的京都发生了一场剧变。这场发生在名为本能寺的寺庙中的事变，以其突发性和对日本历史走向造成的巨大转折而被人们铭记。主角是当时即将统一日本的一代枭雄织田信长，以及他最信任的得力助手之一明智光秀。信长在本能寺被光秀率领的部队围攻，最终身亡。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本能寺之变”。今天，我们就回到十六世纪末那个战火纷飞的日本战国时代，围绕本能寺之变的前因后果，试图勾勒出这个事件真实的面貌，看看它如何瞬间改变了众多人物的命运，又给整个日本列岛的历史进程带来了怎样深远的影响。 要理解本能寺之变的意义，必须了解它所发生的时代背景——日本历史上漫长的战国时代。这个时代始于十五世纪中期室町幕府的权威衰落。原本守护地方的武士集团首领“守护大名”，以及依靠实力崛起的地方武士首领“战国大名”，纷纷割据一方，互相攻伐，争夺土地、资源和霸权。幕府将军名存实亡，日本陷入了空前的大分裂。战争成为常态，“下克上”的风气盛行。这种情况持续了超过一百年。直到织田信长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气势登上历史舞台，才让人们看到了统一的可能性。织田信长，1534年出生于尾张国（今爱知县西部名古屋一带）的一个中小型大名织田信秀的家中。少年时的信长行为乖张，不修边幅，有“尾张的大傻瓜”之称。然而，父亲信秀去世后，信长迅速展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1560年，在著名的桶狭间之战中，他以少胜多，奇袭击杀了称霸东海道的强大邻居今川义元，一战成名。此后，他逐步吞并美浓国（岐阜县），并将岐阜城作为大本营，提出了著名的口号“天下布武”，意欲用武力统一天下。 信长的崛起之路，伴随着极其激烈的军事行动和果决的政治改革。他打破了旧有的势力格局，对许多顽强抵抗的大名和宗教势力如比叡山延历寺一向宗本愿寺势力等采取严厉的镇压甚至消灭政策。同时，他重视并积极引进欧洲传来的铁炮，将大批火枪集中使用，创造出威力强大的“三段击”战术，这在当时以冷兵器为主的战场上具有压倒性优势。他在自己控制的领国内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打击封建庄园领主特权加强统治；实施“乐市乐座”政策，废除行会特权促进商业流通；通过“兵农分离”政策，建立专业的常备兵“旗本众”，将领主与土地关系分离；重用有能力的人才，不论出身。这些都为后来江户幕府的政治体系奠定了基础。 到了1582年，也就是本能寺之变发生的前夕，织田信长通过几十年的征战，势力达到了顶峰。他所控制的地域覆盖了日本核心地带的一半以上，包括近畿、中部、北陆的大片富庶土地。其他强敌如甲斐的武田胜赖已被他彻底消灭，中国地区的大名毛利辉元正面临他强大军队的步步紧逼，四国的长宗我部元亲也感受到巨大压力。信长在京都附近安土山兴建了雄伟华丽的安土城，被视为他权力和新秩序的象征。他本人则被天皇授予象征武家领袖的“右大臣”官职（也有学者认为当时已是“太政大臣”的内命）。当时的几大强力外藩军团，名义上都是织田家的家臣或盟友，如负责进攻中国地区的羽柴秀吉（即后来的丰臣秀吉），负责关东地区的泷川一益，负责北陆地区的柴田胜家等。明智光秀，这位后来发动叛变的将领，当时是织田家的重要谱代家臣，负责京都周围及丹波国的军政要务，地位十分显赫，被信长委以重任，赐予其据点龟山城。看起来，织田信长统一日本的步伐已经无人能够阻挡，只是时间问题。 然而，平静的海面下往往暗流涌动。1582年五、六月间，织田信长计划派遣援军支持在西国与毛利家艰苦作战的羽柴秀吉。为此，他下令麾下几位重臣率部向京畿地区集结，准备开赴前线。明智光秀也收到了调动命令，率其主力部队约一万三千人抵达了他的据点龟山城。与此同时，信长本人从安土城出发前往京都，身边只带了极其有限的贴身护卫，大约只有一百多名小姓（少年侍从）和仆役。他在五月二十九日抵达京都，没有住在自己控制的二条新御所，而是选择了京都本能寺作为临时下榻之所。本能寺是当时京都著名的净土宗大寺，也是信长非常信任的寺院，寺院规模不小，有一定的防御设施，但显然不是为了应对大规模军事进攻而建造的堡垒。同日，信长的继承人，也是他非常喜爱且寄予厚望的长子织田信忠，住进了离本能寺不远处的妙觉寺。父子二人都处于京都最繁华的区域，但身边的防卫力量与即将到来的风暴相比，都显得异常薄弱。 那么，明智光秀为何突然举兵反叛？这至今仍是日本历史学家争论不休的最大谜团。由于缺乏光秀本人的直接供述文件（事件发生后不久光秀即身亡），后世的推测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第一种广泛流传的说法是光秀对信长长期怀有怨恨。信长性格刚愎暴躁，对手下要求极其严苛，常有不留情面的斥责。据说在一些场合，信长对光秀有过当众羞辱的行为。在平定丹波国的叛乱时，光秀曾以母亲作为人质劝降波多野秀治，但波多野兄弟投降后信长却违背诺言将其处死，导致光秀的母亲被牵连杀害。此事被很多史家认为是引发光秀心中仇恨的导火索。第二种说法是光秀预感到信长在完成统一后，会进行大规模洗牌，铲除像他这样的“尾张旧臣”和实力派老臣，扶植更年轻、更听话的将领（如羽柴秀吉）。信长废除幕府将军足利义昭、打压比叡山和一向宗的手段，确实让许多旧势力感到恐惧。光秀的领地丹波国刚刚被彻底平定不久，根基不稳，前途未卜。第三种说法则指向一些具体事件：有传说在支援秀吉的宴会上，信长因某种小事大怒，当场责打光秀，甚至剥夺了他在德川家康访问安土时的接待职务，改派他人。另有记载称，信长在出阵前突然命令光秀将原领地移交给他人（可能是池田恒兴），转而出征更遥远的出云国和石 见国。这种被剥夺已有根基、派往陌生苦战之地的安排，对位高权重的光秀无疑是巨大打击和不安的信号。无论根本原因是哪种，长期积累的不满在京都这个权力中心附近、主公力量最薄弱的时刻爆发了。明智光秀做出了一个极其大胆、风险极高的决定。 1582年6月20日深夜（日本旧历六月一日夜），明智光秀的军队从龟山城出发，但他没有按照信长命令向西进军支援秀吉，而是下达了那个流传后世的名言：“敌在本能寺！”这里的“敌”，指的正是他的主公织田信长。光秀率领主力大约一万三千人的部队，趁着夜色，急速行军，目标直指京都本能寺。光秀对部下宣称的目标是讨伐信长在京都的敌对势力或保护信长安全，因此途中没有遇到任何阻截。六月二十一日凌晨（旧历六月二日天未亮），明智军成功抵达本能寺周围，并迅速完成了对寺院的严密包围。当包围形成后，信长一方才惊觉事态剧变，但为时已晚。 本能寺内的织田信长当时刚刚起床，正准备处理事务。当他听到不寻常的喧哗声并确定是明智光秀的旗帜时，瞬间明白了情况。信长身边仅有约百名侍卫、小姓和一些随从文官。面对十倍于己且蓄谋已久的精锐部队围攻，突围几乎不可能。即便如此，信长和他的近侍们表现出了武士的尊严，进行了顽强但徒劳的抵抗。据说信长亲自手持长枪参与了战斗，他的近侍森兰丸兄弟等人也浴血奋战。但是人数和准备的差距无法逆转。据《信长公记》等较接近事实的记录，本能寺的建筑很快被明智军点燃。关于织田信长生命的最后时刻，有多种说法：有说他在寺内亲自放火自焚；有说他力战负伤后回到内室点火自焚；也有被乱枪或弓箭射中而死的版本。但可以确认的是，烈火吞噬了本能寺的主建筑，信长的尸体最终未能被找到。享年四十九岁。就在同一时间，不远处的妙觉寺也遭到了明智光秀分遣队的攻击。织田信忠开始试图转移到更为坚固的二条城，并进行了激烈的抵抗，一度击退了明智军的进攻。但很快明智军主力增援二条城，织田信忠见突围无望，最终也自尽身亡，年仅二十六岁。仅仅几个小时之内，织田政权的最高领袖及其继承人双双陨落。 本能寺之变的消息如同平地惊雷，迅速传遍了全日本，造成了巨大冲击。最直接的打击对象是织田家的天下人地位。其麾下的各大军团首领虽然实力尚存，但失去了绝对效忠的核心，内部的权力格局和斗争瞬间激化。明智光秀在政变成功后占据了京都，他迅速向各地发出文书，试图控制近畿地区，并寻求旧势力、如朝廷公卿和此前被信长打压的宗教势力甚至毛利家的支持，希望为自己披上合法外衣，成为新的掌权者。他一度成功控制了京都地区，并进入安土城。然而，历史的车轮并没有按照光秀的设想前进。他低估了其他织田旧将的反应速度和决心。其中反应最快的是正与中国地方毛利家艰苦作战的羽柴秀吉。秀吉在得到事变消息后，立刻显示出非凡的政治智慧和决断力。他极其迅速地与毛利家达成和议，条件极为优厚，确保了后方的安全。史称“中国大折返”。随后，秀吉率领他的精锐军团以急行军的速度，短短几天内便从备中高松城前线折返至京都附近。六月十三日，就在本能寺之变发生仅仅十一天后，羽柴秀吉军与明智光秀军在位于京都与大阪之间的山崎地区遭遇并发生决战，史称“山崎合战”或“天王山之战”。 山崎合战是决定未来主导权的一场关键战役。明智光秀的军队大约一万六千多人，但他刚刚经历政变，根基不稳，许多响应他号召的旧势力如细川藤孝父子等选择了观望或拒绝支持。反观羽柴秀吉一方，不仅其直属部队作战勇猛，更因为他迅速行动占据了为信长报仇的大义名分，沿途吸引了如丹羽长秀、池田恒兴等大批织田旧臣的加入，总兵力迅速超过了明智军。两军在天王山、淀川河岸等地激烈交火。明智军的攻势被击退，最终溃败。明智光秀在败退过程中，逃往近江坂本城方向，但在途径一处被称为“小栗栖”的地方（今京都市伏见区）时，遭遇当地土民或乱兵袭击，重伤后自杀身亡（一说被讨死），距离其发动本能寺之变仅过去了十二天。轰轰烈烈的“明智光秀三日天下”就此落幕。随后，羽柴秀吉掌控了京都局势，并在清洲会议（商讨织田家继承问题和权力分配）中凭借实力和手腕确立了优势地位，最终击败了织田家的其他实力派人物如柴田胜家，成为了信长事业的继承者，并最终完成了日本的统一，开创了丰臣政权时代。 本能寺之变虽然短暂，但其影响极其深远。首先，它终结了织田信长几乎无人可以挑战的统一进程，并将统一的最终执行者和果实留给了羽柴秀吉。其次，它深刻改变了日本战国时代后期的格局和主要人物的命运轨迹。如果没有这场事变，德川家康的崛起很可能会遭遇织田信长更大的压制（事变时家康正在堺市游览，因事变仓皇逃回三河，躲过一劫）；柴田胜家、泷川一益等元老重臣也可能有不同结局；甚至毛利、上杉等外样大名也可能面临信长更直接的威胁。第三，它也成为了一个历史谜案与文化符号。明智光秀的动机究竟是什么？真的仅仅是怨恨吗？有没有更深层次的政治谋划？有没有其他隐情或同谋者？这些问题至今仍吸引着历史学家不断挖掘和争论，也成为文学、戏剧、影视作品反复演绎的主题。本能寺的烈焰不仅烧毁了织田信长的生命，也烧出了一个充满变数和可能的崭新历史阶段。 总结来看，1582年6月21日的本能寺之变，是一场充满了偶然性和必然性的悲剧性事件。偶然性在于，它发生在织田信长最不设防的时间和地点；在于明智光秀在特定情境下做出了那个极具风险的决定。必然性则在于，战国时代“下克上”的残酷法则并未消亡，任何看似稳固的权力都可能遭遇突袭；也在于织田信长过于超前的严厉改革和独特个性，为自己树敌太多，埋下了祸根。这场变故，以其巨大的戏剧性转折和深远的影响力，深刻地烙印在日本的集体记忆中，也长久地提醒着世人：历史的大势虽有其方向，但具体的走向，往往充满了意想不到的波折。它揭示了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脆弱，权力的不稳固，以及人性在野心与忠诚、怨恨与抉择面前的复杂挣扎。本能寺的清晨，是旧时代的葬歌，也催生出了新时代的号角。 感谢收听今天的《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古都风云，转瞬成灰；权谋如戏，警钟长存。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晚安。

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6月19日，明天，也就是6月20日，在1983年的那一天，香港一座城市孕育了一个音乐的火种。这个火种最初可能并不耀眼，却最终成为照亮无数人心灵的光芒，甚至跨越了时间与地域，影响至今。这就是香港殿堂级乐队Beyond的成立。在很多人心中，Beyond不仅仅是一个乐队，更代表着一种精神，一种关于理想、坚持与音乐力量的象征。今天，我们就回到1983年6月20日的那天，以及随后的岁月里，一起探寻Beyond乐队最初的故事，看看几个热爱音乐的年轻人是如何走到一起，并最终在华语流行乐坛留下不可磨灭印记的。 在讲述那个具体的成立日期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20世纪80年代初的香港，正处在经济高速发展期，同时也是流行文化，尤其是流行音乐方兴未艾的黄金年代。电视普及率很高，电视主题曲非常受欢迎，偶像文化也在崛起。欧美摇滚、日本流行乐风靡全球，也对香港乐坛产生了巨大冲击。那时主流乐坛的风格相对比较固定，主要以改编外文歌曲、电视剧主题曲和抒情慢歌为主，包装精致的偶像歌手是市场的主流。在这种环境下，一个以原创摇滚乐为核心、带着强烈自我表达意愿的乐队要诞生，并非易事。玩乐队，特别是玩摇滚乐队，在当时常常与“地下”、“非主流”、“玩票”等词汇联系在一起，既缺乏系统的商业支持，也不太被主流媒体和大众市场所看好和接受。 故事的核心人物，是乐队的灵魂——黄家驹。1962年6月10日出生于香港的黄家驹，在音乐道路上并非一帆风顺。少年时期，他像许多普通青年一样，尝试过不同的工作和生活方向。他曾做过办公室助理、推销员、电视台的布景助理等等。音乐并非他最初唯一的出路。然而，一次偶然的经历改变了他。17岁那一年，他在邻居搬家留下的垃圾堆里发现了一把破旧的木吉他。就是这把破旧的吉他，开启了他与音乐的不解之缘。音乐的魅力迅速捕获了他。家驹开始利用业余时间拼命练习吉他，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他对音乐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和专注力，常常一练就是好几个小时甚至通宵。正是这种对音乐的纯粹热爱和近乎偏执的练习，让他迅速掌握了吉他技巧。 在寻找音乐同好的过程中，黄家驹认识了低他一个年级的弟弟黄家强。家强起初学习的是贝斯。音乐是兄弟间重要的纽带。他们一起学习，一起交流音乐心得。大约在1983年初，对音乐有着共同理想的家驹和家强，与几位朋友，包括后来短时间担任主音吉他手的邓炜谦（又名William Tang或邬林），以及鼓手李荣潮初步凑在一起玩音乐。他们有着共同的渴望，就是成立一支真正属于自己的乐队，玩自己想玩的音乐，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不仅仅是模仿或翻唱。这个萌芽中的组合需要一个名字。据说有一次他们去参加某个小型乐队比赛，需要报名一个乐队名。大家觉得当时香港乐队的名字都很西方化，或者不知所云。他们希望找到一个简洁有力、又能代表他们音乐追求的名称。后来，邓炜谦提出了“Beyond”这个名字。这个词本身的含义是“超越”、“在另一边”。它寓意着打破常规，超越当下流行的局限，向着更高更远的音乐理想进发。这个名字瞬间击中了大家，一致通过。乐队最初的构架就这样初步形成了。但要到1983年6月20日这一天，才算真正成立并稳定下来。 为什么是1983年6月20日呢？这标志着一个更稳定成员组合的确立。就在这一天，经过介绍，热爱打鼓的叶世荣加入了进来，取代了最初的鼓手李荣潮。叶世荣，1963年8月19日出生，当时还在香港博允英文书院读书。他同样对音乐充满热情，尤其钟情于打鼓。他的加入，使得Beyond的节奏部分更加稳固。与此同时，主音吉他手由邓炜谦担任。核心成员就此敲定：黄家驹担任节奏吉他手、主唱（早期也会唱和声）以及主要创作者，邓炜谦担任主音吉他手，黄家强担任贝斯手，叶世荣担任鼓手。这一天，可以被视作Beyond乐队正式成立的日子，是“Beyond”这个名字下，一个拥有稳定基本成员结构的音乐团体开始运转的起点。 成立初期的Beyond，严格来说是一个地下乐队。他们没有唱片公司合约，没有经纪人包装，没有丰厚的演出收入，甚至没有一个固定的排练场所。他们的舞台，常常是一些学校礼堂、社区中心的小型表演比赛，或者是一些不那么商业化的酒吧、俱乐部。他们的设备也非常简陋。贝斯手黄家强在接受采访时曾回忆说，最开始使用的是一把非常廉价的贝斯，拾音器不太好，弹起来还会发出奇怪的杂音。鼓手叶世荣的鼓具也远算不上专业。黄家驹那时经常在琴行工作兼职，一方面可以接触乐器，另一方面也能获得一些微薄的收入来支撑音乐梦想。尽管如此，条件的艰苦丝毫不能熄灭他们对音乐的热情。 他们在狭小的排练室——通常是租金低廉的工业大厦房间或者某个成员家中的角落——里挥汗如雨地排练。排练室的隔音效果通常很差，为了不影响邻居（也怕被投诉），他们有时不得不用棉被盖住鼓和大音箱。他们排练的作品，多数是黄家驹创作的。家驹对音乐有着极其广泛和深入的涉猎。他对英国的摇滚、重金属音乐非常感兴趣，例如齐柏林飞船、深紫乐队等，同时也热爱大卫鲍威这些富有艺术性的音乐人。日本的流行摇滚，如南方之星等，也对他有启发。他甚至对富有哲思或民族元素的音乐素材也保持开放态度。这使得Beyond早期的作品，就已经流露出一些不同于当时主流港乐的影子——更重的吉他音色、更复杂的节奏变化、更具空间感的编曲思路，当然还有家驹独特嗓音所传达出的那种带有力量感、略带沙哑却又充满真诚的演唱。 这些特点在他们早期的一些作品中已经有所体现。虽然当时还没有正式出版专辑的机会，但他们会将自己的原创作品录制成样带，也会在一些地下音乐聚会或比赛中演唱。作品如《脑部侵袭》（旋律强烈，歌词表达对思维僵化的批判）、《大厦》（描绘都市人的生活状态，音乐实验性强）等，都充满了探索精神和不妥协的能量。这些作品并不甜美悦耳，却充满了青年人试图突破、渴望表达的生命力。家驹早期的词作也开始展现出他对社会、人生的观察和思考。这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乐队来说，已经十分难得。 乐队成立后不久，成员经历了一些变动。最初的两位吉他手邓炜谦和后来的王欧文先后因为各自的音乐理念分歧或者其他个人发展原因离开了乐队。他们的离开对乐队无疑是一种考验。为了填补吉他手的空缺，乐队迎来了新的成员。首先是陈时安加入担任主音吉他手。陈时安的技术相当不错，对乐队在吉他演奏层面的提升有帮助。但合作时间也不算长。紧接着，1985年，乐队又迎来了另一位关键人物——黄贯中。 黄贯中，1964年3月31日出生，有着深厚的美术功底，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设计系。他最初并非以吉他手身份加入，而是为Beyond设计演出的海报。因为和乐队成员有着深入的接触和相似的音乐审美，以及对绘画艺术的造诣，他和乐队十分投契。当乐队再次需要吉他手时，黄贯中拿起了吉他，凭借他敏锐的乐感、稳定的演奏，以及充满个性的创作能力，迅速融入了Beyond。最终形成了广为人知的四人经典阵容：主唱、节奏吉他手及主要创作者黄家驹；主音吉他手及重要创作成员黄贯中；贝斯手黄家强；鼓手叶世荣。这个阵容在音乐上相互激发、相互成就，成为Beyond发展壮大的核心动力，也被歌迷们深情地称为“四子时代”。这段成员磨合的时期，其实正好也反映出他们寻找音乐方向和团队定位的过程。 虽然有了相对稳定的阵容，Beyond在80年代中前期的道路依然充满荆棘。地下乐队的标签难以撕去。他们对音乐有坚持，坚持做原创的、有自己风格的摇滚乐。然而，这样的音乐在当时商业化气息浓厚的香港主流乐坛显得格格不入，被认为“吵”、“另类”、“不够商业”。为了能让乐队的音乐有更多被听到的机会，让团队能生存下去，他们选择了一条艰辛的路：自资办演唱会。 1985年7月，乐队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极为大胆的决定——自资租用当时条件尚可的香港坚道明爱社区中心礼堂，举办他们的第一场正式演唱会“Beyond超越”演唱会。没有大公司赞助，所有的费用，包括场地租金、器材租赁、舞台布置、宣传海报印制等等，都需要他们自己承担。成员们动用了个人的积蓄，甚至卖掉了一些心爱的设备才勉强凑够资金。场地和音响设备也无法与专业的红磡体育馆相比。但这场演唱会对他们意义非凡。它不仅是一个表演的机会，更是他们面对市场、面对观众的一次重要检验。他们精心排练，拿出了多首原创作品。他们亲自设计海报，亲自去街头张贴宣传，甚至骑着自行车去送票。 “BEYOND超越”演唱会最终上演了。虽然到场人数可能远不能与后来的盛况相比，但反响是积极的。他们的现场表演能量十足，原创作品质量得到了初步认可。更重要的是，这次自资演唱会让他们看到了自己音乐可能性的同时，也清楚地认识到现实的困难：投入巨大，回报微乎其微，在商业上几乎不可能持续。这次尝试虽然并未让他们立刻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却树立了乐队顽强、独立和勇于突破的形象，也磨练了他们的现场演出能力。这成了他们早期奋斗史中值得铭记的重要里程碑。 另一项重要的自筹举措，是他们尝试独立发行唱片。1986年，他们集资制作了第一张真正的“唱片”，不过是一张自资发行的卡式带专辑，名为《再见理想》。专辑中的所有歌曲全部是乐队原创。录制过程极其简陋，预算非常有限。录音棚条件差，录音效果比较粗糙原始，封面设计也极为简朴，甚至带有浓重的DIY感觉。当时只制作了大约一千盒卡带，主要通过他们在表演后现场销售、委托少量唱片店寄卖等方式传播。这张专辑的音乐风格在当时主流听众看来是相当硬朗和实验性的，旋律并非那么朗朗上口。但是，《再见理想》这张专辑以及它的标题本身，却道尽了Beyond早期的心境：在现实的压迫和理想的孤独之间挣扎，但那份对音乐的热爱和表达的渴望依然炽热。标题曲《再见理想》也成为了Beyond早期精神的最佳写照，歌词中对艰难处境的不甘和对理想的执着守望，在无数为坚持自我而挣扎的年轻人心中引起强烈共鸣，也成为了乐队早期乃至整个音乐生涯中一首极具象征意义的作品。 正是这份坚持，为他们迎来了转机。他们的音乐现场感染力和独特的创作风格渐渐引起了少数业内人士的关注。1986年，一家规模不算大但有艺术眼光的唱片公司——Kinn's Music Ltd（劲石娱乐制作有限公司，后来成为了宝丽金唱片的一部分）向他们伸出了橄榄枝。1987年初，他们终于推出了签约唱片公司后的第一张粤语专辑《亚拉伯跳舞女郎》。这张专辑一改《再见理想》的粗糙感，在音乐制作上显得精良和丰富了许多。专辑的概念性很强，融合了中东音乐元素，带有异域风情，充满了幻想色彩。这显示了乐队尝试融入世界音乐元素、进行更大胆艺术探索的追求。专辑同名主打歌《亚拉伯跳舞女郎》以及《无声的告别》、《孤单一吻》等歌曲在音乐性和表现力上都有显著的提升。虽然市场反响依然称不上大红大紫，但这次尝试拓宽了他们的音乐视野，也让他们在录音棚制作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日后更成熟的代表作打下了基础。 真正让Beyond开始获得广泛主流注意的，是他们1988年发行的专辑《秘密警察》。这张专辑无论是音乐创作还是市场定位都更加成熟和平衡。其中，有两首歌爆红，彻底改变了Beyond的命运轨迹。一首是旋律优美流畅、歌词充满关怀情怀的《大地》。这首歌由黄贯中首次担纲主唱，曲风上既有摇滚的骨架，又融合了流畅的旋律和带有中国风韵的编曲，感染力极强，迅速登上了各大排行榜榜首。另一首就是黄家驹创作的《喜欢你》，以其真挚动人的情感表达和优美简洁的旋律，成为流传度极高的经典情歌。这两首歌的大热，使得Beyond的名字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大面积地进入主流大众的视野。他们不再是“地下”或“非主流”的标签乐队，而是获得了商业与艺术双重认可的乐队新星。成功虽然来之不易，却也伴随着某种必然：正是多年在地下音乐圈的默默坚持和对于自身音乐理念的不懈打磨，才最终让他们的光芒得以闪耀。《秘密警察》专辑的巨大成功，宣告Beyond正式从边缘走向了聚光灯下的舞台中心。

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6月18日，明天，即6月19日，我们将目光投向遥远的163年前，公元1862年6月19日。那一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白宫，一项影响深远并载入史册的法案被正式签署为法律。这就是《1862年国会关于联邦领地禁止奴隶制法案》。这项法律的签署，是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在任期间为彻底埋葬奴隶制所迈出的关键一步，它不仅是南北战争时期一项重大的内政举措，更深刻触动了当时美国的根基和社会结构。今天，我们就来详细讲述发生在1862年6月19日的这个重要时刻，以及围绕它展开的背景、过程和意义。 要理解这一天的重要性，我们必须回到19世纪中叶的美国。那时的美国，虽然建国尚不足百年，却已经深陷一场几乎让其粉身碎骨的巨大危机——南北战争。这场战争的核心冲突，归根结底，便是围绕奴隶制制度存废的尖锐对立。美国北方以工商业为主，经济结构并不依赖奴隶制；而南方各州则是棉花、烟草等种植园经济的天下，数百万黑人奴隶被视作财产，是维持这种经济命脉的基础劳动力。围绕着西部新开拓的领土是否允许实行奴隶制，南北双方的政治、经济、道德矛盾日益激化，最终在1860年底走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正是在1860年底那次至关重要的总统大选中，反对奴隶制向西部扩张的共和党候选人亚伯拉罕·林肯当选。他的当选，对南方蓄奴州而言，如同一个明确的危险信号。他们认为林肯政府最终会威胁乃至摧毁他们赖以生存的奴隶制体系。为了捍卫自己认为的“州权”和“财产权”，南卡罗来纳州率先于1860年12月宣布退出联邦，此后南方共有11个州陆续退出，并于1861年2月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市成立了所谓的“美利坚联盟国”，推举杰斐逊·戴维斯为总统。至此，美国联邦分裂。1861年4月12日，随着南军炮击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港的联邦军据点萨姆特要塞，内战——即我们熟知的美国南北战争——全面爆发。 战争初期，林肯政府的目标相对集中于维护联邦的统一，避免国家分裂，即他所强调的“拯救联邦”。尽管林肯本人内心深处极其憎恶奴隶制度，认为它是违背人人生而平等这一美国立国精神的罪恶制度，但出于维护脆弱的联邦团结以及策略上的考虑（如担心边境蓄奴州如马里兰州、肯塔基州、密苏里州、特拉华州会因此倒向南方），他的公开立场并未立即要求废除奴隶制。他试图通过限制奴隶制扩张的方式来逐步削弱它。 然而，战争的残酷进程很快推动了局势的发展。战争规模不断升级，伤亡惨重。更关键的是，奴隶制本身成为战争资源和南军战争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方的种植园为军队提供粮食和重要的经济作物棉花（试图与欧洲交易换取支持）；同时，南军将大量奴隶用于修筑工事、运输补给等军事后勤工作，间接地增强了其战争能力。而在联邦军队进入南方领土作战时，成千上万的黑奴逃离种植园，投奔联邦军队驻地。这些寻求自由的逃亡奴隶被称为“逃离者”或“战争违禁品”。如何处理这些人？他们的法律地位是什么？他们仅仅是“财产”，还是自由的人？这些问题尖锐地摆在了林肯总统和联邦国会面前。 实际上，在林肯签署《1862年禁止领地奴隶制法》之前，针对奴隶制的立法行动早已在国会山内激烈地酝酿着。国会的共和党议员中，反对奴隶制的力量是主流。他们利用战争赋予的特殊时机，积极推动旨在限制乃至最终废除奴隶制的立法。早在1862年4月，联邦国会就通过了《哥伦比亚特区赔偿性解放法案》，该法案在华盛顿特区以联邦资金补偿奴隶主的方式废除了奴隶制。这是联邦政府首次在其直接管辖区域废除奴隶制。紧接着，更为关键的是1862年5月20日，林肯总统签署了《宅地法》，该法案规定任何符合资格的美国公民或申请入籍者，只需缴纳少量登记费，就可以在西部未开垦的公共土地上获得160英亩的土地。在耕种满5年后，该土地即归其所有。这项法律旨在鼓励西进运动，同时隐含了支持自由劳动制度、反对以奴隶为基础的种植园经济向西部扩张的意图。 而《1862年国会关于联邦领地禁止奴隶制法案》则是这场立法浪潮中针对奴隶制根源地带的又一记重拳。这项法案的核心内容是：在美国联邦政府拥有主权或控制权的一切准州领地及未来获得的领土上，永远禁止奴隶制或强制劳役的存在。这实际上是以法律形式彻底推翻了1854年极具争议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所确立的“人民主权”原则（即由新成立州的居民自行投票决定是否允许奴隶制）。这项新法案由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欧文·拉夫乔伊在1861年12月提出提案。经过激烈的辩论和修改，最终于1862年6月13日在众议院获得通过，随后在6月17日参议院也表决通过。1862年6月19日，也就是整整163年前的明天，林肯总统在白宫正式签署了这份法案，使其成为美国法律。 现在，让我们聚焦到1862年6月19日那个时刻本身。那天在白宫，没有盛大的仪式，也缺乏我们后世想象中重大转折点常有的戏剧性场面。林肯总统面色凝重而坚定地坐在办公桌前，手中握着那份国会刚刚送呈的法案文本，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个签名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宣言和道义表态。它向美国乃至全世界宣告：由联邦政府直接管辖的全部土地上，将永远禁止人类的奴役行为。它废除了1819年至1854年所谓的“密苏里妥协线”以北区域早已实施但实际上被《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破坏的奴隶制禁令，并且将其覆盖范围扩展到所有现有和未来的联邦领地，从而完全堵死了奴隶制向美国西部扩张的任何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它从法律上终结了奴隶作为“财产”可以在这些广阔土地上被合法拥有的状态，为未来更多逃亡奴隶奔向自由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和保护。对于长期争取废除奴隶制的北方道德力量来说，这是一个期盼已久的胜利信号。 当然，我们也要客观地认识到这项法律的历史局限性。1862年6月19日签署的这部法律，其效力范围主要限于尚未正式成为州的美国联邦领地和未来新获得的领土。它并未立即解放那些仍在南方同盟控制下蓄奴州中的数百万奴隶，也未能立即触动边境州（如马里兰、肯塔基、密苏里、特拉华）在法律上依然存在的奴隶制度。林肯签署这部法律时，战争仍在激烈进行，南方的“联盟国”并不承认联邦国会的法律，因此该法对南方的实际控制区并无直接效力。它最主要的直接作用是封堵了奴隶制西扩之路，解放了那些在联邦领地内的少数奴隶（尽管人数不多），并且从法律层面进一步明确了联邦政府对奴隶制的否定立场，极大地鼓舞了北方的废奴主义力量和黑人士兵的招募。它是更大风暴来临前的重要步骤。 这场更大的风暴，就是1863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解放黑奴宣言》。可以说，1862年6月19日签署的反领地奴隶制法，为《解放黑奴宣言》的发布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做了舆论和法律上的铺垫。林肯是一位深思熟虑的政治家。在1862年的春夏之交，战争前景依然不明朗，联邦军队在南线战场陷入胶着。林肯敏锐地意识到，必须采取更直接、更彻底的措施来打击南方的战争基础，那就是解放奴隶本身。这不仅关系到战争的正义性转化、争取国内外道义支持（尤其是防止欧洲国家承认南方），也关系到利用南方奴隶作为北方战争资源（如参军）的根本策略。 1862年夏天，林肯已经在内阁中秘密起草了解放黑奴的初步构想。同年7月22日，他召开内阁会议，宣读了《解放黑奴宣言》的初稿。虽然内阁成员意见不尽相同，但林肯认为时机虽不完全成熟，但已迫在眉睫。他需要一个明确的战场胜利作为发布宣言的契机，以避免宣言被视为北军在困境中的绝望之举。9月17日的安提塔姆战役中，虽然双方均损失惨重且未能决出胜负，但南军李将军最终撤退回南方，这被林肯视为一个足以宣布宣言的“胜利”。5天后的9月22日，林肯正式发布了《解放黑奴宣言》的初步版本，宣告：所有在1863年1月1日仍在叛乱的州份（即南方同盟各州）中的奴隶，将获得永久自由（排除了边境州和部分被联邦控制的部分南方地区）。这是一个有针对性、但目标宏大的解放令。 最终，在1863年1月1日，林肯签署了正式的《解放黑奴宣言》，赋予了宣言中所列叛乱地区所有奴隶法理上的自由人身份。它彻底改变了内战的性质，将其从一个维护联邦统一的战争，明确无误地升级为一场以消灭万恶奴隶制度为目标的解放战争。宣言极大地鼓舞了北方的士气，挫败了南方寻求国际支持的努力，并直接推动了大量获得自由的黑人加入联邦军队，为联邦最终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追溯其源流，1862年6月19日签署的领地反奴隶制法案，正是林肯政府系统性地运用法律武器瓦解奴隶制、步步为营地推进解放事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里程碑。 除了这两项标志性法案，1862年国会还通过了另一项与《宅地法》齐名的重大立法——1862年7月1日林肯签署的《莫里尔土地拨赠法案》。该法案规定联邦政府拨出公地给各州和领地，用于建立以教授农业和机械技术为主的“赠地大学”。这不仅推动了美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实用化进程，也在教育层面为培养新一代的美国公民，建设一个基于自由劳动而非奴隶制的国家奠定了重要的教育基础。这些1862年通过的一系列重要法案，共同构成了林肯政府在战时重塑美国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发展方向的关键支柱。 因此，当我们回望1862年6月19日白宫那张签署法案的桌子，它所代表的绝不仅仅是一部法律的生效。它是林肯总统个人信念与政治智慧的体现，即抓住战争带来的、和平年代无法想象的变革窗口，去撼动甚至铲除那个国家建立时就存在的根本罪恶。它是美国国会在国家存亡之际，顺应历史潮流，运用宪法赋予的立法权，向奴隶制发出的明确宣战。它在具体的区域彻底封堵了奴隶制扩张的路径，在道义上给予了奴隶制度沉重一击，极大地振奋了废奴力量的信心，并为仅仅半年后那石破天惊的《解放黑奴宣言》铺平了道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解放事业最终通过1865年宪法第十三修正案的批准而得到全面完成，彻底从美国宪法中抹去了奴隶制的合法性。1862年6月19日的签字，是这条漫长、血腥但最终走向光明解放道路上的一个关键路标。这一天提醒我们，改变有时需要通过激烈的冲突和深刻的社会阵痛才能实现。而立法者的远见、政治领袖的决断力，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往往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1862年夏天通过的系列法案不仅旨在赢得一场战争，更旨在赢得一个更加公平和自由的美国的未来，尽管这个理想的实现至今仍在路上。历史或许不会记录下每一个签字的回响，但163年后的我们，仍然在感受着那支笔留下的 深刻印记。 感谢收听今天的《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岁月沉淀波澜，历史启迪未来。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晚安。

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明天是2025年6月9日，让我们拨动时光的指针，聚焦于整整五十年前的同一天，公元1975年的6月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内，一份象征着友谊与合作的重要文件被庄重签署。这份文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菲律宾共和国政府建交联合公报》。从此，中国与菲律宾这两个一衣带水的近邻，在经历了漫长的隔绝与观望后，正式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开启了两国交往的新篇章。今天，我们就来详细讲述这段发生在1975年6月9日的外交里程碑事件，及其背后的时代背景与深远意义。 理解1975年这次建交的重要性，需要我们把目光投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那个风云变幻的国际大环境。当时的全球，正处于冷战的严峻对峙之中，世界被深深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竞争的烙印。两个超级大国——美国与苏联——及其领导的阵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着激烈的博弈。而中国，则在这复杂的国际格局中经历着深刻的变革。 新中国自1949年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其外交活动空间主要局限于社会主义阵营以及一些亚非拉友好国家。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以及与苏联关系恶化后的东方阵营国家，则基本处于隔绝或对抗状态。这种状况在进入七十年代后，开始发生戏剧性的转变。一个极其关键的事件发生在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第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同时驱逐了台湾地区的所谓代表。这一事件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标志着中国重返世界舞台中央。世界各国，包括许多西方阵营的国家，都开始重新审视对华政策。 紧随其后，1972年2月，一件更为轰动的事件发生了——当时的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应中国政府邀请访问了中国。这次被称为“改变世界一周”的访问，结束了中美两国长达二十多年的敌对状态，签署了《上海公报》，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尼克松访华”犹如在全球外交棋盘上投下了一颗震撼弹，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西方阵营的国家纷纷抓住时机，争先恐后地寻求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两国发表了联合声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整个七十年代上半叶，掀起了西方国家与中国建交的高潮。 在亚洲，尤其是在东南亚地区，这种变化显得格外敏感和重要。东南亚国家联盟（即东盟，成立于1967年）的成员国，如马来西亚、泰国等，都在密切关注着中美接近带来的地缘政治变化。对于菲律宾来说，这种国际格局的巨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同时也存在着深刻的顾虑和思考。 菲律宾位于西太平洋，是由七千多个岛屿组成的群岛国家。它在地理上与中国台湾岛和南海海域相邻，历史上与中国有着悠久的民间交往（贸易、移民）。然而，在1949年之后，菲中两国政府则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菲律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了独立，但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高度依赖其前宗主国美国。它是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友之一，两国签有共同防御条约，境内设有美国的军事基地。在冷战格局下，菲律宾政府长期奉行亲美反G政策，对意识形态相悖的新中国保持着高度警惕。同时，中国与菲律宾之间还存在着一个特殊的敏感问题——那就是台湾问题。菲律宾与美国和退守台湾地区的国民党政权关系密切。因此，在整个五六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初，菲律宾与中国大陆基本没有官方的、高层的直接往来。台湾海峡两岸的紧张关系，以及菲律宾与美国和台湾当局的紧密联系，构成了一道横亘在中菲之间的无形高墙。 然而，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和国际潮流的逆转，这道高墙出现了明显的松动迹象。对于时任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而言，他需要为国家利益做出新的战略考量。马科斯是一位精明的政治人物，自1965年当选总统后，长期执政（至1986年）。他看到了中美接近的战略意义：一方面，这预示着亚太地区力量格局可能重塑，菲律宾不能坐视；另一方面，与中国这个世界人口最多、潜力巨大的邻国隔绝，对菲律宾的经济发展和地区外交空间也是一种损失。特别是，中国在联合国地位的恢复以及在亚洲影响力的提升，迫使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盟国家不得不调整对华策略。尽快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参与到这个新兴市场的互动中来，并在区域事务中获得更大的发言权，成为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选项。 当然，迈出这一步并非易事，背后需要审慎的准备和沟通的铺垫。真正推动建交的关键行动，发生在1974年。那一年，国际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缓和的方向发展。1974年9月，时任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派出他的夫人——极具影响力的伊梅尔达·马科斯女士——作为他的特使秘密访问了中国。这次访问至关重要。伊梅尔达·马科斯受到了当时中国领导人的接见，特别是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了深入的会谈。周恩来的外交智慧在国际上享有盛誉。通过这次访问，中菲双方在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性问题上，特别是在如何处理敏感的台湾问题上，达成了重要的谅解和共识。这为双方正式谈判建交扫除了主要障碍。台湾问题是所有国家与中国建交必须面对的核心议题。根据周恩来提出并与各方实践所确立的“一个中国”原则，任何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必须与台湾当局断绝所谓的“外交关系”。菲律宾方面通过特使访华，明确了在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下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这在后来发布的建交公报中有明确体现。 水到渠成的时刻终于到来。1975年6月，在伊梅尔达访华铺垫近一年后，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亲自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正式访问中国。马科斯的到访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这次访问受到了中国政府高规格的接待。周恩来总理虽已重病在身，但仍与马科斯举行了会谈（这是周总理外交生涯中最后几次重要的外事活动之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也参与了关键性会谈。在友好、坦诚的氛围中，双方就国际形势、地区问题和双边关系的未来发展充分交换了意见。最终，双方完成了建交谈判的所有程序性工作。 于是，在1975年6月9日这一天，马科斯访华期间，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到来了。在庄严的气氛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乔冠华和菲律宾共和国外交部长卡洛斯·罗慕洛分别代表两国政府，郑重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菲律宾共和国政府建交联合公报》上签字。公报内容明确记载了两国建交的基本原则：​​两国政府同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菲律宾共和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认中国政府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并决定在本公报签字之日起一个月内从台湾撤走其官方机构。​​ 这两点明确体现了“一个中国”原则的落实。公报还强调了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表达了促进双边经济贸易关系发展的愿望。这份联合公报的签署，标志着中国与菲律宾外交关系的历史性突破，正式建立了官方层面的国家关系纽带。 1975年6月9日的中菲建交，其意义绝非仅限于两国关系本身，它是多重重要历史脉络汇聚的成果。 ​​首先，它是中国外交战略取得重大突破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菲律宾是东盟主要创始成员国（1967年成立），同时也是与美国有着紧密军事同盟关系的国家。它的建交选择，充分反映了七十年代初国际格局的深刻演变和“尼克松冲击”后美国盟友体系对华政策的连锁反应。它的建交，是在马来西亚（1974年5月）之后、泰国（1975年7月）之前实现的，是整个东盟国家与中国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中国通过成功与这些关键国家建交，有效突破了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围堵，显著拓展了在东南亚的战略空间和影响力，向世界展现了其外交灵活性和开放姿态。 ​​其次，它深刻改变了东南亚地区的政治格局。​​ 中菲建交以及随后东盟其他主要成员国陆续与中国建交（如泰国于1975年7月1日建交），实质上改变了东南亚的地缘政治版图。它打破了该地区长期存在的坚冰，有力促进了区域内的和解与互动，为未来东盟与中国建立全面的友好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中国不再是东南亚国家眼中遥远而敌对的“赤色巨人”，而逐渐成为可以对话、可以合作的近邻。这种关系的转变，对于维护东南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具有长远意义。 ​​第三，它极大地推动了中菲双边关系的全面发展。​​ 建交就像打开了一扇尘封已久的大门，人员往来、文化交流的大门随之开启。建交之后，双边贸易迅速增长（虽然初期基数不大），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的交流合作纷纷展开。菲律宾丰富的热带农产品开始更多进入中国市场，中国的工业产品也进入菲律宾。互派留学生、艺术团体互访等活动逐渐增多。尽管两国在南海地区的岛礁归属和海域划界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这一点在当时建交公报中虽未深入触及，但双方都意识到海域相邻的现实，为日后协商埋下伏笔），但建交确立了通过政治谈判、和平解决争端的基本框架。建交本身为处理这些复杂问题提供了必要的对话渠道。马科斯总统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位访问中国的在任菲律宾国家元首，他后来的政治生涯虽充满争议，但他推动菲中建交的这一决策，无疑是其执政期间最重要的外交遗产之一。 回顾1975年6月9日，中国与菲律宾的双手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跨越历史的鸿沟紧紧相握，绝非偶然的冲动。它是在世界格局深刻变革、中国国力提升与国际影响力扩大、地区国家战略调整寻求自身发展空间等多重力量共同作用下的历史必然。这是一次在复杂国际棋局中果断落下的关键棋子，是区域外交坚冰的勇敢突破，更是对未来和平与发展格局的重要奠基。五十年时光流转，国际风云变幻，南海潮汐不息，无论双边关系经历怎样的波折起伏，1975年建交所奠定的国家关系基础和法律框架始终发挥着根本性作用，为两国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从隔绝到接触，从相互怀疑到寻求合作，这一天所迈出的步伐，证明了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道路的国家，只要秉持相互尊重和务实合作的精神，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回望1975年那个充满转折与希望的夏天，北京签署的那份公报，不仅开启了两国交往的新纪元，也为后世留下了关于如何超越分歧、寻求共同利益的深刻启迪。历史不会忘记改变航向的关键一刻。 感谢收听今天的《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历史回响悠远，现实启示绵长。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晚安。

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明天是2025年6月8日，我们聚焦于144年前的明天，公元1881年6月8日。在古老的北京城，清王朝的统治者发出了一道影响深远的命令：要求立即召回所有正在美国留学的幼童，中断其学业。这道出自光绪七年五月十二日的谕旨，宣告了晚清首次官方成规模派遣留学生赴西方学习的重大尝试戛然而止。它不仅是一个教育项目的终结，更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国在近代化转型道路上的重重困境与深刻矛盾。今天，我们就来细细讲述清政府撤回留美学生这一历史时刻的前因后果及其深远影响。 理解这次撤回，需要将目光投向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屈辱失败和太平天国的沉重打击后，大清王朝的根基已显动摇。一部分开明的官员，如恭亲王奕䜣、曾国藩、李鸿章等，开始意识到中国在军事、技术、制度上的巨大落后。他们提出“自强”的口号，发起了一场旨在学习西方“长技”的改革运动，史称“洋务运动”。兴办军工厂，筹建新式海军，设立同文馆翻译西书，都是这场运动的具体体现。 然而，洋务运动的领袖们很快意识到，仅引进机器和技术远远不够。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运营庞大的工厂、掌握西方先进的技术与管理，都需要一批通晓洋务、掌握近代科技的新式人才。于是，派遣人员出国留学的想法应运而生。在这个关键的节点上，一位关键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容闳。容闳本人就是近代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毕业于耶鲁大学。他怀揣“教育救国”的宏愿，坚信培养人才是救国的根本。经过多年奔走，他的建议终于得到曾国藩、李鸿章的鼎力支持。1870年代初，他们联名上书朝廷，详细阐述了派遣学生赴美学习的重要性。最终，两宫太后（慈安、慈禧）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路下，批准了这个计划。 这就是“幼童留美教育计划”。它的设计颇具开创性：计划在四年内分批派遣120名12至15岁的少年儿童，远渡重洋前往美国学习，时间长达15年之久，旨在系统学习西方语言、科学、工程、军事、政经法律等知识。为管理这些“留美幼童”，清政府在1872年设立了专门的机构——“幼童出洋肄业局”，由翰林出身的陈兰彬担任正委员，容闳担任副委员，负责选拔、护送和管理学生。从1872年到1875年，四批共120名聪颖的少年儿童，带着祖国的期许，跨越重洋抵达美国。 这些幼童抵达后，首先被分配到新英格兰地区（主要是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的美国家庭寄宿，以便快速适应语言和生活环境。随后，他们进入当地中小学，学业优异者陆续考入大学。在容闳的支持和鼓励下，留美幼童们展现了惊人的适应力与学习能力。他们英语迅速流利，学业成绩斐然。为了融入当地生活，他们剪掉了象征效忠清廷的辫子，换上了西装，积极参与棒球、足球等体育运动，也参加各类社交活动。詹天佑、唐绍仪、唐国安、梁敦彦、蔡绍基等，日后都成为名震一时的杰出人物。一切似乎都在朝着为中国锻造新型人才的方向顺利发展。 但表面的顺利之下，巨大的文化冲突与思想碰撞暗流汹涌。以负责管理的正委员陈兰彬（后升任驻美公使）及其继任者吴嘉善为代表的一部分清朝官员，对于幼童们的快速“美国化”忧心忡忡，甚至日益反感。他们的担忧和指责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首先，他们认为幼童们过于沉溺于西学，不再认真研读儒家经典，荒废了传统的“中学”，对忠孝节义等核心价值观念日益淡漠，变得“离经叛道”、“忘本忘祖”。剪辫子、穿西装这些行为，在他们看来无异于对大清礼仪和朝廷权威的背叛。其次，他们认为学生们参与体育锻炼、与异性交往、甚至接触基督教文化等活动是沾染了“西夷恶习”，违背了中国传统的“温良恭俭让”，有伤风化。再者，他们抱怨部分学生在美国自由风气影响下，言行变得“不驯服”，不够尊重肄业局的官员和他们的管理权威。此外，他们还质疑投入巨额经费（每年为每位学生花费数百两白银）派遣幼童去学那些“奇技淫巧”是否真的值得，效果难以保证，不如直接在国内建工厂。 保守官员们的奏报不断飞递清廷中枢，这些指控被不断渲染和放大。同时，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美国社会，排华情绪日益高涨，华工受到歧视，限制华工的法案不断出台（如1879年的排华法案初稿，1882年正式通过）。这种恶劣的环境让清政府更加担心留美学子的安全与前途。尤其关键的是，1881年，洋务派最重要的支柱李鸿章因母亲去世需回乡守制三年，暂时离开权力中心，朝廷内主张撤回留学的保守派声音失去了重要的制衡力量。尽管容闳极力辩解，为学生融入辩护，强调学生的爱国本质和未来价值，但他作为副手的地位难以左右大局。在守旧派官员持续施压、美国排华风险加剧、以及李鸿章暂时缺席的三重冲击下，清廷的最高决策者慈禧太后最终倒向了撤回一方。 于是在1881年的春夏之交，经过朝堂上的争论，清王朝作出了终结留美计划的决断。1881年6月8日（光绪七年五月十二日），根据清廷档案记载，清政府正式电令驻美公使陈兰彬，要求“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虽然后续的电报传送和处理需要时间，撤回的命令在七月才传达到美国并最终执行，但这一天，1881年6月8日，在紫禁城里发出的那道命令，在法律上和历史上，就是清廷作出终止留美计划的决定性日期。 消息传到美国，对正在求学的幼童们无异于晴天霹雳。肄业局的官员们立刻执行命令，无论学生们学业进行到哪个阶段，一律被要求中断学业，收拾行装准备回国。当时只有极少数人，如詹天佑刚刚完成耶鲁大学的学业，欧阳庚接近毕业，绝大多数幼童只完成了计划的一小部分。他们中的许多人痛苦、不解，甚至试图抗争，但面对朝廷的严令和可能被断绝资助的风险，他们无力回天。1881年9月和10月，分三批（主要乘坐“麦迪逊”号轮船）从美国旧金山启程回国。当载着这些风华正茂却满怀失望与困惑的青年人的船只驶向东方时，容闳耗尽心力推动的教育蓝图也随之黯然落幕，他深感痛心与无奈。 归国后的日子对大多数幼童来说并非坦途。他们被安置在上海，一度像被遗忘的货物般滞留于仓库，缺乏重视甚至受到部分保守官员的歧视和猜疑。没有国内科举功名的他们，在旧的官僚体系里地位尴尬，被视为举止怪异、“半洋不中”的另类。 然而，尽管官方留学计划夭折，这些被迫提前归来的幼童们，却以其坚韧和才华，在晚清与民国初年的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在各个领域大放异彩。詹天佑以惊人的才能克服万难，主持修建了京张铁路，开创了中国自主设计修建干线铁路的先河，被誉为“中国铁路之父”。唐绍仪成长为卓越的政治家与外交家，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梁敦彦在清末和民国都曾执掌外交、交通等要职。唐国安出任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首任校长，蔡绍基担任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校长，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奠基。许多学生进入电报局、矿务局、造船厂、海关甚至北洋海军，成为新兴技术与管理部门的骨干力量。他们是中国第一批系统地接受西方现代科学文化洗礼的群体。他们背负着时代的枷锁，却在不同领域顽强地播撒着现代化种子，部分实现了容闳当年“教育救国”的理想。 回望1881年6月8日清廷的撤回令，其深刻意义远超一道普通的行政命令。它成为了解19世纪末中国现代化艰难历程的一个关键切片。它清晰呈现了清王朝在内外交困下寻求“自强”的急迫与深层变革的严重滞后和冲突。一方面，统治阶层认识到了学习西方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他们又极度恐惧这种学习带来更深层次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冲击，害怕最终动摇其赖以存在的旧制度根基。以维护“祖宗成法”和伦理纲常为己任的庞大保守势力，本能地将一切冲击传统规范的变化视为洪水猛兽。所谓的“洋务运动”，长期停留在“中体西用”的实用技术层面，无法真正接受制度和观念的革新。留美学童身上发生的“西化”现象，正是直接触碰了这条最根本的红线。当时美国兴起的排华浪潮，虽然是一个重要的外部诱因，但本质上不过是给国内的保守派提供了反对的口实。当变革的触角越过界限，触碰到制度与思想的根本时，旧体系强大的排异反应便会瞬间爆发，如同1881年6月8日这道斩断未来的命令一样冷酷而决绝。 这一页历史昭示着，仅仅学习器物层面的技术，而无视支撑这些先进成就背后的制度、教育和思想的现代化，无异于舍本逐末。幼童归航的黯然身影，映衬的是那个时代一个古老帝国面对现代浪潮时的迷茫、挣扎与无法突破的困境。他们的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共同谱写了一曲饱含遗憾与启迪的时代变奏曲。这段历史提醒我们，民族的进步需要勇气拥抱开放，需要智慧处理变革带来的碰撞，更需要打破禁锢思想的坚定决心。那些远航的幼童与被迫的归途，终究在中国走向世界的漫长道路上，留下了最初而深刻的足迹。 感谢收听今天的《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历史常回响，深思意愈深。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晚安。

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明天是2025年6月7日，让我们将时光之轮倒转整整926年，回到公元1099年的同一天。在地中海的东岸，在被称为“三教圣地”的古老城市耶路撒冷的城墙之下，一场决定圣地归属命运的军事行动拉开了序幕——由西欧天主教徒组成的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军队，在经历了漫长而艰难跋涉和激烈战斗之后，终于兵临耶路撒冷城下，并在6月7日开始正式围攻这座对于他们而言拥有至高神圣意义的城市。今天，我们就来详细讲述1099年6月7日，这支十字军开始围攻耶路撒冷的始末，以及其背后的深远影响。 在具体讲述这场围攻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这场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前提——何为十字军东征？它是怎么产生的？这需要我们从11世纪末的欧洲说起。 当时的西欧，正处于一个被称为“中世纪”的时代。基督教（具体说是罗马天主教）是整个社会信仰和精神的绝对核心，深深渗透到政治、社会和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教皇是天主教世界的最高精神领袖。与此同时，位于亚洲西部与欧洲东南部交界处的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也就是近东，则主要由信奉伊斯兰教的政权统治。这片土地，特别是其中的耶路撒冷城，对基督教而言具有无与伦比的神圣意义——根据《圣经》记载，这里是耶稣基督传教、受难、复活的地方，是基督教信仰的发源地和精神核心。然而自7世纪阿拉伯帝国崛起并征服该地区后，圣地一直处于伊斯兰世界的统治之下。 时间来到11世纪后半叶，统治近东大部分地区的强盛帝国——塞尔柱突厥人建立的政权——内部也出现了不稳定因素。1071年，塞尔柱军队在曼齐刻尔特战役中大败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军队，几乎占领了整个小亚细亚（即今天的土耳其亚洲部分）。拜占庭帝国因此损失了大量领土，首都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直接受到威胁。拜占庭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被迫向西方求援，希望得到西欧基督教世界同宗兄弟的帮助来抵御伊斯兰塞尔柱人的压力。 阿莱克修斯的求援信，送到了当时的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手中。这位教皇看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一方面，援助拜占庭兄弟合乎宗教情谊；另一方面，更深层的，他希望通过一次针对伊斯兰世界的宏大军事行动，将西欧因领地纠纷、私战不断的贵族骑士阶层的力量导向外部，解决西欧内部纷争，同时也可以树立教皇的绝对权威，甚至有机会将东西方教会（东西教会于1054年刚刚分裂）重新统一于罗马教廷之下。一个更直接的目标也被广泛宣传：收复被穆斯林“占据”的圣地耶路撒冷！ 于是，在1095年11月，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的克莱芒召开宗教会议。面对广大贵族、教士和平民，他发表了极具煽动性的著名演讲。他痛陈“东方基督徒”在塞尔柱人统治下所受的苦难（其中某些描述可能被刻意夸大渲染），渲染圣墓教堂（据信是耶稣墓所在地）被亵渎，并高呼“上帝的旨意！”（Deus Vult!）。他号召所有基督徒，无论是贵族骑士还是普通民众，拿起武器进行圣战，前往东方去解救圣地，夺回耶路撒冷。他许诺参加者将获得教会的赦免，所犯下的罪将被赦免（所谓“赎罪券”制度），并宣称为信仰而战而死将能直接升入天堂。这番富有激情的演说，如同一颗火星点燃了干燥的草原，瞬间在欧洲引发了巨大的狂热反响。 在乌尔班二世的号召下，整个西欧社会都被动员起来。首先出发的，是一支被称为“平民十字军”的庞大队伍。这支队伍主要由狂热的农民、无土地的流民以及少量下层教士组成，他们缺乏组织、没有后勤保障、更没有像样的武器装备。这支队伍在名为“隐士彼得”的教士带领下，在1096年春天就迫不及待地踏上了东征之路。然而，这是一场灾难性的行程。他们沿途遭遇抢劫和冲突，在穿越小亚细亚时遭到塞尔柱军队的伏击和屠杀，损失极为惨重，几乎全军覆没。 在这支贫民十字军几乎被消灭的同时，西欧各地的诸侯贵族们也开始集结，这才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主力。这些分属不同国家（主要是法国、诺曼底、洛林等地）的封建领主、骑士及其侍从、步兵，组成了几支相对更有组织和战斗力的武装力量。他们由实力强大的贵族领导，比如布永的戈弗雷、图卢兹的雷蒙德、诺曼底的博希蒙德等人。他们通常拥有较好的武器装备（锁子甲、长剑、长矛等）、一定的战术素养和（相对而言）更有序的后勤支持。这些贵族十字军从1096年晚些时候陆续出发，沿着不同的路线（主要是经由陆路穿越巴尔干和小亚细亚），最终在1097年在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附近集结汇合。 尽管拜占庭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对这些“援军”心存疑虑（担心他们觊觎拜占庭的土地），但还是为他们的后续进军提供了某种程度上的支持或方便。十字军庞大的军队随即向小亚细亚进发，目标是穿越塞尔柱突厥人的控制区，前往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最终夺取耶路撒冷。 从1097年开始，十字军在东征路上经历了极其艰苦的行军和惨烈的战斗。第一个重大考验就是包围并攻占了小亚细亚的重镇尼西亚（1097年）。接着，他们在多利留姆战役中击败了塞尔柱军队主力。然而，最大的挑战来自小亚细亚广袤、干旱和山脉纵横的地理环境。军队面临严重的饥渴和补给困难，损失了大量人员和马匹。1098年，经历了长达七个月的艰苦围困和血腥巷战后，十字军攻占了当时叙利亚北方极其重要的城市安条克。这场攻坚战代价巨大，十字军自己也损失惨重，差点被前来增援的伊斯兰军队包围消灭。 在安条克休整了一段时间，处理内部纠纷并寻找补给后，收复圣地的核心目标——耶路撒冷——再次成为焦点。1099年5月底，这支历尽磨难、人数已经远少于出发时的十字军主力部队（据估计约1.2万至1.4万人左右，其中骑兵约1000-1500名），在南下巴勒斯坦途中又攻占了一些沿海城市，最终在1099年6月7日这一天，兵临耶路撒冷城下。 此时的耶路撒冷，统治者已非塞尔柱突厥人，而是来自埃及的什叶派穆斯林王朝——法蒂玛王朝。他们在十字军到达前几个月刚刚从塞尔柱人手中夺回了该城。法蒂玛王朝的总督阿尔-阿达在得知十字军逼近后，下令立即加固城防，并进行了战争准备：他命人驱除了城内的所有基督徒（包括本地基督徒），在城外许多水井投毒（破坏水源），并将大量牲畜赶入城内储备，同时清理城墙四周区域，使攻城方难以找到掩护。 当十字军战士们在1099年6月7日望见耶路撒冷的城墙和城中的圣地——圣墓教堂的圆顶时，他们欣喜若狂，流下了激动的泪水。长久以来的目标就在眼前！宗教热情再次被点燃到顶点。士兵们高呼“上帝的旨意！” （Deus Vult!），许多人扑倒在地，亲吻这片他们心目中的“应许之地”。 然而，他们眼前的耶路撒冷，是一座防御坚固的城市。法蒂玛王朝的军队守卫严密，做好了长期坚守的准备。十字军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首先，他们本身人数有限，尤其是能用于攻城的重装骑士数量稀少，主要力量是步兵。其次，经过长途跋涉和安条克的血战，军队疲惫不堪，补给（尤其是食物和水）严重短缺。耶路撒冷周边夏季炎热干燥，水源更是稀缺，十字军到达后很快就发现水井被投毒或被污染，饮用水匮乏成为巨大威胁。同时，他们缺乏有效的攻城器械去对付高大坚固的石墙。 因此，1099年6月7日这一天，虽然十字军完成了对耶路撒冷的初步合围，标志着围攻的开始，但他们此刻的主要任务并非立刻发动总攻，而是必须做两件紧迫的事情： 1. ​​寻找和解决水源：​​ 他们很快组织探险队寻找未被污染的水源。幸运地，他们在耶路撒冷南方的伯利恒附近找到了尚可饮用的水塘，但这距离较远，取水困难且危险。 2. ​​准备攻城武器：​​ 这是攻坚战成功的关键。十字军将领们知道，缺乏攻城梯、攻城塔和破城槌，他们不可能攻破这座坚城。然而，耶路撒冷周边严重缺乏树木资源，难以就地取材建造大型攻城器械。寻找木料成为当务之急。 接下来的日子，十字军在艰难的条件下进行围城准备。他们派出多支分队在周边较远的地区搜索木材，最终在距离较远的萨玛利亚山地找到了可用树木。他们砍伐树木，并在当地基督徒工匠（主要是拜占庭工匠）的指导下，开始夜以继日地建造大型攻城器械。主要的攻城器械包括两种：一种是巨大的攻城塔楼（Mangonels and Siege Towers），用木材搭建多层结构，外面覆盖生牛皮或兽皮以防火（防御守军的火攻），内部可容纳众多士兵。这种塔楼造好后需要被推到城墙边，让塔内的士兵可以直接跳到城墙上与守军近身搏斗。另一种是巨大的投石机（Trebuchets），可以抛射巨石攻击城墙或城内目标，破坏防御和杀伤人员。建造这些庞然大物需要大量木材和时间。 总攻的时刻终于到来。1099年7月13日深夜至14日凌晨，十字军开始将建造好的巨大攻城塔推近城墙。7月14日凌晨（也有记载为7月13日夜），主力部队在南北两个方向发动了总攻。战况极其惨烈。攻城的士兵顶着如雨般落下的箭矢和滚石、燃烧物，拼死将塔楼推近城墙。巨大的塔楼靠上城墙后，士兵们通过塔内楼梯冲上城墙，与守军展开惊心动魄的肉搏战。攻城塔的牛皮外层被守军点燃，火焰熊熊，许多攻城士兵被烧死或坠落阵亡。在南面的主攻方向（由布永的戈弗雷和图卢兹的雷蒙德的军队负责），战斗尤为激烈。经过一番惨烈的厮杀，7月15日清晨，戈弗雷军队的攻城塔终于成功搭上城墙一角（据说是今天圣斯蒂芬门附近区域），戈弗雷麾下的士兵从塔中涌出，冲上城墙并建立了一个桥头堡。越来越多的十字军士兵通过云梯或攀爬登上突破口并扩大了战果。大约与此同时或稍晚些时候，另外一处的攻城部队也在付出巨大代价后突破了城防。 最终，第一次十字军夺得了耶路撒冷。几周后（1099年8月12日），十字军还在耶路撒冷北部的阿什凯隆战役中击败了法蒂玛王朝派来的援军，暂时稳固了占领。他们在圣城建立了所谓的“耶路撒冷王国”。布永的戈弗雷没有称国王，而是自称为“圣墓卫士”。后来他的弟弟鲍德温继位后正式称王。 回顾1099年6月7日这场围攻的开始，它标志着一个复杂进程的关键转折点。从表面看，十字军达成了教皇乌尔班二世号召的首要目标——在军事上占领了耶路撒冷。然而，这场胜利及其后续建立的“十字军国家”的基础充满了血腥和矛盾。它是在狂热宗教驱动下的东侵战争的顶点，是西欧中世纪骑士制度、宗教扩张野心、领主殖民欲望与近东复杂政治格局碰撞的结果。 其影响极其深远： 1. ​​在东方：​​ 它在穆斯林的近东土地上植入了几个西欧封建模式的国家（如耶路撒冷王国、安条克公国等），开始了东西方文化、宗教和军事在此处长达近两个世纪的直接冲突和共存（即“十字军国家”时期）。它对当地穆斯林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和伤痕，深刻地改变了伊斯兰世界对西方的看法，并刺激了伊斯兰世界后来的军事反击（如著名的萨拉丁）。 2. ​​在西方：​​ “成功”夺回圣地的消息传回欧洲，进一步巩固了教皇的权威，激发了宗教狂热，并催生了之后持续近两百年的多次后续十字军东征。十字军被塑造成了信仰的捍卫者。但也播下了仇恨的种子。 3. ​​历史教训：​​ 第一次十字军的整个过程，尤其耶路撒冷之战后的暴行，成为了人类历史叙述中关于宗教狂热如何轻易走向极端暴力、理想如何被现实残酷扭曲的警示案例。它提醒我们，无论口号多么神圣，战争和征服的本质总是伴随着巨大的苦难，历史的价值判断也绝不能忽视其黑暗面。 1099年6月7日，当十字军在尘土飞扬的耶路撒冷城下扎营并开始建造攻城器械时，他们的目标是夺回“圣城”。他们最终达成了这个目标，却以惨重代价书写了一段复杂而充满争议的、充满荣耀（在西方叙事中）与恐怖（在普遍人道和东方叙事中）并存的历史。围绕圣城归属与东西方碰撞的宏大叙事与持久影响，也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历史的回响，常在于其目标的实现与实现方式的巨大张力之间。 感谢收听今天的《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希望这段关于虔诚、征途与人类复杂性的历史叙事，能带来一些思考的空间。晚安

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明天是2025年6月6日，我们将时光回溯107年，聚焦于公元1918年的同一天，在古老的北京城发生了一件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大事：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营业。这是在中国土地上，由中国人自己创办、自主经营的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证券交易所。它虽然短暂，但其诞生在特殊的历史节点，承载着民族资本发展的期望，是近代中国力图融入世界经济浪潮、构建自主金融体系的一次重要尝试。今天，我们就来详细讲述1918年6月6日这个对于中国金融界而言值得纪念的日子。 要理解北京证券交易所诞生的背景和意义，我们得把目光拉回到那个动荡而又充满变革气息的年代——20世纪初期的中华民国。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然而，新生的民国政权基础不稳，内外交困。1916年，袁世凯称帝闹剧失败后，中央政府权威进一步削弱，中国进入了北洋军阀混战的割据时期，史称“北洋政府时期”。中央和地方军阀林立，政局纷乱。 但是，与经济活动的活跃相比，政治的混乱呈现了一种奇特的对比。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期间，西方列强忙于欧洲战事，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商品倾销。这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工商业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喘息与发展空间。纺织、面粉、火柴、化工等轻工业迎来了一个被称作“民族工业短暂春天”的繁荣期。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建立，民族资本家积累了财富，国内资本开始活跃。 资本活跃，就必然需要流通和增值的场所。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股票和债券的交易已有数百年历史，证券交易所是其资本市场的核心枢纽。然而在当时的中国，虽然已有零星的股票交易行为（主要在外国人开的咖啡馆等地进行私下交易），但正规化、集中化的证券交易所仍是空白。金融市场呈现出分散、落后、混乱的状态，缺乏有效的融资和交易渠道。外国在华资本凭借其强势地位，主导着当时中国的金融格局，中国的民族资本缺乏自己的舞台和话语权。 随着国内工商业的发展和公债发行的增加（北洋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大量发行各种名目的公债，即政府借钱凭证），这种需求变得尤为迫切。特别是大量发行的政府公债，迫切需要有一个公开、透明、便捷的交易市场进行流通和定价。原有的私下交易或柜台交易方式，效率低下，信息不透明，价格混乱，风险也高。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创办中国人自己的证券交易所的呼声日益高涨。这个设想的提出与一群具有远见卓识的民族资本家紧密相关。其中，一位关键人物是当时著名的实业家和金融活动家——虞洽卿（字和德）。虞洽卿是江浙财团的重要代表，他看到了西方金融体系的先进性和对中国经济的掣肘，深刻认识到建立民族资本自己的交易平台对于发展实业、聚拢资本、抗衡外商金融力量的重要性。在他的积极倡议和奔走之下，这一设想得到了当时工商业界和金融界许多有识之士的响应和支持。 当然，设立交易所这样的大事，不仅需要民间的动力，也离不开政府的许可和规范。当时的北洋政府，尽管政坛动荡，但也意识到规范金融市场、支持经济发展的必要性。主管全国农工商实业的中央政府机构——农商部，对建立证券交易所的计划给予了重要支持。经过必要的调查、讨论和法规制定，1917年，农商部正式批准了在北京和上海两地设立证券交易所的申请。 1918年初，具体的筹备工作在北京紧锣密鼓地展开。筹备者们决定将交易所的地址设在当时北京城最繁华的商业区之一——前门外的西河沿街一带（大致在今天的北京前门地区）。这个位置交通便利，靠近商业中心和银行机构聚集区。接下来是组建交易所的组织机构，设定规章制度，招募会员（即具备一定资质，能在所内直接进行交易的经纪商号或个人），布置交易大厅等等。这些细节的规划和落实，都是为了确保这个新生的金融机构能够规范运行。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1918年6月5日，北京证券交易所举行了成立大会。大会选出了交易所的领导人——理事和监事，并正式宣告了交易所的诞生。翌日，也就是1918年6月6日，经过精心准备的北京证券交易所在前门外正式挂牌，敲响了开业的钟声（或者当时可能是某种形式的开业宣告）。这一天，在中国金融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家正规证券交易所，从此登上了历史舞台。 开业之初的北京证券交易所，其规模自然无法与当时西方的成熟大交易所相比，甚至也小于后来成立的上海交易所（1920年成立）。它主要交易的是两大类证券： 1. ​​政府公债：​​ 这是当时最主要的交易品种。北洋政府为了维持运转、支付军费、偿还债务等，大量发行各种名目的公债，如“民国三年公债”、“民国四年公债”等。这些公债成为交易所里最活跃、交易量最大的金融工具。 2. ​​企业股票：​​ 交易所也上市交易一些规模较大、经营较好的民族工商业企业的股票。这些企业涵盖了银行（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煤矿、面粉厂、纺织厂等当时重要的行业。虽然当时数量还不算多，但为企业融资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交易所采用会员制度，只有成为会员的经纪商（称为“经纪人”）才能在交易大厅内直接代理客户或自营买卖证券。大厅内挂有标牌显示最新价格，交易员们通过公开喊价、手势等方式进行买卖撮合，遵循“时间优先、价格优先”的原则，形成了一个初步的集中公开竞价的交易机制。尽管设施可能相对简陋，流程也可能需要磨合，但这已经是当时中国金融市场走向规范化、现代化的重大进步。 北京证券交易所的开业，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全球经济格局面临重构的微妙时刻。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内公债市场的流通性，提高了交易的效率和透明度，有利于降低融资成本（尽管北洋政府的信用始终是个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为民族企业开辟了一条全新的直接融资渠道。企业可以通过在交易所上市发行股票，直接向公众募集发展所需的资金，这比过去依靠家族积累、钱庄借贷或者外商贷款有了更多选择。这对于那个渴望“实业救国”的时代，意义非凡。 交易所的开办也大大刺激了金融人才的培养和金融知识的传播。围绕交易所的活动，催生了一批专业的经纪人、证券分析人士（当时可能还比较初级）和投资者。相关的金融报道也日益增多，客观上提高了社会对现代金融、公司制度、证券投资等方面的认知水平。 当然，历史的发展总是充满曲折。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辉煌时期相对短暂。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以后，中国的经济政治环境持续恶化。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1927年），其金融重心逐渐南移至上海。上海凭借其更为雄厚的经济基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对国内外资本的巨大吸引力，后来居上，其成立的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后来合并）迅速成为全国性的金融中心。北京的政治中心地位逐渐弱化，北交所在资金、人才、交易规模等方面都无法与上海相比。加上后来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1937年），整个华北局势动荡，北京证券交易所的经营不可避免地受到沉重打击，最终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宣告结束。 尽管如此，1918年6月6日北京证券交易所的开业，其历史价值绝不能抹杀。它作为“中国人自办第一家证交所”的地位毋庸置疑。它是在民族资本有所积累、国人努力探索自主发展道路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产物。它标志着近代中国在金融市场体系建设上迈出的关键一步，是民族经济力图挣脱束缚、追求市场化、规范化运行的一次勇敢实践。它的诞生，本身就是一种觉醒和尝试，为后来上海金融市场的崛起和中国证券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播下了现代金融的种子。当我们回望那个充满变革与希望的1918年夏天，北京前门外那座交易所的开启，仿佛打开了一扇中国金融走向近代化的大门，即使这扇门后的道路并非坦途。它证明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依然有一批先行者在为构建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而努力前行。 感谢收听今天的《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希望这段关于中国金融起点的故事能给你带来一些思考。晚安。

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明天是2025年6月5日，我们把历史的指针拨回到381年前的同一天，也就是公元1644年的农历四月三十日（对应的公历6月5日）。这一天，北京城的局势风云突变。在明王朝刚刚覆灭的余烬之上，在农民军首领李自成匆匆撤离的背影之中，一支来自关外的强大军队在摄政王多尔衮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开进了这座古老帝国的都城。这次入城，并非一次简单的军事占领，它标志着一个新的王朝——大清——开始正式接管中原的统治权，深刻改变了此后两个多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今天，我们就来详细讲述1644年6月5日，多尔衮进入北京这个关键的历史时刻，以及其背后的来龙去脉。 要理解这个事件的重要性，我们需要先了解当时中国所处的混乱局面。时间来到明朝末年，即1644年春天。统治中国276年的大明王朝，早已是风雨飘摇。内部积弊深重：皇室奢靡，宦官专权，朝廷党争不断，财政濒临崩溃。外部则面临严峻挑战：东北方向，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后金（后来改国号为清），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代雄主的带领下，不仅统一了女真各部，更不断蚕食明朝的辽东领土，成为明朝的心腹大患；同时，在中原大地，连年灾荒、赋税沉重催生了大批农民起义军，其中以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最为强大。 就在1644年的阳春三月（公历4月），李自成率领数十万大军，势如破竹，一举攻陷了明朝的首都北京。大明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帝朱由检，在绝望中于紫禁城后面的煤山（今景山）自缢殉国。一个拥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庞大帝国，仿佛在一夜之间就土崩瓦解了。李自成在占领北京后，于4月29日（农历四月初一）在紫禁城武英殿匆匆登基，建立了他的“大顺”政权。然而，这位农民出身的皇帝和他刚刚建立的政权，却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峻挑战。一方面，残余的明朝势力依然庞大，尤其是在南方；另一方面，北方那个更为致命的威胁——盘踞在关外沈阳（盛京）的清政权，正虎视眈眈。 此时清政权的最高决策者，正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爱新觉罗·多尔衮。皇太极在1643年8月突然病逝后，清朝内部经过一番激烈的权力角逐，最终年仅6岁的皇太极第九子福临被推上皇位，改元顺治。而皇太极的弟弟、34岁的睿亲王多尔衮和皇太极的堂弟郑亲王济尔哈朗共同担任“辅政王”，实际上军政大权落在了雄才大略、行事果决的多尔衮手中。他一直密切关注着关内大明王朝的剧变，寻找着挥师入关的最佳时机。 契机，就在李自成攻破北京后意想不到地迅速降临了。而提供这个契机的关键人物，是明朝在山海关的守将——吴三桂。 山海关，位于今天河北省秦皇岛市东北，是当时连接华北平原与东北（关外）的唯一陆路咽喉要道，号称“天下第一关”。关隘坚固无比，易守难攻。在明末的乱局中，明军最精锐的部队之一，辽东的精兵，就由吴三桂统帅，负责镇守这至关重要的一关。李自成攻陷北京后，深知吴三桂这支力量的重要性。为了稳住北方局势，避免两面受敌（尤其是来自关外的清军），李自成采取了招降的策略。 他一方面扣押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在北京作为人质，另一方面又派人带着大量金银财宝和册封他为“平西王”的诏书前往山海关劝降。身处政治漩涡中心的吴三桂，面临着人生最艰难的抉择：是投降新成立的大顺政权，还是投靠关外虎视眈眈的大清？或者继续效忠已经灭亡的大明？在重重压力之下，尤其是在考虑身家性命和所部将士安危后，吴三桂一度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率领部分人马离开山海关，准备进京朝见新主。 然而，就在吴三桂率部前往北京的途中（行至河北玉田附近），他接连收到一些令他既惊且怒的消息。据说有从京城逃出的家人报告，他在北京的家人遭受到李自成部下的虐待甚至掠夺，更有传言称他心爱的宠妾陈圆圆被李自成的将领刘宗敏霸占（这就是后来“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典故的来源，虽然其真实性历史学界有争议，但确实对吴三桂心态产生了影响）。同时，他也听闻李自成在北京对前明官吏勋贵进行的“追赃助饷”等严苛政策导致人心浮动。 这些消息极大地激怒了吴三桂，也动摇了他对大顺政权的信任。吴三桂认为李自成不可信赖，进京不仅自己前途未卜，甚至可能有生命危险。他当即改变主意，猛地掉转马头，率领亲信骑兵杀回山海关。回到关城后，他立刻重新控制了这座要塞，并积极备战，准备抵抗大顺军的进攻。 果不其然，吴三桂的反水激怒了李自成。这位刚刚称帝不到一个月的新顺王，决意亲自率领主力大军，号称十万，前往山海关讨伐吴三桂，意图一举拔掉这根眼中钉。李自成很清楚，如果让吴三桂倒向清朝，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在1644年4月13日（农历三月十七日），李自成率领大军从北京出发，浩浩荡荡扑向山海关。 吴三桂深知，单凭自己的力量是绝对无法抵挡李自成倾巢出动的数十万大军的。面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为了保全自己和手下这支精锐的“关宁军”，他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向关外的老对手、曾经交战多年的清军求援！ 吴三桂派出信使，以明朝将领的身份，向当时已到达关外翁后（辽宁阜新附近）的清军发出了求援信函。他在信中陈述了李自成是明朝的贼寇，恳请大清出兵帮助剿灭“流寇”，并许下了事成之后裂土酬谢的重诺。他巧妙地提出，希望清军从一片石（山海关北面长城的一处重要关隘）进入关内，帮助他一起夹击李自成。 对于清朝的最高决策者摄政王多尔衮来说，这是一个做梦都在等待的天赐良机！他一直在寻找挥师入关的借口和路径。之前清军曾多次绕过山海关从长城其他隘口（如喜峰口）入关劫掠，但始终无法在关内站稳脚跟，山海关这道天险始终是巨大的障碍。现在，山海关的守将主动打开大门请求“增援”，这简直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不过，多尔衮是个极其精明且有远见的政治家。他立刻意识到吴三桂并非真心归顺大清，更多的是一种借兵复仇和自保的策略。同时，他也敏锐地洞察到李自成主力离开北京去攻打吴三桂，使得北京防卫空虚的大好时机。 多尔衮当机立断，调整进军方向，不再绕道，而是直奔山海关而来。但他也向吴三桂提出了更为苛刻的条件：不再是什么“增援”，而是要求吴三桂“归顺”大清。1644年4月21日（农历三月二十五日）晚，清军主力抵达山海关外。第二天，即4月22日（农历三月二十六日），历史上著名的山海关大战爆发了。 战役的过程异常激烈而充满戏剧性。李自成的大顺军向固守山海关的吴三桂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吴三桂军虽然拼死抵抗，但面对人数占绝对优势的大顺军，逐渐陷入困境，城防多处告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在多尔衮授意下，吴三桂冒险亲率少数骑兵冲出关城，到清军营中见到了多尔衮，并在清军的强大压力下，剃发称臣，正式归降大清。多尔衮这才满意地下令清军出战。 当天午后，战场形势突变。正值激烈的拉锯战之时，天气突变，狂风大作，卷起漫天沙尘。就在这飞沙走石之中，蓄势待发的数万八旗精兵，在多尔衮的指挥下，如同猛虎下山，从吴军阵地的右翼突然杀出，直扑激战已久、体力消耗巨大的大顺军侧翼！清军骑兵的冲击力极为可怕，特别是凶悍的重甲骑兵（“重甲兵”或“巴牙喇兵”），势不可挡。大顺军猝不及防，被这支突然出现的、完全陌生的生力军猛烈攻击，顿时阵脚大乱。战斗很快变成了一边倒的溃败。李自成奋力组织抵抗，但已无力回天。当天激战的结果，是大顺军大败亏输，伤亡惨重。李自成被迫率领残兵败将，狼狈不堪地连夜向北京方向撤退。山海关的大门，在吴三桂的“邀请”下，彻底向清朝八旗军敞开了。 多尔衮实现了皇太极终其一生也未完成的夙愿——不经惨烈攻坚便夺下了“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并取得了入主中原的决定性胜利。入关后，多尔衮展现了他的政治远见和策略。他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并利用吴三桂和他麾下“关宁军”熟悉关内地形的优势，命令他们作为前锋，追击溃败的大顺军，向北京进发。 李自成在4月26日（农历三月三十日）仓促逃回北京。山海关的惨败让他元气大伤，军心涣散，而且他深知在北京根基尚未稳固。面对吴三桂的紧追不舍，尤其是得知骁勇的清军大部队已紧随其后，李自成做出了一个震惊世人的决定：在入主北京仅仅42天后，即于1644年4月29日（农历四月初三）在武英殿举行了第二次登基仪式（更为仓促），次日，也就是4月30日（农历四月初四）凌晨，李自成便下令放火焚烧部分宫殿（如乾清宫、武英殿）和城门，然后带着劫掠的大量财物，放弃北京，向他的根据地陕西方向撤退。 李自成的仓皇逃离，使得北京城瞬间陷入巨大的权力真空和无政府状态。此时，追击而来的吴三桂军队和紧随其后的清朝大军，离北京近在咫尺。就在1644年6月5日，也就是我们今天讲述的日子，公历1644年6月5日（农历四月三十日），以摄政王多尔衮为首的清朝满洲八旗和蒙古八旗主力部队，在吴三桂等降清汉军部队的前导下，浩浩荡荡，整军列队，几乎没有遭遇任何抵抗，就威风凛凛地从北京城的朝阳门，进入了大明王朝的京师——北京城。城中的前明遗臣和一些庶民，被迫按照清朝的要求，出城跪迎新主的到来。象征着大明统治的印信，也被献给了多尔衮。 进入北京后，多尔衮展现了与其军事才能同样重要的政治手腕。首先，他立即发布安民告示，严明军纪，禁止军队对北京居民进行骚扰和抢掠（虽然实际执行中仍有破坏），力图稳定混乱的社会秩序，争取民心。其次，也是极其重要的一步，是在入城次日（6月6日），多尔衮就以大清摄政王的名义发布了一道著名谕旨。他宣称清朝并非来抢夺汉人的江山，而是“仰承天命，吊民伐罪”，是专门来为明朝的崇祯皇帝报仇雪恨，剿灭“流贼”李自成的！这道谕旨非常高明，巧妙地利用了汉人士大夫对故主崇祯帝的同情和对农民军李自成的敌视，把清朝的入主包装成了替明朝君主复仇的义举，极大地麻痹和分化了关内的抵抗力量，为清朝定鼎北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一定的政治合法性。多尔衮还决定定都北京，并派遣使者前往沈阳迎接年幼的顺治皇帝入关。 公元1644年6月5日，多尔衮进入北京，绝非仅仅是清军占领一座城市的军事胜利。它标志着：一个由满族建立的王朝，通过山海关战役的关键转折，利用汉族内部政权（大明）崩溃和新生政权（大顺）尚未稳固的时机，在明朝将领的“邀请”下，以“为明复仇”的政治口号，顺利地进入了中原的政治中心，开始了其对辽阔的中华大地长达268年（直到1912年）的统治时期。清承明制，融合满汉，开启了中国最后一个帝制王朝的时代。中国历史的轨迹，在这一天之后，走向了另一个方向。北京城头上的旗帜换了颜色，一个新的时代——清朝的时代，在甲申年的夏天，揭开了帷幕。回顾这个关键的转折点，我们看到战争、策略、背叛、野心、时机等多重因素的交织，深刻地重塑了一个国家的命运。历史总是在关键的节点上，因为一些特定的抉择而改变航向。 感谢收听今天的《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晚安。

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明天是2025年6月4日，我们将跨越1046年的时光，回到公元979年的同一天。这一天，在风沙弥漫的晋阳古城——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太原，发生了一件足以改写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北宋的第二位皇帝宋太宗赵光义，终于接受了北汉末代君主刘继元的投降。这场持续了七十二天的惨烈围城战的结束，宣告了自唐朝灭亡后，长达七十三年之久的五代十国大分裂时代正式终结。中原大地重新迎来了大一统的曙光。今天，我们就来细细讲讲这段发生在979年6月4日的关键历史。 在展开这个故事之前，我们得先了解一下什么是“五代十国”。盛极一时的唐朝在公元907年崩溃后，华夏大地陷入了军阀割据的混战局面。在传统的政治中心——中原地区（主要是河南、河北、山西、陕西一带），短短五十多年间，像走马灯一样连续出现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短命王朝，这就是“五代”。它们都试图占据“中原正朔”的位置，但统治时间都很短。 与此同时，在广大的南方和西南、东南地区，像四川、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还并立着吴越、南唐、前蜀、后蜀、南汉、闽国等大约十个政权，历史上合称为“十国”。这些小王国有的依附于中原王朝，有的则完全独立。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北汉，就是这“十国”之一。但它的位置比较特殊，它不在温暖的南方，而是在北方的山西中部，核心就是坚固的太原城。 那么，北汉是如何建立的呢？这要追溯到后汉王朝。后汉的开国皇帝是刘知远。当后汉被大将郭威推翻，建立了后周政权后，刘知远的弟弟刘崇不愿意投降后周，就在公元951年占据着太原及周边河东地区，宣布独立，国号仍然叫“汉”，为了区别，史书上称它为北汉。也就是说，北汉是后汉残余势力建立的流亡政权，它的存在本身就带着对中原正统王朝（后周，以及后来的北宋）的对抗意味。从951年建国，到979年被灭，北汉顽强地存活了29年。 一个小小的北汉，地盘不大，人口不多，为什么能在强大的北宋面前坚持这么长时间？它主要依靠两样东西：近乎极致的防御工事和一个强大的外部盟友。 先说防御。太原城自古以来就是军事重镇，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北汉的统治者深知这是他们的命脉，所以不惜血本地进行加固改造。他们将城墙加高到惊人的四丈（约12米），墙体极其厚实。更厉害的是他们在城门防御上的创新——每一座重要的城门内，都修筑了多达三道的内瓮城。瓮城就像一个巨大的陷阱。敌人即使费尽力气攻破了第一道城门，冲进去后，发现自己被困在一个由高大城墙围起来的半圆形或方形的空间里，四面八方都是守军的箭矢和滚石，这就是瓮城。而北汉在门内连设三道瓮城，形成了一条极其恐怖的“死亡链条”，让攻城方即使突破一道门，也要付出惨重代价，并且还有第二道、第三道门等着他们。这种防御体系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 光靠城墙还不够。北汉知道自己国力弱小，于是巧妙地找到了一个强有力的靠山——雄踞北方的辽国（契丹）。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后，最大的外患就是辽国，双方争夺的焦点就是燕云十六州。北汉正是利用了这个矛盾。它主动向辽国称臣，每年送去大量重要的贡品，比如上千匹优质战马和数万斤精炼的铁料。作为回报，辽国不仅承认北汉，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实实在在的军事保护。辽国甚至在太原城内派驻了代表辽国皇帝的“监护使”长期驻扎。最关键的是辽汉之间有军事同盟条约。每当宋朝发兵攻打北汉时，辽国就会按照条约，派出精锐骑兵南下增援，攻击宋军的侧翼或后方，迫使宋军撤军或分兵。北宋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一生发动了三次对北汉的大规模进攻，前两次都因为辽国援军的及时赶到而功亏一篑。辽国这根“定海神针”，是北汉能在强宋面前苟延残喘近三十年的最关键因素。 宋太祖赵匡胤有着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并且制定了非常清晰的“三步走”战略：先南后北，先易后难。他首先集中力量，用了十几年时间（963-976年），先后消灭了南平、后蜀、南汉、南唐等南方割据政权，基本统一了富庶的南方，大大增强了北宋的国力。按照计划，下一步就该全力解决盘踞太原的北汉，最后再挑战强敌辽国。然而，就在开宝九年（976年）他第三次率军亲征北汉，围攻太原的关键时刻，赵匡胤突然患重病，随后在开封驾崩。《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他临终留下遗命：北汉必须拿下，但要耐心等待辽国不再全力支援北汉的时机。 继承了皇位的弟弟赵光义，即宋太宗，同样志在统一。他没有立刻发兵，而是首先执行他哥哥遗命中隐含的策略：努力切断辽国对北汉的输血通道，最大限度地孤立北汉。他实施了一个叫“锁链计划”的行动：在北汉与辽国漫长的边境线上，尤其是靠近雁门关等交通要道的地方，大规模地修筑坚固的军堡和关隘。短短几年间，建成了十七座坚固堡垒，像一根巨大的锁链，意图锁死辽军南下救援太原的道路，并不断挤压北汉的生存空间。这个策略取得了显著效果。 一个绝佳的战机在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初出现。此时的辽国，小皇帝耶律隆绪（辽圣宗）年仅十二岁，由其母萧太后临朝称制。权力交接的过渡期，辽国内部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稳定内部上，对外干预能力可能受到牵制。宋太宗赵光义敏锐地抓住了这个窗口期。就在这年二月初十，他正式下诏，宣布将御驾亲征，倾全国之力一举消灭北汉！ 这次北伐，宋军动员了超过二十万人。为攻克坚固的太原城，宋太宗做了史无前例的周密准备，创下了几项记录：第一，组建了规模空前、组织标准化的攻城工兵部队——“攻城作”，携带了三千多件各类攻城器械（云梯、冲车、巨型投石机、挖掘城墙的轒轀车等）。第二，首次大规模组建随军战地医疗队，从京城汴梁抽调了上百名医官和大量药品，旨在减少伤兵死亡。第三，投入了新式武器——火药助推的火箭（当时叫“霹雳砲”或“火砲”，能射三百多步，约400米），主要用于火攻和心理威慑，虽然威力不如后世火炮，但在当时已属先进。 太平兴国四年三月，赵光义亲率大军兵临太原城下。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围攻开始了。宋军很快完成了对太原的铁桶合围：大将郭进驻守城东的石岭关，成功地阻击并重创了辽国派来的第一波精锐援军，辽国统军使耶律敌烈战死，这给了北汉君臣当头一棒。大将折御卿控制了城西的鼠雀谷粮道，切断了太原的陆路补给。而最致命的一击来自水攻。宋军看准了太原城南地势低洼且靠近汾河的特点，征调大量民夫和士兵，用装满沙石的沉船在汾河上修筑了三道拦河坝，蓄积河水。到了五月初夏，暴雨增多，河水猛涨时，宋军突然掘开了堤坝。滔滔洪水如同脱缰野马，汹涌地冲向地势较低的太原城，尤其从延夏门瓮城汹涌灌入。《宋会要辑稿》记载，城内的粮仓等重要设施被水淹没，损失惨重。水患加上此前粮道被断，太原的生存条件急剧恶化。 在加紧物理攻击的同时，宋军还发起了强大的心理战。宋太宗命令随军的高僧在城南筑坛，念诵北汉境内普遍信仰的药师佛经典《护国仁王经》，这种攻心之举让面临绝境的守城军民内心更感不安。宋军还将写有“破城日持此牒降者免死”字样的免罪文书射入城中。更致命的是，五月初三，之前被宋军俘获的原北汉枢密使（相当于宰相）马峰，被带到城下进行劝降喊话。他的儿子马渊在城头看到父亲，情绪激动，竟然当场砍断吊桥绳索，出城投降。这一戏剧性的事件，成了压垮许多守城将士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 五月初五夜晚，被围困在太原宫城中的北汉主刘继元，真正感到了绝望。史书《宋史·北汉世家》记载，当夜他召集大臣商议时，祸不单行，负责宫廷护卫的侍卫军都指挥使范超，竟然带领自己最精锐的三千亲兵，强行突围投降了宋军！守卫宫城的将领马贵试图斩断通往内城宫殿的吊桥阻止叛逃，却为时已晚。雪上加霜的是，宫人报告宫内的水井打上来的水浑浊不堪，甚至捞出了龟甲等不祥之物，占卜官解读为“壬癸水灭汉”（北宋自称得“水德”），这些在当时迷信思想浓厚的氛围下，无疑加剧了末日恐慌的气氛。城外的宋军则用巨大的巢车瞭望台，将城内的一片混乱看得一清二楚。退路已绝，外援无望，人心涣散，刘继元终于意识到大势已去。 于是，在中国历史上留下重要印记的一天——公元979年农历五月初六，也就是公历6月4日，来到了。巳时（上午9-11点），北汉主刘继元率领着他的文武百官，身穿表示投降的素白衣衫，打开城门，走出他所依赖的坚固堡垒——延夏门，向城外的宋太宗赵光义献上了象征国家政权的白玉玺、金酒器以及最重要的土地、人口户籍册。长达七十余年的分裂局面，在太原城下的这一刻，正式宣告结束。 投降仪式的过程，也体现了宋太宗的政治智慧。他亲手解下自己的黄袍，披在降王刘继元的肩头。这一举动并非讽刺，而是一种极高的礼遇，旨在安抚降主及其部属，表明宋朝的宽大与恩典。事后，刘继元被册封为“彭城郡公”，获得了一定的地位和待遇。对于数量庞大的北汉军队，宋军立即进行整编，所有放下武器的士兵一律在左臂系上红布条作为标识，避免被误杀或遭受抢劫，这有效地维持了城内的秩序。同时，早已准备好的宋军医疗队迅速开进城中，救治伤员。这套高效率、有预案的善后措施，使得这座刚刚经历过血战浩劫的城市，三天之内就基本恢复了平静，大大加速了北汉旧地融入北宋统治的进程。 刘继元献城投降的这一刻，意义非凡。它是北宋王朝完成中原及南方基本统一后，彻底拔除最后一个北方割据政权的标志。北汉的灭亡，正式宣告了从唐朝末年黄巢起义（公元878年）算起，近一个世纪的分裂动荡，或者从907年唐朝灭亡算起整整73年的五代十国大分裂时代结束。尽管后来宋朝还需要面对北方强大的辽国，甚至几十年后西北还有西夏独立，但作为一个统一的核心中央王朝的框架在979年6月4日已经建立起来。宋朝终于把除辽、夏控制区外的汉人传统核心区域重新整合在一起，结束了数十年“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的乱世局面，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经济文化高度繁荣、社会趋于稳定的新时代。 战火的硝烟在公元979年6月4日这一天散去，但它并非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最值得深思的或许是：统一的真正价值，在于它终结了长期分裂战争带来的巨大破坏，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让文明得以延续和发展。太原城头变换的大王旗，最终落在了象征国家再统一的新王朝手中。分裂的黑暗时代结束了，历史的车轮，正向着统一、和平与重建的方向缓缓而坚定地前行。晋阳古老的城墙下仿佛还回响着千年前的叹息与欢呼，而城外晋祠的难老泉，依旧不疾不徐地流淌着，无声述说着这千年不易的沧桑与归一。 感谢收听今天的《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晚安。

晚上好，这里是《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明天是2025年6月3日，让我们将目光投向186年前的珠江口。在广东虎门镇的海滩上，一群清朝官兵正将黑褐色的膏块投入石灰池，刺鼻的烟味与海浪声交织，宣告着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壮举——1839年6月3日，钦差大臣林则徐开始在此销毁从英美商人手中收缴的1.9万箱鸦片。这场持续23天的行动，不仅是近代中国首次以国家意志对抗外来侵略的象征，更成为全球禁毒史上规模最大的公开销毁毒品行动。 要理解虎门销烟的背景，需回溯鸦片贸易的滔天恶浪。18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为扭转对华贸易逆差，将印度殖民地种植的鸦片大量输入中国。据《广州海关志》统计，1820年至1839年间，输入中国的鸦片从年均4000箱激增至3.5万箱，导致白银外流累计超3亿两，相当于清政府十年财政收入。道光皇帝在1838年的奏折中痛批：“此物流毒中华，几遍海内，耗财伤人，年甚一年。” 林则徐的临危受命充满阻力。1838年12月31日，道光帝任命他为钦差大臣赴粤禁烟，但朝中反对声不断——军机大臣穆彰阿担心“激怒洋人”，两广总督邓廷桢则密奏“粤省水师多与烟贩勾结”。林则徐离京前向座师沈维鐈坦言：“死生有命，成败在天，此去若不能净绝根株，誓不返还。”1839年3月10日抵穗后，他立即召见十三行商人，当场扣押英国鸦片贩子颠地，并在商馆区张贴布告：“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 收缴鸦片的博弈惊心动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起初虚与委蛇，暗中指使烟商将鸦片藏于伶仃洋趸船。林则徐则采取“围困战术”：派水师封锁珠江口，断绝商馆饮食供给，甚至将英国商人的面包房改为临时监狱。4月12日，义律被迫同意交出全部鸦片，但要求每箱补偿茶叶一担。林则徐在奏折中批注：“茶叶可予，但须待鸦片尽毁之后。”最终，英商交出鸦片21306箱（含美国烟商1540箱），远超清廷预估。 销毁鸦片的科学方法彰显智慧。传统焚毁鸦片会产生可吸食的残渣，林则徐采纳幕僚建议，在虎门镇开挖两个长宽各15丈的销烟池。具体流程严格如《销烟章程》所载：先向池中倾入盐卤，抛入鸦片浸泡半日，再投入生石灰搅拌，待沸腾分解后引入海水冲刷入海。全程由官吏、士兵、乡民共同监督，广州知府余保纯记录的《销烟日记》显示：首日销毁170箱，十日后效率提升至每日900箱。 国际观察者的记录成为重要佐证。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中国丛报》中写道：“整个过程公正透明，未给任何人私藏鸦片的机会。”英国船长艾姆斯目睹销烟后，在航海日志中承认：“中国人展现的决心远超我们预料。”而最耐人寻味的是印度《加尔各答邮报》的评论：“当东印度公司的鸦片箱在虎门化为泡沫时，孟加拉农民正在为饥荒哭泣——这场销毁行动间接动摇了殖民经济链条。” 虎门销烟的具体操作，展现了近代中国最早的“科学禁毒”实践。据《钦差大臣林则徐奏折》记载，每个销烟池深约两米，池底铺石板，池壁以木板加固，防止鸦片渗入土壤。工部特派的30名工匠，用铁锹将鸦片膏块捣碎后抛入池中，倒入产自福建的粗盐卤水，待浸泡半日后再投入生石灰。池水沸腾时温度可达90摄氏度，鸦片中的吗啡成分被彻底分解。林则徐每日亲临监督，其日记中记载：“六月七日，东南风急，烟渣随潮入海，渔民恐毒鱼虾，余命水师以木筏围栏阻截。”这种环保意识，比1909年上海万国禁烟会提出的“防止毒品污染”理念早了整整70年。 民众参与成为重要制衡。广州府从南海、番禺两县招募500名乡民，组成“监销队”，每人每日工钱50文。他们的任务是检查鸦片包装封条，防止官吏调包。据番禺老农陈阿福的家书记载：“六月十日，于池边拾得残膏半两，立交官衙，获赏银二钱。”更严密的是登记制度——每箱鸦片在销毁前需经书吏、洋商代表、监销乡民三方签字确认，销毁后箱板编号归档。英国商人因斯曾在回忆录中承认：“中国人用我们的商业规则打败了我们，每片鸦片都有迹可循。” 英国方面的反应充满矛盾。商务监督义律在6月15日致函伦敦，谎称“清朝没收英商合法财产”，却隐瞒了鸦片贸易的非法性。而部分英国商人私下感慨：伦敦东印度公司股价在销烟消息传回后暴跌30%，曼彻斯特纺织行会甚至联名请愿，要求政府“避免与中国的正当禁毒行动冲突”。但英国议会最终被鹰派主导，外交大臣巴麦尊在议会咆哮：“对待野蛮人，只有炮舰才能让他们懂得国际法！” 林则徐的未雨绸缪同步展开。销烟期间，他命水师提督关天培在虎门要塞新增300门岸防炮，其中购自葡萄牙的“红夷大炮”射程达2000米。更深远的是组织编译工作——将瑞士法学家瓦特尔的《国际法原理》节译为《各国律例》，据此起草《拟谕英吉利国王檄》，强调“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这篇檄文由英国船长弯喇带往伦敦，但被巴麦尊扣压，直到1840年才在《泰晤士报》摘要刊登，引发英国公众对战争合法性的质疑。 销烟引发的连锁反应远超预期。1839年7月，英国水兵在九龙醉酒斗殴致死中国村民林维喜，林则徐依据《各国律例》要求英方交出凶手。义律设立“海事法庭”假审，最终以“证据不足”包庇罪犯。此事成为鸦片战争的导火索之一，而林则徐坚持司法对等的态度，被哈佛法学院列为“早期跨国司法冲突案例”。 经济层面的震动同样剧烈。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囤积的鸦片价值缩水50%，孟加拉农民因种罂粟负债自杀者激增。广州十三行则迎来转机——丝绸出口量在1839年下半年增长40%，徽州茶商江有科在账本中写道：“自烟禁严明，洋船载货皆正经生意。”这些细节被记录在《广东十三行考》中，成为研究鸦片战争前夜经济转型的关键材料。 鸦片战争的炮火最终印证了林则徐的远见。1840年6月，英国远征舰队抵达珠江口，虎门销烟一年零三天后，中国近代史在硝烟中翻开第一页。关天培指挥的虎门炮台首当其冲，他亲自校准的八千斤岸防炮击沉英舰“路易莎”号，但英军利用清军火药配方落后的弱点——中国黑火药燃速仅每秒300米，而英军栗色火药达每秒700米——最终在1841年2月攻陷虎门。林则徐遣戍伊犁前，将多年编译的《四洲志》手稿托付魏源，这份包含英美议会制度、瑞士中立政策的文献，最终催生出《海国图志》，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参考。 国际社会的复杂态度耐人寻味。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时，美国传教士伯驾在澳门医院收治清军伤兵，却在日记中写道：“中国人需要血的教训才能开化。”而伦敦的反对声始终未息——英国下议院1840年4月对战争议案的表决中，271票赞成对262票反对，仅9票之差决定了战争合法性。更讽刺的是，1858年英法联军占领广州期间，英军指挥官额尔金特意参观越华书院林则徐故居，在墙上题写：“这是位值得尊敬的对手。” 虎门销烟的长尾效应持续发酵。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时，英国坚持写入“鸦片贸易合法化”条款，但清廷谈判代表桂良以“林文忠公遗志”为由严拒，最终条款改用“洋药”指代鸦片。这导致1879年上海海关查获走私鸦片时，出现法律解释争议——英国领事以“洋药非鸦片”诡辩，而中国官员出示《康熙字典》证明“药”字本义，该案最终促成1885年《烟台条约续增专条》明确鸦片征税细则。 全球禁毒史中的中国坐标逐渐清晰。1909年，上海召开全球首次国际禁毒会议（万国禁烟会），美国代表勃伦特在开幕词中七次提及林则徐。1931年日内瓦国际禁毒公约特别标注：“本公约精神可追溯至1839年虎门销毁行动。”更具象征意义的是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英国政府将当年缴获的虎门炮台铁炮部件归还中国，现陈列于东莞海战博物馆，弹膛内仍嵌着1841年的英军炮弹碎片。 当代禁毒与历史遥相呼应。2015年，广东警方在虎门旧址附近焚毁3吨冰毒，采用的高温无害化处理技术，与1839年销烟池原理异曲同工。林则徐六世孙女林岷教授在观礼时指出：“先祖若在，定会赞赏今天的科技禁毒。”而国际刑警组织2019年“狮子行动”中，中国警方与缅甸、老挝联合焚毒28吨，其行动代号“虎啸”正是致敬虎门销烟。 从虎门海滩的石灰池到联合国禁毒署的电子焚化炉，从林则徐的《四洲志》到全球毒品监测网络，这场持续186年的抗争揭示了一个真理：禁毒不仅是物质的销毁，更是文明的较量。当珠江口的潮水依然冲刷着销烟池遗址，当金三角的密林深处依然上演着猫鼠游戏，虎门销烟的精神内核始终未变——一个民族对尊严的坚守，对人类良知的呼唤，永远比鸦片的毒雾更持久，比战争的炮火更铿锵。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当明天的阳光依然照亮虎门销烟纪念碑上的铭文，当缉毒警察的身影依然在暗夜中守护安宁，愿我们铭记的不仅是一段抗争史，更是所有在光明与黑暗的博弈中，选择挺身而出的勇毅灵魂。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