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明天是2025年6月6日，我们将时光回溯107年，聚焦于公元1918年的同一天，在古老的北京城发生了一件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大事：北京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营业。这是在中国土地上，由中国人自己创办、自主经营的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证券交易所。它虽然短暂，但其诞生在特殊的历史节点，承载着民族资本发展的期望，是近代中国力图融入世界经济浪潮、构建自主金融体系的一次重要尝试。今天，我们就来详细讲述1918年6月6日这个对于中国金融界而言值得纪念的日子。

要理解北京证券交易所诞生的背景和意义，我们得把目光拉回到那个动荡而又充满变革气息的年代——20世纪初期的中华民国。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然而，新生的民国政权基础不稳，内外交困。1916年，袁世凯称帝闹剧失败后，中央政府权威进一步削弱，中国进入了北洋军阀混战的割据时期，史称“北洋政府时期”。中央和地方军阀林立，政局纷乱。

但是，与经济活动的活跃相比，政治的混乱呈现了一种奇特的对比。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期间，西方列强忙于欧洲战事，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商品倾销。这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工商业发展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喘息与发展空间。纺织、面粉、火柴、化工等轻工业迎来了一个被称作“民族工业短暂春天”的繁荣期。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建立，民族资本家积累了财富，国内资本开始活跃。

资本活跃，就必然需要流通和增值的场所。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股票和债券的交易已有数百年历史，证券交易所是其资本市场的核心枢纽。然而在当时的中国，虽然已有零星的股票交易行为（主要在外国人开的咖啡馆等地进行私下交易），但正规化、集中化的证券交易所仍是空白。金融市场呈现出分散、落后、混乱的状态，缺乏有效的融资和交易渠道。外国在华资本凭借其强势地位，主导着当时中国的金融格局，中国的民族资本缺乏自己的舞台和话语权。

随着国内工商业的发展和公债发行的增加（北洋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大量发行各种名目的公债，即政府借钱凭证），这种需求变得尤为迫切。特别是大量发行的政府公债，迫切需要有一个公开、透明、便捷的交易市场进行流通和定价。原有的私下交易或柜台交易方式，效率低下，信息不透明，价格混乱，风险也高。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创办中国人自己的证券交易所的呼声日益高涨。这个设想的提出与一群具有远见卓识的民族资本家紧密相关。其中，一位关键人物是当时著名的实业家和金融活动家——虞洽卿（字和德）。虞洽卿是江浙财团的重要代表，他看到了西方金融体系的先进性和对中国经济的掣肘，深刻认识到建立民族资本自己的交易平台对于发展实业、聚拢资本、抗衡外商金融力量的重要性。在他的积极倡议和奔走之下，这一设想得到了当时工商业界和金融界许多有识之士的响应和支持。

当然，设立交易所这样的大事，不仅需要民间的动力，也离不开政府的许可和规范。当时的北洋政府，尽管政坛动荡，但也意识到规范金融市场、支持经济发展的必要性。主管全国农工商实业的中央政府机构——农商部，对建立证券交易所的计划给予了重要支持。经过必要的调查、讨论和法规制定，1917年，农商部正式批准了在北京和上海两地设立证券交易所的申请。

1918年初，具体的筹备工作在北京紧锣密鼓地展开。筹备者们决定将交易所的地址设在当时北京城最繁华的商业区之一——前门外的西河沿街一带（大致在今天的北京前门地区）。这个位置交通便利，靠近商业中心和银行机构聚集区。接下来是组建交易所的组织机构，设定规章制度，招募会员（即具备一定资质，能在所内直接进行交易的经纪商号或个人），布置交易大厅等等。这些细节的规划和落实，都是为了确保这个新生的金融机构能够规范运行。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1918年6月5日，北京证券交易所举行了成立大会。大会选出了交易所的领导人——理事和监事，并正式宣告了交易所的诞生。翌日，也就是1918年6月6日，经过精心准备的北京证券交易所在前门外正式挂牌，敲响了开业的钟声（或者当时可能是某种形式的开业宣告）。这一天，在中国金融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家正规证券交易所，从此登上了历史舞台。

开业之初的北京证券交易所，其规模自然无法与当时西方的成熟大交易所相比，甚至也小于后来成立的上海交易所（1920年成立）。它主要交易的是两大类证券：

1. ​​政府公债：​​ 这是当时最主要的交易品种。北洋政府为了维持运转、支付军费、偿还债务等，大量发行各种名目的公债，如“民国三年公债”、“民国四年公债”等。这些公债成为交易所里最活跃、交易量最大的金融工具。

2. ​​企业股票：​​ 交易所也上市交易一些规模较大、经营较好的民族工商业企业的股票。这些企业涵盖了银行（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煤矿、面粉厂、纺织厂等当时重要的行业。虽然当时数量还不算多，但为企业融资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交易所采用会员制度，只有成为会员的经纪商（称为“经纪人”）才能在交易大厅内直接代理客户或自营买卖证券。大厅内挂有标牌显示最新价格，交易员们通过公开喊价、手势等方式进行买卖撮合，遵循“时间优先、价格优先”的原则，形成了一个初步的集中公开竞价的交易机制。尽管设施可能相对简陋，流程也可能需要磨合，但这已经是当时中国金融市场走向规范化、现代化的重大进步。

北京证券交易所的开业，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全球经济格局面临重构的微妙时刻。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内公债市场的流通性，提高了交易的效率和透明度，有利于降低融资成本（尽管北洋政府的信用始终是个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为民族企业开辟了一条全新的直接融资渠道。企业可以通过在交易所上市发行股票，直接向公众募集发展所需的资金，这比过去依靠家族积累、钱庄借贷或者外商贷款有了更多选择。这对于那个渴望“实业救国”的时代，意义非凡。

交易所的开办也大大刺激了金融人才的培养和金融知识的传播。围绕交易所的活动，催生了一批专业的经纪人、证券分析人士（当时可能还比较初级）和投资者。相关的金融报道也日益增多，客观上提高了社会对现代金融、公司制度、证券投资等方面的认知水平。

当然，历史的发展总是充满曲折。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辉煌时期相对短暂。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以后，中国的经济政治环境持续恶化。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1927年），其金融重心逐渐南移至上海。上海凭借其更为雄厚的经济基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对国内外资本的巨大吸引力，后来居上，其成立的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和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后来合并）迅速成为全国性的金融中心。北京的政治中心地位逐渐弱化，北交所在资金、人才、交易规模等方面都无法与上海相比。加上后来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1937年），整个华北局势动荡，北京证券交易所的经营不可避免地受到沉重打击，最终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宣告结束。

尽管如此，1918年6月6日北京证券交易所的开业，其历史价值绝不能抹杀。它作为“中国人自办第一家证交所”的地位毋庸置疑。它是在民族资本有所积累、国人努力探索自主发展道路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产物。它标志着近代中国在金融市场体系建设上迈出的关键一步，是民族经济力图挣脱束缚、追求市场化、规范化运行的一次勇敢实践。它的诞生，本身就是一种觉醒和尝试，为后来上海金融市场的崛起和中国证券业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播下了现代金融的种子。当我们回望那个充满变革与希望的1918年夏天，北京前门外那座交易所的开启，仿佛打开了一扇中国金融走向近代化的大门，即使这扇门后的道路并非坦途。它证明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依然有一批先行者在为构建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而努力前行。

感谢收听今天的《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希望这段关于中国金融起点的故事能给你带来一些思考。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