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8月11日。153年前的今天，1872年8月11日清晨，上海黄浦江畔的码头格外热闹。一艘挂着美国国旗的轮船鸣响汽笛，甲板上站着120名身着统一短褂、脑后拖着辫子的少年。他们中最小的10岁，最大的15岁，眼神里既有对未知的好奇，也有离家的不安。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官方组织的留学生队伍——清政府选派的“留美幼童”即将远渡重洋，前往大洋彼岸的美国求学。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群“开眼看世界”的孩子，以及他们背后那个变革与守旧交织的晚清时代。 要理解这场“幼童出洋”的由来，得先把时间拨回19世纪中叶。1840年鸦片战争后，清朝的“天朝上国”梦被列强的坚船利炮击得粉碎。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清政府被迫签订《北京条约》，割地赔款、主权沦丧。一部分官员终于意识到：再不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大清恐怕连“天朝”的架子都保不住了。 这时候，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容闳。这位出生于广东香山的农家子弟，1847年跟着美国传教士布朗赴美留学，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学生。他在《西学东渐记》里写道：“予意他日中国多一通晓西学之人，即多一强盛之望。”回国后，容闳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派遣留学生。他说服了曾国藩、李鸿章等洋务派大臣，终于在1870年得到清廷批准：选派幼童赴美留学，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计划15年后学成归国，“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 但要把“留洋”从设想变成现实，困难远超想象。首先是观念关。在当时的士大夫看来，“读书只为科举”“出洋即为不忠”，普通百姓更觉得“把自家孩子送到蛮夷之地，是断了祖宗香火”。容闳回忆，他最初在广东招募幼童时，家长们一听要送孩子去“红毛番”（对西方人的蔑称）的国家，纷纷摇头：“宁可让孩子在家种地，也不当异教徒！”最后，他只能跑到当时与海外贸易频繁的广东香山、福建福州等地，找那些因生计所迫外出打工的家庭，耐心劝说：“孩子去美国学技术，回来能挣大钱，还能光宗耀祖。” 其次是选拔标准。清政府规定，幼童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年龄10-15岁（太小不记事，太大难适应）；身体健康（长途航行和异国生活需要体力）；“文理通顺”（至少能读写简单的中文，避免忘本）。最终选出的120名幼童，大多来自广东（84人）、福建（30人）和浙江（6人），其中香山县就有39人——这里靠近澳门，是最早接触西方文化的地区之一。 出发前的准备更像一场“跨文化集训”。幼童们在上海的“出洋肄业局”集中学习三个月：每天上午学英语、算术，下午练队列、学礼仪（比如怎么用刀叉吃饭、怎么脱帽鞠躬）。老师是容闳从美国请来的翻译，反复强调：“到了美国，要尊重当地法律，但不能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家长们则忙着给孩子准备行李：换洗衣物、家乡的泥土（据说能治水土不服）、母亲缝的平安符，还有些孩子偷偷塞了本《三字经》。 1872年8月11日那天，黄浦江上飘着薄雾。轮船鸣了三声长笛，幼童们排着整齐的队伍登船。史料记载，有个叫詹天佑的12岁男孩，紧紧攥着父亲的衣角不肯松手。他父亲詹作屏是广东南海的茶商，含着泪说：“阿通（詹天佑乳名），你去美国学铁路，将来咱们国家也能有自己的火车，不用再受外国人欺负。”詹天佑咬着牙点头，把父亲的话记在了心里。 轮船驶出吴淞口时，幼童们挤在甲板上回望岸边。有人哭出了声，有人望着陌生的大海发呆。随行的中文教师陈兰彬在日记里写道：“诸生皆有恋恋不舍之色，亦有强作欢笑者。”但没人知道，这次离别不仅是与家人的分开，更是一场改变中国近代史的旅程的开始。 幼童们在美国的生活，比想象中更艰难。他们被分配到美国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寄宿在当地家庭里。很多家庭是医生、教师或牧师，对中国文化充满好奇，却也对这些“留着长辫子、穿着短褂”的孩子感到新奇。12岁的梁敦彦被分到康涅狄格州一位牧师家，女主人教他做苹果派，他却总惦记着家乡的咸鱼；14岁的蔡绍基因为不肯剪辫子，被同学嘲笑“小尾巴”，躲在厕所里哭了半夜。 语言是最大的障碍。虽然出发前学了三个月英语，但真正上课时，幼童们还是像听天书。数学课上的“加减乘除”、物理课上的“杠杆原理”，都需要从头学起。但他们格外刻苦——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背单词，晚上熄灯后打着手电筒抄笔记。1873年，首批幼童中的黄开甲在给家人的信里写：“我们每天学8小时英文，2小时算术，还要跟先生读《圣经》。虽然累，但我能看懂街头的广告牌了！” 文化冲突则更隐蔽。清政府要求幼童“保留中国衣冠”，但美国孩子嘲笑他们的辫子是“猪尾巴”，甚至偷偷剪他们的辫子取乐。有些幼童偷偷换上西装，被监管老师发现后挨了板子；还有个孩子因为吃了太多奶酪闹肚子，偷偷写信回家：“美国的牛奶比中药还难喝。”但这些委屈没有击垮他们——当看到火车在铁轨上飞驰、电报机瞬间传递消息时，他们的眼睛亮了：“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学问！” 1876年，费城举办世界博览会。清政府组织幼童参观，他们在“中国馆”里看到了自己国家的丝绸、瓷器，却被隔壁“美国馆”的蒸汽机和电话机惊得说不出话。14岁的唐绍仪站在电话机前，听工作人员说“这东西能把声音传到千里之外”，立刻在笔记本上写下：“此物若能传入中国，可解千里传音之苦！”后来他成为民国首任内阁总理，主持修建了中国第一条自主设计的铁路。 然而，留学的顺利超出了清政府的预期，却也埋下了矛盾的种子。幼童们的变化让保守派官员坐立不安：他们剪了辫子（尽管后来又被迫留起）、改穿西装、甚至加入了基督教青年会。1876年，翰林院编修何金寿上奏弹劾留美幼童：“此等学生，若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亦不能为中国用。”更有官员指责容闳“用夷变夏”，要求立刻召回所有幼童。 1881年6月8日，一道圣旨从北京传到美国：“着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此时，120名幼童中已有50多人考入哈佛、耶鲁、麻省理工等名校，10多人进入美国海军学院、西点军校学习。他们中的很多人刚刚适应大学生活，有的甚至已经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 回国那天，纽约港的码头上，幼童们穿着西式礼服，却默默地把美国同学送的钢笔、怀表塞进行李箱。詹天佑后来回忆：“我们站在甲板上，望着渐渐远去的自由女神像，有人哭，有人把帽子扔进了海里。” 这些被提前召回的“留美幼童”，最终没有成为清政府期望的“技术官僚”，却在近代中国的各个领域掀起了波澜：詹天佑主持修建了京张铁路，打破了“中国人不能修铁路”的断言；唐绍仪担任民国总理，推动南北议和；蔡廷干成为海军将领，参与辛亥革命；吴仰曾成了矿冶专家，主持开发了中国第一个现代化煤矿；还有更多人成为教师、医生、工程师，在教育、医疗、工业领域播撒新思想的种子。 1872年8月11日的那艘轮船，载着120个少年的梦想驶向大洋彼岸，也载着晚清王朝最后的自救希望。他们或许没想到，自己的一次远行，会成为中国近代留学史的开端——此后，1877年的福建船政学堂留欧生、1906年的“庚款留学生”、1912年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走出国门，用知识和视野改写着国家的命运。 历史总有许多遗憾：幼童们的留学计划因保守派的阻挠戛然而止，他们的才华未能完全施展；但历史也有许多温暖：这些孩子始终记得自己是“中国人”，无论是在美国的课堂上，还是在归国后的岗位上，都用所学所知为祖国尽力。正如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写的：“予虽不敏，然既受此使命，必当竭力为之，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域。” 感谢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1872年8月11日的那声汽笛，不仅送走了一群少年，更开启了中国向世界学习的新篇章。那些跨越重洋的身影，或许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但他们留下的“开放、学习、图强”的精神，至今仍在回响。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明天是2025年8月10日。233年前的明天，巴黎的晨雾还未散去，杜伊勒里宫的镀金大门已被震耳欲聋的呐喊声撕裂。两万名起义者手持长矛、镰刀和旧式步枪，如潮水般涌向这座象征波旁王朝权力的宫殿。宫内，国王路易十六正带着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在侍卫的掩护下仓皇逃往立法议会——那里曾是君主立宪制的象征，此刻却成了他最后的避难所。四小时后，瑞士卫队的最后一道防线被攻破，王座被砸成碎片，路易十六被押往阴冷的圣殿塔监狱。这一天，统治法国近千年的君主制度轰然崩塌，大革命迈入了共和革命的新阶段。今天，我们将回到那个决定性的黎明，完整讲述这场改变欧洲命运的24小时。 要理解这场风暴的由来，我们需要先回到18世纪末的法国。那时的法国像一座摇摇欲坠的城堡，表面华丽，内部早已千疮百孔。整个社会被严格的等级制度分割成三个部分：最顶端是教士和贵族，仅占人口的3%，却垄断着免税权、司法权和大部分土地；中间是资产阶级，他们通过商业和工业积累了财富，却没有政治权利；最底层是农民，占人口的80%，他们背负着什一税、领主税和各种苛捐杂税，连年的饥荒和战争让他们的日子雪上加霜。 财政危机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法国参与了美国独立战争，前后花费了20亿锂（相当于当时法国十年的财政收入），国债利息占财政支出的60%。1788年，法国遭遇罕见的霜冻，小麦几乎绝收，巴黎的面包价格飙升至工人日薪的90%。饥饿的民众在街头高喊“我们要面包！”，宫廷却依然在举办奢华的舞会——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甚至因为购买一条价值160万锂的钻石项链被民众痛骂为“赤字夫人”。 1789年5月5日，路易十六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召开了中断175年的三级会议。按照传统，三个等级各自投票，但第三等级（资产阶级、农民、工人）占总人口的97%，却只有一票表决权。第三等级代表忍无可忍，宣布成立“国民议会”，并在网球场宣誓：“不制定宪法，绝不解散！”这标志着法国大革命的正式爆发。 路易十六试图用武力镇压，但为时已晚。7月14日，巴黎民众攻占了象征专制的巴士底狱，这座堡垒的陷落像一把火炬，点燃了全国的革命热情。王室被迫妥协，8月4日废除了封建特权，8月26日颁布《人权宣言》，宣告“人生而自由平等”。但路易十六的妥协是被迫的，他的内心依然抗拒变革。 1791年6月20日夜，路易十六做出了一个致命的决定：带着全家化装成仆人，乘马车逃往奥地利控制的边境，企图勾结外国势力镇压革命。然而，计划在瓦雷纳镇被识破——驿站站长德鲁埃认出了国王的马车，王室被押回巴黎。沿途20万民众高呼“叛徒！”，路易十六的“仁君”形象彻底崩塌，“叛国者”的烙印从此刻进了历史。 1791年9月，路易十六签署了《1791年宪法》，成为“法兰西人的国王”，但权力被大幅削弱，立法议会成为国家的实际决策机构。然而，王室与革命的矛盾并未消除。1792年春，欧洲各国组成反法同盟，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军队压境，扬言要“恢复君主权威”。4月20日，立法议会对奥宣战，但法军因贵族军官大量叛逃而节节败退，普鲁士军队直逼巴黎。 7月25日，反法联军总司令布伦瑞克公爵发表了一份傲慢的宣言：“若王室成员受到任何伤害，巴黎将被夷为平地，所有居民都将被处决！”这份宣言被革命派印刷了10万份，在巴黎街头四处散发。愤怒的民众涌上街头，高喊“处死叛国者！”激进派领袖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疾呼：“要拯救祖国，必须推翻君主制！” 巴黎的革命气氛越来越浓烈。7月30日，516名马赛志愿军高唱着《莱茵军团战歌》进入巴黎。这首由工兵上尉鲁热·德·利尔创作的战歌，因为志愿军的传唱而广为人知，后来成为法国的国歌《马赛曲》。巴黎的48个区中，有47个区通过了决议，要求废黜国王。一个名为“起义公社”的秘密组织在市政厅成立，由记者让-保尔·马拉、酿酒师安托万·桑泰尔和前军官弗朗索瓦·韦斯特曼领导，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攻占杜伊勒里宫，终结君主制。 1792年8月9日夜，巴黎的圣母院警钟开始彻夜长鸣。起义者们用红蓝两色的布条系在帽子上作为标记，左臂缠着象征自由的绿带。国民自卫军的第17营、马赛志愿军、圣安东区的无套裤汉（城市平民）组成了两万人的大军，兵分三路向杜伊勒里宫进发：中路负责攻占市政厅夺取指挥权，左路封锁新桥阻止王室逃亡，右路直扑杜伊勒里宫。 凌晨3时，起义军抵达杜伊勒里宫外围。宫内只有900名瑞士雇佣兵和1200名贵族志愿兵守卫，而起义军的人数是他们的两倍。瑞士卫队的指挥官奥克塔夫·德巴赫伯爵下令关闭宫门，准备抵抗。但起义者们用斧头劈开铁门，用火炮轰击宫门，战斗在凌晨6时正式打响。 瑞士卫队依托宫殿的石墙和台阶顽强抵抗。他们采用三排轮射战术：前排士兵跪射，中排士兵半蹲射击，后排士兵站立射击，形成密集的火力网。起义军多次冲锋都被击退，尸体在宫门前堆积成山。但起义军的人数优势逐渐显现，他们用缴获的大炮轰开宫门，用斧头劈开栏杆，一步步逼近宫殿核心。 上午10时，马赛志愿军攀上花神廊二楼，用吊灯的铁链绞杀窗口的守军。无套裤汉安托万·约瑟夫冲上前，将宫内的王室百合花纹章盾砸得粉碎，大声喊道：“让旧时代的象征见鬼去！”中午12时，最后30名瑞士卫兵退守到镜厅，他们高呼“国王万岁！”后集体自尽。这场血战持续了4个小时，起义军伤亡283人，瑞士卫队阵亡600人，宫殿的地板上浸满了鲜血。 下午1时，起义领袖们冲进立法议会。桑泰尔手持带血的镰刀，架在议长的脖子上：“人民要求审判叛国者！”在死亡威胁下，立法议会通过了两项决议：第一，暂停国王路易十六的职权；第二，召开由普选产生的国民公会，由国民公会决定法国的政体。当晚，路易十六被押往中世纪的古堡圣殿塔监狱，关进了一间铺着稻草的狭小石室。 这场起义的冲击波迅速席卷整个法国。8月11日，立法议会宣布废除1791年宪法；8月17日，成立特别法庭审判保王党；9月2日，凡尔登陷落的谣言传到巴黎，激进派煽动民众冲入监狱，1600名贵族和教士被私刑处决，修道院院长被斩首后插在矛尖上游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九月屠杀”。 9月20日，法军在瓦尔密战役中击退了普鲁士军队。诗人歌德目睹了这场战役，感慨地说：“从此处开始，世界历史进入了新的纪元。”9月21日，国民公会开幕，当晚宣布废除君主制，法兰西第一共和国诞生。第二天，国民公会颁布了共和历，将1792年9月22日定为共和元年元日。 路易十六的末日很快到来。1792年11月，起义军在杜伊勒里宫的一个秘密铁柜里发现了路易十六与外国势力勾结的信件，证明他曾试图借助外敌镇压革命。1793年1月16日，国民公会以700票对300票的结果，判处路易十六死刑。1月21日上午10时，路易十六在巴黎的革命广场（今协和广场）被送上断头台。刽子手夏尔·亨利·桑松举起他的头颅示众时，围观的民众沉默不语，仿佛在哀悼一个时代的终结。 路易十六的悲剧，本质上是旧制度与新思想的冲突。他接受过启蒙思想的教育，曾资助科学家库克船长进行环球航行，也签署过废除刑讯令的法令；但他同时也是波旁王朝的国王，习惯了专制统治，无法理解民众对自由和平等的渴望。他的优柔寡断和反复无常，最终导致了王朝的覆灭。他的日记本上，1792年8月10日的记录只有简短的一句话：“今日无事。”——这句话与他被押往监狱的命运形成了残酷的对比。 1792年8月10日的杜伊勒里宫陷落，不仅终结了法国的君主制度，更开启了现代共和制的新篇章。它向世界宣告：君权神授的神话已经被打破，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这场起义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法国的国界：它推动了欧洲各国的民主革命，催生了1830年的七月革命和1848年的欧洲革命；它启发了殖民地的独立运动，海地的黑人领袖杜桑·卢维杜尔正是在这场起义的影响下，领导了海地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黑人共和国；它还为现代福利国家奠定了基础，1793年宪法中提出的“免费教育、救济穷人”等理念，成为后世社会保障制度的雏形。 当杜伊勒里宫的最后一块石头被推倒时，它压碎的不仅是波旁王朝的王冠，更是延续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场起义证明：当旧制度成为社会进步的桎梏时，人民的意志终将像火山一样爆发，摧毁一切阻碍历史前进的障碍。但历史也警示我们：自由需要法治的约束，革命需要理性的指引，否则它可能会滑向恐怖的深渊。从罗伯斯庇尔的热月政变到拿破仑的加冕称帝，法兰西在共和与专制的漩涡中挣扎前行，而1792年8月10日始终像一座灯塔，照亮着人类对民主、自由和法治的永恒追求。 感谢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杜伊勒里宫的硝烟早已散去，但那场起义的精神仍在历史的长河中回响。我们下期再会。晚安。

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8月8日。八十年前的明天，1945年8月9日上午11时02分，在日本九州岛西部的港口城市长崎上空，一道比正午太阳更刺眼的光芒骤然撕裂了云层。紧随其后的是震彻山谷的爆炸轰鸣和横扫一切的冲击风暴。美国陆军航空队的一架B-29轰炸机投下了一枚代号“胖子”的原子弹，在长崎市浦上河谷上空约500米处引爆。这次爆炸瞬间造成约四万人死亡，整座城市陷入火海与废墟。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二次、也是迄今为止最后一次在实战中使用核武器。它发生在广岛原子弹爆炸仅仅三天之后，成为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终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一击。今天，我们将回到1945年那个决定人类命运的夏天，讲述长崎原子弹爆炸事件的完整背景、决策过程、现场实况及其深远的历史回响。 要理解长崎原子弹爆炸的必然性与悲剧性，必须将其置于太平洋战争末期残酷而复杂的战略棋盘之上。1945年春夏之交，欧洲战场的硝烟已经散去。5月8日，纳粹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然而在亚洲太平洋战场，日本帝国仍在负隅顽抗。尽管日本海军联合舰队主力已在莱特湾海战等战役中损失殆尽，本土遭受美国陆军航空队B-29轰炸机群的持续大规模空袭，东京、大阪、名古屋等工业城市化为焦土，海上封锁导致物资极度匮乏，但日本军国主义领导层仍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要求其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他们鼓吹“一亿玉碎”的本土决战计划，誓言让登陆的盟军付出惨重代价。日军在硫磺岛和冲绳战役中的疯狂抵抗就是明证——在冲绳战役中，美军伤亡超过七万人，日军守军和冲绳平民死亡人数更是高达二十万以上。军事推演显示，如果强行登陆日本本土，盟军可能付出百万士兵伤亡的代价，日本平民死亡人数或达数百万。与此同时，美国正在进行一项前所未有的绝密计划——代号“曼哈顿工程”的原子弹研发项目。这项始于1942年的庞大工程动员了包括罗伯特·奥本海默、恩里科·费米等顶尖科学家在内的数十万人，耗资二十亿美元。1945年7月16日，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沙漠，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三位一体”试爆 成功。此时德国已投降，但日本仍在顽抗。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及其顾问团面临艰难抉择：是否使用这种毁灭性武器迫使日本投降，从而避免惨烈的本土登陆战？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警告其如不投降将面临“迅速和彻底的毁灭”。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在7月28日的记者会上表示对公告“不予理睬”，被盟国解读为拒绝投降。杜鲁门总统最终下达了对日使用原子弹的命令。第一次核打击的目标选定为广岛。选择广岛的原因在于它是重要的军事指挥中心、后勤枢纽和军工基地，此前未遭大规模轰炸便于评估效果，且城市地形平坦利于冲击波扩散。8月6日上午8时15分，B-29轰炸机“埃诺拉·盖伊”号在广岛上空投下代号“小男孩”的铀弹。爆炸当量约一万五千吨TNT炸药，造成约七至八万人当场死亡，城市化为废墟。然而广岛的灾难并未立即击垮日本军部的抵抗意志。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中，强硬派仍寄望于尚未对日宣战的苏联进行调停，并怀疑美国仅有一颗原子弹。在等待日本明确投降答复无果后，美国决定按计划实施第二次核打击。 第二次核打击的目标最初选定为九州北部的重要军工城市小仓。1945年8月9日凌晨3时49分，携带代号“胖子”钚弹的B-29轰炸机“博克斯卡”号从提尼安岛基地起飞，由查尔斯·斯威尼少校驾驶。目标顺序为小仓、长崎。当飞机飞抵小仓上空时，发现城市被浓密的工业烟雾和云层覆盖，目视瞄准无法进行。机组在小仓上空盘旋近五十分钟寻找云隙未果，同时遭遇地面防空炮火威胁。斯威尼少校被迫放弃小仓，转向预备目标长崎。长崎是九州岛西部的港口城市，地形多山丘，拥有三菱重工造船厂等军工设施，但军事重要性略低于小仓。上午10时50分左右，“博克斯卡”号抵达长崎上空。长崎同样被云层遮蔽，但投弹手弗雷德里克·阿什沃思上尉在云隙中辨认出浦上河谷和三菱造船厂的轮廓。上午11时02分，在浦上地区上空约五百米处，“胖子”原子弹被投下。四十三秒后，这颗内爆式钚弹在预定高度爆炸，当量约二万二千吨TNT炸药。 爆炸瞬间的景象如同末日降临。中心点形成直径约二百米的巨大火球，温度高达数百万摄氏度。爆心投影点周围半径一点五公里内的暴露人员瞬间碳化。超音速冲击波以毁灭性力量向外扩散，摧毁了爆心半径二公里内的几乎所有建筑。长崎多山的地形虽限制了冲击波扩散范围，却使冲击波在山谷间反复震荡加剧破坏。随后燃起的大火迅速蔓延，将浦上河谷化为火海。据日本官方统计，截至1945年底，长崎约有四万至七万人当场或在爆炸后数周内因伤重、辐射病死亡。加上后续因辐射病、癌症等长期影响死亡人数，总死亡人数超过十四万。浦上地区几乎被彻底抹去，长崎市约百分之四十四的建筑物被毁。三菱造船厂等工业设施严重受损。爆炸产生的强烈核辐射导致大量幸存者患上急性辐射病，并在之后数十年饱受白血病、癌症等后遗症折磨。长崎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因靠近爆心，医护人员和病人几乎全部遇难，成为医疗史上最惨痛的悲剧之一。 长崎核爆的冲击波迅速传导至东京决策层。就在爆炸当天下午，日本军部获悉苏联已对日宣战并出兵中国东北的消息。双重重压下，日本政府于8月10日凌晨通过中立国瑞士和瑞典向盟国发出照会，表示愿意在“不损害天皇作为国家元首地位”的前提下接受《波茨坦公告》。盟国经磋商后于8月11日回复，要求天皇及政府统治权隶属于盟军最高司令官，天皇最终须服从人民意志。8月14日，昭和天皇裕仁召开御前会议，最终决定无条件投降。8月15日正午，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宣读《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9月2日，日本代表在东京湾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署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 长崎原子弹爆炸连同广岛核爆，深刻改写了人类文明进程。在军事层面，它加速了战争终结，避免了预估中的惨烈本土登陆战。盟军计划中的“奥林匹克行动”和“小王冠行动”登陆作战可能造成百万级伤亡，而日本本土决战计划将导致更大规模平民牺牲。核爆的毁灭性震慑力瓦解了日本军部抵抗意志，与苏联参战共同促成投降决策。在科技与伦理层面，它标志着核时代正式降临。人类掌握了足以毁灭自身的终极力量，引发旷日持久的核军备竞赛与“相互确保摧毁”的恐怖平衡。长崎和广岛的惨状也引发了全球对战争伦理的深刻拷问：对平民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否正当？这种反思催生了战后核不扩散体系，从《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到《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人类艰难探索着管控核威胁的路径。在健康与人文层面，核爆幸存者被称为“被爆者”，终生承受辐射后遗症的折磨。长崎和广岛成为人类遭受核灾难的永恒象征，提醒着世人和平的珍贵。日本社会由此形成强烈的和平主义思潮，“无核三原则”成为国策，两座城市每年举行庄严的和平纪念仪式。 回望1945年8月9日的长崎，那朵升腾的蘑菇云不仅吞噬了数万生命，更在人类文明史上刻下无法磨灭的印记。它是战争残酷性的终极呈现，是科技力量的双刃剑警示，也是人类集体命运的转折点。浦上河谷的焦土与重建后的和平公园，共同诉说着毁灭与重生的辩证。历史无法改写，但长崎的教训必须永志不忘：唯有敬畏生命、摒弃战争、坚守理性，人类才能在核时代的阴影下找到通向光明未来的道路。当和平的钟声在长崎和平公园年年敲响，那是对逝者的告慰，更是对生者的警醒——文明的存续，系于人类对和平的坚守。 感谢收听今天的《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历史如镜，照见抉择之重；和平如舟，承载文明之续。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晚安。

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8月8日。回望半个世纪前的同一天，1974年8月8日晚上9点，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内，一场牵动全球目光的电视讲话正在进行。时任美国总统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这位曾以巨大优势赢得连任、主导了中美破冰与越南停战的强势领导人，面对镜头宣布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决定：他将于次日中午辞去美国总统职务。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总统主动辞职。这一决定，源于一场持续发酵两年之久、最终动摇国本的政治风暴——水门事件。今天，我们将深入剖析1974年8月8日这个历史性夜晚的前因后果，还原尼克松辞职的完整脉络，审视水门事件如何成为美国宪政史上一次深刻的试炼。 要理解水门事件的爆炸性威力，需先了解其发生的时代背景。20世纪70年代初的美国，正处于内外交困的漩涡之中。对外，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国内反战情绪高涨；对内，社会撕裂加剧，民权运动、反文化运动风起云涌。尼克松于1968年当选总统，承诺带来“法律与秩序”并结束越战。他确实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1972年历史性访问中国，开启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同年与苏联达成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1973年1月成功签署《巴黎和平协定》，使美国得以从越南脱身。这些外交胜利让他在1972年11月以压倒性优势击败乔治·麦戈文，成功连任。然而，就在这看似辉煌的连任背后，一场足以颠覆其政治生涯的危机已悄然埋下种子。 水门事件的导火索，源于1972年6月17日凌晨发生在华盛顿特区水门大厦的一次拙劣闯入。水门大厦是当时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的所在地。当晚，五名携带窃听装置和摄像设备的男子潜入大厦内安装窃听器时被保安发现并报警抓获。这看似是一起普通的入室盗窃未遂案，但随后的调查却如剥洋葱般，一层层揭开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内幕：这五名被捕者中，有四人曾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或联邦调查局的前特工或雇员，其中一人詹姆斯·麦科德的身份更是关键——他是尼克松竞选连任委员会的安全协调员。他们受雇于谁？潜入的目的是什么？背后是否有更高层的指使？这些问题瞬间将一起刑事案件升级为严重的政治丑闻。 事件发生后，白宫迅速试图切割。尼克松的新闻秘书齐格勒称之为“三流盗窃案”，试图淡化其影响。尼克松本人也公开表示白宫与此事无关。然而，调查并未停止。两名年轻的《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在一位化名“深喉”的神秘线人指引下，开始了艰苦的追踪报道。他们逐步挖掘出关键线索：被捕者与尼克松竞选团队存在资金往来；一笔秘密资金被用于支持针对民主党的间谍和破坏活动；白宫内部存在一个旨在掩盖真相的庞大计划。这些报道引发了全国关注，也促使国会介入。 1973年初，参议院成立了由北卡罗来纳州民主党参议员萨姆·欧文担任主席的特别调查委员会，即著名的“水门事件委员会”。该委员会举行了公开电视听证会，吸引了数千万美国民众观看。听证会上，前白宫法律顾问约翰·迪安作为关键证人，首次公开指控尼克松本人知晓并参与了掩盖行动。他详细描述了白宫如何试图用“封口费”让被捕者保持沉默，如何编造故事误导调查，以及如何利用政府机构打压政治对手。迪安的证词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将矛头直指总统本人。 与此同时，为了确保调查的独立性，司法部任命了一位特别检察官——哈佛大学法学教授阿奇博尔德·考克斯，专门负责调查水门事件及相关指控。考克斯的团队展开了深入调查，要求白宫交出相关文件和录音带。这里引出了水门事件中最具戏剧性的证据——白宫录音系统。尼克松自1971年2月起，在椭圆形办公室和行政办公楼的关键区域秘密安装了录音系统，自动记录了他与下属、访客的所有对话。这些录音带被认为包含了事件真相的关键证据。 尼克松以总统行政特权和国家安全为由，拒绝交出录音带，引发了与特别检察官和国会的激烈对抗。1973年10月20日，这场对抗达到了白热化。尼克松下令司法部长埃利奥特·理查森解雇特别检察官考克斯。理查森拒绝执行并辞职抗议。副司法部长威廉·拉克尔肖斯同样拒绝并辞职。最终，由司法部第三号人物罗伯特·博克执行了命令，解雇了考克斯。这一连串事件发生在星期六晚上，被称为“星期六之夜大屠杀”。此举引发了全国性的愤怒浪潮，公众舆论强烈谴责总统滥用权力、破坏司法独立。要求弹劾尼克松的呼声空前高涨。 面对巨大的压力，尼克松被迫任命了新的特别检察官利昂·贾瓦斯基，并交出了部分录音带。但其中一盘关键录音带（1972年6月23日，即闯入事件发生六天后尼克松与幕僚长霍尔德曼的谈话）被发现有一段长达18分半钟的空白，由尼克松的私人秘书罗斯·玛丽·伍兹操作失误导致，这引发了更多关于毁灭证据的怀疑。贾瓦斯基和国会调查委员会继续要求交出所有相关录音带。 1974年3月1日，联邦大陪审团对七名尼克松的前高级助手和顾问提出起诉，指控他们参与掩盖水门事件的阴谋。尼克松本人被列为“未被起诉的同谋者”。随后，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正式启动了对尼克松的弹劾调查程序。弹劾是美国宪法赋予国会的权力，用于罢免犯有“叛国、贿赂或其他重罪和轻罪”的总统。该委员会举行了严肃的公开听证会，审议针对总统的弹劾条款。 关键的转折点出现在1974年7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以8比0一致裁决（尼克松任命的三位大法官也投了赞成票），命令尼克松必须向特别检察官贾瓦斯基交出64盘特定录音带。最高法院明确裁定，总统的行政特权不能凌驾于刑事司法程序的需要之上。这一裁决具有里程碑意义，确立了“总统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宪政原则。 尼克松最终服从了裁决，交出了录音带。其中1972年6月23日那盘完整录音带的内容被公之于众。录音清晰地显示，尼克松在事件发生后仅六天，就与幕僚长霍尔德曼讨论如何利用中央情报局去阻挠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指示他们以“国家安全”为借口让联邦调查局停止追查水门案的资金来源。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冒烟枪”录音带。它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尼克松本人直接参与了掩盖水门事件真相的行动，并试图滥用职权妨碍司法公正。 “冒烟枪”录音带的公布彻底击碎了尼克松的防线。公众舆论瞬间逆转，国会中支持他的共和党议员纷纷倒戈。1974年7月27日至30日，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先后通过了三项弹劾条款：第一项指控其妨碍司法公正；第二项指控其滥用职权；第三项指控其蔑视国会传票。弹劾案提交众议院全体表决并获得通过已成定局。在参议院，要求定罪并罢免总统的票数也远超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尼克松面临的政治孤立已无法挽回。 在众议院全体表决弹劾条款前夕，1974年8月7日，尼克松的核心支持者——共和党国会领袖们，包括参议院共和党领袖休·斯科特、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约翰·罗兹以及资深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前往白宫面见尼克松。他们坦率地告知总统，他在国会中的支持已完全崩溃，弹劾不可避免且在参议院定罪罢免的可能性极高。他们建议总统为了国家利益考虑辞职。这次会面让尼克松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已无路可退。 1974年8月8日晚上9点，尼克松坐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摄像机前，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他神情疲惫但语气平静。在约16分钟的讲话中，他回顾了自己执政五年半的成就，特别是外交政策方面。但他承认，在水门事件上，“我判断失误……我错了”。他坚持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出于国家利益，但承认“我失去了国会中政治支持的基础”。因此，他宣布：“明天中午，副总统福特将在这个地方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因此，我将在那个时间之前辞去总统职务。”他没有承认自己有罪，也没有直接提及弹劾或“冒烟枪”录音带的具体内容，但他接受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已经终结的现实。 1974年8月9日上午，尼克松与白宫工作人员进行了简短而感伤的告别。中午时分，在副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家人和少数工作人员的见证下，尼克松签署了辞职信，正式辞去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职务。几分钟后，杰拉尔德·福特在白宫东厅宣誓就任美国第38任总统。福特在就职演说中表示：“我们国家的漫长噩梦结束了。”尼克松随后携家人登上直升机离开白宫，结束了他的总统生涯。 尼克松的辞职并非水门事件的终点。1974年9月8日，继任总统福特宣布给予尼克松“完全的、无条件的和绝对的赦免”，赦免其“在尼克松总统任期内对美国犯下的或可能犯下的或参与的所有罪行”。这一极具争议的决定，福特声称是为了国家愈合，避免漫长的诉讼进一步撕裂美国社会，但也引发了公众的强烈不满，被认为是导致福特在1976年大选中败给吉米·卡特的原因之一。水门事件的直接涉案人员，包括前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白宫幕僚长霍尔德曼、国内事务顾问埃利希曼等，均被起诉、定罪并入狱服刑。 水门事件及其导致的尼克松辞职，对美国政治和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首先确立了“无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宪政基石。国会通过调查权和弹劾权有效制衡了总统权力；最高法院的裁决捍卫了司法独立；新闻媒体（尤其是《华盛顿邮报》）的持续调查报道彰显了第四权力的监督作用。三权分立与制衡机制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其次，事件严重损害了公众对政府和政治人物的信任，引发了普遍的政治犬儒主义。为重建信任，国会随后通过了一系列改革法案，如《联邦竞选法》规范政治捐款、加强联邦选举委员会权力；《信息自由法》修正案增强政府透明度；《政府道德法》规范官员行为等。再者，水门事件暴露了总统权力膨胀的危险。国会通过《战争权力法》限制总统发动战争的权力；加强了对情报机构的监督；对总统行政特权的行使也设定了更严格的界限。此外，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调查报道确立了调查性新闻的地位，媒体作为“看门狗”的角色得到空前强化。最后，它标志着美国政治从战后相对共识的时代进入了一个更强调监督、质疑和党派对立加剧的新时期。 回望1974年8月8日那个决定性的夜晚，尼克松的辞职演说并非简单的个人失败宣告，而是一个国家在宪政危机时刻艰难自救的转折点。水门事件从一桩看似普通的窃案，演变为一场撼动美国政治根基的风暴，其核心在于对权力本质的深刻拷问——当掌握最高权力者试图利用权力掩盖错误、破坏规则、凌驾法律时，这个国家的制度能否自我纠错？尼克松的辞职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尽管过程充满痛苦和代价。它证明了美国的宪政设计具有韧性，三权分立、新闻自由和法治原则最终能够迫使最有权势者承担责任。水门事件留下的遗产，是永恒的警醒：权力必须受到监督，法治必须高于个人，真相终将穿透迷雾。这场危机及其解决方式，已成为美国民主制度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课，其回响至今仍在提醒着世人关于权力、责任与法治的永恒命题。 感谢收听今天的《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权力如镜，映照人心；制度为锚，守护航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晚安。

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明天是2025年8月7日。回望十三年同一天，2012年8月7日的上午，在伦敦奥林匹克体育场，一场牵动十几亿中国人目光的男子一百一十米栏预赛正在上演。发令枪响后，那道令国人无比熟悉的红色身影——中国飞人刘翔，如离弦之箭般冲出起跑线。然而仅仅跨越了第一个栏架，他的身体便重重地摔倒在跑道上。最终，他单腿支撑着跳完了全程，亲吻了最后一个栏架后离去，留下了一个让无数人扼腕叹息、心潮难平的身影。这一天，成为了刘翔奥运征程的终点，却也开启了他人生故事另一个层面的篇章。今天，我们将回顾那个万众瞩目的瞬间，追溯刘翔的运动生涯轨迹，理解这次摔倒背后复杂而厚重的背景与意义，探讨其留给我们的思考。 要真正理解2012年伦敦赛场上那一摔的分量，我们必须先回到属于刘翔的传奇起点。刘翔，1983年7月13日出生于上海。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短跑天才，他的教练孙海平最初发现他的潜力是在练习跳高时。得益于出色的身体协调性和灵活性的特点，孙海平教练引导他转向跨栏项目。这个决定，成就了一位亚洲田径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 刘翔的崛起速度令人惊叹。2001年，年仅十八岁的刘翔就在东亚运动会上夺得了自己的首个国际赛事冠军。2002年，在瑞士洛桑举行的国际田联大奖赛上，他以十三秒一二的成绩刷新了男子一百一十米栏世界青年纪录，同时打破了保持二十四年之久的亚洲纪录。这个声音像一声号角，向世界宣告了亚洲人在速度与技巧完美结合的短跨项目上，同样可以站在世界巅峰。2003年，他在世界田径锦标赛上获得铜牌，实现了中国男子短跨选手在世锦赛上奖牌零的突破。 真正的辉煌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点燃。当镜头聚焦在男子一百一十米栏决赛起跑线上，多位名将环伺，而当时的刘翔并非绝对热门。然而发令枪响，刘翔如一道红色闪电，以无可挑剔的栏间节奏和凌厉的冲刺，率先撞线。十二秒九一！他平了当时由英国名将科林·杰克逊保持的世界纪录！这是中国田径史上、也是亚洲田径史上第一枚男子短距离直道项目的奥运金牌！整个中国瞬间沸腾。“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刘翔获得了奥运会金牌！”这句经典的解说词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他身披国旗、跃上领奖台的画面，成为了中华民族在体育领域实现历史性突破的象征。他证明了黄种人可以在曾经被视为难以企及的领域与欧美顶尖选手一较高下。这种打破历史刻板印象的壮举，其意义早已超越了体育本身。 雅典的荣光之后，刘翔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刘翔时代”。2006年7月11日，在瑞士洛桑，这块曾见证他初试锋芒的福地，刘翔再次震惊世界。他在超级大奖赛中跑出了十二秒八八的惊人成绩，打破了沉睡十三年之久、由英国名将科林·杰克逊创造的十二秒九一的世界纪录！洛桑再次成为了他创造奇迹的见证者。2007年8月31日，在日本大阪举行的世界田径锦标赛上，刘翔又以十二秒九八的成绩成功摘金，实现了集奥运会冠军、世锦赛冠军和世界纪录保持者于一身的“大满贯”伟业。他是当之无愧的一百一十米栏项目王者。 然而，命运在巅峰时刻埋下了伏笔。随着运动成绩的不断突破和竞技强度的高企，刘翔的跟腱开始发出警报。这个连接小腿肌肉与脚后跟的关键部位，在需要强大爆发力和瞬间制动落地的跨栏项目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长期的高强度训练和比赛积累下来的慢性劳损逐渐显现，跟腱伤病如同一个潜伏的阴影，悄然靠近这位赛道上的王者。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万众期待。作为卫冕冠军、本土作战的绝对焦点，整个国家都期待着刘翔能在鸟巢体育馆再次书写传奇。训练中的伤痛信号已经非常明显。赛前，各种关于他能否出战的猜测和报道铺天盖地。巨大的压力凝聚在这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身上。终于，8月18日，男子一百一十米栏预赛鸣枪。当刘翔出现在起跑线上时，全场观众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然而，他仅仅在热身试跑了几步之后，便表情痛苦地撕掉了贴在腿上的号码布，黯然转身离开了跑道。那一刻，鸟巢的欢呼变成了错愕的寂静，随即是难以抑制的巨大失落与惋惜弥漫开来。刘翔因伤退赛了。后来公布的原因是右脚跟腱末梢和跟骨止点处的慢性炎症急性发作。退赛的苦涩滋味，第一次如此沉重地落在了这个曾经被神化的运动员肩上。外界反应空前复杂，有深切的同情与理解，也夹杂着难以避免的失望甚至苛责的声音。一夜之间，赞誉与质疑如同硬币的两面，将刘翔置于巨大的舆论漩涡之中。 北京之殇是沉重的打击，但刘翔没有选择就此沉沦。为了重返赛场，他与团队选择了前往美国接受跟腱手术。手术很成功，漫长的复健之路随即开始。复健的过程枯燥且充满不确定性。每一步康复训练都伴随着疼痛和心理挣扎。外界在等待，有些人抱着期待，有些人则抱着怀疑。但刘翔的目标从未改变：他要重新站在栏前。 经过艰难的恢复，刘翔在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上实现了复出。他以十三秒零九的成绩率先冲线，宣告了自己并未沉沦。这枚金牌极大地提振了他和国人的信心。2011年5月，在国际田联钻石联赛上海站比赛中，刘翔以十三秒零七的成绩夺冠，这是他复出后跑出的个人最好成绩，显示其竞技状态的强劲回升。更大的突破在2011年8月的大邱世界田径锦标赛上到来。在决赛中，刘翔被古巴名将罗伯斯在最后两个栏有明显的拉拽手臂干扰动作，最终刘翔第三个冲过终点。不过比赛结束后，裁判组经过回看录像，判定罗伯斯犯规并取消了其成绩，刘翔从而获得银牌。尽管过程有争议，但这枚银牌含金量十足，是对刘翔坚持付出、努力回归世界顶尖行列的最好证明。到2012年赛季初期，他的状态依然不俗，甚至在国际田联钻石联赛尤金站比赛中跑出超风速情况下的十二秒八七，虽然不被正式承认，却展现了他依然拥有的顶尖实力。 时间来到了2012年夏天。伦敦奥运会，刘翔的第三次奥运之旅。与前两次相比，这一次他的身后背负着更复杂的目光：有雅典登顶的辉煌记忆，有北京退赛的巨大遗憾，也有复出后夺牌带来的期待与希望。没有人能忘记2008年的伤痛，他本人更是如此。实际上，就在伦敦奥运会前两个月左右，有报道曾提及刘翔的脚踝和跟腱部位在训练中出现不适反应，医疗团队采取了保守治疗，同时外界对于他能否顺利参赛甚至创造佳绩的担忧始终存在。但刘翔选择了坚持，为了心中的奥运梦想，为了在赛场上证明自己，也为了不辜负支持者们的期待。然而，就在踏上赛场前夕，2012年7月13日，刘翔刚刚过完二十九岁生日，关于他肋部肌肉不适的消息又被公开提及。这一切似乎都在预示着这趟征程的艰难。但这位已经饱经风霜的老将，依然选择了出征。 2012年8月7日，男子一百一十米栏预赛第六组。赛场上座无虚席，无数摄像机镜头和观众的目光聚焦在第四跑道的刘翔身上。现场的气氛凝重而肃穆。发令枪响，刘翔冲出起跑线，但他的起跑加速明显不如巅峰时期那般迅捷有力。第一个栏就在眼前，他奋力向上腾跃，但在下压摆腿时，支撑腿的右脚跟腱瞬间崩溃。一个踉跄之后，他重重地摔倒在地。摔倒时巨大的冲击力使得他痛苦地捂住了自己的右脚跟腱位置。这一刻，时间仿佛凝固了。场内场外一片错愕、震惊和难以抑制的惋惜。刘翔躺在跑道上，手捂着伤处，表情异常痛苦，那种复杂的情感混杂了痛苦、无奈甚至一丝解脱，透过摄像机镜头清晰地传递给了全世界关注他的人。 然而，故事并未终结于此。经过短暂的调整，在其他选手完成比赛后，刘翔强忍剧痛，单腿站了起来。在全场数万名观众的注视下，他用左脚支撑着身体，一步步跳向赛道边，他没有选择直接退出，而是出人意料地又折返回赛道内侧。他坚持着，用单腿奋力跳跃的方式，一个栏一个栏地、艰难地向终点线移动。途中，他亲吻了最后一个栏架的柱子。这个动作既像是一场庄严的告别，又像是向这项带给他荣耀、也带给他伤痛的运动表达最深沉的爱与敬意。最终，他艰难地抵达了终点线。场边，两位同组的选手，匈牙利的巴吉和英国的特纳，上前搀扶住刘翔，帮助他离开了跑道，完成了这最后的、充满了悲壮美感的冲刺。他再也没有回来。后经诊断确认，他的右脚跟腱在跨越第一个栏架时已经完全断裂。 伦敦的再次退赛，在社会上引发了更为广泛和持久的回响。这已经不是单纯的体育事件，它成为了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舆论场上，各种声音激烈交织。一方面，巨大的同情与理解占据了主流。无数观众被他单腿跳完全程的坚韧所打动，“他比我们更痛苦”、“他用行动诠释了奥林匹克精神”等评价成为主流媒体的标题。人们看到的不只是意外，更是一位老将在经历了巅峰与低谷、背负巨大压力后，对梦想的最后坚守。他那跳向终点、亲吻栏架的身影，被赋予了强烈的英雄主义悲剧色彩，其冲击力甚至超越了2008年的退赛。 另一方面，也有更多质疑和反思的声音涌现。这些声音主要集中在：刘翔的伤病信息是否得到了及时、充分、透明的披露？在明知旧伤严重甚至赛前已有征兆的情况下，运动员、医疗团队以及决策层是否应该或者必须冒险参赛？是否存在将运动员个人梦想与民族荣誉、国家利益以及巨大的商业价值捆绑后，过度施压的情况？训练方法是否过于激进？围绕在刘翔周围的巨大商业利益链条（他当时是数十家知名品牌的代言人）是否也在无形中影响了他的参赛决策？这些疑问，在当时和之后很长时间都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也促使社会各界更加理性地思考如何更好地保护运动员的健康权、如何面对竞技体育的残酷性、如何构建更为健康的体育文化生态。 伦敦一役之后，刘翔的竞技生涯实际上已经结束。尽管他从未公开宣布正式退役，但严重的跟腱断裂伤情使得重返顶级赛场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他逐渐淡出了聚光灯下的赛道，开始了新的人生阶段。2015年4月7日，刘翔通过个人社交媒体正式宣布结束自己的职业运动员生涯。退役仪式在上海举行，庄重而温情。他发表了深情的退役感言，感谢了祖国、教练、团队、家人以及所有支持和陪伴他的人，并流露出对未来的期望。在演讲中，他回顾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包含了成功与挫折，充满真挚情感。 退役后的刘翔，逐渐从职业选手转向新的角色。他热心于体育事业推广和公益活动，特别是在青少年体育发展方面做出努力。他在大学担任体育教师的报道也曾见诸报端，尝试将经验传授给下一代。同时，他也拥有了自己的家庭生活，开启了作为丈夫和父亲的新角色。他变得更加从容和平和，努力回归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当人们再次提起他时，目光中除了尊敬，也多了几分对过往故事的沉淀和理解。而那个在栏架间飞驰的红色身影，和他两次奥运赛场上饱含泪水与坚韧的告别场景，则永远定格在了中国体育的记忆深处，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特殊印记。 站在今天回望2012年8月7日的伦敦碗，我们需要更加全面、理性而富有温度地去理解和评价刘翔的这次摔倒及其整个职业生涯的意义。 因此，2012年8月7日的伦敦碗，对于刘翔个人，是他奥运赛场的终点线；对于他承载的荣誉与使命，也在这里暂时画上了一个句点。然而，正是那道单腿跃向终点的背影，那份亲吻栏架的不舍与告别，以及蕴含其中的巨大坚韧与悲悯，成就了超越金牌、超越胜负的体育精神丰碑。跑道有终点，但奔跑的意义和坚持的力量无尽头。飞人虽已降落，但他曾划破夜空的轨迹，至今仍在照亮着更多追梦的心灵，也提醒我们以更宽广、包容、人本的视角去理解体育、欣赏运动员和珍惜每一份坚持。刘翔的轨迹，是一曲关于速度与梦想、荣耀与伤痛、坚持与告别的深沉乐章。 感谢收听今天的《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历史回响，鉴往知来；跑道虽远，精神长存。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晚安。

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7月21日。回望历史长河，在整整81年前的明天，1944年7月22日，一场决定战后世界经济格局的关键会议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小镇落下帷幕。这场名为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的盛会，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最后议定书，并决定成立两个影响深远的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也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世界银行。这一系列成果，共同构成了战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基石，被后世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今天，我们就来详细讲述1944年7月22日这个历史性时刻，以及它所构建的国际金融新秩序。 理解布雷顿森林会议的重要性，需要回到二战尾声的特殊背景。1944年夏天，虽然欧洲战场诺曼底登陆成功不久，太平洋战场激战正酣，但同盟国最终战胜轴心国的趋势已日益明朗。然而，胜利在望之际，同盟国领袖和经济学家们却深陷忧虑：战争结束后，世界经济将走向何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惨痛教训历历在目——战后的经济混乱、恶性通货膨胀、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各国货币竞相贬值，最终导致了席卷全球的经济大萧条。这场经济灾难被普遍认为是引发社会动荡、极端主义崛起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诱因。因此，在战火尚未完全平息之时，以美国和英国为首的同盟国成员深刻认识到：赢得和平不仅需要军事胜利，更需要为战后世界经济重建一套稳定、开放、合作的金融与贸易体系，避免历史悲剧重演。 这种共识催生了召开国际会议的迫切需求。会议的发起国主要是美国和英国。美国作为战争中唯一本土未遭战火、经济实力因战争需求而空前壮大的国家，其黄金储备占全球三分之二以上，工业产值占全球一半，自然希望主导战后经济秩序。英国虽然国力因战争严重受损，但凭借深厚的金融传统和全球影响力，特别是拥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这样世界顶尖的经济学家，也力图在谈判中维护自身利益。早在1941年，英美两国就秘密磋商战后货币安排。1943年，两国分别提出了核心方案：美国由财政部部长助理哈里·德克斯特·怀特主持制定了怀特计划；英国则由凯恩斯勋爵主持制定了凯恩斯计划。两个计划的核心目标都是促进汇率稳定、恢复自由贸易、提供国际收支调节机制，但在具体设计上存在显著分歧。 凯恩斯计划更为大胆，提议建立一个全新的国际清算联盟，并创造一种名为班科的超主权国际货币单位。各国货币与班科挂钩，班科则与黄金保持联系。这个联盟将拥有巨大信贷能力，可向国际收支逆差国提供大量透支额度，帮助其渡过难关，避免紧缩政策或竞争性贬值。凯恩斯希望这种机制能将调整国际收支失衡的责任更多转移到顺差国身上，赋予国际机构更大资源调配能力，这反映了英国作为可能面临战后巨额逆差和黄金储备枯竭国家的担忧。 怀特计划则相对稳健，主张建立一个国际货币稳定基金，各国根据经济规模和黄金外汇储备缴纳份额。基金主要功能是监督各国维持固定汇率，允许在出现根本性失衡时经批准调整，并在成员国出现短期国际收支困难时提供短期贷款支持。该计划没有创造新国际货币，而是强调美元和黄金的核心地位，更符合美国作为最大债权国和黄金持有国的利益，希望维持美元主导地位和金融体系稳定。 经过一年多激烈谈判和相互妥协，最终在1944年4月公布的《关于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的联合声明》中，美国的怀特计划占据了主导地位，但也吸收了凯恩斯计划的一些合理成分，如建立多边清算机制和提供贷款支持。 会议地点选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华盛顿山脚下风景优美且相对僻静的布雷顿森林度假村。1944年7月1日，来自44个同盟国成员国的730多名代表齐聚于此。美国代表团由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领衔，核心人物是哈里·德克斯特·怀特；英国代表团由财政大臣金斯利·伍德率领，核心人物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中国代表团由财政部长孔祥熙率领，成员包括银行家贝祖诒等。苏联、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等主要盟国也派出了高级别代表团。 会议核心议程是讨论、修改并最终通过以怀特计划为基础的《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草案。会议气氛紧张而务实，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问题： 首先是基金份额与投票权。各国需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缴纳资金份额，份额大小决定其投票权。美国凭借强大经济实力要求并获得了最大份额和投票权。英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争取到重要地位。苏联因对投票权分配不满，虽签署文件但后来未批准协定加入基金组织。 其次是汇率制度。如何确定和维持各国货币间固定汇率？协定最终确立了可调整的钉住汇率制：各国货币设定以黄金或美元表示的平价，承诺维持汇率在平价上下百分之一幅度内波动。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三十五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只有在出现根本性失衡时，经基金组织批准才能调整汇率平价。这被称为双挂钩体系，即美元挂钩黄金，其他货币挂钩美元。 第三是贷款条件与稀缺货币条款。基金组织如何向面临国际收支困难的成员国提供贷款？贷款条件是否苛刻？美国坚持贷款应附加严格条件以确保资金有效使用和偿还。凯恩斯则希望条件更宽松。最终达成妥协，贷款有条件但非不可接受。此外，稀缺货币条款规定，若一国货币在基金组织内因需求过大而稀缺，基金组织可宣布其为稀缺货币，允许其他成员国临时限制与该国贸易，敦使其纠正国际收支顺差，这体现了对顺差国责任的约束。 第四是世界银行的职能。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是侧重战后欧洲重建还是更广泛的长期发展？最终确定其初期重点是为战后欧洲经济复兴提供长期贷款担保和直接贷款，后来才逐步转向全球发展援助。 第五是黄金的地位。黄金在体系中扮演什么角色？协定确立了黄金作为最终清算手段和国际储备的地位，但美元凭借与黄金的固定兑换关系，实际上成为了等同于黄金的国际储备货币。 在为期三周的会议中，代表们进行了密集讨论和磋商。哈里·怀特凭借出色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对美国立场的坚定维护，成为会议核心推动者。凯恩斯虽未完全实现班科的设想，但凭借智慧和辩才，在技术细节和理念上留下深刻印记，并争取到对英国有利的条款。中国代表团积极参与，努力维护中国作为大国应有的权益，最终争取到在基金组织中仅次于美英的第三大份额国地位。 经过艰苦谈判和相互妥协，会议于1944年7月22日闭幕。与会各国代表签署了《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最后议定书》及其附件《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这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会议取得成功，它所设计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框架正式确立。会议决定成立的两个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成为支撑这一体系的核心支柱。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要职责是监督国际货币体系运行，特别是监督成员国汇率政策；在成员国出现短期国际收支困难时提供短期资金支持，帮助稳定汇率、恢复平衡；为成员国提供政策建议和技术援助。其核心目标是维护汇率稳定，防止竞争性贬值，促进国际贸易扩大和平衡增长。 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的主要职责是通过提供长期贷款和担保，促进生产性投资，支持成员国战后重建和经济复兴，初期重点在欧洲；后来其使命扩展至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减贫和社会发展项目提供长期资金支持，目标是促进经济长期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规则可概括为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成员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形成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汇兑本位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监督维护这套汇率体系并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世界银行负责提供长期发展资金。同时会议倡导减少贸易壁垒，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这后来通过1947年成立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来具体实施。 1944年7月22日闭幕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其历史意义极其深远： 首先，它重建了战后国际货币秩序，结束了战前及战时货币混乱状态，建立了一套相对稳定、可预测的汇率体系，为战后国际贸易和投资恢复发展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货币环境基础。稳定汇率大大降低了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风险与成本。 其次，它确立了美元的国际中心货币地位。双挂钩体系使美元成为等同于黄金的国际储备货币和最主要国际结算货币，极大便利了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赋予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奠定了其金融霸权基础。 第三，它创建了多边国际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成立，开创了通过多边机构管理协调全球经济金融事务的先河。它们为成员国提供了政策协调、危机救助和发展融资的平台，成为全球治理重要支柱，其框架和职能至今仍在运行。 第四，它促进了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稳定的货币环境加上后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推动的贸易自由化，共同促进了战后国际贸易迅速扩张和全球经济长期繁荣，即所谓的黄金时代。 第五，它体现了国际合作精神。在战争尚未结束之际，四十四个国家能够共同设计战后经济蓝图，体现了战胜国寻求合作、避免重蹈覆辙的政治意愿和智慧，为联合国成立及其他领域国际合作树立了榜样。 当然，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存在内在缺陷和历史局限性。它过度依赖美元和美国经济政策，存在所谓的特里芬难题：为满足全球对美元储备不断增长的需求，美国需要保持国际收支逆差，但这会削弱美元价值和对黄金的可兑换性信心，最终动摇体系根基。同时固定汇率制度在应对各国经济周期差异和外部冲击时缺乏灵活性。随着西欧和日本经济复兴、美国经济相对优势下降以及持续美元外流，体系承受压力越来越大。最终在1971年8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停止兑换黄金，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核心支柱崩塌，固定汇率制在1973年彻底瓦解，全球进入浮动汇率时代。 然而，尽管其核心汇率和黄金兑换机制崩溃，布雷顿森林会议所创立的两个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却经受住了时间考验，不断调整职能以适应变化的世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主要关注汇率稳定，扩展到监督全球经济、提供政策建议、救助金融危机、帮助低收入国家减债等。世界银行则从支持欧洲重建，转型为专注于全球减贫和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多边开发机构。它们依然是当今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回望1944年7月22日，在布雷顿森林小镇签署的那些文件，其意义远超一次会议的成果。它是在人类经历空前浩劫后，对构建一个更加稳定、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伟大尝试。它凝聚了当时最杰出的经济智慧和政治家的远见，试图用规则和制度约束经济民族主义的破坏力，为战后和平与繁荣铺路。它所确立的多边合作原则、所创建的全球性金融机构，至今仍在深刻影响世界经济运行。虽然具体规则随时代变迁而调整，但布雷顿森林会议所代表的通过国际合作管理全球经济、促进共同发展的精神，依然是指引未来方向的重要灯塔。当我们今天面对全球化挑战与机遇时，回顾这个八十一年前的夏天，更能体会到构建和维护一个公平、有效、包容的国际经济秩序是多么珍贵而艰巨的使命。 感谢收听今天的《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历史回响，鉴往知来；秩序基石，思之念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晚安。

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明天是2025年7月21日。回望历史的长河，在极其遥远的过去，大约在两千八百零一年前的明天，也就是公元前776年的7月21日前后，在一个与我们现代文明差异巨大但又孕育了西方文明重要基石的时代和地点，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确切记载的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古希腊的奥林匹亚正式开幕了。这次盛会，虽然在当时可能只是众多祭祀和竞技活动中的一场，但它在后世被认定为古奥运会的起点，开启了一个延续千年的传奇传统。今天，我们就一起回到那片爱琴海畔的土地，那个崇拜着诸神、城邦林立的时代，去探寻那次运动会的起源、背景、简单的面貌，以及它对古希腊乃至整个后世文明的意义。 要理解这第一次奥运会的意义，我们需要先了解它所发生的时空背景。这个故事的主角是古希腊，但古希腊并非一个像我们中国那样的大一统帝国国家。它是由许许多多独立的“城邦”构成的文明圈。这些城邦，像雅典、斯巴达、科林斯、底比斯等等，都拥有自己的政府、法律、军队和生活方式，规模相当于一个城市连同周边的乡村地区。它们散布在地中海东北部的半岛和岛屿上，彼此之间经常因为土地、贸易、声望等问题发生争斗甚至战争。然而，尽管政治上分裂，这些城邦在语言、宗教信仰、文化习俗上却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同属于一个“希腊世界”。他们都讲着不同的方言但可以大致互通的希腊语，信奉着同一套庞大的神灵体系——以居住在奥林匹斯山的宙斯为众神之王的诸神。 宗教活动，尤其是祭祀诸神，是连接所有希腊人的精神纽带。而奥林匹克运动会，正是这种宗教信仰力量催生出的最耀眼的花朵之一。 奥林匹克运动会举行的地点叫做奥林匹亚，位于希腊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西部，具体在阿尔菲奥斯河与克拉迪奥斯河的交汇处。这个地方非常特别，它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城市，而是一个巨大的、神圣的宗教祭祀场所。它的核心是供奉着众神之王宙斯的宏伟神庙，庙里有着被誉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宙斯神像。围绕神庙，建造了巨大的露天祭坛、各类附属的神祠，以及后来为奥运会专门建造的竞技场馆。选择奥林匹亚作为运动会的举办地，首要原因就在于它的宗教神圣性。古希腊人相信，体育运动不仅是为了锻炼身体，更是取悦神灵、获得神灵青睐的一种方式，是展示力量与美的一种宗教仪式。而献给强大的宙斯神的运动会，自然被赋予了最高的地位。 那么，是谁、或者为什么原因决定在公元前776年正式举办这样一场运动会呢？关于第一届奥运会的具体组织者，并没有确切的个人名字流传下来。当时负责管理和组织这项赛事的，是一个由邻近的伊利斯城邦主导的机构——奥林匹亚祭司团。他们负责维护圣地的秩序，并最终制定和执行奥运会的规则。而关于举办的原因，虽然古希腊流传着各种神话传说，比如大力神赫拉克勒斯为了庆祝完成伟业而举办，或者说是为了纪念神王宙斯击败其父等等，但这些更多属于后世美好的附会。从更实际的历史角度看，奥运会的创办，应该是基于几个相互交织的因素。首先是根深蒂固的宗教祭祀需求，如前所述，为了表达对宙斯的崇拜。其次是古希腊社会对公民体质和战斗能力的重视。各个城邦都需要能打仗的战士，良好的体能和战斗技巧至关重要，这些运动很自然地成为展示和竞赛的项目。再者，或许也是一种寻求和平与共同身份认同的潜在诉求。即使是长期存在冲突的城邦，在宗教祭祀期间，也需要暂时放下干戈。虽然早期并没有明确的“神圣休战条约”的详细文献证据，但后来形成的惯例表明，奥运会期间确实存在一种被广泛认可的保护参与者和朝圣者的“和平期”。不管具体起因如何，公元前776年在奥林匹亚举行的这场盛会，被 当时的人们作为一个正式周期的起点记录了下来，并一直延续下去，被后世所承认。 我们现在要了解的，正是这被认定为“第一届”的古代奥运会，具体是在公元前776年夏天——通常是七八月间，尤其可能是在接近夏至的日子，被认为非常适合比赛——举行的。根据记载，这次盛会的场面，与我们现代人想象的“世界级”大赛有很大不同。首先，它的规模在初期非常有限。第一届奥运会据说只有一个比赛项目：场地跑。希腊语称为“斯泰德”。这个项目就是在专门建造的一条笔直跑道上进行的短距离赛跑。这条跑道的标准长度，大约是192米，运动员从起点跑到终点即可。这条跑道就是最早的“体育场”的雏形。当时，可能连专门铺设的跑道都没有，就是在草地上或者稍微平整过的土地上进行的。那么，参赛者是谁呢？早期的奥运会，参赛资格有严格限定：必须是拥有纯正希腊血统、自由身份的男性公民。奴隶、外邦人以及女性是被完全排除在参赛者和观众之外的。参加者主要代表各自的城邦。第一届比赛具体有多少人参加？历史记载语焉不详，但相信人数不多，可能只有来自附近少数几个城邦的十几甚至几十位选手。当时的规则也非常简单直接：就这一个项目，大家跑一次，第一个到达终点的人就是胜利者。 这第一届比赛的胜利者是谁呢？有幸被载入史册，成为历史记载中第一位古代奥运会冠军的，是一位名叫“科罗伊波斯”的运动员。关于他的详细信息留下的很少，只知道他来自一个叫伊利斯的城邦。伊利斯正是主办奥运会的那个城邦，它紧挨着圣地奥林匹亚，这也反映出早期的奥运会主要还是吸引了附近的区域。可以想象，当科罗伊波斯第一个冲过终点时，现场来自伊利斯城邦的观众和支持者们必定是欣喜若狂的。他不仅为自己赢得了荣誉，更为自己的城邦带来了无上的荣光。古希腊人对奥运会冠军的尊崇是极高的。在当时，奥运冠军能获得什么呢？物质奖励其实非常简单——一顶由神圣的野橄榄枝叶编成的桂冠。这顶桂冠来自奥林匹亚圣地的野生橄榄树，由一名纯洁的儿童用黄金镰刀砍下，象征着宙斯的庇护与神圣的荣耀。橄榄枝在当时也具有和平的象征意义。虽然物质奖励微薄，但冠军所获得的无形价值却无比巨大。他们会成为自己城邦的大英雄，受到同胞们热烈的欢迎和持久的尊敬。在他们的家乡，通常会为他们建立雕像以示纪念，他们的事迹被诗人传颂，甚至在生活的许多方面享有极高的地位。一些城邦还会给予冠军终生的物质津贴或免除赋税等其他实际的优待。科罗伊波斯作为第一位，他的名字和成就便刻在 了奥林匹亚的荣誉名单之上，成为所有后来者仰望的起点。在那个时代，赢得一顶奥运桂冠，几乎是个人所能达到的世俗荣耀的巅峰之一。 我们现在了解了第一届的样子：时间是公元前776年夏，地点在宙斯圣城奥林匹亚，只有一个项目——192米的场地跑，冠军是伊利斯的科罗伊波斯。从这样一个相当原始和局限的开始，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始了它漫长而辉煌的旅程。它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壮大起来的呢？随着奥林匹亚圣地和奥运会的声望日益增长，更多的项目被逐步添加进来。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古代奥运会的项目不断丰富。公元前724年的第14届奥运会上，增加了一项往返跑，相当于现代体育场跑一周的距离，大约是384米，称为“迪阿洛斯”。接着，更长距离的跑步项目也出现了。在第18届（公元前708年），加入了传统竞技五项全能：包括场地跑、跳远、铁饼投掷、标枪投掷和摔跤。这五项运动综合考验运动员的体能、速度和技巧。第23届（公元前688年）加入了拳击；第25届（公元前680年）加入了战车赛——这是最具贵族气派、也最为危险和昂贵的项目之一；第33届（公元前648年）加入了更加激烈但极具观赏性的古希腊式搏击“潘克拉辛”，它结合了拳击和摔跤。第37届（公元前632年）开始设立青年组的比赛。另外，公元前444年的第84届奥运会甚至加入了艺术比赛，包括了音乐创作、诗歌朗诵等，强调“健美的精神寓于健美的身体”。可以看到，比赛项目 从单一走向综合多元，满足了当时贵族和平民展示不同才能的愿望。 随着希腊被罗马共和国和后来的罗马帝国征服，古奥运会的命运也发生了变化。罗马人总体上尊重希腊文化，初期延续了奥运会传统，罗马的贵族甚至也参与其中，或者大力赞助修建更为豪华的体育设施。然而，文化差异和内在矛盾也逐渐显现。罗马人更倾向于观看角斗士的血腥表演，对纯竞技的奥运会兴趣相对不那么热烈。而古代奥运会的多神教祭祀内核，与后来罗马帝国国教基督教的唯一神信仰产生了根本性的冲突。公元393年，信奉基督教的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为了打击异教，将所有基于“异教徒”仪式的活动判定为非法。持续了1169年、举办了293届的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就在这行政命令之下被强制取缔了。又过了几年，公元426年，另一位罗马皇帝下令摧毁希腊的异教神殿，包括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庙及其宏伟神像，都被破坏殆尽。再后来，连续的地震和洪水彻底掩埋了这片圣地，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辉煌场地就此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下，直到一千多年后才被考古学家重新发现。 回顾这第一届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它的起点可能显得简陋，只有一个项目，范围有限。但它标志着人类文明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开端。首先，它首次在制度上确立了定期、规范化、多城邦参与的大型综合性体育竞技赛事的传统。它的周期性、固定举办地、以体育竞赛为核心、服务于宗教崇拜等，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模式。第二，它所蕴含的核心精神——追求卓越、和平竞赛、公平公正、身体美感、超越政治的认同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第三，它为古希腊各城邦提供了一个化解矛盾、展示自身、凝聚共同文化的宏大平台，强化了希腊世界的内部联系。第四，它极大地推动了体育活动在古希腊社会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发展，提升了体育本身的社会地位和文化价值。第五，它作为一个穿越时间的历史符号，不断提醒着后人关于和平、合作、竞技精神的价值。 古代奥运会的圣火虽然后来熄灭了，但它留下的精神遗产从未真正消失。在沉睡了近一千五百年后，在法国教育家皮埃尔·德·顾拜旦等人的不懈努力下，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于1896年再次在雅典举行，重续了这一古老而伟大的传统。现代奥运会继承了追求更快、更高、更强的格言，强调公平竞争与参与精神，并将参与范围扩大到了全世界所有的民族和男女运动员。它依然坚持周期性，依然承载着对和平的期盼。可以说，公元前776年7月21日在奥林匹亚点燃的那道篝火，它的光芒穿透了时空，为我们今天所共享的奥林匹克精神，奠定了最坚实、最原始的基石。 总结来看，公元前776年7月21日的这次历史性盛会，意义远超一次简单的比赛。它是古希腊宗教虔诚、城邦活力、社会观念和文化理想的集中迸发。它在最神圣的宗教场所，以最具普遍性的身体技艺作为媒介，为分裂而好斗的希腊各邦创造了一个难得的和平展示场，塑造了深远的共同认同。它从单一的赛跑起步，发展出丰富的项目体系，并辅以独特的规则和崇高的荣誉，使之成为希腊文明的标志性成就之一。其成功绝非偶然，它精准地契合了古希腊社会的精神内核——对神的敬畏、对竞争与荣耀的渴望、对身体之美的崇拜以及对城邦认同的超越。尽管它最终因宗教冲突而湮灭，但它所确立的定期大型赛事模式、追求卓越的核心价值观以及对和平的象征意义，都成为人类共有的宝贵精神财富。现代奥运会的复兴正是对这些不朽精神最好的致敬与延续。奥林匹亚的首次起跑，不仅定格了一个光辉的历史瞬间，更昭示了体育作为一种强大的文化力量，能够跨越时空、连接心灵、激发对卓越与和平的共同追求。在时间的长河里，那顶最初的野橄榄枝桂冠，其光芒依然闪耀。

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6月20日，历史上明天的1582年6月21日，也就是日本旧历天正十年的六月二日清晨，在日本的京都发生了一场剧变。这场发生在名为本能寺的寺庙中的事变，以其突发性和对日本历史走向造成的巨大转折而被人们铭记。主角是当时即将统一日本的一代枭雄织田信长，以及他最信任的得力助手之一明智光秀。信长在本能寺被光秀率领的部队围攻，最终身亡。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本能寺之变”。今天，我们就回到十六世纪末那个战火纷飞的日本战国时代，围绕本能寺之变的前因后果，试图勾勒出这个事件真实的面貌，看看它如何瞬间改变了众多人物的命运，又给整个日本列岛的历史进程带来了怎样深远的影响。 要理解本能寺之变的意义，必须了解它所发生的时代背景——日本历史上漫长的战国时代。这个时代始于十五世纪中期室町幕府的权威衰落。原本守护地方的武士集团首领“守护大名”，以及依靠实力崛起的地方武士首领“战国大名”，纷纷割据一方，互相攻伐，争夺土地、资源和霸权。幕府将军名存实亡，日本陷入了空前的大分裂。战争成为常态，“下克上”的风气盛行。这种情况持续了超过一百年。直到织田信长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气势登上历史舞台，才让人们看到了统一的可能性。织田信长，1534年出生于尾张国（今爱知县西部名古屋一带）的一个中小型大名织田信秀的家中。少年时的信长行为乖张，不修边幅，有“尾张的大傻瓜”之称。然而，父亲信秀去世后，信长迅速展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手腕。1560年，在著名的桶狭间之战中，他以少胜多，奇袭击杀了称霸东海道的强大邻居今川义元，一战成名。此后，他逐步吞并美浓国（岐阜县），并将岐阜城作为大本营，提出了著名的口号“天下布武”，意欲用武力统一天下。 信长的崛起之路，伴随着极其激烈的军事行动和果决的政治改革。他打破了旧有的势力格局，对许多顽强抵抗的大名和宗教势力如比叡山延历寺一向宗本愿寺势力等采取严厉的镇压甚至消灭政策。同时，他重视并积极引进欧洲传来的铁炮，将大批火枪集中使用，创造出威力强大的“三段击”战术，这在当时以冷兵器为主的战场上具有压倒性优势。他在自己控制的领国内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打击封建庄园领主特权加强统治；实施“乐市乐座”政策，废除行会特权促进商业流通；通过“兵农分离”政策，建立专业的常备兵“旗本众”，将领主与土地关系分离；重用有能力的人才，不论出身。这些都为后来江户幕府的政治体系奠定了基础。 到了1582年，也就是本能寺之变发生的前夕，织田信长通过几十年的征战，势力达到了顶峰。他所控制的地域覆盖了日本核心地带的一半以上，包括近畿、中部、北陆的大片富庶土地。其他强敌如甲斐的武田胜赖已被他彻底消灭，中国地区的大名毛利辉元正面临他强大军队的步步紧逼，四国的长宗我部元亲也感受到巨大压力。信长在京都附近安土山兴建了雄伟华丽的安土城，被视为他权力和新秩序的象征。他本人则被天皇授予象征武家领袖的“右大臣”官职（也有学者认为当时已是“太政大臣”的内命）。当时的几大强力外藩军团，名义上都是织田家的家臣或盟友，如负责进攻中国地区的羽柴秀吉（即后来的丰臣秀吉），负责关东地区的泷川一益，负责北陆地区的柴田胜家等。明智光秀，这位后来发动叛变的将领，当时是织田家的重要谱代家臣，负责京都周围及丹波国的军政要务，地位十分显赫，被信长委以重任，赐予其据点龟山城。看起来，织田信长统一日本的步伐已经无人能够阻挡，只是时间问题。 然而，平静的海面下往往暗流涌动。1582年五、六月间，织田信长计划派遣援军支持在西国与毛利家艰苦作战的羽柴秀吉。为此，他下令麾下几位重臣率部向京畿地区集结，准备开赴前线。明智光秀也收到了调动命令，率其主力部队约一万三千人抵达了他的据点龟山城。与此同时，信长本人从安土城出发前往京都，身边只带了极其有限的贴身护卫，大约只有一百多名小姓（少年侍从）和仆役。他在五月二十九日抵达京都，没有住在自己控制的二条新御所，而是选择了京都本能寺作为临时下榻之所。本能寺是当时京都著名的净土宗大寺，也是信长非常信任的寺院，寺院规模不小，有一定的防御设施，但显然不是为了应对大规模军事进攻而建造的堡垒。同日，信长的继承人，也是他非常喜爱且寄予厚望的长子织田信忠，住进了离本能寺不远处的妙觉寺。父子二人都处于京都最繁华的区域，但身边的防卫力量与即将到来的风暴相比，都显得异常薄弱。 那么，明智光秀为何突然举兵反叛？这至今仍是日本历史学家争论不休的最大谜团。由于缺乏光秀本人的直接供述文件（事件发生后不久光秀即身亡），后世的推测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第一种广泛流传的说法是光秀对信长长期怀有怨恨。信长性格刚愎暴躁，对手下要求极其严苛，常有不留情面的斥责。据说在一些场合，信长对光秀有过当众羞辱的行为。在平定丹波国的叛乱时，光秀曾以母亲作为人质劝降波多野秀治，但波多野兄弟投降后信长却违背诺言将其处死，导致光秀的母亲被牵连杀害。此事被很多史家认为是引发光秀心中仇恨的导火索。第二种说法是光秀预感到信长在完成统一后，会进行大规模洗牌，铲除像他这样的“尾张旧臣”和实力派老臣，扶植更年轻、更听话的将领（如羽柴秀吉）。信长废除幕府将军足利义昭、打压比叡山和一向宗的手段，确实让许多旧势力感到恐惧。光秀的领地丹波国刚刚被彻底平定不久，根基不稳，前途未卜。第三种说法则指向一些具体事件：有传说在支援秀吉的宴会上，信长因某种小事大怒，当场责打光秀，甚至剥夺了他在德川家康访问安土时的接待职务，改派他人。另有记载称，信长在出阵前突然命令光秀将原领地移交给他人（可能是池田恒兴），转而出征更遥远的出云国和石 见国。这种被剥夺已有根基、派往陌生苦战之地的安排，对位高权重的光秀无疑是巨大打击和不安的信号。无论根本原因是哪种，长期积累的不满在京都这个权力中心附近、主公力量最薄弱的时刻爆发了。明智光秀做出了一个极其大胆、风险极高的决定。 1582年6月20日深夜（日本旧历六月一日夜），明智光秀的军队从龟山城出发，但他没有按照信长命令向西进军支援秀吉，而是下达了那个流传后世的名言：“敌在本能寺！”这里的“敌”，指的正是他的主公织田信长。光秀率领主力大约一万三千人的部队，趁着夜色，急速行军，目标直指京都本能寺。光秀对部下宣称的目标是讨伐信长在京都的敌对势力或保护信长安全，因此途中没有遇到任何阻截。六月二十一日凌晨（旧历六月二日天未亮），明智军成功抵达本能寺周围，并迅速完成了对寺院的严密包围。当包围形成后，信长一方才惊觉事态剧变，但为时已晚。 本能寺内的织田信长当时刚刚起床，正准备处理事务。当他听到不寻常的喧哗声并确定是明智光秀的旗帜时，瞬间明白了情况。信长身边仅有约百名侍卫、小姓和一些随从文官。面对十倍于己且蓄谋已久的精锐部队围攻，突围几乎不可能。即便如此，信长和他的近侍们表现出了武士的尊严，进行了顽强但徒劳的抵抗。据说信长亲自手持长枪参与了战斗，他的近侍森兰丸兄弟等人也浴血奋战。但是人数和准备的差距无法逆转。据《信长公记》等较接近事实的记录，本能寺的建筑很快被明智军点燃。关于织田信长生命的最后时刻，有多种说法：有说他在寺内亲自放火自焚；有说他力战负伤后回到内室点火自焚；也有被乱枪或弓箭射中而死的版本。但可以确认的是，烈火吞噬了本能寺的主建筑，信长的尸体最终未能被找到。享年四十九岁。就在同一时间，不远处的妙觉寺也遭到了明智光秀分遣队的攻击。织田信忠开始试图转移到更为坚固的二条城，并进行了激烈的抵抗，一度击退了明智军的进攻。但很快明智军主力增援二条城，织田信忠见突围无望，最终也自尽身亡，年仅二十六岁。仅仅几个小时之内，织田政权的最高领袖及其继承人双双陨落。 本能寺之变的消息如同平地惊雷，迅速传遍了全日本，造成了巨大冲击。最直接的打击对象是织田家的天下人地位。其麾下的各大军团首领虽然实力尚存，但失去了绝对效忠的核心，内部的权力格局和斗争瞬间激化。明智光秀在政变成功后占据了京都，他迅速向各地发出文书，试图控制近畿地区，并寻求旧势力、如朝廷公卿和此前被信长打压的宗教势力甚至毛利家的支持，希望为自己披上合法外衣，成为新的掌权者。他一度成功控制了京都地区，并进入安土城。然而，历史的车轮并没有按照光秀的设想前进。他低估了其他织田旧将的反应速度和决心。其中反应最快的是正与中国地方毛利家艰苦作战的羽柴秀吉。秀吉在得到事变消息后，立刻显示出非凡的政治智慧和决断力。他极其迅速地与毛利家达成和议，条件极为优厚，确保了后方的安全。史称“中国大折返”。随后，秀吉率领他的精锐军团以急行军的速度，短短几天内便从备中高松城前线折返至京都附近。六月十三日，就在本能寺之变发生仅仅十一天后，羽柴秀吉军与明智光秀军在位于京都与大阪之间的山崎地区遭遇并发生决战，史称“山崎合战”或“天王山之战”。 山崎合战是决定未来主导权的一场关键战役。明智光秀的军队大约一万六千多人，但他刚刚经历政变，根基不稳，许多响应他号召的旧势力如细川藤孝父子等选择了观望或拒绝支持。反观羽柴秀吉一方，不仅其直属部队作战勇猛，更因为他迅速行动占据了为信长报仇的大义名分，沿途吸引了如丹羽长秀、池田恒兴等大批织田旧臣的加入，总兵力迅速超过了明智军。两军在天王山、淀川河岸等地激烈交火。明智军的攻势被击退，最终溃败。明智光秀在败退过程中，逃往近江坂本城方向，但在途径一处被称为“小栗栖”的地方（今京都市伏见区）时，遭遇当地土民或乱兵袭击，重伤后自杀身亡（一说被讨死），距离其发动本能寺之变仅过去了十二天。轰轰烈烈的“明智光秀三日天下”就此落幕。随后，羽柴秀吉掌控了京都局势，并在清洲会议（商讨织田家继承问题和权力分配）中凭借实力和手腕确立了优势地位，最终击败了织田家的其他实力派人物如柴田胜家，成为了信长事业的继承者，并最终完成了日本的统一，开创了丰臣政权时代。 本能寺之变虽然短暂，但其影响极其深远。首先，它终结了织田信长几乎无人可以挑战的统一进程，并将统一的最终执行者和果实留给了羽柴秀吉。其次，它深刻改变了日本战国时代后期的格局和主要人物的命运轨迹。如果没有这场事变，德川家康的崛起很可能会遭遇织田信长更大的压制（事变时家康正在堺市游览，因事变仓皇逃回三河，躲过一劫）；柴田胜家、泷川一益等元老重臣也可能有不同结局；甚至毛利、上杉等外样大名也可能面临信长更直接的威胁。第三，它也成为了一个历史谜案与文化符号。明智光秀的动机究竟是什么？真的仅仅是怨恨吗？有没有更深层次的政治谋划？有没有其他隐情或同谋者？这些问题至今仍吸引着历史学家不断挖掘和争论，也成为文学、戏剧、影视作品反复演绎的主题。本能寺的烈焰不仅烧毁了织田信长的生命，也烧出了一个充满变数和可能的崭新历史阶段。 总结来看，1582年6月21日的本能寺之变，是一场充满了偶然性和必然性的悲剧性事件。偶然性在于，它发生在织田信长最不设防的时间和地点；在于明智光秀在特定情境下做出了那个极具风险的决定。必然性则在于，战国时代“下克上”的残酷法则并未消亡，任何看似稳固的权力都可能遭遇突袭；也在于织田信长过于超前的严厉改革和独特个性，为自己树敌太多，埋下了祸根。这场变故，以其巨大的戏剧性转折和深远的影响力，深刻地烙印在日本的集体记忆中，也长久地提醒着世人：历史的大势虽有其方向，但具体的走向，往往充满了意想不到的波折。它揭示了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脆弱，权力的不稳固，以及人性在野心与忠诚、怨恨与抉择面前的复杂挣扎。本能寺的清晨，是旧时代的葬歌，也催生出了新时代的号角。 感谢收听今天的《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古都风云，转瞬成灰；权谋如戏，警钟长存。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晚安。

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6月19日，明天，也就是6月20日，在1983年的那一天，香港一座城市孕育了一个音乐的火种。这个火种最初可能并不耀眼，却最终成为照亮无数人心灵的光芒，甚至跨越了时间与地域，影响至今。这就是香港殿堂级乐队Beyond的成立。在很多人心中，Beyond不仅仅是一个乐队，更代表着一种精神，一种关于理想、坚持与音乐力量的象征。今天，我们就回到1983年6月20日的那天，以及随后的岁月里，一起探寻Beyond乐队最初的故事，看看几个热爱音乐的年轻人是如何走到一起，并最终在华语流行乐坛留下不可磨灭印记的。 在讲述那个具体的成立日期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当时的背景。20世纪80年代初的香港，正处在经济高速发展期，同时也是流行文化，尤其是流行音乐方兴未艾的黄金年代。电视普及率很高，电视主题曲非常受欢迎，偶像文化也在崛起。欧美摇滚、日本流行乐风靡全球，也对香港乐坛产生了巨大冲击。那时主流乐坛的风格相对比较固定，主要以改编外文歌曲、电视剧主题曲和抒情慢歌为主，包装精致的偶像歌手是市场的主流。在这种环境下，一个以原创摇滚乐为核心、带着强烈自我表达意愿的乐队要诞生，并非易事。玩乐队，特别是玩摇滚乐队，在当时常常与“地下”、“非主流”、“玩票”等词汇联系在一起，既缺乏系统的商业支持，也不太被主流媒体和大众市场所看好和接受。 故事的核心人物，是乐队的灵魂——黄家驹。1962年6月10日出生于香港的黄家驹，在音乐道路上并非一帆风顺。少年时期，他像许多普通青年一样，尝试过不同的工作和生活方向。他曾做过办公室助理、推销员、电视台的布景助理等等。音乐并非他最初唯一的出路。然而，一次偶然的经历改变了他。17岁那一年，他在邻居搬家留下的垃圾堆里发现了一把破旧的木吉他。就是这把破旧的吉他，开启了他与音乐的不解之缘。音乐的魅力迅速捕获了他。家驹开始利用业余时间拼命练习吉他，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他对音乐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和专注力，常常一练就是好几个小时甚至通宵。正是这种对音乐的纯粹热爱和近乎偏执的练习，让他迅速掌握了吉他技巧。 在寻找音乐同好的过程中，黄家驹认识了低他一个年级的弟弟黄家强。家强起初学习的是贝斯。音乐是兄弟间重要的纽带。他们一起学习，一起交流音乐心得。大约在1983年初，对音乐有着共同理想的家驹和家强，与几位朋友，包括后来短时间担任主音吉他手的邓炜谦（又名William Tang或邬林），以及鼓手李荣潮初步凑在一起玩音乐。他们有着共同的渴望，就是成立一支真正属于自己的乐队，玩自己想玩的音乐，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不仅仅是模仿或翻唱。这个萌芽中的组合需要一个名字。据说有一次他们去参加某个小型乐队比赛，需要报名一个乐队名。大家觉得当时香港乐队的名字都很西方化，或者不知所云。他们希望找到一个简洁有力、又能代表他们音乐追求的名称。后来，邓炜谦提出了“Beyond”这个名字。这个词本身的含义是“超越”、“在另一边”。它寓意着打破常规，超越当下流行的局限，向着更高更远的音乐理想进发。这个名字瞬间击中了大家，一致通过。乐队最初的构架就这样初步形成了。但要到1983年6月20日这一天，才算真正成立并稳定下来。 为什么是1983年6月20日呢？这标志着一个更稳定成员组合的确立。就在这一天，经过介绍，热爱打鼓的叶世荣加入了进来，取代了最初的鼓手李荣潮。叶世荣，1963年8月19日出生，当时还在香港博允英文书院读书。他同样对音乐充满热情，尤其钟情于打鼓。他的加入，使得Beyond的节奏部分更加稳固。与此同时，主音吉他手由邓炜谦担任。核心成员就此敲定：黄家驹担任节奏吉他手、主唱（早期也会唱和声）以及主要创作者，邓炜谦担任主音吉他手，黄家强担任贝斯手，叶世荣担任鼓手。这一天，可以被视作Beyond乐队正式成立的日子，是“Beyond”这个名字下，一个拥有稳定基本成员结构的音乐团体开始运转的起点。 成立初期的Beyond，严格来说是一个地下乐队。他们没有唱片公司合约，没有经纪人包装，没有丰厚的演出收入，甚至没有一个固定的排练场所。他们的舞台，常常是一些学校礼堂、社区中心的小型表演比赛，或者是一些不那么商业化的酒吧、俱乐部。他们的设备也非常简陋。贝斯手黄家强在接受采访时曾回忆说，最开始使用的是一把非常廉价的贝斯，拾音器不太好，弹起来还会发出奇怪的杂音。鼓手叶世荣的鼓具也远算不上专业。黄家驹那时经常在琴行工作兼职，一方面可以接触乐器，另一方面也能获得一些微薄的收入来支撑音乐梦想。尽管如此，条件的艰苦丝毫不能熄灭他们对音乐的热情。 他们在狭小的排练室——通常是租金低廉的工业大厦房间或者某个成员家中的角落——里挥汗如雨地排练。排练室的隔音效果通常很差，为了不影响邻居（也怕被投诉），他们有时不得不用棉被盖住鼓和大音箱。他们排练的作品，多数是黄家驹创作的。家驹对音乐有着极其广泛和深入的涉猎。他对英国的摇滚、重金属音乐非常感兴趣，例如齐柏林飞船、深紫乐队等，同时也热爱大卫鲍威这些富有艺术性的音乐人。日本的流行摇滚，如南方之星等，也对他有启发。他甚至对富有哲思或民族元素的音乐素材也保持开放态度。这使得Beyond早期的作品，就已经流露出一些不同于当时主流港乐的影子——更重的吉他音色、更复杂的节奏变化、更具空间感的编曲思路，当然还有家驹独特嗓音所传达出的那种带有力量感、略带沙哑却又充满真诚的演唱。 这些特点在他们早期的一些作品中已经有所体现。虽然当时还没有正式出版专辑的机会，但他们会将自己的原创作品录制成样带，也会在一些地下音乐聚会或比赛中演唱。作品如《脑部侵袭》（旋律强烈，歌词表达对思维僵化的批判）、《大厦》（描绘都市人的生活状态，音乐实验性强）等，都充满了探索精神和不妥协的能量。这些作品并不甜美悦耳，却充满了青年人试图突破、渴望表达的生命力。家驹早期的词作也开始展现出他对社会、人生的观察和思考。这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乐队来说，已经十分难得。 乐队成立后不久，成员经历了一些变动。最初的两位吉他手邓炜谦和后来的王欧文先后因为各自的音乐理念分歧或者其他个人发展原因离开了乐队。他们的离开对乐队无疑是一种考验。为了填补吉他手的空缺，乐队迎来了新的成员。首先是陈时安加入担任主音吉他手。陈时安的技术相当不错，对乐队在吉他演奏层面的提升有帮助。但合作时间也不算长。紧接着，1985年，乐队又迎来了另一位关键人物——黄贯中。 黄贯中，1964年3月31日出生，有着深厚的美术功底，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设计系。他最初并非以吉他手身份加入，而是为Beyond设计演出的海报。因为和乐队成员有着深入的接触和相似的音乐审美，以及对绘画艺术的造诣，他和乐队十分投契。当乐队再次需要吉他手时，黄贯中拿起了吉他，凭借他敏锐的乐感、稳定的演奏，以及充满个性的创作能力，迅速融入了Beyond。最终形成了广为人知的四人经典阵容：主唱、节奏吉他手及主要创作者黄家驹；主音吉他手及重要创作成员黄贯中；贝斯手黄家强；鼓手叶世荣。这个阵容在音乐上相互激发、相互成就，成为Beyond发展壮大的核心动力，也被歌迷们深情地称为“四子时代”。这段成员磨合的时期，其实正好也反映出他们寻找音乐方向和团队定位的过程。 虽然有了相对稳定的阵容，Beyond在80年代中前期的道路依然充满荆棘。地下乐队的标签难以撕去。他们对音乐有坚持，坚持做原创的、有自己风格的摇滚乐。然而，这样的音乐在当时商业化气息浓厚的香港主流乐坛显得格格不入，被认为“吵”、“另类”、“不够商业”。为了能让乐队的音乐有更多被听到的机会，让团队能生存下去，他们选择了一条艰辛的路：自资办演唱会。 1985年7月，乐队做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极为大胆的决定——自资租用当时条件尚可的香港坚道明爱社区中心礼堂，举办他们的第一场正式演唱会“Beyond超越”演唱会。没有大公司赞助，所有的费用，包括场地租金、器材租赁、舞台布置、宣传海报印制等等，都需要他们自己承担。成员们动用了个人的积蓄，甚至卖掉了一些心爱的设备才勉强凑够资金。场地和音响设备也无法与专业的红磡体育馆相比。但这场演唱会对他们意义非凡。它不仅是一个表演的机会，更是他们面对市场、面对观众的一次重要检验。他们精心排练，拿出了多首原创作品。他们亲自设计海报，亲自去街头张贴宣传，甚至骑着自行车去送票。 “BEYOND超越”演唱会最终上演了。虽然到场人数可能远不能与后来的盛况相比，但反响是积极的。他们的现场表演能量十足，原创作品质量得到了初步认可。更重要的是，这次自资演唱会让他们看到了自己音乐可能性的同时，也清楚地认识到现实的困难：投入巨大，回报微乎其微，在商业上几乎不可能持续。这次尝试虽然并未让他们立刻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却树立了乐队顽强、独立和勇于突破的形象，也磨练了他们的现场演出能力。这成了他们早期奋斗史中值得铭记的重要里程碑。 另一项重要的自筹举措，是他们尝试独立发行唱片。1986年，他们集资制作了第一张真正的“唱片”，不过是一张自资发行的卡式带专辑，名为《再见理想》。专辑中的所有歌曲全部是乐队原创。录制过程极其简陋，预算非常有限。录音棚条件差，录音效果比较粗糙原始，封面设计也极为简朴，甚至带有浓重的DIY感觉。当时只制作了大约一千盒卡带，主要通过他们在表演后现场销售、委托少量唱片店寄卖等方式传播。这张专辑的音乐风格在当时主流听众看来是相当硬朗和实验性的，旋律并非那么朗朗上口。但是，《再见理想》这张专辑以及它的标题本身，却道尽了Beyond早期的心境：在现实的压迫和理想的孤独之间挣扎，但那份对音乐的热爱和表达的渴望依然炽热。标题曲《再见理想》也成为了Beyond早期精神的最佳写照，歌词中对艰难处境的不甘和对理想的执着守望，在无数为坚持自我而挣扎的年轻人心中引起强烈共鸣，也成为了乐队早期乃至整个音乐生涯中一首极具象征意义的作品。 正是这份坚持，为他们迎来了转机。他们的音乐现场感染力和独特的创作风格渐渐引起了少数业内人士的关注。1986年，一家规模不算大但有艺术眼光的唱片公司——Kinn's Music Ltd（劲石娱乐制作有限公司，后来成为了宝丽金唱片的一部分）向他们伸出了橄榄枝。1987年初，他们终于推出了签约唱片公司后的第一张粤语专辑《亚拉伯跳舞女郎》。这张专辑一改《再见理想》的粗糙感，在音乐制作上显得精良和丰富了许多。专辑的概念性很强，融合了中东音乐元素，带有异域风情，充满了幻想色彩。这显示了乐队尝试融入世界音乐元素、进行更大胆艺术探索的追求。专辑同名主打歌《亚拉伯跳舞女郎》以及《无声的告别》、《孤单一吻》等歌曲在音乐性和表现力上都有显著的提升。虽然市场反响依然称不上大红大紫，但这次尝试拓宽了他们的音乐视野，也让他们在录音棚制作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日后更成熟的代表作打下了基础。 真正让Beyond开始获得广泛主流注意的，是他们1988年发行的专辑《秘密警察》。这张专辑无论是音乐创作还是市场定位都更加成熟和平衡。其中，有两首歌爆红，彻底改变了Beyond的命运轨迹。一首是旋律优美流畅、歌词充满关怀情怀的《大地》。这首歌由黄贯中首次担纲主唱，曲风上既有摇滚的骨架，又融合了流畅的旋律和带有中国风韵的编曲，感染力极强，迅速登上了各大排行榜榜首。另一首就是黄家驹创作的《喜欢你》，以其真挚动人的情感表达和优美简洁的旋律，成为流传度极高的经典情歌。这两首歌的大热，使得Beyond的名字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大面积地进入主流大众的视野。他们不再是“地下”或“非主流”的标签乐队，而是获得了商业与艺术双重认可的乐队新星。成功虽然来之不易，却也伴随着某种必然：正是多年在地下音乐圈的默默坚持和对于自身音乐理念的不懈打磨，才最终让他们的光芒得以闪耀。《秘密警察》专辑的巨大成功，宣告Beyond正式从边缘走向了聚光灯下的舞台中心。

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今天是2025年6月18日，明天，即6月19日，我们将目光投向遥远的163年前，公元1862年6月19日。那一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白宫，一项影响深远并载入史册的法案被正式签署为法律。这就是《1862年国会关于联邦领地禁止奴隶制法案》。这项法律的签署，是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在任期间为彻底埋葬奴隶制所迈出的关键一步，它不仅是南北战争时期一项重大的内政举措，更深刻触动了当时美国的根基和社会结构。今天，我们就来详细讲述发生在1862年6月19日的这个重要时刻，以及围绕它展开的背景、过程和意义。 要理解这一天的重要性，我们必须回到19世纪中叶的美国。那时的美国，虽然建国尚不足百年，却已经深陷一场几乎让其粉身碎骨的巨大危机——南北战争。这场战争的核心冲突，归根结底，便是围绕奴隶制制度存废的尖锐对立。美国北方以工商业为主，经济结构并不依赖奴隶制；而南方各州则是棉花、烟草等种植园经济的天下，数百万黑人奴隶被视作财产，是维持这种经济命脉的基础劳动力。围绕着西部新开拓的领土是否允许实行奴隶制，南北双方的政治、经济、道德矛盾日益激化，最终在1860年底走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正是在1860年底那次至关重要的总统大选中，反对奴隶制向西部扩张的共和党候选人亚伯拉罕·林肯当选。他的当选，对南方蓄奴州而言，如同一个明确的危险信号。他们认为林肯政府最终会威胁乃至摧毁他们赖以生存的奴隶制体系。为了捍卫自己认为的“州权”和“财产权”，南卡罗来纳州率先于1860年12月宣布退出联邦，此后南方共有11个州陆续退出，并于1861年2月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市成立了所谓的“美利坚联盟国”，推举杰斐逊·戴维斯为总统。至此，美国联邦分裂。1861年4月12日，随着南军炮击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港的联邦军据点萨姆特要塞，内战——即我们熟知的美国南北战争——全面爆发。 战争初期，林肯政府的目标相对集中于维护联邦的统一，避免国家分裂，即他所强调的“拯救联邦”。尽管林肯本人内心深处极其憎恶奴隶制度，认为它是违背人人生而平等这一美国立国精神的罪恶制度，但出于维护脆弱的联邦团结以及策略上的考虑（如担心边境蓄奴州如马里兰州、肯塔基州、密苏里州、特拉华州会因此倒向南方），他的公开立场并未立即要求废除奴隶制。他试图通过限制奴隶制扩张的方式来逐步削弱它。 然而，战争的残酷进程很快推动了局势的发展。战争规模不断升级，伤亡惨重。更关键的是，奴隶制本身成为战争资源和南军战争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方的种植园为军队提供粮食和重要的经济作物棉花（试图与欧洲交易换取支持）；同时，南军将大量奴隶用于修筑工事、运输补给等军事后勤工作，间接地增强了其战争能力。而在联邦军队进入南方领土作战时，成千上万的黑奴逃离种植园，投奔联邦军队驻地。这些寻求自由的逃亡奴隶被称为“逃离者”或“战争违禁品”。如何处理这些人？他们的法律地位是什么？他们仅仅是“财产”，还是自由的人？这些问题尖锐地摆在了林肯总统和联邦国会面前。 实际上，在林肯签署《1862年禁止领地奴隶制法》之前，针对奴隶制的立法行动早已在国会山内激烈地酝酿着。国会的共和党议员中，反对奴隶制的力量是主流。他们利用战争赋予的特殊时机，积极推动旨在限制乃至最终废除奴隶制的立法。早在1862年4月，联邦国会就通过了《哥伦比亚特区赔偿性解放法案》，该法案在华盛顿特区以联邦资金补偿奴隶主的方式废除了奴隶制。这是联邦政府首次在其直接管辖区域废除奴隶制。紧接着，更为关键的是1862年5月20日，林肯总统签署了《宅地法》，该法案规定任何符合资格的美国公民或申请入籍者，只需缴纳少量登记费，就可以在西部未开垦的公共土地上获得160英亩的土地。在耕种满5年后，该土地即归其所有。这项法律旨在鼓励西进运动，同时隐含了支持自由劳动制度、反对以奴隶为基础的种植园经济向西部扩张的意图。 而《1862年国会关于联邦领地禁止奴隶制法案》则是这场立法浪潮中针对奴隶制根源地带的又一记重拳。这项法案的核心内容是：在美国联邦政府拥有主权或控制权的一切准州领地及未来获得的领土上，永远禁止奴隶制或强制劳役的存在。这实际上是以法律形式彻底推翻了1854年极具争议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所确立的“人民主权”原则（即由新成立州的居民自行投票决定是否允许奴隶制）。这项新法案由伊利诺伊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欧文·拉夫乔伊在1861年12月提出提案。经过激烈的辩论和修改，最终于1862年6月13日在众议院获得通过，随后在6月17日参议院也表决通过。1862年6月19日，也就是整整163年前的明天，林肯总统在白宫正式签署了这份法案，使其成为美国法律。 现在，让我们聚焦到1862年6月19日那个时刻本身。那天在白宫，没有盛大的仪式，也缺乏我们后世想象中重大转折点常有的戏剧性场面。林肯总统面色凝重而坚定地坐在办公桌前，手中握着那份国会刚刚送呈的法案文本，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个签名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宣言和道义表态。它向美国乃至全世界宣告：由联邦政府直接管辖的全部土地上，将永远禁止人类的奴役行为。它废除了1819年至1854年所谓的“密苏里妥协线”以北区域早已实施但实际上被《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破坏的奴隶制禁令，并且将其覆盖范围扩展到所有现有和未来的联邦领地，从而完全堵死了奴隶制向美国西部扩张的任何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它从法律上终结了奴隶作为“财产”可以在这些广阔土地上被合法拥有的状态，为未来更多逃亡奴隶奔向自由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和保护。对于长期争取废除奴隶制的北方道德力量来说，这是一个期盼已久的胜利信号。 当然，我们也要客观地认识到这项法律的历史局限性。1862年6月19日签署的这部法律，其效力范围主要限于尚未正式成为州的美国联邦领地和未来新获得的领土。它并未立即解放那些仍在南方同盟控制下蓄奴州中的数百万奴隶，也未能立即触动边境州（如马里兰、肯塔基、密苏里、特拉华）在法律上依然存在的奴隶制度。林肯签署这部法律时，战争仍在激烈进行，南方的“联盟国”并不承认联邦国会的法律，因此该法对南方的实际控制区并无直接效力。它最主要的直接作用是封堵了奴隶制西扩之路，解放了那些在联邦领地内的少数奴隶（尽管人数不多），并且从法律层面进一步明确了联邦政府对奴隶制的否定立场，极大地鼓舞了北方的废奴主义力量和黑人士兵的招募。它是更大风暴来临前的重要步骤。 这场更大的风暴，就是1863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解放黑奴宣言》。可以说，1862年6月19日签署的反领地奴隶制法，为《解放黑奴宣言》的发布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做了舆论和法律上的铺垫。林肯是一位深思熟虑的政治家。在1862年的春夏之交，战争前景依然不明朗，联邦军队在南线战场陷入胶着。林肯敏锐地意识到，必须采取更直接、更彻底的措施来打击南方的战争基础，那就是解放奴隶本身。这不仅关系到战争的正义性转化、争取国内外道义支持（尤其是防止欧洲国家承认南方），也关系到利用南方奴隶作为北方战争资源（如参军）的根本策略。 1862年夏天，林肯已经在内阁中秘密起草了解放黑奴的初步构想。同年7月22日，他召开内阁会议，宣读了《解放黑奴宣言》的初稿。虽然内阁成员意见不尽相同，但林肯认为时机虽不完全成熟，但已迫在眉睫。他需要一个明确的战场胜利作为发布宣言的契机，以避免宣言被视为北军在困境中的绝望之举。9月17日的安提塔姆战役中，虽然双方均损失惨重且未能决出胜负，但南军李将军最终撤退回南方，这被林肯视为一个足以宣布宣言的“胜利”。5天后的9月22日，林肯正式发布了《解放黑奴宣言》的初步版本，宣告：所有在1863年1月1日仍在叛乱的州份（即南方同盟各州）中的奴隶，将获得永久自由（排除了边境州和部分被联邦控制的部分南方地区）。这是一个有针对性、但目标宏大的解放令。 最终，在1863年1月1日，林肯签署了正式的《解放黑奴宣言》，赋予了宣言中所列叛乱地区所有奴隶法理上的自由人身份。它彻底改变了内战的性质，将其从一个维护联邦统一的战争，明确无误地升级为一场以消灭万恶奴隶制度为目标的解放战争。宣言极大地鼓舞了北方的士气，挫败了南方寻求国际支持的努力，并直接推动了大量获得自由的黑人加入联邦军队，为联邦最终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追溯其源流，1862年6月19日签署的领地反奴隶制法案，正是林肯政府系统性地运用法律武器瓦解奴隶制、步步为营地推进解放事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里程碑。 除了这两项标志性法案，1862年国会还通过了另一项与《宅地法》齐名的重大立法——1862年7月1日林肯签署的《莫里尔土地拨赠法案》。该法案规定联邦政府拨出公地给各州和领地，用于建立以教授农业和机械技术为主的“赠地大学”。这不仅推动了美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实用化进程，也在教育层面为培养新一代的美国公民，建设一个基于自由劳动而非奴隶制的国家奠定了重要的教育基础。这些1862年通过的一系列重要法案，共同构成了林肯政府在战时重塑美国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发展方向的关键支柱。 因此，当我们回望1862年6月19日白宫那张签署法案的桌子，它所代表的绝不仅仅是一部法律的生效。它是林肯总统个人信念与政治智慧的体现，即抓住战争带来的、和平年代无法想象的变革窗口，去撼动甚至铲除那个国家建立时就存在的根本罪恶。它是美国国会在国家存亡之际，顺应历史潮流，运用宪法赋予的立法权，向奴隶制发出的明确宣战。它在具体的区域彻底封堵了奴隶制扩张的路径，在道义上给予了奴隶制度沉重一击，极大地振奋了废奴力量的信心，并为仅仅半年后那石破天惊的《解放黑奴宣言》铺平了道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解放事业最终通过1865年宪法第十三修正案的批准而得到全面完成，彻底从美国宪法中抹去了奴隶制的合法性。1862年6月19日的签字，是这条漫长、血腥但最终走向光明解放道路上的一个关键路标。这一天提醒我们，改变有时需要通过激烈的冲突和深刻的社会阵痛才能实现。而立法者的远见、政治领袖的决断力，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往往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1862年夏天通过的系列法案不仅旨在赢得一场战争，更旨在赢得一个更加公平和自由的美国的未来，尽管这个理想的实现至今仍在路上。历史或许不会记录下每一个签字的回响，但163年后的我们，仍然在感受着那支笔留下的 深刻印记。 感谢收听今天的《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岁月沉淀波澜，历史启迪未来。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晚安。

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明天是2025年6月9日，让我们拨动时光的指针，聚焦于整整五十年前的同一天，公元1975年的6月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内，一份象征着友谊与合作的重要文件被庄重签署。这份文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菲律宾共和国政府建交联合公报》。从此，中国与菲律宾这两个一衣带水的近邻，在经历了漫长的隔绝与观望后，正式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开启了两国交往的新篇章。今天，我们就来详细讲述这段发生在1975年6月9日的外交里程碑事件，及其背后的时代背景与深远意义。 理解1975年这次建交的重要性，需要我们把目光投向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那个风云变幻的国际大环境。当时的全球，正处于冷战的严峻对峙之中，世界被深深地打上了意识形态竞争的烙印。两个超级大国——美国与苏联——及其领导的阵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着激烈的博弈。而中国，则在这复杂的国际格局中经历着深刻的变革。 新中国自1949年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其外交活动空间主要局限于社会主义阵营以及一些亚非拉友好国家。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以及与苏联关系恶化后的东方阵营国家，则基本处于隔绝或对抗状态。这种状况在进入七十年代后，开始发生戏剧性的转变。一个极其关键的事件发生在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第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同时驱逐了台湾地区的所谓代表。这一事件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标志着中国重返世界舞台中央。世界各国，包括许多西方阵营的国家，都开始重新审视对华政策。 紧随其后，1972年2月，一件更为轰动的事件发生了——当时的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应中国政府邀请访问了中国。这次被称为“改变世界一周”的访问，结束了中美两国长达二十多年的敌对状态，签署了《上海公报》，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尼克松访华”犹如在全球外交棋盘上投下了一颗震撼弹，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西方阵营的国家纷纷抓住时机，争先恐后地寻求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两国发表了联合声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整个七十年代上半叶，掀起了西方国家与中国建交的高潮。 在亚洲，尤其是在东南亚地区，这种变化显得格外敏感和重要。东南亚国家联盟（即东盟，成立于1967年）的成员国，如马来西亚、泰国等，都在密切关注着中美接近带来的地缘政治变化。对于菲律宾来说，这种国际格局的巨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同时也存在着深刻的顾虑和思考。 菲律宾位于西太平洋，是由七千多个岛屿组成的群岛国家。它在地理上与中国台湾岛和南海海域相邻，历史上与中国有着悠久的民间交往（贸易、移民）。然而，在1949年之后，菲中两国政府则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菲律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了独立，但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高度依赖其前宗主国美国。它是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友之一，两国签有共同防御条约，境内设有美国的军事基地。在冷战格局下，菲律宾政府长期奉行亲美反G政策，对意识形态相悖的新中国保持着高度警惕。同时，中国与菲律宾之间还存在着一个特殊的敏感问题——那就是台湾问题。菲律宾与美国和退守台湾地区的国民党政权关系密切。因此，在整个五六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初，菲律宾与中国大陆基本没有官方的、高层的直接往来。台湾海峡两岸的紧张关系，以及菲律宾与美国和台湾当局的紧密联系，构成了一道横亘在中菲之间的无形高墙。 然而，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和国际潮流的逆转，这道高墙出现了明显的松动迹象。对于时任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而言，他需要为国家利益做出新的战略考量。马科斯是一位精明的政治人物，自1965年当选总统后，长期执政（至1986年）。他看到了中美接近的战略意义：一方面，这预示着亚太地区力量格局可能重塑，菲律宾不能坐视；另一方面，与中国这个世界人口最多、潜力巨大的邻国隔绝，对菲律宾的经济发展和地区外交空间也是一种损失。特别是，中国在联合国地位的恢复以及在亚洲影响力的提升，迫使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盟国家不得不调整对华策略。尽快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参与到这个新兴市场的互动中来，并在区域事务中获得更大的发言权，成为了一个极具吸引力的选项。 当然，迈出这一步并非易事，背后需要审慎的准备和沟通的铺垫。真正推动建交的关键行动，发生在1974年。那一年，国际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缓和的方向发展。1974年9月，时任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派出他的夫人——极具影响力的伊梅尔达·马科斯女士——作为他的特使秘密访问了中国。这次访问至关重要。伊梅尔达·马科斯受到了当时中国领导人的接见，特别是与周恩来总理进行了深入的会谈。周恩来的外交智慧在国际上享有盛誉。通过这次访问，中菲双方在建立外交关系的原则性问题上，特别是在如何处理敏感的台湾问题上，达成了重要的谅解和共识。这为双方正式谈判建交扫除了主要障碍。台湾问题是所有国家与中国建交必须面对的核心议题。根据周恩来提出并与各方实践所确立的“一个中国”原则，任何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必须与台湾当局断绝所谓的“外交关系”。菲律宾方面通过特使访华，明确了在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下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这在后来发布的建交公报中有明确体现。 水到渠成的时刻终于到来。1975年6月，在伊梅尔达访华铺垫近一年后，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亲自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正式访问中国。马科斯的到访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政治信号。这次访问受到了中国政府高规格的接待。周恩来总理虽已重病在身，但仍与马科斯举行了会谈（这是周总理外交生涯中最后几次重要的外事活动之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也参与了关键性会谈。在友好、坦诚的氛围中，双方就国际形势、地区问题和双边关系的未来发展充分交换了意见。最终，双方完成了建交谈判的所有程序性工作。 于是，在1975年6月9日这一天，马科斯访华期间，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到来了。在庄严的气氛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乔冠华和菲律宾共和国外交部长卡洛斯·罗慕洛分别代表两国政府，郑重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菲律宾共和国政府建交联合公报》上签字。公报内容明确记载了两国建交的基本原则：​​两国政府同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菲律宾共和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承认中国政府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并决定在本公报签字之日起一个月内从台湾撤走其官方机构。​​ 这两点明确体现了“一个中国”原则的落实。公报还强调了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表达了促进双边经济贸易关系发展的愿望。这份联合公报的签署，标志着中国与菲律宾外交关系的历史性突破，正式建立了官方层面的国家关系纽带。 1975年6月9日的中菲建交，其意义绝非仅限于两国关系本身，它是多重重要历史脉络汇聚的成果。 ​​首先，它是中国外交战略取得重大突破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菲律宾是东盟主要创始成员国（1967年成立），同时也是与美国有着紧密军事同盟关系的国家。它的建交选择，充分反映了七十年代初国际格局的深刻演变和“尼克松冲击”后美国盟友体系对华政策的连锁反应。它的建交，是在马来西亚（1974年5月）之后、泰国（1975年7月）之前实现的，是整个东盟国家与中国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中国通过成功与这些关键国家建交，有效突破了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围堵，显著拓展了在东南亚的战略空间和影响力，向世界展现了其外交灵活性和开放姿态。 ​​其次，它深刻改变了东南亚地区的政治格局。​​ 中菲建交以及随后东盟其他主要成员国陆续与中国建交（如泰国于1975年7月1日建交），实质上改变了东南亚的地缘政治版图。它打破了该地区长期存在的坚冰，有力促进了区域内的和解与互动，为未来东盟与中国建立全面的友好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中国不再是东南亚国家眼中遥远而敌对的“赤色巨人”，而逐渐成为可以对话、可以合作的近邻。这种关系的转变，对于维护东南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具有长远意义。 ​​第三，它极大地推动了中菲双边关系的全面发展。​​ 建交就像打开了一扇尘封已久的大门，人员往来、文化交流的大门随之开启。建交之后，双边贸易迅速增长（虽然初期基数不大），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的交流合作纷纷展开。菲律宾丰富的热带农产品开始更多进入中国市场，中国的工业产品也进入菲律宾。互派留学生、艺术团体互访等活动逐渐增多。尽管两国在南海地区的岛礁归属和海域划界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这一点在当时建交公报中虽未深入触及，但双方都意识到海域相邻的现实，为日后协商埋下伏笔），但建交确立了通过政治谈判、和平解决争端的基本框架。建交本身为处理这些复杂问题提供了必要的对话渠道。马科斯总统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位访问中国的在任菲律宾国家元首，他后来的政治生涯虽充满争议，但他推动菲中建交的这一决策，无疑是其执政期间最重要的外交遗产之一。 回顾1975年6月9日，中国与菲律宾的双手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跨越历史的鸿沟紧紧相握，绝非偶然的冲动。它是在世界格局深刻变革、中国国力提升与国际影响力扩大、地区国家战略调整寻求自身发展空间等多重力量共同作用下的历史必然。这是一次在复杂国际棋局中果断落下的关键棋子，是区域外交坚冰的勇敢突破，更是对未来和平与发展格局的重要奠基。五十年时光流转，国际风云变幻，南海潮汐不息，无论双边关系经历怎样的波折起伏，1975年建交所奠定的国家关系基础和法律框架始终发挥着根本性作用，为两国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从隔绝到接触，从相互怀疑到寻求合作，这一天所迈出的步伐，证明了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道路的国家，只要秉持相互尊重和务实合作的精神，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回望1975年那个充满转折与希望的夏天，北京签署的那份公报，不仅开启了两国交往的新纪元，也为后世留下了关于如何超越分歧、寻求共同利益的深刻启迪。历史不会忘记改变航向的关键一刻。 感谢收听今天的《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历史回响悠远，现实启示绵长。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晚安。

晚上好，欢迎收听《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明天是2025年6月8日，我们聚焦于144年前的明天，公元1881年6月8日。在古老的北京城，清王朝的统治者发出了一道影响深远的命令：要求立即召回所有正在美国留学的幼童，中断其学业。这道出自光绪七年五月十二日的谕旨，宣告了晚清首次官方成规模派遣留学生赴西方学习的重大尝试戛然而止。它不仅是一个教育项目的终结，更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国在近代化转型道路上的重重困境与深刻矛盾。今天，我们就来细细讲述清政府撤回留美学生这一历史时刻的前因后果及其深远影响。 理解这次撤回，需要将目光投向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屈辱失败和太平天国的沉重打击后，大清王朝的根基已显动摇。一部分开明的官员，如恭亲王奕䜣、曾国藩、李鸿章等，开始意识到中国在军事、技术、制度上的巨大落后。他们提出“自强”的口号，发起了一场旨在学习西方“长技”的改革运动，史称“洋务运动”。兴办军工厂，筹建新式海军，设立同文馆翻译西书，都是这场运动的具体体现。 然而，洋务运动的领袖们很快意识到，仅引进机器和技术远远不够。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运营庞大的工厂、掌握西方先进的技术与管理，都需要一批通晓洋务、掌握近代科技的新式人才。于是，派遣人员出国留学的想法应运而生。在这个关键的节点上，一位关键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容闳。容闳本人就是近代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毕业于耶鲁大学。他怀揣“教育救国”的宏愿，坚信培养人才是救国的根本。经过多年奔走，他的建议终于得到曾国藩、李鸿章的鼎力支持。1870年代初，他们联名上书朝廷，详细阐述了派遣学生赴美学习的重要性。最终，两宫太后（慈安、慈禧）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路下，批准了这个计划。 这就是“幼童留美教育计划”。它的设计颇具开创性：计划在四年内分批派遣120名12至15岁的少年儿童，远渡重洋前往美国学习，时间长达15年之久，旨在系统学习西方语言、科学、工程、军事、政经法律等知识。为管理这些“留美幼童”，清政府在1872年设立了专门的机构——“幼童出洋肄业局”，由翰林出身的陈兰彬担任正委员，容闳担任副委员，负责选拔、护送和管理学生。从1872年到1875年，四批共120名聪颖的少年儿童，带着祖国的期许，跨越重洋抵达美国。 这些幼童抵达后，首先被分配到新英格兰地区（主要是康涅狄格州和马萨诸塞州）的美国家庭寄宿，以便快速适应语言和生活环境。随后，他们进入当地中小学，学业优异者陆续考入大学。在容闳的支持和鼓励下，留美幼童们展现了惊人的适应力与学习能力。他们英语迅速流利，学业成绩斐然。为了融入当地生活，他们剪掉了象征效忠清廷的辫子，换上了西装，积极参与棒球、足球等体育运动，也参加各类社交活动。詹天佑、唐绍仪、唐国安、梁敦彦、蔡绍基等，日后都成为名震一时的杰出人物。一切似乎都在朝着为中国锻造新型人才的方向顺利发展。 但表面的顺利之下，巨大的文化冲突与思想碰撞暗流汹涌。以负责管理的正委员陈兰彬（后升任驻美公使）及其继任者吴嘉善为代表的一部分清朝官员，对于幼童们的快速“美国化”忧心忡忡，甚至日益反感。他们的担忧和指责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首先，他们认为幼童们过于沉溺于西学，不再认真研读儒家经典，荒废了传统的“中学”，对忠孝节义等核心价值观念日益淡漠，变得“离经叛道”、“忘本忘祖”。剪辫子、穿西装这些行为，在他们看来无异于对大清礼仪和朝廷权威的背叛。其次，他们认为学生们参与体育锻炼、与异性交往、甚至接触基督教文化等活动是沾染了“西夷恶习”，违背了中国传统的“温良恭俭让”，有伤风化。再者，他们抱怨部分学生在美国自由风气影响下，言行变得“不驯服”，不够尊重肄业局的官员和他们的管理权威。此外，他们还质疑投入巨额经费（每年为每位学生花费数百两白银）派遣幼童去学那些“奇技淫巧”是否真的值得，效果难以保证，不如直接在国内建工厂。 保守官员们的奏报不断飞递清廷中枢，这些指控被不断渲染和放大。同时，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美国社会，排华情绪日益高涨，华工受到歧视，限制华工的法案不断出台（如1879年的排华法案初稿，1882年正式通过）。这种恶劣的环境让清政府更加担心留美学子的安全与前途。尤其关键的是，1881年，洋务派最重要的支柱李鸿章因母亲去世需回乡守制三年，暂时离开权力中心，朝廷内主张撤回留学的保守派声音失去了重要的制衡力量。尽管容闳极力辩解，为学生融入辩护，强调学生的爱国本质和未来价值，但他作为副手的地位难以左右大局。在守旧派官员持续施压、美国排华风险加剧、以及李鸿章暂时缺席的三重冲击下，清廷的最高决策者慈禧太后最终倒向了撤回一方。 于是在1881年的春夏之交，经过朝堂上的争论，清王朝作出了终结留美计划的决断。1881年6月8日（光绪七年五月十二日），根据清廷档案记载，清政府正式电令驻美公使陈兰彬，要求“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虽然后续的电报传送和处理需要时间，撤回的命令在七月才传达到美国并最终执行，但这一天，1881年6月8日，在紫禁城里发出的那道命令，在法律上和历史上，就是清廷作出终止留美计划的决定性日期。 消息传到美国，对正在求学的幼童们无异于晴天霹雳。肄业局的官员们立刻执行命令，无论学生们学业进行到哪个阶段，一律被要求中断学业，收拾行装准备回国。当时只有极少数人，如詹天佑刚刚完成耶鲁大学的学业，欧阳庚接近毕业，绝大多数幼童只完成了计划的一小部分。他们中的许多人痛苦、不解，甚至试图抗争，但面对朝廷的严令和可能被断绝资助的风险，他们无力回天。1881年9月和10月，分三批（主要乘坐“麦迪逊”号轮船）从美国旧金山启程回国。当载着这些风华正茂却满怀失望与困惑的青年人的船只驶向东方时，容闳耗尽心力推动的教育蓝图也随之黯然落幕，他深感痛心与无奈。 归国后的日子对大多数幼童来说并非坦途。他们被安置在上海，一度像被遗忘的货物般滞留于仓库，缺乏重视甚至受到部分保守官员的歧视和猜疑。没有国内科举功名的他们，在旧的官僚体系里地位尴尬，被视为举止怪异、“半洋不中”的另类。 然而，尽管官方留学计划夭折，这些被迫提前归来的幼童们，却以其坚韧和才华，在晚清与民国初年的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在各个领域大放异彩。詹天佑以惊人的才能克服万难，主持修建了京张铁路，开创了中国自主设计修建干线铁路的先河，被誉为“中国铁路之父”。唐绍仪成长为卓越的政治家与外交家，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梁敦彦在清末和民国都曾执掌外交、交通等要职。唐国安出任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首任校长，蔡绍基担任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校长，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奠基。许多学生进入电报局、矿务局、造船厂、海关甚至北洋海军，成为新兴技术与管理部门的骨干力量。他们是中国第一批系统地接受西方现代科学文化洗礼的群体。他们背负着时代的枷锁，却在不同领域顽强地播撒着现代化种子，部分实现了容闳当年“教育救国”的理想。 回望1881年6月8日清廷的撤回令，其深刻意义远超一道普通的行政命令。它成为了解19世纪末中国现代化艰难历程的一个关键切片。它清晰呈现了清王朝在内外交困下寻求“自强”的急迫与深层变革的严重滞后和冲突。一方面，统治阶层认识到了学习西方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他们又极度恐惧这种学习带来更深层次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冲击，害怕最终动摇其赖以存在的旧制度根基。以维护“祖宗成法”和伦理纲常为己任的庞大保守势力，本能地将一切冲击传统规范的变化视为洪水猛兽。所谓的“洋务运动”，长期停留在“中体西用”的实用技术层面，无法真正接受制度和观念的革新。留美学童身上发生的“西化”现象，正是直接触碰了这条最根本的红线。当时美国兴起的排华浪潮，虽然是一个重要的外部诱因，但本质上不过是给国内的保守派提供了反对的口实。当变革的触角越过界限，触碰到制度与思想的根本时，旧体系强大的排异反应便会瞬间爆发，如同1881年6月8日这道斩断未来的命令一样冷酷而决绝。 这一页历史昭示着，仅仅学习器物层面的技术，而无视支撑这些先进成就背后的制度、教育和思想的现代化，无异于舍本逐末。幼童归航的黯然身影，映衬的是那个时代一个古老帝国面对现代浪潮时的迷茫、挣扎与无法突破的困境。他们的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共同谱写了一曲饱含遗憾与启迪的时代变奏曲。这段历史提醒我们，民族的进步需要勇气拥抱开放，需要智慧处理变革带来的碰撞，更需要打破禁锢思想的坚定决心。那些远航的幼童与被迫的归途，终究在中国走向世界的漫长道路上，留下了最初而深刻的足迹。 感谢收听今天的《历史的混响》。我是夕洋洋，历史常回响，深思意愈深。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