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也退的《作家酒馆》 - 节目列表

昆德拉在一篇演讲里引用奥地利作家赫尔曼·布洛赫的定义：所谓媚俗，是“不惜一切代价取悦大多数人”，是把所有人“想听到的话”用美丽激动的语言包装起来，让我们对自己内心的平庸流下同情的眼泪。 这里的结构：媚俗不是低级趣味，而是一种机制，制造感动、生产共鸣、调动眼泪的机制。这就是为什么昆德拉在那篇文章里，对他的钢琴老师的命运表达出冷漠的态度，这是他身体力行他的反媚俗。 如今所谓“存量时代”，产生媚俗的土壤之一，是对“有意义”的焦虑。一首歌要有力量，一部电影要让人“看完有收获”，一本书要“改变人生”。文艺创作被要求随时提供一个明确的、可以复述的意义，否则就叫看不懂，叫浪费时间，叫高冷装X。 上世纪八十年代，昆德拉在西方大红大紫，我们这里也不甘人后地翻译出了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小说的艺术》、《被背叛的遗嘱》，他关于“媚俗”的观点也一直很热。 但他的书如今依然值得重读。因为在一个媚俗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成为背景辐射的年代，在情绪的调动被技术精心策划的年代，昆德拉教给我们以感受幽默、感受杰出作品、感受外界的方式。 他那么推崇卡夫卡。我们都知道卡夫卡写官僚体制的荒诞，写一个人被莫名指控却永远无法得知罪名，写一个土地测量员被城堡的行政系统永远关在外面，这些故事都黑暗阴森；但卡夫卡当年在把章节念给朋友听的时候，大家并没有感到压抑，感到义愤填膺，相反，人们都笑了。

我们汉语本来就有很贫乏的一面，我经常举一个例子：“精彩”这个词尽量别用，因为一个电影精彩，一场比赛精彩，一段人生精彩，一个故事精彩。这个词用在太多的地方。 现在我要说，“丝滑”别用，“深耕”别用，“拿捏”别用。 你用两根手指，捏住一个东西，力度刚刚好，捏重了会碎，捏轻了会掉，这叫拿捏。但当你把拿捏用到，拿捏客户上，用到拿捏观众上，拿捏情绪上，拿捏流量上，那意味着什么呢？你所做的事情和谈论的事情，在你的心里已完全不重要，被你轻松拿捏的事情，是无聊的，是不值一提的。 如果你真的在做一件你愿意投入精力去做的事的话，就得避免用这些预制菜一样的词语来谈论它，这种词语，只能满足你的肠胃，但会破坏你的味蕾，破坏你的感受力。 感受力，是让一个人成为他自己，成为不可替代的人的能力，而一个被滥用的词汇，只会阻断你用自己的方式去感受外界，这些词汇被塞进你的大脑，你拿着它们去套各种现实。 苏珊·桑塔格的成名作，叫做《反对阐释》，这是一本文集，书中有个著名的观点就是：解释事物的能力越强，感受事物的能力就越弱。 她生活在一个媒介已经十分泛滥的社会，她观察到，人们面对艺术，总想总结主题，总想提炼意义，提炼观点，却忘了先听、先看、先感受。如果桑塔格看到今天的各种点评网站，她会知道感受力已经沦丧到了这样的地步：吃个饭的感受，是“仪式感拉满”，看个电影的感受是“后劲很大”，灿烂的晚霞，给人们留下的感受是：“苹果16 Pro Max直出”。

《岁月的泡沫》是一本很难被归类的小说。它有爱情，有幻想，有黑色幽默，有令人心碎的忧伤，也有鲍里斯·维昂特有的那种对一切都轻轻嘲弄、却又真诚到骨子里的态度。 书里有一段，深深打动了我。 故事里的一对年轻人，刚刚相爱。他们出门旅行，路上的景色突然变了：树叶变得大片大片，房屋隐隐带上了绿色，路面变得柔软有弹性，空气里飘着覆盆子的香味，沿着人行道，蓝色的花和绿色的花在生长，花茎表面有湿润的声音，就像蜗牛的亲吻。 这是一个人坠入爱河时，对整个世界的感受。 后来，女主角病了，她的心口长出了一朵白莲花。于是空间开始收缩。门框弯曲，脑袋撞上门梁。窗子变小，光线进不来。地毯变薄，墙壁往中间挤压，天花板低垂。一切都在萎缩，不可阻止。 这两段的对比，说明一个人身处的世界，和他内心的状态是一体的。当你有所爱，当你有激情，世界就为你扩展；当你失去这些，世界就跟着你一起缩小。维昂在战时已经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用创造力来对抗幽闭；而他把这个道理写进小说，用超现实的方式让每一个读者都能感受到它。 今年是爵士乐大师迈尔斯·戴维斯诞辰一百周年。让我们回头看，音乐和文学在人的生命里究竟意味着什么。戴维斯，朱丽叶特·格雷柯，以及鲍里斯·维昂，这些自由灵魂，在战后的左岸相遇并相聚。维昂短短的一生告诉我们：他之所以能在战争、疾病、婚姻危机中始终保持那种超脱，不是因为他不在乎这些，而是因为他有足够多的事情热爱。小号、写作、词曲、工程学、风筝，甚至奇奇怪怪的象棋俱乐部——他把自己的内心装得太满，现实的重压就找不到多少缝隙可以钻进来。 《岁月的泡沫》是周国强先生的译作。我读过他翻译的两本书，另一本是圣埃克苏佩里的《夜航》。两本书，都是精品中的精品。

小说写的是特罗塔家族的三代人。老特罗塔本是个农民，在一场战役中把皇帝按倒在地，挡了一颗子弹，从此一步登天，成了贵族。可没多久，他就在儿子的课本里发现了那段已经被篡改的故事——课本把他写成了骑着红棕色战马、挥剑杀敌的英雄。他去找皇帝理论。 皇帝只是温和地说：我们的部长只是想把事情做得更好些。老特罗塔听懂了。荣耀的时代已经开始靠谎言撑场面了。 到了孙子卡尔·约瑟夫这一代，帝国的末路更加清晰。他被派到偏远的边境驻守，那里的军官整日赌博、喝酒、无所事事，等待着一场谁也说不清楚的战争。有个每天来军官俱乐部闲逛的候补军官，满身肥肉，军装都不合身，其实是个发了财的律师——皇帝已经开始把贵族爵位赏给工业暴发户了。 有人说了一句话，漫不经心，却像刀子一样：“只待皇帝闭上眼睛，说声晚安，我们就会碎成一百个小块。” 碎裂之前是漫长的腐朽气息。 卡尔·约瑟夫最后死于一次撤退。他拎着两只水桶，走向敌军阵地去给士兵打水，被子弹打中，倒在地上。罗特写道：他手里拿的不是武器，而是两桶水。这样的死法，不适合写进帝国的教科书里。 帝国消失了，家族消失了，军歌还在。只是每次响起，都让人想到那间妓院，那个挺胸肃立又两眼发光的军官，和钢琴师漫不经心的手指。 罗特写这本书的时候，希特勒刚刚在德国上台。他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继续喝酒，继续住饭店，继续在巴黎的塞纳河桥下躺着，把一口破旧的手提箱垫在脑袋底下。 罗特1939年暴病而亡，享年46岁。他出生的那年，中日爆发了甲午海战，他去世的时候，德国马上要进攻波兰，发动二战。他留下了十多本小说，都写在他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一个冥顽不化的人，在一个告别的时代，替我们把那个消失的世界存了档。 这本书的翻译，是四十年前，由两位南京的德语翻译家完成，一位是王演红先生，一位是郑寿康老师，他们在书上用的是笔名：望宁、关耳。

聂（聶），三个耳朵不仅说明一个人善于听，而且这个人是不作声的。它衍生出"蹑"，是用听不见的声音走路；衍生出"嗫"，是用听不见的声音说话。这个字族里的很多字，都指向同一件事：真正用耳朵的人，是不会随便制造噪声的。 当一个人在公共场合毫无顾忌地外放，他实际上是在宣告：我的注意力是漫溢的，我不需要集中，我也不在乎别人是否需要集中。 “焦”，焦灼，目不转睛地看着一个点，看到烟开始冒出来：那是专注的极致，是内心燃烧的方式。但那种随机的、不请自来的声音会打断这燃烧。一个深度专注的人在被打断之后，平均需要23分钟才能重新进入深度专注的状态。一段外放的短视频，也许只有三十秒，但它可能让另一个人付出半小时无法集中注意力的代价。 手机外放的人，他们蔑视其他人想要专注的欲望。 《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一本1974年问世后立即畅销的书，作者波西格一直在思考一个更根本的事情：什么是接触外界的良好方式——“良质”？以及人们为什么越来越焦躁，越来越不能忍受沉默，而是一旦出现空无，就要用声音去填满？ 一个忧郁的、患有精神分裂的父亲，带着他自闭症状明显的儿子，驾摩托车横穿美国。不为寻找什么人生答案，只是让自己进入每一个时刻。让孤独成为孤独，让共处成为共处，让父子一言不合后的濒临崩溃像它应有的那样发生。 这本书有几百万册的销量，却找不出一个用于刺激人感官的“金句”。它是一本不外放的书，不像其他那些拼命铺货的畅销书那样，打搅每个人的注意力。它包含了一场倾听和沉默之旅，觉得它好的人，也会发现，很难向其他人讲述它的好。

要是经常看俄乌战争的新闻，那么对地图一定会越来越熟：什么哈尔科夫，敖德萨，顿涅茨克，第聂伯河，这些名词不断出现。 但对那里的人却会陌生。因为人在新闻里的排序，总是在导弹、伤亡、前线、无人机、制裁后面的。 但是因为《人与事》，我会更注意有人发出的战争前后的照片：同一条街，同一家咖啡馆，同一个公园，战争前有人遛狗，战争发生后，玻璃碎了一地。有人推着婴儿车逃离，有人穿过边境，带着自己的猫，有人抱着一摞相册，有人冒着风险回家，因为，想起了一本旧书。他想看这本书。 如果帕斯捷尔纳克还在，他不会问战线推进了多少公里。他会问：那个卖面包的人还在吗？那个公园里的长椅还在吗？骑自行车的小孩们怎么样了？ 因为在他那里，历史首先是人的尺度，即便人们都完全身不由己。 《人与事》读起来的感觉是很新的，因为它保存下来的不是观点，而是——感觉。真正的艺术家，永远在拯救具体的人。 这本书的译者高莽，和他的老师，桴鸣先生，他们二位在上世纪贡献了众多优秀的俄语文学译作，除了《人与事》，我还特别喜欢高先生翻译的阿赫玛托娃诗选。

Bernard Malamud，伯纳德·马拉默德。他是一位美国的犹太小说家，他的姓氏很有意思，叫马拉默德，Malamud，大家知道mud是泥泞的意思，马拉默德，就像是在说，一匹马拉着车，在泥泞里走。你可以想象这有多艰难。 大家如果听过作家酒馆第一季，马拉默德那一期，就会知道他的确过得艰难。 《魔桶》是他的一个短篇小说集，你很可能觉得，又是美国，又是犹太人，又是1950年代的事情，好遥远好陌生。这种感觉很正常，我第一次读马拉默德的小说，读他的《伙计》、《银冠》，同样觉得，天哪他写的都是什么事儿啊。小店主，小商贩，汽车修理工，上门推销员，都是一些又穷又老的人。 跟我们印象里的美国犹太人，完全不是一回事。 但是读完后，我把马拉默德视为自己最心爱的作家之一，这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心爱，所以是最为深度的心爱。 电影里，信里所说的人，始终都没出现。他存在于字里，在想象里，在等待里。不出现脸。而在小说里，被男孩一见钟情的女孩，你也不知道她长什么样子。你只能看到，跟她有关的两个男人，一个求偶心切但又害羞的男孩，和一个艰难谋生、满心苦闷的父亲，各自是怎样反应。 当你觉得，人人都在求你的关注，你再也不相信照片，图像，再也不相信，真感情的时候，就去读这部小说。那里没有高清的图像，却有高清的感人。

玛赞·莎塔碧（1969-2026.6.4），和《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的作者阿扎尔·纳菲西一样，来自一个富裕的伊朗家族，不过纳菲西在美国留学，而莎塔碧上的是法语学校。她有个偶像人物，是他的叔叔阿努许，阿努许曾流亡苏联，回国之后，他因为政治活动再次被捕，判了死刑。在临刑前一夜，按规定囚犯可以申请见一个自己最想见的人一面。阿努许就说：要见莎塔碧。 他深爱他的侄女，待她如亲生女儿。 莎塔碧很受家中左派长辈的影响，1979年霍梅尼推翻旧政权，伊朗成了基要主义国家，莎塔碧带头违反女性简朴着装法令。家人怕她出事，安排她14岁时去维也纳读书，她一度在那里过流浪街头的生活，差点因支气管炎送命。回国后，她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1990），嫁给了一个两伊战争的老兵，不久又离婚。 父母知道以女儿的性格，绝难见容于现在的伊朗政府，再次把她送出国，希望她永远不要回来。 但父母并不知道女儿会在2000-2003年期间成为红极一时的作家。莎塔碧完成了《我在伊朗长大》的两卷图文回忆录，把她儿时在伊朗和奥地利的经历都写了进去。她是用法文出版的，到了2018年，两本书卖出了200万册。 她写了伊斯兰革命后的国家的动荡，写了叔叔之死，写了她因为上帝没有拯救叔叔而心灰意冷；她写了两伊战争的爆发，写了防空洞里的隐蔽生活，她像写《安妮日记》的安妮·弗兰克一样，在隐蔽所里的枯燥生活中，开始情欲萌动，对男孩着迷；她写了物资短缺下的黑市交易，写了目睹朋友因导弹轰炸而亡，自己陷于悲怒交集。 她写了去奥地利后的身份危机，写了和维也纳朋友在一起时感受到的文化冲击。写了初恋，写了毒品，写了自己差点死于支气管炎的事。她写了自己回国，重新戴上面纱，写了她的结婚又离婚，写了自己如何在奥地利留给她的抑郁症，和伊朗使她深陷的恐惧这两者之间挣扎。 “自由是有代价的”——这是《我在伊朗长大》中的最后也是最深刻的一句话。 莎塔碧的绘画使这本回忆录被世界各地的读者所接受。她的故事和绘画，不只是告诉西方“伊朗发生了什么”，而且打破了世界对伊朗女性的刻板印象，更用一个“夹在中间”的女孩的遭遇，讲出了21世纪开始后普遍化的身份危机。 她虽然在维也纳饱受精神折磨，但她的画风却来自德国表现主义，和魏玛时期问世的著名漫画《父与子》相承。这一个播客，说一说《我在伊朗长大》，也说一说我心中的大爱《父与子》。

伍尔夫一生被病痛折磨，五次精神崩溃，身体极度虚弱。可她把疾病理解成另一种认知方式。她说，当健康的光焰微弱时，那未曾发现的国度就显露出来。灵魂里的荒原，那些古老的、根深蒂固的东西，都在这时浮出水面。每一次病倒，她知道，新的作品又在蛰伏中酝酿了。 她的存在，曾经让那个以男性为标准、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世界意识到，有些东西他们写不出来。意识深处的飞蛾，灯塔附近的海浪，它们都是一个愿意在黑暗里燃灯、在阅读中成长的女子能看见的世界。 我在读《书和画像》的时候，并没觉得，我值得带着性别的观念。伍尔夫就是一个她所说的“普通读者”，正因为有这“普通”二字，不管在她的文章中读到怎样锋芒毕露的见地，我都把它看做一种思想的训练，和趣味的消闲。 从来没觉得，要因为她的锐利才气而折服，从来就觉得，她内心是格外平衡的，不想为了女性的失声而报复男性，也不想因为珍惜她曾读过的旧书，而一味地贬低当下的创作。 《书和画像》依然是刘炳善先生的译作，他的文字，配得上三个字：刚刚好。

我读这本书，一下子就有一种户外感。可以和书中的人一起直面天气，直面天气需要什么呢？ 需要隔离信息，隔离数字。不受到有关天气的提醒，也不知道测量各种天气因素的数值。伍尔夫就能直面天气，风吹过窗户的声音，云层的移动，海绵颜色的变化，黄昏时分光线的倾泻，这些都与天气密切相关，在《到灯塔去》里到处都是。 她之所以能写出这些，是因为她不想知道，也无法知道信息，在她这里，天气从来就不是信息化的，明天多少度，出门需要不需要带伞，不在她的首要考虑之内。她是一个属于过去的人，过去的人，在谈论天气的时候，就像谈论上帝一样，是带着敬畏感的。同时，在伍尔夫的心目中，天气根本谈不上被预测，被管理，天气是突然的，突然来突然走，突然变化，就像人的感情。 所以你就明白，今天我们为什么越来越不敢触碰感情这样的事情。 因为我们已经被训练得追求极端的可控性，我们就像了解天气一样，去了解我们要接触的人的人格类型，从而决定该不该与那个人接触，以及如何接触。 我读的是上海译文社的老版本，瞿世镜先生的译本。我喜欢这个译本。

昨天的作家酒馆No.74，说到普拉思。普拉思写过一首诗，是讲她那些精心酝酿，却失败的作品，就像死胎，泡在福尔马林里，成了标本。 读这首诗，我想到一本经典的讲“人类标本”的书：《耳证人》。不过福尔马林里泡的，不是人类，而是这样那样的人类执念。 都是些什么执念呢？ 比如说，有人永远只相信声音， 有人一辈子都在保存沉默， 有人一直活在一种姿势里， 有人拼命逃避别人的目光。 有一篇叫“舔名人”，这个人用舌头去舔别人的名字。 有一篇叫“纯音节女”，这个女人随身带着一个小秤，准备去称量别人讲话时，吐出的音节。 有一篇叫“伟大度研究者”，这个人用仪器来测量伟大的程度。 每一篇都是人物特写，很短，其中最有名的一篇，叫“泪水司炉”，他的执念是什么呢？是在看电影的时候流眼泪。他享受被电影情节弄哭的过程。 而离开电影院，回到现实中，他也随时准备要为别人的死亡好好地哭一场，可是，现实和电影不同，现实中，别人不一定死在他想要悲哀的时候，于是他发现自己准备好的眼泪，都落空了，他的悲哀被辜负了，他更加黯然。 奇怪的是——这些人物明明极端到荒诞，你却会觉得：“我见过这种人。”甚至“我可能就是其中一个。” 1989年，一对译者夫妇罗丹霞、沙儒彬翻译出了这本《耳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