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也退的《作家酒馆》 - 节目列表

《作家酒馆》第二季No.34（总No.74） 普拉思和休斯，1956年结婚， 七年之后的1963年，普拉思开煤气自杀后， 休斯在低调避世中活到1998年。 普拉思的墓碑上， 她的夫姓“休斯”被人铲掉， 她在深重的个人危机里， 于诗文中开掘了前所未有的女性角度。 这就是《晨歌》，普拉思为她1960年出生的女儿所写， 诗中把母亲比作把自己慢慢抹去的“云”， 呼应了《圣经》里耶稣的话： 一粒种子掉在地上， 只有死去，才能结出更多的种子。 …… …… 我并不比那云 更像你的母亲，它蒸馏出一面镜子，映照出风之手 将它自己慢慢抹去。 整夜你飞蛾的呼吸 那摇曳于平坦的红玫瑰花丛。我醒来， 听着远方的大海在我耳中涌动。 一声啼哭，我就踉跄起床，像母牛一样笨重， 穿着维多利亚绣花睡袍。 你的嘴张开，像猫嘴一样干净。窗格子 泛白，吞没了了星辰暗淡。现在你试唱 你满手的音符； 清晰的元音像气球一样升起。 我并不比那云 更像你的母亲，它蒸馏出一面镜子，映照出风之手 将它自己慢慢抹去。 整夜你飞蛾的呼吸 那摇曳于平坦的红玫瑰花丛。我醒来， 听着远方的大海在我耳中涌动。 一声啼哭，我就踉跄起床，像母牛一样笨重， 穿着维多利亚绣花睡袍。 你的嘴张开，像猫嘴一样干净。窗格子 泛白，吞没了星辰暗淡。现在你试唱 你满手的音符； 清晰的元音像气球一样升起。

一个词一出现，情绪就被它牵着跑；一个词一流行，你就很难再用自己的方式说话。我们活在一个词语几乎零成本传播的时代——词像灰尘一样落下来，落在每个人的表达里，落在每个人的判断里。 约翰·拉斯金，早在1864年就提醒过他的听众：要密切注意你见到的、你使用的每一个词语。注意词，不是语言洁癖。注意词，是自我保护，也是道德训练。 拉斯金和我们都知道的一位人物——马克思——做过“同桌”。马克思早年常去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写作研究，拉斯金也在那样的知识世界里活动。他们可能打过照面，甚至共用过同一张桌子。 我喜欢这个画面，两个看起来完全不同的人处在同一个空间里：他们未必真的聊过，但他们共享一件东西——对现实不满。只是一个走向革命的语言，一个走向修辞与伦理的语言。

爱的方式有很多，往往彼此相反。有的人用爱护的方式来爱书，有的人乐于把一本自己喜欢的书翻烂。有的人用真实记录自己的生活来治愈，有的人则靠虚构一段人生来平衡真实的痛苦。 兰姆的虚构，有一个关键的地方。那就是，虚构并不是把所谓真实翻个面就完事的。真实的我很苦闷，低落，我就虚构一个我情绪高昂。真实的我孑然一身，我就虚构一个自己子孙满堂——不是这样的。 兰姆的虚构是滞后于他的经历的。他很慢，他让他经历的事情在心里待了很久，待了很多年，像茶叶一样慢慢泡开，像木纹慢慢生长，然后才开始写，隐去了一些最为真实的、最痛切的体验。不是为了怕被人对号入座，而是因为，他已经可以驾驭这些痛切，修改一些信息，就类似于改装自家车的车身外观，为的是换换自己的心情。 这就跟今天的我们大不一样了，今天我们都在忙于证明自己活过，同时，也在被催着去证明自己活过，一直在有反应，形成观点，把每一天都过成内容，立即输出。 这时候读兰姆的随笔，忽然就明白，生活需要储存。很多东西不必立刻理解，不必马上追求意义的变现。 《伊利亚随笔选》，我读的是上世纪的一位翻译家刘炳善先生的翻译。但是一百多年以来，像是朱湘、萧乾、梁遇春，好多文化人都读过兰姆的随笔。对我来说，兰姆也是一个会经常想到的作家，他的不幸就是他的幸运，他在失去的同时，也在得到。

就像大理这么松弛的地方，你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精神紧绷。你一紧绷，就会自动把外界的种种表达翻译成敌意。 这也是为什么，《地下室手记》经常被我想起来。老陀写这本书，是他的一个转折点，接下来他要写《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一本比一本惊世骇俗，一座座的文学里程碑，而《地下室手记》这则中篇小说，可以说正是这一系列杰作的序曲。 而放在世界文学史的视角下看，《地下室手记》一般被认为是“第一部存在主义小说”，它讲了人的存在。地下人其实是很良善的人，但是他太把自己的善良正直当一回事，他就会不停分析别人怎么针对自己，排斥自己。不停回忆一句话、一个眼神。不停脑补。 他要是在调出一份聊天记录，肯定就在那里反复看，每个语气词就会分析半天。别人晚回消息，就开始猜测。 那么这个时候，“地下室”就不是一个物理空间了，就是内心的一个象征。茧房效应就不仅发生在你和电子设备之间，也发生在自己的内心里。 所以，昨天那个北门菜场的卖菜女人，说的那句“你大灯亮着”，就很让我有感。整个敌意忽然垮塌了。她很急躁、很粗暴，但她也急躁地告诉我：你怎么大白天还浪费电呢？

他的人生胜似一部战争电影。 1918年一战结束，德国战败，被迫签了《凡尔赛和约》，赔款、割地、限制军备，整个国家像一个被踩瘪了的易拉罐。这个和约催生了一代人：在它的废墟上长大，带着屈辱感与愤怒感，随时准备把这口气出在什么人身上。 这一代里，有希特勒，有一大批纳粹骨干，当然也有赫尔姆林。 他是柏林中产犹太家庭的孩子，童年听古典音乐，啃小蛋糕，给暗恋的姑娘写信还要夹上花瓣，让仆人去送。他自己把童年叫做“普鲁斯特式的存在”，就是那种精致、优雅、丝毫感知不到历史风暴临近的泡泡生活。 这样的孩子，到了1931年，中学还没毕业，跑到柏林街头，把名字签在了一张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表格上。 赫尔姆林解释过他为什么签：他每天在街头听三伙人争论：社会民主党、共产党、纳粹。他说：“从这三伙人所提出的理由来看，我最信服共产党人的理由。我也最喜欢每天见到的那些共产党人，尽管他们处境明显不妙，可他们都颇为乐观，充满信心。” 就这样，那天有个共产党员走过来跟他搭话，聊了几句，掏出表格。“声音像金属般响亮”，“意志是不含糊的”。表格不用填，签字就行。 赫尔姆林把条款下拉到底，然后签下去。 然后他写道：“街道缓慢地、不停地围着我旋转起来。”——那是一个16岁少年意识到自己刚刚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世界在他眼前微微倾斜的瞬间。

翻台率是讲，一张桌子，一天能接待多少波客人。翻台率越高，说明餐厅越红火，生意越好。上一桌的客人刚刚结账离开，下一桌的客人已经嗷嗷待哺。 服务员就迅速收拾台面餐具，不需要记得上一桌点了什么、喝没喝完、满意度如何。他只需要转过脸，同样的笑容、同样的菜单，递给下一桌。 这件事，冯内古特写得最好。他的《五号屠场》当然有名，但我喜欢他晚年的一部短篇集：《回首大决战》，上外虞建华老师的翻译。 书里有个故事，主角是捷克斯洛伐克一个小城里的木匠。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占领了捷克。这木匠接了一单生意：给德国军官做一张办公桌。他做了，做得很专业，德国人很满意。 后来，战争往下打，苏联红军来了，替换了德国人。这位木匠又接到了新的委托：给苏联军官做一张办公桌。他还是做了，同样专业，同样认真。再后来，美国人也来过。还是一张桌子的事。 在这故事里，木匠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我们都要听进去："在战争中处于这种无助状态，唯一的好处，就是不用感到负疚。你在交出了首都的时候，就把负罪感也一起交了出去，从此，加入无辜小人物的队伍。" 你什么都不用负责，因为你什么都做不了主。谁来了，做桌子就是了。德国人来，做德国人的桌子。苏联人来，做苏联人的桌子。至于这张桌子后来用来签了什么命令、押了什么犯人，那都不关你的事了。你只是个木匠。 你凭着一技之长，有了高翻台率，也有了自己的“外事繁忙季”。

在没有飞机、火车、导游手册、青年旅舍、信用卡的时代，旅行到底是什么？《蒙田随笔》的作者蒙田对待疾病的方式，跟我们几乎完全相反——既大胆，又唠叨，甚至有点好笑。 在16世纪末，从法国到意大利是一桩严肃的工程：你要雇驿车，在城市之间往来；路上不停更换坐骑；就算你行前做足功课，一旦出发，没有当地向导，你很可能连自己进了哪个小邦国、到了哪个城镇都搞不清。 所以旅行是一种特权。属于蒙田这样的人：有钱有闲，年近六旬，仕途基本画上句号，名望也足够让他在异国“找到组织”——到哪儿都能结识上流社会的“驴友”。 马振骋先生的译笔让这本书变得“可触摸”。你读到的不是古代旅行史，而是一个具体的人：一边嫌巴黎式的法国人太多，一边排体内的结石；一边亲吻教皇脚尖，一边记下自己放了几个屁。在暮色和病痛里认真、好奇，不停地写。 《蒙田意大利游记》最迷人的地方，是让你明白：五百年前的旅行，本质上是一种“以身体去冒险”；五百年前的疾病，也不是今天这种“尽快消灭”，而更像“与自然谈判”。而蒙田把这两件事统一在同一个动作里：书写。

我们这几年时不时会把一个词挂在嘴边：“三战”。 我们讨论它的时候，就是在讨论一系列假设： 它会因为什么爆发？哪些国家卷入？会不会用上新式武器？会不会更可怕？ 会的。但我想讲一种更可怕的东西——它不需要你想象“更先进的武器”，它只需要你承认战争已经在变形。 有一位亲历二战战场的作家说：如果再爆发一场战争，最可怕的不是火力升级，而是“过度的一体化”。当战争变得过度一体化——它就可能成为最后一场战争。 因为到那个时候，没有人能幸存下来，也不会再有人能坐在下一代面前，讲述“战争到底是什么样子”。 说这话的人，是约翰·斯坦贝克。1962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读过大部头的《愤怒的葡萄》《伊甸之东》——你就会知道，这是一个多么热爱人类的人。 而我今天要讲的，是他的一本小书。 斯坦贝克在 1943 年被纽约一家报纸委派去欧洲战场做战地报道。后来这些报道在 1958 年结集成书，变成《战地随笔》。 美国评论界有句评价非常狠： 如果你忘了战争是什么样子，就打开这本书——斯坦贝克会随时刷新你的记忆。刷新，靠的不是靠渲染血腥场面，它靠的是指出一种更冷的东西：让你意识到战争如何把“人”变成“混在一起的一团”。 “过度一体化”就是说你再也分不清谁是谁，就是在战争里，所有人都混在一起： 分不清谁是军人，谁是平民； 分不清谁是策动者，谁是受害者； 分不清军用设施和民用设施； 乃至分不清一个穿军服的人，是主动行凶，还是被政权绑架的普通人。 正因此，二战留下了那句最冷酷的格言：死掉的德国人才是好德国人。正因此，如今那些战火无解的地方，都存在这个一体化的现象。 斯坦贝克是一位幸运的作家，译他的作品的是上世纪最好的一批英语翻译家：王永年、巫宁坤、吴钧燮、胡仲持……这本《战地随笔》同样出色，译者是朱雍，身份不详。

很多汉语世界的诗人和文化人都翻译过里尔克，中文世界的里尔克译本也非常多。但我最喜欢的一本，反而是一册旧书：由早已不存在的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诗人臧棣编选的《里尔克诗选》，1997 年版本。 我喜欢它的理由很朴素——它像一件被时间照顾过的物件。纸张是黄的，但它不是后来氧化变黄的那种黄：它在 1997 年刚问世时，就是这种黄。三十年过去，它仍然是这种颜色，像一开始就决定好了要以这种温暖的旧意与人相处。 更重要的是，它的译者阵容，几乎就是一个时代的“中文译诗群像”：冯至、陈敬容、吴兴华……很多我们在中文里读到的外国诗歌名篇，都出自他们之手。

斯韦沃给他的主人公取的名字：泽诺。其实就是芝诺。 了解一点古希腊哲学的人，都知道芝诺是一个悖论哲学家。 他最有名的悖论，一个飞矢不动，说一支箭射出去，飞在空中时，每一个时刻都是静止，所以箭从这里飞到那里，其实一直是静止的。另一个悖论叫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阿基里斯大步流星，为什么竟然追不上一只乌龟呢？因为时间和距离可以无限切分，在每个细分时间里，他只能无限接近乌龟，不能追上。 斯韦沃给主人公取这个名字，当然是暗示他活在悖论中。我干了点什么，又什么也没干。我前进了，又停留在了原地。我的家庭很稳定，却又时刻处在瓦解的边缘。 这也是斯韦沃本人，一个从小抽烟抽到大的人的切身体会。 感谢意大利语翻译家黄文捷先生， 1994年，他译出的《泽诺的意识》为中国读者首次带来了风趣而微妙的伊塔洛·斯韦沃。

在第一篇散文里，他问：为什么人要用烟酒，用毒品，把自己弄得昏迷不醒？托尔斯泰说，你随便问一个人为什么抽烟，为什么喝酒，他都会说：啊，抽烟喝酒让我快乐，别人也抽，别人也喝。 那托尔斯泰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他说人心中是有种东西一直在当裁判的，这种东西就叫良知。良知会观察一个人的行为，对他做出是非判断，那么嗜好烟酒毒品，是为了使自己固守之前的活法，从而忽略良知的干扰。 托尔斯泰特别多地分析香烟，因为他自己就经历了痛苦的戒烟过程，他说香烟跟酒精相比，最大的好处就是轻便，带一瓶酒在身上远不如带一根烟那么容易。你可以在任何时候抽烟，脑子清醒时，脑子糊涂时，正常工作时，或者想做坏事时，都可以抽烟，等你实际上已经有了烟瘾，你还会觉得，其实我抽得一点都不多，因为每一根烟，都很轻便很小。 那时我淘了这本《托尔斯泰散文三篇》，薄脆的页面，铅字排版，偶尔会有个错字。那时我还想内容太少了，才三篇，像一座泰山上掉下来两块石头。 泰山文中的有些话，念出来，听起来，似乎有鸡汤之嫌，或者说教之嫌。 但面对着书，就可以相信那真的是一个经历和良知的搏斗的人在讲话。他的话语中都是画面——一个伯爵在沙发缝里找烟屁股，一个画家嚼着烟斗，在画上欻欻改两笔，一个人在良知的伺候下，通宵达旦地睁着眼。

莫里斯的整个思路就是：对人的各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动物，参照灵长目来解释，我们身上有太多的地方，不是没进化干净，而是根本就谈不上进化，我们只是外表上没有长长毛，内在的行为机制，神经机制，对待外界的反应模式，都没变过。 《裸猿》赶上了科普需求剧增的时节，又写得坦率直露。不过，留心观察，是莫里斯最大的本事。观察动物，观察人。 1959年他31岁的时候，被伦敦动物园任命为哺乳动物馆馆长，他在这里干了八年。工作的日常，他自己说，就是站着看：看猴子，也看看猴子的人。当游客都在看，都在说，这两个猴子在聊天，那个母猴在喂奶，那个猴王像皇帝一样……的时候，他就在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