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我会用历史上的四个关键事件：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前秦统一-淝水之战 串联的讲解五胡十六国和东晋的门阀政治时期。 永嘉之乱：成为动荡的中原政权被一次性团灭的事件。 刘渊家族是内迁的匈奴五部的首领，在迁往中原生活的这些年，因为生活观念习惯和利益，经常与地方的豪门世族发生冲突。再加上，刘渊曾是成都王司马颖的部下，在司马颖被杀后，刘渊打着给成都王司马颖报仇的理由宣布脱离西晋，并且靠着汉武帝和匈奴不断地联姻的历史记忆，为自己打造继承汉文化的合理性并且于304年建立汉赵政权，之所以用了“赵”是因为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般的融合统治对匈奴游牧部族的历史记忆的影响深刻，这从另一方面体现了农耕民族文化的先进性。公元311年，永嘉五年，晋怀帝发布司马越罪状，要求符合资格的各方征伐（但其实不符合资格的更是会尽全力拼得一个机会），在恐惧中司马越不久便急死了，在其灵柩运回其封地东海国的时候，被刘渊的部下石勒将其军队和王公大臣一窝端。同年，汉赵部队攻陷洛阳，杀太尉王衍及中枢官僚，俘虏了晋怀帝和王公大臣。这次变乱，是对中原政权的有生力量一次团灭。在宗亲已无实力、世族官僚更是没能力保护下，西晋已是名存实亡。公元313年，晋怀帝被杀。晋愍帝司马邺短暂的在长安即位后，在公元316年被俘于汉赵，西晋灭亡。北方的中国进入十六国互相征伐的战乱时期。老百姓的社会生活再一次进入水深火热之中。现实的情景 使得世家门阀官僚对儒学政治理念的信心开始动摇。永嘉之乱让我理解了明末清初的顾炎武的立场观：那就是国家政权的兴亡，匹夫无责；社会层面仁德文明的兴亡，匹夫有责。 #历史 #中国历史 #历史考试 #高考 #魏晋南北朝 #五胡十六国 #民族大融合 #东晋门阀政治

【八王之乱】第一阶段：公元291年3月到6月，汝南王和楚王之死 先说一个历史背景，晋武帝司马炎有两位杨皇后，一位是原配杨艳，也就是司马衷的母亲，于公元274年36岁早逝，临终前推荐自己的堂妹杨芷嫁给司马炎入主东宫，杨芷是时任镇军二府司马杨骏的女儿。杨骏此时职位并不高，在军中顶多算是三流军师。我们历史上有关八王之乱所提到的杨太后是指这位杨芷。智小而谋大的杨骏借助女儿坐上高位，接下来便是铲除异己，扶持比自己还平庸之人。已经引起司马宗族系的官僚的不满。 皇后贾南风在楚王司马玮帮助下于291年三月发动政变杀害了辅政的太傅杨骏，任命太宰汝南王司马亮和太保卫瓘guan名义上共同辅政，并以司马玮 为掌管禁军的北军中候。这一系列操作可以看出贾皇后性格中多疑嫉妒的缺陷。司马懿的儿子司马亮作为宗室长辈口碑很好也并无谋逆之心；楚王司马玮是司马炎的儿子，是司马皇家第四代里性情乖张残暴记仇的。自然与司马懿家风中的儒雅内敛格格不入，作为叔叔的司马亮对司马玮的指责和教育比较严厉，同时联合卫瓘试图去除他的兵权，自然招来了记恨。在贾后的一系列愚蠢自私的泄愤式的操作下，借司马玮之手，铲除了卫瓘guan,同时司马玮借机也杀了自己的叔叔司马亮，这两人都报了私仇。而贾后又以假造圣旨杀害宗亲给司马玮定了篡逆擅杀的死罪，以稳定宗亲们的情绪。司马玮在计算下活生生的成了一颗被抛弃的棋子。之后，贾后在启用贾氏一族的同时，也启用出身名门世族的河东裴氏的裴頠WEI，琅琊王氏的王戎一并辅政。这期间朝堂和社会还都在稳步发展，内迁的游牧部族的人口数量也越来越多。 接下来我们看到将看到，司马氏族在别有用心的外戚集团的算计里，如何一步步走向瓦解的。 八王之乱的第二个阶段：299-306年 晋武帝司马炎之所以定了痴儿司马衷为太子，另一方面是因为他认为司马衷的儿子司马遹yu天生聪慧，十分得老人家的欢心，所以在有生之年，就有意扶持这个孙子日后继承正统。晋惠帝司马衷登基后立 谢氏所生的司马遹Yu为太子。陈郡谢氏也是当时的大世族。之后在东晋历史，我们会详细介绍。此时教授司马遹yu的太傅是司马伦，平日里通过讨好贾皇后，的到了贾后的信任，并借机培育自己在中枢的势力。司马伦是司马懿最小的儿子，司马伦便是电视剧《军师联盟》中柏夫人的儿子——教授曾孙子辈。贾后担心，聪慧的司马遹yu,日后被推上皇位后自己遭到政治清算，于是提前设计下手，于公元299年将21岁的太子贬为庶人，且在次年就死了。赵王司马伦借助朝堂舆论，伪造诏书，令贾后饮毒酒而亡，之后清算其势力。并在301年废除了晋惠帝司马衷，篡位称帝。司马伦的僭越，引发的司马宗室的连锁反应，在许昌的齐王司马冏，联合长安的河间王司马颙yong、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乘机起兵讨伐司马伦。司马伦也在称帝的同年被杀。 过去十年间，晋朝顶级权利中间经历了废杨皇后——废太子——废贾皇后——司马伦篡位这四件大事，外戚、宗族、世族经过几轮折腾，平衡不断被打破，已经元气大伤。成都王司马颖借机扩充自己的军事实力，收编了很多善战的内迁游牧部族，汉化的匈奴刘渊便是其中之一。司马囧迎接司马衷复位. 凭借此功劳司马囧进入皇权中枢独揽朝政，这也引起了老好人司马颙的不满。

晋武帝司马炎一生子嗣众多，共有26位儿子，生命弥留之际，在杨皇后的操作下，还是把皇位传给了智商有些问题的嫡长子司马衷。在司马衷登基后，婆婆和儿媳妇之间发生了，太后集团背后的陕西弘农杨氏和皇后集团背后的山西平阳贾氏之间的争权夺利。弘农杨氏从东汉末年就是大氏族。而平阳贾氏也借助着曹魏政治机缘和拥立司马炎之功跻身新贵，同太原王氏、河东裴氏形成了关系紧密的联姻豪族同盟。 另一边，司马宗室和中枢朝廷不但质疑皇帝司马衷的能力还要担心两边外戚的势力借机做大。加上刚才提到过得的上一辈继承顺位所遗留下来的不稳定因素，致使宗室内部开展对权利长达16年的残酷争夺——史称八王之乱。各地方军事都督面对这种神仙打架的情况，不到万不得已之时，大多时候选择的是按兵不动。 参与变乱的诸侯王远不止八位，按实力和登场顺序来论，主要是以下八位。 有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东海王司马越。 司马懿一妻三妾，生了9子2女。当司马昭正统性的不稳定，导致上述司马懿的儿子、司马懿的孙子、司马懿弟弟的孙子、司马懿的曾孙同时争夺王权。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他们的宗族关系了。而是挑选出他们对历史走向影响的事件做讲述。 #历史 #中国历史 #高中历史 #魏晋南北朝 #五胡十六国 #司马懿 #东晋门阀政治 #读史 #成长 #分享

话说回来，诸葛亮比司马懿小两岁，却比司马懿早去世17年。影视作品的“空城计”不一定是真的，也并非诸葛亮的首创，但司马家族的蛰伏与个人奋斗确实步步惊心。公元249年，70岁的司马懿发动 高平陵事变，之后更是一不做二不休几乎将曹氏、夏侯氏灭族清理。司马家族嫡长子司马师成为魏国的实际控制人。由于司马师没有儿子，司马昭将自己的二儿子司马攸过继给了哥哥。司马师于公元255年早逝，并未称帝，其弟弟司马昭继续控制着魏廷。公元263年，司马昭灭蜀汉政权；凭借着灭蜀的功劳，被封晋王，同时司马师被追封晋景王。司马昭被封晋王一年后就去世了；他的儿子司马炎在公元266年称帝-建立晋朝。司马炎趁着东吴内部争斗，皇权频繁交替的不稳定之际，于公元280年灭了东吴。司马家凭借着灭蜀灭吴的功劳，统一了全中国。魏晋权利交接的时间很短，司马家在称帝坐稳皇权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安抚安置各方原曹魏集团的豪门士族、对蜀汉和东吴的地主豪族尊重并宽容。另一方面要防止曹魏“豪门士族“对司马家进行“禅代”的变乱。于是晋武帝司马炎对同姓宗室进行大量的分封对抗并分化豪门士族，晋武帝司马炎全国分封二十七个同姓王，以郡为国；封地各王在税收、官员选拔方面自制。对于政治矛盾的处理没有一劳永逸之策，往往都是牵制和平衡。军事方面晋承接曹魏时期建立都督制。各个地方都督，也都是由皇帝直接任命。都督坐镇一方，手握军政大权，成为维护皇权制约宗室的力量。如若对 皇帝的能力发生质疑之时，这种制度则为地方割据势力埋下了伏笔。原有土地豪族势力虽然有所减弱，但在宗室壮大的同时也渐渐地出现了宗法继承的问题。 #历史 #中国史 #魏晋南北朝 #曹操 #司马懿 #读书分享

你好，我是秦宇熙，欢迎来到我的历史课。 这一章开始，我们来讲解两晋和南北朝。东汉末年，进入公元3世纪开始，地球开始了一次长达200多年的小冰期，游牧部落生存条件受到气候的挤压，于是开始向南下探。在与华夏文明的斗争和融合中，华夏文明的政治管理和社会生活方面，面临着来自外部观念的挑战与内部阶级矛盾加剧的考验。比如： 1.北方游牧部落有关祭祀、婚丧嫁娶、分配制度、继承秩序等生活习惯和民族观念的冲突。 2.常年的战争疾苦，汉代将先秦政治学说的全面改造，并不能给人民带来幸福的生活。社会层面的不同阶级之间矛盾日趋严重。汉末常年的瘟疫又给社会蒙上了一层失望的末世感。 3.底层社会动乱。官僚政治层面除了简化手段以求稳定并没有效果显著的政治学和改革探索。当面临“失望无意义”的时候，道家知识分子求仙问道，儒家知识分子求田问舍，法家知识分子只求站队正确为王权服务。印度的佛教，此时在丝绸之路上进行着与先秦观念的整合。 在如此的历史背景洪流里，我们来一同聚焦解读这段历史的重要事件，来体察历史的必然性教会我们的思考。

在《龟虽寿》、《短歌行》、《出师表》这些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见三国时代是英雄主义兴起的时代，是真性情的英雄相吸的时代、时代给予各路英雄机会与限制。他们在历史的使命和外界的条件中坚持忍耐突破自我。在英雄们的故事里有立场的选择、有价值的判断、有谋略的虚实、有仁智礼仪的行为实践。对于华夏文明来说，华夏一体不需要再依靠故事和历史记忆，而是烙进了社会各阶层民众的意识里。此时江南的地理大开发已经展开，江南丰富的物产与河流漕运的优势也逐渐体现出来。北方的游牧民族也渐渐迁入农耕区域生活，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当然原有的中原民众也受到少数民族习俗和风气的影响。所以说，三国时代也是秦汉时代后的大分裂与大融合时代的一个分水岭。中国再进入全面性质的统一局面是300年后的隋唐时期了，这里我们也先预埋下隋炀帝修建大运河的必要性。 下一讲，来自曹魏政权的司马家族将进入历史的视线。我们也可以一起体会历史大分裂时代里的大融合，还有中国古代门阀士族政治的特殊时期。 期待与您的下次相遇！

北方的曹操的军队因为边防和城防，其军队以骑兵和轻装步兵为主，这两类兵种的搭配，善于向前冲的自卫反击形式的战役。但一旦遇见有水域边界的阵地战，骑兵迂回的机动性被锁死，步兵的阵法会因转向而被打乱，这反而会给敌方机会。并且这两类兵种需要依赖强大高效的后勤物资补给能力。这恰恰是曹丞相不敢打持久战的软肋，所以之后才会有赤壁之战时曹操倾全力而出。 另一边，东吴因为地理和经济的开发，粮铁盐海货丝绸这些物产富饶，如果能全力发挥水上的漕运高效低成本的优势，也是有底气和曹操打持久战的底气。于是便有了之后的孙权和刘表刘备的联兵。但曹操刚挥师南下，刘表系投降退出了。再之后就是我们熟悉的赤壁之战、草船借箭的故事。赤壁之战考验了孙权集团的后勤补给配合，刘备集团的技战术和出兵能力。而曹操集团这一战，船只被烧阵营打乱，骑兵的优势又根本发挥不出来。自古以少胜多的战役都是破坏对方组织的阵营，对方又很难在短时间进行再组织。北撤的过程中又面对游击战和伏击战，阵营不断被打散，难以重组，致使兵力损失过严重，粮草的损失来年是可以长出来的，而士兵的死伤过多直接影响社会活力和经济建设。赤壁之战之后，东吴孙权崛起，刘备实现真正的独立；而曹操在战败后，思想和曾经的理想也发生了变化。

当汉王朝面临董卓的不臣、黄巾的余孽、各地军阀的不配合情形下，中枢岌岌可危。公元192年 一部分打着黄巾旗号的流民进攻兖州时（今天河北山东南部安徽北部一代），朝廷只好让曹操来当兖yan州牧，抵抗这一只流民。曹操不但降服这几十万的流民，并且整编出一只6万人的部队，这就是之后的青州兵。这些归降士兵战斗意愿本就不强烈，为解决这些士兵的留存，曹操设计了“屯田制”，这些士兵需要时上战场，平时种地。同时解决了 流民和经济开发两大需要。为之后曹操的部队后勤补给提供了充足的粮食。 此时曹操的理想要做东汉王朝的中流砥柱，匡扶汉室。迎接汉献帝并安置在河南许昌。他的这一举动客关事实上是保全了东汉的中央政府的存在。在曹操的心里，一直有道过不去的坎那就是对天下正统性的执着，即便离称帝只有一步之遥，还是在形式上实现了一生忠于汉室的心愿。曹操在乱世唯一的政治污点，是193年为报杀父之仇对徐州的泄愤屠城。《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最初在蜀汉政府任职，蜀汉灭亡后，又在西晋政府任职。其职业经历，能在著作里客观记录曹操的《述志令》已经实数不易。比起《三国演义》的戏剧化讲述奸诈狡猾的曹操，陈寿的《三国志》更值得品读。 公元193年当黄巾军围困山东潍坊时，孔融任该地刘系诸侯国的宰相负责防卫，求助刘备联防，成功击退黄巾军后。因孔融的推荐和背书，逐步受到汉庭的接纳和认可。孔融是孔子的二十世孙，又是当时的建安七子之一，所以他的背书对刘备十分重要。195年，孔融推荐刘备入住徐州。196年主持汉政权的曹操丞相，封刘备镇东将军-宜城亭侯，至此刘备成长为一直不可小觑的力量。

在汉灵帝时期，在中国发生了大范围的瘟疫，官僚体系和当时的政府能力只能任由其肆虐。老百姓大量的死忙，由于恐慌，越来越的人逃离原有村镇，成为流民。道士张角，利用符咒水+病人自我忏悔的方法治疗病人，其实痊愈与否全靠患者自身免疫力，但当时的人不理解这一层面，并且把张角和道教传的神乎其神，许多流民和病人纷纷前来。以至于后来流民太多，张角顺势将这些流民组织起来，成为“黄巾军”。在公元184年，30万黄巾军在洛阳周边起义。先后响应参与的流民有百万之多。 这场起义虽然没有推翻政权，但却为王权孱弱汉王朝的灭亡加入了催化剂。王权中枢此时已经没有能力组织起如此大的军队进行抵抗，只能将军权下放。允许各级地方官可以自己组织反抗力量镇压黄巾军。而这也为之后的大小军阀的崛起提供了通道。

刘秀时期 中央的行政管理在落地时显得缺乏自信，比如： 1.清查土地收回国有，却没有再度发展土地私有制建设，以避免自由农破产的事件再度发生。 2.虽然重视儒学，试图培养官僚人才，但继续用举孝廉的人才选拔制度并没有给有政治抱负的士子提供上升的通道。 3. 虽然军权收回中央，但在行政管理层面上，官僚阶层中充斥着大量豪族利益的代理人，这些官僚的心思不在皇帝和老百姓身上，而在利益和奢华的生活上。这就导致东汉的皇帝又不得不轮番使用外戚、宦官阶层来制约官僚、豪族，而这加深了中枢内各组织集团的信任危机。军权可以防止突发事件，但是行政层面的恶化则是温水煮青蛙。横观历史，对于农耕文明来说，有两大周期性的危机， 分别是：官僚制与皇权的信任危机、还有 自然环境变迁引发生存资源短缺的危机。面对这两种危机，军权是无力的。 东汉政府能在一开始就面临着官僚信任危机的情况下，依旧能靠“血缘的正统性”坚持200年统治，一方面感谢儒家文化形成的家-国社会的稳定性。一方面则要感谢汉武帝时期的张骞与大月rou氏zhi(现阿富汗境内)建立了深厚的贸易关系。大月氏与匈奴虽都生活在草原，但之间因为争夺生存资源，所以有着不可调和的世仇矛盾。汉帝国时期的大月氏已经发展成当时世界上四大帝国之一的贵霜帝国（其他两个是罗马帝国和帕提亚帝国也叫安息帝国）。公元48年，夹在汉帝国与贵霜帝国之间的匈奴部落逐渐分裂，离 中原近的南匈奴迁入中国生活。而北匈奴被迫西迁至欧洲多瑙河地区。匈奴的战斗力极强，挤压了久居于此的莱茵河东的日耳曼部族。收到挤压的日耳曼部族，由于和罗马帝国的常年接触，对罗马制度十分熟悉，越来越多的日耳曼人以雇佣兵的形式加入罗马军队，以此可以获得罗马公民权。这个时期，基督教在于犹太教和罗马尊重多神的信仰斗争中，破茧而出。 佛教此时也沿贵霜帝国疆域的巴米扬地区传至西域地区，随后进入中国。佛教的传入，为许多没有机会进入政坛的儒家学生提供了新的学习机会与政治探索。而道家学子则在对现实政治的无耐中进入自然条件清幽的巴蜀和秦岭的深山里继续探索精神世界。能低成本和轻便的传播这些所谓的“神学”也要归功于东汉时期蔡伦发明的造纸术。对神学精神世界的追求，成为失意学子和底层人民在乱世中的福音，也在悄悄孕育着中国之后的政治学术。从公元1世纪开始，气候对农业区比较友好，此时的地理大变迁，如原先楚国境内“云梦泽”（洞庭地区）的湿地沼泽 逐渐干燥成为陆地。勤劳的农民此时可以南下开发土地。在秦汉的体制优势和气候友好的环境下，东汉帝国一致坚持到公元2世纪，直到一场长达数十年的瘟疫刺穿了东汉的社会结构。 下一讲我们将进入 英雄辈出个体超越的时代——三国时期。 期待与您的下次相遇！

汉武帝末期，因为军事频繁的收税，而基层官员将完成税收业绩的简单化处理，有时竟使用起了包税制。致使底层人民苦不堪言。自己种地交税后所得还不如给别有钱人种地所得的多。于是许多身为帝国有产阶级的自由农不惜卖掉土地成为破产的农民 给有钱有实力人打工或者成为奴隶寻求保护。这种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关系，逐渐壮大了豪族的人丁组织力，严重伤害了中央政府的编户齐名。 另一边，举孝廉的官僚选拔制度，使得豪族家族推荐家族代言人进入官僚体系。地方官僚和豪族形成利益联盟，趁机压低土地价钱大量收购。官僚豪族阶层在地方开始崛起，甚至拥有了以家奴为主的私有武装力量。当这些大家族开始不愿配合帝国频繁税收时，中央帝国权利开始面临有地方族群的威胁。 面对刘氏宗亲、官僚阶层、豪族群体 体系性的腐化，汉武帝垂暮之时也不得不反思自己的行为过失。武帝之后，连续四位皇帝，主少国疑，均有母亲代为主政。皇帝们母系外戚进入权利中心，这些权力新贵势必要与老豪族抗衡。 王莽背后的王氏家族是当时权倾朝野的外戚世家。两种不同势力抗争的结果会导致政治道德和法理的双标化，而双标对于官僚体系的执行标准是极具破坏力的。这种破坏力最终会挤压到社会层面伤及普罗大众。 到了西汉末年，旧生代以土地兼并兴起的豪族势力变弱，原本这些土地豪族可以一定程度维系与农民的关系稳定。当土地豪族破落再无力维系农民阶级的生活时，社会矛盾也会反噬回中枢朝廷。即便王莽在豪族家族里是个生活节制且有精神追求的个体。在公元9年王莽废了小皇帝 取而代之后，励精图治的改革。但因为缺少军事实力、政治正统性和体系化的改革路径，会演变成一场打压权贵，权贵又向下挤压人民，恶化社会活力的分肥事件。底层人民生存结构其实并没有得到改善。长期积累的不公平感而且看不到希望，使得底层农民势如破竹的形成革命的力量，农民起义在历史上再次爆发。而被打压的贵族对王莽政权本就没有忠诚度可言。王莽陷入了缺乏正统性的局面，当儒家的官僚阶级对王莽的正统性认可度不高时，会在机会到来时选择回归正统性。 公元25年，在学界、政界纷纷对正统性的期盼中，西汉宗室刘秀恢复汉政权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刘秀取得政权的过程远远比他祖先刘邦幸运的多。没有经过硬仗的洗礼，没有萧何、张良、韩信这般的中流砥柱。东汉在建立之初，就面领着中央威信和地方军事组织力互相拉扯当中。为了杜绝“王莽篡汉“的行为，光武帝刘秀做了几项措施： 1、剥夺相权，削弱三公裁断政务的权利，加强皇帝专属的秘书机构—尚书台的作用。 2、去官僚化-减少地方公务员编制，有效的减少了官僚制度对社会层面的挤压；3、去军事化-减少郡县的驻军数量，用募兵制辅助，裁撤地方武将官职交由文职官员太守、刺史管理，稳定中央政权。 4、将对外征战的军事权利收回中央，借此扩大中央军实力。 我们来看看这些当下有效的政策由于条件限制，为日后留下了哪些隐患： 东汉政权从建立之初，一直伴随着权贵阶层与皇权的信任危机。虽然整合了西汉的制度增强秘书机构-尚书台的作用，加强皇权直接干预地方政策的能力，同样的政策在不同时期、不同能力人的执行下结果肯定不同——这是人性的释然。

文景之治的本质是在 将皇权向上集中的过程中， 避免政治精英内部斗争的消耗。当异性诸侯被刘姓诸侯渐渐取代后，汉朝进入了王权与诸侯惜昔相印”的稳定时期。文静之治时期国家多次免税，减免地租，荒地复耕，人口增加，社会活力得到一定的恢复。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其实，此时的税收政策是非常被动的，因为土地免税和收税的区别不大。由于诸侯分封制 对王朝的税收-财政体系造成威胁。土地和人丁税收是封地自治的——这导致中央财政税收的兑现度低。所以文景时期，国家将国有土地、荒地大量分配给农民，允许农民私自拥有这些土地，而这些土地的税收直归中央。这些农民是中国最早的自由农，与秦帝国靠军功得到的私有土地的制度相比，这种土地私有制更普及。到汉武帝早期，这种“为国兴力，还利于民”的政策依旧持续普惠到很多的老百姓，自由农的数量依旧在增长。社会活力不断被释放。 汉初的法道共治，行政管理成本较低，汉王朝主要的财政压力来自于边关的防守支出。秦汉政权的更替，匈奴趁机做大。此时最好的办法就是主动反侵扰，以绝后患，而这需要皇帝有集中权力来调动资源和征兵。汉武帝政府针对现状需要“精准”实施政策来收回王权： 1. 在土地政策方面 实行 推恩令稀释诸侯财产的集中度，削弱诸侯的经济和税收的自主权。 2. 行政管理方面：设中朝尚书令归属少府管理，少府是皇室管理私财和生活事务的职能机构。加强尚书令，是为了制约宰相的权力，将财政权收回中央政府。这也佐证了文景时期税收兑现度低。 3. 资源调配方面：官方垄断必要盐铁等资源的供销，经济运行规律中那只看不见的手要被看见。保证了在扩大疆土、抵抗匈奴的战争财政需要。 在加强王权的时候，董仲舒前瞻到“农民利益与中央财政利益绑定过于直接，中央收回权利的过程势必会与农民阶层发生矛盾，如果此时贸然使用法家制度来处理矛盾，容易走上秦帝国的老路“。为了减轻中央与农民的直接矛盾，董仲舒开始有意培养官僚阶级来作为中央与地方执行过程中的矛盾缓冲带。 尊儒便是政治管理的主动选择，董仲舒如此这般的宣扬儒家，说明儒生官僚集团还未大量的进入政府中枢。他将“三纲五常”的伦理观融入儒家的政治学理念中，为之后的汉王朝吸纳并培养了积极出世又稳定的行政管理人才。秦帝国的经验告诉后世官僚集团的管理成本是远远低于血亲和贵族的成本的。！！！ 司马迁所著的《史记 儒林列传》记载“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从史记中，我们可以看出“焚诗书与坑术士“，是两件事件。术士是炼丹的方士也并未儒家。并且这两件事和六艺从此缺焉，并不构成因果逻辑关系。 此时对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渲染，可以为儒家获得一种被残暴欺压的受害者形象，有助于推动儒生为汉帝国做事的忠诚，并且后世证明。这一行为的成功。 《汉书·董仲舒传》中对遵儒术原因的记载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熄灭，然后统纪可一 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尊儒“是“坑儒“的另一种极端的表达，两种运动的出发点一致，均是为了构建 ”唯一的依据标准“，但造成的社会影也全然不同。“尊儒”的结果带来了权力结构自上而下的稳定。“尊法”带来的是自下而上的法理标准化。所以，从汉武帝开始，汉王朝则是实行“外儒内法”儒强法弱，的治国路线。 到汉武帝初期，在中国统一的疆土上，帝国有了稳定的官僚阶级，中央可以不用简单粗暴地“重农抑商”的阻止跨地域性的贸易。平原-中原-草原的社会活力再次被激活。在军事层面，汉武帝以陇西郡为支点，向西增设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打通河西走廊地带。公元前60年，汉朝在河西走廊地区接连设置了军事情报机构。并在乌垒城（也就是今天新疆的巴音郭勒蒙古自治州的轮台县）设立西域都护府。汉王朝至此真正意义上进入中央帝国形态。在行政和军事的双重保护下，新开发疆土上的“贸易“逐渐兴旺起来，这就是后来被我们称为丝绸之路的商贸道路。秦汉时期，社会层面建立起一种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之外的信任——这就是，贸易契约的信任，这种信任以交易体验为主，成为跨地域、跨民族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