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棱镜 - 节目列表

2018年，BBC Radio 4联合曼彻斯特大学、埃克塞特大学和布鲁内尔大学的心理学研究团队，发起了“BBC孤独感实验（BBC Loneliness Experiment）”。这是当时全球规模最大的孤独感调查之一，共有超过5.5万人参与。研究团队希望了解：人们为什么会感到孤独、孤独意味着什么，以及哪些方法能够帮助人们缓解孤独感。 除了量表测评之外，研究人员还设置了多个开放式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是： “你认为感到孤独的人，可以做些什么让自己感觉好一些？” 研究团队对数以万计的回答进行了整理和归纳，最终总结出一些最常被提及、也最被认可的应对方式。没有一种方法适用于所有人，但以下九条建议，或许能为正在经历孤独的人提供参考。 1. 让自己投入到感兴趣的事情中 很多时候，孤独感是暂时的。 当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作、学习、运动或兴趣爱好上时，负面情绪往往会减弱。尤其是在全神贯注做一件事的时候，人们可能进入心理学所说的“心流状态”——一种高度专注、甚至忘记时间流逝的状态。 这种体验不仅能带来成就感，也有助于提升整体幸福感。 2. 尝试新的社交活动 “多出去认识人”听起来像一句老生常谈的话，但对于那些缺少社交机会的人来说，它确实可能有帮助。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逼自己参加陌生人的聚会。调查发现，在全是陌生人的环境里主动搭话，对很多人来说并不容易，因此这条建议的实际效果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相比之下，带有共同目标的活动往往更轻松。例如手工课、读书会、合唱团或运动小组。大家因为共同兴趣而聚在一起，社交压力反而更小，也更容易建立真正的联系。 3. 调整对孤独的看法 调查中一个有趣的发现是：经常感到孤独的人，往往更能体会别人社交时的尴尬和不自在，他们的社交能力并不比其他人差。 换句话说，许多孤独的人并不是不会社交，而是更容易在社交过程中感到焦虑和自我怀疑。因此，比起学习更多社交技巧，他们可能更需要学会缓解社交焦虑，并提醒自己：孤独并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4. 主动和身边的人聊几句 建立联结不一定要从深刻谈话开始。 一句简单的问候、一段关于天气的闲聊，甚至是在便利店、公交站与陌生人的几句交流，都能产生积极影响。 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立刻交到朋友，而是让自己重新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哪怕只是短暂的互动，也能提醒我们：自己并不是孤立存在的。 5. 把孤独感说出来 调查发现，那些很少感到孤独的人，更倾向于推荐这一方法。 但对于长期被孤独困扰的人来说，向别人坦白自己的感受往往并不容易。很多人担心被误解，或者觉得承认孤独是一件丢脸的事情。 事实上，大多数人并不会因此看低你。相反，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经历，只是很少说出来而已。 当你愿意向亲友表达自己的感受时，得到的回应可能比想象中更温暖。 6. 多看到他人的善意 研究发现，孤独感较强的人通常对他人的信任度较低。 当别人没有及时回复消息，或表现得有些冷淡时，我们很容易把原因归结为“对方不喜欢我”。 但现实中，还有很多其他可能：对方可能只是工作繁忙、压力很大，或者正经历自己的困难。 尝试从更宽容的角度理解他人，不仅有助于减少误解，也有助于建立新的信任感。 7. 找到孤独感的真正来源 孤独的原因并不相同。 有的人因为生活环境偏僻，缺少与人接触的机会；有的人因为遭遇偏见或排斥；有的人难以信任别人；还有的人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志趣相投的伙伴。 因此，解决孤独的第一步，是弄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孤独。 只有找到原因，才能选择更适合自己的方法。 8. 给自己一点时间 如果孤独是由生活变化带来的，那么时间本身往往就是一种疗愈。 很多受访者表示，当他们不再急于摆脱孤独，而是允许自己经历这段情绪时，孤独感反而慢慢减弱了。 当然，如果这种状态持续很长时间，并明显影响生活，那么仅仅等待可能还不够，需要尝试其他方式进行改善。 9. 主动发出邀请 如果想和别人建立联系，不妨尝试主动迈出一步。 约朋友喝咖啡、一起散步、看电影，或者参加某项活动，都是不错的开始。 很多人担心被拒绝，但事实上，大多数人在收到邀请时都会感到开心。即使对方无法赴约，也不一定意味着对方不喜欢你，很可能只是时间不合适而已。 不要把一次拒绝，解释成对自己的否定。 没有万能的“解孤独处方” BBC孤独感实验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孤独并不存在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案。 超过5.5万名参与者分享了自己对孤独的理解和应对经验。有人通过培养兴趣走出低谷，有人靠向朋友倾诉获得支持，也有人只是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恢复。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方法。 孤独是人类共同的体验，也是人生不同阶段常会出现的情绪。与其责怪自己，不如多一些耐心，多尝试几种方法。 很多时候，改变不会立刻发生，但只要保持与世界连接的意愿，孤独终究会慢慢松动。

在爱尔兰的一处庄园里，十几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女性围坐在一起。 她们制作蜡烛、学习占卜、在树林中漫步，与逝去的亲人“对话”，分享自己的创伤经历和人生困惑。有人流泪，有人拥抱彼此，也有人第一次在陌生人面前坦然表达长期压抑的愤怒。 这样的场景并非电影情节，而是近年来在欧美迅速流行的“巫术静修营”（Witch Retreat）。 虽然“女巫”这个词听起来充满神秘色彩，但对于许多参与者而言，她们寻找的并不只是超自然力量，而是一种归属感、一种精神寄托，以及一个能够被理解和接纳的社群。 女巫文化正在重新流行 过去十年间，美国和欧洲出现了大量以巫术、灵性疗愈和女性成长为主题的静修活动。 参与者会学习塔罗牌、草药疗法、冥想、仪式创作、自然疗愈等内容。许多活动价格高达数千美元，却依然供不应求。 与此同时，巫术文化也逐渐进入主流社会。水晶、塔罗牌、占星术、吸引力法则等内容在社交媒体上拥有庞大受众，相关课程、咨询和活动形成了完整产业链。过去那个骑着扫帚的“邪恶女巫”形象，正在被一种全新的文化符号所取代。 如今的“女巫”，更多被视为独立、自主、亲近自然和追求精神自由的象征。 为什么吸引这么多女性？ 研究这一现象的学者发现，巫术文化的兴起往往与反权威思潮同步出现。 哈佛大学神学院宗教学者海伦·伯杰指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每当社会对传统权威产生不满，人们对神秘学和另类灵性文化的兴趣就会明显增加。 而当下许多投身巫术文化的女性，并非完全没有信仰。相反，她们中的很多人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拥有稳定的宗教背景。 问题在于，她们逐渐对传统宗教机构失去了认同感。 调查显示，如今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自己拥有精神信仰，但不属于任何宗教组织。他们并不否认神圣体验的存在，却不愿接受固定教义和宗教权威的约束。 对于一些女性来说，传统宗教中的男性主导结构、严格的等级制度以及对女性角色的限制，让她们逐渐感到疏离。而巫术文化则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没有统一教义，没有固定权威，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理解世界和信仰。 她们寻找的，其实是归属感 在许多参与者的讲述中，一个词反复出现——孤独。 有人经历过离婚、丧亲和家庭破裂；有人遭遇过性侵或长期情感创伤；也有人只是在人生转折期感到迷茫和失落。 她们真正需要的，往往不是占卜本身，而是一个愿意倾听自己的群体。 在静修营里，陌生女性聚在一起分享人生故事、表达情绪、互相支持。短短几天时间，彼此之间就可能建立起强烈的情感连接。 对于一些人而言，这种社群甚至取代了传统宗教曾经承担的部分功能——提供归属感、意义感和共同体。 心理学研究发现，人类拥有强烈的归属需求。当家庭、社区和宗教组织的影响力逐渐减弱，人们往往会寻找新的身份认同和社会连接。 从这个角度看，女巫社群满足的并不只是灵性需求，更是一种深层次的社会需求。 被压抑的愤怒 在许多巫术静修活动中，还有一个经常出现的主题：愤怒。 参与者会被鼓励说出自己长期压抑的不满，甚至大声喊出内心的愤怒。 这种做法背后，其实反映了一种更广泛的社会情绪。 不少女性认为，长期以来，女性的愤怒经常被轻视或污名化。表达不满时，很容易被贴上“情绪化”“敏感”甚至“歇斯底里”的标签。 而在现代女巫文化中，“女巫”恰恰象征着对这种压抑的反抗。 历史上，许多被指控为“女巫”的女性，本质上只是偏离了当时社会对女性的期待。她们可能独立、特立独行，或掌握某些知识和技能，因此被视为威胁。 正因为如此，在当代一些女性眼中，“女巫”不再代表邪恶，而成为独立、自主和反抗压迫的象征。 对于部分参与者来说，加入女巫社群不仅是一种灵性选择，也是一种文化表达。 疗愈，还是商业化？ 随着巫术文化越来越流行，争议也随之而来。 批评者认为，一些高价静修营将“女性力量”“创伤疗愈”等概念包装成消费产品，本质上是一门生意。 支持者则认为，人们购买的不只是仪式本身，而是陪伴、理解和精神支持。 事实上，无论参与者是否真的相信精灵、占卜或通灵，很多人离开时都承认一个事实：现实中的问题并不会因为一次静修而消失。 有人在活动结束后坦言：“我带着问题来到这里，离开时问题依然存在。这个世界并没有魔法。” 但与此同时，她们也收获了新的朋友、情感支持，以及继续面对生活的力量。

“身体会记住一切（The Body Keeps the Score）。” 这些年，这句话频繁出现在心理学书籍、短视频和社交媒体中。它似乎精准描述了创伤的长期影响：即使事情已经过去，身体仍在承受代价。 这一说法的流行，很大程度上源于荷兰精神科医生贝塞尔·范德考克2014年出版的畅销书《身体从未忘记》（The Body Keeps the Score）。这本书长期占据畅销书榜单，也让更多人开始关注创伤对身心健康的影响。 但随着传播范围越来越广，书中的一些观点也逐渐被简化，甚至被误读。 事实上，这本书最具争议的地方，并不在于“创伤会影响身体”——这一点早已得到大量研究支持；真正有争议的是另一种观点：某些创伤记忆会被压抑到意识之外，储存在身体之中，并以各种症状的形式持续发挥作用。 而这恰恰涉及心理学史上著名的一场争论——“压抑记忆之争”。 什么是“压抑记忆”？ “压抑记忆”（repressed memory）源于早期精神分析理论。 其核心观点认为：当一个人经历极其痛苦或难以承受的事件时，大脑会出于自我保护，将相关记忆排除到意识之外。本人无法主动回忆这些经历，但这些被压抑的记忆仍会在潜意识中持续影响情绪和行为。 按照这一理论，一个成年人出现焦虑、抑郁、失眠、人际关系问题等症状时，可能源于童年某段已经被“遗忘”的创伤经历。而心理治疗的任务之一，就是帮助来访者重新找回这些被压抑的记忆。 这一观点在20世纪80至90年代一度非常流行。 “记忆大战”：压抑记忆为何失势？ 上世纪90年代，围绕压抑记忆是否真实存在，心理学界爆发了一场持续多年的激烈争论，被称为“记忆大战”（Memory Wars）。 支持者认为，许多创伤经历确实可能被完全遗忘，直到多年后在治疗过程中重新浮现。 而记忆研究者则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如果“压抑记忆”真的普遍存在，那么应该能够找到可靠证据证明它。 然而，几十年的研究并没有支持这一假设。 相反，大量研究发现，人类记忆远比想象中脆弱，更容易被扭曲、修改，甚至凭空创造。 心理学家伊丽莎白·洛夫特斯等人的经典实验表明，仅仅通过暗示，就可能让受试者“回忆”出从未发生过的事件。例如，一些参与者最终相信自己小时候曾在商场走失、被动物袭击，甚至乘坐过热气球旅行，而这些经历实际上完全不存在。 更重要的是，研究发现，创伤带来的问题通常不是“记不住”，而是“忘不掉”。 战争幸存者、严重事故经历者、暴力犯罪受害者以及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患者，往往会被创伤记忆反复侵扰。PTSD最典型的症状之一，就是侵入性回忆——那些不请自来的画面、声音或感受不断闯入意识，让人难以摆脱。 当然，创伤之后出现部分遗忘并非不存在。人们可能记不清某些细节、时间顺序，或者刻意回避回忆痛苦经历。但这与“整段记忆被封存多年，然后完整恢复”是两回事。 到了21世纪初，多数记忆研究者已经认为，缺乏充分证据证明存在一种特殊机制，能够将创伤记忆长期压抑在意识之外，并在日后原封不动地释放出来。因此，“压抑记忆”逐渐失去了主流学术地位。 创伤确实会影响身体 需要强调的是，“压抑记忆”理论受到质疑，并不意味着创伤不会影响身体。 恰恰相反，这一点已经获得了大量研究支持。 长期创伤压力会改变人体应激系统的运作方式，影响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和皮质醇等激素水平，进而波及心血管系统、免疫系统、睡眠以及代谢功能。 部分人在经历严重创伤后还可能发展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这是一种与严重创伤相关的精神障碍，患者常会反复闪回创伤经历，或被噩梦困扰，同时伴随失眠、过度警觉、惊恐发作等症状。长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还可能让人感到呼吸困难、身心疲惫，仿佛危险始终没有真正过去。 因此，说创伤会影响身体，是有充分科学依据的。 但这并不等于身体里储存着一段等待被挖掘的隐藏记忆。 “身体记忆”究竟是什么意思？ “身体记忆”之所以容易流行，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听起来既直观又富有解释力。 从神经科学角度看，确实存在一些不依赖意识回忆的记忆形式。例如，骑自行车、游泳、演奏乐器等技能会形成程序性记忆。一个人未必能详细解释自己是如何保持平衡的，但身体已经学会了相应动作。 创伤也可能产生类似的自动反应。曾遭遇袭击的人，进入类似环境时可能立刻出现心跳加速、肌肉紧张或强烈警觉；曾经历严重车祸的人，坐进汽车后可能莫名感到不安。 这些反应是真实存在的。 但多数研究者认为，这并不意味着身体储存着一段被遗忘的故事，而是神经系统在长期学习过程中形成了对危险信号的高度敏感。 换句话说，身体可能保留了对危险的反应模式，却未必保留着一段等待被发现的秘密记忆。 唤醒“被压抑记忆”的疗法靠谱吗？ 近年来，一些创伤治疗流派重新强调寻找“失落的创伤记忆”。 相关方法包括催眠、引导式意象疗法、心理剧以及各种创伤释放技术等。其中一些方法或许能够帮助部分患者放松身心、减轻压力。 问题在于，当这些方法被宣传为能够帮助人们“找回被压抑的创伤记忆”时，风险也随之出现。 因为记忆研究已经反复证明，人类记忆并非录像机。每一次回忆，都是一次重新构建的过程。回忆时的情绪状态、新获得的信息以及他人的暗示，都可能改变记忆内容。 而催眠、引导式意象等技术，往往会让人进入高度易受暗示的状态，从而增加形成虚假记忆的风险。 过去几十年里，欧美国家曾出现不少案例：来访者在治疗过程中逐渐“回忆”出童年遭受严重虐待的经历，但后续调查发现，这些记忆缺乏客观证据支持，甚至与已知事实明显矛盾。 因此，美国心理学会等专业机构长期提醒临床工作者，应避免通过暗示诱导来访者相信自己一定经历过某种被遗忘的创伤。 致幻剂治疗：希望与风险并存 近年来，MDMA（亚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和裸盖菇素等致幻剂辅助治疗再次受到关注。 一些临床研究显示，在严格监管和专业团队监督下，这类药物可能帮助部分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减轻症状，因此受到研究人员的持续关注。 不过，从记忆研究的角度来看，这类物质也存在潜在风险。 研究发现，它们可能提高人的受暗示性，放大情绪体验，并增强主观确信感。换句话说，一个人在药物作用下，不仅更容易接受外界暗示，也更容易坚信自己的体验绝对真实。 这种组合可能增加虚假记忆形成的风险。已有一些早期案例报告显示，部分人在治疗过程中“回忆”起过去的创伤经历，但这些记忆的真实性往往难以验证。 因此，即便未来相关疗法被进一步证明有效，其应用也必须建立在严格规范的医疗环境之中，而非网络课程或商业化“创伤疗愈”项目。 当“创伤疗愈”成为一门生意 如今在社交媒体上，经常能看到类似宣传： “如果你经常失眠，说明你有未被发现的童年创伤。” “如果你总是焦虑，说明身体储存着你遗忘的创伤记忆。” “做个测试，就能找到你隐藏的创伤根源。” 这些说法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们为复杂的人生困境提供了一个简单答案。 然而，焦虑、抑郁、失眠、人际关系困难等问题，往往受到遗传因素、人格特点、成长环境以及现实压力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 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为一段隐藏创伤，不仅缺乏证据，也可能让人忽视真正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创伤确实会影响身体，也确实会改变大脑。 但截至目前，并没有可靠证据表明，大脑会系统性地把创伤记忆封存起来，再通过某种治疗方式将其完整释放出来。 过去几十年的研究反而提醒我们：人类记忆并不可靠，它会被重建，也会受到暗示影响。许多时候，人们需要警惕的不是遗忘，而是对记忆过度自信。 创伤值得被认真对待，但关于创伤的解释，同样需要建立在证据之上。 “身体从未忘记”或许是一句动人的隐喻，但它并不完全等同于科学事实。

提到高智商，很多人脑海里会浮现出这样的形象：做事井井有条、反应极快、永远精力充沛，似乎每一分钟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但现实中，“聪明人”未必总是忙忙碌碌。相反，与其说他们更努力，不如说他们更懂得节省认知资源。 一 避免无用功：追求效率，而非忙碌 很多人把勤奋理解为投入更多时间、完成更多任务。 但对于一些认知能力较强的人来说，更重要的问题是：有没有好的方法？ 2009年发表在《神经科学与生物行为评论》（Neuroscience & Biobehavioral Reviews）上的一篇综述提出了“神经效率假说”（Neural Efficiency Hypothesis）。研究者发现，在完成认知任务时，高智商个体的大脑往往不需要动员那么多资源，也能达到同样甚至更好的表现。换句话说，他们的大脑运转效率更高。 举个简单例子。面对同一道题，有人会严格按照既定步骤逐一推导；而另一些人则能迅速发现规律，抓住关键线索，省去许多中间环节。最终答案相同，但消耗的时间和精力却截然不同。 这种特点在工作中同样常见。很多看起来有点“懒”的人，恰恰最热衷于优化流程：能自动化的自动化，能批量处理的批量处理，能一次解决的问题绝不重复劳动。他们追求的不是忙碌本身，而是效率。 真正的聪明，很多时候并不是比别人做得更多，而是比别人少做无意义的事。 二 重视睡眠：把休息当作投资 在许多人的观念里，睡得少似乎代表更勤奋。熬夜工作的人常被视为努力，而午睡的人则容易被认为懒散。 但神经科学研究给出的答案恰恰相反。 2015年发表于《Scientific Reports》的一项研究发现，流体智力水平较高的人，在午睡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更多的“睡眠纺锤波”（sleep spindle）。 流体智力是指人在面对问题时进行推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依赖于已有知识和经验。 睡眠纺锤波是一种发生在特定睡眠阶段的脑电活动，被认为与学习、记忆巩固以及信息加工有关。研究发现，睡眠纺锤波越丰富，个体的流体智力往往越高。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睡得越多就越聪明”。更合理的理解是，高认知能力者通常更容易意识到睡眠的重要性。 因为睡眠并不是大脑停止工作。在睡眠过程中，大脑会整理记忆、整合信息、调节情绪，并为接下来的思考和决策做准备。长期睡眠不足则会明显影响注意力、判断力、创造力以及情绪稳定性。 因此，规律作息和适当休息是一种对认知资源的主动管理。对于许多高效工作者而言，休息并不是工作的对立面，而是工作的一部分。 三 不轻易内耗：把精力留给重要的事 总有这样的人，一次批评、一句冒犯的话，甚至一个小小的不愉快，都可能让他们反复琢磨很久。 心理学把这种现象称为“反刍思维”（rumination），即不断重复思考负面事件及其带来的情绪体验。大量研究发现，长期反刍与焦虑、抑郁以及心理压力增加有关。 而一些心理韧性较强的人，则更擅长从负面事件中抽离出来。 他们并不是没有情绪，也不是对所有事情都无所谓，而是能够判断哪些事情值得投入精力，哪些事情应该及时放下。 例如，同样受到领导批评：有人会一整天都在思考对方是不是针对自己，甚至反复设想如何反驳；而另一些人则会快速提取有价值的建议，把无关紧要的部分放到一边，然后继续完成手头工作。 表面上看，后者似乎“不在乎”。实际上，他们只是不愿把有限的注意力消耗在收益极低的事情上。 这是一种重要的认知能力：知道什么值得争，什么不值得；知道什么时候该投入，什么时候该放下。 并不是所有问题都必须立刻解决，也不是所有批评都值得回应。 很多时候，选择不纠缠，本身就是一种成熟的判断。 真正的聪明，是减少不必要的消耗 现代社会推崇忙碌文化，但从认知科学的角度看，大脑并不适合长期超负荷运转。 真正高效的人，更像一位精明的资源管理者，他们会最小化努力、最大化休息、战略性忽视来优化其认知效能。用更少的消耗，获得更好的结果；把有限的认知资源，投入到真正重要的事情上。

一项发表于《JAMA Network Open》的最新研究提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作为精神疾病诊断核心工具的“诊断访谈”，其可靠性可能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么高，而且不同疾病之间差异明显。 精神疾病是如何诊断出来的？ 与高血压可以测血压、糖尿病可以测血糖不同，大多数精神疾病至今仍缺乏明确的实验室检测指标。 因此，临床医生主要依靠诊断访谈（Diagnostic Interview）进行评估。 所谓诊断访谈，是指医生或经过培训的访谈员按照一套标准化问题，与患者进行面对面交流，了解其症状、持续时间、严重程度以及对生活造成的影响，再依据现行诊断标准作出判断。 几十年来，这种方法一直被视为精神疾病诊断和研究的“黄金标准”。 但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精神病学教授劳拉·邓肯（Laura Duncan）指出，诊断访谈虽然是目前最好的工具，却未必是一个足够可靠的工具。 同一个人，两次访谈结果会一致吗？ 研究团队关注的是一个重要指标——重测信度（test-retest reliability）。 简单来说，就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接受同一套诊断访谈时，是否能够得到相同的诊断结果。 如果一种诊断工具足够可靠，那么两次评估的结果应该高度一致；如果一致性较低，则意味着诊断结果可能受到访谈过程、提问方式、患者状态变化等因素影响。 研究人员系统梳理了2024年2月至2025年9月期间发表的相关研究，并汇总分析了各种精神疾病诊断访谈的重测信度数据。 他们采用了一项常见统计指标——科恩卡帕系数（Cohen's Kappa）。 这一指标能够排除“碰巧一致”的情况，更准确地衡量两次评估结果的一致程度。卡帕值越高，说明诊断结果越稳定；越低，则说明结果波动越大。 物质滥用障碍的诊断最稳定 研究发现，不同精神疾病的诊断可靠性存在明显差异。 总体而言，物质使用障碍（Substance Use Disorder）的诊断可靠性最高，其中阿片类药物使用障碍表现尤其突出。 这类疾病往往依赖较为客观的行为指标。例如，一个人一周喝多少酒、是否频繁使用某种药物、是否出现戒断反应等，都相对容易记录和核实。 相比之下，抑郁、焦虑等疾病更多依赖患者对内心体验的描述。 例如，“最近两周有多少天感到情绪低落”“焦虑程度达到什么水平”等问题，本身就带有较强的主观性，不同时间、不同情境下的回答可能并不完全一致。 不同访谈方式，结果可能不同 不过，这项研究也引发了学界争议。 哥伦比亚大学精神病学教授、精神疾病诊断访谈工具SCID的主要编制者迈克尔·弗斯特（Michael First）认为，研究虽然指出了诊断可靠性的差异，但没有充分区分不同访谈工具之间的差别。 研究涉及的工具包括： 《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结构式临床访谈（SCID）； 简易国际神经精神访谈量表（MINI）； 创伤后应激障碍临床访谈量表（CAPS）等。 弗斯特认为，更重要的问题是：究竟哪些工具更可靠？ 如果无法回答这个问题，那么研究对临床实践的指导意义会受到限制。 全结构化访谈与半结构化访谈 争议的核心之一，在于研究将两种不同访谈模式放在一起分析。 第一种是全结构化访谈（fully structured interview）。 这种访谈要求访谈员严格按照预设问题逐项提问，不允许临时调整内容，也不能根据回答追问。 即使受访者前后说法不一致，访谈员通常也不能主动质疑或澄清。 它的优点是标准化程度高，不同访谈员之间差异较小，因此更容易获得一致结果。这类工具常用于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 第二种是半结构化访谈（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这种方式主要供专业临床医生使用。医生除了按照标准问题提问外，还可以根据患者情况进一步追问、核实和澄清信息。 这种灵活性有助于提高诊断准确性，但也可能导致不同访谈之间出现更多差异，从而降低重测一致性。 换句话说，前一种工具可能看起来“更稳定”，却未必“更准确”；后一种工具可能结果波动更大，却能更深入地了解患者真实状况。 该研究未区分“全结构化”与“半结构化”访谈，存在不足。 精神疾病诊断还缺少“验血指标” 即便是SCID的设计者弗斯特本人，也并不认为结构式访谈是理想方案。 他表示，几十年来，精神医学界一直期待能够像其他医学专科一样，通过客观生物指标来辅助甚至完成诊断。 例如，通过血液检测、脑影像学检查或遗传学标志物，判断一个人是否患有某种精神疾病。 然而，这一期待至今仍未实现。 正如弗斯特所说： “这个愿景，我们已经期盼了整整50年。” 或许该放弃“有病或没病”的二分法 除了寻找更客观的检测手段，本研究作者还提出了另一种思路。 她认为，未来精神健康评估或许不应局限于“患病”与“未患病”的二元分类。 现实中的心理问题往往并非泾渭分明。很多人的症状介于健康与疾病之间，严重程度也会随着时间不断变化。 因此，与其简单地给出一个“有”或“没有”的诊断标签，不如从症状的连续谱系出发，评估个体当前所处的位置以及受到影响的程度。 事实上，这种“谱系化”（spectrum）思维已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精神医学研究之中。 这项新研究并不意味着精神疾病诊断失去了价值。相反，它提醒我们：当前的诊断工具仍有局限，诊断结果并非绝对客观的“标准答案”。 对于患者而言，诊断应被看作理解自身问题和制定治疗方案的起点，而不是一个永远固定不变的标签。随着研究不断推进，未来的精神疾病评估方式，或许会比今天更加精准，也更加贴近人类心理活动本身的复杂性。

社交媒体已经成为许多人了解心理健康的重要渠道。 越来越多人会在TikTok、Reddit、YouTube等平台上搜索心理学知识、分享自身经历，甚至尝试理解自己“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而一项来自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的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上的心理健康讨论，正在发生明显转向。过去，人们最关注的是抑郁症、焦虑症等情绪障碍；如今，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与自闭症，正在逐渐成为新的讨论核心。 从“抑郁焦虑”到“神经多样性” 近年来，“神经多样性”（neurodiversity）逐渐成为网络上的热门概念。 这一概念认为，一些神经发育差异——例如 ADHD、自闭症、阅读障碍、妥瑞氏综合征等——不一定是传统意义上的“疾病”或“缺陷”，也可能代表不同于主流的认知与行为方式。 在社交媒体推动下，这类话题迅速扩散。例如，仅在 TikTok 上，#ADHD 相关内容的播放量就已超过500亿次。 为了研究这种变化，墨尔本大学研究团队分析了 Reddit 上14个主要心理健康社区在2015年至2022年间的1400万条帖子与评论。这些社区涵盖了抑郁症、焦虑症、创伤相关问题，以及 ADHD、自闭症等神经多样性话题。 研究发现，2015年时，抑郁与焦虑相关社区仍是整个心理健康讨论网络的“中心”。大量用户会同时活跃于焦虑、抑郁、睡眠问题、自我伤害等多个社区，这些情绪障碍相关内容构成了当时最核心的讨论结构。 但到了2022年，情况已经明显改变。ADHD 与自闭症相关社区迅速崛起，成为最活跃、最突出的板块，逐渐取代了抑郁与焦虑的位置。 研究者认为，这意味着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用“神经多样性”的框架，来解释自己的心理状态与生活困难。 ADHD 与自闭症社区正在“融合” 研究还发现，ADHD 与自闭症社区之间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 随着时间推移，这两个社区的用户群体开始高度重叠，讨论内容也越来越相似。过去，人们对 ADHD 与自闭症的理解，往往局限于儿童阶段，或者停留在一些典型刻板印象上。但如今，社交媒体上的讨论重点，越来越聚焦成年人的长期生活体验。 许多人会讨论成年后难以获得正式诊断、长期人际关系困难、工作与学习中的执行功能问题，以及长期感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等经历。 其中，“执行功能”指的是大脑进行计划、组织、时间管理、自我控制与持续专注的一组能力。很多 ADHD 用户会反复提到：“明明知道该做什么，却始终无法开始”“越重要的事情越容易拖延”“时间总在失控”。 研究者认为，这种社区融合现象，说明社交媒体正在重新塑造人们理解心理健康问题的方式。越来越多人开始用 ADHD 或自闭症的框架，来解释自己的情绪、人际关系与生活困难。 社交媒体的“双刃剑”效应 研究同时指出，社交媒体对心理健康传播既有积极意义，也存在明显风险。 积极的一面在于，它降低了心理健康讨论的门槛。过去，许多人可能无法理解自己的状态，也缺乏表达心理困扰的语言。而社交媒体上的经验分享与科普内容，让更多人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别人也会这样”“原来这可能不仅仅是自己太懒、太差劲”。 这种公开讨论，也有助于减少心理疾病的污名化，并推动更多人主动寻求帮助。 但问题在于，社交媒体上的错误信息同样大量存在。一些研究发现，TikTok 上播放量最高的 ADHD 热门视频中，相当一部分内容存在误导，包括夸大症状、错误归因，甚至把普通性格特征包装成 ADHD 表现。 研究者担心，这会导致“自我诊断泛化”。 例如，有人会把普通的注意力不集中理解为 ADHD，把情绪低落与社交焦虑误认为自闭症，或者把长期压力、失眠、创伤导致的认知问题，错误归因为神经发育障碍。 这种误判，可能让人们追求错误的诊断方向，延误真正需要的帮助。 研究还提到，社交媒体可能出现某种“症状传播”现象。例如，部分抽动行为、饮食失调症状，会因为反复观看与模仿，在青少年群体中出现扩散趋势。 这并不意味着相关症状是“假装”的，而是说明：人的行为与心理状态，本身就容易受到社会环境影响。 为什么这项研究值得关注？ 研究者也强调，Reddit 用户并不能代表所有人。 这个平台整体更偏年轻化，男性比例更高，用户通常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也相对较高。因此，这项研究并不能直接等同于“整个社会”的变化。 但即便如此，它仍然清晰反映出一个重要趋势：ADHD 与自闭症，正在成为社交媒体时代解释心理困扰的一种“流行框架”。 这种变化，一方面帮助了许多长期未被识别、未获得支持的人；但另一方面，也可能让抑郁、焦虑、创伤等其他问题，被重新包装甚至被忽视。 而对于普通人来说，比起急于给自己贴上某种标签，更重要的或许是：真正理解自己的困难来自哪里，以及什么样的帮助，才真正适合自己。

2023年，全球约有11.7亿人正受到精神障碍的影响，相当于每7个人中就有1人患病。 这一数据来自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最新发表的研究《1990—2023年全球精神障碍患病率与疾病负担最新变化：2023全球疾病负担系统性分析》。研究由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精神障碍协作组完成，汇总了204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是目前关于全球精神健康状况最全面的分析之一。 覆盖204个国家，纳入12类精神障碍 研究分析了1990年至2023年间全球精神健康数据，涵盖204个国家和地区，共纳入12类精神障碍，包括焦虑障碍、抑郁症、恶劣心境障碍（持续性抑郁障碍）、双相情感障碍、精神分裂症、孤独症谱系障碍、品行障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神经性厌食症、神经性贪食症以及特发性发育性智力障碍等。 研究团队利用统一的统计模型，对不同国家、年龄和性别群体的精神障碍情况进行了估算，从而比较全球精神健康负担的变化趋势。 全球约11.7亿人受到精神障碍影响 研究估计，2023年全球共有约11.7亿精神障碍患者，其中女性约6.2亿人，男性约5.5亿人。 在所有精神障碍中，焦虑障碍最为常见，患病率约为6%；抑郁症位居第二，患病率约为3%。 不过，患病人数只是问题的一部分。 研究显示，精神障碍在2023年共造成约1.71亿个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DALYs）的健康损失。所谓“伤残调整生命年”，可以简单理解为因疾病导致的健康寿命损失，包括过早死亡造成的寿命损失，以及带病生存带来的功能受损。 按照这一指标计算，精神障碍已经成为全球第五大疾病负担来源，占全部疾病负担的6.1%。 如果只统计疾病导致的长期功能受损，而不考虑死亡因素，精神障碍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致残原因，占全球全部伤残生存年的17.3%。 这意味着，精神障碍虽然不像心血管疾病或癌症那样直接导致大量死亡，但它们对学习、工作、人际关系和日常生活造成的长期影响极其巨大。 1990年以来，患者人数几乎翻倍 研究发现，1990年全球精神障碍患者约为5.99亿人，而到2023年已增至11.7亿人，增长幅度达到95.5%。 研究人员指出，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全球人口持续增加以及人口结构变化。若采用年龄标准化指标进行比较，1990年至2023年间全球精神障碍患病率上升约24.2%，说明人群整体患病风险也在持续上升。 青少年是疾病负担最重的人群 研究显示，15至19岁青少年是精神障碍疾病负担最高的年龄群体。 这与近年来许多国家的观察结果相一致。青春期是情绪障碍、焦虑障碍以及部分严重精神疾病开始显现的重要阶段，而学业压力、社会竞争、家庭关系和数字媒体环境等因素，都可能影响这一时期的心理健康。 研究同时发现，女性总体疾病负担高于男性，这种差异在焦虑障碍和抑郁症中尤为明显。 不同国家之间差异显著 研究显示，各国精神障碍负担存在明显差异。 按照疾病负担率（DALY rate）计算，荷兰位居全球最高，而越南则处于最低水平。疾病负担率指每10万人因某种疾病损失的健康寿命年数，是衡量疾病对社会总体影响的重要指标。 研究人员提醒，这种差异并不一定意味着某些国家的人“更容易生病”，还可能受到医疗资源、诊断体系、疾病识别能力、社会文化环境以及数据质量等因素影响。 因此，国家间比较更适合作为公共卫生参考，而不应简单理解为不同国家居民心理健康状况的直接排名。 精神健康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核心议题 在1990年的全球疾病负担排名中，精神障碍仅位列第12位。到2023年，它已经上升至第5位，并成为全球第一大致残原因。 研究作者指出，全球精神障碍负担仍在持续增长，各国都需要加强精神疾病的预防、早期识别和治疗服务，特别是关注青少年等高风险群体。 当全球约七分之一人口受到精神障碍影响时，精神健康已经不只是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教育、就业、社会发展和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议题。 参考文献 GBD 2023 Mental Disorders Collaborators. Updated trends in the global prevalence and burden of mental disorders, 1990–2023: a systematic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23. The Lancet, 2026, 407(10543): 2040–2064. DOI: 10.1016/S0140-6736(26)00519-2.

心理学研究发现，一些常被视为“高冷”“不合群”的行为，其实与较高认知能力存在一定关联。 其中，最常见的包括以下三种。 一、偏爱独处，对高频社交兴趣较低 2016年发表于《英国心理学杂志》的一项研究，分析了15197名18至28岁成年人的数据。结果发现，对大多数人而言，和朋友频繁接触通常会提升幸福感；但在高智商人群中，这种关系却明显减弱，甚至出现反向趋势——社交越频繁，幸福感反而越低。 研究者提出了“幸福的草原理论”（Savanna Theory）来解释这一现象。 这一理论认为，人类的大脑仍部分保留着远古小型部落时期形成的心理机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维持紧密社交关系有助于获得安全感与支持感，因此社交通常能带来积极体验。 但高智商者往往更擅长处理新环境与复杂问题，他们对社交支持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也更容易从长期目标、个人兴趣或认知活动中获得满足感。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高认知能力者会主动减少低价值社交，把更多时间投入阅读、研究、创作或独立思考。 从神经科学角度来看，这种倾向也有一定依据。 人在独处时，大脑中的“默认模式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会更加活跃。该网络与自我反思、未来规划、记忆整合以及创造性联想有关。研究发现，高度专注于内部思维的人，更容易在独处环境中进入深度思考状态。 因此，独处对部分人而言并非“社交失败”，而是一种更适合认知活动的环境。 二、容易走神，但创造性更强 “走神”长期被视为注意力不足的表现，但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它并不只是低效或懒散。 心理学通常将走神定义为：注意力从当前任务，转向内部自发思维活动。 研究发现，走神与创造力、问题解决能力以及工作记忆存在一定关联。 其中一个重要概念叫“酝酿效应”（Incubation Effect）。它指的是：当人暂时停止主动思考某个问题后，大脑仍会在潜意识层面继续加工信息，并最终突然产生解决方案。 因此，人们经常会在洗澡、散步、发呆时突然“灵光一闪”。 2025年发表于《科学报告》的一项研究进一步指出，适度走神有助于提升创造性问题解决能力，因为它能够促进不同信息之间的远距离联想。 此外，2020年《心理科学通报与评论》的研究发现，认知能力较高的人更容易出现走神现象。 研究者认为，高认知能力者通常拥有更大的工作记忆容量。当当前任务较简单、无法完全占用认知资源时，大脑会自动将剩余资源转移到其他内部思考活动中。 换句话说，有些人看似在发呆，大脑实际上可能仍在高速运转。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走神一定是好事。如果已经严重影响学习、工作或日常功能，仍需注意是否存在注意力问题。但研究至少说明：走神并不等同于“大脑空白”。 三、不喜欢闲聊，更偏爱深度交流 心理学研究发现，高认知能力者通常更偏好“高信息密度”的交流方式。 2010年发表在《心理科学》上的一项研究曾对参与者的日常对话进行记录与分析。结果发现，幸福感较高的人，通常拥有更多“实质性对话”（substantive conversations），而不仅仅是闲聊。 虽然研究并未直接等同于“高智商”，但后续研究发现，高认知能力者普遍更倾向于深度交流，而对重复、低信息量的寒暄兴趣较低。 原因与认知特点有关。 闲聊通常围绕固定主题展开，例如天气、交通、日常安排等。这类对话模式可预测性较高，认知刺激较弱。 而高认知能力者的大脑，对复杂信息、新观点以及抽象问题往往更敏感，也更容易从中获得兴趣与满足感。因此，他们会更偏好讨论心理、人性、历史、科学、社会规律等需要持续思考的话题。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人平时显得沉默寡言，但一旦遇到真正感兴趣的话题，就会突然变得非常健谈。 从心理机制来看，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清高”或“社交障碍”，而更像是大脑对信息质量的偏好差异。 这些习惯并不等于“高智商”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研究都只能说明相关性，而非因果关系。 喜欢独处、不爱闲聊、容易走神，并不能直接证明一个人智商更高；同样，高智商者也并不一定都会表现出这些特征。 人格类型、成长环境、职业特点，都会影响一个人的行为模式。 不过，这些研究确实提醒我们：一些被简单贴上“不合群”标签的行为，背后未必是冷漠、傲慢或社交能力差，也可能只是不同认知风格的体现。

创伤，堪称近十年的年度热词、“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标志”，也是许多人理解人生与自我的关键词。 可创伤究竟是什么？尽管它占据着文化焦点，含义却从未如此模糊。 “Trauma”一词源自古希腊语，本义是“伤口”。据《牛津英语词典》记载，它最早用于指代外部身体损伤，这种用法可追溯至1684年。 到了19世纪末，“创伤”衍生出第二层含义：心理损伤。例如，1894年，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 William James 提出“永久性心理创伤”这一概念，并将其比作“精神上的荆棘”。 20世纪70年代，“创伤”又出现了第三层引申义：泛指痛苦经历或负面事件。就像“精神分裂症”“癔症”等词最初是临床诊断术语，后来逐渐发展出更宽泛的日常含义一样，“创伤”的词义也在不断扩展，并逐渐成为一种文化隐喻。 心理学与精神病学中的“创伤” 在心理健康领域，“创伤”的定义也经历了多次变化。 1952年，第一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中，“创伤”仍然只指身体损伤。 直到1980年的DSM-III，才首次纳入“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正式确立了创伤的心理层面定义。 DSM-III对创伤事件的标准相当严格：事件必须“超出一般人的常规生活经验范围”，并且“几乎会让所有人产生强烈痛苦”。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痛苦经历都能被称为创伤。 但在后续版本中，这一标准逐渐放宽。间接目睹的事件也被纳入范畴，定义重点也从“事件本身是否足够严重”，逐渐转向“事件带来的主观痛苦”。 于是，越来越多经历被归为创伤。而创伤这一概念本身，也因此带有一种天然的模糊性：它既指代有害事件本身，比如将灾难称为“创伤”；也指代事件造成的心理后果，比如“遭受了心理创伤”。换句话说，“创伤”同时涵盖了客观事件与主观感受、原因与结果，其边界并不清晰。 创伤的词义为何越来越宽泛 DSM对创伤定义的放宽，是一种典型的“概念泛化”现象——也就是与伤害相关的概念，其含义随着时间逐渐扩大。 大量历史文本研究发现：从1970年代到2010年代末，“创伤”一词无论是在新闻、小说等大众文本中，还是在学术文章中，使用场景都越来越广泛。 如今，“创伤”甚至会被用于描述情绪强度并不高的场景。这个词原本沉重的意味，也逐渐被日常化了。 而推动这种泛化的重要原因，恰恰是“创伤”在文化中的影响力不断提升。 如今，书籍中提及“创伤”的频率，大约是半个世纪前的6倍；在心理学学术文章中，更是达到25倍。谈论创伤越多，它的含义也就越广。 从临床概念到大众语言 公众显然接受了“创伤”这个词，并不断拓展它的用法。临床心理学与精神病学对“创伤”的定义，其实远比日常语言中的使用严格得多。现在，人们常把创伤分为两类： 所谓“大T创伤”（big-T trauma），是符合临床标准的重大创伤事件，比如致命车祸、严重暴力、亲人突然去世等； 而“小t创伤”（small-t trauma），则指日常生活中的负面经历。在日常语境中，人们甚至会把恶劣居住环境、街头骚扰等普通逆境，也归为创伤。 社交媒体进一步放大了这种泛化趋势。在 TikTok 上，人们常会把一些微小尴尬称作“创伤”：比如坐到融化的巧克力上；又或者小时候打开饼干盒，却发现里面装的是针线包，于是调侃“这就是童年创伤”。 一项爱尔兰研究发现，人们对这种现象其实抱有矛盾态度：一方面欢迎“创伤”去污名化，另一方面又担心它被淡化、滥用。 创伤泛化：利弊并存 这种矛盾背后，其实反映了人们对于“创伤泛化”的争议。 * 首先，泛化可能会加剧痛苦。 研究发现，更认同宽泛创伤定义的人，在观看负面视频后，更容易产生强烈痛苦和侵入性想法。 原因可能在于：当人们把某件事定义为“创伤”时，也往往默认这种伤害是永久、深刻、难以磨灭的，甚至会影响人的整个自我认同。 英国作家 Will Self 就曾写道：创伤逐渐变成一种认知——某些经历会给人留下永久性伤害，让人终生背负伤口，甚至在无意识中持续受其影响。 * 其次，过度泛化会让“创伤”失去辨识度。 如果所有逆境都叫创伤，所有痛苦都源于创伤，那么这个词本身就会逐渐失去区分不同严重程度的能力。 事实上，仅澳大利亚就有四分之三成年人经历过重大创伤事件，本就无需再用大量日常小事去稀释这一概念的严重性。 * 最后，泛化也容易让人陷入一种简单化的“创伤决定论”。 如今有一种流行说法：不要问“这个人有什么问题”，而要问“这个人经历了什么”。 这种视角当然有其积极意义，但如果进一步演变成“所有心理问题都源于过去创伤”，就未免过于简单了。 研究显示，真正会发展为PTSD的人，只占经历过临床标准创伤事件者中的一小部分。人的心理健康同时受到生理、人格、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等多重因素影响，并不是单靠“创伤”一个变量就能解释。

为什么有人会对儿童实施性虐待？ 这是犯罪学、心理学等领域长期试图回答的问题。过去，人们常把这类行为归因为“精神异常”“童年创伤”或“酒精药物影响”。但越来越多研究开始意识到，仅仅关注施暴者“出了什么问题”并不够，还需要进一步理解：他们究竟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行为的？ 近期一项综述研究分析了全球39项相关研究中、近7000名成年男性儿童性虐待施暴者的自述内容。这被认为是目前已知规模最大的相关话语分析研究之一。 研究对象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挪威、新西兰、巴西、马拉维等。研究者并不是为了“同情”施暴者，而是希望通过分析他们反复出现的思维模式，寻找预防儿童性虐待的线索。 结果发现，许多施暴者并不认为自己是在“主动伤害儿童”。相反，他们往往拥有一整套为自身行为辩护、减轻责任的解释体系。 “她是自愿的”：最常见的自我辩解 研究中最常出现的一类说法，是施暴者声称儿童“愿意参与”。 很多施暴者会把孩子描述为“主动”“配合”，甚至把儿童的依赖、亲近、没有明显反抗，解释为“同意”。 但研究者强调，儿童根本不具备与成年人发生性关系的有效同意能力。 这一点不仅是法律原则，也是发展心理学中的基本共识。儿童缺乏成熟的风险判断能力，也无法与成年人形成真正平等的权力关系。因此，“儿童同意”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命题。 研究者指出，施暴者之所以不断强调“自愿”，并不意味着事实如此，而更像是一种心理上的“合理化”——当人的行为与自己的道德观发生冲突时，会倾向于为自己寻找解释，以减轻内心的不适感。 在这类案件中，“她没拒绝”“她愿意”“她喜欢我”等说法，本质上都属于这种自我开脱机制。 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施暴者甚至会把儿童描述成“诱惑者”，仿佛自己才是被动的一方。研究者指出，这种逻辑与针对成年女性性暴力中的“受害者有错论”高度相似。 一些施暴行为，与“报复”有关 研究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发现，是部分施暴者会把虐待行为描述成一种“报复”。 而报复对象，往往并不是儿童本身，而是孩子的母亲、继母，或自己的伴侣。 一些施暴者会因为伴侣“不顺从”“拒绝性生活”“没有满足自己的期待”，产生强烈愤怒，随后将这种情绪转移到儿童身上。在某些案例中，儿童被当成了施暴者发泄控制欲与敌意的工具。 研究者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说明：儿童性虐待并不总是单纯的“性偏好异常”问题，它还可能与权力关系、控制欲以及对女性的敌意有关。 这与家庭暴力研究中的某些模式非常相似——施暴者有时并不只是想伤害伴侣本人，也会通过伤害伴侣最在意的人，达到控制与惩罚的目的。 施暴者反复强调“顺从” 研究还发现，“顺从”是施暴者话语中反复出现的关键词。 一些施暴者会抱怨儿童“不够乖”“不够听话”“不像理想中的女孩”。而他们对于成年女性伴侣，也常持有类似期待：希望对方在情感、家务与性关系中完全服从自己。 研究者认为，这背后反映出一种明显的“性权利意识”（sexual entitlement）。 所谓“性权利意识”，是指一个人认为：自己天然“应该”获得性满足；如果别人拒绝自己，就是不公平、挑衅甚至羞辱。 过去关于性暴力与亲密关系暴力的研究中，也经常发现类似现象：施暴者会把女性视为满足自身需求的对象，而不是拥有独立意愿的人。 而在本次研究中，一些施暴者甚至会模糊“成年女性”与“女童”的界限，把她们都视为自己可以支配的从属者。 研究者指出，这意味着儿童性虐待并不总是孤立的“变态个体”问题，它有时也与更广泛的性别权力观念有关。 其他常见借口 除了“受害者自愿”之外，施暴者还会使用其他理由为自己开脱。 例如，有人将行为归咎于酒精、药物或童年受虐经历；有人声称自己是在“寻求刺激”；还有人荒谬地宣称，自己是在“教育”孩子，甚至“爱”孩子。 研究者指出，这些说法虽然形式不同，但本质上都在回避同一个事实：成年人对儿童实施性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压迫与伤害。 被掩盖的深层问题 研究指出，过去一些研究会将此类犯罪笼统归因为“婚姻冲突”或“家庭不和”，但这种说法有时会掩盖更深层的问题。 因为在大量施暴者供述中，研究者反复看到的是： * 对成年女性的强烈愤怒与报复心理； * 认为男性天然拥有获取性满足的权利； * 将女性与儿童都视为应当服从自己的对象。 也就是说，问题并不只是“家庭关系出了问题”，而是部分施暴者本身就相信：自己有权支配别人，也有权因为不满而惩罚别人。 研究因此特别强调，“强奸迷思”不仅与针对成年女性的性暴力有关，也与儿童性虐待密切相关。 所谓“强奸迷思”，包括： “受害者其实愿意” “没有激烈反抗就不算强迫” “男性很难控制性冲动” “女性或儿童是在诱惑男性” 这些观念看似只是偏见，但研究显示，它们确实可能成为施暴者合理化自身行为的重要工具。 研究者的呼吁 基于这些发现，研究者认为，儿童性虐待的预防不能只依赖司法与刑罚。它同样涉及： 对厌女情绪的识别与干预； 对“男性天然拥有性权利”等观念的反思； 对“同意”“边界”与权力关系的公共教育； 性别平等教育与家庭暴力干预。 研究者认为，减少针对成年女性的性暴力，与减少儿童性虐待，可能并不是彼此独立的问题。 全文链接：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5564886.2026.2615842#abstract

如果一个人突然变得情绪波动大、容易烦躁、爱冒险、沉默疏离、难以沟通，很多人可能会担心他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但从发展心理学角度看，这些变化其实是青春期的典型特征。 研究发现，青春期不仅是身体快速发育的阶段，也是大脑重新调整的重要时期。青少年的情绪系统会变得更加活跃，而负责冲动控制与风险判断的脑区，则仍在持续发育。这也是为什么，青春期孩子往往更敏感、更冲动，也更在意同伴评价。 对于父母来说，青春期常常令人困惑。很多人会感到被排斥、无力，甚至怀疑亲子关系是不是出了问题。但心理学家认为，青春期并不是单纯需要“管教”的阶段，而是个体逐渐形成自我认知、情绪能力与独立人格的重要时期。 美国佐治亚大学发展科学中心主任阿萨夫·奥什里（Assaf Oshri）认为，在青春期，父母最重要的能力之一，是理解并回应青少年的情绪，而不是急于控制或评判。 他将支持青少年成长的重要方式，总结为五个“B”。 1 Be the Benchmark——做好榜样 心理学中的“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人类很多行为来自观察与模仿。 对于青少年来说，父母本身就是最重要的观察对象。他们会观察父母如何处理压力、冲突与情绪，也会留意父母是否愿意承认错误。 研究发现，父母的情绪调节方式，会显著影响孩子未来的情绪管理能力。 因此，“做好榜样”并不意味着父母必须完美，而是让孩子看到：成年人也会犯错，但可以学习如何调整自己。 2 Be the Bedrock——筑牢根基 青春期孩子虽然强调独立，但依然需要稳定的边界感。 心理学研究发现，相比完全放任或高压控制，“有规则、也有支持”的教养方式，更有利于青少年发展。 这种“根基”不仅包括规则与界限，也包括睡眠、运动、规律作息等基础生活结构。 研究显示，长期睡眠不足与青少年的焦虑、抑郁和情绪问题存在明显关联。 很多时候，稳定的生活结构，本身就是一种重要保护因素。 3 Brainstorm With Them——共同探讨 青春期是独立思考能力迅速发展的阶段。 很多父母在孩子犯错后，会立刻批评或说教。但研究发现，当青少年感受到羞辱或强烈批评时，大脑更容易进入防御状态，反而不利于反思。 相比之下，开放式沟通通常更有效。 例如，与其问“你为什么这样做”，不如问：“你怎么看这件事？”“如果重新来一次，你会怎么处理？” 这种方式能够帮助青少年逐渐建立自己的判断能力。 4 Build the Bond——维系联结 大量研究表明，稳定的亲子关系，是青春期最重要的心理保护因素之一。 很多青春期孩子表面上显得冷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需要情感支持。 心理学研究发现，那些能够维持良好亲子关系的家庭，通常有一个共同特点：父母会先回应情绪，再讨论问题。 例如，当孩子说“我考试没考好”时，比起立刻批评，“你现在应该挺难受吧”往往更容易打开沟通。 这种情绪上的安全感，会直接影响青少年的自尊、情绪稳定与压力恢复能力。 5 Believe in Them——给予信任 青春期也是自我认同形成的重要阶段。 研究发现，长期处于高批评环境中的青少年，更容易出现低自尊与自我怀疑；而那些感受到父母信任的孩子，则更容易形成积极的自我认知。 这种信任，不应只建立在成绩或表现之上。 真正重要的信息是：“即使你会犯错，我依然相信你有成长能力。” 很多人后来之所以能够相信自己，并不是因为他们从未失败，而是因为曾有人先相信了他们。 青春期并不是“问题时期” 从心理学角度看，青春期并不是危险时期，而是人格与情绪能力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 父母无法替孩子完成成长，但稳定的支持、清晰的边界、持续的联结与信任，都会成为青少年重要的心理资源。

很多人认为，顶级运动员之所以厉害，主要是因为他们反应更快、动作更敏捷。尤其是在击剑、乒乓球、网球这类高速对抗运动中，胜负往往发生在几百毫秒之间。 但越来越多研究发现，真正区分普通运动员与精英运动员的，可能并不仅仅是“速度”。还有他们“看”的方式。 发表于 Cortex 的一项研究发现，国家级击剑运动员在成功进攻之前，往往会出现一种特殊的视觉状态：他们会在动作启动前，将目光稳定地锁定在目标上更长时间。 这种现象，被称为“静眼效应”（Quiet Eye）。 什么是“静眼效应”？ “静眼效应”并不是指眼睛完全不动。 它指的是：人在执行关键动作之前，会将目光稳定地聚焦在某个目标上，并维持一段短暂但持续的注视。 这一理论由加拿大运动科学家 Joan Vickers 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 她在研究篮球罚球时发现，专业运动员在投篮动作开始前，对篮筐的最后一次注视时间，明显长于普通运动员。 后来，她将“静眼”定义为： 动作开始前，视线最后一次稳定注视某个目标，视角变化不超过3度，并持续至少100毫秒。 100毫秒虽然只有十分之一秒，但在高速运动中，已经足以影响动作质量。 过去，“静眼效应”主要出现在高尔夫推杆、篮球罚球、射箭等“自定步调运动”（self-paced sports）的研究中。这类项目由运动员自己决定动作开始的时机，因此更容易观察视觉注意与动作执行之间的关系。 而最新研究则表明，即便是在击剑这种节奏极快、信息持续变化的对抗性运动中，“静眼效应”依然存在。 击剑高手，在“看”什么？ 研究团队利用眼动追踪技术，对匈牙利国家级击剑运动员进行了测试。结果发现，在成功的进攻之前，运动员会更长时间地稳定注视目标；而在失败的进攻之前，这种最终注视通常更短。 真正优秀的选手，并不是一直快速扫视环境，而是在关键时刻，能够把注意力稳定地集中在最重要的位置。 研究还发现，击剑运动中的进攻与防守，存在明显不同的视觉模式。 在防守时，视线往往更加分散。运动员需要不断观察对手剑尖的位置、身体重心的变化、步伐移动以及手臂动作，因此眼球会频繁在不同目标之间快速跳转。这种快速眼动，在神经科学中被称为“扫视运动”（saccades）。 而在真正发动进攻之前，顶尖运动员的视觉行为则会明显收缩。他们不再持续搜索环境信息，而是将目光集中在一个关键区域，并维持相对稳定的注视。 研究者认为，这种稳定凝视可能帮助大脑过滤无关信息，提高注意力集中程度，并更有效地完成动作规划与执行。 为什么要“盯住目标”？ 直觉上，人们会认为高速运动需要同时关注大量信息，因此视线应该越活跃越好。 但神经科学研究发现，人脑的信息处理能力其实相当有限。当视觉输入过多时，大脑更容易出现判断迟缓、动作犹豫以及决策冲突等问题。 尤其是在高压环境下，人会更容易被无关刺激干扰。 而“静眼效应”的核心，恰恰在于通过稳定凝视减少认知负荷，让大脑能够把资源集中在最关键的信息上。 从神经机制来看，这可能与大脑中的“背侧注意网络”（dorsal attention network）有关。 所谓背侧注意网络，是大脑中负责主动分配注意力的重要系统，主要涉及额叶中的“额眼区”（frontal eye fields）以及顶叶相关区域。这一网络负责协调视觉注意、眼球运动、动作规划以及身体执行之间的关系。 简单来说，它像是一座桥梁，将“看到目标”与“完成动作”连接起来。 当运动员稳定注视目标时，大脑更容易将视觉信息直接转化为精确动作，从而提高动作执行效率。 顶级运动员的共性 类似现象，其实在许多运动项目中都曾被观察到。 例如，网球名将 Roger Federer 就因出色的“盯球能力”而闻名。许多分析指出，在击球以及网球落地反弹的瞬间，他都会持续保持头部与目光稳定追踪球体。 这种能力看似简单，但实际上极难。 普通人在高速运动中，很容易提前移开视线，或者因为环境变化而分散注意力。而顶尖运动员则能够在关键瞬间维持视觉稳定。 研究团队此前在乒乓球运动员身上，也观察到了类似现象：优秀运动员往往会持续注视球台或对手身体的某个小区域，而不是不断来回扫视。 “静眼效应”并不只属于体育 如今，这一理论甚至已经被应用于外科医学培训。 研究发现，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在进行微创手术时，视觉模式与新手存在明显差异。专家的目光通常更加稳定、集中，而新手则更容易频繁扫视、反复寻找信息。 这意味着，“如何看”本身就是一种可以训练的技能。 除了体育竞技之外，驾驶、飞行、应急操作等高压任务，同样高度依赖视觉注意力的控制能力。 例如在复杂道路驾驶中，经验丰富的司机通常不会不停地四处张望，而是会提前稳定关注前车轨迹、潜在危险区域以及车辆行进方向。这种视觉稳定性，会直接影响后续反应效率。 仍有许多问题没有答案 研究人员也强调，目前相关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 首先，击剑与乒乓球研究的样本量仍然较小；其次，“静眼时间更长”并不意味着绝对优势，而只是统计上的倾向。 此外，人类显然不能只依靠中央凝视完成复杂运动。 很多运动员还高度依赖“周边视觉”（peripheral vision）。例如足球、棒球运动员，即使不转头，也能够感知场上的整体局势变化。 因此，未来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是： 高度聚焦的“静眼”，究竟如何与全局态势感知同时共存？ 换句话说，人类到底是如何做到既高度专注，又不遗漏周围环境信息的？ 这个问题，或许仍是竞技神经科学中最值得继续探索的方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