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棱镜 - 节目列表

明明已经付出了很多，却总觉得做得还不够；每当想表达不满，对方总能让自己产生愧疚感；甚至连坚持自己的需求，都会担心被认为自私。久而久之，一个人可能越来越不敢拒绝对方，也越来越难相信自己的判断。 心理学将这种现象称为“操控”（manipulation）。近期，康涅狄格大学研究者梅雷迪思·特纳（Meredith M. Turner）发表在《人格与个体差异》上的一项研究，对操控行为与亲密关系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梳理，并试图回答一个问题：当一方习惯通过操控来影响伴侣时，这段关系最终会受到怎样的影响？ 什么是操控？ 在人际关系中，操控通常指通过隐蔽的方式影响他人的想法、情绪或行为，从而实现自己的目的。 与直接表达需求不同，操控往往借助愧疚、恐惧、不安等情绪压力，让对方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例如，有人会不断暗示伴侣“不够体贴”“不够付出”，有人会通过冷漠、指责或情绪施压迫使对方让步，也有人会利用对方害怕失去关系的心理获得控制权。 研究者指出，这类行为常与习惯性说谎、情感虐待倾向以及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ism）等人格特征相关。 马基雅维利主义又被称为“权术人格”，是人格心理学中的一个概念。具有这种特质的人更关注自身利益，倾向于把人际关系视为实现目标的工具，习惯通过影响和利用他人来达到目的。 一项关于操控与亲密关系的系统研究 尽管操控行为在人际关系中并不少见，但过去相关研究较为分散，不同研究关注的内容也不尽相同。 为了更系统地了解操控行为对亲密关系的影响，特纳对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研究团队从近6500篇文献中筛选出16项符合标准的研究，分析操控特质、操控行为与亲密关系质量之间的关系。 结果显示，无论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这样的操控性人格特质，还是具体的情感操控行为，都与较差的关系质量显著相关。 研究还发现，这种影响并不会因为年龄、性别或关系类型的不同而发生明显变化。换句话说，操控行为对亲密关系的伤害具有相当广泛的普遍性。 操控为什么会毁掉感情？ 研究者认为，健康关系的维系依赖于信任、尊重和互惠，而操控本质上是一种以控制他人为目标的行为。 短期来看，操控或许能够让一个人获得自己想要的结果。但长期来看，被操控的一方会逐渐失去安全感，并开始怀疑对方的真实动机。当信任不断被侵蚀，亲密感自然也会下降。 研究还借助公平理论（Equity Theory）解释了这一现象。公平理论认为，人们并不要求关系中的付出和回报完全相等，但希望两者总体上保持平衡。当一个人长期感到自己投入很多，却很少获得相应回报时，就更容易产生不满和离开的想法。 而操控型伴侣往往会加剧这种失衡。他们不断要求理解、支持和牺牲，却未必给予相应回应。更重要的是，他们常常让另一方相信：问题不是关系不公平，而是你付出得还不够。 久而久之，被操控的人不仅感到疲惫，还可能逐渐忽视自己的基本需求和感受。 为什么很多人难以离开？ 如果操控关系会带来这么多伤害，一个常见的问题是：为什么很多人仍然会留在这样的关系里？ 从心理学角度看，操控行为本身就会削弱一个人的自主感和判断力。 例如，操控者可能不断暗示对方“不够好”“太敏感”，或者让对方相信关系中的问题都源于自己。也有人会利用伴侣害怕被抛弃的心理，通过愧疚感、责任感甚至恐惧感来维持控制。 长期处于这样的环境中，一个人容易产生自我怀疑，并逐渐把维持关系置于自身需求之上。 此外，对孤独的恐惧、对关系的依赖，以及对改变现状的不确定感，也可能让人继续留在一段并不健康的关系中。 正因如此，识别操控行为往往是改变的第一步。只有意识到问题的存在，人们才有机会重新评估这段关系是否值得继续投入。 如果发现自己正处于操控关系中 特纳认为，与其纠结对方是否属于某种人格类型，不如关注具体行为。例如，对方是否经常利用愧疚感让你妥协？是否总把问题归咎于你？是否让你长期感到自己的付出远远多于收获？ 此时，不妨借助公平理论重新审视这段关系：你的需求是否被尊重？双方的付出与回报是否长期失衡？ 如果现实原因让你暂时无法离开这段关系，至少可以尝试把问题具体化，与对方讨论关系中的不公平现象，而不是持续压抑自己的感受。 同时也要记住一点：你有权表达自己的需求，也有权为自己设立边界。当一段关系长期建立在控制和服从之上时，问题往往并不在于你做得不够，而在于关系本身已经失去了平衡。

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对于部分男性而言，感情关系的结束不仅会带来情绪低落，还可能显著增加自杀风险。研究显示，在过去一年内经历分手或分居的澳大利亚男性，自杀未遂的发生率是其他男性的约7倍。 研究人员认为，感情破裂不仅是一场情感危机，也是一场生活危机。伴随着关系结束而来的，往往还有亲子关系变化、经济压力增加、社会支持减少等一系列连锁冲击。而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可能让部分男性陷入严重的心理困境。 分手后的男性，更容易出现自杀念头 这项研究来自澳大利亚家庭研究院开展的“男性十年追踪项目”（Ten to Men）。该项目持续追踪超过2万名澳大利亚男性，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男性健康纵向研究之一。 研究重点分析了男性的自杀念头、自杀计划以及自杀未遂行为。 结果发现，在2024年至2025年期间经历感情破裂的男性中，过去两周内出现自杀念头的比例达到30.8%；而没有经历感情变故的男性，这一比例仅为14.4%。 换句话说，刚经历分手的男性出现自杀念头的概率，超过了其他男性的两倍。 更值得关注的是自杀未遂行为。经历感情破裂的男性中，有6.8%报告曾发生过自杀未遂；而近期未经历感情破裂的男性仅为0.9%，两者相差约7倍。 研究人员进一步控制了年龄、收入、就业状况、社会支持程度以及既往自杀风险等因素后发现，这种差异依然存在。这意味着，感情破裂带来的影响并非只是短暂的情绪波动，其负面效应可能持续数年。 感情破裂带来的，不只是失恋 很多人会把分手理解为一种情感打击，但研究团队认为，真正的问题往往来自随之而来的生活变化。 澳大利亚家庭研究院研究负责人肖恩·马丁博士表示，感情关系结束后，许多男性会同时面临多个方面的压力。例如，与孩子见面的时间减少、住房安排被打乱、经济负担增加，以及原有的社交支持网络逐渐缩小。 这些变化常常会在短时间内集中出现。 有些男性在分居初期就会出现严重的情绪崩溃；还有一些人最初似乎能够正常应对，却在长期孤独、压力和不确定性的影响下逐渐陷入低谷。 研究人员认为，这也是为什么分手后的心理支持不仅需要及时介入，还需要长期跟进。对于部分男性而言，真正的危机未必发生在关系结束的那一刻，而可能出现在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后。 父亲群体受到的冲击尤其明显 研究发现，在经历感情破裂的男性中，父亲群体面临的风险尤为突出。 数据显示，约14.4%的受访父亲在感情破裂后曾制定过自杀计划；而没有经历感情破裂的父亲中，这一比例仅为2.9%。 研究人员认为，对于许多父亲来说，最痛苦的部分未必是失去伴侣，而是与孩子关系发生变化。当探视机会减少、共同养育出现困难，或者无法继续承担原有的家庭角色时，一些人会产生强烈的失落感和身份认同危机。 他们失去的不只是亲密关系，也可能失去了长期以来定义自己的重要角色。 维多利亚州澳大利亚人际关系协会高级经理卡罗琳·拉斯特表示，在实际工作中，经常会见到男性因为关系破裂而陷入悲伤、孤立和无助之中，而父亲群体尤其明显。如果这些情绪长期得不到支持，就可能逐渐演变成严重的心理危机。 军人群体同样值得关注 研究还发现，澳大利亚国防军现役及退役军人也是高风险群体。 数据显示，在经历感情破裂后，12.8%的军人报告曾发生过自杀未遂行为；而未经历感情破裂的军人中，这一比例仅为0.8%。 研究人员认为，这可能与军人群体本身较高的心理健康风险有关。当感情关系破裂时，原有的脆弱因素可能被进一步放大。 为什么男性的风险更高？ 长期以来，男性自杀率高于女性是许多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 在澳大利亚，大约四分之三的自杀死亡者为男性。自杀是15至44岁男性的首要死亡原因，也是45至64岁男性的重要死亡原因之一。 对于这一现象，研究报告提出了两个重要原因。 首先，许多男性缺乏稳定而多元的社会支持网络。相比女性，不少男性更倾向于把伴侣视为最主要、甚至唯一的情感支持来源。当关系结束后，他们失去的不仅是伴侣，也失去了最重要的倾诉对象。 其次，男性通常更不愿意表达自己的脆弱和痛苦。受到传统性别观念影响，很多男性习惯独自承受压力，不愿主动寻求帮助。结果往往是负面情绪不断积累，而外界却难以及时发现他们的困境。 研究作者指出，这两种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感情破裂对于部分男性而言，可能成为一种具有持续影响的重要风险事件。 一个正在上升的趋势 除了感情破裂带来的风险之外，研究还发现，过去十多年间，澳大利亚男性自杀念头的发生率整体呈上升趋势。 在经历感情破裂的男性中，报告自杀念头的比例从2013—2014年的21%上升至2024—2025年的31%；而在没有经历感情破裂的男性中，这一比例也从9%上升到了14%。 这一结果说明，感情破裂固然是一个重要风险因素，但男性心理健康问题本身也越来越值得关注。

我们身处一个被心理学理念深刻影响的世界，许多观念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我们的选择。 但人们常常忽略一点：这些宏大的理论，最初都来自活生生的人，而这些人，也同样是父亲、母亲。 如果把目光从理论拉回生活，会发现现代心理学三位奠基性人物——Sigmund Freud、Alfred Adler与William James——在面对自己的孩子时，并没有使用复杂理论，而是给出了非常直接、甚至朴素的人生回应。 弗洛伊德：人格魅力远胜外貌 Sigmund Freud开创了现代人格研究与心理治疗领域。他在学术世界中锋芒毕露，对不同理论立场往往态度强硬，甚至带有明显的攻击性；但在家庭中，他却呈现出不同的一面。 1908年，他的长女玛蒂尔德21岁，长期受到慢性疾病困扰，外貌变化让她逐渐产生自我怀疑，自信心一度跌入低谷。她暂居奥地利乡间亲友家中休养时，父亲弗洛伊德写信安慰她： “我早有察觉，你明明头脑清醒，却总暗自焦虑，觉得自己不够好看……我看在眼里只觉得好笑：一来，在我眼中你本就十分动人；二来我深知，决定女性一生际遇的，从来不是皮囊美貌，而是完整人格带给他人的感受……你回想过往便会明白，无论身处何种圈子，你总能赢得他人敬重与好感。” 这段话放在今天来看，表达方式或许略显时代感，但核心非常清晰： 一个人的处境，并不由外貌决定，而更多来自其人格在关系中的呈现方式。 对一个正在自我否定的人来说，这种来自父亲的肯定，本身就具有修复意义。不久后玛蒂尔德便觅得良缘，她一直活到91岁。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永远做孩子坚实的后盾 Alfred Adler曾是Sigmund Freud的同事，后来分道扬镳，创立“个体心理学”。他强调自卑感、社会联结以及家庭环境对人格发展的重要影响。 在他的育儿实践中，这种理念体现得非常直接：孩子需要的是持续的鼓励，而不是评判。 他的子女中，有人后来成为精神科医生，并在成年后仍常回忆父亲的影响。 他的小儿子库尔特曾讲述一段童年经历：他在二年级时学习吃力。虽然就读的是所谓“进步学校”，但父亲并不认同学校老师的教育方式。 有一天，老师当众嘲讽他“天资愚钝”。当晚他哭着向父亲倾诉，本以为会被责备，没想到父亲脱口而出： “那个老师就是个蠢货。” 时隔七十多年，他仍然清晰记得这句话。正是这种毫不犹豫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重建了他对自己的信心。 威廉·詹姆斯：与低落情绪共处的方式 当下许多人都会经历焦虑与孤独，而William James在一个多世纪前写给女儿的信，已经触及了这些体验的核心。 他是美国本土首位心理学宗师，也是重要的哲学家，与妻子爱丽丝育有五个孩子。 由于家族长期受到抑郁情绪影响，他对“情绪低谷”有非常切身的理解。 他曾写信给13岁的女儿玛格丽特，当时她在寄宿学校生活，情绪低落。 信中写道： “亲爱的小宝贝，你已经到了内心世界开始蓬勃生长的年纪。有些人（往往是身负独特人生使命的人）会发现，生活并非处处繁花似锦。 你会经历连绵数日的深重悲伤，自我否定、对他人心生烦躁、埋怨周遭境遇，或是麻木冷漠——种种情绪交织在一起，便是忧郁。 倘若陷入这般境地，一定要主动改变现状：多与人相伴，言语开朗；给自己安排繁重的工作，让身体尽情流汗。这才是走出低谷、塑造健全人格的良方。” 从今天来看，这种建议已经非常接近心理学中的“行为激活”思路： 情绪不必先被“想明白”，而可以通过行动重新带动起来。 最后，让我们听爸爸的话： Sigmund Freud：人格魅力远胜外貌 Alfred Adler：永远站在孩子这一边 William James：情绪可以存在，但生活要继续

2008年7月，美国作家布鲁斯·费勒（Bruce Feiler）被诊断出罕见骨癌——左股骨骨肉瘤。那一年，他43岁，刚结婚不久，还有一对3岁的双胞胎女儿。医生告诉他，左腿上有一块约18厘米的恶性肿瘤。 对大多数人来说，癌症带来的第一冲击是死亡本身。但费勒最难以承受的，是另一种恐惧：如果自己不在了，女儿们会不会忘记父亲是什么样的人？会不会在成长过程中，缺少一个可以依靠、可以倾诉、可以被引导的声音？ 在确诊后的几天里，他做出了一个后来改变他人生轨迹的决定——组建一个“老爸智囊团”（The Council of Dads）。 给女儿找六位“代理父亲” 费勒开始邀请生命中最重要的几位男性朋友加入这个“智囊团”：有从小一起长大的老友，有大学室友，有事业伙伴，也有最信任的知己。 他给他们写了一封信，内容很简单： “我的女儿们会有很多爱她们的人，但她们可能没有爸爸。你愿意帮助成为她们的爸爸吗？” 这些人并不是要替代他，而是在他无法陪伴时，成为孩子成长过程中的支持者，在重要时刻给予建议、陪伴与方向。 他的妻子后来甚至开玩笑说，这像是费勒和这群朋友“结了一场兄弟婚”。 随后的一年里，费勒接受了16轮化疗，并经历了一场长达17小时的腿部重建手术。在治疗的间隙，他逐一见面这些朋友，正式邀请他们加入这个“智囊团”。 幸运的是，他最终战胜了癌症。 2010年，他将这段经历写成回忆录《老爸智囊团》（The Council of Dads），随后被CNN制作成纪录片，并在2020年被NBC改编为电视剧。 第一课：别独自硬扛 危机往往不会提前通知我们。疾病、失业、失去亲人或关系破裂，都可能在某一刻突然降临，把原本稳定的生活彻底打乱。 很多人在面对困境时的第一反应是独自承受，甚至不愿意向他人开口。但费勒后来意识到，人类其实并不适合独自面对重大痛苦。 他曾说过一句话：“癌症是一张通往亲密关系的通行证。”在疾病的逼近下，他不得不谈论那些平时回避的话题——恐惧、死亡、遗憾与爱，也正是在这些脆弱的时刻，他与家人和朋友之间建立了前所未有的连接。 现代社会一个明显的变化是：成年人越来越忙，却也越来越孤独。友情被工作与家庭不断挤压，很多人失去了可以真正依靠的关系网络。 而心理学研究早已反复证实，稳定的社会支持系统，是人们应对重大压力最重要的保护因素之一。拥有可靠亲友支持的人，往往更能从创伤中恢复，也具有更好的心理韧性。 我们不一定要真的组建“老爸智囊团”，但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支持网络——几个可以深夜打电话的人，几个愿意在关键时刻站在你身边的人。 第二课：像牵着乌龟散步一样，慢一点 疾病也改变了费勒的生活节奏。手术后，他拄着拐杖生活了一年多。 有一次，他带女儿去布鲁克林大桥散步。缓慢的步伐让他第一次真正注意到周围的风景，也让他重新体验到“陪伴”本身的存在。 他后来提到一种19世纪巴黎的城市风景传统——有人会牵着乌龟散步，让乌龟决定行进速度。人们称这种散步者为“闲游者”，他们在缓慢中重新观察城市与生活。 在费勒看来，这种“被迫慢下来”的状态反而让人获得了一种久违的清醒。 我们生活在一个强调效率的时代，每个人都在赶路：赶项目、赶目标、赶人生进度。但有时候，人生会用意外的方式按下暂停键。 虽然这种停顿可能带来痛苦，却也给了我们重新审视生活的机会。 第三课：不是所有人都真正活过 在确诊一年后，费勒复诊时问主治医生约翰·希利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他的女儿们来找医生，想知道父亲会留下些什么样的人生启示，医生会怎么回答？ 医生沉默片刻后说： “人终有一死，但不是所有人都真正活过。我希望你们，好好活一场。” 这句话成为费勒一生中最重要的精神注脚。 它提醒我们的不是死亡，而是时间的有限性。很多人以为未来还有很多时间，于是不断推迟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想说的话、想见的人、想尝试的生活。 但人生最大的遗憾，往往不是“来不及”，而是“从未开始”。 “老爸智囊团”的故事，并不只是一个关于癌症的故事。它讲的是人在面对生命不确定性时，如何重新理解关系、节奏与生活本身。如果要用三句话总结，它或许是： 别独自硬扛； 别一味赶路； 别忘了好好生活。

凌晨两点，你本该睡着，但脑子却突然开始“回放”一段对话。 三天前的一次聊天，每个字都无比清晰。你甚至会重新推演：如果换一种说法，会不会更合适？ 这种体验很多人都有。从心理学角度看，这种深夜反复复盘对话的现象，背后有一套相对清晰的机制。 大脑：天生的“预测机器” 很多人认为，记忆的作用是储存过去。 但越来越多神经科学家认为，记忆更重要的功能其实是帮助大脑预测未来。 美国神经科学家马库斯·赖奇尔（Marcus Raichle）提出，大脑并不是被动接收信息的机器，而是在不断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并根据现实结果修正自己的预测。在这个过程中，过去的经验就是重要的参考依据。 因此，大脑调取一段旧对话，并不只是为了回忆。 它更像是在进行一次模拟演练：当时发生了什么？我遗漏了哪些信息？如果未来遇到类似情况，我是否可以做出更好的反应？ 从这个角度看，那些令人尴尬的社交经历、说错的话、错失的机会，并不会被大脑简单归档，而会成为未来决策的训练材料。 心理学家苏珊·诺伦-霍克西玛等人也指出，人们反复思考过去的经历，并不总是为了沉溺于遗憾，其中一部分原因是试图理解事件、总结经验，并为未来做准备。 为什么有些对话始终“翻篇难”？ 近百年前，心理学家布卢马·蔡加尼克在一家咖啡馆发现了一个有趣现象。 服务员能够准确记住尚未结账顾客的点餐内容，但顾客一旦结账离开，相关细节很快就会被遗忘。 后来，她将这一现象总结为著名的“蔡加尼克效应”：相比已经完成的事情，人们更容易记住那些尚未完成或没有得到解决的事情。 放在人际互动中也是一样。 如果你不确定对方是否误解了自己，担心某句话伤害了别人，或者懊悔当时没能把想说的话表达清楚，大脑就可能把这次互动标记为“未完成事件”。 而未完成的事情，会持续占据心理资源。 于是，那段对话会被一遍遍调取、分析和重放。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脑并不特别在意这段对话是否愉快，它更在意的是：这件事究竟结束了没有。 为什么总是在深夜发生？ 白天忙起来什么都顾不上，可一到夜深人静，各种旧事却纷纷涌上心头。 这与大脑中的“默认模式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有关。 默认模式网络是一组在休息、发呆或独处时特别活跃的脑区。它负责调取记忆、进行自我反思、想象未来，以及模拟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境。 从进化角度看，这套系统其实非常有价值。 它帮助人类总结经验、规划未来、理解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没有这套系统，我们很难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 问题在于，它有时会运转过度。 当默认模式网络不断围绕同一个问题打转，却始终没有产生新的解决方案时，就容易形成所谓的“反刍思维”（rumination）。 反刍思维就像一台卡住的播放器，一遍遍重复同样的内容，却无法推动问题向前发展。 研究发现，长期陷入反刍思维与焦虑、抑郁以及持续性的情绪困扰存在关联。也就是说，深夜回想过去本身未必有害，但如果思考不断重复、没有新的理解或结论，就可能逐渐演变成内耗。 如何让大脑停止“循环播放”？ 既然大脑不断回放，是因为它试图完成某种整理工作，那么有效的方法往往不是强迫自己停止思考，而是帮助它完成这项工作。 一个简单的方法是把想法写下来。 当你又开始反复回想某段对话时，可以试着问自己： 当时发生了什么？ 我最在意的是什么？ 我真正担心的是什么？ 如果未来再遇到类似情况，我会怎么处理？ 心理学家詹姆斯·彭尼贝克长期研究发现，表达性写作能够帮助人们整理情绪和经历。原本模糊、杂乱、不断循环的想法，在被写成文字后，会逐渐变得清晰、有结构。 当想法只停留在脑海里时，大脑会不断提醒自己：“这件事还没处理完。”而当你把感受、思考和结论记录下来时，大脑更容易将其识别为一个已经完成的任务，从而停止反复检索相关记忆。 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回想过去，而在于这种回想能否产生新的理解。 单纯的反复重播容易让人陷入内耗；而有目的的复盘，则能帮助大脑从经验中学习，并为未来的选择提供参考。

每天打开运动软件，发现连续打卡天数又增加了一天；在阅读 App 里读完一本书，获得一枚新的阅读徽章；背单词软件连续学习一周，解锁新的成就标识；智能手表提示今天的运动目标已经完成。 这些奖励几乎没有实际价值，却能让许多人产生一种小小的满足感，甚至因此更愿意坚持下去。 从心理学角度看，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徽章、积分和进度条，其实都属于同一种东西——现代版的“贴纸”。 为什么一枚“贴纸”能让人坚持下去？ 很多人认为，成年人应该为了更宏大的目标而努力：为了健康而运动，为了成长而阅读，为了未来而学习。 按理说，这些目标本身就足够重要，不需要额外激励。但现实却并非如此。 心理学中的“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认为，人们能够长期保持动力，往往与三种基本心理需求是否得到满足有关：自主感、胜任感和联结感。 自主感，是觉得这件事是自己主动选择去做的；胜任感，是感受到自己正在进步、有能力完成目标；联结感，则是感受到自己与他人之间存在联系和归属。 而各种打卡系统、徽章系统和进度记录，恰好能够满足这些需求。 决定开始运动、阅读或学习，本身就是一种自主选择；每一次打卡成功，都意味着完成了一项任务，获得一次“我做到了”的确认；而当看到许多人和自己一起坚持时，又会产生一种共同努力的归属感。 成年人尤其需要“看得见的进步” 儿童时期，我们获得反馈的机会很多。考试成绩提高会被表扬，表现优秀时还可能获得小红花或奖状。 但成年以后，这种即时反馈明显减少了。 跑一次步，不会立刻变瘦；读一本书，不会马上变得博学；学一天英语，也很难感受到明显进步。 许多重要目标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见效慢。 而人类的大脑并不擅长等待。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们对即时反馈十分敏感。当付出与回报之间的间隔过长时，坚持就会变得困难。 这时，“贴纸”的价值便体现出来了。 心理学家将这种机制称为进度可视化。 当人们能够直观看到自己正在接近目标时，继续坚持的意愿往往会明显提高。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数字徽章并不只是奖励，而更像是路标。它们不断提醒我们：虽然终点还很远，但已经向前走了一步。 外在奖励为什么有时有效，有时却令人反感？ 不过，奖励并不总能产生积极作用。 心理学研究发现，外在奖励是一把双刃剑。 有些奖励会让人备受鼓舞，有些奖励却会让人觉得自己被操控，甚至削弱原本的兴趣。区别往往不在于奖励有多贵重，而在于它传递的信息是什么。 例如，一枚徽章如果是在告诉你“你已经坚持了30天”，它传递的是对努力的确认；但如果它变成一种强制性的考核工具，人们很快就会失去兴趣。 外在激励最理想的状态，不是替代内在动力，而是帮助内在动力持续下去。 成年人为什么依然需要“贴纸”？ 成年人的生活里充满了长期而琐碎的投入。 工作、学习、运动、育儿、处理各种事务，往往都需要持续付出，却很难获得即时反馈。 而各种徽章、积分、打卡记录和进度条，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缺。 它们让原本模糊的坚持变得具体，让难以察觉的进步变得清晰。

在很多人的直觉里，“犯错就该受罚”是不需要解释的原则。 惩罚通常用于威慑或隔离风险。 但对于当众冒犯、乱涂乱画、破坏公共设施等轻微违规，这类行为并不涉及公共安全。 因此，惩罚更多转向“纠正”。 在这一背景下，一种更贴近行为本身的思路开始被讨论：创意惩罚。 什么是“创意惩罚”？ 创意惩罚并不是更严厉，而是更“对应行为本身”。 其核心逻辑是：让违规者在一定程度上体验自己行为带来的后果。 例如： 在办公室当众呵斥同事的人，被安排去客服岗位连续接听投诉电话 在公共场所乱涂乱画的人，需要清理城市涂鸦 推倒快餐店垃圾桶的人，被要求在门店连续一周负责清洁 这些惩罚的共同点是：与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对应关系。 它的目标不是单纯增加痛苦，而是让人“感受到问题所在”。 支持者认为，当一个人直接接触自己行为造成的后果时，再次发生同类行为的概率可能下降。 人们如何看待这种惩罚？ 创意惩罚是否更容易被接受？ 近期，蒂莫西·昆德罗（Timothy G. Kundro）、萨尔瓦托雷·阿菲尼托（Salvatore J. Affinito）和丹妮拉·罗德里格斯-明西（Daniela Rodriguez-Mincey）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发表研究，专门检验这一问题。 研究团队进行了多项对照实验，将传统惩罚（如停学、监禁）与时长相当的创意惩罚进行比较。 参与者先阅读轻微违规情境，再分别评估两种惩罚方式，判断哪种更合适、哪种更能促使反思。 结果显示，约60%的参与者更倾向创意惩罚，并认为其教育意义更强，同时并不更严苛。 在多轮重复实验中，这一结果保持稳定。 研究还发现一个一致现象：人们往往认为创意惩罚“没那么重”，但“更有效”。 也就是说，人们会区分“惩罚的严厉程度”和“教育价值”。 在另一组实验中，创意惩罚甚至与认知行为疗法进行了对比，结果仍显示更高偏好（在轻微违规语境下）。 关键不只是“创意”，而是“关联” 不过，这种偏好是有条件的。 当惩罚与行为完全无关时（例如用清洁任务惩罚与之无关的冒犯行为），创意惩罚的优势会明显下降。 因此，关键并不在“形式新不新”，而在“是否匹配行为”。 只有当惩罚与行为之间存在清晰对应关系时，它才更容易被认为合理且有效。 违规者视角 研究还让参与者站在违规者角度思考：如果是自己，会选择哪种惩罚？ 结果与旁观者一致。 人们依然更偏好创意惩罚，并认为其更容易促使反思。 这意味着，这种偏好并不仅仅来自外部评判，而可能涉及一种更普遍的心理机制：人们更容易接受“可理解的后果”，而非抽象惩罚。 对于轻微违规行为，惩罚的目标或许不只是让人付出代价，而是改变未来行为。 传统惩罚依赖威慑，而创意惩罚强调体验与关联，让后果更具体、更可理解。 它并不能取代所有惩罚形式，但在某些轻微违规情境中，确实提供了一种不同思路： 与其让人记住“我被惩罚了”，不如让人记住“我知道了问题在哪里”。 参考文献 Kundro, T. G., Affinito, S. J., & Rodriguez-Mincey, D. (2026). Observers (and transgressors) prefer creative punishm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30(4), 645–665. https://doi.org/10.1037/pspa0000457

以色列海法大学的研究者 David Ro（戴维·罗）及其团队在近期的一项研究中指出，分手带来的冲击，往往同时发生在两个层面：一是情感上的失落，二是自我认同的松动——尤其是那些在关系中高度投入、甚至将“伴侣关系”纳入自我定义的人，会更明显地经历“我是谁”的重新整理。 研究者提出一个关键概念：很多人在分手后并不会立刻“放下”，而是会保留某种持续存在的心结——他们反复回想关系中的片段，在矛盾与怀念之间摇摆，这种状态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未了心结”。大多数人最终会逐渐恢复，但对于依恋焦虑较高的人来说（更容易担心被忽视或抛弃），这一过程往往更长、更反复。 研究团队提出：人并非单纯“遗忘过去”来恢复，而是通过“意义重建”来完成修复。也就是说，把这段关系重新放进人生叙事中，理解它如何塑造了自己，从而逐渐与之和解。 六种走出心结的心理路径 研究团队设计了包含14个条目的量表，例如“你是否会频繁幻想与前任复合？”“你是否仍渴望对方的拥抱？”并设置开放式问题：“回头看，这段关系留给了你什么？” 对大量回答进行编码与分析后，研究者归纳出六种主要心理模式，它们并不是“阶段”，而更像是人们在分手后可能长期停留的不同理解方式。 第一类：个人整体成长（25%） 这一类人会把关系视为人生转折点。他们常见的感受是：这段感情改变了自己，让自己在性格、选择甚至人生方向上发生了深层变化。 第二类：情感能力提升（23%） 他们更关注“学会如何去爱”。例如更清楚亲密关系的边界，不再轻易将就，也更理解自己在关系中的需求与底线。 第三类：珍藏美好回忆（9%） 这一类人较少谈“成长”，更多停留在情感本身的价值上。关系即便结束，也仍被视为人生中珍贵、不可替代的一段经历。 第四类：五味杂陈的回忆（16%） 他们能够同时承认爱与伤害并存。“既深刻，也痛苦”是典型体验。但这种理解更多停留在描述层面，还未转化为明确的意义重建。 第五类：经历伤痛并吸取教训（16%） 这类人更接近“从经验中恢复”。他们会总结关系中的问题，例如识别不健康信号，或意识到自身的情感模式，并将其用于未来关系。 第六类：深陷负面情绪，缺乏整合（22%） 这一组人仍停留在情绪消化阶段。愧疚、愤怒、羞耻或强烈失落感持续存在，有时还伴随现实层面的压力，使他们难以从关系中抽离出来。 研究发现 研究的一个重要结论是：是否能够“提炼意义”，可能比“是否还难过”更关键。 那些始终被负面情绪困住、却无法重新理解这段关系的人，往往最难走出分手。“从伤痛中吸取教训”的群体，反而更容易逐渐恢复，因为他们已经开始把经历转化为可理解的经验。 与此同时，研究也发现，依恋焦虑越高的人，越容易反复陷入对前任的思念与假设性回想中，恢复过程也更为曲折。 这一结论与前人的研究一致：情绪本身并不会阻碍恢复，真正困难的是“情绪无法被组织成意义”。 接纳情绪，然后继续往前 分手带来的痛苦往往是不可避免的，它不仅关乎失去一个人，也关乎失去一种“关于未来的想象”。 但研究提示我们一个更重要的方向：与其试图压抑情绪，不如尝试将这段经历放进更长的人生时间轴中去理解。它曾经如何影响你、改变你、甚至限制你，这些都构成了你的一部分。 References David Roe, Barry A. Farber, Hilla Yaniv & Nicholas Anderson (06 May 2026): What’s left after a romantic breakup? The vicissitudes of closure, Counselling Psychology Quarterly, DOI: 10.1080/09515070.2026.2666640

《玩具总动员5》即将上映，这一次，胡迪、巴斯光年和翠丝遇到的“对手”，不再是其他玩具，而是一台平板电脑。 影片中新登场的平板设备“Lilypad”深受8岁女孩邦妮喜爱。随着越来越多时间花在屏幕上，那些曾陪伴她成长的玩具逐渐被冷落。翠丝甚至感叹：“这个电子产品，正在夺走邦妮。” 这样的情节很容易引发家长共鸣。许多人都担心：当孩子越来越喜欢平板、手机和电子游戏时，传统玩具是否正在失去意义？ 传统玩具为何不可替代？ 传统玩具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利用身边材料创造出来的玩具，例如树枝、石头、纸箱等。孩子会赋予这些普通物品新的意义：树枝可以变成魔法棒，石头可以成为宠物，纸箱则可能是一艘宇宙飞船。 《玩具总动员4》里的 Forky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它不过是一把塑料叉子加上一些简单材料拼凑而成，却成为了独一无二的玩伴。 另一类则是专门设计制造的玩具，例如积木、玩偶、玩具车、角色扮演服饰等。这些玩具能够帮助孩子动手操作，同时激发想象力和角色扮演能力。 当孩子玩积木时，他们需要思考如何搭建；当孩子举办“茶会”时，他们会模拟现实生活中的社交场景；当孩子推着玩具车穿过地垫上的“城市”时，他们正在创造属于自己的故事世界。 在这样的游戏过程中，孩子拥有高度自主权。他们决定规则、编织剧情、解决问题，而不是按照既定程序完成任务。 数字设备也是现代童年的一部分 然而，今天的儿童成长环境已经与30年前大不相同。 实际上，数字玩具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电子游戏自20世纪70年代诞生以来，就已经进入儿童的游戏世界。《玩具总动员2》中甚至出现过巴斯光年在电子游戏里奔跑、跳跃和战斗的情节。 过去十多年里，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普及，让数字娱乐进一步融入儿童日常生活。孩子们会通过电子设备玩游戏、观看节目、与朋友交流，也会接触各种结合现实与虚拟体验的新型玩具。 从发展角度看，数字设备并非天然有害。 优质的数字内容能够帮助孩子学习知识、发展叙事能力、练习解决问题，也能创造新的社交机会。一些设计良好的游戏甚至能够激发创造力和合作能力。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教育工作者认为，儿童需要具备基本的数字素养。适度接触安全、适龄的数字技术，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成长技能之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也主张儿童应接触安全的数字技术以避免掉队。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屏幕使用越多越好。大量研究发现，长时间沉浸于电子屏幕，可能影响儿童的身体活动、睡眠、行为习惯以及心理健康。因此，家长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 问题不在于是否接触科技，而在于如何接触。 玩具和屏幕，不一定是竞争关系 很多成年人习惯把现实世界和数字世界看成彼此竞争的关系。 但研究发现，孩子往往不会这样区分。 他们能够自由穿梭于现实与数字之间，将两种体验融合在一起。 例如，一个孩子在花园里发现蚯蚓后，可能会立刻拿起平板搜索相关知识；了解不同种类的蚯蚓后，又回到户外继续观察和寻找。 数字设备成为探索现实世界的工具，而现实世界又激发了进一步的数字学习。 在这个过程中，两者并不是竞争关系，而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正如孩子需要室内活动与户外活动相结合、安静游戏与运动游戏相搭配一样，传统玩具与数字设备也可以共同构成丰富的玩乐生态。 家长如何帮助孩子实现平衡？ 1 让数字设备成为玩乐的延伸 最理想的情况，不是让电子设备取代传统游戏，而是让它拓展孩子的探索空间。 例如，孩子用积木搭建桥梁时，可以通过网络观看工程师介绍桥梁结构；孩子对昆虫产生兴趣时，可以利用平板查找相关资料，再回到自然环境中继续观察。 当数字工具帮助孩子把兴趣延伸到现实世界时，它就发挥了积极作用。 2 关注内容，而不只是时间 家长常常关注孩子用了多久平板，却容易忽略他们在用平板做什么。 事实上，不同内容带来的影响可能差异巨大。 优质的数字内容能够鼓励思考、创造和合作，而设计粗糙、过度刺激的内容则对孩子有害。 无论是实体玩具还是数字产品，一个重要标准都是：它是否给孩子留下了想象和创造的空间。 好的玩具会让孩子成为游戏的主导者，而不是被玩具牵着走。 3 重视社交互动 无论是传统玩具还是数字设备，真正促进儿童发展的，往往不只是玩具本身，而是围绕玩具展开的人际互动。 孩子和父母一起搭积木、一起阅读、一起玩游戏时，获得的不只是娱乐体验，还有交流、合作和情感连接。 同样，数字游戏也不一定意味着孤立。与家人一起联机游戏、和朋友共同完成任务，同样能够创造真实的互动体验。 因此，比起单纯关注孩子手里拿的是积木还是平板，更重要的问题或许是：他们是否在与他人交流、合作和分享。 比起“玩具还是平板”，更重要的是怎么玩 传统玩具能够培养想象力、创造力和动手能力；数字设备则能够拓展知识获取和表达方式。对于今天的孩子来说，两者都已经成为成长环境的一部分。 比起争论“玩具还是平板”，更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如何让孩子在现实与数字之间自由探索，拥有更加丰富、多元的成长体验。

近年来，围绕社交媒体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争论愈演愈烈。英国最近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再次将这一议题推上风口浪尖。 调查发现，仅仅一周时间里，近半数英国少女曾在社交媒体上接触到与自杀、自残或进食障碍相关的有害内容。 而就在2025年7月，英国刚刚实施了一系列被视为近年来最严格的网络安全监管措施，要求平台限制向未成年人推送此类内容。 问题是：近一年过去，这些措施似乎并没有带来人们期待中的改变。 近半数英国少女一周内刷到有害内容 这项调查由英国莫莉·罗斯基金会（Molly Rose Foundation）委托开展，于2026年4月对1825名13至17岁的英国青少年进行了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 34%的青少年在过去一周内接触过自残、自杀或进食障碍相关内容； 在13至17岁女孩中，这一比例高达47%； 心理状态较差的青少年中，57%接触过此类内容； 有特殊教育需求的青少年中，这一比例为40%。 更值得关注的是，英国网络安全新规实施近一年后，过去一周接触有害内容的青少年比例仅从37%降至34%，降幅十分有限。 该基金会认为，这说明大量青少年依然暴露在有害内容环境之中。 一位14岁女孩的死亡改变了英国 莫莉·罗斯基金会的成立，与一名英国女孩有关。 2017年，14岁的英国少女莫莉·拉塞尔自杀身亡。 事后调查发现，她在去世前长期浏览大量与抑郁、自残和自杀相关的网络内容。英国验尸官最终认定，这些内容对她的死亡产生了负面影响。 案件引发巨大社会震动，也推动英国出台更严格的网络监管政策。 如今，以她名字命名的基金会持续关注青少年网络安全问题。而最新调查结果让基金会认为，英国的改革远未达到预期效果。 莫莉的父亲伊恩·拉塞尔表示，平台算法仍在不断向年轻用户推送与自残、抑郁和自杀有关的内容，而大量青少年正因此受到影响。 英国的新规到底管了什么？ 2025年正式落地的监管措施主要有两部分。 第一，是年龄核验。 平台需要采取措施确认用户年龄，防止未成年人接触色情或其他不适宜内容。 第二，是算法责任。 平台必须主动识别并限制向未成年人推荐与自残、进食障碍等有关的内容。 如果企业违反规定，监管机构可处以最高1800万英镑罚款，或其全球营业收入10%的罚款（取较高者），甚至申请法院命令禁止其在英国运营。 从纸面上看，这已经是相当严厉的监管体系。 但现实情况表明，仅仅要求平台“减少推荐”并不足以彻底阻断有害内容的传播。 英国为何考虑全面封禁？ 正因为现有措施效果有限，英国政府开始考虑更激进的方案。 据《卫报》报道，首相斯塔默正准备推出一套被媒体称为“澳洲加强版”的监管措施。 核心内容是： 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主流社交媒体； 对游戏和即时通讯软件增加更多安全限制； 关闭部分陌生人聊天功能； 限制18岁以下青少年深夜无限刷信息流； 禁止未成年人使用恋爱或色情类AI聊天机器人。 这一思路参考了澳大利亚的做法。 澳大利亚已成为全球首个在全国范围内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主流社交媒体的国家。英国正在研究是否采取类似政策。 英国政府表示，推出这些措施的目的，是减少青少年接触容易令人沉迷的内容，同时降低未成年人遭遇陌生人线上接触和骚扰的风险。 但禁令真的有效吗？ 争议恰恰集中在这里。 支持者认为，当前平台的商业模式本身就建立在“尽可能长时间吸引用户注意力”之上。 对于儿童和青少年来说，他们的大脑仍处于发育阶段，更容易受到情绪化内容、极端内容以及即时反馈机制的影响。 因此，仅靠平台自律或有限监管，很难真正保护未成年人。 然而反对者则指出，全面禁令存在三个现实问题。 第一，年龄核验并不容易 无论是人脸识别、身份证验证还是银行信息核验，都可能带来隐私争议。 而澳大利亚实施类似政策后，已经出现不少青少年绕过限制继续使用社交媒体的案例。 技术层面的“封堵”未必能真正阻止孩子上网。 第二，孩子可能转向更危险的平台 一些行业人士担心，当大型平台被禁止使用后，部分青少年反而会流向监管更弱、规模更小的平台。 这些平台往往缺乏完善的安全审核机制，风险可能更高。 第三，平台可能失去改进动力 值得注意的是，就连长期推动网络安全改革的莫莉·罗斯基金会，也对全面禁令持保留态度。 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安迪·伯罗斯认为，如果政府把重点放在“禁止儿童使用平台”，那么平台企业反而可能减少对产品安全性的投入。 因为问题被重新定义为“孩子不该进入平台”，而不是“平台应该变得更安全”。 换句话说，禁令可能治标，却未必治本。 谁应该决定孩子能不能使用社交媒体？ 英国另一项针对2000多名成年人的民意调查显示，人们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形成统一答案。 51%的受访者认为，应由家长决定孩子适合使用哪些平台； 49%的人信任独立监管机构； 22%的人信任学校； 16%的人信任科技企业； 而仅有15%的人信任政府官员。 与此同时，44%的受访者支持16岁以下禁用社交媒体，39%的人则更倾向于加强监管而不是全面禁止。 这反映出一个现实：公众普遍认同“问题确实存在”，但对于解决方案仍存在明显分歧。 问题的关键，也许在平台本身 从莫莉·拉塞尔事件到今天的调查结果，英国社会已经争论了近十年。 支持禁令的人认为，未成年人需要更强的保护；反对者则担心，封禁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双方其实都在面对同一个现实：即使监管不断加强，平台算法仍在持续向部分青少年推送自残、进食障碍和极端情绪相关内容。 因此，真正值得关注的问题或许不是孩子能否使用社交媒体，而是平台是否愿意为自己的产品设计承担更多责任。 目前看来，这个问题仍然没有答案。

如果你曾有过这样的体验：维系某些友谊格外耗费心力，融入群体时总感到不自在，甚至在人群中也常常疏离，那么或许会忍不住问自己——这是性格问题，还是另有更深层的原因？ 动物行为学者詹妮弗·韦尔多林长期研究灵长类动物。她在肯尼亚安博塞利狒狒长期研究项目中的观察提示：人类建立人际关系的能力，可能在更早的生命阶段就已受到塑形，并与早期经历密切相关。 狒狒的“不幸开端” 在野外，幼年逆境并不少见。狒狒可能出生于干旱年份、食物匮乏的环境，或母亲社会地位较低；也有一些幼崽更为不幸，早早失去母亲。 对数百只狒狒长达数十年的追踪显示，如果雌性狒狒在幼年经历三种及以上重大逆境，其成年寿命平均会缩短约十年。 更深层的影响：社交断裂 这种差异并不只体现在寿命，更体现在社交结构上。 早年经历不幸的狒狒，成年后更容易陷入社交孤立。而在狒狒社会中，社交联结本身就是生存基础，尤其对雌性而言。 研究还发现，这些个体更少使用“低沉咕哝”等安抚性信号——这种声音类似于“我没有恶意”，用于缓和冲突或在靠近幼崽时表达友善。结果是，它们更难建立稳定、持续的关系。 人类的镜像：封闭有时是一种保护 人类同样存在类似模式。 一些人在经历关系中的失落后，会倾向于控制自己的社交结构：比如不让朋友彼此熟识，而是分别单独来往；或者更偏好一对一关系，以降低“同时失去所有关系”的风险。 这常被误解为内向或不合群，但在一些情况下，它更像是一种自我保护策略。 研究也表明，童年忽视或动荡经历，会增加成年后的依恋不安全感，使人更难在关系中感到稳定与信任。 当友谊变成消耗 动物行为学家琼·西尔克曾指出，维系友谊本身需要持续投入：回应情绪、修复冲突、承担不对等的付出。 对在稳定关系中成长的人来说，这通常是自然发生的；但对早年经历不稳定的人而言，每一次互动都可能伴随隐性评估： 这段关系安全吗？ 对方会一直留下吗？ 如果发生冲突，会不会失去这段关系？ 这种持续的心理运算，会让社交变得格外消耗。 对理解与干预的启示 从干预角度看，这些研究至少带来三点启示。 第一，很多人的社交回避，并不是不愿意靠近他人，而是一种保护自己不再受伤的方式。表面看起来像冷淡，其实更像是“先退一步更安全”。 第二，社交困难往往不在于“不会表达观点”这种明显问题，而是在一些更细小的地方，比如不太自然地表达善意、容易忽略他人的情绪变化，或者在别人释放信号时没能及时接住。 第三，关系修复是一种可以逐步习得的能力。即使一开始不擅长，也可以通过更温和的回应、主动修补小裂缝，慢慢建立起稳定的人际连接。 安博塞利研究者曾提出一个问题：友谊能否修复早年的伤痛？ 在狒狒的研究中，答案是部分肯定的。早期逆境的影响无法被完全抹去，但那些在成年后拥有稳定社会联结的个体，整体健康与生存状况往往更好。 人际关系无法改写过去，却可以改变它在未来的延续方式。

一名18个月大的自闭症儿童，被注射了数百万个来自脐带的人体干细胞。 这样的治疗正在美国一些诊所迅速流行。这些机构宣称，干细胞能够改善自闭症儿童的语言能力、社交能力，减少攻击行为和自伤行为。许多家庭为此支付上万美元，甚至通过网络筹款来承担费用。 然而，科学界和监管机构却不断发出警告：目前没有可靠证据证明这种疗法有效，而相关风险也不容忽视。 干细胞治疗自闭症，是怎么回事？ 干细胞是一类具有分化潜能的细胞。在特定条件下，它们能够发育成不同类型的人体组织，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再生医学研究。 目前，干细胞已经在少数疾病领域取得明确疗效。例如某些白血病和血液疾病患者接受的骨髓移植，本质上就是一种干细胞治疗。 但对于自闭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简称ASD）而言，情况并不一样。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主要表现为社交沟通困难，以及兴趣和行为模式的重复、刻板。目前科学界尚未确认干细胞能够改善自闭症的核心症状，也没有任何相关疗法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 尽管如此，一些商业机构仍将其包装成“突破性疗法”向家长推广。 在美国部分诊所，治疗通常采用脐带来源的干细胞。儿童先接受镇静处理，随后通过静脉注射数百万个干细胞。单次治疗费用往往高达1万至2万美元，而且机构通常建议定期重复治疗。 科学证据并不支持这种疗法 不少家长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孩子接受治疗后的变化，例如说话变多、情绪更稳定或行为有所改善。 但个案经历并不能证明治疗有效。 在医学研究中，判断一种疗法是否有效，通常需要依靠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研究对象会被随机分配到治疗组和对照组，通过比较两组结果来评估疗效，从而尽可能排除偶然因素和主观期待的影响。 目前关于自闭症干细胞治疗最受关注的研究来自美国杜克大学。 研究团队开展了一项随机安慰剂对照试验，共纳入180名自闭症儿童，这是该领域迄今规模最大的研究之一。 结果显示，与安慰剂组相比，接受脐带血干细胞治疗的大多数儿童并没有出现显著改善。研究人员最终认为，没有足够证据支持该疗法能够改善自闭症核心症状。 换句话说，截至目前，最有力的临床研究并未证明干细胞治疗自闭症有效。 风险可能比想象中更大 该疗法支持者常强调，干细胞治疗总体上是安全的。 事实上，在严格监管、规范操作的临床试验环境下，研究人员确实没有发现明显的严重安全问题。 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商业机构提供的治疗都同样安全。 美国FDA曾多次发布警告，指出其收到过多起与未经批准干细胞产品相关的不良反应报告。部分患者在接受治疗后出现感染、肿瘤形成，甚至失明等严重后果。 美国监管部门特别提醒公众，如果某项干细胞治疗既没有获得批准，也不属于正规临床试验项目，那么消费者应当格外谨慎。 问题在于，目前美国市场上的许多机构正处于监管灰色地带。它们往往使用“再生医学”“创新疗法”等宣传用语，但缺乏高质量临床研究支持。 为什么家长仍然愿意尝试？ 对于部分重度自闭症儿童家庭而言，日常生活充满挑战。孩子可能无法说话，存在严重行为问题，或者需要全天候照护。长期的照护压力会消耗家庭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 而目前医学界尚不存在能够“治愈”自闭症的方法。 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被宣传为“可能有效”的新疗法，都可能成为家长眼中的希望。 《卫报》报道中提到的一位母亲，计划带4岁的重度自闭症儿子接受脐带干细胞注射。孩子无法开口说话，此次治疗费用约为1.25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亲友捐助。 尽管家人并不支持她的决定，她仍坚持尝试。 这或许代表了许多家长的心声。面对孩子的困难，他们不愿放弃任何可能的机会，即使这种机会尚未得到科学证实。 替代疗法市场正在迅速扩张 近年来，美国围绕自闭症的替代疗法市场不断扩大。 除了干细胞治疗之外，还出现了各种声称能够改善自闭症症状的特殊饮食、排毒疗法、补充剂和其他未经验证的干预方式。 一些机构甚至试图利用法律概念进行营销。例如，有诊所宣称其业务受到美国《尝试权法案》（Right to Try Act）保护，因此可以合法提供未经批准的干细胞治疗。 但法律专家指出，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尝试权法案》的适用对象主要是生命受到威胁、缺乏治疗选择的绝症患者，而自闭症并不属于该法案的适用范围。 与此同时，一些机构开始将业务扩展到监管相对宽松的国家和地区，例如墨西哥。通过跨境医疗服务吸引美国患者，也成为近年来的一种趋势。 希望不能代替证据 干细胞研究本身并不是伪科学。 事实上，它是现代医学最活跃、最具潜力的研究领域之一。未来是否会出现能够帮助部分自闭症儿童的新型细胞治疗技术，目前仍有待研究。 但截至今天，科学证据尚未证明脐带干细胞注射能够有效改善自闭症核心症状，也没有任何相关疗法获得美国FDA批准。 对于家长而言，希望当然重要。 然而在医学领域，希望不能代替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