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棱镜

社交媒体已经成为许多人了解心理健康的重要渠道。 越来越多人会在TikTok、Reddit、YouTube等平台上搜索心理学知识、分享自身经历，甚至尝试理解自己“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而一项来自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的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上的心理健康讨论，正在发生明显转向。过去，人们最关注的是抑郁症、焦虑症等情绪障碍；如今，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与自闭症，正在逐渐成为新的讨论核心。 从“抑郁焦虑”到“神经多样性” 近年来，“神经多样性”（neurodiversity）逐渐成为网络上的热门概念。 这一概念认为，一些神经发育差异——例如 ADHD、自闭症、阅读障碍、妥瑞氏综合征等——不一定是传统意义上的“疾病”或“缺陷”，也可能代表不同于主流的认知与行为方式。 在社交媒体推动下，这类话题迅速扩散。例如，仅在 TikTok 上，#ADHD 相关内容的播放量就已超过500亿次。 为了研究这种变化，墨尔本大学研究团队分析了 Reddit 上14个主要心理健康社区在2015年至2022年间的1400万条帖子与评论。这些社区涵盖了抑郁症、焦虑症、创伤相关问题，以及 ADHD、自闭症等神经多样性话题。 研究发现，2015年时，抑郁与焦虑相关社区仍是整个心理健康讨论网络的“中心”。大量用户会同时活跃于焦虑、抑郁、睡眠问题、自我伤害等多个社区，这些情绪障碍相关内容构成了当时最核心的讨论结构。 但到了2022年，情况已经明显改变。ADHD 与自闭症相关社区迅速崛起，成为最活跃、最突出的板块，逐渐取代了抑郁与焦虑的位置。 研究者认为，这意味着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用“神经多样性”的框架，来解释自己的心理状态与生活困难。 ADHD 与自闭症社区正在“融合” 研究还发现，ADHD 与自闭症社区之间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 随着时间推移，这两个社区的用户群体开始高度重叠，讨论内容也越来越相似。过去，人们对 ADHD 与自闭症的理解，往往局限于儿童阶段，或者停留在一些典型刻板印象上。但如今，社交媒体上的讨论重点，越来越聚焦成年人的长期生活体验。 许多人会讨论成年后难以获得正式诊断、长期人际关系困难、工作与学习中的执行功能问题，以及长期感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等经历。 其中，“执行功能”指的是大脑进行计划、组织、时间管理、自我控制与持续专注的一组能力。很多 ADHD 用户会反复提到：“明明知道该做什么，却始终无法开始”“越重要的事情越容易拖延”“时间总在失控”。 研究者认为，这种社区融合现象，说明社交媒体正在重新塑造人们理解心理健康问题的方式。越来越多人开始用 ADHD 或自闭症的框架，来解释自己的情绪、人际关系与生活困难。 社交媒体的“双刃剑”效应 研究同时指出，社交媒体对心理健康传播既有积极意义，也存在明显风险。 积极的一面在于，它降低了心理健康讨论的门槛。过去，许多人可能无法理解自己的状态，也缺乏表达心理困扰的语言。而社交媒体上的经验分享与科普内容，让更多人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别人也会这样”“原来这可能不仅仅是自己太懒、太差劲”。 这种公开讨论，也有助于减少心理疾病的污名化，并推动更多人主动寻求帮助。 但问题在于，社交媒体上的错误信息同样大量存在。一些研究发现，TikTok 上播放量最高的 ADHD 热门视频中，相当一部分内容存在误导，包括夸大症状、错误归因，甚至把普通性格特征包装成 ADHD 表现。 研究者担心，这会导致“自我诊断泛化”。 例如，有人会把普通的注意力不集中理解为 ADHD，把情绪低落与社交焦虑误认为自闭症，或者把长期压力、失眠、创伤导致的认知问题，错误归因为神经发育障碍。 这种误判，可能让人们追求错误的诊断方向，延误真正需要的帮助。 研究还提到，社交媒体可能出现某种“症状传播”现象。例如，部分抽动行为、饮食失调症状，会因为反复观看与模仿，在青少年群体中出现扩散趋势。 这并不意味着相关症状是“假装”的，而是说明：人的行为与心理状态，本身就容易受到社会环境影响。 为什么这项研究值得关注？ 研究者也强调，Reddit 用户并不能代表所有人。 这个平台整体更偏年轻化，男性比例更高，用户通常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也相对较高。因此，这项研究并不能直接等同于“整个社会”的变化。 但即便如此，它仍然清晰反映出一个重要趋势：ADHD 与自闭症，正在成为社交媒体时代解释心理困扰的一种“流行框架”。 这种变化，一方面帮助了许多长期未被识别、未获得支持的人；但另一方面，也可能让抑郁、焦虑、创伤等其他问题，被重新包装甚至被忽视。 而对于普通人来说，比起急于给自己贴上某种标签，更重要的或许是：真正理解自己的困难来自哪里，以及什么样的帮助，才真正适合自己。

2023年，全球约有11.7亿人正受到精神障碍的影响，相当于每7个人中就有1人患病。 这一数据来自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最新发表的研究《1990—2023年全球精神障碍患病率与疾病负担最新变化：2023全球疾病负担系统性分析》。研究由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精神障碍协作组完成，汇总了204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是目前关于全球精神健康状况最全面的分析之一。 覆盖204个国家，纳入12类精神障碍 研究分析了1990年至2023年间全球精神健康数据，涵盖204个国家和地区，共纳入12类精神障碍，包括焦虑障碍、抑郁症、恶劣心境障碍（持续性抑郁障碍）、双相情感障碍、精神分裂症、孤独症谱系障碍、品行障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神经性厌食症、神经性贪食症以及特发性发育性智力障碍等。 研究团队利用统一的统计模型，对不同国家、年龄和性别群体的精神障碍情况进行了估算，从而比较全球精神健康负担的变化趋势。 全球约11.7亿人受到精神障碍影响 研究估计，2023年全球共有约11.7亿精神障碍患者，其中女性约6.2亿人，男性约5.5亿人。 在所有精神障碍中，焦虑障碍最为常见，患病率约为6%；抑郁症位居第二，患病率约为3%。 不过，患病人数只是问题的一部分。 研究显示，精神障碍在2023年共造成约1.71亿个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DALYs）的健康损失。所谓“伤残调整生命年”，可以简单理解为因疾病导致的健康寿命损失，包括过早死亡造成的寿命损失，以及带病生存带来的功能受损。 按照这一指标计算，精神障碍已经成为全球第五大疾病负担来源，占全部疾病负担的6.1%。 如果只统计疾病导致的长期功能受损，而不考虑死亡因素，精神障碍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致残原因，占全球全部伤残生存年的17.3%。 这意味着，精神障碍虽然不像心血管疾病或癌症那样直接导致大量死亡，但它们对学习、工作、人际关系和日常生活造成的长期影响极其巨大。 1990年以来，患者人数几乎翻倍 研究发现，1990年全球精神障碍患者约为5.99亿人，而到2023年已增至11.7亿人，增长幅度达到95.5%。 研究人员指出，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全球人口持续增加以及人口结构变化。若采用年龄标准化指标进行比较，1990年至2023年间全球精神障碍患病率上升约24.2%，说明人群整体患病风险也在持续上升。 青少年是疾病负担最重的人群 研究显示，15至19岁青少年是精神障碍疾病负担最高的年龄群体。 这与近年来许多国家的观察结果相一致。青春期是情绪障碍、焦虑障碍以及部分严重精神疾病开始显现的重要阶段，而学业压力、社会竞争、家庭关系和数字媒体环境等因素，都可能影响这一时期的心理健康。 研究同时发现，女性总体疾病负担高于男性，这种差异在焦虑障碍和抑郁症中尤为明显。 不同国家之间差异显著 研究显示，各国精神障碍负担存在明显差异。 按照疾病负担率（DALY rate）计算，荷兰位居全球最高，而越南则处于最低水平。疾病负担率指每10万人因某种疾病损失的健康寿命年数，是衡量疾病对社会总体影响的重要指标。 研究人员提醒，这种差异并不一定意味着某些国家的人“更容易生病”，还可能受到医疗资源、诊断体系、疾病识别能力、社会文化环境以及数据质量等因素影响。 因此，国家间比较更适合作为公共卫生参考，而不应简单理解为不同国家居民心理健康状况的直接排名。 精神健康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核心议题 在1990年的全球疾病负担排名中，精神障碍仅位列第12位。到2023年，它已经上升至第5位，并成为全球第一大致残原因。 研究作者指出，全球精神障碍负担仍在持续增长，各国都需要加强精神疾病的预防、早期识别和治疗服务，特别是关注青少年等高风险群体。 当全球约七分之一人口受到精神障碍影响时，精神健康已经不只是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教育、就业、社会发展和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议题。 参考文献 GBD 2023 Mental Disorders Collaborators. Updated trends in the global prevalence and burden of mental disorders, 1990–2023: a systematic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23. The Lancet, 2026, 407(10543): 2040–2064. DOI: 10.1016/S0140-6736(26)00519-2.

心理学研究发现，一些常被视为“高冷”“不合群”的行为，其实与较高认知能力存在一定关联。 其中，最常见的包括以下三种。 一、偏爱独处，对高频社交兴趣较低 2016年发表于《英国心理学杂志》的一项研究，分析了15197名18至28岁成年人的数据。结果发现，对大多数人而言，和朋友频繁接触通常会提升幸福感；但在高智商人群中，这种关系却明显减弱，甚至出现反向趋势——社交越频繁，幸福感反而越低。 研究者提出了“幸福的草原理论”（Savanna Theory）来解释这一现象。 这一理论认为，人类的大脑仍部分保留着远古小型部落时期形成的心理机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维持紧密社交关系有助于获得安全感与支持感，因此社交通常能带来积极体验。 但高智商者往往更擅长处理新环境与复杂问题，他们对社交支持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也更容易从长期目标、个人兴趣或认知活动中获得满足感。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高认知能力者会主动减少低价值社交，把更多时间投入阅读、研究、创作或独立思考。 从神经科学角度来看，这种倾向也有一定依据。 人在独处时，大脑中的“默认模式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会更加活跃。该网络与自我反思、未来规划、记忆整合以及创造性联想有关。研究发现，高度专注于内部思维的人，更容易在独处环境中进入深度思考状态。 因此，独处对部分人而言并非“社交失败”，而是一种更适合认知活动的环境。 二、容易走神，但创造性更强 “走神”长期被视为注意力不足的表现，但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它并不只是低效或懒散。 心理学通常将走神定义为：注意力从当前任务，转向内部自发思维活动。 研究发现，走神与创造力、问题解决能力以及工作记忆存在一定关联。 其中一个重要概念叫“酝酿效应”（Incubation Effect）。它指的是：当人暂时停止主动思考某个问题后，大脑仍会在潜意识层面继续加工信息，并最终突然产生解决方案。 因此，人们经常会在洗澡、散步、发呆时突然“灵光一闪”。 2025年发表于《科学报告》的一项研究进一步指出，适度走神有助于提升创造性问题解决能力，因为它能够促进不同信息之间的远距离联想。 此外，2020年《心理科学通报与评论》的研究发现，认知能力较高的人更容易出现走神现象。 研究者认为，高认知能力者通常拥有更大的工作记忆容量。当当前任务较简单、无法完全占用认知资源时，大脑会自动将剩余资源转移到其他内部思考活动中。 换句话说，有些人看似在发呆，大脑实际上可能仍在高速运转。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走神一定是好事。如果已经严重影响学习、工作或日常功能，仍需注意是否存在注意力问题。但研究至少说明：走神并不等同于“大脑空白”。 三、不喜欢闲聊，更偏爱深度交流 心理学研究发现，高认知能力者通常更偏好“高信息密度”的交流方式。 2010年发表在《心理科学》上的一项研究曾对参与者的日常对话进行记录与分析。结果发现，幸福感较高的人，通常拥有更多“实质性对话”（substantive conversations），而不仅仅是闲聊。 虽然研究并未直接等同于“高智商”，但后续研究发现，高认知能力者普遍更倾向于深度交流，而对重复、低信息量的寒暄兴趣较低。 原因与认知特点有关。 闲聊通常围绕固定主题展开，例如天气、交通、日常安排等。这类对话模式可预测性较高，认知刺激较弱。 而高认知能力者的大脑，对复杂信息、新观点以及抽象问题往往更敏感，也更容易从中获得兴趣与满足感。因此，他们会更偏好讨论心理、人性、历史、科学、社会规律等需要持续思考的话题。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人平时显得沉默寡言，但一旦遇到真正感兴趣的话题，就会突然变得非常健谈。 从心理机制来看，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清高”或“社交障碍”，而更像是大脑对信息质量的偏好差异。 这些习惯并不等于“高智商”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研究都只能说明相关性，而非因果关系。 喜欢独处、不爱闲聊、容易走神，并不能直接证明一个人智商更高；同样，高智商者也并不一定都会表现出这些特征。 人格类型、成长环境、职业特点，都会影响一个人的行为模式。 不过，这些研究确实提醒我们：一些被简单贴上“不合群”标签的行为，背后未必是冷漠、傲慢或社交能力差，也可能只是不同认知风格的体现。

创伤，堪称近十年的年度热词、“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标志”，也是许多人理解人生与自我的关键词。 可创伤究竟是什么？尽管它占据着文化焦点，含义却从未如此模糊。 “Trauma”一词源自古希腊语，本义是“伤口”。据《牛津英语词典》记载，它最早用于指代外部身体损伤，这种用法可追溯至1684年。 到了19世纪末，“创伤”衍生出第二层含义：心理损伤。例如，1894年，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 William James 提出“永久性心理创伤”这一概念，并将其比作“精神上的荆棘”。 20世纪70年代，“创伤”又出现了第三层引申义：泛指痛苦经历或负面事件。就像“精神分裂症”“癔症”等词最初是临床诊断术语，后来逐渐发展出更宽泛的日常含义一样，“创伤”的词义也在不断扩展，并逐渐成为一种文化隐喻。 心理学与精神病学中的“创伤” 在心理健康领域，“创伤”的定义也经历了多次变化。 1952年，第一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中，“创伤”仍然只指身体损伤。 直到1980年的DSM-III，才首次纳入“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正式确立了创伤的心理层面定义。 DSM-III对创伤事件的标准相当严格：事件必须“超出一般人的常规生活经验范围”，并且“几乎会让所有人产生强烈痛苦”。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痛苦经历都能被称为创伤。 但在后续版本中，这一标准逐渐放宽。间接目睹的事件也被纳入范畴，定义重点也从“事件本身是否足够严重”，逐渐转向“事件带来的主观痛苦”。 于是，越来越多经历被归为创伤。而创伤这一概念本身，也因此带有一种天然的模糊性：它既指代有害事件本身，比如将灾难称为“创伤”；也指代事件造成的心理后果，比如“遭受了心理创伤”。换句话说，“创伤”同时涵盖了客观事件与主观感受、原因与结果，其边界并不清晰。 创伤的词义为何越来越宽泛 DSM对创伤定义的放宽，是一种典型的“概念泛化”现象——也就是与伤害相关的概念，其含义随着时间逐渐扩大。 大量历史文本研究发现：从1970年代到2010年代末，“创伤”一词无论是在新闻、小说等大众文本中，还是在学术文章中，使用场景都越来越广泛。 如今，“创伤”甚至会被用于描述情绪强度并不高的场景。这个词原本沉重的意味，也逐渐被日常化了。 而推动这种泛化的重要原因，恰恰是“创伤”在文化中的影响力不断提升。 如今，书籍中提及“创伤”的频率，大约是半个世纪前的6倍；在心理学学术文章中，更是达到25倍。谈论创伤越多，它的含义也就越广。 从临床概念到大众语言 公众显然接受了“创伤”这个词，并不断拓展它的用法。临床心理学与精神病学对“创伤”的定义，其实远比日常语言中的使用严格得多。现在，人们常把创伤分为两类： 所谓“大T创伤”（big-T trauma），是符合临床标准的重大创伤事件，比如致命车祸、严重暴力、亲人突然去世等； 而“小t创伤”（small-t trauma），则指日常生活中的负面经历。在日常语境中，人们甚至会把恶劣居住环境、街头骚扰等普通逆境，也归为创伤。 社交媒体进一步放大了这种泛化趋势。在 TikTok 上，人们常会把一些微小尴尬称作“创伤”：比如坐到融化的巧克力上；又或者小时候打开饼干盒，却发现里面装的是针线包，于是调侃“这就是童年创伤”。 一项爱尔兰研究发现，人们对这种现象其实抱有矛盾态度：一方面欢迎“创伤”去污名化，另一方面又担心它被淡化、滥用。 创伤泛化：利弊并存 这种矛盾背后，其实反映了人们对于“创伤泛化”的争议。 * 首先，泛化可能会加剧痛苦。 研究发现，更认同宽泛创伤定义的人，在观看负面视频后，更容易产生强烈痛苦和侵入性想法。 原因可能在于：当人们把某件事定义为“创伤”时，也往往默认这种伤害是永久、深刻、难以磨灭的，甚至会影响人的整个自我认同。 英国作家 Will Self 就曾写道：创伤逐渐变成一种认知——某些经历会给人留下永久性伤害，让人终生背负伤口，甚至在无意识中持续受其影响。 * 其次，过度泛化会让“创伤”失去辨识度。 如果所有逆境都叫创伤，所有痛苦都源于创伤，那么这个词本身就会逐渐失去区分不同严重程度的能力。 事实上，仅澳大利亚就有四分之三成年人经历过重大创伤事件，本就无需再用大量日常小事去稀释这一概念的严重性。 * 最后，泛化也容易让人陷入一种简单化的“创伤决定论”。 如今有一种流行说法：不要问“这个人有什么问题”，而要问“这个人经历了什么”。 这种视角当然有其积极意义，但如果进一步演变成“所有心理问题都源于过去创伤”，就未免过于简单了。 研究显示，真正会发展为PTSD的人，只占经历过临床标准创伤事件者中的一小部分。人的心理健康同时受到生理、人格、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等多重因素影响，并不是单靠“创伤”一个变量就能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