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棱镜 - 节目列表

20世纪初，许多顶尖科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都曾对所谓的“通灵现象”（psychic phenomena）着迷，包括心灵感应、透视、预知和鬼魂等。 190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J.J.汤姆孙（J.J. Thomson）曾参与实验测试通灵者；哲学家C.D.布罗德（C.D. Broad）也参加过降灵会，并研究所谓的“预知”（precognition），即预见未来事件的能力。 动物通灵研究的兴起 一些研究者进一步提出：如果人类能够通灵，动物是否也可以？ 哲学家F.C.S.席勒（F.C.S. Schiller）是牛津大学学者，也是实用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曾深入讨论动物是否拥有心灵感应能力，并报道了一只名叫罗尔夫（Rolf）的“会思考的狗”。 据称，罗尔夫可以用爪子拍出数学题的答案，甚至通过一套字母密码拼出完整句子。 俄罗斯科学家弗拉基米尔·别赫捷列夫（Vladimir Bechtereev）则提出了另一种解释：狗本身并不会计算，而是通过心灵感应接收主人脑中的答案。 Clever Hans的轰动 在所有这些“神奇动物”中，最著名的当属德国的聪明汉斯（Clever Hans）。 汉斯据称能够用马蹄子敲击地面回答数学问题，因此吸引了大量观众，其中包括德国心理学家卡尔·斯图姆夫（Carl Stumpf）。汉斯也与美国另一匹著名“神算马”奇迹女士（Lady Wonder）齐名。 汉斯的主人威廉·冯·奥斯滕（Wilhelm von Osten）坚信，动物拥有与人类相当的智力。他认为，汉斯的能力证明了动物能够理解数字和语言。 聪明汉斯效应 心理学家斯图姆夫的研究助理奥斯卡·普方斯特（Oskar Pfungst）对汉斯进行了更严格的测试。 他发现了一个关键规律：只有当汉斯的主人知道正确答案，而且汉斯能够看到主人时，它才更容易答对。 原来，汉斯并没有真正算出答案，而是在观察主人的细微动作。 当汉斯不断敲击蹄子、逐渐接近正确答案时，主人会不自觉地出现非常轻微的身体或表情变化。主人自己甚至没有意识到正在发出这些信号，但汉斯却能够捕捉到。 这就是后来所说的“聪明汉斯效应”（Clever Hans Effect）： 实验者或提问者在无意中向研究对象提供暗示，从而影响实验结果。 汉斯并没有超自然能力，它只是非常擅长“读懂”它的主人的非语言信号。 深远影响 聪明汉斯的故事产生了几个重要影响。 首先，通灵研究逐渐衰落。普方斯特的解释表明，许多看似神秘的现象，其实可以通过普通的心理和行为机制解释，不需要诉诸超自然能力。 其次，它推动了实验设计的反思。研究者开始意识到，即使自己没有恶意，也可能因为期待某个结果，而在无意中影响实验对象。这也推动了随机化（randomisation）等实验方法的发展。简单来说，就是通过随机方式决定实验顺序或分组，而不是让研究者主观决定，从而减少研究者预期对结果的影响。如今，随机化已经是严谨实验设计的重要基础。 通灵现象最终被科学界摒弃，但对它的研究并非毫无意义——它让科学家更加意识到，实验者本身也可能影响实验，并推动了实验设计向更加严谨、客观的方向发展。

生活成本上涨之后，我们对“涨价”变得格外敏感。超市里同一件商品从9.9元变成10.9元，我们很容易注意到。但如果价格不变，包装里的东西却少了一点，我们往往很难察觉。 对于企业来说，应对成本上涨通常有两种方式：直接涨价，或者减量不降价。后者被称为缩水式通胀（shrinkflation），也叫“减量通胀”。 相比直接涨价，缩水式通胀更容易被消费者接受。包装看起来几乎没有变化，价格标签也保持不变，只是内部实物变少了，包装里多出了一些空气。消费者如果不仔细比较重量、容量，很难意识到自己其实买到了更少的东西。 为什么消费者很难察觉分量缩水？ 原因之一，是我们对价格和分量的关注方式完全不同。 商品的售价通常印在最醒目的位置，我们购物时会自然地比较价格；而分量往往印在角落里，字体也更小，很容易被忽略；至于单位价格，比如每100克、每升多少钱，不打开计算器是很难算出来的。 包装也会进一步影响我们的判断。 心理学研究发现，人并不擅长凭视觉准确判断一个容器究竟装了多少东西。1999年，拉古比尔（Raghubir）与克里希纳（Krishna）的研究发现，在实际容量相同的情况下，更高的容器往往会让人觉得里面装得更多。这也是为什么许多麦片、洗衣液等商品采用高而窄的包装——包装的高度和形状，会影响我们对容量的直觉判断。 缩水式通胀还利用了人的感知阈值。 心理学中的韦伯—费希纳定律（Weber-Fechner law）指出，人能够察觉到的最小变化，并不是一个固定数值，而是与原来的体量存在一定比例关系。这个刚刚能够被察觉的最小变化，被称为最小可觉差（JND，just noticeable difference）。 举个例子，一盒500克的商品减少几克，我们很难察觉；如果减少的比例超过某个阈值，变化才会明显起来。行业经验通常认为，5%—15%左右的减量较难被消费者察觉，具体比例则会因商品、包装和消费者而不同。 这就给企业留下了操作空间：每次只减少一点点，消费者可能根本没有感觉。但如果同一款商品连续几次小幅减量，变化不断累积，最终超过感知阈值，消费者还是会发现——“怎么越来越少了？” 研究发现：消费者对“涨价”和“缩水”的反应完全不同 2026年，Janssen与Kasinger分析了美国零售市场长达十年的数据。在约400万款商品中，约2%（约77000款）出现过分量缩减，而且这种情况远多于产品增重，商品售价则基本没有同步下降。 研究还发现，如果售价上涨1%，销售额大约会下降1.2%；而如果产品分量缩减1%，销售额下降幅度只有前者的一半左右。 消费者面对缩水时，往往不会像面对涨价那样主动减少购买，甚至可能因为觉得“价格没变”而多买一些，最终总支出反而增加。 这正是缩水式通胀对企业有吸引力的地方：消费者承担了更高的单位成本，却不一定马上改变购买行为。 一旦被发现，缩水反而更伤品牌 缩水式通胀的“优势”建立在一个前提上：消费者没有察觉。 Evangelidis在2024年的实验中发现，即使直接涨价和产品缩水给消费者造成的经济损失完全相同，人们对两种做法的评价却明显不同。 当企业因为成本上涨而直接涨价时，多数消费者认为这种做法虽然让自己多花了钱，但仍然可以理解；可一旦发现商品分量缩水，人们更容易认为企业的行为“不公平”。 原因可能在于，人们对两种行为的心理解释不同。 涨价是公开的。价格变了，消费者看得见，可以自主决策是否继续购买。 缩水则隐藏在包装和分量里。消费者必须主动比较重量、容量和单位价格，才能发现自己实际上支付了更高的单位成本。因此，缩水更容易被理解为一种试图“瞒着消费者”的行为。 换句话说，涨价更多诉诸理性判断，缩水则更容易激起情绪反感。 所以，缩水式通胀是一种颇为微妙的商业策略：在消费者没有察觉时，它比直接涨价更不容易影响销量；但一旦被消费者识破，带来的负面评价却可能比同等幅度的涨价更强烈。 我们真正反感的，或许并不只是“东西变贵了”，而是觉得自己被蒙在鼓里。

热恋阶段的迷恋、化学反应与激情不足以维系长久关系，感情能否经受现实考验，要看两项经过研究证实的关键指标。 指标一：拥有契合的目标与价值观 表面上的兴趣相投当然有助于相处，但不足以支撑一段长期关系。真正决定感情能否走得长远的，是两个人在重大人生议题上是否能够达成共识：生育、财务、信仰、事业规划以及对未来生活的想象。 核心目标一致时，妥协与牺牲不会格外痛苦，双方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核心目标冲突，则会产生大量无解矛盾，反复陷入不满与争吵。比如，一个人渴望四处旅行、不断尝试新的生活，另一个人却只想安稳定居、陪伴家人。两个人都没有错，但他们可能确实想要两种不同的人生。 2023 年《人格与个体差异》研究表明，情绪稳定、尽责性、宜人性人格特质，以及关怀、利他这类 “自我超越” 价值观相似，能够预测更高恋爱满意度。 因此，判断两个人是否适合长期发展，可以重点看看四个方面： 1 未来人生构想：婚姻、生育、定居和生活方式 2 不可妥协的底线：哪些事情绝不愿意改变 3 金钱观念：储蓄、消费和风险偏好 4 照料责任：孩子和父母由谁照顾、如何分工 双方当然不需要完全一样，但彼此的人生轨迹必须能够共存，而不是一方不断吞噬另一方。 指标二：发生冲突后，愿意主动修复 再契合的伴侣也会发生冲突。婚恋研究者约翰·戈特曼（John Gottman）长期研究发现，关系稳定性的关键之一，并不是“从不吵架”，而是发生冲突后能不能修复关系。 所谓“修复尝试”（repair attempts），就是在矛盾中主动做出一些让冲突降温的举动，比如： “对不起，我刚才说话太重了。” “我们都有点激动，要不要先暂停？” “我能理解你为什么这么想。” 争执时牵一下对方的手，或者用一个不伤人的玩笑缓和气氛。 有效的修复往往不靠讲道理，而更多依靠情绪安抚、共情、示好和承担责任。而且，矛盾还没有彻底升级之前就主动修复，通常比事后补救更有效。 大家可以用心观察一下，对方是否愿意接住你的修复尝试。 如果你说“我们冷静下来再聊”，对方愿意停下来；你主动道歉，对方也愿意停止攻击；你试图缓和气氛，对方愿意回应——这意味着两个人都在试图保护这段关系。 相反，如果对方总是：讽刺、嘲弄甚至翻白眼；持续批评、不断翻旧账；冷处理或冷暴力；用假意道歉敷衍；拒绝沟通。那么问题就不只是某一次争吵，而是关系缺乏修复的能力。 激情只是爱情的起点。真正决定一段关系能走多远的，是两个人能否拥有契合的人生方向，以及在冲突发生时接纳和解、完成情感修复的能力。

在传统的西方文化中，感谢往往被理解为一种语言表达：说一句“谢谢”、写一张感谢便条、寄一封感谢信。但近期发表于《积极心理学杂志》（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的一项研究提醒我们，感谢并不只有“说出来”这一种形式。 研究者将感恩表达区分为两类：口头感恩与行为感恩。两者虽然相关，却并不等同。 两种感恩方式 口头感恩，是通过语言表达谢意，比如说“谢谢你”、写感谢信或留言。这是我们最熟悉的感谢方式，也是很多文化中最常见的表达。 行为感恩，则是把感谢落实到行动中，比如送一份礼物、回报对方，或者主动为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提供实际帮助。 研究通过因子分析——一种用于判断不同行为是否属于同一心理维度的统计方法——发现，这两种感恩表达确实可以区分开来。虽然一个经常说“谢谢”的人也可能同时愿意帮助别人，但两者代表的是不同的感恩方式。 行动，可能比一句“谢谢”更有力量 研究发现，口头感谢和行为感谢看起来都与积极的心理结果有关，但进一步比较后发现，真正能够独立预测这些积极结果的，主要是行为感谢。也就是说，相比口头上说谢谢，把感谢落实到行动中可能更重要。 原因并不难理解。说一句“谢谢”只需要几秒钟，而准备一份合适的礼物、记住对方的需求、花时间帮助对方，都需要投入精力、思考和实际行动。当我们愿意为感谢付出成本，也是在用行动告诉对方：我不仅记得你帮助过我，而且真的在意这份关系。 于是，一个良性循环可能形成：行动感恩加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更好的关系又会进一步提升我们的幸福感和心理健康。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语言感谢没有价值。一句真诚的“谢谢”，依然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也最重要的礼貌和情感表达。研究提醒我们的，是不要让感谢只停留在语言层面。 怎样把感谢变成行动？ 行为感恩并不意味着一定要送贵重礼物，或者做出轰轰烈烈的举动。关键是让对方真正感受到自己的付出被看见、被珍惜。可以遵循7个简单原则。 1. 优先考虑对方觉得有意义的事。 不要只送自己喜欢的东西，而要想想什么对对方真正重要。 2. 留意对方随口提起的喜好和需求。 对方曾经说过喜欢什么、缺什么、想做什么，这些不起眼的信息，往往正是最好的感谢线索。 3. 不清楚就直接问。 不必为了制造“惊喜”而猜测。比如直接问一句“你最近最想吃哪家餐厅？”有时反而更贴心。 4. 回报不等于照搬对方的付出。 对方曾经帮你解决一个问题，你不一定也要用同样的方式回报。重要的是把自己的感激，转化成对方真正受用的形式。 5. 许下的答谢一定要兑现。 “改天请你吃饭”“下次我来帮你”如果只是随口一说，反而会削弱感谢的意义。信守承诺，本身就是一种很重要的感谢。 6. 重视个性化，而不是昂贵或盛大。 一份真正符合对方喜好的小礼物，一次恰到好处的帮助，都可能比昂贵的礼物更有分量。 7. 行动最好搭配语言。 不仅要做，也可以告诉对方，他当初的帮助对你意味着什么。比如：“你那时候愿意帮我，让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在面对这件事。”这样的表达，会让行动背后的意义更加清楚。 感谢，首先是为了对方 感谢的首要目的，不是让自己感觉良好，而是让帮助过我们的人感受到被重视、被珍惜。当我们把关注点从自己的感受转向对方的需要，感谢也就不再只是一句“谢谢”，而成为一种真正的关系行动；而更深的联结和幸福感，也会随之而来。

根据一个古老的说法，人会经历两次死亡：第一次是肉体生命的终结；第二次，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也离世。 但从心理学角度看，死亡并不意味着一个人从我们的精神世界中彻底消失。那些曾经重要的人，往往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继续存在于我们的内心。 “奶奶一定会为我骄傲” 我们脑海中的绝大多数想法，其实并不会被自己直接察觉。某个熟悉的场景、一句话，甚至一个气味，都可能成为触发器，让相关的记忆、人物和情绪重新浮现。 因此，当我们终于实现一个期待已久的目标时，很容易想到一个已经离世的亲人：“奶奶要是看到，一定会为我骄傲。” 这并不只是怀念。某种意义上，我们一直在把逝去的亲人当作内心的“听众”，仿佛自己正在向他们展示现在的生活。 有趣的是，我们通常很少想象逝者会责备自己。很少有人会在修不好电器时想到：“你怎么连这个都不会？爷爷一定会失望。”我们更容易赋予逝者赞赏、理解和支持。 心理学把这种把自己的想法、态度或感受归于他人的过程称为投射（projection）。 我们想象中的“逝者”，其实很像我们自己 社会投射（social projection）是心理学中的一个经典概念，指的是人们倾向于认为别人和自己拥有相似的观点、偏好和行为。 这种倾向并非完全没有道理。毕竟，我们与周围的人本来就存在许多共同点；而且，人还存在一种趋同偏好（homophily）——即更容易与兴趣、价值观和社会背景相似的人建立关系。 而我们想念的逝者，恰恰是自己非常亲近、非常喜爱的人。因此，当我们想象“他会怎么想”时，得到的答案往往也不会离自己的想法太远。 近期，葡萄牙研究者安德烈·马塔（André Mata）、弗朗西斯科·克鲁兹（Francisco Cruz）和罗萨里奥·费雷拉（Rosário Ferreira）进行了一项很有意思的实验。 研究者让被试回想一位已经去世的至亲，例如深爱的祖母，然后让他们判断：如果这位亲人还在世，她会如何看待某个现实问题。 研究者随后通过启动（priming）实验，先用一些特定的信息或任务，暂时激活并改变被试对某个问题的看法。这样一来，研究者就可以观察：当被试自己的态度发生变化后，他们想象中的逝者态度是否也会跟着变化。 结果发现，被试自身的观点越强烈，他们认为逝者持有的观点也越接近自己；更有意思的是，当被试自己的态度发生变化后，他们想象中的亲人的态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仿佛实验室中对于态度的操纵，不仅改变了被试的想法，还让已经去世的亲人在“另一个世界”里也改变了看法。 当然，真正发生改变的并不是逝者，而是活着的人的心理表征。 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 这项研究提示，我们想象逝者支持自己的观点，很可能主要是一种投射，而不是把一个独立存在的“逝者意志”准确地保存在脑海里。 这种投射其实很自然，也有一定的心理价值。它不需要太多认知努力，却能让我们感觉良好；它可以让自己的观点获得一种“重要的人也会赞同”的支持，同时也维持着我们与逝者之间的情感联系。 从这个意义上说，逝者无法继续参与我们的真实生活，却可能继续参与我们的内心生活。

2026年8月27日，日本前卫艺术家草间弥生去世的消息公布。她于8月14日在东京一家医院去世，享年97岁。直到生命最后几天，她仍在创作。 对于很多人来说，草间弥生意味着那些无处不在的圆点、南瓜和仿佛没有尽头的“无限镜屋”。但在这些极具辨识度的作品背后，还有一个很少被看见的故事：草间弥生一生都在用艺术对抗自己难以承受的感知、焦虑与恐惧。 10岁开始，她就看见“圆点” 草间弥生10岁左右时，第一次经历鲜活的幻觉。 她会看到花朵、光晕和密密麻麻的圆点。有一次，她看到桌布上的花纹不断扩散，铺满天花板、窗户和墙壁，甚至覆盖自己的身体。这种体验后来成为她艺术创作的重要来源。 她不断重复画圆点、网状图案和花朵，让它们从画布扩散到雕塑、家具、房间乃至人体。她把这种过程称为“自我消弭”（self-obliteration）：当个体不断融入重复的图案与无限的空间，自我的边界也随之变得模糊。 “每天都在和痛苦、焦虑与恐惧抗争” 草间弥生从未回避谈论自己的精神困扰。 她曾说，自己每天都在与痛苦、焦虑和恐惧抗争，而持续创作，是她找到的能够缓解这些痛苦的方式。 1973年，她从纽约回到日本。几年后，她主动入住东京的一家精神健康医疗机构，并在那里生活了几十年。她的工作室就在医院附近，因此她依然可以每天创作。 对她而言，医院并不意味着艺术生涯的结束。恰恰相反，稳定的生活环境让她能够继续工作。那些曾经让她感到难以承受的幻觉、重复冲动和强烈感官体验，也不断被转化为绘画、雕塑和装置。 她后来甚至说过：“倘若没有艺术，我很久以前就会结束自己的生命。” 把自己的感知，变成了观众可以进入的世界 草间弥生最著名的“无限镜屋”，或许正是这种转化最极致的例子。 镜子、灯光和重复排列的元素，让观众走进一个仿佛没有边界的空间。你很难判断哪里是房间的尽头，哪里是自己的身体，哪里又是镜中的倒影。这种体验既迷人，也可能让人感到眩晕甚至不知所措。 英国艺术机构Project Art Works的联合创始人凯特·亚当斯认为，草间弥生的作品似乎把她经历的内在听觉冲动、重复行为冲动和幻觉转化成了视觉艺术。她没有试图让这些感受消失，而是把一个充满强烈感官体验、既美丽又可能令人不堪重负的世界呈现给了观众。 从“异常”到“另一种感知方式” 草间弥生所处的时代，人们对精神疾病和神经多样性的理解，与今天有很大不同。 如今，“神经多样性”（neurodiversity）越来越被用来描述人类大脑在感知、注意、交流和处理信息方面存在的自然差异。自闭症、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等，都可能涉及不同于多数人的感知和认知方式。 有些创作者的高度专注、重复行为、自我刺激行为（stimming）以及对声音、光线、纹理等刺激的敏感，可能并非需要被消除的“缺陷”，而可能成为他们艺术实践的一部分。 不同，也可以成为一种创造力 今天，神经多样性艺术家越来越受到艺术界关注。 2025年，患有自闭症并伴有学习障碍的英国艺术家内内娜·卡卢（Nnena Kalu）获得特纳奖。英国机构ActionSpace认为，草间弥生这样的艺术家证明，伟大的艺术并不只有一种来源，也不必遵循传统路径。 当然，我们不应该把草间弥生的艺术简单解释为“精神疾病的产物”。她的成功不仅来自个人经历，也来自她非凡的艺术能力、持续几十年的创作、对重复与空间的独特探索，以及她在20世纪60年代纽约前卫艺术中的重要实践。 草间弥生的作品及其经久不衰的影响力，也让我们重新认识人类感知与生命体验的复杂与璀璨。

Meta与美国加州及其他28个州达成和解协议。除最高支付170亿美元赔偿金、另向得克萨斯州支付10亿美元外，Meta还将首次被迫在美国本土改变面向普通用户的核心功能。 最大的变化是：针对青少年的多项安全措施，将从“主动开启”变成“默认开启”。 六大关键变化 1. 安全限制默认开启 Meta必须将多项安全限制设为青少年账户的默认设置，未经关联的家长监督账户同意不能修改。 此前，Meta的“休息一下”（Take a Break）等工具需要用户主动开启，使用率仅约1.8%。 现在，青少年首次创建Instagram账户时，默认不显示个性化信息流和点赞数。 和解协议还禁止Meta就其安全功能作出虚假或误导性陈述。 2. 家长监督加强 经双方同意，“监督家长”可以查看和修改青少年账户设置，包括App使用时长、社交联系人用户名，以及与孩子私信的账户名称。 如果孩子首次与成年账户私信，或搜索“自杀”“自残”“饮食失调”等关键词，家长也会收到通知。 3. 每天最多2小时 青少年账户每日使用时间默认限制为2小时，家长可以调整。 同时启用：夜间模式：0点至6点限制使用；学校模式：学年工作日8点至15点限制使用。 如果其他平台也实行类似限制，Meta还需将每日上限进一步降至1小时。 4. 隐藏点赞，禁用整形滤镜 青少年账户默认隐藏点赞数，减少社会比较；同时禁止使用具有整形效果的滤镜。 5. 年龄验证，也带来隐私风险 Meta必须通过身份验证或面部识别等方式确认年龄，并要求相关系统每年接受第三方测试。 但数字隐私机构电子前沿基金会（EFF）的法律顾问David Greene指出，收集身份信息和行为数据也会增加数据泄露以及执法机构调取数据的风险。 6. 可能影响整个行业 Meta已经公开呼吁TikTok和YouTube采取类似政策。 Meta首席法律官CJ Mahoney表示，青少年会在不同App之间切换，因此需要“全行业的解决方案”。 数字倡导组织“技术监督项目”（Tech Oversight Project）则呼吁美国国会，让相关限制覆盖所有平台，并永久实施。 从“自我保护”到“平台默认” 加州总检察长Rob Bonta称，这是一场“里程碑式”的变化。 这场和解真正改变的，可能不只是几个具体功能，而是一个基本逻辑： 过去，平台提供安全工具，用户自己决定是否开启；现在，平台必须把保护措施直接放进默认设置。 如果这一模式进一步扩展到TikTok、YouTube等平台，美国社交媒体的青少年保护规则可能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随着GLP-1类减重药物越来越普及，一些使用者开始描述一种特别的体验：不再那么想吃东西了，但似乎也不太想做其他事情了。 他们没有明显的悲伤或绝望，却感觉生活少了些“色彩”：喜欢的食物不再令人兴奋，购物失去吸引力，原本喜欢的爱好也提不起兴趣，就连庆祝活动都变得平淡。这种状态被称为情绪钝化（emotional blunting），也有人将其称为“Meh effect（无感效应）”。 GLP-1为什么可能影响“快乐感”？ GLP-1，即胰高血糖素样肽-1，是人体自然产生的一种激素。GLP-1类药物通过模拟它的作用，增强饱腹感、降低食欲，目前广泛用于肥胖和2型糖尿病等疾病的治疗。 但GLP-1的作用并不只发生在胃肠道。研究发现，它也会影响大脑的奖赏系统——这个系统参与调节我们对食物、酒精等刺激的兴趣、动机和愉悦感。 其中一个重要的神经递质是多巴胺（dopamine）。多巴胺并不等于“快乐”，而是参与动机和奖赏，让我们产生“想要”的感觉。当奖赏系统的反应发生变化时，人可能依然知道某件事情应该令人开心，却很难真正产生兴奋感。 “Ozempic personality（诺和泰人格）”就是网络上对这种现象的一种戏称，并不是正式的医学诊断。 不只是食物，其他“奖赏”也可能受到影响 GLP-1类药物能够明显降低很多人持续不断的“food noise（进食执念）”--指脑海里反复出现与食物有关的想法，即使并不饥饿，也总在想着吃什么。 有研究发现，GLP-1的影响可能并不局限于食物。2022年的一篇医学综述指出，GLP-1可能降低酒精以及其他物质的奖赏效应，因此研究人员也开始关注它与成瘾行为之间的关系。 研究人员曾在加勒比海圣基茨岛研究黑绿长尾猴（vervet monkey），这些猴子以偷喝游客的酒精饮料而闻名。研究发现，使用司美格鲁肽（semaglutide，即Ozempic的主要成分）的猴子，在可以自由获得酒精的情况下，饮酒量明显低于未接受药物处理的猴子。 这提示：这种药物影响的可能不仅是食欲，也包括大脑对奖赏的反应。 为什么有人有感觉，有人却没有？ 并不是所有GLP-1使用者都会出现情绪钝化。 一些人的体验甚至相反：体重下降后，精力增加、关节疼痛减轻、睡眠改善，自信心和整体生活状态也随之提高。 为什么同样的药物会产生不同体验，目前还没有明确答案。个体差异、药物剂量、体重变化以及原有的心理状态，都可能发挥作用。 如果开始使用GLP-1后，明显出现“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感受不到快乐”“情绪变得麻木”等变化，最好告诉医生，不要简单地将其理解为抑郁症复发或单纯的心理问题。 如何应对“Meh effect”（无感效应）？ 1 保持合理饮食。 GLP-1会让人更容易产生饱腹感，但进食量下降后仍要保证基本的营养摄入。营养不足可能进一步加重疲劳、注意力下降等问题。 2 坚持运动。 减重过程中肌肉也可能流失，因此可以加入抗阻训练、负重训练等。同时，运动本身也有助于改善情绪和行动动机。 3 保证睡眠。 尽量保持每晚7—8小时的睡眠，睡前减少电子屏幕使用。睡眠不足本身就可能让人感到疲惫、缺乏动力。 4 充分补水。 饮食量减少后，也要注意不要忽略饮水。脱水可能进一步增加疲劳感。 5 必要时与医生讨论药物方案。 如果已经达到目标体重，或者出现明显的情绪和兴趣变化，可以咨询医生是否需要调整剂量或治疗方案，不要自行停药或减量。 GLP-1类药物究竟是直接影响了大脑奖赏系统，还是因为降低了食物带来的奖赏而产生了连带影响，目前仍没有定论。 但有一点值得关注：减重治疗的效果，不应该只体现在体重秤上，也应该体现在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和幸福感上。

美国民俗学家杰伊·梅克林（Jay Mechling）曾把沙子称为“人类最完美的玩具”。看似普通的沙子，为什么拥有这样的魅力？ 沙子的独特玩乐特质 沙子的可塑性极强。干沙由大量细小颗粒组成，抓在手里会从指缝间流走，流动起来几乎像液体；湿沙则可以被压实、堆砌、塑形，孩子可以用它建造城堡、道路，也可以在上面刻画图案。更重要的是，沙子的造型可以随时推倒、重做，没有“失败”的代价。 它的触感也很特别。温暖的沙子踩在脚下柔软舒适，铲、挖、筛、堆的过程中，孩子能够获得丰富的触觉体验。而且沙子不像泥巴那样黏腻，玩完拍一拍就能清理干净。 但真正重要的是，沙子没有规定孩子应该怎么玩。一个沙堆可以是城堡，也可以是火山、农场、外星基地。孩子还会把熟悉的动画、游戏角色带进沙堡，边搭建边讲故事，让现实中的沙子变成一个充满人物、冲突和规则的想象世界。 这种自由叙事，也可能成为孩子表达情绪和幻想的一种方式。 沙盘游戏的心理治疗渊源 儿童玩游戏时展现出的自由想象，很早就引起了心理学家的关注。 心理分析学家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认为，儿童游戏可以被视为一种类似成年人的“自由联想”——成年人通过语言表达内心，而儿童则可能通过玩具、角色和故事表现自己的情绪与冲突。因此，愤怒、嫉妒、恐惧等难以直接说出的体验，也可以在游戏中得到表达。 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对此持不同看法。她认为，儿童的心理结构尚未发展成熟，不能简单地把儿童游戏等同于成年人的自由联想，因此也不能完全依靠游戏进行潜意识分析。 后来，荣格学派发展出了沙盘游戏疗法（Sandplay Therapy）。简单来说，就是让来访者在一个装有沙子的托盘中，自由摆放人物、动物、建筑等小道具，创造属于自己的场景和故事。 在这一过程中，沙盘里的角色和场景可能具有象征意义：英雄、怪物、统治者、保护者等，都可能成为表达内心冲突和情绪的媒介。对于儿童来说，这种方式尤其重要，因为他们未必能够准确说出“我正在害怕什么”或者“我为什么生气”，却可能通过游戏把这些感受表现出来。 G. Stanley Hall 的沙堆实验 自由玩沙的价值，也曾被美国心理学先驱G·斯坦利·霍尔（G. Stanley Hall）观察到。霍尔博士是美国心理学早期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在一次长时间观察中，一群孩子获得了一大堆洁净的沙子。他们没有按照成人设计好的游戏规则活动，而是自发把沙堆变成了一个微型社区：搭建房屋、谷仓和农场，修建桥梁和道路，设计交通系统，还自行制定规则、创造货币，并通过分工合作解决游戏中的各种问题。这几乎就是一个儿童版的“模拟城市”。 霍尔认为，这类自由游戏不仅能激发儿童的想象力，还能让他们在真实的互动中学习合作、解决问题和理解规则。他甚至观察到，参与沙堆游戏的孩子变得更加体谅同伴，也更加理性。 这也是玩沙最有价值的地方：孩子不是在沙子里“消磨时间”，而是在自主创造的过程中学习。 沙子之所以被称为“人类最完美的玩具”，或许正是因为它给孩子的不是一个现成的游戏，而是一个可以自由创造的空间。

在英国，每年8月都是学生和家长的紧张时刻。GCSE（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是英国中学生完成义务教育阶段的重要资格考试，通常在16岁左右参加，可以理解为英国的“中考”。 GCSE成绩公布后，学生将进入下一阶段的学习或职业选择。例如，可以继续学习以大学升学为导向的 A-Level课程，也可以选择更强调职业技能和实践的 T-Level课程，或者考虑学徒制等其他路径。 对中国家长来说，GCSE是一个相对陌生的教育体系，但“成绩公布之后，家长应该做什么”却是一个熟悉的问题。英国教育机构给出的建议，也值得我们思考借鉴。 1. 把孩子放在成绩之前 无论成绩好坏，都应该先看到孩子多年的努力。如果孩子开心，就和他一起庆祝；如果孩子失望，也不要急着劝他“想开一点”。尤其要避免拿孩子与亲戚、同学或者其他人的成绩比较。 2. 提前讨论可能的选择 放榜前，可以和孩子聊聊他对成绩的期待、担忧，以及如果结果不理想还有哪些选择。 提前了解不同路径，可以让孩子知道，即使成绩出乎意料，也并不意味着“无路可走”。但也不要反复预测最坏结果，让准备工作变成新的焦虑。 3. 提前做好放榜日的准备 在成绩公布之前，可以帮助孩子保持正常的生活节奏，保证睡眠和饮食，继续进行喜欢的活动。 同时提前安排好当天的陪伴方式，确保孩子需要时能够找到家长。如果已经了解过不同的升学和就业路径，也可以提前整理老师的联系方式、院校信息或学徒岗位等。 这些准备能够让孩子面对未知结果时多一些掌控感。 4. 成绩出来后，不要急着做决定 如果成绩与预期不同，先给孩子一点时间消化情绪，再讨论下一步。 “别慌”“别失望”未必是真正的安慰。孩子失望，就允许他失望；孩子焦虑，就先接纳这种情绪。等情绪平稳后，再和孩子一起了解不同选择，也可以听听老师和朋友的建议。 遇到困难时求助，并不是软弱，而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 5. 告诉孩子：成绩不是人生的结论 十几岁的孩子很容易把成绩理解成“成功”或“失败”，但家长需要帮助他们看到更长远的时间尺度。 GCSE成绩确实会影响下一阶段的选择，却无法决定一个人未来能走多远。尤其当结果不尽如人意时，与其反复追问“为什么没考好”，不如帮助孩子重新看到眼前还有哪些可能。 6. 好好告别中学时代 放榜日也是告别中学生活的时刻。可以鼓励孩子和老师、朋友正式道别，也可以一起回顾这些年取得过的成绩、交到的朋友，以及曾经克服的困难。 这样，孩子记住的就不只是放榜当天的分数，而是一段完整的中学经历。 考试会结束，但孩子的人生还很长。

英国2026年GCSE考试成绩近日公布。GCSE（General Certificate of Secondary Education）是英国中学生完成中等教育阶段后参加的全国性资格考试，通常在16岁左右进行，可以大致理解为英国的“中考”。考试成绩会影响学生之后选择不同的教育路径，例如继续学习、为升大学做准备的A-Level课程，或更偏向职业技能、与企业实习结合的T-Level课程。 如果只看整体数据，今年的GCSE成绩与去年基本持平。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拿到4/C及以上成绩的考生占比为67.3%，去年为67.4%，与2019年也基本一致。 但仔细看数据，会发现几个值得关注的变化。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女生的成绩正在下滑。 女生仍然考得更好，但优势正在缩小 今年，女生GCSE成绩依然整体优于男生，但男女生拿到4/C及以上成绩的差距已经缩小到5.8个百分点。 这一差距在2017年曾达到9.5个百分点，去年为6.2个百分点，今年进一步缩小。 表面上看，这似乎意味着男生正在追上女生。但实际上，差距缩小主要不是因为男生明显进步，而是因为女生成绩出现了下降。 英国教育政策研究所此前的分析已经发现，新冠疫情之后，女生的考试表现一直在下降。与此同时，青少年女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也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变化。 近年来，英国年轻女孩报告焦虑、抑郁、孤独以及对自身形象不满等问题的情况增加。社交媒体的普遍使用也受到特别关注：持续的同伴比较、外貌评价、网络关系以及社交压力，都可能给青少年女生带来额外的心理负担。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简单地把“社交媒体”视为女生成绩下降的原因。学生的考试表现受到家庭环境、学校教育、学习习惯和个人状态等多方面因素影响。 但女生成绩下降与女生心理健康状况恶化，是近年来同时出现的两个趋势，这些的确需要加强关注。 英语和数学，越来越多人需要重考 今年英格兰GCSE英语语言和数学考试中，17岁及以上重考生占比达到24.3%，高于去年的23.4%。 在英格兰，如果学生GCSE英语和数学没有达到至少4分，进入后续教育阶段后通常仍需要继续学习这两门课程。因此，一些学生可能需要反复参加考试。 重考学生的通过率明显偏低。17岁及以上考生中，英语语言拿到4分及以上的比例只有19.8%，数学只有15.3%。 英国政府已经计划从2028年开始推出新的“过渡阶梯”资质，为没有通过GCSE的学生提供另一条学习路径，减少反复重考的情况。 英格兰地区之间的成绩差距扩大 今年英格兰不同地区之间的成绩差距也进一步扩大。 伦敦GCSE拿到4/C及以上成绩的比例最高，为71.7%；西米德兰兹郡最低，为62.4%，两地相差9.3个百分点。 去年两地的差距为8.7个百分点，而且今年的差距已经高于疫情之前的水平。 也就是说，虽然英国整体GCSE成绩基本稳定，但地区间差异依然明显。 AI开始影响学生选择什么科目 今年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变化：GCSE计算机科学的报考人数下降了7.1%，约有8.5万人参加考试。 剑桥OCR考试局认为，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可能是原因之一。随着AI工具能够生成代码、网页甚至应用程序，一些学生可能会觉得：“既然AI会写代码，为什么还要学习编程？” 但考试机构对此并不认同。他们认为，在AI时代，理解计算机科学的底层原理、知道技术如何解决现实问题，可能比过去更加重要。 与此同时，今年GCSE统计学的报考人数继续增长，法语则延续下降趋势；西班牙语的报考人数已经超过法语。 整体成绩稳定，但变化并不少 从整体数据来看，2026年GCSE成绩与去年几乎没有变化。但拆开来看，有几个趋势值得我们关注：女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和成绩下滑，以及人工智能开始影响学生对学科的选择。

自我掌控（Self-mastery）并不是压制情绪、消除脆弱，也不是要求自己变得完美，而是建立与自我的清醒联结：读懂自己的内心状态，识别行为背后的影响因素，并自主选择如何应对境遇。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充当自己的人生教练。以下5项核心能力，可以帮助我们摆脱本能式的条件反射，活得更加清醒，也更加主动。 1 承担个人责任：做自己人生的书写者 承担个人责任，并不意味着否认外界的伤害与现实困境，更不是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自己。它真正需要改变的是我们的视角：与其不断追问“为什么是他们造成了我的痛苦”，不如问一句——既然事情已经发生，我现在可以做些什么？ 当我们开始关注自己能够影响的部分，就会从被动等待外界的改变，逐渐成为自己人生的主导者。 2 自我观察与反思：做自己内心世界的研究者 我们可以带着好奇心观察自己：我现在有什么情绪？身体有什么感觉？什么事情容易触发我？面对批评、拒绝或冲突时，我通常会怎样反应？ 同时，也要审视那些长期深信不疑的固有信念，比如“我必须成功才有价值”“犯错就意味着失败”。主动质疑这些假设，才能看清那些默默支配我们生活的思维和行为模式，而不至于被过去的经验牵着走。 3 不带评判的正念：如实看见，不急于批判 我们常常会经历嫉妒、焦虑、愤怒等情绪，还会因为产生这些情绪而责怪自己。 不带评判正念则要求我们先如实观察：“我注意到自己正在焦虑。” “我现在有愤怒的感觉。” 不急着给这些体验贴上“好”或“坏”的标签。 这意味着从“我被情绪吞噬了”，慢慢转变为“我正在观察情绪发生”。当感受和行动之间出现一点距离，我们就多了一点选择的自由。 4 培养自我悲悯：以人性的姿态对待自己 仅仅觉察自己还不够。如果自我观察最终变成了自我批判，我们只会变得更加羞耻。 自我悲悯意味着理解：我们的防御、焦虑、完美主义等反应，往往都有自己的来历。与其责问“我为什么这么糟糕”，不如好奇地问：我内在的这一部分想保护我什么？它需要什么？ 接纳自己并不意味着纵容自己。恰恰相反，当我们不再花力气与自己对抗，才更有可能真正发生改变。成长也不再是消灭自己的某一部分，而是逐渐理解、接纳并整合自己。 5 有意识地做出回应：拥有选择的空间 前面4项能力，最终都指向一种更重要的能力：有意识地选择如何回应。 生活中很多行为都是即时反应：受到批评就辩解，被拒绝就退缩，愤怒时立刻攻击，焦虑时急于寻求安慰。 但事件发生与我们采取行动之间，其实存在一段可以拓展的心理空间。 当我们不再急着本能反应，而是停下来问自己：“此刻，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什么做法符合我的价值观？什么选择会让未来的自己感到认可？” 有了这样的空间，我们就开始掌握自己的回应方式。 从本能反应，到清醒选择 自我掌控不是一次脱胎换骨的巨变，而是无数个微小时刻慢慢积累起来的能力。 它不会消除愤怒、恐惧和失望这些人性的体验，只是改变我们与这些体验相处的方式。 下一次遭遇困境时，不妨问问自己： 我的内在正在发生什么？ 我可以从中学到什么？ 我想要如何回应？ 这三个问题，也是我们充当自己人生教练时，最重要的自我提问。一次次觉察、理解和选择，我们从“被生活推着走”，逐步变成掌握自己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