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棱镜 - 节目列表

社交媒体已经成为许多人了解心理健康的重要渠道。 越来越多人会在TikTok、Reddit、YouTube等平台上搜索心理学知识、分享自身经历，甚至尝试理解自己“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而一项来自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的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上的心理健康讨论，正在发生明显转向。过去，人们最关注的是抑郁症、焦虑症等情绪障碍；如今，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与自闭症，正在逐渐成为新的讨论核心。 从“抑郁焦虑”到“神经多样性” 近年来，“神经多样性”（neurodiversity）逐渐成为网络上的热门概念。 这一概念认为，一些神经发育差异——例如 ADHD、自闭症、阅读障碍、妥瑞氏综合征等——不一定是传统意义上的“疾病”或“缺陷”，也可能代表不同于主流的认知与行为方式。 在社交媒体推动下，这类话题迅速扩散。例如，仅在 TikTok 上，#ADHD 相关内容的播放量就已超过500亿次。 为了研究这种变化，墨尔本大学研究团队分析了 Reddit 上14个主要心理健康社区在2015年至2022年间的1400万条帖子与评论。这些社区涵盖了抑郁症、焦虑症、创伤相关问题，以及 ADHD、自闭症等神经多样性话题。 研究发现，2015年时，抑郁与焦虑相关社区仍是整个心理健康讨论网络的“中心”。大量用户会同时活跃于焦虑、抑郁、睡眠问题、自我伤害等多个社区，这些情绪障碍相关内容构成了当时最核心的讨论结构。 但到了2022年，情况已经明显改变。ADHD 与自闭症相关社区迅速崛起，成为最活跃、最突出的板块，逐渐取代了抑郁与焦虑的位置。 研究者认为，这意味着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用“神经多样性”的框架，来解释自己的心理状态与生活困难。 ADHD 与自闭症社区正在“融合” 研究还发现，ADHD 与自闭症社区之间的界限正在变得模糊。 随着时间推移，这两个社区的用户群体开始高度重叠，讨论内容也越来越相似。过去，人们对 ADHD 与自闭症的理解，往往局限于儿童阶段，或者停留在一些典型刻板印象上。但如今，社交媒体上的讨论重点，越来越聚焦成年人的长期生活体验。 许多人会讨论成年后难以获得正式诊断、长期人际关系困难、工作与学习中的执行功能问题，以及长期感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等经历。 其中，“执行功能”指的是大脑进行计划、组织、时间管理、自我控制与持续专注的一组能力。很多 ADHD 用户会反复提到：“明明知道该做什么，却始终无法开始”“越重要的事情越容易拖延”“时间总在失控”。 研究者认为，这种社区融合现象，说明社交媒体正在重新塑造人们理解心理健康问题的方式。越来越多人开始用 ADHD 或自闭症的框架，来解释自己的情绪、人际关系与生活困难。 社交媒体的“双刃剑”效应 研究同时指出，社交媒体对心理健康传播既有积极意义，也存在明显风险。 积极的一面在于，它降低了心理健康讨论的门槛。过去，许多人可能无法理解自己的状态，也缺乏表达心理困扰的语言。而社交媒体上的经验分享与科普内容，让更多人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别人也会这样”“原来这可能不仅仅是自己太懒、太差劲”。 这种公开讨论，也有助于减少心理疾病的污名化，并推动更多人主动寻求帮助。 但问题在于，社交媒体上的错误信息同样大量存在。一些研究发现，TikTok 上播放量最高的 ADHD 热门视频中，相当一部分内容存在误导，包括夸大症状、错误归因，甚至把普通性格特征包装成 ADHD 表现。 研究者担心，这会导致“自我诊断泛化”。 例如，有人会把普通的注意力不集中理解为 ADHD，把情绪低落与社交焦虑误认为自闭症，或者把长期压力、失眠、创伤导致的认知问题，错误归因为神经发育障碍。 这种误判，可能让人们追求错误的诊断方向，延误真正需要的帮助。 研究还提到，社交媒体可能出现某种“症状传播”现象。例如，部分抽动行为、饮食失调症状，会因为反复观看与模仿，在青少年群体中出现扩散趋势。 这并不意味着相关症状是“假装”的，而是说明：人的行为与心理状态，本身就容易受到社会环境影响。 为什么这项研究值得关注？ 研究者也强调，Reddit 用户并不能代表所有人。 这个平台整体更偏年轻化，男性比例更高，用户通常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也相对较高。因此，这项研究并不能直接等同于“整个社会”的变化。 但即便如此，它仍然清晰反映出一个重要趋势：ADHD 与自闭症，正在成为社交媒体时代解释心理困扰的一种“流行框架”。 这种变化，一方面帮助了许多长期未被识别、未获得支持的人；但另一方面，也可能让抑郁、焦虑、创伤等其他问题，被重新包装甚至被忽视。 而对于普通人来说，比起急于给自己贴上某种标签，更重要的或许是：真正理解自己的困难来自哪里，以及什么样的帮助，才真正适合自己。

2023年，全球约有11.7亿人正受到精神障碍的影响，相当于每7个人中就有1人患病。 这一数据来自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最新发表的研究《1990—2023年全球精神障碍患病率与疾病负担最新变化：2023全球疾病负担系统性分析》。研究由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精神障碍协作组完成，汇总了204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是目前关于全球精神健康状况最全面的分析之一。 覆盖204个国家，纳入12类精神障碍 研究分析了1990年至2023年间全球精神健康数据，涵盖204个国家和地区，共纳入12类精神障碍，包括焦虑障碍、抑郁症、恶劣心境障碍（持续性抑郁障碍）、双相情感障碍、精神分裂症、孤独症谱系障碍、品行障碍、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神经性厌食症、神经性贪食症以及特发性发育性智力障碍等。 研究团队利用统一的统计模型，对不同国家、年龄和性别群体的精神障碍情况进行了估算，从而比较全球精神健康负担的变化趋势。 全球约11.7亿人受到精神障碍影响 研究估计，2023年全球共有约11.7亿精神障碍患者，其中女性约6.2亿人，男性约5.5亿人。 在所有精神障碍中，焦虑障碍最为常见，患病率约为6%；抑郁症位居第二，患病率约为3%。 不过，患病人数只是问题的一部分。 研究显示，精神障碍在2023年共造成约1.71亿个伤残调整生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DALYs）的健康损失。所谓“伤残调整生命年”，可以简单理解为因疾病导致的健康寿命损失，包括过早死亡造成的寿命损失，以及带病生存带来的功能受损。 按照这一指标计算，精神障碍已经成为全球第五大疾病负担来源，占全部疾病负担的6.1%。 如果只统计疾病导致的长期功能受损，而不考虑死亡因素，精神障碍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致残原因，占全球全部伤残生存年的17.3%。 这意味着，精神障碍虽然不像心血管疾病或癌症那样直接导致大量死亡，但它们对学习、工作、人际关系和日常生活造成的长期影响极其巨大。 1990年以来，患者人数几乎翻倍 研究发现，1990年全球精神障碍患者约为5.99亿人，而到2023年已增至11.7亿人，增长幅度达到95.5%。 研究人员指出，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全球人口持续增加以及人口结构变化。若采用年龄标准化指标进行比较，1990年至2023年间全球精神障碍患病率上升约24.2%，说明人群整体患病风险也在持续上升。 青少年是疾病负担最重的人群 研究显示，15至19岁青少年是精神障碍疾病负担最高的年龄群体。 这与近年来许多国家的观察结果相一致。青春期是情绪障碍、焦虑障碍以及部分严重精神疾病开始显现的重要阶段，而学业压力、社会竞争、家庭关系和数字媒体环境等因素，都可能影响这一时期的心理健康。 研究同时发现，女性总体疾病负担高于男性，这种差异在焦虑障碍和抑郁症中尤为明显。 不同国家之间差异显著 研究显示，各国精神障碍负担存在明显差异。 按照疾病负担率（DALY rate）计算，荷兰位居全球最高，而越南则处于最低水平。疾病负担率指每10万人因某种疾病损失的健康寿命年数，是衡量疾病对社会总体影响的重要指标。 研究人员提醒，这种差异并不一定意味着某些国家的人“更容易生病”，还可能受到医疗资源、诊断体系、疾病识别能力、社会文化环境以及数据质量等因素影响。 因此，国家间比较更适合作为公共卫生参考，而不应简单理解为不同国家居民心理健康状况的直接排名。 精神健康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核心议题 在1990年的全球疾病负担排名中，精神障碍仅位列第12位。到2023年，它已经上升至第5位，并成为全球第一大致残原因。 研究作者指出，全球精神障碍负担仍在持续增长，各国都需要加强精神疾病的预防、早期识别和治疗服务，特别是关注青少年等高风险群体。 当全球约七分之一人口受到精神障碍影响时，精神健康已经不只是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教育、就业、社会发展和公共卫生体系的重要议题。 参考文献 GBD 2023 Mental Disorders Collaborators. Updated trends in the global prevalence and burden of mental disorders, 1990–2023: a systematic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23. The Lancet, 2026, 407(10543): 2040–2064. DOI: 10.1016/S0140-6736(26)00519-2.

心理学研究发现，一些常被视为“高冷”“不合群”的行为，其实与较高认知能力存在一定关联。 其中，最常见的包括以下三种。 一、偏爱独处，对高频社交兴趣较低 2016年发表于《英国心理学杂志》的一项研究，分析了15197名18至28岁成年人的数据。结果发现，对大多数人而言，和朋友频繁接触通常会提升幸福感；但在高智商人群中，这种关系却明显减弱，甚至出现反向趋势——社交越频繁，幸福感反而越低。 研究者提出了“幸福的草原理论”（Savanna Theory）来解释这一现象。 这一理论认为，人类的大脑仍部分保留着远古小型部落时期形成的心理机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维持紧密社交关系有助于获得安全感与支持感，因此社交通常能带来积极体验。 但高智商者往往更擅长处理新环境与复杂问题，他们对社交支持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也更容易从长期目标、个人兴趣或认知活动中获得满足感。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高认知能力者会主动减少低价值社交，把更多时间投入阅读、研究、创作或独立思考。 从神经科学角度来看，这种倾向也有一定依据。 人在独处时，大脑中的“默认模式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会更加活跃。该网络与自我反思、未来规划、记忆整合以及创造性联想有关。研究发现，高度专注于内部思维的人，更容易在独处环境中进入深度思考状态。 因此，独处对部分人而言并非“社交失败”，而是一种更适合认知活动的环境。 二、容易走神，但创造性更强 “走神”长期被视为注意力不足的表现，但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它并不只是低效或懒散。 心理学通常将走神定义为：注意力从当前任务，转向内部自发思维活动。 研究发现，走神与创造力、问题解决能力以及工作记忆存在一定关联。 其中一个重要概念叫“酝酿效应”（Incubation Effect）。它指的是：当人暂时停止主动思考某个问题后，大脑仍会在潜意识层面继续加工信息，并最终突然产生解决方案。 因此，人们经常会在洗澡、散步、发呆时突然“灵光一闪”。 2025年发表于《科学报告》的一项研究进一步指出，适度走神有助于提升创造性问题解决能力，因为它能够促进不同信息之间的远距离联想。 此外，2020年《心理科学通报与评论》的研究发现，认知能力较高的人更容易出现走神现象。 研究者认为，高认知能力者通常拥有更大的工作记忆容量。当当前任务较简单、无法完全占用认知资源时，大脑会自动将剩余资源转移到其他内部思考活动中。 换句话说，有些人看似在发呆，大脑实际上可能仍在高速运转。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走神一定是好事。如果已经严重影响学习、工作或日常功能，仍需注意是否存在注意力问题。但研究至少说明：走神并不等同于“大脑空白”。 三、不喜欢闲聊，更偏爱深度交流 心理学研究发现，高认知能力者通常更偏好“高信息密度”的交流方式。 2010年发表在《心理科学》上的一项研究曾对参与者的日常对话进行记录与分析。结果发现，幸福感较高的人，通常拥有更多“实质性对话”（substantive conversations），而不仅仅是闲聊。 虽然研究并未直接等同于“高智商”，但后续研究发现，高认知能力者普遍更倾向于深度交流，而对重复、低信息量的寒暄兴趣较低。 原因与认知特点有关。 闲聊通常围绕固定主题展开，例如天气、交通、日常安排等。这类对话模式可预测性较高，认知刺激较弱。 而高认知能力者的大脑，对复杂信息、新观点以及抽象问题往往更敏感，也更容易从中获得兴趣与满足感。因此，他们会更偏好讨论心理、人性、历史、科学、社会规律等需要持续思考的话题。 这也是为什么，一些人平时显得沉默寡言，但一旦遇到真正感兴趣的话题，就会突然变得非常健谈。 从心理机制来看，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清高”或“社交障碍”，而更像是大脑对信息质量的偏好差异。 这些习惯并不等于“高智商”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研究都只能说明相关性，而非因果关系。 喜欢独处、不爱闲聊、容易走神，并不能直接证明一个人智商更高；同样，高智商者也并不一定都会表现出这些特征。 人格类型、成长环境、职业特点，都会影响一个人的行为模式。 不过，这些研究确实提醒我们：一些被简单贴上“不合群”标签的行为，背后未必是冷漠、傲慢或社交能力差，也可能只是不同认知风格的体现。

创伤，堪称近十年的年度热词、“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标志”，也是许多人理解人生与自我的关键词。 可创伤究竟是什么？尽管它占据着文化焦点，含义却从未如此模糊。 “Trauma”一词源自古希腊语，本义是“伤口”。据《牛津英语词典》记载，它最早用于指代外部身体损伤，这种用法可追溯至1684年。 到了19世纪末，“创伤”衍生出第二层含义：心理损伤。例如，1894年，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 William James 提出“永久性心理创伤”这一概念，并将其比作“精神上的荆棘”。 20世纪70年代，“创伤”又出现了第三层引申义：泛指痛苦经历或负面事件。就像“精神分裂症”“癔症”等词最初是临床诊断术语，后来逐渐发展出更宽泛的日常含义一样，“创伤”的词义也在不断扩展，并逐渐成为一种文化隐喻。 心理学与精神病学中的“创伤” 在心理健康领域，“创伤”的定义也经历了多次变化。 1952年，第一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中，“创伤”仍然只指身体损伤。 直到1980年的DSM-III，才首次纳入“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正式确立了创伤的心理层面定义。 DSM-III对创伤事件的标准相当严格：事件必须“超出一般人的常规生活经验范围”，并且“几乎会让所有人产生强烈痛苦”。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痛苦经历都能被称为创伤。 但在后续版本中，这一标准逐渐放宽。间接目睹的事件也被纳入范畴，定义重点也从“事件本身是否足够严重”，逐渐转向“事件带来的主观痛苦”。 于是，越来越多经历被归为创伤。而创伤这一概念本身，也因此带有一种天然的模糊性：它既指代有害事件本身，比如将灾难称为“创伤”；也指代事件造成的心理后果，比如“遭受了心理创伤”。换句话说，“创伤”同时涵盖了客观事件与主观感受、原因与结果，其边界并不清晰。 创伤的词义为何越来越宽泛 DSM对创伤定义的放宽，是一种典型的“概念泛化”现象——也就是与伤害相关的概念，其含义随着时间逐渐扩大。 大量历史文本研究发现：从1970年代到2010年代末，“创伤”一词无论是在新闻、小说等大众文本中，还是在学术文章中，使用场景都越来越广泛。 如今，“创伤”甚至会被用于描述情绪强度并不高的场景。这个词原本沉重的意味，也逐渐被日常化了。 而推动这种泛化的重要原因，恰恰是“创伤”在文化中的影响力不断提升。 如今，书籍中提及“创伤”的频率，大约是半个世纪前的6倍；在心理学学术文章中，更是达到25倍。谈论创伤越多，它的含义也就越广。 从临床概念到大众语言 公众显然接受了“创伤”这个词，并不断拓展它的用法。临床心理学与精神病学对“创伤”的定义，其实远比日常语言中的使用严格得多。现在，人们常把创伤分为两类： 所谓“大T创伤”（big-T trauma），是符合临床标准的重大创伤事件，比如致命车祸、严重暴力、亲人突然去世等； 而“小t创伤”（small-t trauma），则指日常生活中的负面经历。在日常语境中，人们甚至会把恶劣居住环境、街头骚扰等普通逆境，也归为创伤。 社交媒体进一步放大了这种泛化趋势。在 TikTok 上，人们常会把一些微小尴尬称作“创伤”：比如坐到融化的巧克力上；又或者小时候打开饼干盒，却发现里面装的是针线包，于是调侃“这就是童年创伤”。 一项爱尔兰研究发现，人们对这种现象其实抱有矛盾态度：一方面欢迎“创伤”去污名化，另一方面又担心它被淡化、滥用。 创伤泛化：利弊并存 这种矛盾背后，其实反映了人们对于“创伤泛化”的争议。 * 首先，泛化可能会加剧痛苦。 研究发现，更认同宽泛创伤定义的人，在观看负面视频后，更容易产生强烈痛苦和侵入性想法。 原因可能在于：当人们把某件事定义为“创伤”时，也往往默认这种伤害是永久、深刻、难以磨灭的，甚至会影响人的整个自我认同。 英国作家 Will Self 就曾写道：创伤逐渐变成一种认知——某些经历会给人留下永久性伤害，让人终生背负伤口，甚至在无意识中持续受其影响。 * 其次，过度泛化会让“创伤”失去辨识度。 如果所有逆境都叫创伤，所有痛苦都源于创伤，那么这个词本身就会逐渐失去区分不同严重程度的能力。 事实上，仅澳大利亚就有四分之三成年人经历过重大创伤事件，本就无需再用大量日常小事去稀释这一概念的严重性。 * 最后，泛化也容易让人陷入一种简单化的“创伤决定论”。 如今有一种流行说法：不要问“这个人有什么问题”，而要问“这个人经历了什么”。 这种视角当然有其积极意义，但如果进一步演变成“所有心理问题都源于过去创伤”，就未免过于简单了。 研究显示，真正会发展为PTSD的人，只占经历过临床标准创伤事件者中的一小部分。人的心理健康同时受到生理、人格、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等多重因素影响，并不是单靠“创伤”一个变量就能解释。

为什么有人会对儿童实施性虐待？ 这是犯罪学、心理学等领域长期试图回答的问题。过去，人们常把这类行为归因为“精神异常”“童年创伤”或“酒精药物影响”。但越来越多研究开始意识到，仅仅关注施暴者“出了什么问题”并不够，还需要进一步理解：他们究竟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行为的？ 近期一项综述研究分析了全球39项相关研究中、近7000名成年男性儿童性虐待施暴者的自述内容。这被认为是目前已知规模最大的相关话语分析研究之一。 研究对象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挪威、新西兰、巴西、马拉维等。研究者并不是为了“同情”施暴者，而是希望通过分析他们反复出现的思维模式，寻找预防儿童性虐待的线索。 结果发现，许多施暴者并不认为自己是在“主动伤害儿童”。相反，他们往往拥有一整套为自身行为辩护、减轻责任的解释体系。 “她是自愿的”：最常见的自我辩解 研究中最常出现的一类说法，是施暴者声称儿童“愿意参与”。 很多施暴者会把孩子描述为“主动”“配合”，甚至把儿童的依赖、亲近、没有明显反抗，解释为“同意”。 但研究者强调，儿童根本不具备与成年人发生性关系的有效同意能力。 这一点不仅是法律原则，也是发展心理学中的基本共识。儿童缺乏成熟的风险判断能力，也无法与成年人形成真正平等的权力关系。因此，“儿童同意”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命题。 研究者指出，施暴者之所以不断强调“自愿”，并不意味着事实如此，而更像是一种心理上的“合理化”——当人的行为与自己的道德观发生冲突时，会倾向于为自己寻找解释，以减轻内心的不适感。 在这类案件中，“她没拒绝”“她愿意”“她喜欢我”等说法，本质上都属于这种自我开脱机制。 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施暴者甚至会把儿童描述成“诱惑者”，仿佛自己才是被动的一方。研究者指出，这种逻辑与针对成年女性性暴力中的“受害者有错论”高度相似。 一些施暴行为，与“报复”有关 研究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发现，是部分施暴者会把虐待行为描述成一种“报复”。 而报复对象，往往并不是儿童本身，而是孩子的母亲、继母，或自己的伴侣。 一些施暴者会因为伴侣“不顺从”“拒绝性生活”“没有满足自己的期待”，产生强烈愤怒，随后将这种情绪转移到儿童身上。在某些案例中，儿童被当成了施暴者发泄控制欲与敌意的工具。 研究者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说明：儿童性虐待并不总是单纯的“性偏好异常”问题，它还可能与权力关系、控制欲以及对女性的敌意有关。 这与家庭暴力研究中的某些模式非常相似——施暴者有时并不只是想伤害伴侣本人，也会通过伤害伴侣最在意的人，达到控制与惩罚的目的。 施暴者反复强调“顺从” 研究还发现，“顺从”是施暴者话语中反复出现的关键词。 一些施暴者会抱怨儿童“不够乖”“不够听话”“不像理想中的女孩”。而他们对于成年女性伴侣，也常持有类似期待：希望对方在情感、家务与性关系中完全服从自己。 研究者认为，这背后反映出一种明显的“性权利意识”（sexual entitlement）。 所谓“性权利意识”，是指一个人认为：自己天然“应该”获得性满足；如果别人拒绝自己，就是不公平、挑衅甚至羞辱。 过去关于性暴力与亲密关系暴力的研究中，也经常发现类似现象：施暴者会把女性视为满足自身需求的对象，而不是拥有独立意愿的人。 而在本次研究中，一些施暴者甚至会模糊“成年女性”与“女童”的界限，把她们都视为自己可以支配的从属者。 研究者指出，这意味着儿童性虐待并不总是孤立的“变态个体”问题，它有时也与更广泛的性别权力观念有关。 其他常见借口 除了“受害者自愿”之外，施暴者还会使用其他理由为自己开脱。 例如，有人将行为归咎于酒精、药物或童年受虐经历；有人声称自己是在“寻求刺激”；还有人荒谬地宣称，自己是在“教育”孩子，甚至“爱”孩子。 研究者指出，这些说法虽然形式不同，但本质上都在回避同一个事实：成年人对儿童实施性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压迫与伤害。 被掩盖的深层问题 研究指出，过去一些研究会将此类犯罪笼统归因为“婚姻冲突”或“家庭不和”，但这种说法有时会掩盖更深层的问题。 因为在大量施暴者供述中，研究者反复看到的是： * 对成年女性的强烈愤怒与报复心理； * 认为男性天然拥有获取性满足的权利； * 将女性与儿童都视为应当服从自己的对象。 也就是说，问题并不只是“家庭关系出了问题”，而是部分施暴者本身就相信：自己有权支配别人，也有权因为不满而惩罚别人。 研究因此特别强调，“强奸迷思”不仅与针对成年女性的性暴力有关，也与儿童性虐待密切相关。 所谓“强奸迷思”，包括： “受害者其实愿意” “没有激烈反抗就不算强迫” “男性很难控制性冲动” “女性或儿童是在诱惑男性” 这些观念看似只是偏见，但研究显示，它们确实可能成为施暴者合理化自身行为的重要工具。 研究者的呼吁 基于这些发现，研究者认为，儿童性虐待的预防不能只依赖司法与刑罚。它同样涉及： 对厌女情绪的识别与干预； 对“男性天然拥有性权利”等观念的反思； 对“同意”“边界”与权力关系的公共教育； 性别平等教育与家庭暴力干预。 研究者认为，减少针对成年女性的性暴力，与减少儿童性虐待，可能并不是彼此独立的问题。 全文链接：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5564886.2026.2615842#abstract

如果一个人突然变得情绪波动大、容易烦躁、爱冒险、沉默疏离、难以沟通，很多人可能会担心他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但从发展心理学角度看，这些变化其实是青春期的典型特征。 研究发现，青春期不仅是身体快速发育的阶段，也是大脑重新调整的重要时期。青少年的情绪系统会变得更加活跃，而负责冲动控制与风险判断的脑区，则仍在持续发育。这也是为什么，青春期孩子往往更敏感、更冲动，也更在意同伴评价。 对于父母来说，青春期常常令人困惑。很多人会感到被排斥、无力，甚至怀疑亲子关系是不是出了问题。但心理学家认为，青春期并不是单纯需要“管教”的阶段，而是个体逐渐形成自我认知、情绪能力与独立人格的重要时期。 美国佐治亚大学发展科学中心主任阿萨夫·奥什里（Assaf Oshri）认为，在青春期，父母最重要的能力之一，是理解并回应青少年的情绪，而不是急于控制或评判。 他将支持青少年成长的重要方式，总结为五个“B”。 1 Be the Benchmark——做好榜样 心理学中的“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人类很多行为来自观察与模仿。 对于青少年来说，父母本身就是最重要的观察对象。他们会观察父母如何处理压力、冲突与情绪，也会留意父母是否愿意承认错误。 研究发现，父母的情绪调节方式，会显著影响孩子未来的情绪管理能力。 因此，“做好榜样”并不意味着父母必须完美，而是让孩子看到：成年人也会犯错，但可以学习如何调整自己。 2 Be the Bedrock——筑牢根基 青春期孩子虽然强调独立，但依然需要稳定的边界感。 心理学研究发现，相比完全放任或高压控制，“有规则、也有支持”的教养方式，更有利于青少年发展。 这种“根基”不仅包括规则与界限，也包括睡眠、运动、规律作息等基础生活结构。 研究显示，长期睡眠不足与青少年的焦虑、抑郁和情绪问题存在明显关联。 很多时候，稳定的生活结构，本身就是一种重要保护因素。 3 Brainstorm With Them——共同探讨 青春期是独立思考能力迅速发展的阶段。 很多父母在孩子犯错后，会立刻批评或说教。但研究发现，当青少年感受到羞辱或强烈批评时，大脑更容易进入防御状态，反而不利于反思。 相比之下，开放式沟通通常更有效。 例如，与其问“你为什么这样做”，不如问：“你怎么看这件事？”“如果重新来一次，你会怎么处理？” 这种方式能够帮助青少年逐渐建立自己的判断能力。 4 Build the Bond——维系联结 大量研究表明，稳定的亲子关系，是青春期最重要的心理保护因素之一。 很多青春期孩子表面上显得冷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需要情感支持。 心理学研究发现，那些能够维持良好亲子关系的家庭，通常有一个共同特点：父母会先回应情绪，再讨论问题。 例如，当孩子说“我考试没考好”时，比起立刻批评，“你现在应该挺难受吧”往往更容易打开沟通。 这种情绪上的安全感，会直接影响青少年的自尊、情绪稳定与压力恢复能力。 5 Believe in Them——给予信任 青春期也是自我认同形成的重要阶段。 研究发现，长期处于高批评环境中的青少年，更容易出现低自尊与自我怀疑；而那些感受到父母信任的孩子，则更容易形成积极的自我认知。 这种信任，不应只建立在成绩或表现之上。 真正重要的信息是：“即使你会犯错，我依然相信你有成长能力。” 很多人后来之所以能够相信自己，并不是因为他们从未失败，而是因为曾有人先相信了他们。 青春期并不是“问题时期” 从心理学角度看，青春期并不是危险时期，而是人格与情绪能力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 父母无法替孩子完成成长，但稳定的支持、清晰的边界、持续的联结与信任，都会成为青少年重要的心理资源。

很多人认为，顶级运动员之所以厉害，主要是因为他们反应更快、动作更敏捷。尤其是在击剑、乒乓球、网球这类高速对抗运动中，胜负往往发生在几百毫秒之间。 但越来越多研究发现，真正区分普通运动员与精英运动员的，可能并不仅仅是“速度”。还有他们“看”的方式。 发表于 Cortex 的一项研究发现，国家级击剑运动员在成功进攻之前，往往会出现一种特殊的视觉状态：他们会在动作启动前，将目光稳定地锁定在目标上更长时间。 这种现象，被称为“静眼效应”（Quiet Eye）。 什么是“静眼效应”？ “静眼效应”并不是指眼睛完全不动。 它指的是：人在执行关键动作之前，会将目光稳定地聚焦在某个目标上，并维持一段短暂但持续的注视。 这一理论由加拿大运动科学家 Joan Vickers 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 她在研究篮球罚球时发现，专业运动员在投篮动作开始前，对篮筐的最后一次注视时间，明显长于普通运动员。 后来，她将“静眼”定义为： 动作开始前，视线最后一次稳定注视某个目标，视角变化不超过3度，并持续至少100毫秒。 100毫秒虽然只有十分之一秒，但在高速运动中，已经足以影响动作质量。 过去，“静眼效应”主要出现在高尔夫推杆、篮球罚球、射箭等“自定步调运动”（self-paced sports）的研究中。这类项目由运动员自己决定动作开始的时机，因此更容易观察视觉注意与动作执行之间的关系。 而最新研究则表明，即便是在击剑这种节奏极快、信息持续变化的对抗性运动中，“静眼效应”依然存在。 击剑高手，在“看”什么？ 研究团队利用眼动追踪技术，对匈牙利国家级击剑运动员进行了测试。结果发现，在成功的进攻之前，运动员会更长时间地稳定注视目标；而在失败的进攻之前，这种最终注视通常更短。 真正优秀的选手，并不是一直快速扫视环境，而是在关键时刻，能够把注意力稳定地集中在最重要的位置。 研究还发现，击剑运动中的进攻与防守，存在明显不同的视觉模式。 在防守时，视线往往更加分散。运动员需要不断观察对手剑尖的位置、身体重心的变化、步伐移动以及手臂动作，因此眼球会频繁在不同目标之间快速跳转。这种快速眼动，在神经科学中被称为“扫视运动”（saccades）。 而在真正发动进攻之前，顶尖运动员的视觉行为则会明显收缩。他们不再持续搜索环境信息，而是将目光集中在一个关键区域，并维持相对稳定的注视。 研究者认为，这种稳定凝视可能帮助大脑过滤无关信息，提高注意力集中程度，并更有效地完成动作规划与执行。 为什么要“盯住目标”？ 直觉上，人们会认为高速运动需要同时关注大量信息，因此视线应该越活跃越好。 但神经科学研究发现，人脑的信息处理能力其实相当有限。当视觉输入过多时，大脑更容易出现判断迟缓、动作犹豫以及决策冲突等问题。 尤其是在高压环境下，人会更容易被无关刺激干扰。 而“静眼效应”的核心，恰恰在于通过稳定凝视减少认知负荷，让大脑能够把资源集中在最关键的信息上。 从神经机制来看，这可能与大脑中的“背侧注意网络”（dorsal attention network）有关。 所谓背侧注意网络，是大脑中负责主动分配注意力的重要系统，主要涉及额叶中的“额眼区”（frontal eye fields）以及顶叶相关区域。这一网络负责协调视觉注意、眼球运动、动作规划以及身体执行之间的关系。 简单来说，它像是一座桥梁，将“看到目标”与“完成动作”连接起来。 当运动员稳定注视目标时，大脑更容易将视觉信息直接转化为精确动作，从而提高动作执行效率。 顶级运动员的共性 类似现象，其实在许多运动项目中都曾被观察到。 例如，网球名将 Roger Federer 就因出色的“盯球能力”而闻名。许多分析指出，在击球以及网球落地反弹的瞬间，他都会持续保持头部与目光稳定追踪球体。 这种能力看似简单，但实际上极难。 普通人在高速运动中，很容易提前移开视线，或者因为环境变化而分散注意力。而顶尖运动员则能够在关键瞬间维持视觉稳定。 研究团队此前在乒乓球运动员身上，也观察到了类似现象：优秀运动员往往会持续注视球台或对手身体的某个小区域，而不是不断来回扫视。 “静眼效应”并不只属于体育 如今，这一理论甚至已经被应用于外科医学培训。 研究发现，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在进行微创手术时，视觉模式与新手存在明显差异。专家的目光通常更加稳定、集中，而新手则更容易频繁扫视、反复寻找信息。 这意味着，“如何看”本身就是一种可以训练的技能。 除了体育竞技之外，驾驶、飞行、应急操作等高压任务，同样高度依赖视觉注意力的控制能力。 例如在复杂道路驾驶中，经验丰富的司机通常不会不停地四处张望，而是会提前稳定关注前车轨迹、潜在危险区域以及车辆行进方向。这种视觉稳定性，会直接影响后续反应效率。 仍有许多问题没有答案 研究人员也强调，目前相关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 首先，击剑与乒乓球研究的样本量仍然较小；其次，“静眼时间更长”并不意味着绝对优势，而只是统计上的倾向。 此外，人类显然不能只依靠中央凝视完成复杂运动。 很多运动员还高度依赖“周边视觉”（peripheral vision）。例如足球、棒球运动员，即使不转头，也能够感知场上的整体局势变化。 因此，未来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是： 高度聚焦的“静眼”，究竟如何与全局态势感知同时共存？ 换句话说，人类到底是如何做到既高度专注，又不遗漏周围环境信息的？ 这个问题，或许仍是竞技神经科学中最值得继续探索的方向之一。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聪明人”似乎都有一种固定形象：说话得体、逻辑清晰、情绪稳定、习惯良好，最好连措辞都永远优雅克制。 但过去十多年，语言学、认知心理学与神经科学领域的一些研究，却不断挑战这种刻板印象。 研究人员发现，有些经常被视为“不成熟”“没素质”甚至“有点奇怪”的行为，实际上反而可能与更高的认知能力有关。其中最典型的两个，就是自言自语和说脏话。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行为在任何场合都合适。但从认知机制来看，它们背后确实隐藏着一些值得重新理解的东西。 自言自语，可能是大脑在“增强运算” 在公众印象中，自言自语往往会让人联想到孤僻、古怪，甚至精神异常。 2012年，心理学家加里·卢皮恩（Gary Lupyan）与丹尼尔·斯温斯利（Daniel Swingley）在《实验心理学季刊》上发表了一项经典研究。 研究人员让被试在一堆图片中寻找指定物品，比如“香蕉”。其中一组人在寻找时，需要不断大声重复目标名称；另一组则保持安静。 结果发现，会把目标说出来的人，寻找速度明显更快。 研究者认为，当人把目标“说出口”时，大脑不仅启动了视觉搜索系统，还同时调动了语言系统与听觉系统。语言会像一个额外的提示信号，帮助大脑聚焦目标，提高注意力效率。 研究团队把这种现象称为“标签反馈效应”（label-feedback effect）。 简单来说，大声说出“香蕉”，会让你的大脑更容易在复杂环境中“找到香蕉”。 很多人其实都有类似体验。找钥匙时会反复念“钥匙、钥匙”；做复杂任务时会一步步把流程说出来，边念边做，帮助大脑维持工作记忆。 所谓“工作记忆”，可以理解为大脑的临时操作台。它负责短时间保存和处理信息，比如心算、推理、规划步骤等，都依赖工作记忆完成。而语言，本身就是强化工作记忆的重要工具。 2023年，《心理学前沿》（Frontiers in Psychology）的一篇综述进一步总结了自言自语的作用，包括帮助人进行自我调节、问题解决、信息复述、任务切换以及维持注意力等。研究者指出，自言自语并不是思维混乱，而更像是一种“把思维外化”的过程。 很多时候，人并不是在“对空气讲话”，而是在借助语言整理自己的大脑。 从这个角度看，那些习惯自言自语的人，很多时候其实是在无意识地给自己增加一个“认知辅助系统”。 爱说脏话，不等于词穷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爱爆粗口的人，往往是因为没文化、词汇少、表达能力差。 2015年，心理学家克里斯汀·杰伊（Kristin Jay）与长期研究脏话的学者蒂莫西·杰伊（Timothy Jay），在《语言科学》（Language Sciences）发表了一系列研究。 他们设计了两类测试：一类是经典的语言流畅度测试，比如要求被试在一分钟内，说出尽可能多以某个字母开头的单词；另一类则是“禁忌词汇流畅度测试”，要求参与者在一分钟内尽可能多地列出脏话。 结果非常有意思：那些词汇量越丰富、语言能力越强的人，往往也越能快速说出大量脏话。反过来，词汇量贫乏的人，连脏话储备都更少。 这意味着，脏话并不是语言贫乏的替代品。恰恰相反，能够灵活掌握禁忌语言，本身就需要更广泛的词汇储备与更强的语言调用能力。 而且，脏话在语言系统里，并不只是“粗鲁”。 很多时候，一句“粗口”之所以有效，并不是因为“内容低级”，而是因为它能快速传递强烈情绪。无论是愤怒、疼痛、惊讶、挫败感，还是某种亲密感与群体认同，禁忌词汇往往都比普通语言更有冲击力。 语言学研究发现，脏话与情绪系统之间的联系更紧密，因此比普通词汇更容易激活人的情绪反应。某种程度上，它像语言里的“高压模式”。 而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可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这背后需要判断场合是否正式、对方是否接受、情绪强度是否合适，以及社交边界在哪里。这其实是一种复杂的社交认知能力。 2018年，《语言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的一项研究发现，即使很多人并不真的反感脏话，他们依然会下意识认为：爱说脏话的人，智商更低、可信度更差。大众对脏话仍然存在很强的负面刻板印象。 所以，研究真正想说明的，并不是“应该多说脏话”，而是：“会说脏话”和“词汇贫乏”之间，并不存在人们想象中的关系。很多时候，一个语言能力很强的人，恰恰也更擅长使用禁忌语言。 人类对“高智商”的想象，长期受社会规范影响。但现实中的认知能力，并不总是以一种“完美得体”的方式表现出来。

“你若微笑，世界便与你一同微笑。”这句话听起来多少有些像鸡汤，但心理学研究发现，它背后其实确实有一定科学依据。 一项近期发表于《Emotion》期刊的研究发现，微笑还会通过一种隐蔽的心理机制，影响别人对你人格与可信度的判断。 我们会下意识模仿别人的表情 来自Humboldt University of Berlin的心理学家米哈尔·奥尔沙诺夫斯基（Michał Olszanowski）及其团队指出，人们不仅会根据表情判断一个人的情绪，还会进一步推测对方是不是可靠、友善、值得信任。 而这种判断，很大程度上来自一种叫“面部模仿”（facial mimicry）的过程。 所谓面部模仿，就是当我们看到别人微笑时，自己的面部肌肉也会不自觉地产生轻微同步。很多时候，你甚至意识不到自己正在模仿对方，但大脑已经开始“跟着一起笑”。 研究者认为，这种同步反应，会进一步影响人与人之间的第一印象。 心理学界过去已经有不少类似发现。 例如，在一些经典实验中，研究人员会限制参与者的面部活动，比如让他们嘴里横着咬一支笔，导致笑肌无法自然运动。结果发现，当人们无法模仿他人的笑容时，他们会更容易觉得对方“笑得不够真诚”。 这说明，大脑并不只是“看到”别人的情绪，还会通过身体的细微模仿，去“体验”对方的情绪。 研究是怎么做的？ 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机制，研究团队设计了多组实验。 被试首先会观看陌生人的照片。这些照片中的人物分别呈现开心、悲伤和愤怒三种典型情绪。与此同时，研究人员会通过面部肌肉活动测量，观察参与者是否出现细微的同步反应。 随后，被试需要对照片中的人物进行评价，例如：这个人是否值得信任？你是否愿意和他合作？这个人给你的整体印象如何？ 结果发现，开心表情最容易引发模仿。相比之下，愤怒和悲伤则明显更难让别人产生同步反应。 那些更容易被模仿的笑脸，也更容易被认为“值得信任”。 “信任游戏” 研究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 被试被告知，自己正在和照片中的陌生人玩一种积分投资游戏。规则很简单：你可以选择自己保留积分，也可以把积分交给对方去“投资”。如果交给对方“投资”，你的积分会增加，但对方有权决定是否把积分还给你，也就是你的积分有可能“一去不回”。 虽然被试实际上并没有真的和照片中的人物互动，但他们会根据对方的表情，决定是否愿意“投资”。 结果发现：面带微笑的人，更容易获得参与者的信任，人们也更愿意把积分交给他们。 不过，研究最重要的发现并不只是“笑容提升信任”。 进一步的数据分析显示，真正起作用的关键，是参与者有没有在看到笑容后产生面部模仿。 换句话说，当你的笑容让别人也不自觉地跟着微笑时，他们会更容易觉得：“这个人应该比较可靠。” 为什么负面表情会带来反效果？ 相比之下，负面表情的效果则完全不同。 愤怒表情不仅很难引发模仿，还会显著降低可信度评价。因为愤怒天然带有威胁意味，会让别人进入警惕和防御状态，而不是情绪同步状态。 而且，悲伤也未必会带来积极效果。 很多人以为，适度流露脆弱能让别人更同情自己，但实验发现，当参与者同步了他人的悲伤表情后，对这个人的整体评价同样会下降。 研究者推测，原因可能在于：虽然悲伤能够引发共情，但这种情绪体验本身并不愉快。于是，大脑会在无意识中，把这种“不舒服感”部分归因到这个人身上。 人们有时并不是在客观评价“你是什么样的人”，而是在评价：“和你在一起时，我是什么感觉。” 微笑会影响第一印象，但不等于真诚 既然人类天生容易对微笑产生同步反应，那么笑容本身，也可能被某些人当作社交工具。现实里，那些极具社交魅力的人，往往也非常擅长利用微笑快速建立信任感。 研究者因此提醒，第一印象很容易受到表情影响，但真正的人品判断，仍然需要长期观察行为与事实，而不能只凭一个人的笑容。 人际关系，本质上也是情绪的循环 这项研究也揭示了人与人互动中一个事实：情绪是会传染的。 你皱眉，对方会更紧张；你表现出敌意，对方也更容易防御；而你微笑，对方的大脑很可能也已经开始同步你的情绪。 于是，一个小小的表情，会慢慢演变成一种互动循环。

2026年5月，利奥十四世发布了其任内首份通谕《Magnifica Humanitas》（《伟大的人性》）。根据梵蒂冈公布的信息，这份文件的主题是“在人工智能时代保护人的尊严”。 什么是“通谕”？ “通谕”（Encyclical）并不是普通讲话，而是教皇最具权威性的正式文献之一，通常用于讨论重大社会、伦理与神学议题。 历史上，许多关于劳动、贫困、资本主义、战争与环境的讨论，都曾通过教皇通谕进入全球公共领域。虽然梵蒂冈并不具备监管科技产业的现实权力，但它长期拥有重要的道德影响力。 这也是为什么，这份AI通谕会受到广泛关注。 从工业革命到人工智能革命 这份通谕还刻意呼应了1891年利奥十三世发布的《新事物》（Rerum Novarum）。 《新事物》是天主教社会思想中最重要的文件之一，主要回应工业革命时期的劳动剥削、贫富差距与劳资冲突问题。 梵蒂冈明确表示，《Magnifica Humanitas》签署于2026年5月15日，正好是《新事物》发表135周年。 不少媒体因此认为，利奥十四世希望把人工智能革命视为类似工业革命的历史转折点，并尝试为这一时代建立新的伦理框架。 为什么教皇会关注人工智能？ 根据梵蒂冈官方介绍，《Magnifica Humanitas》的核心关切，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守护人的完整性与尊严”。 通谕强调，技术发展不能脱离伦理约束。教皇认为，人工智能不仅是工具问题，更会影响社会如何理解人、劳动、责任与公共利益。 梵蒂冈新闻网在对通谕的解读中提到，文件特别警告：当技术力量高度集中，并且越来越脱离公共控制时，人类尊严可能会被削弱。 这也是文件反复强调“人不能被工具化”的原因。 对“算法治理社会”的警惕 通谕中一个重要主题，是对技术权力高度集中的担忧。 过去的大型资本主要掌握工厂、能源与金融，而今天的科技企业则开始控制信息分发、行为预测、数据监控与自动化决策。很多系统并不会直接命令人，却会持续影响人的选择与行为。 例如，人们看到什么内容、谁更容易获得贷款、哪些求职者会被系统筛选，越来越多都由算法参与决定。 问题在于，这些系统往往缺乏透明度。普通人并不知道它们如何运作，也很难质疑其判断逻辑。某种意义上，人正在面对一种“看不见的权力”。 利奥十四世认为，如果社会逐渐把判断与责任交给技术系统，那么被削弱的，不只是人的自主性，也包括人的道德责任感。 对AI军事化的明确反对 这份通谕中最受关注的内容之一，是对人工智能军事化的批评。 利奥十四世呼吁对AI进行“解除武装”，反对将人工智能纳入支配、排斥和战争逻辑之中。 通谕特别警告，自主武器系统与AI辅助战争技术，可能降低战争门槛，并使暴力行为进一步“去人格化”。 教皇认为，当越来越多军事决策脱离人类直接控制时，传统战争伦理也会受到冲击。 “不完美”为什么重要？ 通谕中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部分，是利奥十四世对“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的批评。 所谓“超人类主义”，是指一种认为人类可以借助技术不断突破自身局限、甚至最终“升级”人类本身的思想。通谕指出，这类观念正在越来越深地影响科技文化与社会想象。 但利奥十四世对此持明确保留态度。 在通谕中，他特别提醒，人类的脆弱、衰老、疾病、依赖与有限性，并不只是需要被消除的“缺陷”。如果社会开始把一切局限都视为必须修复的问题，人本身也可能被逐渐简化为“等待优化的对象”。 通谕写道： “人类的蓬勃发展，并非来自摆脱局限，而往往正是通过局限实现的。” 文件进一步指出，正是在人的有限性中，共情、关怀、慷慨、责任感与精神生活才得以真正形成。 利奥十四世同时强调，人工智能并不具备真正的道德意识，因此，人类不能把伦理判断与责任完全交给自动化系统。技术可以辅助决策，但不能取代人的良知与责任。 这也是整份通谕中最具哲学意味的部分之一。 在今天的科技文化中，人们越来越习惯于把“效率”“优化”“升级”视为理所当然的目标。但这份文件提醒人们，人之所以为人，并不仅仅在于能力与效率，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怀与共情。 一场关于“人”的讨论 《Magnifica Humanitas》并没有提供具体的技术解决方案，它更像是一份道德与伦理层面的提醒。 今天，各国都在加速发展人工智能能力，企业快速部署生成式AI，教育体系与劳动市场也正在被重塑。但与此同时，关于透明度、责任、监管与人的主体性等问题，全球仍缺乏成熟共识。 利奥十四世在这份通谕中提出的核心问题： 当技术越来越强大时，人类是否还能坚持把“人”本身放在中心位置？ 而这，或许才是人工智能时代真正的问题。

在美国Asheville（阿什维尔），“闹鬼”几乎已经成了一张城市名片。 这座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山区的小城，长期被称作“北卡最闹鬼的城市”。当地不仅流传着大量灵异故事，还发展出了成熟的“幽灵旅游”产业：游客会在半夜被带进老旅馆、地下室、废弃建筑和百年老宅，听导游讲述各种离奇传闻。 北卡罗来纳州旅游局甚至专门围绕这种“恐怖体验”做过宣传。他们曾推出名为“First in Fright（惊悚第一）”的活动，把全州著名的“闹鬼地点”整理成数字路线，供游客按图探索；还制作了播客节目，专门讲述北卡各地关于鬼魂、神秘生物和未解事件的传说。 不过，很多游客最常描述的“灵异体验”，其实并不是“看见了鬼”，而是一种感觉。 有人会突然觉得压抑，有人莫名烦躁、心慌，或者在某些老建筑里感到一种难以解释的不安，总觉得：“这里不太对劲。” 最近，一项心理学研究试图解释这种“鬼气森森”的感觉。研究者认为，让人不安的，也许并不是超自然力量，而是人耳听不见的低频声波。 听不见的声音，也会影响情绪 这种低频声波叫“次声”（infrasound）。 所谓次声，是指频率低于20赫兹的声音。由于频率太低，人耳通常无法听见，但人体依然可能感受到它。 次声其实并不罕见。雷暴、地震、强风都会产生次声；而在人类环境中，通风系统、供暖设备、地下管道、电梯、交通震动，也都会持续释放低频振动。尤其是在老建筑里，老化的锅炉和管道系统，往往是次声的重要来源。 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有人怀疑：许多“闹鬼地点”之所以让人感到压抑、恐惧，可能与次声有关。因为很多经典“鬼屋”都有相似特点：建筑老旧、空间封闭、空气沉闷、机械设施年代久远。 但问题在于，以前的大多数研究，都缺少客观证据。 很多实验只是让参与者描述自己的感受，比如“有没有更害怕”“是否感到不安”。可这种研究很容易受到心理暗示影响——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正在“鬼屋”里，他当然更容易把普通的不适感理解成“灵异体验”。 而加拿大麦克尤恩大学（MacEwan University）的这项研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研究者不仅测量了被试的主观感受，还测量了他们真实的生理反应。 一个很像“鬼屋”的实验 研究人员招募了一批被试，把他们单独安排进实验室。 实验中，每个人都会听到两类音频中的一种。一组听的是舒缓的冥想器乐；另一组听的，则是恐怖片风格的环境音效，比如低沉噪音、阴森氛围声等。 与此同时，研究人员还设置了一个关键条件：其中一半参与者，会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暴露在次声环境中。 这些低频振动由实验室外部的扬声器发出。被试既听不到，也不知道实验真正想测试什么。 这样的设计非常重要。因为如果参与者提前知道“这里存在低频声波”，他们可能会因为暗示效应而夸大自己的不适感。而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研究者就更容易判断：次声本身，是否真的会影响人的情绪。 实验结束后，研究人员一方面会让参与者评价自己的体验，比如音乐是否令人愉快、是否压抑、是否让人烦躁；另一方面，还会采集被试的唾液样本，用来测量一种叫“皮质醇”（cortisol）的激素。 皮质醇通常被称为“压力激素”。人在紧张、焦虑或感受到威胁时，皮质醇水平往往会上升，因此它经常被用于心理学和生理学研究中，用来判断一个人是否进入了压力状态。 研究发现，无论被试听的是舒缓音乐还是恐怖音效，只要暴露在次声环境中，他们都会更倾向于把整个体验描述为悲伤、压抑、烦躁和令人不安。与此同时，这些被试唾液中的皮质醇水平也明显更高。 换句话说，次声不仅改变了人的主观感受，还让身体真实地进入了一种更高压力的状态。 这是这项研究最重要的地方。它说明，人们在所谓“鬼屋”体验到的不安感，并不只是“自己吓自己”。他们的身体，确实正在对某种环境刺激做出应激反应。 为什么大脑会把这种感觉理解成“闹鬼”？ 这里其实涉及一个经典的心理学问题：情绪归因。 很多时候，人并不是先有明确想法，再产生情绪。相反，身体可能会先出现某种反应，而大脑随后再去寻找解释。 比如，当你突然感到胸口发闷、心跳加快、浑身不舒服时，大脑会本能提高警觉：“这里是不是有危险？” 而如果此时你正身处一栋传说“闹鬼”的老建筑里，大脑就很容易把这种不适解释为“灵异体验”。 也就是说，次声可能制造了身体上的异常感，而恐怖故事，则替这种感觉提供了解释框架。 于是，人就会产生一种非常真实的“鬼气森森”的感觉。 “闹鬼”的可能是建筑本身 世界上许多著名“鬼屋”，几乎都有类似特点：老旧、封闭、阴冷、机械结构复杂。 废弃医院、古老旅馆、地下室、百年老宅……这些地方往往存在大量低频振动来源，比如老化锅炉、震动管道、木结构共振和通风设备等。 再加上昏暗灯光、狭窄空间，以及“这里曾发生过可怕事件”的背景暗示，人就很容易进入高度警觉状态。 于是，那种“这里不太对劲”的感觉，也就出现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灵异经历都能被简单解释，但至少提供了一种比鬼魂更现实的可能性。

最近，瑞典政府宣布，在课堂中减少电子设备使用，重新增加纸质教材。原因是学生成绩下滑，以及儿童屏幕使用时间越来越长。 这也让一个老问题再次被讨论：电子阅读，真的不如纸质阅读吗？ 阅读，其实是一项很复杂的能力 很多人会觉得，阅读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但实际上，人类并不是天生就会阅读的。 理解语言，是人类在进化中逐渐形成的能力；而阅读出现的历史太短，大脑并没有专门为“认字”进化出一套系统。孩子往往需要经过多年训练，才能建立稳定的阅读能力。 而且，阅读并不像我们感觉中那么流畅。 当我们阅读时，眼睛并不是平滑地沿着文字移动，而是在不断快速跳动。只有在短暂停顿的瞬间，大脑才真正开始处理文字信息。这种快速跳动，被称为“眼跳”。 眼动研究发现，阅读时，我们其实会注视大部分单词。因为每一次停顿时，大脑能够获取的文字信息范围非常有限。在英语等从左向右书写的语言中，人眼真正能清晰识别的区域，只覆盖注视点附近很小的一部分，这被称为“知觉广度”。中文由于文字更密集，知觉广度还会更小。 换句话说，大脑阅读时，并不是像照相机一样“一眼扫完整行”，而是在不断拼接局部信息。 而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快。研究估算，视觉信息从眼睛传到大脑，大约需要60毫秒；识别单词，还需要额外100到300毫秒。 这也是为什么，阅读速度并不能无限提高。很多所谓的“速读”，本质上只是减少停顿、增加略读，而理解能力往往会随之下降。 因为阅读并不只是“看字”。它需要视觉、注意力、语言理解、记忆和眼动控制等多个系统同时协作。任何打断这种协作的因素，都可能影响阅读效果。 电子阅读真正的问题是什么？ 很多人会把问题简单归结为：“电子屏不如纸质书。”但研究发现，并不是所有电子阅读都会影响理解。 像电纸书这类设备，与纸质阅读之间其实没有明显差异。因为它们都提供了相对稳定、连续、干扰较少的阅读环境。 真正容易影响阅读效果的，通常是另外两类问题。 第一类，是干扰太多。 比如弹窗广告、不断跳出的通知、与正文无关的视频和图片，都会不断争夺注意力。 成年人还能依靠较强的注意力控制能力，把注意力重新拉回文字。但儿童的大脑尚未发育成熟，更容易被干扰带走。 对于本来阅读能力就较弱的孩子来说，这种影响会更加明显。因为他们不仅要理解文字，还要额外花费精力抵抗干扰。 第二类，则是糟糕的排版。 例如字间距不均匀、居中排版、频繁滚动的页面，都会打乱阅读节奏，增加理解负担。 相比之下，传统纸质书经过长期发展，已经形成了更符合阅读习惯的排版方式。 屏幕阅读，会改变人的阅读习惯 研究还发现，网页和数字环境会慢慢塑造一种特殊的阅读方式。 人们会越来越习惯快速扫读、寻找关键词、只抓重点，而不是长时间沉浸阅读。 这种方式在搜索信息时很高效，但并不适合深入理解。 很多人会发现，自己每天看了大量内容，却很难真正记住什么，原因可能就在这里。 对儿童来说，这一点尤其值得关注。 成熟的阅读能力，并不是自然长成的，而是通过长期深度阅读慢慢建立起来的。如果长期停留在“快速扫读”的模式里，复杂阅读能力的发展也可能受到影响。 越来越多研究者开始认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电子化本身。 真正重要的是：阅读环境是否尊重人类大脑的工作方式。 一个低干扰、排版良好、能够保持专注的电子设备，完全可能达到接近纸质书的阅读效果。 相反，即使是纸质材料，如果阅读过程中不断被打断，理解效果同样会下降。 新冠疫情期间，线上学习迅速普及，电子阅读时间也明显增加。这种变化会如何影响儿童长期阅读能力，目前还没有明确答案。 但至少有一点已经越来越清楚：阅读并不仅仅是“看见文字”。 它是一种高度复杂的大脑协同活动。而好的阅读环境，本质上是在帮助大脑更稳定地完成这种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