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依赖

这期节目,我们一起来聊聊，过去几个月日元加速贬值背后,直接的市场诱因与深层的经济逻辑是什么？为什么汇率是日本政治与经济最难解的一道题？以及，为什么说这一轮日元下跌,是高市早苗亲手唤醒的「安倍幽灵」？ Part 1：解释日元的小周期暴跌 * 06:11 供求关系是理解汇率的最直观工具 * 10:20 美日利差是弱日元的经典解释，它的逻辑是什么，为什么在这次暴跌中出现了不寻常因素？ * 16:15 美日利率调整相向而行，但是日元并未如期止颓； * 17:31 什么是债汇双杀？为什么债汇双杀不寻常？为什么债汇双杀出现在今天的日本？ * 27:46 美伊战争对日本的输入性通胀 图1：美元-日元汇率走势图。战后初期，美元与日元以1比360固定汇率挂钩；在经历了1971史密森协定和1985广场协定之后，日元进入强势周期；自2012年安倍晋三再任首相之后，日元开启以美日利差所驱动的弱势周期。 Part 2：为什么汇率是日本最棘手的政治经济问题，也许没有之一？ * 34:11 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0s的转型；美国如何以邻为壑，通过1971年史密森协定和1985年广场协定迫使日元升值 * 44:53 广场协议后的复杂日本：「円高不況」，扩张与泡沫经济及其破裂 * 51:31 安倍经济学的药方：带回弱日元 * 55:07 为什么汇率政策无法讨好所有人？日本政府的两难困境是什么？ Part 3: 高市早苗唤醒「安倍幽灵」，但安倍经济学不太可能是她想要的解药 58:15 图2：高市早苗政治生涯的所有关键职位几乎都来自安倍的提携，自视为安倍的忠实门生，更是安倍经济学的忠实拥趸

「硅幕」系列第三期，我们暂时从AI与大国竞争的宏大叙事中抽离出来，把目光转向一个更具体、也更迫切的问题：AI，正在如何冲击“普通人”的就业？ Part 1：AI与就业，已发生的故事 05:39 从2025年末Amazon的大裁员，到今年六月以Meta为代表的新一轮硅谷裁员潮，AI对美国科技公司的冲击，已经从概念层面走到了现实层面。越来越多的数据和证据表明，有两类群体正在不成比例地承受这种冲击：一类是AI最先掌握相关技能的行业，如软件工程师、设计师；另一类是可替代性强、但适应能力相对较弱的初级白领岗位，如客服、记账员和人力资源专员。一个共同的趋势是，这种冲击往往首先落到新晋大学毕业生身上。 图1：自2024年以来，仅在美国科技行业，已有超过 150 家科技公司裁员，总人数至少达到 11.5 万人。其中，有相当多公司的裁员声明与AI相关。 图2：在美国，软件工程师的就业正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分化”：资深工程师的需求仍相对稳健，而主要面向应届毕业生的初级岗位却在明显收缩。 来源：Brynjolfsson, Erik, Bharat Chandar, and Ruyu Chen. “Canaries in the Coal Mine? Six Facts about the Recent Employment Effec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未发表手稿 图3：在美国，基层服务业的就业也呈现出类似的“代际分化”，主要面向应届毕业生的初级岗位也在明显收缩。 来源同上 Part 2：AI与就业，未发生的故事 32:37 AI 对人类就业的冲击，是人类漫长历史中“创造性毁灭”的又一次体现。创造性毁灭对社会与市场的良性运转具有积极意义，但对“具体的人”而言，往往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如今，学界、政界与业界对于“AI是否会冲击人类就业”已基本没有异议，但分歧仍然存在：乐观派相信，这种摩擦只是暂时的，AI最终将创造新的增长点；而悲观派则认为，通用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冲击，远远超出历史上的蒸汽机、内燃机等单一领域技术创新。 在2025年获得经济学诺奖的三位经济学家的研究中，我们得以一窥人类历史上漫长的“创造性毁灭”逻辑。然而，在理想状态下实现人类与 AI 的和平共处，所需要的条件相当苛刻：它不仅要求新技术跨越自己的“卡夫丁峡谷”，持续创造足够多的新岗位，也要求社会制度能够及时完成调整与补偿，让被冲击的群体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转型。「我们时代的珍妮机」并非危言耸听，但有关AI社会影响的讨论，才刚刚开始。 图4：从16世纪科隆裁缝对压针头机器的集体抵制到“卢德运动”，人类对技术进步的抵抗经历了漫长历史 图5：在莫基尔关于技术进步的解释中，开放的社会制度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了社会能否接纳新技术；而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新兴技术所代表的群体，能否与既得利益群体达成协商，甚至对后者作出必要补偿。 图6：在 Aghion–Howitt 的内生增长理论中，增长与失业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呈倒 U 型，其背后取决于两种相互竞争的作用力：一方面，增长会提高企业创造岗位的收益预期，从而降低失业；另一方面，增长也会强化“创造性破坏效应”，使旧企业更容易被新企业迅速赶超，丧失垄断地位，进而缩短岗位存续时间并推高失业。来源：Aghion, P., and P. Howitt. 1994. “Growth and Unemployment.”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1(3): 477–94.

席卷欧洲的极端热浪正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冲击各国社会，与此同时，欧洲领导人却在中欧贸易摩擦中疲于应对，当下的欧洲呈现出一种撕裂与紧绷并存的焦虑状态。这一期节目我们来聊聊：为什么在高温愈发频繁的背景下，欧洲社会在空调等基础适应性设施上依然显得格外“别扭”？欧洲左翼政党又为何逐渐转向一种「不问劳工问气候」的政策路径？以及，在热浪不断加剧的现实压力下，持续升温的中欧贸易争端将可能走向何方。 Part 1：为什么欧洲国家对空调这事儿这么“别扭”？05:03 长期气候温和的欧洲，在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上形成了明显的“路径依赖”，既未预料到今日愈发频繁的极端高温，也很少为空调等主动降温设施预留空间。即便在当下，不少欧洲政府仍将空调视为“非必要”的选择，更倾向于推广强调节能与环保的“被动降温”方案。在这样的政策与认知背景下，空调逐渐被赋予了鲜明的政治含义：在部分左翼话语中，它近乎一种环保“禁忌”；而在右翼政治动员中，空调则被重新定义为关乎民生与适应气候风险的关键议题，甚至成为其争取选民的重要抓手。未来的欧洲政治，极有可能会上演一场“空调战争”。 Part 2：为什么欧洲左翼政党「不问劳工问气候」？20:28 历史上，欧洲左翼政党以劳工权益与社会主义为核心基础，但在当下的政治语境中，“白左”“woke”等标签逐渐成为公共讨论的漩涡焦点。过去数十年间，基于阶级叙事的传统左派与强调身份政治的新左派逐步合流，构成欧美政治中的一条重要演变路径。这一转型既是对20世纪末新自由主义回潮冲击的回应，也是左翼政党在社会结构变化中寻求新的政治基础的结果。同时，它也映射出英格尔哈特所提出的“后物质主义”转向，以及皮凯蒂所概括的“婆罗门左派”现象：左翼的社会基础从传统工人阶级，逐渐转向受教育程度更高、价值取向更偏文化议题的群体。「不问劳工问气候」，在热浪之下显得尤其尴尬。 Part 3：热浪中的贸易焦虑，默茨的「新广场协议」之梦 42:42 自2024年以来，中欧贸易摩擦在“经济安全”与“供应链韧性”等叙事框架下，逐渐上升为欧盟政治议程的核心议题之一。随着2026年美国对外贸易冲突阶段性缓和，欧盟内部也开始重新评估对华经贸关系，试图在既有格局中寻求调整空间。然而，无论是在产业政策还是汇率问题上，欧盟对中国的批评，往往伴随着对自身结构性困境的回避。从产业竞争力到内部分配失衡，这些长期问题并未因对外施压而得到实质性回应。在这一背景下，默茨所设想的“新广场协议”更像是一种政治想象，在成员国分歧与现实约束之中，正变得愈发难以落地。

上周，英国政坛出现了新的变化。适逢脱欧十周年，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工党领袖之位，英国由此进入到了脱欧十年周期当中第七次更换首相的流程。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这一次斯塔默辞职的始末，背后的英国政治制度逻辑，以及未来英国政坛两个关键人物——安迪伯纳姆和奈杰尔·法拉奇之间的角逐。 Part 1：支离破碎的英国政治 07:15 英国、日本这类议会制国家，首脑更替频繁向来是老生常谈，但即便放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近十年间七度易相，仍称得上反常。本部分将梳理英国议会制选举的基本流程：历任首相虽非全部因大选败选而离任，但大选这道制度性阴影始终笼罩着党内政治——一旦党魁失去必要的领导威信，党内逼宫便会成为首相更迭的常态化机制。 Part 2：摇摆的工党和高开低走的斯塔默 25:22 历经保守党十余年执政乱局，英国选民求变心切，遂于2024年大选将工党推上压倒性胜利，斯塔默由此入主唐宁街。然而美妙的开局并未带来令人满意的结局。与英国历史上那些长于鼓动、个人魅力出众的政治家不同，出身文官体系的斯塔默恰恰凭借其冷峻克制的技术官僚形象赢得选民青睐；但也正因始终未能确立清晰的政治立场，执政风格又朝令夕改，最终落得"始乱终弃"的结局。 Part3：脱欧 to be continued 47:34 不出意外，安迪·伯纳姆将继任斯塔默，成为工党新一任领袖及英国首相。但未来英国政坛的主角并不止他一人——法拉奇与英国改革党正强势崛起，试图将英国政治版图全面推向右翼。脱欧并未解决真正困扰英国社会的三大顽疾——经济、移民与医保，反而让问题愈发积重难返。倘若两大老牌政党始终拿不出一位强势铁腕的政治人物，英国的"特朗普化"绝非痴人说梦。脱欧与易相，归根结底都只是延宕真正问题解决的安慰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