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新疆是怎么得名的，为什么新疆大部分人都信仰伊斯兰教？新疆一带自唐以来经历了哪些政权迭代？ 2. 乾隆是怎样平定大小和卓，香妃真有其人吗？福康安平定金川土司有怎样的传奇故事，他是不是乾隆的私生子？ 3. 清朝官员的补子、顶戴、花翎有些什么讲究？将军、巡抚、总督、提督、总兵等官职有什么区别？ 部分文稿 ，我是枫落白衣，我们都知道今天的新疆，很大一部分人信仰的都是伊斯兰教，可是在唐朝末年的时候，情况并不是这样的。那时候，显赫一时的回纥汗国被今天的吉尔吉斯灭掉之后，大量的回纥人从蒙古高原上向西搬家，其中有两支就搬到了天山南北居住。在天山北边的，以今天吐鲁番为中心的，是高昌回纥帝国；另一支在天山南边的，以今天的喀什为中心，建立了喀喇汗王朝，也是回纥人为主。当时天山南北普遍信仰的，都是佛教，这两支回纥人也不例外，都从原来的摩尼教，改信了佛教。 可是我们前面讲过，也就在唐朝的时候，伊斯兰教从阿拉伯半岛兴起，继而开始疯狂扩张，东欧、西亚和中亚相继改信了伊斯兰教，就在我们南疆的西边，喀喇汗王朝有一个邻居，那就是波斯人建立的萨曼王朝，他们的信仰就是伊斯兰教。 一 有一年，这个萨曼王朝发生了内讧，一个叫做纳斯尔的王子失败之后跑到了喀喇汗，喀喇汗当时的大汗觉得，敌人的叛徒，那肯定是俺的朋友啊，于是就让这个纳斯尔在喀什住了下来。这个叫做纳斯尔的人一辈子只做了两件事，就改变了整个历史的走向，第一件是利用喀喇汗当时对宗教的宽容，建立了中国西域地区第一个清真寺，阿图什大清真寺；第二件事是发展一个人入了伊斯兰教，这个人就是喀喇汗的王室成员，萨图克。 长话短说，萨图克改信伊斯兰教之后，在中亚穆斯林朋友的帮助下，登上了喀喇汗的大汗宝座。和纳斯尔一辈子干两件事不一样，萨图克和他儿子父子两辈子，只干了一件事，那就是利用权力强制在喀喇汗推行伊斯兰教。这时候的中原，恰恰是五代十国时期，根本就没有人能管得了西域的事情，任凭伊斯兰教如火如荼地在西域发展，据统计，仅仅在公元960年这一年，就有120万当地民众改信了伊斯兰教，中国西域正式向伊斯兰教转化。 当时紧邻喀喇汗帝国的，就是高昌回纥帝国和于阗国，汉化程度都很高，佛教的势力也比较大，眼瞅着喀喇汗这个隔壁老王逐渐地绿了，而且对佛教徒采取血腥的镇压政策，这两个国家就不干了，开始了和喀喇汗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战争。这场战争，你完全可以理解为是入侵的伊斯兰教和本土佛教之间的战争，最终结果就是于阗灭亡，南疆完全沦落到喀喇汗帝国的手里，而且迅速伊斯兰化，全都改变了信仰；而高昌回纥帝国基本上也是节节败退，只能说勉强守住了北疆。 就在这个时候，中原地区宋朝北边发生了一点变化，大东北的大金国崛起，这就产生了一个蝴蝶效应，大金国在灭亡了中原地区的大辽之后，辽国的耶律大石跑到了西域，建立了西辽。你别看耶律大石在大金国面前不堪一击，可是到了西域，就是王者，他这个西辽一口气吞并了高昌回纥帝国和喀喇汗帝国，并且继续向西，灭亡了伊斯兰教在中亚最大的国家塞尔柱帝国。 听到这里，你可能马上就会关心一个问题，耶律大石信啥教啊？很可惜，他信拳头，啥教也不信，所以，虽然他绝对不允许伊斯兰教以武力和强迫的形式传播，但也没有大力发展佛教，夺回阵地。不过无论如何，耶律大石等于是以一己之力，暂时阻止了伊斯兰教在西域的迅猛传播。 时间一转眼就来到了一百多年后，蒙古人开始迅猛崛起，西辽帝国最终被蒙古吞并，在整个西域这块地上，建立了蒙古四大汗国之一的察合台汗国。 察合台汗国在建立之初，按照成吉思汗的法令，对各种宗教一视同仁，也不强制推行任何宗教。到了1353年，察合台的一个叫做秃黑鲁帖木儿的后代当上大汗之后，改信了伊斯兰教，他强迫蒙古王公大臣全都要改变信仰，在全汗国境内强制推行伊斯兰教。从此之后，一发不可收拾，他的后代一代比一代极端，到了16世纪初，伊斯兰教终于成为中国西域地区最大的宗教，本土的佛教势力被彻底排挤出去。即便是后来察合台汗国不行了，变成了叶尔羌汗国，后来又被准噶尔部落灭掉，也没有影响伊斯兰教的传播。顺便说一句，因为中国伊斯兰教最先信仰者都是唐朝的回纥人，所以，伊斯兰教在中国也称为回教。 上面的过程其实就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自唐朝末年以来，在西域这块大地上，频繁地更换政权，只要政权的首脑信奉伊斯兰教，穆斯林的阵营就扩大一倍，最后到了乾隆时期，绿色的伊斯兰旗帜插遍了整个西域，尤其是南疆，已经变成了全民信仰。 二 言归正传，上一集说的造反的大小和卓，指的是一对兄弟。和卓这个词，是波斯语中“圣裔”的意思，指的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这么光荣的名字，自然是人人都想来一个，中亚地区因此诞生了很多叫做和卓的家族。其中有一个和卓家族，在明朝末年，来到中国，在今天西域喀什一带进行传教。后来蒙古准噶尔部崛起，在策妄阿拉布坦时代，这个和卓家族里面的一对兄弟，被准噶尔人抓起来，囚禁在了伊犁。这对兄弟里面的哥哥叫波罗尼都，弟弟叫霍集占，因为他们是和卓家族的，所以，哥哥也被称为大和卓，弟弟自然就叫小和卓。 乾隆皇帝平定准噶尔的一个副产品，就是这一对难兄难弟，大小和卓，被清朝的军队给解放了。不过呢，清朝也没让他们闲着，你们信什么教我不管，但是你们要替我招抚天山以南的各种西域势力，因为那些人都是伊斯兰教的。 一开始的时候，大小和卓还是比较配合的，可是当阿睦尔撒纳在北边造反之后，这一对兄弟马上举起了反旗，这面旗子当然是绿色的，他们以伊斯兰教圣战名义起兵造反，实际上，自然是想弄一块自己完全说了算的地盘，史称“大小和卓之乱”。 公元1758年，乾隆皇帝发兵征讨大小和卓，清军在今天的库车、莎车、和阗等地与大小和卓交战数十次，经过一年多的战争，最终平定了这场动乱，大小和卓先后被杀，天山南麓彻底平定。 也是从这时候开始，在唐朝安西都护府消失之后，从中国分离出去千年之久的西域边疆，重新回到了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原政权。乾隆相当地高兴，在1760年，写给陕甘总督杨应琚的谕令中称其为“新辟疆土”，简称新疆。这也是今天新疆这个名字的最早出处，不过必须强调一句，那时候，新疆这个词可以指任何一块乾隆老爷子打下来的地方，一直到后来1877年，左宗棠在给光绪皇帝的建议书中，正式提出建立新疆省，它的名字才算是官方确认。 在民间，一直都有一个传说，那就是乾隆平定大小和卓之乱之后，把一个女人收入了自己的后宫，据说这个女人有一个别的女人没有的优点，那就是浑身上下，就如同被香奈儿香水腌制过一样，散发着一股天然的香气，让人神魂颠倒，号称香妃。这事儿在金庸的《书剑恩仇录》里有极其详细的描写，只不过名字改成了香香公主。 那么，这个香妃是不是真的呢？ 关于这个香妃，如果我们寻根问底，就会发现这是一个真假参半的故事，大小和卓动乱被平定之后，确实有一个和卓家族的女子被带进了京城，乾隆册封她为容妃。后来这个女人一直都很受宠爱，活到了55岁才去世，1979年的时候，考古学家还考察了这位容妃的坟墓，证实了一件事，她确实是一位信仰伊斯兰教的女子。 现在史学家一般认为，关于香妃的故事，应该就是基于容妃的事迹进行的演绎，只不过历史书上没写容妃身体香不香，也没写她屡次刺杀乾隆皇帝。 另外，在小说《书剑恩仇录》里，香香公主的爹叫做木卓伦，他的对手是清朝大将兆惠，现在可以肯定的是，木卓伦的原型就是小和卓霍集占，这也是为啥金庸给他的另一个女儿起名叫做霍青桐，而对于兆惠，金老先生连名字都没改，这是一个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人物，而且是乾隆一朝比较重要的大臣。 兆惠是满洲正黄旗，乌雅氏，所以也称为乌雅兆惠。他出生在乾隆皇帝亲奶奶的家族，长大当官那就是一路绿灯，加上自己也努力，乾隆十五年，也就是1750年，就已经是军机处大臣了。 到了乾隆对准噶尔和大小和卓用兵的时候，兆惠开始独当一面，歼灭大小和卓就是他的功劳，当然，在乾隆来看，这是功劳，但是在大小和卓和金庸老先生来看，这就是残暴的入侵。《清史稿》上记载，当兆惠带着包括容妃在内的俘虏，从新疆千里迢迢赶回京城的时候，乾隆皇帝亲自到良乡，“于城南行郊劳礼”，用现代话说，为兆惠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和欢迎宴会。 除了兆惠，《书剑恩仇录》里还有一位乾隆的私生子，叫做福康安，也是金庸曾经大书特书的人物。我们说福康安也是历史上真实的人物，他亲爹叫做傅恒，在金庸小说里，乾隆和傅恒老婆有一腿，但那是小说的需要，我们可以向金大才子学习历史，不过你要是用金大才子的小说学历史，那只能说你看错了书。 严格来说，傅恒在历史上比他儿子福康安要牛掰得多，他们这一家子是满洲镶黄旗人，富察氏，所以按照汉语习惯，可以称其为富察傅恒，简称傅恒。富察家族在早期努尔哈赤起兵的时候，就跟着爱新觉罗家族干革命，一直都在大清朝当大官，到了傅恒这一代，乾隆更是娶了他的姐姐为皇后。最关键的是，这两口子还相当地恩爱，可以说乾隆最爱的女人，就是自个儿的大老婆孝贤纯皇后，在这样的情况下，小舅子傅恒自然就是官运亨通。 不过傅恒除了出身好，人家也确实有本事，在1749年，今天四川阿坝地区的土著造反，史称大金川之乱，就是这位傅恒在几个月之内平定的。后来在准噶尔部内乱的时候，又是这个人，坚定地和乾隆站在一起，力排众议，主张对准噶尔出兵，果然，清朝一举收复了新疆。对于这位无论是上马打仗，还是运筹帷幄，都相当牛掰的小舅子，乾隆也是特别喜爱，专门赐给傅恒三眼花翎。 二 在今天的电视剧里，经常会听到这个词，花翎。实际上，花翎就是孔雀的羽毛，你在动物园里能看到，那玩意上面有像眼睛一样的花纹，三个眼睛在一根毛上，就是三眼花翎，一点儿都不珍贵，一只孔雀随随便便拔一根，别说三眼，就是四眼，五眼，那也要多少有多少。 可是如果不是孔雀大哥送你，而是皇帝老子赏赐给你的，那就珍贵了，因为这涉及到清朝官员工作服的问题。概括地说，有三样东西，在不同品级的清朝官员身上，有着巨大的差别，那就是补子、顶戴和翎羽。 所谓补子，就是在官员穿的长袍前胸的位置上，补上一块图案，用来区别你官大还是官小。这事儿本来是武则天发明的，老太太年纪大了，眼神不太好，希望一眼看过去，就知道是几品的官员在下面说话，可是没流行起来，一直到了明朝，才成为官员工作服的标配，用图案来标明官员品级。清朝入关之后，继承了这一光荣传统，不过和明朝比起来，清朝的这块补丁比较小，只有30厘米这样一个范围，文官的补子上面都是飞禽的图案，一品大员是仙鹤，二品是锦鸡，三品是孔雀等。武官的补子是走兽的图案，一品是麒麟，二品是狮子等等，最神奇的是九品武官，图案是一个海马，可是你千万别误会这个海马是有些男人泡酒的那个海马，不是的，而是一种类似于马的，想象出来的动物，始作俑者是谁，我们就不知道了。 在文官和武官之外，还有一类人很特殊，那就是都御史、六科给事中、监察御史这些公检法的人员，他们的补子是一种传说中的神兽，叫做獬豸。据说这个动物长得像羊，只不过脑袋上只有一个角，看见两个人争斗，它就走过去，用角去顶那个不对的一方，也就是它天生就知道辨别是非，而且公正不阿。很自然地，如果公检法的人都像这种野兽，那就是最理想的了，所以用它的形象做为监察人员的补子。 ……

如何评价雍正；金庸《书剑恩仇录》说乾隆是陈元龙的儿子，这是真的吗，为什么会有这些说法；发誓“不以文字罪人”的乾隆为什么成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文字狱制造者，胡中藻案的详情；平定西北准噶尔经过。 部分文稿 大家好，我是枫落白衣，上集说到1735年，雍正皇帝驾崩，此人曾经写过一副对联，上联是“俯仰无愧天地”，下联是“褒贬自有春秋”，合起来的意思就是俺这辈子做过的事儿，没有一件是丧良心的，死了之后的评价交给历史好了。 我们说历史老爷爷是不会说话的，不过历史学家会说话，基本上，对于雍正皇帝，大多数清朝史学家都很给面子，对他的评价比较高。这里面我比较赞同杨启樵先生的说法，他说由于康熙晚年比较宽大，实行“仁政”，导致官场比较混乱，雍正大刀阔斧的改革实际上就是对康熙政策的一种修正，“在位十三年中，宵旰焦劳，勤于庶政”也是事实，只不过由于时间比较短，有很多措施没有好好地贯彻执行，正如他自己在遗诏里说的，“志愿未竟，不无微憾”。 继承雍正皇位的，是他的四儿子弘历，历史上相当有名的乾隆皇帝。俗话说了，父债子偿，老子没干完，儿子就应该接着干，那么，我们说这个儿子接没接过老爹的改革大旗呢？简略地回答就是没有。乾隆没有深入改革，可他也没有彻底废除雍正皇帝的改革，这种半继承半否定的方式，也许就是乾隆63年稳定统治的最大奥秘。我们现在还是先把他的故事讲完，然后再来评价。 前面说过，东北人占领中原以后，最怕的不是造反，而是天花，雍正皇帝甚至在圣旨中都悲哀地承认，“满洲蒙古等，艰于子息者，大都为出痘所伤”，也就是一场天花，就能夺走几位皇子的性命，实在是让人悲伤。 雍正自己就是如此，一辈子挺辛苦地耕耘，弄出了十多个子女，可是当他死的时候，身边却只剩下了两个儿子，四儿子弘历和五儿子弘昼。 关于乾隆皇帝弘历，在金庸小说《书剑恩仇录》里是这样说的，雍正还是四阿哥的时候，和吏部尚书陈元龙的关系不错，有一天，陈元龙的一个小老婆生了孩子，雍正就让老陈家把孩子抱进王府给他看看。陈元龙的孩子本来是一个男孩，抱进雍亲王府之后转了一圈，出来的却是一个女娃子。这个“活人变性”的魔术差点没把陈元龙吓死，可是啥也不敢说。据说这个孩子就是现在的乾隆皇帝，当时雍正之所以要掉包，是因为自己没儿子，想弄一个男孩，在康熙那里增加一些竞争力。 上面这个故事并不是金庸老先生的原创，很多野史，比如说《满清外史》和《清朝野史大观》，都记载了这个故事，甚至现在一些人都把它当真实的历史来讲。 我们说这个故事肯定是假的，说它是假的，我至少有三点理由，第一，乾隆出生那一年是康熙50年，陈元龙当时59岁，最小的孩子也都快20了，这个岁数，并且是将近20年没生孩子了，老陈同志突然老树开花，重振雄风，整出一个儿子的几率是相当地小；第二，这一年陈元龙并不在京城当官，人在外地，孩子能抱进北京的王府，这听起来就是瞎白话；第三，当时雍正的大儿子和二儿子虽然都夭折了，但是三儿子弘时正活蹦乱跳地活着，四儿子弘历刚刚出生，而且他的另一个小老婆还挺着个大肚子，三个月后，就会给他生下另一个儿子老五弘昼，在这样的情况下，30多岁的四阿哥为啥要去抱一个59岁老头子生的儿子？ 除了这个传说，还有另一种说法，说乾隆他娘熹妃是一个汉族女子，这种说法的根据就是在清朝公开的档案里，有这样的记录，“格格钱氏封为熹妃”，既然姓钱，那肯定是汉人啊。可是这事儿也不太靠谱，因为档案里还有这样的记载，“格格钮祜禄氏封为熹妃”，也就是还有另一个熹妃。这就奇怪了，一个皇帝，是绝对不可能有两个封号一样的妃子的，别的不说，晚上和谁睡觉翻牌子就是一个大问题。 那问题就变成这个女人到底是姓钱，还是姓钮钴禄氏，很遗憾，根据白胡子历史学家的考察，乾隆老妈应该就是姓钮钴禄氏，满族人，另一个记录应该是记错了。顺便说一句，乾隆老娘可能到死都想不到，她在几百年后的今天，凭借着几部电视剧红遍了大江南北，《还珠格格》里的太后，《甄嬛传》里的甄嬛，都是以她为原型创作出来的。 我个人认为，之所以产生那么多乾隆或者乾隆他妈是汉人的传说，就是知识分子们阿Q一样的精神胜利法。很明显，到了乾隆上台的时候，正面硬刚，我们是肯定打不过这群东北银了，可是换你一个儿子，那这个皇帝就还是我们汉族人，自己儿子当皇帝，自己统治自己咋能叫压迫呢？这样一想，心里就舒服多了，清朝末期著名的保皇派康有为，就经常拿这个说法在加拿大忽悠别人，弄了不少钱，这是后话了。 其实要我说，这些知识分子根本就不需要这么费事，细细推算一下，他老娘钮钴禄氏的家里，往上推三代，都是汉族人做媳妇，所以这个小女子的身上，有八分之七的汉族血液在稀里哗啦地流淌，再加上雍正皇帝身上八分之一的汉族血统，综合算下来，乾隆至少算是半个汉人，足以让这些知识分子精神上胜利一下子了。 无论如何，四阿哥弘历，也就是乾隆皇帝，是把自己当作纯种满族人看的，这哥们最佩服的人就是他爷爷，在即位诏书里是这样说的，“朕自冲龄即蒙皇祖抚育宫中，深恩钟爱”，啥意思？从小就是我爷爷康熙在皇宫之内把我养大的，我不当皇帝，谁当皇帝？ 也不怪他自豪，我们说历代当皇帝的，大多数都是投胎的技巧比较好的，但这里面要数乾隆最牛掰，他投胎的技术在历代君王里面，数一数二，前面有一个为他扫平了外患，奠定了疆域的好爷爷，还有一个为他清除了内忧，励精图治拼命攒钱的好爸爸雍正，死的时候，给他留下了6000万两银子的家底，和吏治相对清明的政治局面。 乾隆拿到手里的，几乎就是一个最完美的帝国，用现代人的话说，这小子是躺赢的。唐朝的李隆基虽然也有李世民和武则天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局面，但毕竟还需要他自己去干掉韦皇后和太平公主，可乾隆即位之后，没有任何内忧外患，唯一需要他做出决定的，就是他要不要继续他爹雍正的改革事业。 在深思熟虑之后，这位25岁的新皇帝宣布，要用“宽猛相济”的理念治理国家，在他心中，他爹雍正的改革有点儿太严厉了，而他爷爷康熙晚年却是太宽厚了，都不好，他要走中间路线。 为了表明这种政治理念，他释放了岳钟琪和傅尔丹这两名将军，这两名将军前面我们提过，是因为跟蒙古人打仗打得不好被关起来了。还有那个被自己亲爹囚禁了十多年的十四叔胤禵，当然，这时候胤禵也老了，放出来也没啥威胁了。乾隆还特意让人去菜市口，把汪景祺那颗已经挂了十几年的人头取了下来，好生安葬，并且赦免了汪景祺和查嗣庭的家人，让他们从遥远的流放地大东北回到了故乡，自诩为“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同时下旨说，以后“宽妖言禁诬告”，俺爹以前搞文字狱，大伙儿放心，俺上台之后，绝对不搞这玩意。一时之间，天下的知识分子奔走相告，纷纷上书，说“上下无隐情”、“为政以宽缓”，大拍乾隆皇帝的马屁。有一些很不要脸的文人，还编出歌谣，说“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 可惜，不久之后，这些家伙就乐极生悲了，在乾隆即位的前十六年，他确实没有因为文字而给人治罪，但就在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发生了一件事，导致一切都变了。 这件事的爆发点就是民间出现了一本万言书，上面注明是刑部尚书孙嘉淦给乾隆的奏折，主要的内容就是对着乾隆和满朝文武破口大骂，所有他们做过的事情都是错的，不道德的。你要是说，这个孙嘉淦真是一个爷们，敢如此骂皇帝，可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孙老爷子这时候正躲在家里骂娘，谁这么不要脸，造老子的谣。 啥意思？这个奏折根本就不是孙嘉淦写的，这小子虽然以“直言极谏”闻名，但他绝不是傻子，怼皇帝可以，骂皇帝那就是二百五了。包括乾隆在内的所有大臣都知道，孙老爷子肯定也是受害者，可是这一次，流言并未止于智者，就是因为太极端了，所以看的人就很多，流传很广，最后几乎达到了所有官员人手一本的程度。乾隆皇帝终于大怒，下旨严查，仅仅是四川一个省，就有200多人因为传阅抄写这本书而被捕。 从这个被称为“伪孙嘉淦奏稿”案的案子开始，乾隆朝开始了文字狱，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从此就不可收拾，据有心人统计，清朝文字狱一共169个案子，其中130个发生在乾隆一朝，这个曾经发誓“不以文字罪人”的家伙，最终成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文字狱制造者。 实际上，在这一百多个文字狱里面，有一些确实是因为文字而犯事，比如说“王锡侯《字贯》案”，就因为这哥们编了一本叫做《字贯》的新词典，里面把孔老夫子、康熙等人的名字拿出来叨咕了一遍，就触动了乾隆皇帝那根敏感的神经，最后全家都被砍了脑袋，相当地残忍。滑稽的是，这个王锡侯之所以念叨他们的名字，就是为了教大家如何避讳，这相当于是为了告诉大家在加油站吸烟的坏处，自个儿亲自去加油站点了一支烟，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可是也有一些，其实和文字没啥大关系，是乾隆这家伙先在心里想好了要干啥，治谁的罪，然后鸡蛋里挑骨头，砍了一些人脑袋的，比如说著名的胡中藻案。 公元1755年，也就是乾隆二十年的二月，乾隆皇帝突然给广西巡抚卫哲治下了一道密旨，让他“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唱和诗文并一切恶迹，严行察出速奏”。胡中藻是谁？此人是乾隆刚当上皇帝那一年的三甲进士，从他走上官场开始，就拜在前面说过的鄂尔泰门下，以鄂尔泰弟子的身份在官场里混，平时也喜欢写个诗，填个词什么的，从现在的史料来看，乾隆一直都不喜欢他。 我们现在都知道一句话，不是你没毛病，而是不查你，只要一查，你准跑不了。 果然，胡中藻无数篇大逆不道的诗文很快就被翻了出来，比如说“一把心肠论浊清”，这句诗本来的意思是我用真心评论是非，可是乾隆根本不看前面的五个字，他指着后面两个字说，你把浊字放在我们国名大清的前面，你啥意思？然后愤怒地质问：“尚有肺腑？”胡中藻，你还有心肝吗？这样翻下去，诸如此类的诗句层出不穷，最后，奉旨调查的那些大学士、六部官员们给出了一个意见，胡中藻应该千刀万剐，凌迟处死，他家族所有16岁以上的男子都应该砍了脑袋，其他为胡中藻诗集出版发行出钱出力点赞的人也都应该处死。 大臣们觉得这一下，乾隆大老板应该满意了。 但大家都想错了，乾隆从一开始调查胡中藻，就秘密给陕甘总督刘统勋下了另一道命令，让他去甘肃巡抚鄂昌的办公室，搜查“与胡中藻往来应酬之诗文书信”。这个鄂昌是谁呢？你看到这个姓就应该知道了，是的，他叔叔就是鄂尔泰，雍正时期的重臣，也是乾隆即位时，雍正给他指定的四位辅政大臣之一，一起担任辅政大臣的，还有张廷玉。当时雍正留给乾隆的遗诏里有这样的话，“大学士张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大学士鄂尔泰志秉忠贞，才优经济……此二人者，朕可保其始终不渝。将来二臣着配享太庙，以昭恩礼。”也就是这两个人对我们爱新觉罗家族绝对是忠心耿耿，你一定要好好对待他们，将来这两人死了，把他俩的牌位也放到我们的太庙里，大家一起吃冷猪头。 可是雍正想到开头，没想到结尾，张廷玉和鄂尔泰虽然对乾隆和爱新觉罗家族忠心耿耿，但他俩之间却是勾心斗角。 这种事儿也是没办法，你当官，尤其是当大官的时间长了，周围自然会聚集一大批像胡中藻这样的孝顺好学生，所谓的门生故吏。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两大集团，或者说党派，无论你个人的道德水平如何，只要身入党派，那你想不斗都不行。 ……

雍正为什么创立军机处，第一批军机大臣都有谁，对西北用兵为什么总是失败；“改土为流”的具体是怎样做，对后世影响如何；雍正是吕四娘杀死的吗？为什么此说这么流行？ 部分文稿 大家好，我是枫落白衣，前面说到雍正皇帝进行吏治和税收的改革，那可是大大地触动了地主官僚还有那些有功名的知识分子利益，这些人当时不敢说什么，但是转过身去，偷偷地在小本子上都给你记着呢，然后写点儿啥，争取让你四阿哥遗臭万年，那还是可以做到的，但这些人也绝对不能针对“士绅一体当差纳粮”这件事，因为你要是这么写，大家一看就知道你这是因恨生怨，人家让你交税，你才骂人的，等于是没看好风向，顶风泼污水，反倒淋了自己一身。 那要怎么写呢？简单。比如说汪景祺和查嗣庭的文字狱，必须给他大肆宣扬一番，再比如说篡改老爹遗嘱才当上皇帝的，上位之后还乱杀自己的兄弟，这些事虽然不知道有没有，但争取要让它有。 当然，凡是知识分子骂皇帝，有一件事那是必须的，就是专制和独裁。而雍正在这方面，也确实留下了话柄。首先就是密折制度，前面说过，这是康熙设立的，当时只有亲信大臣才有这个权力，但是到了雍正时期，他把这个制度推广到了布政使司和学政这个级别。也就是省教育厅和财政厅的厅长，都有权力向皇帝告密了，这很自然地，是为了雍正集中权力而设置的。 除了扩大了密折制度的范围，雍正还弄出了一个部门，来和朝堂上的大臣们争夺权力，那就是后世大名鼎鼎的军机处。 我们说历代帝王，为了和大臣们争权，总有一些花花点子，比如说汉朝的内廷制度，宋元的枢密院，明代的内阁，一直到康熙年间的南书房，这些前面都说过了，他们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大张旗鼓。汉武帝封大司马，就怕天下不知道，因为一旦下面的人不知道这个机构背后老大是谁，那发出去的命令就没人听了，也就失去了设置这个机构的意义。 可是雍正皇帝设立的这个军机处，虽然后来也成了清朝的权力中心，但开始的时候，还真没有几个人知道，是秘密设置的。为啥？这事儿要慢慢说。 公元1727年，雍正上台五年之后，他筹划着开始对西北的蒙古准噶尔部落再次出兵，但是心里没啥把握，就下了一道密旨给四个人，说你们四个家伙，成立一个领导小组，给我赶紧秘密筹划。这四个人分别是川陕总督岳钟琪，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和蒋廷锡，算是雍正最信任的几个人。 岳钟琪我们前面说过，年羹尧的继任者。张廷玉是安徽桐城人，康熙39年的进士，从那时候开始，他经历了康、雍、乾三朝，死了之后还“配享太庙”，也就是站在一众清朝皇帝身边，和他们一起享用冷猪头。在整个清朝，汉人当中享受这个待遇的，他张廷玉是唯一的一个，不可谓不荣耀。24本史书里面的最后一本《明史》，就是此人主编的，虽然说后世对这本史书褒贬不一，但无论如何，研究明朝历史，你还是得以《明史》为主要参考书，张廷玉的贡献不可谓不大。 我们说张大人的最大特点就是谨小慎微，踏实能干，也正是这个特点，让他赢得了康雍乾三个皇帝的绝对信赖。雍正这个最善于煽情的皇帝，曾经在张廷玉回家探亲的时候，写信给他说，“朕即位十一年来……只和你一天也没有分离过……如今相隔月余，未免每每思念。”回想一下，我枫落白衣当年追女孩子，都没有这么肉麻过。 另一个领导小组成员怡亲王允祥是康熙的第十三子，比雍正小了8岁，从小就是雍正的跟屁虫，一生对雍正是死忠到底。最难得的是，允祥的政治水平极高，极其善于谋划细节，前面说的雍正一系列改革，如果没有允祥给他详细筹划，具体实施，可能还真的玩不转。雍正干了那么多得罪人的事情，国家还没有乱，允祥的功劳可以说是最大。也正是太过于操心费力，怡亲王允祥在三年之后，1730年44岁的时候就去世了，雍正对他的评价是“自古无此公忠体国之贤王”，为他穿了一个月的素服服丧，并且把他的名字改为原来的名字，胤祥，这就是说，你和我雍正是平等的了，不用为我避讳，同时宣布怡亲王为铁帽子王，可以世袭罔替了，这是清朝第九位铁帽子王。前面说过，整个清朝，一共才12位铁帽子王，前面八位还都是因为打天下浴血奋战换来的，和平时期的铁帽子王，胤祥是第一位，这个荣誉还是值得夸耀的。 言归正传，允祥、张廷玉等人接到了密旨，立马就开始各种筹备工作，我们说这时候就展现出了这几个人的才华，史书上说“挽输数年，海内未尝知有用兵之事”，也就是秘密调度兵马粮草，购买各种军需物资，进行了两三年，无论是朝里的大臣，还是老百姓，都没有人知道朝廷即将对西北用兵。 1729年，雍正在秘密筹划了两年之后，正式宣布在乾清门外西侧的一片小平房里，成立军需房，随后又把名字改为办理军务处。1730年，改名为军机处，《清史稿》上说：“用兵西北，虑儤值者泄密，始设军事房，后改军机处。”也就是到了这时候，军机处就算是正式成立了，但里面处理啥事，那还是保密的。第一批军机大臣自然包括了张廷玉和蒋廷锡，而且还由张廷玉制定了军机处的各项规章制度。概括来说，平常事务，大臣们还是要经由内阁来提交奏疏，然后由内阁来拟旨处理，只有重要的事情，才使用奏折，交给军机处来处理，但是皇帝必须亲自阅览，用红笔在上面批示。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朱元璋废掉了宰相，明朝紧跟着就出现了内阁，在内阁的大学士们就相当于宰相了。清朝在入关之前，有议政王大臣会议；入关之后，跟明朝学习，也整了一个内阁；到了康熙时代，又整出了一个南书房；现在雍正说了，你们那些玩意都不好使，俺有军机处。 军机处的出现，相当于废掉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南书房，并且间接地削弱了内阁的权力，从此之后，清朝的政治核心就属于军机处了，《清史稿》上说，“平章政事，参与机密”，军机大臣也就成为了事实上的清朝宰相。 军机大臣的数量并不固定，一般是五六个，最少不能少于三个，最多也从来没有超过十个的时候。排名第一的称为首席军机大臣，和内阁首辅其实是一样的，而且这些人完全都是兼职。比如说张廷玉，他的本职工作一直都是六部的尚书，曾经干过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吏部尚书等等，雍正看他顺眼，一抬手，砰砰两声，他脑袋上就多了两顶帽子，保和殿大学士和军机大臣，这样张廷玉就变成了宰相。 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唐朝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头衔没有任何差别，同样的是兼职，同样的没有额外工资，当然，奖金还是有的，雍正就多次给张廷玉各种奖金补助，否则的话，以张老爷子一年才180两银子的薪水，全家过年吃一顿饭可能都不够。 那么，我们说为啥1727年，雍正突然想对西北用兵呢？我们都知道，所谓西北的敌人，就是那个准噶尔部，前面说了，准噶尔死后，他的大侄子策妄阿拉布坦控制了准噶尔汗国，这哥们在1727年这一年，突然得了一场急病，很快就死了，他儿子噶尔丹策零继位之后，开始穷兵黩武，组建各种军队，甚至还有一支独立的炮兵营，称为包沁，他的目标是谁，可以这么说，猴子给个香蕉都知道，那自然是大清。 雍正盯着噶尔丹策零这小子看了半天，总结出几个字：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开始积极准备，建立军机处，要对准噶尔部先动手。 公元1729年，准备了两年了，雍正动手了，以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出北路到阿尔泰山，以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出西路巴里坤。可惜的是，无论是雍正朝廷，还是两位大将军，都对局势估计得太乐观了，或者说将士们的水平不行，傅尔丹被准噶尔偷袭，大败不说，还被人围住了。 岳钟琪采用了老祖宗的围魏救赵计策，率兵攻打乌鲁木齐，盼望蒙古人回援，解了傅尔丹之围，但噶尔丹策零直接放弃了乌鲁木齐，那个“魏”俺不要了，就看你有没有本事打下来，很自然地，“赵”你也救不了了，结果是乌鲁木齐没打下来，傅尔丹却几乎是全军覆没。雍正听说这个结果，气得发疯，把傅尔丹和岳钟琪都扔进了监狱，让另一名满洲将领马尔赛为抚远大将军，驻军归化，阻挡噶尔丹策零东进的脚步。 到了1732年七月，噶尔丹策零一转身，不和清朝玩了，率军征讨蒙古土谢图汗部。土谢图汗部首领策棱，是清朝的好女婿，率领三万蒙古兵就把噶尔丹策零打得人仰马翻。最气人的是，策棱早就通知马尔赛，说我一定会打败准噶尔这群混蛋，到时候你只要一夹击，噶尔丹策零就完犊子了，但马尔赛畏敌如虎，居然按兵不动，让噶尔丹策零潇洒地逃回了老巢。雍正皇帝又一次气得发疯，直接下令，在大军阵前，一刀剁下了马尔赛的脑袋。 我们经常说，一将无能累死三军，雍正一朝就是这样一个模样，不缺谋士，也不缺后勤人员，这两个打仗最重要的角色它都有，可是，就是没有能打的大将，所以，那就只能和谈。1734年，清朝和准噶尔部和谈，以阿尔泰山为界，西北从此进入了十多年的和平期，一直到后来的乾隆时期，这个我们到时候再说。 雍正皇帝虽然在西北吃了一个瘪，没占到便宜，但是他在西南却做了一件影响很大的事情，那就是“改土归流”。 想要解释这四个字，先得明白“土”和“流”都是啥意思。我们今天说土老帽，大概就是村野之人，没知识不开化的意思，这也正是我们祖先对中国西南那一大片地区人民的认知。从唐朝开始，朝廷就对这些地区采取一种羁縻制度，啥是羁縻？按照司马迁老爷子在《史记》上的说法，“羁，马络头也；縻，牛缰也”，也就是像对待牛马这些牲口一样的控制手段。具体地说，是承认这些地区土著首领在当地的特权，但是你们名义上要属于我管辖。 到了明朝的时候，在这些少数民族区域，增加了一些官名，比如说土知府、土知州或者土知县，原因是啥不知道，估计是老朱家的皇帝们比较强势，不整死你们就不错了，但是给你们一个土字，表明你们就是蛮夷，用来和内地官员相区分。 又因为明朝的地方官都是某某司，比如说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等等，逐渐地，这些少数民族官员就被称为土司，但你要知道，他们都是当地人，或者说当滴的土豪劣绅，这叫做“以土官制土人”。 ……

年羹尧死后，雍正为什么要治汪景祺和查嗣庭的罪； 雍正为什么要打击对他上位有巨大功劳的隆科多；雍正进行了哪些吏治和经济改革，火耗归公和养廉银、摊丁入亩、官绅一体当差纳粮的具体做法是怎样的，效果如何？ 部分文稿 大家好，我是枫落白衣，上一集播出之后，大家有一个疑问，说康熙帝的八阿哥和十四阿哥不是分别叫胤禩和胤禵吗？你枫落白衣为啥给人家改名字叫做允禩和允禵呢？这事儿还真不是我干的，而是那个新上位的雍正大皇帝的手笔。当然，究其原因，还是那两个字，避讳。 清朝本来是没有啥避讳的问题的，以前大家在大东北，都不咋讲究这些东西，而且兄弟之间，也没有什么行辈，字辈这类的说法，比如说皇太极的弟弟，可以叫多尔衮，也可以叫阿济格，再比如说顺治皇帝的兄弟，叫豪格，叫博穆博果尔的都有。 可是到了康熙这里，他是汉文化的脑残粉，首先是避讳，必须要讲究，他老人家叫玄烨，玄字和汉字里有玄做为偏旁部首的，大家都不能用了，你现在看康熙在位60年的上榜的科举卷子，里面没有一个是和这个玄字沾上边的，凡是沾上的，都名落孙山了，就连皇宫北边好好的玄武门，也被他改为了神武门。 其次，汉族人用的行辈或者说字辈，康熙也觉得好，于是，康熙生下来的儿子都必须是胤某，这个某也不能顺便弄，必须是“示”字旁的，比如说胤禛，胤礽等等，你要是说，这不是老朱朱元璋的作风吗？那你还真说对了，这老先生和朱元璋一个德行，儿子的名字整完了还不算，还要规定孙子的名字，所以，他孙子乾隆皇帝叫弘历，那一代的兄弟们，都是弘某。 这样一来，雍正皇帝上台之后，他就面临两难的选择，按照老爹的传统，他要继续搞避讳这一套，不能和兄弟们名字一样，可是自己和兄弟们的名字都是老爹起的，你要是改了的话，这也算是不孝，那咋整？最后这哥们被逼急了，下了一道圣旨，“朕曾奏闻皇太后，诸王阿哥名上一字，着改为‘允’字。”也就是用老妈的名义，让兄弟们改名字，就算老爹康熙要怪罪，也只能找他自己老婆去算账。 不过后来乾隆登基之后，认为老爹给的名字要大于避讳这件事，特意下旨，说不用改了，俺不在乎，就这样，清朝后来皇帝和兄弟之间名字里有一个字一样，也是很普通的。 言归正传，前面我们说一个叫做汪景祺的家伙，因为拍年羹尧的马屁，惹得雍正大怒掉了脑袋。实话实说，他被砍头的真实原因应该是一本书，而不是马屁。这本书叫做《历代年号论》，是在汪景祺的家里搜出来的，作者也是老汪。 汪先生在这本书里，有这样的高论，说根据我多年的考证啊，凡是年号里面带“正”字的时代，都不咋地，金朝被杀的那个海陵王，年号是“正隆”；后来亡国的金哀宗，用过“正大”这个年号；元朝顺帝最后一个年号是“至正”，结果身死国灭；明朝的“正德”皇帝，虽然没灭国，但是有名的乱世，自己掉河里淹死了不说，最重要的，连个儿子都没有，他绝后了。 那为啥用“正”字不行呢？汪景祺在这本书里得意洋洋地宣称，自己找到答案了，那就是“正”字拆开了，就是“一”和“止”，止是啥意思？停下了，完蛋了啊，翻译过来就是，“正”的含义就是“一”用就完犊子，这叫做“一止之像”。 很不幸的是，我们的四阿哥现在的年号正是“雍正”。如果汪景祺的这番言论能够被原谅，那就不是清朝了，而是21世纪的美国，所以，在那个时候，他死得是一点儿都不冤。 汪景祺的这个《历代年号论》不仅把自己的脑袋弄没了，还连累了另一个人。 这事儿是这样的。 就在汪景祺掉脑袋这一年，当朝二品大臣，内阁学士兼礼部左侍郎查嗣庭去江西担任主考官。古时候科举考试，主考官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出题，也就是从四书五经里拿出几个句子，让考生们围绕这几个句子写论文，查大学士自然是意气风发地出了四道题，其中第二、三、四题分别是“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其旨远其辞文”和“百室盈止，妇子宁止”，三句话，来自两本书，《易经》和《诗经》。 考生们怎么理解这三道题的不知道，但是远在北京的雍正知道了考题之后，他马上就想到了汪景祺的“一止之像”。雍正的解释是这样的：第一句话里有一个“正”字，第二句话说“其旨远”，就是暗中告诉你，这几道题含意深远，然后你再看第三道题，两个短句都是以“止”字结尾的，三道题联系起来，答案很明显，这就是汪景祺第二啊，你查嗣庭的意思还是“一止之像”，诅咒我的雍正年号是完犊子的年号，是可忍孰不可忍？ 结果是查嗣庭这边刚监督完考试，那边就被抄了家，很不幸的是，他家里还有一本他写的书，名字叫做《维止录》，这一下，老查连辩解的机会都没了，吓得查老先生直接死在了监狱里。可雍正那边气儿还没消，下令把尸体拖出去，当众再砍一遍脑袋，然后把查嗣庭成年的儿子全都砍死，这才算出了一口恶气。 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查嗣庭当年出的题目里，还有一道叫做“维民所止”，维和止两个字就是雍正二字去掉头上的部首，这相当于是砍了雍正皇帝的脑袋，就因为这个，查嗣庭才掉了脑袋。这个说法没有历史根据，至少，和史书上记载不符，应该是把查嗣庭出的题目和他写的《维止录》混编在一起，形成的一个故事。 查嗣庭有一个亲哥哥，叫做查慎行，一开始也被抓到了监狱，雍正知道之后，下旨说查慎行是一个很“端谨”的人，应该和这事没关，很快就放了，但是老查家的人胆子都很小，这么一吓，就吓出病来，第二年查慎行就死了。 这个查慎行就是金庸老先生的直系祖先，他这一族全都是学霸，在清朝就有一个称呼，叫做“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有这个基因，也就难怪金庸的学问那么大，写出那么多精彩的小说。也许是为了纪念先祖，《鹿鼎记》这本小说里面每一章的题目，都是查慎行当年写的诗，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应该是对金庸的佩服又深了一层。 我们说无论是汪景祺，还是查嗣庭，他们的案子都属于文字狱，这里面我认为汪景祺是不冤枉的，而查嗣庭就有点儿冤，其实，我认为雍正自己也知道，他判查大学子有罪，属于生搬硬套，东拉西扯弄出来的冤案，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当时雍正想打击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对他上位有巨大功劳的隆科多。 和年羹尧一样，隆科多这时候也是气焰熏天，权势极大，但是和年羹尧走的道路不一样的是，隆科多拉拢别人的手段却是谦和，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礼贤下士，他几乎和所有大臣都保持了一种联盟的事态，都是他的朋友，而这一点，却让雍正皇帝更加警惕，甚至比对飞扬跋扈的年羹尧更加警惕，万一哪一天，隆科多说一句“换皇帝”，他的盟友们群起响应，那还真是麻烦。 而在隆科多的盟友中，自然就有查嗣庭的名字，早年的时候，查嗣庭还是隆科多推荐的，这一点雍正当然是心知肚明，民间说的通过文字狱把查嗣庭拿下，进而警告隆科多，我个人认为是符合史实的。 杀了查嗣庭之后，雍正还要等一件事，那就是看看哪一个大臣能够明白他的意思，率先弹劾隆科多，只要有人把奏章这么一上，他就有了借口，然后堂而皇之地动手。你还别说，还真就有一个大臣递上了奏折，历数隆科多的罪行，这名大臣就是河南巡抚田文镜。 不过田文镜为啥这么聪明，能看出来雍正要拿下隆科多，正史上没说，只是在野史上记载了这么一件事，说这个田老爷有一个叫做邬思道的幕僚，替他写了一个密折告隆科多，甚至田文镜事先都不知道，知道了之后吓得半死，谁也没想到就是，这封密折让田文镜从此“宠遇日隆”，深受雍正帝的喜爱。 那个叫做邬思道的幕僚，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明清两朝著名的绍兴师爷。所谓绍兴师爷，自然是浙江绍兴人，这个地方的人以精细谨严、善于谋划著称，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就有大量的绍兴人开始做各级官员的私人顾问，他们虽然不用参加科举考试，但是也要学习，当时叫做“学幕”，学习做幕僚，学完了之后竞争上岗也是很激烈的，只有大概不到1%的人最后能被高官选中，真正地当上师爷，称为“入幕”。 师爷也分很多种，有专门管理钱账的“钱榖师爷”，就是今天的私人会计师；有专门处理信件奏章的，演化为今天的私人助理或者秘书；还有专门打官司的，在当时是最重要的一类师爷，这种人就是今天的私人律师，当时叫做刑名师爷，最为吃香。 晚清的一代重臣胡林翼就说过：“《大清律》易遵，而例难尽悉。”意思是打官司不仅仅要看法律，而且还要熟悉过往的判决案件。为啥？因为如果刑部尚书，或者三堂会审曾经判过一个案件，你一个小小的县令遇到类似的官司，你敢不按照人家的方式判决吗？这个很有一点儿今天美国判例法的味道，所以，刑名师爷这类专门研究法律条款和判决案例的人，就很吃香了，这一点，也和今天美国律师吃香是一样的。 言归正传，正所谓墙倒众人推，有人举报隆科多，雍正还“龙颜大悦”，大家也不傻，一下子就看出来，皇帝这是要整死他舅舅啊，于是，各类举报信如同雪花一样飞入了宫中。1727年，隆科多正在北方和俄国谈判边境问题的时候，雍正紧急把他召回，接着就是逮捕，抄家，到了十月，定下了隆科多四十一条大罪，在圆明园南边那个畅春园附近，盖了三间房子，说您老人家以后就一直住在这里吧，等于是判了一个无期徒刑，但不到一年，隆科多就死在了那里。你说是因为郁闷，我估计是对的，不过雍正也没难为他的后人，《清史稿》上说，“死於禁所，赐金治丧”，也就是丧葬费还是雍正出的。 隆科多的罪名当中，除了常见的贪污受贿，结党营私，还有一条比较令人费解，那就是私藏玉牒。所谓玉牒，就是皇帝家族的族谱，这东西从唐朝开始就有了，一直延续到清朝，记录的就是谁是谁的爹，谁又是谁的二大爷等等。 问题是隆科多藏这玩意干啥？现在有些人的解释是，因为这个皇家族谱上记载着和雍正登基有关的秘密，甚至说雍正为了登基，改过自己的名字。要我来说，这肯定是瞎编的，不用任何历史事实，这里面就是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你想，如果这个玉牒真的藏着雍正登基的大秘密，那么“私藏玉牒”这个罪名就不可能放到隆科多身上，因为那样的话，必然让天下人对这条罪名好奇，进而或者知道了这个大秘密，或者交头接耳，谣言满天飞，雍正皇帝并不是一个傻子，这么低级的错误，他一定不会犯。 这事儿让我来说，第一，玉牒上一定没有任何雍正不好的记录，第二，隆科多当时可能是利用职权私下里把玉牒拿回家翻翻，看看皇族有没有啥隐私，这是人之常情，但还没还回去呢，人就被关起来了，雍正正好把这个罪名安在他脑袋上。 刚才说了，隆科多他老人家被抓的时候，正好在北边和俄国进行边界谈判，你可能问了，康熙不是弄了一个《尼布楚条约》吗？边界都画好了，为啥还要谈判？这事儿不复杂，《尼布楚条约》只规定了额尔古纳河以东的中俄边界，西边蒙古大草原以北很长的一段，都没有边界线，隆科多当时负责的就是这个谈判。 在谈判过程中，老隆是很认真的，和俄国寸土不让，这哥们被抓之后，谈判双方都松了一口气，很快就在当年，也就是1727年签订了《恰克图界约》，划分了两国在今天蒙古国地区北边的边界，还规定了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这个条约和《尼布楚条约》一样，都是本着平等的原则，订立的比较公平的条约，不过要是隆科多老先生还是谈判的中方代表，应该会多拿一些地回来。 但对雍正来说，他是不太在乎北方边界如何划分的，帝国的面积实在是太大了，在那个时代，没有飞机，火车，甚至汽车都没有，离首都那么远，又那么冷的地方，多一点儿，少一点儿，实在是无足轻重。 雍正当时正在发愁的，主要是两件事，第一个是没钱，第二个是官员们懒政怠政不说，还贪污受贿。前面讲过，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就是因为雍正他爹康熙晚年的懒政怠政，雍正接手的时候，国库里号称还有700多万两银子，可是户部早就汇报了，对不起，俺们这里还有250万两的亏空，所以，只剩下400多万两了，够发两个月工资，而下面官吏的不作为和贪污腐败更是触目惊心，雍正之所以拿下年羹尧和隆科多，有一个因素也是这俩玩意已经成了坏官员的榜样，大家一致向这两个贪污犯看齐，那国家还能有好？ ……

九子夺嫡尘埃落定，十四阿哥为何错失皇位？雍正靠隆科多宣读的遗诏继位，传位诏书改字之说真可信吗？坐稳皇位后他为何清算兄弟又对功臣年羹尧痛下杀手？蒲松龄与《聊斋志异》又藏着怎样的时代映射？这些谜团，都藏在这段波谲云诡的清史中。 部分文稿 大家好，我是枫落白衣，前面说到康熙晚年，几个儿子围绕着皇位继承权展开了争夺，最后分成了两派，一派以四阿哥胤禛为首，他们推出的太子人选也是胤禛；另一派以八阿哥胤禩为首，但是他们这一派推出的候选人是十四阿哥胤禵，因为胤禩这小子知道，自己在父皇康熙那里已经被判了死刑，没希望了。 公平地说，当时朝野上下，都认为十四阿哥是最有希望的，为啥？两个原因，一个是他老爸特别宠爱他，康熙晚年特批，十四阿哥是唯一一位可以一直从皇宫领取生活用品的皇子，而且康熙经常夸奖这个儿子仁义，率真，不虚伪，喜爱之情溢于言表；第二个原因是胤禵打仗很厉害，公元1718年，也就是康熙五十七年，远在西北的那个准噶尔部的策妄阿拉布坦带兵打入了西藏，拉藏汗和七世达赖同时向康熙求救，康熙命令胤禵带兵去平叛，授予他抚远大将军的印信，同时宣布他为“大将军王”，高于一切将军，这是整个清朝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大将军王，并且完全按照康熙亲征的规格使用各种仪仗队，之所以康熙如此张扬，就因为对这个儿子的武力值是相当地信任，而胤禵也不负嘱托，很快就平定了叛乱，威名传遍了整个西部。 因为上面两个原因，当时大家都认为康熙也许会立这位十四阿哥为皇太子，可惜的是，这是一个错觉，康熙宠爱这个儿子，但应该没想立他为太子。我有两个理由，第一个，十四阿哥的爵位一直都是贝子，前面我们说过，贝子这个爵位在满族最显赫的八个贵族等级里，排在第六位，甚至还低于贝勒，更不用说和亲王相比了；第二个理由是胤禵平定西北之后，就驻军在甘州，康熙皇帝并没有让他回到京城。这个安排就耐人寻味了，自古以来，继承人必须镇守京城，陪在皇帝身边，尤其是皇帝年纪大的时候。1721年西北局势完全稳定之时，康熙已经68岁了，人生七十古来稀，这个年纪是很危险，随时可能蹬腿，如果康熙有意思让胤禵接位，那他为啥不让这小子回来？ 如果这样，我们就要问一句，为啥如此喜欢十四阿哥，却没有让他继承皇位的意思呢？这里面实际上就一个原因，政治上极其成熟的康熙帝，认为自己这个小儿子政治上极其不成熟。想当年八阿哥被踢出局的时候，这个十四阿哥胤禵曾经冒死给自己的八哥求情，即便是老爹想拿刀劈死自己，都没有退缩，属于一个热血高于理智的人物，这样的人，无论他其他方面有多少才华，都不是一个合格的君主。 和他相对应的，就是四阿哥胤禛。这孩子的政治天分很高，他对待康熙，表现出来的是诚孝，真诚而又孝顺。对待一般的大臣，他表现得谦虚有礼，还保持距离，这就让他在很多人心里，都留下了一个好印象。康熙皇帝也多次带着这个儿子四处巡视，教他处理政务，而且在胤禛29岁那一年，还把一座皇家园林赐给了他，亲笔给这座园林赐名为“圆明”，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圆明园，遗址在今天北京的海淀区。 在九子夺嫡的过程中，四阿哥胤禛一开始的策略就是支持太子，我们说这种支持是基于他对康熙皇帝内心的精准把握，也就是他猜到了他爹的心思，果然，二阿哥胤礽第二次被立为太子之后，他得到了回报，被康熙封为和硕雍亲王，这可是满族第一等的爵位，甩了十四阿哥那个贝子爵位N条街。 但是当胤礽第二次被废之后，胤禛立马就抛弃了他，自己开始拉着一群人为自己摇旗呐喊。在这个小集团里，最重要的两个人是当时的川陕总督年羹尧和九门提督隆科多，后面我们还会讲到这俩货。 就在双方勾心斗角，斗得不分胜负的时候，公元1722年12月20日，当了60年皇帝的康熙大帝在圆明园南边的畅春园驾崩，享年68岁。 对于这位8岁登基，一生干了无数事情的皇帝，历来史学家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清史稿》上是这样说的：“勤政爱民，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焉。”又说他：“久道化成，风移俗易，天下和乐，克致太平。”前面的一句对应了我们说的平三藩，收台湾，退沙俄，定蒙古，这些开疆扩土的“武功”；后面的一句是说在他的任上，民族矛盾和土地矛盾都得到了很大的缓解，社会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文治”。 从满洲贵族的角度来看，康熙最大的功绩应该是民族融合，你要知道，清朝入关，加上家属，也只不过就是20多万人，以这么少的人数去统治整个中国，就好像是一条小青蛇，要吃一头大象，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甚至当时满族上层时刻都做着一种准备，那就是逃跑，如果汉人大规模反抗，他们就退回东北老家去。经过康熙一朝的治理，这种念头慢慢就消失了，为啥？因为百姓安居乐业，满汉两族和睦共处，八旗子弟都当上了大老爷，那还回啥老家？这儿就是老家了，康熙皇帝的这个功劳，甚至比他开疆扩土还要令人佩服。 那他有没有缺点呢？有，也是两个，一大一小，小的问题就是九子夺嫡，康熙帝磨磨唧唧，夺到最后，也没立一个太子出来，让几个儿子打得头破血流；大的问题是这哥们晚年的时候，和唐玄宗李隆基犯了一个病，就是懒病，不愿意干活了，也不愿意折腾了，用今天的话说，懒政了。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下面的官吏采取了一种放纵的态度，导致腐败丛生，《清圣祖实录》上说，“大小官员，怠玩成习，徇庇尤甚”。 就在康熙死后，大家都不知道谁是太子，一脸懵逼的时候，有人拿出一个信封，说这就是老大的遗嘱。干这事儿的人是九门提督隆科多，四阿哥胤禛的死党。很自然地，在这封遗嘱里，康熙说，让自己的四儿子胤禛继承皇位。现在有很多人，都说这封遗嘱是假的，一句话，隆科多撒谎。 在分析这件事之前，我们先来看看隆科多是什么人，他爷爷佟图赖被封为太子太保，一等公。他爹叫佟国维，是康熙朝的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也是一等公，他大爷佟国纲就是前面说过的那个在打噶尔丹战役中，死在“将军泡子”的将军。除了爷们牛掰，老佟家女人也不差，隆科多的姑姑是康熙皇帝的亲生母亲，两个人是表兄弟的关系，而隆科多的两个姐姐，一个是康熙帝的皇后，一个是康熙皇帝的贵妃。在康熙时代，佟家那就是朝堂之上最显贵的家族，号称“佟半朝”。 当时隆科多的职位是康熙皇帝身边的一等侍卫，步军统领兼九门提督，我们说康熙死了如果真有遗嘱，那得到遗嘱的这个人是隆科多的可能性至少比其他人要大得多，而且这事儿在《清史稿》里也有记载，原话是“六十一年十一月，圣祖大渐，召受顾命。”也就是康熙在感觉自己不行的时候，把隆科多找了进来，任命他为顾命大臣。 综上所述，这个隆科多无论是本人，还是家族的地位，他有康熙皇帝的遗嘱，这事儿应该不假，但问题是民间一直都有一种传说，说在康熙帝的遗嘱上，本来写的是“传位十四子”，结果被隆科多和雍正改成了“传位于四子”，也就是上面加了一短横，皇帝的宝座就到了四阿哥胤禛的屁股下面。这种说法对不对呢？这里可以明白无误地告诉大家，关于这件事，就三个字，瞎白话。 康熙皇帝的《传位诏书》现在就摆放在北京档案馆里，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换句话说，人家康熙写的根本就不是“传位”给某某，而是先把继承人夸了一通，然后说即皇帝位。况且，繁体字的“于”可不是像今天那样，十字上面加一横就可以了，除非康熙他们集体穿越，否则如何把“十”字改成繁体字的“於”，真是一个大问题，而且别忘了，还有满文呢，把满文里面的“十”改成“于”估计穿越都不好使了，需要台湾那个变魔术的刘谦一起动手才行。 在民间传说里，还有一个康熙皇帝改书名的故事，说有一本小说，本来的名字叫《鬼狐传》，结果被康熙大笔一挥，改成了《聊斋志异》，这当然也是瞎扯的，不过《聊斋志异》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却是不容质疑的，在老百姓中间的影响力，也是不可小看的，这本短篇小说集的作者蒲松龄原本是一个落第秀才。 蒲松龄生于1640年，所以严格来说，他是明朝人，从小家境还可以，老爹做生意积攒了一些钱财。我们今天说落第秀才这四个字，你千万别误会成这类人考试一塌糊涂，实际上不是的，前面介绍科举考试的时候，我说过这个考试在明清两代，一共有六级，前面的县试、府试和院试三级你全都考过了，才能变成秀才，才有资格进行下面的乡试、会试和殿试。 所谓落第秀才，指的是参加乡试考不上的，但这类人本身还是秀才，还是通过了县、府和院三级考试的，蒲松龄就是这样一个秀才，而且他在这三级考试里全都是第一，也许是老天爷给的运气都用在了前三级考试上了，在这之后，他死活就是考不上乡试，儿子劈里啪啦地生了好几个，连大孙子都长成20几岁的小伙子了，一脸白胡子的蒲松龄还在秀才这个级别上晃荡。 在此期间，他只能以教书为生，至于说他的学生咋看他，那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他教书的时候也不务正业，把各种在乡野田间，贩夫走卒嘴里听到的匪夷所思的故事加以整理，最后创造出了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里面收录了491个小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大多数都是狐仙、鬼、妖等，换句话说，不是人。 我们说这种类型的小说，其实在南北朝的南朝，还有后来的唐朝，都有人写过，但是那时候的中国人写鬼怪，很少把鬼他们和现实联系到一起，比如说东晋的《搜神记》，写作的目的就是想证明一件事：鬼神确实是存在的，“明神道之不诬”。即便是《西游记》，有一些现实情境的映射，但归根结底，还是以神佛为主，写他们的故事。 到了蒲松龄这里，他把这类小说变成了对现实世界的一个完全映射，里面的鬼怪神到底有没有，一点儿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对现实的批判和歌颂，这也是为啥后人对《聊斋志异》的评价那么高的原因，郭沫若先生曾经在蒲松龄的故居留下了一幅对联，叫“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我个人认为，这个评价很公正。 即便是在当时，这本书一出来，也受到了热烈的吹捧。客观地说，曹雪芹后来在写《红楼梦》的时候，肯定是受到了《聊斋志异》的影响，尤其是两本书对爱情这两个字的执着，简直如出一辙，无论男女，都是痴情种子，当然，你也可以说他俩都继承了明代汤显祖《牡丹亭》的爱情观，那就是八个字，为了爱情，“生可以死，死可以生”。 《聊斋志异》不仅仅是对清朝，甚至民国的小说都有影响，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以及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也无一不有《聊斋》的影子。到了今天，《聊斋》已经被翻译成二十几种文字，在很多国家流传，蒲松龄曾经说过一句话，“知我者，其在青林乎？”也就是这哥们很伤心地慨叹，这辈子啥成就也没有，恐怕只有林子中的妖狐鬼怪是我的知音吧，很明显，他错了，二百多年过去了，不妨说一句，知蒲松龄者，五湖四海。 三 言归正传，公元1722年，康熙大帝，爱新觉罗玄烨驾崩，他的第四个儿子爱新觉罗胤禛即位，定下来第二年的年号为雍正，历史上称呼这个四阿哥为雍正皇帝。 前面我们说过一个朱老四朱棣，那家伙的特点之一就是上台之后开始报复原来拥戴朱允炆的大臣们，雍正这个老四也差不多。 刚接位的时候，他还假模假样地让八阿哥允禩和隆科多等人一起总理事务，差不多相当于宰相。这事儿在《雍正王朝》电视剧里说的是因为八阿哥有才能，雍正才提拔他的，可是历史上的真实却不是这样，八阿哥允禩的老婆一句话道出了实情：“何贺为？虑不免首领耳？”有什么可以祝贺的呢？我和我老公连半夜睡觉都担心掉脑袋啊。 可当时的大多数人却都没有这么清醒的头脑，大家一看连八阿哥都得到了重用，咱们的四阿哥真是一个讲究人，那大家肯定都没事了，于是，当雍正皇帝下旨，招十四阿哥允禵从甘州回京的时候，允禵也没多想，就回来了。 结果当然很不妙，允禵被从甘州叫回来不久，就被发配去景陵，看守康熙皇帝的坟墓，后来又被囚禁在景山上一直到死，不过比起八阿哥允禩和九阿哥允禟，他还算好的，因为这两家伙的下场都是一个字，死。 八阿哥允禩在被任命为总理事务之后，有了权力，就有了责任，很快，大板子就打了下来，雍正在局势基本稳定之后，以“肆行悖乱，干犯法纪”为理由，把他关了起来，随后，和九阿哥允禟一起被处死。其他还有康熙的第十子允䄉和第三子允祉被圈禁，第十二子允祹被降爵。 到此为止，“九子夺嫡”中的八阿哥党被彻底清除，雍正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

“辛卯科场案”详情，为什么说这件事暴露了康熙晚年吏治的大问题；曹雪芹祖父曹寅是康熙的“特务”吗？《红楼梦》所写是否真是曹家事？为什么雍正继位后会对曹家下狠手；九子夺嫡是怎么一回事？ 部分文稿 大家好，我是枫落白衣，现在每年高考的时候，不仅是考生紧张，各个城市的教育部门也都如临大敌，考卷甚至是武装车押运，为了啥？自然是防止高考舞弊，因为高考舞弊，对其他诚实的考生就是最大的不公平。 康熙末年，1711年，农历辛卯年，就发生了一起中国历史上涉案金额最大、审理过程最复杂的科举舞弊案，称为“辛卯科场案”。 一 出事的是乡试，也就是科举最顶层的三级考试中的第一级，考中了你就是举人的那个考试，想一想范进中举之后的疯狂，你就知道，这级考试竞争是相当激烈的。这一年的江南乡试发榜之后，很多知识分子一下子就看出不对了，往年录取人数最多的苏州学子，只有十三个人上榜了，榜上有名的，大多数是扬州盐商和官员家里的孩子。最显眼的，是吴泌和程光奎这两个人，因为这俩孩子太有名了，家里有钱不说，平日里吃喝玩乐，斗鸡遛狗，啥坏事都干，就是不学习，斗大的字不识一筐，据说程光奎写“赵钱孙李”四个字都能错上三个，这样的人竟然也考上了举人，那大家自然是不服。一时之间，舆论哗然，老百姓很快就把矛头指向了主考官左必蕃和副主考官赵晋，认为肯定是这两人背后捣的鬼，最有可能的就是收了钱。群情激愤之下，大家就开始集会抗议，一千多名苏州秀才跑到江宁府集会，打出的横幅是啥不知道，但有人贴出了一副对联是真的，上面用大号毛笔写着14个字，“左丘明两眼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讽刺左大主考官有眼无珠，赵副主考官胆大妄为。 当时的两江总督噶礼是一个满族大老粗，他觉得这事儿还不简单，谁闹事就抓起来，可是江苏的汉人巡抚张伯行却觉得，确实是科举不公，才引起老百姓闹事，不解决根本问题，而去抓抗议的学子，有点儿本末倒置，所以，张巡抚就给康熙皇帝写奏折了，也就是上集说的那个私密信件，原原本本地把事情对着皇帝说了一遍。 康熙接到信之后，并没有马上就处理，因为总督和巡抚的意见不一致，他必须要先弄清楚情况再说，那咋弄清楚呢？简单，他只要等到另外两个人的来信，就可以了，这两个人就是江宁织造曹寅和苏州织造李煦。你要是问，织造是啥官？比总督和巡抚还大吗？ 所谓织造，并不是清朝才有的，早在明朝的时候就有了，开始的时候，他们的任务就是给皇宫里做衣服，而且在明朝，只能是太监担任这个职务。不过到了清朝，一般就改为内务府的官员来担任织造。 那么，什么又是内务府呢？ 想了解清朝，内务府是必须要知道的，因为这是清朝人数最多，机构组织最为庞大的一个部门，它的职责范围其实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管理皇帝家族的一切事务。早在没有入关之前，女真人在东北的时候，富裕的大地主家里，就有一个包衣阿哈制度，包衣就是“家里的”，阿哈翻译过来是奴才，合起来，就是家里的奴才。等努尔哈赤的八旗制度建立之后，他们作为八旗的一员也被编入某某旗，现在你在电视剧里听到的什么正白旗包衣，说的就是以前这些阿哈或者说奴才们。 等到入关以后，这些阿哈们就神气起来，为啥？因为他们的地位提升了，在满洲八旗贵族面前，他们是奴才，可是在茫茫多的汉族人面前，作为八旗的家里人，他们变成了二主子。逐渐地，在爱新觉罗皇族周围的阿哈们就形成了一个专门的机构，开始叫内府，后来叫做内务府，专门处理八旗内部的事情。 内务府在建立之初，无论是效率，还是廉洁上，都远远要好于明朝的宦官制度，康熙就这样说过，“明季宫中，一月用万金有余。今朕交内务府总管，凡一应所用之银，一月止五六百两，并合一应赏赐诸物，亦不过千金。”也就是明朝皇帝们，一个月的开支要一万多两银子，而我今天把这些事情交给内务府，一个月皇宫的开销才是五六百两，算上赏赐出去的，也不过一千两。 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朝各地替皇宫做衣服的织造们，很自然地就由内务府的官员来代替了。而且康熙皇帝用内务府的包衣做织造，还有另一个目的，那就是“家里的奴才”，肯定要比外人，尤其是那些明朝的汉族人，更加贴心，可以让他们刺探地方上的情报，一句话，这些织造兼有特务的功能，在确立了前面说的奏折制度之后，康熙下旨，织造们都成为了有权力上奏折的人。 现在，收到江苏巡抚张伯行的密奏之后，康熙等的就是江宁织造和苏州织造两个包衣的奏折。 很快地，曹寅和李煦的折子就到了，康熙打开一看，果然，两个包衣都说了，这场科举考试，肯定有猫腻，老百姓那是大大的不满。于是乎，康熙勃然大怒，马上下旨给刑部尚书张鹏翮，委任他为钦差大臣，让他带队去查。 张鹏翮、噶礼和张伯行举行了一次三堂会审，上面说的那两个问题考生吴泌和程光奎很快就招供了，承认贿赂考官和政府官员，结果是又牵出一大批人，但最后有两名犯罪分子，不知道是不是被打傻了，在大堂之上，居然供出了有五十万两银子被送进了总督府。这下麻烦大了，你要知道，总督大人噶礼正在上面坐着问供呢，尴尬不尴尬，丢脸不丢脸？ 案子到了这儿，就审不下去了，刑部尚书张鹏翮作为主审官，他是比较忌惮噶礼的，因为噶礼既是他儿子的顶头上司，同时噶礼的老娘还是康熙皇帝的奶妈之一。 可是张伯行坚持要审下去，他又给康熙写信，直言不讳地指出，噶礼可能受贿50万。噶礼自然是不会坐以待毙，马上也给康熙写信，说那个张大巡抚啊，他不仅瞎白话，而且还有七大罪行，比如说“私刻书籍”，也就是印刷非法出版物，诽谤朝廷，几乎每一条都是死罪。 总督和巡抚互相弹劾，这件事也算是轰动一时，在历史上称为“噶礼与张伯行互参案”，是“辛卯科场案”这个案子的案中案。 我们作为旁观者，都知道张伯行是对的，噶礼是一个大坏蛋，可是康熙皇帝一连派了三位尚书级别的主审官，张鹏翮，穆和伦，还有张廷枢，这仨货都因为惧怕噶礼，不想把事情搞大，给出的判决结果都是噶礼没有受贿，当然，张伯行也没有噶礼说的那些罪行，换句话说，你好我好大家好，尚书们都在比谁的稀泥和得好。 不过刚才说了，康熙有密探啊，那个江宁织造曹寅在给皇帝的密信里说了，如果就这样判决，老百姓肯定不服，请求皇帝亲自介入。 最后，康熙决定在御门听政的时候亲自审理此案，审理的结果就是把噶礼撤职，张伯行虽然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官职保留，继续在巡抚的位置上为人民服务。至于说那些犯法的考生和考官，当然是杀头的杀头，流放的流放，这个案子涉案的金额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仅仅是吴泌一个人，为了考中举人，就花了相当于今天560万人民币的巨额资金送礼，而噶礼涉案的那50万两银子，相当于今天7500万到1亿1千万人民币，现在你知道了，古时候为了一场科举考试，大家有多么地拼命，现在高考应该是用不到这么多钱的。 不过我之所以详细地说了这件事，焦点不在考试本身，而是它至少说明了康熙晚年的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总体上，虽然满族高官还是高汉人高官一头，比如说虽然平级，但噶礼这个总督就比张伯行这个巡抚要更加令人害怕，但实际上，爱新觉罗家族，或者说康熙已经在满汉之间持一种绝对的平衡态度了，这个比起刚入关时候的“重满轻汉”，有着很明显的进步。 第二个特点就是康熙晚年的吏治绝对是一个大问题，一场考试，就有这么多贪腐行为，可以看出来，大家平日里绝不会给当官的少送礼。这也是为什么后来雍正继位之后，用铁血手段来治理官员，不治理也不行了，当然，这是后话。 我们这里还要花一点时间说一说那个特务，江宁织造曹寅。为啥要说他？因为这家伙有一个巨牛掰的孙子，叫曹雪芹，据说是中国四大名著最后一部，也是最出名的一部，《红楼梦》的作者。 曹家的祖上是今天辽宁省辽阳市人，据一些闲得蛋疼的学者考证，这个曹家是三国时曹操的后代，而且铁证如山，是DNA检测的结果，你信不信我不管，反正我信了。 虽然是汉人，但曹家因为帮着女真人办事很得力，积累了很多功劳，后来就变成了满族正白旗包衣，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家里的奴才”。到了曹寅老爹曹玺这一代，曹家算是真正地发达起来，曹玺被任命为江宁织造不说，他老婆，也就是曹寅的娘，居然给康熙也喂过奶，成了皇帝的奶妈之一，联想到前面的噶礼他娘也是康熙的奶妈之一，康熙这家伙小时候到底有多能吃，可见一斑。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曹寅那就是康熙的兄弟。随后，曹寅接替了自己父亲的位置，当上了江宁织造，更是对康熙忠心耿耿。康熙皇帝曾经六下江南，其中有四次都是住在曹寅家里，并且曹寅的两个女儿都嫁给了爱新觉罗的皇族成员，曹家可谓是显赫一时。康熙晚年的时候，曹寅也不知道是贪污受贿，还是经营不善，把好好的一个江宁织造局弄得亏空了近十万两银子，康熙知道之后，只是一笑了之。 可是等到曹寅和康熙都死了之后，雍正皇帝上台，那对待曹家可就是天壤之别了，在1727年的时候，被山东巡抚弹劾，说老曹家当时的当家人曹頫有“行为不端”“骚扰驿站”和“亏空官银”三大罪名，雍正皇帝的批示很简单易懂，八个字：“本来就不是个东西！”于是曹家被罢官抄家，被迫举家北上，来到北京，搬到了今天北京崇文门外蒜市口，那里现在还贴着一块牌子：曹雪芹故居。 按照现在的一些史料，曹雪芹应该是曹寅的大孙子，生于1715年，曹家举家北上这一年，他13岁。关于他是如何生活，如何创作《红楼梦》的，到现在都是一个谜，我们只是大概知道，此人晚年移居到北京西郊，搭了一个茅草屋住着，经常是“举家食粥酒常赊”，全家喝粥，想喝酒就要赊账先欠着，靠卖画和亲友的接济过日子。据说，他就是在这样极端困苦的条件下耗时十年，写下了“字字看来皆是血”的《红楼梦》初稿，还没写完。后来因为得了病，没钱看而“泪尽而逝”，自己把自己哭死了。不过这些都是野史和笔记，真正有分量的史书上，没有关于他和《红楼梦》的任何记载，甚至有没有这个人都是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为啥今天说《红楼梦》是曹雪芹写的呢？关键就是两个证据，而且是两个很有力的证据，第一个是《红楼梦》最初的版本，里面除了有正文内容，还有一个人的点评，这个很神秘的人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叫做“脂砚斋”，在小说的第一回评语里，此人就写了这样一段话，“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也就是说，这本书的作者是老曹家的曹雪芹；第二个有力的证据就是《红楼梦》写的故事，简直就是关于曹家的一部传记小说，虽然也有人说写的是纳兰明珠和纳兰性德的故事，但那是因为他们对老曹家不了解，只要看过曹家发家，繁盛到衰落的过程，几乎就可以肯定，《红楼梦》写的就是老曹家。 《红楼梦》的面世时间应该是1763年左右，也就是曹雪芹刚死之后不久，当时就是纯以手抄本的方式流行，名字更是五花八门，《石头记》《红楼梦》《金陵十二钗》等等，说的都是这本书，但版本是统一的，都是八十回的脂砚斋点评版本。关于这个脂砚斋到底是谁，现在史学界也是吵吵嚷嚷，说谁的都有，有说是曹雪芹本人的，也有说就是那个害得曹家被抄家的贪污犯曹頫，莫衷一是。后来在1792年，程伟元和高鹗两个人整理出版印刷了这本《红楼梦》，章节数量被扩大到了一百二十回，而且早期脂砚斋的评语全都被删掉，这个版本被称为程甲本，现在市面上流行的，都是这个程甲本。 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认为《红楼梦》的后四十回是程伟元和高鹗两个人续作的，但最近又有所谓的红学家出来说，NONO，不是他俩做的，谁续写的，俺们不知道，要继续研究，还是那句话，史学家都搞不明白的事儿，我们就不跟着掺和了。 关于《红楼梦》的内容，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以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的三角爱情故事为主线，描写了几个贵族家庭的兴衰，这种架构和主题，可以说对中国小说创造的影响一直持续到民国结束，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张恨水的《金粉世家》，几乎就是《红楼梦》的现代版。 ……

《康熙字典》的面世和对后世的影响，康熙为什么那么推崇汉族文化； 南书房和奏折制度对当时和后世有什么影响； 康熙精通西学和八门外语吗，他对西学的崇拜为什么没有让中国兴起学西方科技的热潮； 康熙年间文字狱并不多，为什么常说他制造了文字狱，清统治者为什么对文字那么敏感？ 部分文稿 大家好，我是枫落白衣。我小时候学习汉字时，遇到不认识的字，我奶奶就会对我说，查查字典就知道了。可以这样说，只要是上过小学的，字典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大家都知道。可是你未必知道的是，“字典”这两个字的第一次出现，是和康熙帝联系在一起的，那是在1716年，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字典为名字的工具书，《康熙字典》正式面世。 康熙命令手下大臣编撰这部字典有两个目的，第一个自然是想千古留名，明朝的那个朱四叔朱棣编了一本《永乐大典》，显得很有文化的样子，我玄烨差啥啊，也得整一本有文化的东西出来，于是这本集合了几十位翰林大学士心血的《康熙字典》就横空出世了。收录了47035个汉字，记录了所有这些字的点画写法，音读和词义，规定了以后科举考试，你是不是写了错别字，全都以这本字典为标准。即便到了今天，《新华字典》出了无数个版本，用的也还是《康熙字典》的偏旁部首排列顺序。 康熙编撰字典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推崇汉族文化，这种推崇一方面是他自己的喜爱，这从他的文学修养就可以看出来，我个人认为，康熙的诗词虽然不多，远远比不上他那个附庸风雅的孙子乾隆，但是精品却不少，比如有一句“夜来雨过春涛生，浪花叠锦绣谷明”，就是他巡视辽东所作，确实是好句子。不仅自己写诗，他还组织人把唐朝所有的诗歌编了一个总集，这本诗集在今天也是鼎鼎大名，叫做《全唐诗》，里面一共收录了2200多人写的4万多首唐诗。 康熙推崇汉族文化的第二个原因也很明显，那就是统治的需要。《孟子》这本书里有一句话，“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后来人把这话总结为“得民心者得天下”。 那么，要咋整，才能得到这个民心呢？前面提过的那位范文程范老爷子，曾经对清朝的统治阶级无比精准地说过一句：“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也就是一般的老百姓只追求吃饱肚子，只要我们把那些士绅地主，知识分子这个阶层笼络好了，让他们替我们鼓吹和忽悠，那整个社会就会都说我们好。那么，范老爷子说的对不对呢？坦率地讲，从古今中外发生的事情来看，他说的恐怕是有道理的。宋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以一个武力值弱鸡一样的存在，在二三百年间，几乎没有大规模的百姓造反，全都是外敌入侵，这里面的奥妙之一，恐怕就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几个汉字。 康熙应该是把范文程的这句话牢牢地记在了心里。我们前面讲过，康熙的爹顺治在活着的时候，就倾向于汉化，任用了很多汉族大臣，到了康熙亲政之后，他更是重新大力推行儒家学说，亲自跑到山东曲阜的孔庙，一进门，就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对着孔子行了三拜九叩的大礼，把随行人员都吓了一跳，然后还潇洒地题写了“万世师表”四个大字，作为对孔老二的表扬。 在诸多的儒家学派里，康熙对那个十分强调忠君爱国，抑制自己欲望的朱子理学，也经常提出表扬，多次说过朱熹的学问真是“义理无穷，乐此不倦”。 除了推崇汉族文化，重新恢复了包括内阁制度在内的很多明朝旧制，康熙还进行了很多政治上的革新，这里面最重要的两件事就是南书房和奏折制度。 先说南书房，一听名字你就知道，这是一个书房，之所以说南，是因为它的位置在乾清宫月华门的南边。1677年的时候，康熙下旨，选择有学问的知识分子到这个南书房陪他读书，理由是“朕不时观书写字，近侍内并无博学善书者，以致讲论不能应对”，意思很明显，我周围都是东北银这些大老粗，这让我很不满意，我这样的文化人，难道不需要几个有学问的家伙，来和我吟诗作对吗？ 首批选进南书房的，基本都是汉人，比如说高士奇、张英等人，他们甚至连家都搬进了内城，住得离皇帝那是相当地近。我们要知道，自古以来，皇帝要从大臣手里夺权的时候，这种类似秘书班子的机构那就是先锋队，以前的中书、尚书、门下都是这么发展起来的。南书房也不例外，很快就成了康熙皇帝各种决策的中心，在这里任职的，一般称为南书房行走，对康熙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已经名存实亡的内阁。 再说奏折制度。今天提起奏折这两个字，一般泛指古代大臣给皇帝的报告或者请求。其实严格来说，这个不太准确。中国古代给皇帝写信，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叫法，秦朝之前，春秋战国时期一般称为上书，书信的书，比如李斯的《谏逐客书》；秦朝称为奏，汉代称为上疏，疏通的疏，但分类很细，有章、表、议等各种说法，比如诸葛亮老先生整出来的那个《出师表》，就是向皇帝的一个思想汇报。到了隋唐宋明时期，基本也是这一套，只不过名字稍有不同，加了什么启文、题本、奏本等等。 你要注意的是，所有这些，都不是直接送达皇帝本人的，原因是超级简单，要是全国大小官员写的玩意，都能直接送给皇帝，这个皇帝几天功夫，就得累死。这些书信必须经过层层关卡，按照一定的程序，由各级官员审阅之后，才能递到宰相们手里，最后才有可能被皇帝老子看见。 当然，宰相们是可以直接给皇帝写信的，不过也就是那么几个人有这个特权，别人就不行了，这里面唯一的例外就是武则天这个女人当政时期设立的那个铜匦。全国人都可以直接给老太太写信，但那只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并不是制度，而且老太太也只看那些控告李唐皇族的，其他的都撕吧撕吧扔垃圾桶了。 不过到了康熙这里，他把这件事整成了一个制度，那就是奏折制度。奏折这个词，是康熙的老爹顺治首先使用，就是写完了字，把纸折起来，别人看不到的一种文书。康熙规定，有一些人可以获得特权，直接把这种文书送到他的手里，中间不必经过任何其他大臣，连宰相都没权力看。实际上，这是一个和武则天老太太一样的告密制度，但有一点是不一样，那就是这个奏折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用。开始的时候，只是康熙指定的大臣或者平民，有这个直接上奏的特权，后来形成制度之后，在雍正时期，规定五品官员以上都有这个权力。 这个奏折制度对康熙有三大好处，第一个就是宰相专权是不可能的了，因为皇帝可以随时了解下面的情况，甚至宰相不知道的，皇帝老子都知道；第二个好处是官员之间的相互监督变得经常化了，张三随时可以上书给皇帝，揭发李四同学的一些违法行为，而不用担心被其他同事看见；最后一个好处就是，在康熙年间，这个制度给了汉人大臣们一个进言的机会。如果我们把皇帝看作中心点，他是被一圈一圈的大臣包围着的，康熙刚刚亲政的时候，包围他的大臣都是东北银，最里面一圈是一品，然后二品，三品等等。很多汉人大臣连康熙脸上的麻子长啥样都不知道，偶尔心惊胆战上个书，还是里圈的满族大臣们先看到，他们一不满意，别说康熙看不到你的信，你的脑袋还很可能被咔嚓了。 所以，我认为康熙设立奏折制度的初衷，很可能是他试图打破满族人垄断话语权的一个设计，但间接上，却形成了皇帝的独裁，我这里的独裁没有任何褒义或者贬义，只是说一种治理国家的方式。 除了重视汉学、汉人，康熙还对西方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前面我们说到的那个汤若望老爷子，曾经被鳌拜等人关进了监狱，但康熙亲政之后不久，就给这位老外平反了，说老爷子一点儿错误都没有，罪名一概撤销，然后，让汤若望的助手比利时人南怀仁担任钦天监监副，关于这里面的原因，我们可以用康熙当时的一句话来加以分析，他是这样说的：“朕幼时，钦天监汉官和西洋人不睦，传教士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赌侧日影，奈九卿中无一人知其法者。朕思，己不思，焉能断人之是非? 因而愤而学焉。”意思是我小时候啊，汉人里管历法的官儿，和老外们关系不好，可是人家欧洲的老外可以精准地预测啥时候出现日食，汉人的官却没有一个知道原理的，我当时就想了，如果我们自己没学问，怎么能判断出别人是对是错呢？于是，我玄烨就开始努力学习洋人的学问了。 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知道两件事，第一，康熙那时候，他承认洋人的科学技术很先进；第二，他很愿意学。 事实上也是如此，他向当时来华的传教士学习了代数、几何、天文、医学等各方面的知识，而且自己还写过几十篇关于自然科学的论文，这个水平还是很牛掰的，在历代帝王里，可能也要排第一，不过电视剧里说这哥们精通8门外语，那就是扯淡了。他最多掌握了四门语言，满，汉，藏，蒙。其他的诸如英文，俄文等，估计就只会一句hello或者“哈拉少”。 康熙不仅仅是学习，还有具体的应用，1708年，他下令以天文观测与星象三角测量方式进行全国地形勘察，并且要采用梯形投影法绘制地图，这些全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经过十几名来自欧洲、汉、蒙、藏等地的专家整整十年的实地测量和绘图，终于在1718年，完成了《皇舆全览图》，这是中国第一幅以经纬度标识的地图，不仅从中国历史上看很牛掰，就算放眼全球，也被称为当时世界地理学的最高成就，英国李约瑟就说它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更细致，更精确”。 这样一来，我们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不是说上行下效吗，皇帝是如此地喜欢西方科学，为啥没有在中国掀起一股科技热，进而带动整个国家进入“科技兴邦”呢？这绝对是一个大问题，甚至是一个性命攸关的大问题。设想一下，如果１７世纪那时候，大清举国上下就开始大力发展科技，是不是可能一直保持在世界强国行列，至少，是不是能少挨点儿揍呢？ 所以，回答这个问题还是有必要的，在我看来，大概有四个原因。 第一个是皇帝的态度问题。我们说康熙喜爱西洋的科学不假，但是他应该是完全没有认识到“科学”这个玩意到底对国家和社会有多大的威力，他的喜欢，纯粹是一种对新鲜玩意儿的喜爱，和慈禧老佛爷爱听戏，我哥们的前丈母娘喜欢打麻将是同一个层次的喜爱，一句话，只是玩玩而已。在他心里，认为老外这些玩意儿挺好是真的，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奇技淫巧”的先进终于有一天会严重影响国力之间的对比； 第二个就是当时西方的工业革命还没有开始，没有在世界上真正展示“科学”的巨大威力，就连很多老外，虽然依照兴趣研究出了一些东西，但也完全不知道这些东西将来有什么价值，这就导致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他们交流的时候，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第三个原因是科举考试。我们前面说了，科举考试让中国的底层老百姓可以得到上升的机会，但这不是没有代价的，代价就是底层老百姓的所有精气神都扑到科举考试上了，很少有人会去研究和科举无关的东西，这一点，是康熙大帝没办法改变的。要想改变要等到后来五四，批判八股文的时候。 最后一个原因就是康熙本身也并不想在全国推广西洋的科技和思想，尤其是思想领域，康熙是相当滴警惕，和我们今天不一样的是，那时候，西方思想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是天主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 我们在介绍利玛窦的时候说过，这哥们属于耶稣会，来到中国之后，以中国儒家文化解释天主教，而且允许中国的天主教徒拜天地，拜祖宗，拜孔子，这个在国际上称为“利玛窦规矩”。我们说这一套规矩对于天主教在明清时期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南明最后那个皇帝永历帝，和他媳妇儿王氏还有太子朱慈炫都曾经是天主教教徒，甚至永历帝在灭亡之前，还曾经写信给罗马天主教廷，说看在咱俩同一个上帝的面子上，大哥，你快来救我。这封信迄今还保留在梵蒂冈的教堂里。 到了康熙时期，来到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就不仅仅是耶稣会的了，还有诸如道明会、方济会等各大门派。这些派别的教士来到中国一看，咋能这样呢？信了上帝，咋还拜老天爷呢？这个万万不行，于是，1705年，天主教教宗派特使铎罗来华，宣布禁止中国天主教徒拜祖先。这个事儿立刻就在中国引起相当大的反响，康熙让人把铎罗赶出了内地，押到澳门去让葡萄牙人看守。几年之后，这个铎罗就死在了澳门的监狱里，不过天地良心，澳门的葡萄牙人可没有虐待他。 不让拜祖宗，这五个字让康熙顿时对天主教产生了巨大的反感，他最终下达了一道限制令，“众西洋人，自今以后，若不遵利玛窦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意思是你们这些老外，如果再敢教俺们中国人不拜祖先，不拜孔老二，你们也就别住了，哪儿来的回哪儿去。他的儿子雍正皇帝后来更是干脆，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播，这哥们是这样说的：“中国有中国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彼西洋之教，不必行于中国，亦如中国之教，岂能行于西洋？！”咱们老死不相往来，谁也别把自己的那一套加到对方身上。 ……

吴三桂为什么最后败了；台湾怎样从蛮荒之地变成乐土；施琅收复台湾详情。 部分文稿 大家好，我是枫落白衣，我们说造反派造反派，你一旦造反了，就要有那种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勇气和大局观，否则，老老实实地当一个混吃等死的王爷难道不香吗？可很明显，１６７４年的吴三桂却不是这么想的。他在打下了湖南湖北四川大部分地区，把战线推到长江边上之后，下了一道命令，所有部队停止前进，干啥？他要和康熙讲和，希望能划江而治，为了表达诚意，他还把他的老朋友，西藏的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请了出来，去北京当说客。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吴三桂究竟是基于何种原因做出了这个决定，有人说是因为儿子吴应熊这时候还在北京，怕清朝一怒之下，砍了吴应熊的脑袋，他绝了后。这种说法应该有点儿问题，作为一名成熟的政客，吴三桂肯定知道，自己一起兵，儿子的那颗脑袋就等于是掉下来一半了，这个时候再顾及儿子，已经晚了。再说了，你要是真顾及儿子的小命，那就应该赶紧打，快速打，逼着清朝拿你儿子来和你谈判，而不是现在这样，主动求和，这样一来，即便和谈成功，你的儿子，儿子的儿子大孙子，也肯定只能继续呆在北京当人质，相当于把脑袋放在铡刀上。 在我看来，吴三桂之所以走出这一步棋，还有两个重要，第一，吴三桂认为渡江之后将面对真正的满族八旗骑兵，他不认为自己有胜算，有句话叫做“江湖越老，胆子越小”，老吴年纪大了，胆子变小了；另一方面，他还认为康熙现在四面楚歌，肯定会同意他划江而治的条件，很可惜，吴三桂看错了这位叫做玄烨的同学。 康熙一方面调动兵马，对付北边的蒙古人和西边的王辅臣，另一方面，他主动勾引除了吴三桂之外的所有造反派，甚至对耿精忠说，哥们，我不撤你的藩了，咱们大家一起干死吴三桂这个老坏蛋。 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远在台湾的郑经也做出了一件让康熙差点没乐死的事情，那就是他对准耿精忠的屁股就是几脚。 本来呢，耿精忠是邀请郑经一起光复大明江山，说你的海军那么厉害，只要你沿着海岸线北上，一路去骚扰江南甚至山东的沿海城市，就是大功一件。可是郑经这家伙，打仗虽然不差，却一点儿也没有他爹郑成功的政治头脑，居然趁着耿精忠离开福建北上打清朝的时机，去攻占耿精忠的地盘，气得耿精忠赶紧跑回来，和郑经死磕。 就这样，因为吴三桂在湖南徘徊不前，康熙很从容地平定了北方的王辅臣和蒙古察哈尔部，又因为靖南王耿精忠和台湾的明郑打成一团，清军顺势南下，顺利地拿下了耿精忠，以及后来造反的尚可喜的儿子尚之信。 在吴三桂求和的三年之后，1677年，这老小子终于清醒了，睁开眼睛仔细一看，才发现全国造反派就剩下自己这一支了，而且不幸的是，他的那个儿子吴应熊，以及吴应熊和建宁公主给他生的孙子吴世霖，也都在前年被康熙给绞死了。 到了1678年，满清军队开始大举反攻，相继收复了岳阳、浏阳等地，吴三桂感觉大势已去，为了振奋人心，也为了自己过一把皇帝的瘾，把“反清复明”的口号往旁边一扔，在3月23日，跑到湖南的南岳衡山去祭天，也就是给老天爷献上几杯酒，说点儿好话，回来就自称有了天命，登基做了皇帝，建国号为“周”，改元昭武，大封文武百官。 这件事最终演变为一场回光返照，同年八月，也就是5个月后，吴三桂在长沙病逝，享年67岁，孙子吴世璠继位，继续和清朝死磕，三年之后的1681年10月，清军最终攻克了昆明，吴世璠自杀，历时八年的三藩之乱结束。 我们说八年几乎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神奇的数字，安史之乱打了八年，这个三藩之乱打了八年，后来的抗日战争还是8年，而且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战争无一例外，都是以挑起事端一方失败告终，只能说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这里我们必须问一句，为啥吴三桂失败了？ 有人吹嘘康熙帝，说他从撤藩那一刻起，就胸有成竹，你也可以这样去吹，但这不是史实。现代学者普遍认为，康熙帝开始的强行撤藩其实是相当冲动的，和朱允炆当年差不多，同样的性子急，而吴三桂的基础条件却比当年的朱棣朱四叔好多了，不过结局却不一样，原因何在？ 我个人认为，这里面当然有吴三桂自己的原因，比如上面说的，这哥们攻下岳阳之后，犹豫不决，没有立即北上占领中原，也没有东征去切断清朝的经济大动脉，却想着如何划江而治，这是一个最重大的战略失误。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原因，也是很致命的，一个是他名不正言不顺，这老小子的名声实在太臭，连汉族种地的老农听说他要“反清复明”，都觉得根本就是一个笑话，以至于他没有足够的威望统御各方势力，很多人表面上说听你老吴的，但私下里各行其是，足以让清朝分而歼之。 另一个原因是他的队友都是属猪的，广东的尚可喜和尚之信这父子俩，广西的孙延龄，甚至陕西的王辅臣，这些人全都是首鼠两端，犹豫不决之辈，而耿精忠和台湾的郑经更是可笑，两人在开始的时候，关上门来一顿好酒好肉，亲哥哥，好弟弟地商量了很长时间，计划得好好的，结果呢？一起兵，他俩自个儿先打起来了，让人怀疑是不是喝多了。 反观康熙这一边，虽然一开始的时候，保和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索额图，中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图海等一大批位高权重的大臣都不赞同撤藩，但是，请注意这个但是，战争一开始，整个朝廷顿时就是上下一心，齐心合力地帮着皇帝把事情做好，大学士图海甚至重新上马，去阻击蒙古人的南下骚扰，又亲自带兵，平复了陕西王辅臣的叛乱，而索额图则是“料理军书，调度将帅，皆中肯要”。 《诗经》里有句话，叫做“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兄弟俩关起门来如何吵，是自己的事儿，但是有外敌的时候，一致对外。这样来看，康熙虽然开始的撤藩有点儿轻率和着急，但是赢得这场胜利，并不是侥幸。 当然，最后收益最大的就是词人纳兰性德的老爹，纳兰明珠，《清史稿》记载，“上谕廷臣以前议撤藩，惟明珠等能称旨”，也就是康熙说了，当初我们讨论撤藩，只有明珠这个人说的，最符合我的心思。然后，这家伙就被提拔到武英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仅次于索额图的朝堂二把手。 就在三藩平定的这一年，1681年3月，台湾岛上的郑经蹬腿翘了辫子。 我们说此人在他老爹郑成功死了之后，一开始，还表现得挺英明神武，一举平定了内乱，稳定了局势，积极地号召百姓开垦荒地，把台湾搞得有模有样，大家都觉得挺有希望的。清政府甚至一度被迫下了“迁界令”，想当年洪武皇帝朱元璋下达的“禁海令”，也只不过是不允许出海，不让打鱼。可这个“迁界令”比禁海令要严厉得更多，它要求山东到广东的沿海居民全都迁往内地，让郑经不能和大陆有任何经济往来，清朝的意思是，姓郑的，我不和你做生意，憋死你。 郑经根本就不在乎，撇撇嘴，一转身，就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日本的德川幕府开始了友好的经济往来，那对外贸易搞得，是相当的红火，而且对于清朝的迁界令，郑经的首席谋士陈永华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说你只要给那些当官的钱，他们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郑经一试，果然好使，岂止一只眼，清朝那些当官，收到钱之后，两只眼睛都闭了起来，台湾照样和清朝沿海的一些居民和走私犯大张旗鼓地进行物质交换。 这个陈永华，就是金庸小说《鹿鼎记》里的陈近南，此人是不是做过“反清复明”天地会的总舵主，是不是有高深莫测的武功，当没当过韦小宝的师傅，我们一概都不能确定，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他是郑经在台湾最信任的人，在明郑政权内拥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并且，台湾之所以后来信奉了孔老二，最主要的就是因为这位陈永华，从1665年起，陈永华就在台湾“设宗庙，立学校”，将儒家文化在台湾岛广为传播。 总而言之一句话，郑经领导的明郑团队，虽然没有反攻大陆，但是对台湾岛的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史书上说“抚士民，通商贩，兴学校，进人才，定制度，境内大治”，把台湾一个蛮荒之地，变成了生机勃勃的乐土。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时候的郑经，其实是想把台湾建成一个独立王国的。他在给他舅舅董班的信里说：“幅员数千里，粮食数十年，四夷效顺，百货流通，生聚教训，足以自强。又何慕于藩封？何羡于中土哉？”台湾，就是俺的家了。 在和清朝的历次谈判里，郑经也明确表示了“于版图疆域之外，别立乾坤”，拒不接受清朝说的剃发归顺条件。清朝政府本身也有很多人，对于台湾这块地方，一点都不在乎，比如说负责谈判的康亲王杰书就说了，只要你郑经放弃所有沿海的据点，彻底退到台湾，我保证咱们两家就是亲戚，互相友好，“通商贸易，永无嫌猜”。 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很可能，台湾在17世纪就独立了，成为今天越南、朝鲜这样的存在。那为啥没有呢？答案很简单，三藩之乱之后，郑经犯了糊涂，做出了错误决定，这绝对是我们今天应该庆幸的事情，可以说老天爷就是不想让台湾独立。 实事求是地讲，三藩之一耿精忠和郑经联手反攻大陆的时候，郑经其实有两个很好的选择，一个是不掺和，趁机和清朝谈判要求独立，康熙那是百分之九十九会答应的；第二个选择就是听耿精忠的，直接派人从海上杀奔山东和渤海湾一带，威胁大清的心脏，继而谈判，甚至可能扩大自己的地盘。 可惜，前面说过，郑经这个糊涂蛋的选择是，本着占一块是一块的小农想法，趁机抢夺福建沿海他相中的地盘，最后逼得老耿投降了清朝，三藩被平定，而台湾不仅一点好处也没捞到，还被平定了三藩的大清逼着放弃了东南沿海的所有据点。 1680年4月10日，明郑集团彻底退回了台湾，郑经心灰意懒之余，将国事都交给儿子郑克臧处理，自己一心一意地和妇女同志们探讨生理卫生去了。结果是探讨得太深入了，第二年，也就是1681年，累死了，据《台湾外记》上说，“经因纵欲过度，痔疮暴胀”而死，这个死法估计是挺痛苦的。 据说他临死之前，拉着武将刘国轩和贴身侍卫冯锡范的手，眼泪汪汪地请求他们好好协助即位的世子郑克臧，刘、冯连连点头。不过你绝对想不到的是，这俩货的协助办法就是三天之后，一根绳子勒死了郑克臧，给黄泉下的郑经送了过去，您的儿子还是您自己照顾吧，俺们不伺候了。 为啥会这样？这事儿吧，是一个关于老丈人的问题。 即位的郑克臧娶的是陈永华的闺女，世子和宰相和亲，相当于强强联合，谁敢不服？可惜的是，陈永华在郑经去世的前一年就死了，而郑克臧的弟弟郑克塽的老丈人，是郑经的贴身侍卫冯锡范，也是郑经死之前的托孤大臣，这家伙觉得啥辅政大臣，它就不如“台湾王的老丈人”这个名头听起来威风。 于是乎，郑经一死，冯锡范就联合了刘国轩和一大批将领，跑到郑经的妈董老太太那里，说有资料表明，这个即位的郑克臧不是你的亲孙子，他是隔壁老李家的种，原话是“非郑氏骨肉，而是李氏之子”，那时候也没有DNA检测，董老太太一看这么多人都知道孙子是隔壁老李家的，那肯定是真的啊。 就这样，郑克臧只当了三天台湾王，就被赶下了台，随后被绞死，12岁的郑克塽上位，而他的老丈人冯锡范也掌握了台湾的军政大权，支持他的刘国轩被封为武平侯，领着军队前往澎湖修筑炮台，用来防范清军。 这场风波在历史上称为“东宁之变”，所谓东宁，就是郑经统治台湾期间，对台湾的一个行政称呼，现在在台湾岛，还能看到这个名字的历史痕迹。 我们说这个政变的结果就是分裂了台湾的力量，很多支持郑克臧的人都被罢官或者贬职，甚至砍了脑袋，在一个极度缺乏人才的小岛，这样的变化是致命的。内乱这种事，永远都是敌人所期盼的，我们现在完全可以这样说，“东宁之变”让北京的爱新觉罗·玄烨终于等来了最好的收复台湾的机会。 自从三藩被平定之后，康熙的自信心就爆棚了，在那之前，台湾岛咋样他可能也不太关心，但现在却时刻关注岛上的动静，连带着，大臣们也是拼命刺探台湾的情报，说大清朝得陇望蜀是不过分的。 就在东宁之变发生之后的一个月，大学士李光地上书，就是一句话，台湾政治混乱，现在就是出兵的最好时机。康熙点点头，你小子不仅能干，还明白老子咋想的，很聪明。 随后，康熙重新任命一个叫做施琅的家伙为福建的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的头衔，给他的命令是“相机进取”台湾。我就是要打他们，至于是啥时候打，咋打，你施琅和老天爷商量。 那施琅是谁呢？此人本来是郑成功他爹郑芝龙的下属，而且据说是老郑手下的头号悍将，后来跟着郑芝龙投降了清朝，但心中始终觉得和东北银处不到一起去，也许是吃不惯猪肉炖粉条子，所以后来又改主意了，跟着小郑郑成功举起了反清复明的大旗。 ……

历朝历代皇帝上朝有什么特点？什么叫大朝，什么叫早朝？康熙上朝有什么特别之处？“三藩”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康熙要撤“三藩”，吴三桂造反详情如何？ 部分文稿 大家好，我是枫落白衣，上集我们说到1669年6月，16岁的康熙皇帝玄烨一巴掌拍死了鳌拜，顺便还把遏必隆扫了一个跟头，掌握了清朝的实际权力。从这时候起，这哥们就开始了他53年的统治，算一算实际在位时间，更是长达61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如果帝王也有一个朋友圈，康熙只要晒出这个记录，那绝对就是相当有面子，大家都必须点赞的一件事。 康熙皇帝管理大清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啥特点呢？两个字，上朝。 你可能会问了，皇帝不就是上朝管理国家的吗？这还用说吗？这事儿还真要说一说，因为历朝历代，皇帝老子如何上朝办公这事儿也是不一样的。 中国从汉朝开始，就有了上朝的制度，也就是皇帝和大臣们聚在一起开会，粗略地说，分为大朝和常朝。大朝就是宏大的朝会，西汉的时候，一年只有一次，只在新年的第一天举行，皇帝要把在京的所有大臣都召集过来，身穿盛装朝服，听听音乐，吃点儿美食，相当于大家给皇帝拜年，皇帝留大家吃顿饭。 在汉朝以后，大朝逐渐增加为三次，除了新年，还有冬至和皇帝生日，也举行大朝。值得一说的是，宋朝之前，大朝时，大臣们都是席地而坐，宋朝改为站着，后来到了明清两朝，大臣们在大朝的时候不仅要跪着，而且还要喊三次口号，分别是“万岁”，“万岁”，“万万岁”，所以，可以看出，随着中华帝国的发展，皇帝的权力越来越大，而大臣们的地位，是一天不如一天。 说完大朝，再来说常朝，这就是我们熟知的，讨论国家大事的朝会了，也叫早朝。西汉的制度是五日一朝，就是五天上一次朝，原因很简单，那时候是三公坐而论道，没皇帝什么事，皇帝五天上一次朝，就是去点头，或者摇头的，摇头的项目，三公回去重做，如此而已。 到了唐宋，那时间就不一定了，每天都上早朝的皇帝有，经常不召开会议的皇帝也有，原因很简单，那些时候国家有了宰相，皇帝和宰相说了都算，见不见大臣其实并不是十分重要。而且，所有的朝会都是在宫殿里进行。 到了大明，老朱朱元璋当政，他把宰相废掉了，那就没办法了，这哥们只能每天都出来一次，见一定级别的大臣，比如说六部尚书，五寺的头头脑脑等等，否则，国家的这一摊子事儿立马就要玩不转。于是乎，老朱创造性发明了一件事，叫“御门听政”，就是每天早上五点，在皇宫大门的门洞里，摆上一张皇椅，他穿好衣服坐在那儿，等着文武大臣们来汇报工作，然后他直接下诏给大臣们，告诉这些家伙如何去做。 后来老朱的儿子朱棣在北京修建了紫禁城，这个听政的地点就固定在紫禁城内最大的宫门奉天门，今天叫做太和门的地方，这个门有一度被叫做大朝门，就因为这里是明朝“御门听政”，或者说早朝的地点。 我们说这个早朝是很辛苦的，朱元璋五点坐在那里，大臣们肯定不能也五点到，按照大明会典记载，那时候大臣要早上3点就到皇宫外面，等着午门城楼上的鼓敲响的时候，大家排好队伍，然后再等钟声响起，这时候宫门开启，所有人静音屏气，庄重地走进宫里。住得稍微远一点的大臣，为了3点能打卡上班，半夜就必须爬起来。 不过后来老朱的子孙们创造了内阁制度，等于是宰相同志们又回来了，这个早朝就可有可无了，嘉靖皇帝几十年都不上朝，明朝也照样运转，就是这个原因。 到了清朝，顺治皇帝亲政之后，他学习朱元璋，也进行这个御门听政，不过他比较懒，不去那个离他寝宫乾清宫很远的太和门，而是改在乾清宫的大门口，也就是乾清门这里，时间也从5点改到了早上8点，大家都多睡一会，而且他也比较懒，不经常有这种早朝。 真正把早朝制度化，经常化，变成了一种常态的，就是康熙皇帝。 从现有的记录，尤其是康熙皇帝的《起居注》来看，只要他在京城，几乎是每天都要御门听政，而且很多事情，都是当场就讨论，当场就拍板做决定。你今天在电视剧里看到的那种大臣和皇帝们讨论事情的朝会场景，基本上都是康熙早朝的再现，其他朝代，有没有是不一定的。只不过电视剧里有一点是和史实不一样的，那就是早朝放在宫殿里进行，这是错的，明清两代的早朝，都是在大门洞里面举行的，这一点上，《甄嬛传》里面的场景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 综上所述，康熙一朝，几乎所有大事都是早上在大门洞里边决定的，这里面也包含了1673年3月的一件大事。 这天早朝，一个大臣的上书，让康熙和满朝文武都比较头疼，讨论了很长时间，也拿不出一个结论来。这封书信来自平南王尚可喜，他说自己老了，想让他儿子尚之信接替他的位置，继续镇守广东，这老头子本人想回辽东老家养老。 那么，这个尚可喜是谁？为啥他写的这道奏章让康熙和大清中央政府的官员都很头疼呢？ 尚可喜，耿仲明，还有一个孔有德，这三个人原来都是皮岛毛文龙的手下，也就是明朝的官员，被称为“山东三矿徒”，虽然说这个称号有点儿大老粗的意思，但既然有称号，那就说明这仨货不是一般人，能打，那是肯定的。可是我们前面说过，毛文龙被袁崇焕袁大督师用崇祯皇帝的尚方宝剑，咔嚓砍掉了脑袋，在那之后，这三个“矿徒”就有点儿像丧家之犬，人家也不待见他们，比如说这个尚可喜，毛文龙死后，新的皮岛总兵对他很是忌惮，准备诬陷他，置他于死地。尚可喜自然是不会伸着脖子，等对方给自己来上一刀，迫于无奈之下，只能逃命。当时整个大东北，除了明朝，就是大清，你还能往哪儿跑？于是这哥们一转身，投向了满清，把皇太极乐得当着很多满族大臣的面，喊出了一句“天助我也”，然后出城30里去迎接尚可喜。其他两位，耿仲明和孔有德也差不多，基本上都是在毛文龙被杀之后，受人排挤，去投降了大清。 满清对耿、尚、孔三人的重视从他们投降之日起，就显得很真诚，开始的时候，封孔有德为恭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尚可喜为智顺王，这就是清初“三顺王”这个称号的来历。 后来到了1644年，吴三桂也投降了，清朝重新封了这四个人，分别是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耿仲明，定南王孔有德和平南王尚可喜，合起来就是清初四汉王，大清的四个汉人郡王。我们要注意的是，他们都不应该算是亲王，一般来说，在中国历史上，亲王要是皇亲国戚才能得到的头衔，而且大多数是一个字，比如汉王、梁王、豫亲王、恭亲王等等，不过就算是如此，那也相当不容易了，因为投降满清的汉人多了，其他人就很少能被封王。 这四个家伙之所以这么受重视，当然是和他们能打有关系。吴三桂从西北打到西南，把南明从云贵四川等地彻底清除，并且勒死了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永历帝；耿仲明在死之前，和尚可喜一路打到广州，他死之后，他儿子和孙子耿精忠也继续他没完成的事业，联合尚可喜攻进了广州，制造了“广州大屠杀”，随后占领了广东福建两省，隔着台湾海峡，和郑成功遥遥对峙。 孔有德更是把命都搭了进去，1652年，他在广西桂林，和原来张献忠的下属，后来投降南明的李定国碰上了，双方一场大仗之后，还是李定国技高一筹，打败了孔有德，逼得他自杀不说，还把他唯一的儿子孔庭训抓住砍了脑袋，等于是老孔把命送给了大清朝，还绝了后。 事后清朝除了大肆褒奖孔有德之外，顺治皇帝还对他的女儿孔四贞十分关爱，史书上说“怜而养之宫中”，后来嫁给了一名叫做孙延龄的汉族将领，孙延龄也因为这个原因，得到了广西将军这个职位，统领孔有德旧部，镇守在桂林。 无论是史学家，还是老百姓，现在提起这四个人，都要狠狠地骂一句汉奸。在金庸的小说《鹿鼎记》里，就写了吴三桂是多么地招人恨，可谓是中原之人，人人唾骂。我这里呢，也不想替他们完全翻案，曾经的大明官员，镇守边关的武将，无论如何，投降敌人，反过来狠狠地打大明，都是一种不可原谅的行为。 可是，我这里也要提醒大家一件事，那就是我们在骂他们为汉奸的同时，不妨看一看这四个家伙的出生地。吴三桂，今天的辽宁绥中县人；耿仲明和他的孙子耿精忠，今天的辽宁盖州人；尚可喜，今天的辽宁海城人；孔有德，今天辽宁辽阳人。啥意思呢？也就是这四位全都是在人家女真人的发祥地大东北辽宁出生，在那里长大，小时候的小伙伴估计很可能还是满族人居多，我觉得吧，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心中那个满汉之间的民族区别，还真的是不一定有。我们可以称他们为叛徒，或者造反派，但叫他们汉奸，多多少少是有点儿冤枉的。 俗话说，有付出就有回报，在清朝的默许之下，平西王吴三桂占据了云南，贵州还有四川的部分地区；靖南王耿仲明的孙子耿精忠继承了他的王位，占据了福建；而平南王尚可喜，占据了广东，他在广州的王府就是今天越秀区的人民公园，那地方我去过好几次，确实是块灵秀的山水宝地，这老家伙绝对很会享受。孔有德虽然死了，但他的女婿孙延龄和女儿孔四贞也在桂林这个风景秀丽的城市安了一个家，头上还顶着广西将军的职位，也算是声名显赫。 那么，为啥现在尚可喜想退休，康熙等人会头疼呢？原因不在于退休，而在于老尚想让他儿子尚之信接替自己的位置，换句话说，尚之信会以平南王的身份在广州的人民公园常住下去。这事儿，康熙绝对是不想答应的，为啥？ 我们说清朝封亲王是很谨慎的，和明朝不一样，你就算是皇帝的儿子，也不一定能封为亲王，就算是你被封为亲王，也不可能有采邑和地盘，更不可能拥有独立的军队和组织结构，换句话说，吴三桂、尚可喜、耿仲明这三个人，不仅封王，还拥有自己的地盘和军队，本身就已经是一件相当破格，很让满清八旗子弟羡慕嫉妒恨的事情了，现在尚可喜还想当铁帽子王，世袭罔替，让自己子孙在广东世世代代统治下去，这种事，康熙怎么可能会乐呵呵地答应？ 你可能会问了，前面靖南王耿仲明死了，他的亲王爵位被儿子孙子一路继承下去，咋没看见清朝皇帝有不同意见呢？因为此一时，彼一时，那时候清朝还靠着老耿家给他们打天下，说句不客气的话，彼时靖南王这顶帽子下面的，是正在替满清扫荡天下的炮灰，那自然是暂时要让人家戴着的。 可是现在形势变了，现在除了台湾的那个明郑集团，天下基本平定，某某王的帽子之下，都是大个儿的蛋糕，巨大的好处，自然就不一样了。 除了这个，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康熙天天在心里琢磨的，那就是吴三桂、耿精忠和尚可喜这三个集团已经有点儿尾大不掉了，这句话里面有两个意思，第一，这三个人的势力合在一起，号称“三藩”，占据了相当于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已经强壮到可以和大清八旗军团分庭抗礼的地步了，对朝廷形成了新的威胁。 第二，更过分的是，这仨货每年不仅不能给朝廷缴纳赋税，还要从朝廷要钱，理由是保卫边疆，当时有一句话，叫做“天下赋税，半入于三藩”。可天下人都知道，这些家伙不仅不穷，还富得流油，在自己的地盘上巧取豪夺，走私渔利，比如说尚可喜，因为占据了广州这个和外国人的通商口岸，居然“每岁所获银两不下数百万”，再比如说吴三桂，每年消耗清朝的军饷几百万两，但自己垄断了关市、茶市、马市、盐井等赚钱的行业，甚至还独占铜矿和金矿，自己铸造钱币，当时人称之为“西钱”，平西王老爷的钱。 除此之外，此三人还“日练兵马，利器械”，南明的皇帝都被你们干死了，现在还在摩拳擦掌，练肌肉，请问一句，你吓唬谁呢？ 就因为上面的这些原因，大清皇族一直都对三藩很警觉，时刻想着如何能解决这三个家伙，康熙即位以来，也是如此，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朕听政以来，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忧烦，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意思是我自从14岁亲政以来，一直都认为三藩，修理河道，搞好运输是头等大事，把它们写在宫里面的柱子上，天天琢磨。 现在尚可喜的这封信就摆在他面前，经过一番研究，康熙和大臣们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准许尚可喜回辽东老家养老，但是他儿子尚之信不能继续留在广东称王，一句话，你尚可喜不是要退休吗？我就让你裸退，广东从此之后，和你们尚家没关系了，世袭罔替？想得美。 ……

讲述清初文字狱“明史案”的详情及背景； 康熙继位后四大臣的所作所为和内斗；康熙智擒鳌拜详情。 部分文稿 大家好，我是枫落白衣，前面我们讲明朝的时候，提过一个人，就是那个在《皇明大政记》里，把隆庆皇帝朱载坖的名字写成朱载垕，给皇帝改了名字的朱国桢。 这位朱大人可不仅仅写了一本书，做为一名文学爱好者，他贡献了很多作品，在这些作品里，有一本关于明朝历史的书，当时称为《明史》，或者叫《明史概》，无论什么名字，反正是没写完的一部手稿。 等清朝人打进了北京，朱国桢的后人跑到了江南，家道衰落，就有点过不下去了。天无绝人之路，他们遇到了一户人家，这家人是相当地有钱，是不是偷税漏税才有钱的，我们不知道，但朱家人最后用这本明史手稿做抵押，从这家人手里借走了1000两白银是事实。 这户人家姓庄，决定要用1000两银子换一本残破手稿的，就是这户人家的大少爷庄廷鑨。 庄廷鑨自幼就喜欢读书，15岁考中秀才，被推荐入国子监，成了一名贡生。可惜的是，随后这哥们生病了，不仅病了，眼睛还瞎了。啥也看不见之后，庄廷鑨的脑海里就浮现出一个英雄人物，那就是写出了《左传》和《国语》的左丘明，据说左老先生也是一个盲人。庄廷鑨决心以左丘明为榜样，弄出一部流传后世的史书来，但你让他像左丘明那样，自个儿从头来写，一来他小庄没有那个才华，二来时间也忒长了点儿，他病得不轻，可能等不及。 现在有句俗语，叫时间就是金钱，这话在很多时候，反过来也是适用的，也就是金钱也可以用来买时间，付出了银子之后，朱国桢没写完的明史手稿就落在了庄廷鑨的手里，相当于买到了时间。 随后，庄家就开动了，大把的银子撒了出去，不仅添置各种印刷的机器，而且请来了很多名士，干啥？修改这本明史手稿，并且补写崇祯皇帝和南明的那些故事，然后印刷，以庄廷鑨这位盲人的名义出版。 据说当时老庄家开出的价码是，一千字30两白银的稿费，这个钱是什么概念呢？当时一名相当于现在厅级干部的六品官员，年薪大概才是45两白银，换句话说，庄廷鑨的许诺是，只要你能写出让我满意的1500字，就给你一名副市长的年薪。 但是书写完不久，还没来得及刻版印刷，庄廷鑨就因病逝世了，他爹庄允城为了实现孩子的遗愿，于1660年终于把这本命名为《明史辑略》的书印刷出版了。 有一点庄廷鑨猜对了，他终于靠着这本书留名千古了，但他只猜到了这个开头，没猜到结尾。这个结尾很惨烈，庄廷鑨的出名是靠着包括他家族在内的一千余人获罪，70几个人脑袋落地换来的。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七品县令叫吴之荣的，因为腐败坐了大牢，出狱之后，为了归还自己历年贪污的银子，就在湖州以各种名义敲诈富户，偶然之间，看到了这本《明史辑略》，略微翻了一下之后，吴大人敏锐地意识到，这本书是有问题的，为啥？因为在这本书新写的崇祯和南明部分，充满了对满族人的蔑视和不屑，以及对汉族抵抗将领的歌颂，直接称呼努尔哈赤为“奴酋”，清兵为“建夷”，建州的蛮夷。 而且，书中一直使用的，都是明朝的年号，北京的顺治皇帝在龙椅上都坐了17年了，你老庄家出的书还是用南明的永历年号，你尊谁为正统，想给谁磕头，那还不是很清楚的一件事吗？ 于是，吴之荣马上拿着书告到了杭州将军松魁那里，松魁这个东北人是个大老粗，当时没觉得这是一件多了不起的事情，就转给了巡抚朱国祚，朱国祚当时正忙活着收税，也觉得这就是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转给了督学胡尚衡。整个过程相当于吴之荣把状告到了军分区司令那里，司令转给了省长，省长又让教育厅厅长处理一下。 老庄家作为当地的豪门大户，自然是很快就得到了消息，马上采取行动，把外面流行的书收回，修改了敏感文字，重新出版。同时大量的银子送了出去，省长，教育厅厅长本来就没当回事，这一下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眼瞅着，这件事就这么糊弄过去了。 可是吴之荣告了一圈，弄了一个这样的结果，当然是很不开心，也不甘心，要是一般人，可能也就算了，但这个姓吴的大贪污犯显然是个狠角色，他自己掏路费，拿着原稿，去了北京，直接把这个案子捅到了中央政府，在辅政大臣鳌拜的直接干预下，清政府派出了刑部侍郎罗多到湖州，明确下令，让吴之荣配合，审查“明史大案”。 吴之荣这时候是完全把赌注放在了台面上，发家致富报仇，还是掉脑袋下地狱，全看这件官司的结果了。他有一个仇家，是南浔的富商朱佑明，于是，他直接对钦差大臣罗多说，看见没有，这书里明明白白地写着，他们是根据一部“朱氏原稿”写成的这本书，这个朱氏就是富商朱佑明。 最后的结果很不美好，公元1663年，也就是顺治儿子玄烨当上皇帝的第三年，这个案子审结，一共2000多人被株连，有名有姓被处死的人物大概是70多，几百人被流放。庄廷鑨的老爹庄允城死在了监狱里，弟弟庄廷钺被凌迟处死。 给这本书作序的大才子李令皙全家被杀，最小的儿子才16岁，围观的官员们都有点儿于心不忍，说你少报一岁年龄，说15岁吧，这样可以流放，不用死了，谁知道这孩子说“予见父兄死，不忍独生”，随即被杀。 南浔的那个富商朱佑明，根本连这本书是啥都不知道，就因为和吴之荣有仇，被惦记上了，也弄了一个全家灭门的惨烈下场。倒霉的还有那些参与校阅的，刻字和印刷的工人，书店的老板等，全都被处死。 上面这个故事就是清初著名的文字狱，“明史案”的大致经过，这件事被金庸老先生写在了小说《鹿鼎记》的开头，整部小说就是围绕这件事展开的。 实际上，我们说金庸和这件事本身也有一些牵连，他本来的姓就是查，名字叫查良镛，这个查不是渣男的那个渣，而是检查的那个查，读姓氏的时候念查。 金庸的祖上有一位叫做查继佐的，是清初的一位大学问家，大才子。当老庄家发行《明史辑略》这本书的时候，这位查继佐就发现上面列出来的参校人员名单里，自己的名字居然也在上面，可是这事儿他明明没参与，于是，他就跑到当地教育局说老庄家侵犯我的名誉权。 不仅仅如此，按照他的学生沈起的《查东山先生年谱》记载，当时这位查老先生给教育局的信里，明确说道“间有非所宜言”，意思就是这本书里面很多话都是不对的，犯忌讳的。所以，严格来说，金庸的祖先查大才子才是第一个告发《明史辑略》的人，但这种举报只是学术上的，和吴之荣那个小人的举报，是天和地之间的差别。 接到查继佐的举报，教育局也备了案，还没等这事有眉目，明史案就爆发了，查继佐因为名字在这本书的顾问名单里，自然也被抓进了大牢，后来一审查，发现这哥们早就去教育部门告状了，于是无罪释放了。 不过金庸的《鹿鼎记》自然是不会这么写，因为大清早就没了，吴之荣也被钉到了小人的耻辱柱上，现在说自己祖宗名字在《明史辑略》上，不仅不会被杀头，还是挺光荣的一件事。所以，《鹿鼎记》里的查继佐，也就是伊璜先生，从来没有告发过老庄家，而且还是一个相当英雄的人物。 当然，历史上的查继佐也是一条汉子，先是参与反清复明，后来又写了《罪惟录》，也是一部纪传体的明史，这本书比《明史辑略》还要反清，书里面到处都是大骂清朝人的句子。不过老查写完之后，唯一的读者就是他媳妇儿，估计还是躺在被窝里，偷偷地念给老婆听一下，过过瘾，他是绝对不敢拿出来的。在整个清朝200多年的历史，这个《罪惟录》都呆在老查家的夹壁墙里，一直到辛亥革命之后，大清亡了，它才算是见到了天日，出版发 言归正传，对于江南三大案，还有明史案，或者同一时间发生的其他冤案，我们都不能简单地用满清统治者残暴来归纳总结，除了上一集说过的经济因素，它们还和当时大清的政治环境和政治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前面我们说了，顺治皇帝去世之后，由于即位的康熙皇帝玄烨才8岁，就立了四个辅政大臣，这四个家伙全都是保守派，啥意思？意思就是这些家伙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作风上，都对顺治皇帝采取的更张旧制，“渐习汉俗”的做法很不满意。 在拿到权力的当年，也就是1661年，这四个家伙就下令废除了顺治皇帝设立的十三衙门和内阁，恢复了原来在关外的内务府和内三院，然后又修改了官员等级制度，让顺治制定的满汉官员品级一样的政策彻底失效。 随着清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南明政权被赶到了缅甸，郑成功的北伐大败而归，整个中国可以说已经纳入了清朝的统治，四位辅政大臣这时候更是觉得没必要把汉人当回事。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他们除了不能容忍江南汉人不交税，进而发展到也不允许有读书人对他们说三道四，更何况很多满洲人的黑历史，还是那些儒家知识分子制造出来的，于是，发生江南三大案和明史案这样的，以立威和确定统治秩序为根本原因的屠杀，就丝毫不奇怪了。 其实这四个家伙不仅仅是看不上汉人，他们也看不上西洋人。前面说的那个汤若望，本来官当得好好的，小日子也算顺心，可是就在他干孙子顺治死后的第三年，公元1664年，突然之间被控三大罪名：“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这相当于程咬金的三板斧，一下子就把汤老爷子打懵了，73岁的他已经说不出话了，只能让另一个传教士南怀仁来替自己辩解。谁知道一下子把南怀仁也牵连进来，两个外国老爷子一起进了监狱，最后的判决是汤若望要被千刀万剐，凌迟处死。 就在第二年行刑之前，天上突然出现了大彗星，北京发生了大地震，大清的这帮家伙，本来就没啥文化，肚子里那点儿墨水都是汉人的，这种事一发生，马上就想到了《易经》里的一句话，“天垂象，示吉凶，圣人则之”，这就是老天爷警告你们，有事做错了。 孝庄太皇太后马上以此为根据下旨，释放外国的汤老爷子，四大臣你瞅瞅我，我瞅瞅你，也不敢说啥，说不定这真的就是那个老汤的上帝显灵了呢。于是，汤若望被释放，又活了一年，死在了北京，享年75岁。 不过在这段时间，虽说四位辅政大臣民族团结搞得不是很好，但对于大清，他们也是有贡献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就是统一全国，在这一点上，他们齐心合力，加速了这一进程；第二个是恢复农业生产，对于那些不是读书人的汉族老百姓，四个保守派还是相当地爱护，赈济灾民，鼓励开垦，使全国农业迅速得到恢复，他们功不可没，某些史书上说“府库充溢，年谷屡登，人物繁盛”，就是对他们的褒奖；最后一个就是他们定下了比较严苛的考核制度，加强了对各级满汉官吏的监督，可以这样说，后来康熙能开启一个盛世，他们也是有功劳的。 可是创业时间长了，合伙人之间大概率要起内讧，这一个商业上的定律，也发生了这四个家伙身上。 排名老四的辅政大臣鳌拜地位本来最低，但野心却是最大，在首辅索尼体弱多病不管事，排名老三的遏必隆生性懦弱也不太管事的情况下，鳌拜把目标瞄准了老二苏克萨哈，处处和他作对，两人经常是针锋相对。 之所以老四敢于挑战老二，一个巨大的原因是这个苏克萨哈本来是多尔衮的人，靠着揭发多尔衮得到了顺治皇帝的信任，但这种卖主求荣的行为，却让朝里的一些大臣看不起。反观鳌拜，正宗镶黄旗出身，平定李自成，干死张献忠，攻打南明等等，身上的军功章挂满了几大排，怼起苏克萨哈这个老二，那底气，就不是一般的足。 公元1667年六月，首辅索尼病死。此人在死之前做的一件事，可以说是对满清贡献巨大，那就是在他的主持下，14岁的康熙皇帝开始亲政，皇帝亲政，就意味着以后大家要去听皇帝的，重大事情必须得到皇帝的批准。 索尼死后，从老二跃居老大的苏克萨哈就上了一道奏章，请求解除第一辅政大臣，也就是首辅的职务，换句话说，他要削自己的权，个人愿意去遵化守护顺治皇帝的陵寝，终老此生。 鳌拜听说了这件事之后，鼻子都差点没气歪了，为啥？因为苏克萨哈这一招叫做“寿与天齐，同归于尽”。 作为首辅，他辞去了辅政大臣的职位，相当于昭告满朝文武大臣和天下百姓，皇帝现在已经亲政，英明神武到不需要大臣辅政了，那么，排在他后面的遏必隆和鳌拜还有什么理由，有什么脸面赖在辅政大臣的位置上？苏克萨哈在实在斗不过鳌拜的情况下，想出这么一招，也算是相当有政治智慧了。 他还是低估了鳌拜的实力和跋扈。我们说鳌拜的实力主要体现在军权上，除了能调动全国三藩以外的所有军队，鳌拜还拥有保卫京城的两万步兵，甚至皇帝的侍卫部队，他也可以间接控制，说句不客气的话，他如果想撕破脸皮，换一个皇帝并不是太难。基于这种恐怖的实力，鳌拜的性格就相当地跋扈，他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交出权力，于是这哥们开始了反击。 ……

顺治的汉化政策，他和董鄂妃的爱情，以及死亡之谜；江南三大案始末和根源。 部分文案 大家好，我是枫落白衣，前面我们说了多尔衮掌权时代，大清的六大弊政，如果顺着这老小子的道路走下去，那很明显，大清就是另一个大元，幸运的是，小小的顺治皇帝一点儿也不像他那个假“皇父”，他这时候很清醒地认识到一个事实，那就是满清要是想在中原站稳脚步，满汉融合是最重要的一步。于是，他在1653年下诏说：“朕自亲政以来，但见满臣奏事。大小臣工，皆朕腹心。嗣凡章疏，满、汉侍郎、卿以上会同奏进。”也就是我们的大清可不是满族人的清朝，是天下的清朝，可是我只看见满洲人给我写信，你们在朝廷里垄断了话语权，对于这件事，我很不满意啊，以后汉族人的奏章也要摆在我的书桌上。 同时，他又采取了停止圈地，放宽逃人法等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的措施。 在国家制度上，顺治和别人的看法也有不同，他有一次问下面的大臣，说你们都说说，古代的皇帝们，谁干得最好？他这里问的古代皇帝，很明显指的主要是汉族皇帝，因为他们东北银以前虽然也有当皇帝的，比如说北魏，但毕竟很少，而且也不是全国政权，那皇帝当得都比较惭愧。 下面有的大臣说是唐太宗，有的说汉武帝，《清史稿》上记载，顺治的回答是“不然，明太祖立法可垂永久，历代之君皆不及也。”也就是他推崇的是朱元璋，原因就在于朱大皇帝打下了立法的基础，那才是一个朝代长治久安的保证。不仅仅是朱重八，就连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也是他崇拜的对象，据说顺治每次看到崇祯的书稿就哭，看到画像也哭，甚至也跑到朱由检的坟头上哭了一鼻子，差点搞成一个梁山伯和祝英台第二。 在这样的情绪影响下，朝廷的政策是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汉化，明朝化，中原化，我们说这样的转变其实对于清朝的稳定是有好处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来到了汉族人的中原，必须用汉族人的农耕文明来治理国家，这个我们前面讲过很多次了。 不过这里也必须强调一句，汉化是汉化了，但从心里来说，那自然还是满族人之间更亲切。比如说顺治那时候大臣上朝的时候，满族官员自称“奴才”，而汉族人只能称“臣如何如何”，为啥？因为奴才这个词在满族人心里，是自家人，是要爱护的，可是臣那就是臣服者，是外人，随时可以抛弃的，这种称呼上的问题一直到乾隆时期才规范下来，这个到时候我们再说；再比如，顺治规定当时的六部，每一部都设两名尚书，规定了满汉各一名，但满人尚书的地位就是比汉人尚书高一些，这也是事实。 言归正传，公元1660年9月，顺治的后宫死了一个女人董鄂妃。咋一听名字，你可能认为这是一个汉族大丫头，姓董，封号是鄂妃，实际上，这完全是错误的，董鄂是人家的姓，满洲八大姓之一，这女孩子是名副其实的女真人，而不是汉人，当时的全称应该是董鄂皇贵妃，《清史稿》记载，“年十八入侍。上眷之特厚，宠冠后宫。” 既然是“宠冠后宫”，那这个大丫头的死让多愁善感的顺治帝伤心欲绝就不奇怪了，福临亲自撰写了这位享年只有22岁女子的生平，还让大学士金之俊为董鄂妃写了一个《别传》，停止办公五天以示哀悼，仅比那个叔王济尔哈朗少了两天。 我们说这些还都没啥，但真正表现出顺治对董鄂妃爱之深的，还是随后的三件事，第一个是追认董鄂妃为“孝献皇后”，你要知道，这时候他的大老婆，正牌皇后可还活着，一个妃子死了却得到了皇后的谥号，你让那个还喘气的大老婆咋想？最重要的，是这件事完全违反了汉族的礼制。 第二件事是用蓝笔批答奏章达四个多月，按照中国的古代制度，皇帝或者皇太后死了，在一段时间不用红色的笔批奏章，改用蓝色的，以示哀悼，但这事儿只能局限于上述的两个人，一个是老皇帝，大多数时候是爹，一个是皇太后，那就是娘了，其他的，就连皇后死了都不行。顺治不仅追认一个妃子为皇后，还按照死了老娘的标准来纪念董鄂妃，你又让他那个还活着的老娘孝庄太后咋想？ 最后一个就是他寻死觅活地想自杀，《汤若望传》这本书里记载，“人们不得不昼夜看守着他，使他不得自杀”，死不了之后，这哥们又想出家，最后也被劝住了，一个皇帝，还是一个很有水平，很有眼光和能力的皇帝，居然想为情自杀和出家，这个董鄂妃到底是如何地勾魂夺魄，娇媚喜人，确实很令人遐想。 也许是老天爷看他实在是太伤心了，觉得不能拆散了这对苦命的鸳鸯，五个月后，1661年2月，顺治皇帝染上了天花。 就在我写这个史话的时候，新冠病毒正在全球肆虐，大家是谈“毒”色变，但如果我们回过头看看我们人类的历史，你就会发现，也许在全球化的模式之下，这个新冠病毒的影响很大，可是和历史上很多曾经的瘟疫比，它已经算是温和的了。 在这些瘟疫里面，天花就是最古老，传播范围最广，收割人头最多的那个。如果我们相信印度的一些“历史书”，那么，3000多年前，印度就应该流行过天花病毒，造成了大瘟疫。从那时候起，这玩意在全球就经常出现，每一次，都带走不少人头，致死率是30%。 据史书记载，天花传入中国的时间应该是汉朝。 到了中国的宋代，中医发现了一种办法，可以防止感染天花，那就是接种。具体地说，把得了天花的小孩身上的脓汁，弄干之后，制成粉末，吹到健康孩子的鼻孔内，让他感染一次症状略轻的痘，从而获得对天花的免疫力，这个从原理上说，和今天的灭活疫苗是一样的。不过由于“工艺”实在是太糙，成功率就特别的低，不是感染不上，形成不了免疫力，就是感染了，但大发了，把一个活蹦乱掉的健康孩子给整死了，所以这个办法并没有大规模地流行起来。 不过科学地来说，病毒和人类，那就是一个相互适应的过程，中原地区的人最后逐渐地适应了这种病毒，致死率就降了下来，但满族人一直都呆在环境贼拉好的白山黑水之间，基本没经历过这种病毒，所以满清贵族从入关的第一天开始，就对这种得上了基本就蹬腿的疾病产生了强烈的恐惧心理，前面提到过的豫亲王多铎，就是在多尔衮死之前的一年，因为感染天花而死的。 顺治皇帝为了躲避天花，简直是想尽了办法，包括不见那些没出过痘的大臣，一旦在北京发现了天花患者，他就以打猎的名义出城，还有在天花流行季节，取消大型活动等等，可是有一句话怎么说的，该着井里死的，河里死不了，最后这哥们还是得了天花。 他从感染的第一天开始，就知道大事不好，可是好事是，这一下他也不用天天想尽办法自杀了。2月2日得病，2月4日他就赶紧叫人，干啥？立太子，立遗嘱，交代后事。 我们说虽然这时候顺治帝才22岁，但是后宫的妃子实在是不少，有名有姓的就三十几位，其中十几个都给他生下了孩子，活着的儿子一共有六个，可问题是，最大的还不到8岁。这哥们一边躺在床上和天花做斗争，一边琢磨着，我的几个儿子都太小了，大清江山现在还不稳定，朝廷里派系林立，是不是要找一个年纪大的人做皇帝呢？于是，他就想传位给当时36岁的堂兄安亲王岳乐，不过这个念头一说出来，就遭到了他那个娘孝庄皇太后的激烈反对。 老太太不同意是有原因的，传给孙子，她就是太皇太后，手里依旧握着废立大权，可以时不时地干涉一下朝政，但传给岳乐，人家岳乐也有自己的娘，她孝庄变成了啥？那身份是相当地尴尬。 母子俩意见不一致，咋整呢？孝庄马上就找来了一个人，而且很有把握，这个人肯定会让顺治改变主意，此人就是高鼻子，蓝眼睛，一脸大胡子的汤若望。 汤若望是德国科隆人，不过那时候德国那旮答还叫做神圣罗马帝国，这位外国人老汤来中国的原因和前面说过的利玛窦一样，都是传教，俩人同属于耶稣会，在利玛窦死后第九年，也就是公元1619年，明神宗万历皇帝时代，汤若望就来到了中国澳门，后来又到了北京，汤若望从利玛窦那里学来的策略也是通过科学传教，而且也是在徐光启，这位科学爱好者的明朝高官的推荐下，走入明朝朝廷的。 满清打进北京之后，汤若望也没啥迟疑，一转身，就开始和清朝合作，因为他的最高目标就是传教，至于说谁掌握中国的政权，和他没啥关系。很意外的是，他先后得到了多尔衮和顺治两位执政者的赏识，这一方面是因为老汤很博学，宗教、天文、数学，尤其是历法，都相当地精通，两个字，有才；另一方面，相对于中原来说，顺治等人和汤若望一样，都是外国人，至少从心理上，没有互相排斥的想法，反而有惺惺相惜的念头。 当时皇太后孝庄尊称汤若望为义父，顺治皇帝直接叫他“玛法”，也就是女真话爷爷的意思。20岁以前的福临，曾经创造了一年去汤若望家串门24次的记录，历代帝王去大臣家聊天的次数，都没有超过这个的，甚至顺治帝19岁生日，也是在老汤家过的。这样的恩宠之下，汤若望的官职当然是迅速提升，1654年，他被提拔为通政使，光禄大夫，正一品的大官，这个升官速度，简直能把那些苦读几十年的中国知识分子活活气死。 现在顺治快死了，在谁来接班的问题上和他娘意见不一样，孝庄就找来了老汤，一个娘分量不够，再加一个爷爷如何？我们说这时候的汤若望，已经在中国呆了快40年，久历官场，当然马上就心领神会地站在了孝庄皇太后的这一边，一个快死的皇帝，和一个活着的皇太后，孰轻孰重，汤老爷子只要不傻，就分得清！ 汤若望在和顺治的谈话中，提出了一个十分让人信服的理由，那就是孝庄皇太后提出的继承人，顺治的第三个儿子玄烨，虽然只有7岁，却是得过天花的。 那时候的人虽然不知道如何治疗天花，但却全都知道，只要得过一次没死，这辈子就不会再得了。换句话说，这个玄烨以后可能死于癌症，死于外伤，甚至走路一个跟头，啪唧摔死了，但绝对不会死于天花。 当汤若望把这个理由说出来之后，顺治皇帝终于点头了，爷爷，您说得对。 就这样，1661年2月4日，皇三子玄烨被立为皇太子。第二天，2月5日，大清朝入关之后的第一位皇帝爱新觉罗•福临驾崩在紫禁城养心殿，享年22岁，在位18年。因为即位的玄烨年纪实在太小，特意任命了四位辅政大臣，分别是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 现在有野史说，顺治皇帝没死，而是出家了。对于这种说法，我们不会采信，原因只有一个，顺治咽气的时候，有太多的人在旁边瞅着。 这个出家的说法倒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福临一直都笃信佛教。那个汤若望汤老爷子说的别的话他都信，就是汤老爷子让他改信基督教这事，他把脑袋摇得如同拨浪鼓，爷爷，您信您的基督，我信我的佛祖，这件事上，咱俩各玩各的。 当董鄂妃死的时候，他一度是真的想出家，后来没出成。就在他染病的前一天，他还把最喜欢的太监吴良辅送到今天北京的法源寺代替自己出家，并且亲自去看吴大总管剃度，结果是回来就病倒了，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就是在这次和尚剃头发的仪式上，顺治感染了天花。啥是缘？这就是，兜兜转转，还是因为出家不出家这事而感染疾病，去和董鄂妃团圆的。所以，民间段子手因为顺治对佛教的喜爱和执着，杜撰出来一个他出家的新闻，想着上热搜，那是一点不奇怪。 这里我们还要提一下他的遗嘱，古往今来，一个皇帝的遗嘱往往都是这样开头的，“朕以凉德，仰承皇考”，blah，blah，意思是我德行不够，因为有个好老子才当上皇帝，然后就是叙述自己的施政功绩，过失或许也要提一下，但是一般不会占很大的篇幅。 顺治皇帝的这个遗嘱，却通篇那都是骂自己的，你完全可以把它当作罪己诏来看。第一条罪过就是“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啥意思？我走汉化的路子，错了，想当年俺们满族人，在深山里和傻狍子天天大眼瞪小眼，那样的习俗，才是应该坚守的淳朴旧制。接下来，劈里啪啦地一口气说了自己的另外13条罪过，最后一条相当地感人，说自己明明知道错了，每天都自责，可就是改不了，实在是错上加错。 你要是问，顺治皇帝为啥要写这样的一个遗诏呢？ 实话实说，我认为根本就不是他写的。我这样说有三个理由，第一，顺治帝从发病到死亡，不过3~4天的时间，天花病人的高烧，昏迷，虚弱他必然是经历了一遍，和汤老爷子说几句话都费劲，很难想象他可以写出如此长的一篇遗嘱，给自己定了14条大罪；第二，福临的个性是相当自信，也相当的倔强，这一点从上面说的董鄂妃死后，他一系列不遵守礼制的举动就知道了，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在死之前对自己来一个彻底的否定？第三，整个遗诏上，大概有五条是有关汉化问题的，也就是帝国道路的选择，从顺治死后，孝庄皇太后和四位辅政大臣改弦更张，停止汉化的政策来看，这些家伙对顺治的汉化政策已经是早有不满了，那么，弄一个假遗诏，自然是更加方便自己做事，顺治先帝爷都后悔了，你们还敢唧唧歪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