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话：颠覆性讲述真正的中国历史真相 - 节目列表

讲述清初文字狱“明史案”的详情及背景； 康熙继位后四大臣的所作所为和内斗；康熙智擒鳌拜详情。 部分文稿 大家好，我是枫落白衣，前面我们讲明朝的时候，提过一个人，就是那个在《皇明大政记》里，把隆庆皇帝朱载坖的名字写成朱载垕，给皇帝改了名字的朱国桢。 这位朱大人可不仅仅写了一本书，做为一名文学爱好者，他贡献了很多作品，在这些作品里，有一本关于明朝历史的书，当时称为《明史》，或者叫《明史概》，无论什么名字，反正是没写完的一部手稿。 等清朝人打进了北京，朱国桢的后人跑到了江南，家道衰落，就有点过不下去了。天无绝人之路，他们遇到了一户人家，这家人是相当地有钱，是不是偷税漏税才有钱的，我们不知道，但朱家人最后用这本明史手稿做抵押，从这家人手里借走了1000两白银是事实。 这户人家姓庄，决定要用1000两银子换一本残破手稿的，就是这户人家的大少爷庄廷鑨。 庄廷鑨自幼就喜欢读书，15岁考中秀才，被推荐入国子监，成了一名贡生。可惜的是，随后这哥们生病了，不仅病了，眼睛还瞎了。啥也看不见之后，庄廷鑨的脑海里就浮现出一个英雄人物，那就是写出了《左传》和《国语》的左丘明，据说左老先生也是一个盲人。庄廷鑨决心以左丘明为榜样，弄出一部流传后世的史书来，但你让他像左丘明那样，自个儿从头来写，一来他小庄没有那个才华，二来时间也忒长了点儿，他病得不轻，可能等不及。 现在有句俗语，叫时间就是金钱，这话在很多时候，反过来也是适用的，也就是金钱也可以用来买时间，付出了银子之后，朱国桢没写完的明史手稿就落在了庄廷鑨的手里，相当于买到了时间。 随后，庄家就开动了，大把的银子撒了出去，不仅添置各种印刷的机器，而且请来了很多名士，干啥？修改这本明史手稿，并且补写崇祯皇帝和南明的那些故事，然后印刷，以庄廷鑨这位盲人的名义出版。 据说当时老庄家开出的价码是，一千字30两白银的稿费，这个钱是什么概念呢？当时一名相当于现在厅级干部的六品官员，年薪大概才是45两白银，换句话说，庄廷鑨的许诺是，只要你能写出让我满意的1500字，就给你一名副市长的年薪。 但是书写完不久，还没来得及刻版印刷，庄廷鑨就因病逝世了，他爹庄允城为了实现孩子的遗愿，于1660年终于把这本命名为《明史辑略》的书印刷出版了。 有一点庄廷鑨猜对了，他终于靠着这本书留名千古了，但他只猜到了这个开头，没猜到结尾。这个结尾很惨烈，庄廷鑨的出名是靠着包括他家族在内的一千余人获罪，70几个人脑袋落地换来的。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七品县令叫吴之荣的，因为腐败坐了大牢，出狱之后，为了归还自己历年贪污的银子，就在湖州以各种名义敲诈富户，偶然之间，看到了这本《明史辑略》，略微翻了一下之后，吴大人敏锐地意识到，这本书是有问题的，为啥？因为在这本书新写的崇祯和南明部分，充满了对满族人的蔑视和不屑，以及对汉族抵抗将领的歌颂，直接称呼努尔哈赤为“奴酋”，清兵为“建夷”，建州的蛮夷。 而且，书中一直使用的，都是明朝的年号，北京的顺治皇帝在龙椅上都坐了17年了，你老庄家出的书还是用南明的永历年号，你尊谁为正统，想给谁磕头，那还不是很清楚的一件事吗？ 于是，吴之荣马上拿着书告到了杭州将军松魁那里，松魁这个东北人是个大老粗，当时没觉得这是一件多了不起的事情，就转给了巡抚朱国祚，朱国祚当时正忙活着收税，也觉得这就是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转给了督学胡尚衡。整个过程相当于吴之荣把状告到了军分区司令那里，司令转给了省长，省长又让教育厅厅长处理一下。 老庄家作为当地的豪门大户，自然是很快就得到了消息，马上采取行动，把外面流行的书收回，修改了敏感文字，重新出版。同时大量的银子送了出去，省长，教育厅厅长本来就没当回事，这一下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眼瞅着，这件事就这么糊弄过去了。 可是吴之荣告了一圈，弄了一个这样的结果，当然是很不开心，也不甘心，要是一般人，可能也就算了，但这个姓吴的大贪污犯显然是个狠角色，他自己掏路费，拿着原稿，去了北京，直接把这个案子捅到了中央政府，在辅政大臣鳌拜的直接干预下，清政府派出了刑部侍郎罗多到湖州，明确下令，让吴之荣配合，审查“明史大案”。 吴之荣这时候是完全把赌注放在了台面上，发家致富报仇，还是掉脑袋下地狱，全看这件官司的结果了。他有一个仇家，是南浔的富商朱佑明，于是，他直接对钦差大臣罗多说，看见没有，这书里明明白白地写着，他们是根据一部“朱氏原稿”写成的这本书，这个朱氏就是富商朱佑明。 最后的结果很不美好，公元1663年，也就是顺治儿子玄烨当上皇帝的第三年，这个案子审结，一共2000多人被株连，有名有姓被处死的人物大概是70多，几百人被流放。庄廷鑨的老爹庄允城死在了监狱里，弟弟庄廷钺被凌迟处死。 给这本书作序的大才子李令皙全家被杀，最小的儿子才16岁，围观的官员们都有点儿于心不忍，说你少报一岁年龄，说15岁吧，这样可以流放，不用死了，谁知道这孩子说“予见父兄死，不忍独生”，随即被杀。 南浔的那个富商朱佑明，根本连这本书是啥都不知道，就因为和吴之荣有仇，被惦记上了，也弄了一个全家灭门的惨烈下场。倒霉的还有那些参与校阅的，刻字和印刷的工人，书店的老板等，全都被处死。 上面这个故事就是清初著名的文字狱，“明史案”的大致经过，这件事被金庸老先生写在了小说《鹿鼎记》的开头，整部小说就是围绕这件事展开的。 实际上，我们说金庸和这件事本身也有一些牵连，他本来的姓就是查，名字叫查良镛，这个查不是渣男的那个渣，而是检查的那个查，读姓氏的时候念查。 金庸的祖上有一位叫做查继佐的，是清初的一位大学问家，大才子。当老庄家发行《明史辑略》这本书的时候，这位查继佐就发现上面列出来的参校人员名单里，自己的名字居然也在上面，可是这事儿他明明没参与，于是，他就跑到当地教育局说老庄家侵犯我的名誉权。 不仅仅如此，按照他的学生沈起的《查东山先生年谱》记载，当时这位查老先生给教育局的信里，明确说道“间有非所宜言”，意思就是这本书里面很多话都是不对的，犯忌讳的。所以，严格来说，金庸的祖先查大才子才是第一个告发《明史辑略》的人，但这种举报只是学术上的，和吴之荣那个小人的举报，是天和地之间的差别。 接到查继佐的举报，教育局也备了案，还没等这事有眉目，明史案就爆发了，查继佐因为名字在这本书的顾问名单里，自然也被抓进了大牢，后来一审查，发现这哥们早就去教育部门告状了，于是无罪释放了。 不过金庸的《鹿鼎记》自然是不会这么写，因为大清早就没了，吴之荣也被钉到了小人的耻辱柱上，现在说自己祖宗名字在《明史辑略》上，不仅不会被杀头，还是挺光荣的一件事。所以，《鹿鼎记》里的查继佐，也就是伊璜先生，从来没有告发过老庄家，而且还是一个相当英雄的人物。 当然，历史上的查继佐也是一条汉子，先是参与反清复明，后来又写了《罪惟录》，也是一部纪传体的明史，这本书比《明史辑略》还要反清，书里面到处都是大骂清朝人的句子。不过老查写完之后，唯一的读者就是他媳妇儿，估计还是躺在被窝里，偷偷地念给老婆听一下，过过瘾，他是绝对不敢拿出来的。在整个清朝200多年的历史，这个《罪惟录》都呆在老查家的夹壁墙里，一直到辛亥革命之后，大清亡了，它才算是见到了天日，出版发 言归正传，对于江南三大案，还有明史案，或者同一时间发生的其他冤案，我们都不能简单地用满清统治者残暴来归纳总结，除了上一集说过的经济因素，它们还和当时大清的政治环境和政治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前面我们说了，顺治皇帝去世之后，由于即位的康熙皇帝玄烨才8岁，就立了四个辅政大臣，这四个家伙全都是保守派，啥意思？意思就是这些家伙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作风上，都对顺治皇帝采取的更张旧制，“渐习汉俗”的做法很不满意。 在拿到权力的当年，也就是1661年，这四个家伙就下令废除了顺治皇帝设立的十三衙门和内阁，恢复了原来在关外的内务府和内三院，然后又修改了官员等级制度，让顺治制定的满汉官员品级一样的政策彻底失效。 随着清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南明政权被赶到了缅甸，郑成功的北伐大败而归，整个中国可以说已经纳入了清朝的统治，四位辅政大臣这时候更是觉得没必要把汉人当回事。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他们除了不能容忍江南汉人不交税，进而发展到也不允许有读书人对他们说三道四，更何况很多满洲人的黑历史，还是那些儒家知识分子制造出来的，于是，发生江南三大案和明史案这样的，以立威和确定统治秩序为根本原因的屠杀，就丝毫不奇怪了。 其实这四个家伙不仅仅是看不上汉人，他们也看不上西洋人。前面说的那个汤若望，本来官当得好好的，小日子也算顺心，可是就在他干孙子顺治死后的第三年，公元1664年，突然之间被控三大罪名：“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这相当于程咬金的三板斧，一下子就把汤老爷子打懵了，73岁的他已经说不出话了，只能让另一个传教士南怀仁来替自己辩解。谁知道一下子把南怀仁也牵连进来，两个外国老爷子一起进了监狱，最后的判决是汤若望要被千刀万剐，凌迟处死。 就在第二年行刑之前，天上突然出现了大彗星，北京发生了大地震，大清的这帮家伙，本来就没啥文化，肚子里那点儿墨水都是汉人的，这种事一发生，马上就想到了《易经》里的一句话，“天垂象，示吉凶，圣人则之”，这就是老天爷警告你们，有事做错了。 孝庄太皇太后马上以此为根据下旨，释放外国的汤老爷子，四大臣你瞅瞅我，我瞅瞅你，也不敢说啥，说不定这真的就是那个老汤的上帝显灵了呢。于是，汤若望被释放，又活了一年，死在了北京，享年75岁。 不过在这段时间，虽说四位辅政大臣民族团结搞得不是很好，但对于大清，他们也是有贡献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就是统一全国，在这一点上，他们齐心合力，加速了这一进程；第二个是恢复农业生产，对于那些不是读书人的汉族老百姓，四个保守派还是相当地爱护，赈济灾民，鼓励开垦，使全国农业迅速得到恢复，他们功不可没，某些史书上说“府库充溢，年谷屡登，人物繁盛”，就是对他们的褒奖；最后一个就是他们定下了比较严苛的考核制度，加强了对各级满汉官吏的监督，可以这样说，后来康熙能开启一个盛世，他们也是有功劳的。 可是创业时间长了，合伙人之间大概率要起内讧，这一个商业上的定律，也发生了这四个家伙身上。 排名老四的辅政大臣鳌拜地位本来最低，但野心却是最大，在首辅索尼体弱多病不管事，排名老三的遏必隆生性懦弱也不太管事的情况下，鳌拜把目标瞄准了老二苏克萨哈，处处和他作对，两人经常是针锋相对。 之所以老四敢于挑战老二，一个巨大的原因是这个苏克萨哈本来是多尔衮的人，靠着揭发多尔衮得到了顺治皇帝的信任，但这种卖主求荣的行为，却让朝里的一些大臣看不起。反观鳌拜，正宗镶黄旗出身，平定李自成，干死张献忠，攻打南明等等，身上的军功章挂满了几大排，怼起苏克萨哈这个老二，那底气，就不是一般的足。 公元1667年六月，首辅索尼病死。此人在死之前做的一件事，可以说是对满清贡献巨大，那就是在他的主持下，14岁的康熙皇帝开始亲政，皇帝亲政，就意味着以后大家要去听皇帝的，重大事情必须得到皇帝的批准。 索尼死后，从老二跃居老大的苏克萨哈就上了一道奏章，请求解除第一辅政大臣，也就是首辅的职务，换句话说，他要削自己的权，个人愿意去遵化守护顺治皇帝的陵寝，终老此生。 鳌拜听说了这件事之后，鼻子都差点没气歪了，为啥？因为苏克萨哈这一招叫做“寿与天齐，同归于尽”。 作为首辅，他辞去了辅政大臣的职位，相当于昭告满朝文武大臣和天下百姓，皇帝现在已经亲政，英明神武到不需要大臣辅政了，那么，排在他后面的遏必隆和鳌拜还有什么理由，有什么脸面赖在辅政大臣的位置上？苏克萨哈在实在斗不过鳌拜的情况下，想出这么一招，也算是相当有政治智慧了。 他还是低估了鳌拜的实力和跋扈。我们说鳌拜的实力主要体现在军权上，除了能调动全国三藩以外的所有军队，鳌拜还拥有保卫京城的两万步兵，甚至皇帝的侍卫部队，他也可以间接控制，说句不客气的话，他如果想撕破脸皮，换一个皇帝并不是太难。基于这种恐怖的实力，鳌拜的性格就相当地跋扈，他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交出权力，于是这哥们开始了反击。 ……

顺治的汉化政策，他和董鄂妃的爱情，以及死亡之谜；江南三大案始末和根源。 部分文案 大家好，我是枫落白衣，前面我们说了多尔衮掌权时代，大清的六大弊政，如果顺着这老小子的道路走下去，那很明显，大清就是另一个大元，幸运的是，小小的顺治皇帝一点儿也不像他那个假“皇父”，他这时候很清醒地认识到一个事实，那就是满清要是想在中原站稳脚步，满汉融合是最重要的一步。于是，他在1653年下诏说：“朕自亲政以来，但见满臣奏事。大小臣工，皆朕腹心。嗣凡章疏，满、汉侍郎、卿以上会同奏进。”也就是我们的大清可不是满族人的清朝，是天下的清朝，可是我只看见满洲人给我写信，你们在朝廷里垄断了话语权，对于这件事，我很不满意啊，以后汉族人的奏章也要摆在我的书桌上。 同时，他又采取了停止圈地，放宽逃人法等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的措施。 在国家制度上，顺治和别人的看法也有不同，他有一次问下面的大臣，说你们都说说，古代的皇帝们，谁干得最好？他这里问的古代皇帝，很明显指的主要是汉族皇帝，因为他们东北银以前虽然也有当皇帝的，比如说北魏，但毕竟很少，而且也不是全国政权，那皇帝当得都比较惭愧。 下面有的大臣说是唐太宗，有的说汉武帝，《清史稿》上记载，顺治的回答是“不然，明太祖立法可垂永久，历代之君皆不及也。”也就是他推崇的是朱元璋，原因就在于朱大皇帝打下了立法的基础，那才是一个朝代长治久安的保证。不仅仅是朱重八，就连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也是他崇拜的对象，据说顺治每次看到崇祯的书稿就哭，看到画像也哭，甚至也跑到朱由检的坟头上哭了一鼻子，差点搞成一个梁山伯和祝英台第二。 在这样的情绪影响下，朝廷的政策是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汉化，明朝化，中原化，我们说这样的转变其实对于清朝的稳定是有好处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来到了汉族人的中原，必须用汉族人的农耕文明来治理国家，这个我们前面讲过很多次了。 不过这里也必须强调一句，汉化是汉化了，但从心里来说，那自然还是满族人之间更亲切。比如说顺治那时候大臣上朝的时候，满族官员自称“奴才”，而汉族人只能称“臣如何如何”，为啥？因为奴才这个词在满族人心里，是自家人，是要爱护的，可是臣那就是臣服者，是外人，随时可以抛弃的，这种称呼上的问题一直到乾隆时期才规范下来，这个到时候我们再说；再比如，顺治规定当时的六部，每一部都设两名尚书，规定了满汉各一名，但满人尚书的地位就是比汉人尚书高一些，这也是事实。 言归正传，公元1660年9月，顺治的后宫死了一个女人董鄂妃。咋一听名字，你可能认为这是一个汉族大丫头，姓董，封号是鄂妃，实际上，这完全是错误的，董鄂是人家的姓，满洲八大姓之一，这女孩子是名副其实的女真人，而不是汉人，当时的全称应该是董鄂皇贵妃，《清史稿》记载，“年十八入侍。上眷之特厚，宠冠后宫。” 既然是“宠冠后宫”，那这个大丫头的死让多愁善感的顺治帝伤心欲绝就不奇怪了，福临亲自撰写了这位享年只有22岁女子的生平，还让大学士金之俊为董鄂妃写了一个《别传》，停止办公五天以示哀悼，仅比那个叔王济尔哈朗少了两天。 我们说这些还都没啥，但真正表现出顺治对董鄂妃爱之深的，还是随后的三件事，第一个是追认董鄂妃为“孝献皇后”，你要知道，这时候他的大老婆，正牌皇后可还活着，一个妃子死了却得到了皇后的谥号，你让那个还喘气的大老婆咋想？最重要的，是这件事完全违反了汉族的礼制。 第二件事是用蓝笔批答奏章达四个多月，按照中国的古代制度，皇帝或者皇太后死了，在一段时间不用红色的笔批奏章，改用蓝色的，以示哀悼，但这事儿只能局限于上述的两个人，一个是老皇帝，大多数时候是爹，一个是皇太后，那就是娘了，其他的，就连皇后死了都不行。顺治不仅追认一个妃子为皇后，还按照死了老娘的标准来纪念董鄂妃，你又让他那个还活着的老娘孝庄太后咋想？ 最后一个就是他寻死觅活地想自杀，《汤若望传》这本书里记载，“人们不得不昼夜看守着他，使他不得自杀”，死不了之后，这哥们又想出家，最后也被劝住了，一个皇帝，还是一个很有水平，很有眼光和能力的皇帝，居然想为情自杀和出家，这个董鄂妃到底是如何地勾魂夺魄，娇媚喜人，确实很令人遐想。 也许是老天爷看他实在是太伤心了，觉得不能拆散了这对苦命的鸳鸯，五个月后，1661年2月，顺治皇帝染上了天花。 就在我写这个史话的时候，新冠病毒正在全球肆虐，大家是谈“毒”色变，但如果我们回过头看看我们人类的历史，你就会发现，也许在全球化的模式之下，这个新冠病毒的影响很大，可是和历史上很多曾经的瘟疫比，它已经算是温和的了。 在这些瘟疫里面，天花就是最古老，传播范围最广，收割人头最多的那个。如果我们相信印度的一些“历史书”，那么，3000多年前，印度就应该流行过天花病毒，造成了大瘟疫。从那时候起，这玩意在全球就经常出现，每一次，都带走不少人头，致死率是30%。 据史书记载，天花传入中国的时间应该是汉朝。 到了中国的宋代，中医发现了一种办法，可以防止感染天花，那就是接种。具体地说，把得了天花的小孩身上的脓汁，弄干之后，制成粉末，吹到健康孩子的鼻孔内，让他感染一次症状略轻的痘，从而获得对天花的免疫力，这个从原理上说，和今天的灭活疫苗是一样的。不过由于“工艺”实在是太糙，成功率就特别的低，不是感染不上，形成不了免疫力，就是感染了，但大发了，把一个活蹦乱掉的健康孩子给整死了，所以这个办法并没有大规模地流行起来。 不过科学地来说，病毒和人类，那就是一个相互适应的过程，中原地区的人最后逐渐地适应了这种病毒，致死率就降了下来，但满族人一直都呆在环境贼拉好的白山黑水之间，基本没经历过这种病毒，所以满清贵族从入关的第一天开始，就对这种得上了基本就蹬腿的疾病产生了强烈的恐惧心理，前面提到过的豫亲王多铎，就是在多尔衮死之前的一年，因为感染天花而死的。 顺治皇帝为了躲避天花，简直是想尽了办法，包括不见那些没出过痘的大臣，一旦在北京发现了天花患者，他就以打猎的名义出城，还有在天花流行季节，取消大型活动等等，可是有一句话怎么说的，该着井里死的，河里死不了，最后这哥们还是得了天花。 他从感染的第一天开始，就知道大事不好，可是好事是，这一下他也不用天天想尽办法自杀了。2月2日得病，2月4日他就赶紧叫人，干啥？立太子，立遗嘱，交代后事。 我们说虽然这时候顺治帝才22岁，但是后宫的妃子实在是不少，有名有姓的就三十几位，其中十几个都给他生下了孩子，活着的儿子一共有六个，可问题是，最大的还不到8岁。这哥们一边躺在床上和天花做斗争，一边琢磨着，我的几个儿子都太小了，大清江山现在还不稳定，朝廷里派系林立，是不是要找一个年纪大的人做皇帝呢？于是，他就想传位给当时36岁的堂兄安亲王岳乐，不过这个念头一说出来，就遭到了他那个娘孝庄皇太后的激烈反对。 老太太不同意是有原因的，传给孙子，她就是太皇太后，手里依旧握着废立大权，可以时不时地干涉一下朝政，但传给岳乐，人家岳乐也有自己的娘，她孝庄变成了啥？那身份是相当地尴尬。 母子俩意见不一致，咋整呢？孝庄马上就找来了一个人，而且很有把握，这个人肯定会让顺治改变主意，此人就是高鼻子，蓝眼睛，一脸大胡子的汤若望。 汤若望是德国科隆人，不过那时候德国那旮答还叫做神圣罗马帝国，这位外国人老汤来中国的原因和前面说过的利玛窦一样，都是传教，俩人同属于耶稣会，在利玛窦死后第九年，也就是公元1619年，明神宗万历皇帝时代，汤若望就来到了中国澳门，后来又到了北京，汤若望从利玛窦那里学来的策略也是通过科学传教，而且也是在徐光启，这位科学爱好者的明朝高官的推荐下，走入明朝朝廷的。 满清打进北京之后，汤若望也没啥迟疑，一转身，就开始和清朝合作，因为他的最高目标就是传教，至于说谁掌握中国的政权，和他没啥关系。很意外的是，他先后得到了多尔衮和顺治两位执政者的赏识，这一方面是因为老汤很博学，宗教、天文、数学，尤其是历法，都相当地精通，两个字，有才；另一方面，相对于中原来说，顺治等人和汤若望一样，都是外国人，至少从心理上，没有互相排斥的想法，反而有惺惺相惜的念头。 当时皇太后孝庄尊称汤若望为义父，顺治皇帝直接叫他“玛法”，也就是女真话爷爷的意思。20岁以前的福临，曾经创造了一年去汤若望家串门24次的记录，历代帝王去大臣家聊天的次数，都没有超过这个的，甚至顺治帝19岁生日，也是在老汤家过的。这样的恩宠之下，汤若望的官职当然是迅速提升，1654年，他被提拔为通政使，光禄大夫，正一品的大官，这个升官速度，简直能把那些苦读几十年的中国知识分子活活气死。 现在顺治快死了，在谁来接班的问题上和他娘意见不一样，孝庄就找来了老汤，一个娘分量不够，再加一个爷爷如何？我们说这时候的汤若望，已经在中国呆了快40年，久历官场，当然马上就心领神会地站在了孝庄皇太后的这一边，一个快死的皇帝，和一个活着的皇太后，孰轻孰重，汤老爷子只要不傻，就分得清！ 汤若望在和顺治的谈话中，提出了一个十分让人信服的理由，那就是孝庄皇太后提出的继承人，顺治的第三个儿子玄烨，虽然只有7岁，却是得过天花的。 那时候的人虽然不知道如何治疗天花，但却全都知道，只要得过一次没死，这辈子就不会再得了。换句话说，这个玄烨以后可能死于癌症，死于外伤，甚至走路一个跟头，啪唧摔死了，但绝对不会死于天花。 当汤若望把这个理由说出来之后，顺治皇帝终于点头了，爷爷，您说得对。 就这样，1661年2月4日，皇三子玄烨被立为皇太子。第二天，2月5日，大清朝入关之后的第一位皇帝爱新觉罗•福临驾崩在紫禁城养心殿，享年22岁，在位18年。因为即位的玄烨年纪实在太小，特意任命了四位辅政大臣，分别是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 现在有野史说，顺治皇帝没死，而是出家了。对于这种说法，我们不会采信，原因只有一个，顺治咽气的时候，有太多的人在旁边瞅着。 这个出家的说法倒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福临一直都笃信佛教。那个汤若望汤老爷子说的别的话他都信，就是汤老爷子让他改信基督教这事，他把脑袋摇得如同拨浪鼓，爷爷，您信您的基督，我信我的佛祖，这件事上，咱俩各玩各的。 当董鄂妃死的时候，他一度是真的想出家，后来没出成。就在他染病的前一天，他还把最喜欢的太监吴良辅送到今天北京的法源寺代替自己出家，并且亲自去看吴大总管剃度，结果是回来就病倒了，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就是在这次和尚剃头发的仪式上，顺治感染了天花。啥是缘？这就是，兜兜转转，还是因为出家不出家这事而感染疾病，去和董鄂妃团圆的。所以，民间段子手因为顺治对佛教的喜爱和执着，杜撰出来一个他出家的新闻，想着上热搜，那是一点不奇怪。 这里我们还要提一下他的遗嘱，古往今来，一个皇帝的遗嘱往往都是这样开头的，“朕以凉德，仰承皇考”，blah，blah，意思是我德行不够，因为有个好老子才当上皇帝，然后就是叙述自己的施政功绩，过失或许也要提一下，但是一般不会占很大的篇幅。 顺治皇帝的这个遗嘱，却通篇那都是骂自己的，你完全可以把它当作罪己诏来看。第一条罪过就是“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啥意思？我走汉化的路子，错了，想当年俺们满族人，在深山里和傻狍子天天大眼瞪小眼，那样的习俗，才是应该坚守的淳朴旧制。接下来，劈里啪啦地一口气说了自己的另外13条罪过，最后一条相当地感人，说自己明明知道错了，每天都自责，可就是改不了，实在是错上加错。 你要是问，顺治皇帝为啥要写这样的一个遗诏呢？ 实话实说，我认为根本就不是他写的。我这样说有三个理由，第一，顺治帝从发病到死亡，不过3~4天的时间，天花病人的高烧，昏迷，虚弱他必然是经历了一遍，和汤老爷子说几句话都费劲，很难想象他可以写出如此长的一篇遗嘱，给自己定了14条大罪；第二，福临的个性是相当自信，也相当的倔强，这一点从上面说的董鄂妃死后，他一系列不遵守礼制的举动就知道了，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在死之前对自己来一个彻底的否定？第三，整个遗诏上，大概有五条是有关汉化问题的，也就是帝国道路的选择，从顺治死后，孝庄皇太后和四位辅政大臣改弦更张，停止汉化的政策来看，这些家伙对顺治的汉化政策已经是早有不满了，那么，弄一个假遗诏，自然是更加方便自己做事，顺治先帝爷都后悔了，你们还敢唧唧歪歪的？ ……

多尔衮六大问题；. 明末三大思想家的主要思想； 多尔衮死后，顺治为何能快速掌握实权

南明几个小朝廷的覆灭；郑氏父子的传奇故事：从郑芝龙、郑成功到郑经 部分文稿 大家好，我是枫落白衣，上一集我们絮絮叨叨地讲了很多关于史可法和钱谦益的事情，传统上来说，史可法是英雄，是忠臣，而钱谦益是怂货，是奸臣，就连清朝人，也把钱老爷子放到了《贰臣传》乙册里，加以嘲讽，当然，这里面有老钱后来偷偷反清被人发现的原因，不过这也恰恰说明了，这哥们对明清两朝都不忠，那放到乙册里，简直是再合适也没有了。 我之所以要讲一下这两个人的故事，是因为近年来有这样一个说法，说史可法坚持抵抗，最后导致扬州被屠了城，百姓倒了大霉，钱谦益率领南京大小官员投降，南京城就完好无损，大家都很happy，而且现在满汉一体，不分彼此，所以从百姓和历史的角度看，还是人家钱老爷子高明。 我想说的是，这个想法，恰恰是每一个侵略者都想塞到你脑袋里的。如果被侵略的民族或者国家都这么想，那世界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欧洲也不能叫欧洲了，应该叫德意志帝国。正因为还有很多人，面对强盗和土匪，能够站起来大声地说不，才有了今天，有了我们可以使用汉字，使用汉语来讲述中国历史，这正是祖宗们没屈服于外族不断入侵的结果。就像杨靖宇将军后来说过的一句话，“老乡，要是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所以，尽管我们今天和满清已经变成了一家人，不分彼此，但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史可法无论如何都要比钱谦益更让人尊重一些。 屠城乃大清朝之过，全宁非钱谦益之功，就是如此。 不过呢，我这里还想多问一句，这俩人有用吗？实事求是地讲，全都没用。一个是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一个是礼部尚书，大敌当前，兵部尚书在扬州城连一天都守不住，而礼部尚书无谋无策，只会带着大家跪下。说句不客气的话，明朝末年，在朝堂之上，身居高位的，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货色，大明朝给这些家伙的薪水，等于是打了水漂。 联想到史、钱等很多朝廷重臣同属于东林党，有人就说了，大明，亡于东林党。 对于这个结论，我个人的观点是，大明亡国的原因很多，全怪罪到东林党身上，肯定不客观，但是有一点，东林党人绝对是难逃责任，并且要被后世引以为戒的。那就是东林党人党同伐异，任用官员往往集中在所谓的“道德”和“文章”两项上，一个个都是笔下生花，书生意气，夸夸其谈，说起话来慷慨激昂，感动自己，也感动别人，比如史可法经常让大家哭得稀里哗啦的。再比如钱谦益，言辞之煽动性，能让柳如是这样的刚烈女子都死心塌地爱上他这个贪生怕死之辈，甚至他死之后，还跟着自杀了。当官的如果都是这样的人，无论最后是以身殉国，还是面对敌人卑躬屈膝，最后结局实际上都是一样的，四个字，祸国殃民。 多说一句，在这一点上，由东林党的孩子们创建的复社，就要好很多，至少比较务实。所谓复社，最初只是江南一些东林党的“官二代”们学术讨论的团体，后来逐渐发展到全国，进而也走进了政治。比起他们老爹，那些激进的东林党人，复社就要温和许多，而且明朝灭亡之后，复社大部分成员加入了南明，开始抗清，一直坚持了8年左右，前面说的吴伟业、冒襄，还有马上就要说到的顾炎武、黄宗羲等，都是复社的成员。 言归正传，在弘光帝被俘虏之后，南明砰砰两声，又出现了两个政权：唐王朱聿键在福建建立的隆武政权，以及鲁王朱以海在浙江宣布监国。还是那句俗话，“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两个小朱这时候本应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大朱，共同抗清，可就为了争一个谁是正统，两小朱又开始死磕。 1646年，清军再度南下，结果是这俩货谁都无力抵抗，很快就为清军各个剿灭，隆武帝被杀，鲁王逃到了海上。 在隆武帝之后，远在广东肇庆的桂王朱由榔宣布建国，不过这哥们胆子实在太小，宣布建国之后，因为离清朝大军有点儿近，连“俺是皇帝”这话都不敢在广东说，一定要跑到广西，才敢爬上龙椅，擦了擦一脸的汗珠子，开始称孤道寡，定年号为永历，这就是南明的最后一个皇帝，永历帝。 本来吧，他的形势很不错，因为这时候张献忠被打死了，前面说过，他死前给部下，也就是他的养子们下了死命令，回归明朝，所以，李定国、孙可望这些人纷纷率军归顺朱由榔。与此同时，清军中也掀起了一股反正的浪潮，大批原来的明朝将领开始宣布反清复明。你要是问是不是钱谦益这些家伙鼓捣的，当然不是，因为时间上来看，那时候老钱还在北京当清朝的礼部侍郎，之所以发生这个事情，是因为多尔衮的一些错误政策，比如说留发不留头，这个我们后面还会说到。 不过虽然和钱谦益没关系，但史书确实也记载了反清名士黄毓祺曾冒雪访问钱谦益江南的那个家，他的媳妇儿柳如是倾其所有，资助了反清复明的义军。柳如是这个女人确实是一代奇女子。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永历帝忽然就牛掰起来，掰着指头一数，他这个政权名义上控制的版图达到了八九个省，还有东南沿海的部分岛屿，所有明朝的遗老遗少都有一种看到了曙光的感觉。 可惜的是，朱由榔本身就是一个窝囊废，他缺少领导人最重要的品质，那就是御下的能力。永历政权内部很快就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山头儿，各派势力相互攻击，不光是明朝将领对张献忠旧部不信任，就算是李定国和孙可望也互相产生了隔阂，原因是李定国这个家伙实在是太能打了，他一度逼得清朝甚至都想放弃西南部的七个省，大家相安无事得了。 这样的能力和战功，就引得孙可望对李定国很是嫉妒，尤其是1656年，李定国被朱由榔封为晋王之后，孙可望觉得实在是没脸混下去了，居然去投降了清朝，献上了云南贵州两省地图和布防图。 有了这个大叛徒的指引，结果是毫无悬念，1658年，吴三桂一手拿着地图，一手牵着孙可望，打入了云南，李定国只好护着朱由榔跑到了缅甸，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李定国还在磨盘山设下埋伏，给追击的吴三桂清军一个血淋淋的教训，确实是将才。 将才是将才，只是生错了时候，南明不是一个李定国可以扶起来的。朱由榔逃到缅甸之后，最终缅甸王还是敌不过清朝的压力，把朱由榔交了出去，献给了吴三桂。 公元1662年，吴三桂把这个朱元璋子孙里的最后一个皇帝，用弓弦绞死在昆明郊区，远在边境勐腊的李定国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伤心之下，一个月后，悲愤而死。至此，大明王朝算是彻底完全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我们说1645年，南明政权成立的时候，实力并不弱，那时候很多人都认为，又一个南宋诞生了，谁知道仅仅17年，就彻底地烟消云散了，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上面说的这三个，皇帝不咋地，内斗很厉害，再加上清军的强大，这三大理由，就注定了南明不可能成为南宋。 李自成没了，张献忠死了，南明也完犊子了，可是还有一个地方，有那么一群人，高举着反清复明的大旗，耀武扬威地得瑟，清朝一时之间，居然也拿人家没办法，这个地方就是台湾岛。 这件事要慢慢来说。 我们说在大明王朝灭亡的20年前，公元1624年，在台湾岛和大陆之间的澎湖列岛，发生了一场战役，进攻的一方是大明王朝福建巡抚南居益，防守的一方是当时被中国人称为红毛鬼的荷兰人，首领叫做高文律，这个名字是音译，此人是一个纯正的荷兰人，和中国任何老高家都一点儿关系没有，可是这家伙领着人占领了澎湖，这就和大明王朝发生了关系。 福建巡抚南居益经过一番厮杀，胜利攻占澎湖，随后逮捕了高文律等12个荷兰的领头人，罪名是入侵和奴役岛上居民致1300人死亡，这些家伙被押到北京之后砍了脑袋，当时的明熹宗朱由校在做木匠活之余，也去祖庙里和老朱唠叨了一下这件事：“祭告郊庙……刑高文律等于西市，传首各边，以昭示天下。” 南大人看着澎湖岛上剩下的荷兰人，以为这些强盗真的是卖了阿姆斯特丹的房子之后来中国的，现在无家可归了，就好心好意地告诉人家，南边的那个台湾岛地方很大，不在我的管辖范围，你们去和岛上居民商量商量，要是他们让你们住，我就不管。 这些荷兰人对着南大人鞠了一个躬，真的就去了台湾，在今天台南的安平登陆，然后和岛上的原住民说，可怜可怜我们吧，我们只需要“一张牛皮大的地方”就可以了。台湾的原住民挺慷慨，说啥牛皮不牛皮的，你们随便住吧。结果这群荷兰人摇着红胡子说，NONO，俺们最讲信用了，随后把一张牛皮分割成无数细小的牛皮线，用这些线开始圈地，圈起来的地方，足够建一座城，这就是荷兰人在台湾的最初据点，热兰遮城。 再后来，也是这些荷兰人，打败了从台湾北部登陆的西班牙人，顺势占领了整个台湾，把它变成了荷兰东印度公司海外暴利的一头好奶牛。这个比喻可不是来自我，而是当时荷兰的一位总督，据估计，荷兰东印度公司占领台湾的38年里，平均每年从台湾运回荷兰的财富达到了惊人的4吨黄金。 也就在荷兰人登陆台湾的这一年，1624年，一位后来让荷兰人很是头疼的人物在日本九州诞生了，他的本名叫郑森，后来的名字叫郑成功。这哥们不仅诞生在日本，而且他娘还是一位日本人，只是他的爹郑芝龙是纯种的中国人。 那郑芝龙咋把自己的种撒到日本了呢？因为他和我们前面提过的那位王直一样，是控制日本福建之间海上交易的大海盗。 郑芝龙这家伙绝对是一个天才，首先他精通闽南语、南京的官话、日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甚至还有荷兰话，连欧洲人彼此交谈，有时候都需要找他这个中国人当翻译；其次他是商业奇才，在东南沿海游刃有余地和各国人做生意；最后他还是一个军事天才，放眼整个东南亚，以民间武装力量而打败欧洲的列强，他郑芝龙是第一人。 就在他儿子郑成功出生的四年之后，1628年，郑芝龙受明朝的招安，指挥自己的船队在明朝和台湾的荷兰人之间做了一个第三者，或者说一个二道贩子。 到了1646年，明朝亡了两年之后，那个已经投降了清朝的洪承畴给郑芝龙写信，劝他也投降清朝，因为他俩是老乡的关系，都是福建泉州人。 对于郑芝龙这个几乎没关心过自己国籍的海盗头子来说，啥是精忠报国，俺不知道。这哥们一算计，和谁做生意还不是做，于是，他让出了仙霞关，让清兵长驱直入，进入了福建，随后又正式投降了清朝，被封为泉国公。 可是他儿子郑成功和他的想法却不一样，为啥？简单，因为从小受的教育不一样，郑芝龙小时候天天学习的就是做生意，混码头，心中时刻盘算的就是利益两个字，可是这家伙对自己宝贝儿子郑成功的期望却是一个读书人，六岁的时候，郑成功就被带回了中国，随后去南京求学，从小受的教育就是仁义礼智信，讲究的就是忠廉孝悌，忠字还要排在第一位。 这时候一听说他爹要背叛大明，郑成功觉得比他爹死了都让人伤心，劝阻老爹不行之后，这小伙子跑到孔庙，烧了知识分子的衣服，跪下哭泣道：“昔为孺子，今为孤臣，向背去留，各行其是。”这里面有两个意思，第一我小郑决心效忠大明，和我爹老郑决裂，但这就是不孝，所以我没脸穿儒家衣服了；第二，以后我郑成功不做读书人了，要做一名收复河山的武将。 我们说郑成功和他爹的这种决裂，在后来的民国挺常见的，老子起自于军阀地主或者大商人，然后送儿子去学堂或者国外学习，学完了回来，这些家伙就对自己那个在他看来无恶不作的老爹竖起了中指。 这里面谁对谁错相当地难说，不过郑成功这一次，他爹郑芝龙确实是错了，不为别的，只是清朝背信弃义了。郑芝龙投降之后，不仅福建这个根据地没保住，被清朝占领之后，那个日本媳妇儿田川氏不堪受辱上吊自杀，而且他本人还被押往北京，看管起来，八年之后入狱，后来又被砍了脑袋。 反观郑成功和他爹划清界线之后，混的是风生水起。1646年12月，他招募了很多他爹以前的老部下，在金门以“忠孝伯，招讨大将军，罪臣国姓”之名誓师反清。 这里面要解释一下这个“国姓”两个字，那是前一年，郑芝龙还没降清，带着他去见南明隆武帝，隆武帝说这孩子看着就招人稀罕，我赐他可以和我们老朱家用同一个姓，姓朱，改个名字叫成功如何？皇帝给的名字，那还说啥，郑芝龙父子马上跪下磕头谢恩，所以后来的郑成功，就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号，叫“国姓爷”，而且他也很乐意打出这个旗号去招揽那些不愿意投降清朝的人才。可是他本人喜欢不喜欢就很难说了，反正我们没见过他自称“朱成功”的时候。 ……

多尔衮为什么能迅速打败李自成，李自成死于九宫山还是出家了；张献忠在四川杀了多少人；南明朝廷手握百万重兵且江南有钱，为什么很快被灭；史可法是民族英雄吗；钱谦益和柳如是的故事。 部分文稿 大家好，我是枫落白衣，上集我们说到1644年，满清皇帝，六岁的爱新觉罗福临，奶声奶气地在天坛宣布要解放全中国。 可是实话实说，这孩子当时只是在喝牛奶吹奶牛。那时候的满清，只占据了北京和周边地区，面临的局面是，河北有明朝的残余武装力量，陕西甘肃那边有李自成，西南四川有张献忠的大西国，还有以南京为中心的南明政权，以及东南沿海台湾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明郑集团，这些还都是主要力量，剩下小门小户的，那更是茫茫多。 福临喊完了口号，就回去吃棒棒糖了，剩下的事情只能靠多尔衮。 公元1645年初，在初步扫平了河北明朝的残余部队之后，多尔衮派出了两路大军进攻已经回到陕西的李自成，一路由英亲王阿济格率领，前锋是吴三桂，另一路是豫亲王多铎带队，前锋是孔有德。这个孔有德就是前面说过的毛文龙的部将，在毛文龙被袁崇焕砍了脑袋后，孔有德很快就投降了满清，一直跟着多铎。 就算是傻子，看一眼多尔衮的布阵，那也能明白，这就是让汉族人去打汉族人，说句不好听的，吴三桂和孔有德就是两炮灰，可是一来吴、孔二人从小就在东北长大，并没有觉得自己和满洲人有啥太大的差别，二来呢，他俩和李自成可没有半点香火之情，甚至吴三桂比满清人更恨李自成，所以，你可以说，这俩是心甘情愿当这个炮灰的。 开始的时候，李自成以为凭着潼关的坚墙铁壁，和关中独特的地理位置，完全可以自保，在陕甘宁地区继续当他的大顺皇帝，可惜的是，他绝对没想到的是，他败给了高科技。因为被汉族人鄙夷的东北女真人，这时候已经研制，或者说成功仿制出了一种新式武器，那就是红衣大炮。 所谓的红衣大炮，就是欧洲的加农炮，传到中国之后本来的名字叫做“红夷大炮”，为啥？因为这玩意是明朝从荷兰人和葡萄牙人手里买来的。荷兰人长红胡子的比较普遍，明朝老百姓一般把他们称为红毛鬼，或者红夷，那他们的大炮自然就是红夷炮。想当年袁崇焕打败努尔哈赤的宁远大捷，还有后来的宁锦大捷，靠的都是这种红夷大炮，那时候，明朝已经可以自己生产这种大炮了。 满清人自然也是十分渴望新式武器的，1631年，一名叫做刘汉的沈阳汉族人，掌握了制造这种大炮的技术，并且通过“失蜡法”以及复杂的淬火、退火技术，制造出了比明朝大炮更先进，射程更远，精度更高的大炮，一开始命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后来觉得这名字实在太长，队长这边喊“让天佑助威大将军大炮赶紧就位”，没等喊完呢，他人先没了，所以改名为“红衣炮”，为啥不用那个“夷”字？你开玩笑，汉族人一直骂他们东北人为蛮夷，用那个字，等于天天骂自己。 言归正传，满清的红衣大炮就位之后，战争就没啥悬念了，无论是潼关的城墙，还是大顺军的大刀长矛，在这种武器面前都是小儿科，而野战更是满洲骑兵的强项，再加上李自成刚刚失败，军心不稳，在这场战役中，他连一丝胜算都没有，最后只能逃跑。终于在湖北通山县的九宫山，被当地的一群农民打死。有人说打死他的叫姜大眼，也有人说叫程九伯，这种事儿估计是永远都扯不清楚了，据说事后大顺军为了给李自成报仇，还血洗了九宫山附近的一个村子，然后拥戴他的弟弟李自敬为皇帝。 李自成死于九宫山是现在最流行的说法，但另一个说法，也相当地有市场，那就是他出家了。李大闯王看势头不好，风紧赶紧扯呼，一个人悄悄地溜到湖南省石门县夹山寺，把头发剃得光光的，自称奉天玉和尚，天天念阿弥陀佛去了。持这种说法的，除了一些笔记类的史书，还有很多学者经常刊登一些论文，说是的，李自成就是出家了云云。金庸的小说，无论是《鹿鼎记》，还是《雪山飞狐》，都采用了这种说法，在《鹿鼎记》里，我们的闯王出家之后，凡心也没断，还千里迢迢赶到云南，去找陈圆圆，争风吃醋地和吴三桂打了一架，可谓是老当益壮，深情款款。 我个人来说，还是相信《明史》《清实录》的记载，这哥们就是在九宫山和一群农民打架，被干死了。这里面的原因那是超级简单，无论从当时的形势，还是李自成个人的性格，说他活着并且能够偷偷去出家念阿弥陀佛，都有点靠不 我们说就在李自成死的这一年，公元1645年，有一个家伙，正在四川的蜀王府里大搞装修设计，改建皇宫，设立内阁、六部等机构，委派地方官员，张灯结彩，锣鼓喧天，想把自己的皇帝职务干到天荒地老。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张献忠。 张献忠和李自成一样，都是穷苦人家出身，都当过明朝的大头兵，也同样都在高迎祥这个闯王手下干过，并称为闯将。造反之后，在打进四川之前，他最辉煌的战绩是攻下了朱元璋的老家安徽凤阳，刨了老朱家的祖坟，并且把朱元璋出家的那个皇觉寺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气得崇祯皇帝在北京城的被窝里大哭了一场。 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这哥们和李自成闹翻了，领军开始向西南发展，1644年八月，就在清军进入北京之后的三个月，张献忠占领了成都，当时明朝在四川的巡抚，总兵和蜀王朱至澍全家几十口子，全都自杀身亡。随后，张献忠控制了四川全境，这一年的年底，他建立大西国，年号是大顺，这其实相当于打李自成的脸，你的国名叫大顺，那只不过是老子的一个年号而已。 当上了皇帝的张献忠极其狂妄，不仅摊子铺得特别大，确立新的历法，发行新的货币，各种官僚机制一应俱全，任命官员，开设科举考试等等，而且还四处出击去打仗，甚至还派军队去攻打已经龟缩在陕西的李自成。 李自成怕清军，可不怕他张献忠，一顿乱拳，把张献忠派去的人打得七零八落。 等到李自成一死，清朝马上给张献忠递出了橄榄枝，说“如审识天时，率众来归，自当优加擢叙，世世子孙，永享富贵”。但张献忠也是一个爷们，把招降信撕吧撕吧扔马桶里了，干就干，谁怕谁啊。 1646年，清朝派出了当时还没被多尔衮逼死的肃亲王豪格,率领鳌拜等人，攻打四川。在清朝和明朝残余部队的北南两面夹击之下，张献忠很快就顶不住了。这年七月，他决定冒险突围，北上陕西，和清朝军队来个鱼死网破。临行之前，这哥们把自己大大小小的老婆和幼小的孩子杀得一个都不剩，他对他的干儿子孙可望，李定国等人是这样说的，“我亦一英雄，不可留幼子为人所擒”，然后又说:“明朝三百年正统，未必遽绝，亦天意也。我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也就是这个反了一辈子明的造反派大头子，在预感到自己处境不妙的时候，居然幡然醒悟，知道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大道理，让自己的部下在他死后，重新和明朝站在一起，对抗女真人。 这不禁让我们长叹一声，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1647年1月2日，大西国皇帝张献忠在凤凰山太阳溪，和满清豪格鳌拜等人相遇，拼死一战之后，被豪格射杀，终年40岁。 现在史学家对张献忠最大的争议就是这家伙到底在四川杀了多少人。有记录显示，从崇祯初年开始，到清朝最后彻底平定四川为止，这中间大概20多年的时间，四川人口从700多万，减少到50万人不到，大概680万人死于非命，别说人命贱如狗，那是根本就不如狗，那些年，狗的死亡率都没有人的高，天府之国成了人间地狱。弄得最后清朝不得不采取“湖广填四川”的办法来强行增加四川人口，也就是把湖南湖北的居民强行迁移到四川去。 有些人就说了，张献忠这家伙要为四川人口减少负主要责任，因为他就是一个屠夫，说他因为四川那些效忠明朝的人民反抗厉害，就用杀戮来报复，一次性杀几十万老百姓根本就不当一回儿事，诸如成都屠城就死了30多万，再比如说把四川的几万名读书人都骗来进行科举考试，实际上来了就砍死等等。有些书说他杀了几百万人，有的说他杀了几千万，这些书里甚至还包括当时在四川的外国传教士写的《圣教入川记》，也说他杀了不少人。 最离谱的就是《明史》，说张献忠在四川杀了6万万人，也就是6亿。这一听就是瞎白话，和说我枫落白衣昨天花了1个亿买游艇差不多，你就是把我卖了，它也不值一个亿。同样，整个明朝，甚至整个世界那时候也没有6亿人口。 那么，张献忠到底杀了多少四川人呢？很抱歉，这个今天确实不清楚了。首先，他肯定是进行过屠杀，这一点毫无疑义；其次，他肯定没杀那么多，清初的张烺撰写的《烬余录》里面记载，“今统以十分而论之，其死于献贼之屠戮者三”，也就是这位当年在四川呆过的学者认为四川死亡人口里，大概有30%是张献忠杀的。 可惜的是，这位老先生肯定也在说假话，因为他接下来说，剩下那70%都是死于土匪流民之手，或者饥饿病死的。换句话说，在张大学者笔下，没有一个四川人是清朝士兵砍死的，这明显就是歌功颂德瞎白话的。当时针对四川人对清军的抵抗，清朝大军曾在1649年在四川到处告示，说“民贼相混，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把屠城当作一个政策的，正是这个张烺效忠的大清朝，他却在书里一个字都不提。所以，我们很有理由怀疑他说的张献忠杀了30%也是有水分的。 当时有一个兵部职方司的郎中欧阳直，在他的书《欧阳氏遗书》中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未定”，很直白地指出了一点，明末四川的大乱局，实在是持续了太长的时间。这中间各种势力在四川打来打去，谁都没把四川老百姓当人看，张献忠，明朝官军，清军，还有所谓的姚黄十三家等土匪抗清组织，这些家伙都曾经屠过城，杀过人，也全都曾经把人肉当粮食。最后稳定下来，清朝统治者回头一看，好家伙，人几乎死绝了，这种事，政府总是要找一个人负责的。 很自然地，满清是不会把屎盆子扣自己脑袋上，明朝的遗老遗少知识分子们自然也不会给自家抹黑，如果说是土匪组织干的，好像他们也没那么大实力，那咋整？回头一看，张大皇帝最合适，你张献忠不是在这里建立过大西国吗？属你最能折腾，那好，屠夫的帽子就给你扣上了，反正也没人替你说话，如此而已。 ……

明亡于朱由检，还是亡于诸大臣？朱由检的性格怎样影响了他的江山；李自成进京后期为什么控制不了军队胡来； 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军入关的详情。 部分文稿 大家好，我是枫落白衣，上集的结尾，我们问了一个问题，是不是明末的大臣们都是混蛋，把好皇帝朱由检给耽误了，最后让大明完犊子的？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为什么这样说呢？ 说是的原因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官祸”，当时大多数大臣确实不是什么好玩意，朱由检砍了魏忠贤的脑袋之后，并没有建立新的势力去平衡文官系统。这哥们就孤身一人和整个文官集团对抗，结果可想而知。 最明显的，就是让最富有的地主集团和朝堂之上的大臣们相互勾结，形成坚不可摧的联盟，国家一分税钱也收不上来。今天我们津津乐道的什么徽商、晋商、苏商等等这些“商帮”，都是在明朝中后期发展壮大起来的，说穿了，就是一群以“会馆”为依托，和官员们勾结起来的利益集团。我们说明朝后期也不是没钱，它是典型的“藏富于商”，“藏富于官”。政府后期一年税收只有区区几百万两，穷得叮当乱响，可李自成在北京几天功夫，一顿板子，就从王公大臣、地主、富豪们的手里搜刮了几千万两。 那大臣们如此混蛋，咋又说不完全是大臣们的责任呢？很简单，因为作为皇帝，你崇祯的责任就是管理大臣，那些大臣难道不全是你朱由检提拔和培养的吗？我们现在经常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一个女人，如果遇到的所有男人都是渣男，可能是她运气真的不好，但更大的可能是，她本身就招惹渣男，甚至说制造渣男。 朱由检就是一个庸臣制造机。 上面我们说大臣不捐钱，除了舍不得，还因为崇祯这个人有道德洁癖，还喜欢秋后算账。可以这么说，如果当时你捐了10万两，李自成真的被打退了，很可能过两天你就没命了，为啥？因为朱由检心里有笔账，按照我给你发的工资，你就是不吃不喝攒50年，你也不可能攒下10万两银子！换句话说，你肯定是一个大贪污犯。也许朱由检不会主动找茬，但只要事后有人拿贪污这事儿弹劾你，他一定不会因为你响应捐款号召而放过你，反而会摆出一副为百姓伸张正义，惩治贪污犯的面孔，砍了你的脑袋。他的这个性格可以说满朝皆知，那为啥还要捐款？况且，即便大明没了，我们这些大臣还是可以继续当官的，那就更不需要捐了。 当李自成来和谈的时候，大臣们只磕头不说话，也是如此。如果你说话了，议和成功之后，只要朱由检后悔了，那倒霉的就是你了，因为这家伙的另一个大特点就是为了名声，没有任何担当，总是喜欢找替罪羊。比如说前面洪承畴投降女真人之后，崇祯想和满清议和，就与兵部尚书陈新甲暗中商议计划，可是后来事情泄露，满朝的东林党人以道貌岸然的姿态指责朱由检是投降派，他恼羞成怒之下，居然把所有事情都推到陈新甲身上，一刀砍了后者，以保持自己高大上的形象。 除了这些缺点，崇祯的性格上还有很多其他缺点，比如说刚愎自用，具体表现就是频繁地更换内阁首辅和前方将领；再比如说优柔寡断，无论是和满清议和，南迁南京，还是和李自成的城下之盟，他都磨磨唧唧地拿不定主意，这当然让下面的大臣们无所适从，到底咋整，您能不能给个痛快话？ 还有无端猜忌，就是瞎琢磨，关于这一点，早在崇祯元年，明末著名的哲学家，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刘宗周，就给崇祯写信，指出了这个毛病，他的原话是“陛下救治之心，操之太急。酝酿而为功利；功利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不已，流为猜忌；猜忌不已，积为壅蔽”，意思很明显，按照您现在的道路走下去，最后只能是君臣之间互相猜忌，而您老人家被大臣们蒙蔽。可惜的是，崇祯当时只是一笑，觉得刘大人就是瞎白话，你没看见我举手之间，魏忠贤的脑袋就落地了吗？你咋不夸我英明？ 我们说这么多缺点集一身的皇帝，周围的大臣要都是贤臣、能臣，那才是出了鬼了。所以，在明末这个最复杂，最动荡，天灾不断，积弊难返的时代，朱由检是不可能力挽狂澜的，大明王朝完犊子，一点儿都不冤。 当然，同情崇祯的人可能说了，人家也是有优点的，是的，这个不否认，这哥们勤劳，学问好，节俭，不好女色，有气节等等，都是优点。但这些优点能让大明王朝兴旺发达，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吗？实话实说，不能！因为仅靠“道德”两个字救不了黎民百姓。 无论如何，公元1644年农历三月十九这一天，造反派闯王李自成进了北京城，大明最后一位皇帝明思宗朱由检在景山上把自己吊死殉国，立国达276年的大明王朝正式终结。 二 开始的时候，李自成的大顺军纪律还是很好的，他亲自下令：“敢有伤人及掠人财物妇女者杀无赦！”而且真的就把两名抢劫老百姓财物的士兵当街千刀万剐了，北京城的老百姓一看，这真是人民的子弟兵啊，纯的！于是，“民间大喜，安堵如故”，大家纷纷开门做买卖，一切照常。 谁也没想到，这份稳定只维持了八天。 从三月二十七开始，大顺军开始拷掠明朝投降的官员，四处抄家，李自成手下的权将军刘宗敏，特意做了5000副夹具，谁不交钱就夹棍伺候，据说夹到人身上的什么位置，那个位置的骨头就粉碎，最后居然让李自成他们搞到了7000万两白银。 有句话叫做上行下效，当官的去勒索当官的，下面的士兵就开始骚扰普通老百姓，整个北京城顿时是鸡飞狗跳，抢劫，强奸，杀人，到了后来，李自成根本就管不了了，和黄巢当年在长安的情形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李自成为什么突然画风一变，从不抢钱，到用刑具逼着高官拿钱呢？根本原因就是两个字，没钱。 在打入北京之前，李自成许诺了将领，将领许诺了士兵，打进了北京，大家都发财。本来以为占据皇宫，打开国库，军饷和这些许诺是不成问题。 可是李闯王实在是没想到，无论是明朝国库，还是崇祯皇帝的后宫，居然穷到了这种地步，只有区区几十万两银子，这根本不足以维持他军队开销，更别提还要兑现许诺，举办登基大典，搞建设这些事情了。而且，明朝投降官员的丑态也让李自成感觉很反感，比如说大明最后一任内阁首辅魏藻德魏大人，当李自成问他为啥没跟着崇祯殉国的时候，他的回答是“方求效用，哪敢死。”我正准备为您效力呢，怎么会去死呢？ 上面一大一小两个原因促使李自成下定了决心，就从这批让人恶心的官员身上，搜刮银子。事实证明，他成功了，这些官员是真有钱。可是，事实也证明了，有些人是可以随便打随便抢的，但有些人是不能动的，这第二个“有些人”就包括了吴三桂的家属。 前面我们说过，吴三桂的爹吴襄负责北京的防务，城破之后，他被抓了起来，吴家自然也是有钱的，不仅有钱，还有女人，而且是绝代大美女，这个女人就是吴三桂的小妾，陈圆圆。 按照《明史》上的记载，这事儿就是一句话，“自成劫其父襄，作书招之，三桂欲降。至滦州，闻爱姬陈沅被刘宗敏掠去，愤甚，疾归山海。”也就是李自成用吴三桂的老爹吴襄胁迫吴三桂投降，本来他也答应降了，可是从山海关往北京城走，才走了四分之一的路，就听到他的小老婆陈沅被刘宗敏抓去了，气得要死，转身又退回了山海关。 关于这个正史上称为陈沅，民间叫做陈圆圆的小女人，《明史》上基本就是上面这么一句话。不过此女和以前介绍过的西施一样，虽然在正史上没地位，但是在其他名人笔记，杂谈野史和老百姓中间，却占有相当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般来说，流行说法是这样的，陈圆圆本来是南京的名妓，“秦淮八艳”之一，所谓的秦淮八艳，又称金陵八艳，是明末南京城秦淮河上，八个以唱曲为主的妓女，声色俱佳，像董小宛、柳如是、李香君这些著名的民间人物，都是其中之一。而陈圆圆据说是这里面最出色的一个，前面说的那个买下董小宛的冒襄冒公子，和陈圆圆也曾经有过交集，他评价对方的曲子唱得是“令人欲仙欲死”，听起来很牛掰的样子。 后来陈圆圆被崇祯皇帝的一个老丈人田弘遇买下来带到了北京，先是献给了崇祯，可是朱由检这时候已经内忧外患，根本没心情和美女上床，就又还给了田弘遇。后者一看皇帝不要，那就自己享用吧。结果是没几天的功夫，吴三桂回北京出差，来老田家喝酒，看见了陈圆圆，马上惊为天人，向田弘遇索要这个女人，田弘遇立马相赠，我个人认为，老田本来就是想用陈圆圆来结交吴三桂，否则的话，田府那么大，藏起来一个女人还费事吗？ 就这样，陈圆圆成了吴三桂的女人，两人恩爱了几天之后，吴三桂返回边关宁远，暂时把陈圆圆留在了北京的吴府，可是他也没想到，李自成那么快就打进了北京，而刘宗敏抢了他的圆圆。 以上呢，就是综合了各种小说笔记之后的陈圆圆的故事，这里面各种不同的说法很多，我们只是采用了最流行的说法，但无论正史，还是野史，都指明了一点，那就是本来吴三桂是打算投降李自成的，就因为小妾被抢，他才重新退回了山海关。 明末清初诗人，和“秦淮八艳”之一卞玉京纠缠了一辈子的大才子吴伟业，有一首著名的叙事长曲《圆圆曲》，专门讲述吴三桂和陈圆圆的故事，里面的名句就有“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说的就是这段历史。 三 不过虽然吴三桂退回了山海关，但是我们必须声明一点，这时候的他，可还没有投向满清，换句话说，这哥们还在观望。可叹的是，李自成却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没有把陈圆圆送回去，然后妥善安置吴家，继续招抚吴三桂，反而决定亲自去攻打山海关。 我们前面多次说过，人只要有了巨大的成就，就容易飘，认为自己啥都行了，李自成之所以会抢夺吴家，允许部下强占陈圆圆，最后还决定攻打吴三桂，根本原因就是他压根儿就没瞧得起老吴家，觉得我就欺负你了，你能咋地？再往深里说，在他眼里，可能连大清女真人也没放在眼里，都是不堪一击的蛮夷，我大顺皇帝李自成，想弄死谁就可以弄死谁！ 于是，1644年农历四月十三，李自成刘宗敏率领大顺军离开北京，兵锋直指山海关。 吴三桂自然是不能坐以待毙，他一方面派出了六个文臣去向李自成解释求和，实际上就是六个大忽悠，忽悠李自成，让他别那么着急赶到山海关。另一方面，吴三桂马上给满清的多尔衮写信，以大明王朝忠臣的身份请求女真人“速整虎旅，直入山海”，也就是他想和满清联合，干死李自成，吴三桂当时给清朝开出的好处是，打败李自成之后，大明和大清以黄河为界，北边都归你们女真人。 实际上，吴三桂和李自成一样，也低估了大清，不仅是低估了实力，还低估了这群女真人的野心。 ……

清初的六个亲王为什么称为铁帽子王；豪格作为长子为什么没有继位，多尔衮为什么扶持福临；李自成进京，崇祯自杀；怎么样评价明朝以及朱由检? 部分文稿 大家好，我是枫落白衣，上集我们说清朝初年的六个亲王，民间又称为铁帽子王，为啥叫这么一个土不拉几的名字，这里面呢，涉及到清朝爵位的一些规定。 我们说中国古代的爵位，有时候可以不打折地传给后代，比如说光武帝刘秀的大侄子刘章，被封为齐王，他死之后，儿子刘石继承齐王的位置，传了六七代，最后被曹操给灭了的时候，人家的身份还是齐王。 但是这样做有一个坏处，就是大家都是只升不降，后来有爵位的贵族就越来越多，很自然地，政府的补贴就要跟上，你总不能让一个王爷骑着一头驴出门吧，那政府的脸往哪里放？所以，宋代就规定，爵位传给大儿子可以，但是必须要降一等，你原来是某某王，儿子拿到手也许就变成了某某公。几代之后，你就和平民老百姓一样了，除非子孙自己再立大功，重新封了一个什么王。 不过呢，到了大明朝，老朱是一个家族观念特别强的农民，他把儿子们都封了王之后，觉得孙子们也不能饿着啊，就规定一代代传承的时候不用降级，这叫做世袭罔替。这样一来就麻烦了，因为老朱的后代是几何级数增长的，200多年后，都没到明朝末年，在万历初年，全国财政支出1850万两，其中给老朱那些有爵位的子孙俸禄开支，就高达550多万两，比例将近30%。可以这样说，明朝到了最后穷得叮当响，和这群不降级的子孙有很大关系。 起自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大清在这一点上很清醒，它一方面采取宋朝的传承降爵的办法，另一方面，对于有着特殊贡献的亲王，允许他们世袭罔替，儿子可以不打折地继承老爹的爵位，该是什么亲王，还是什么亲王，就好像那顶代表了爵位的帽子像铁铸的一样，俗称铁帽子王，政府赐给他们的王府，就被称为铁帽子王府。整个大清朝276年的历史，一共就封了12位这样的王爷，不过你要是犯了罪，或者说卷入了不死不休的政治斗争，那这个铁帽子还在不在，就不一定了。 言归正传，皇太极死后，两个戴着铁帽子的家伙对着皇位虎视眈眈，一不留神，大清就有内讧的危险，那样的话，别说去打天下，最后搞不好就被明朝咸鱼翻身。那咋整？史书上说，代善作为老大哥，就召集大家来开会，这个会议叫做议政王大臣会议，是努尔哈赤建立的制度，国家大事争论不决的时候，由这个会议作出最终裁决，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常委会。 代善在会议上开头第一句就是“豪格是先帝长子，理应继位”，就这一句话，下面马上是一片雷鸣般的掌声，因为当时那个刚死了的皇太极威望极高，大家都觉得，立他的儿子当皇帝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可是这么关键的时刻，豪格自己却掉了链子，也许是这哥们中原儒家文化学多了，脑袋里嗖嗖嗖地蹦出无数个诸如王莽、曹丕、杨坚这些大篡位者，人家都是接受九锡之后，别人劝了很多很多次，才一脸不情愿地走上皇帝这个领导岗位的，自己哪能别人一提议，就接受皇位，那显得太猴急了，太low了。所以，这哥们红着脸来了一句，“福少德薄，非所堪当”，我不行，真的不行。言下之意，要不你们再劝劝？ 可是这家伙忘了一件事，你这是在大东北，一群没读过书的糙老爷们，怎么会理解汉民族那么高深的虚虚实实的文化？满屋子亲王贝勒一听豪格自己说不行，都愣住了，一个老爷们，咋还能说自己不行呢？ 这个时候，旁边的多尔衮尴尬地意识到了一件事，看大家的意思，自己这个皇太极的弟弟是无论如何当不上这个皇帝的，必须由哥哥的某一个儿子来当。于是，在经过大脑飞速运转之后，他和他这一派的人马上提议说，坚决支持由皇子即位，既然豪格大侄子说他自己不行，我看就由皇子福临即位，年纪小一点，可以设立辅政大臣。 大伙一听，也对啊，俺们支持的是皇太极，只要是他老人家的后代即位就行，既然手握重兵的多尔衮反对立豪格，而豪格自己也不坚持，何必为了这事内部打得头破血流？就这样，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最后结果是，公元1643年，年仅五岁的，皇太极的第六子福临正式成为大清朝的第二位皇帝，定年号为顺治，辅政大臣是两位，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和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 尘埃虽然落定，不过有两个问题却不得不回答一下，第一个就是为啥是福临，咋不是皇太极其他的儿子呢？这个问题好回答，一点都不复杂，因为除了那个假谦虚的豪格，其他皇太极儿子们的娘，地位都相当地低下。福临的妈就是后来的孝庄太后，是来自蒙古大草原上的博尔济吉特氏的女孩子，这个氏族有另一个称呼，孛儿只斤氏，又称黄金家族，也就是成吉思汗的正宗后代。娘家有人，自己还精明能干，那儿子自然就显贵。当时唯一能和福临拼娘的，就是皇太极最小的儿子博穆博果尔，可是那时候这小孩才一岁，至少，福临可以坐在皇帝的宝座上吃棒棒糖，博穆博果尔只能躺着喝奶，那自然是拼不过。 第二个问题就是为啥豪格不能再争取一下，甚至连辅政大臣这样的职位都没混上？这个问题的答案也不复杂，我们前面说过，大清是一夫多妻多妾制，他们没有嫡长子继承这个概念。那些功勋权贵们之所以支持豪格，最大的原因就是他是皇太极的长子，可是当豪格很装13地谦虚了一下，多尔衮提出福临之后，豪格的优势就不那么明显了，而且按照满洲族人的性格，你自己说了不行，别人提出一个行的，你又说你行了，想爬起来再试试，这种行为大家也看不起。 至于说辅政大臣，多尔衮是必须上的，且不说福临就是他提出来的，有拥戴之功，就凭着他和他兄弟多铎手里的兵力，那他也必须是辅政大臣。 可是你上了多尔衮，再上豪格，那你的意思是让俩辅政大臣天天打架玩？这事就算是这帮东北人再缺心眼，也能想明白，况且，郑亲王济尔哈朗并不属于多尔衮一派，有他制衡，就足够了，这就是当时其他亲王的真实想法。 可惜的是，实际一运作，完全不是那回儿事，我们并不知道济尔哈朗是单纯地对繁琐政务没有兴趣，还是没有意识到这些日常工作的重要性，这哥们把更多精力放到军事上，居然对外宣布了这样一条命令，凡是应该呈给辅政大臣处理的事务，“皆先启知睿亲王档子”，也就是先给那个多尔衮看，让他看着办就行了，别烦我，我有更重要的事情。 这样一来，多尔衮很快地就掌握了朝廷的实际权力，紧接着，豪格就倒霉了，1644年5月，豪格的下属何洛会，告发豪格图谋不轨，马上，他的所有亲信被处死，本人被剥夺了亲王的头衔，降为郡王，后来在1648年，又以一堆乱七八糟的罪名被幽禁起来，三个月后，自杀身亡。 这件事说明了，东北人多尔衮其实一点都不朴实，也不善良，可以说是阴险狡猾大大地。这样一个危险的人物，在掌握了权力之后，把目光投向了南边的大明王朝，很快地，老朱的子孙们就要倒霉了 实话实说，这时候崇祯皇帝的日子相当地难过。大明王朝最后两名能打的大将，平贼将军左良玉屡吃败仗，远远地逃到了安徽，另一个督师孙传庭倒是奋勇杀敌，奈何在天下皆反的大形势下，根本没有回天之力。 在李自成打破潼关之后，1643年农历十月初，孙传庭战死在渭南，《明史》上说“传庭死而明亡矣”，是的，因为到了这步田地，朱由检手里的牌全都打光了。他只剩下了一个选择，那就是要不要向南逃窜，去南京再支撑几天。 从内心里来说，这哥们当然希望去南京，可是这事儿在儒家传统文化里，却不能由他说出来，大多数祖宗的陵寝都在北京，你说你们都好好地在坑里躺着，我自己撒丫子南逃？这话无论如何是说不出口的。 也就在这个时候，1644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建国号为“大顺”，年号永昌。《明史》里记载，“追尊其曾祖以下，加谥号，以李继迁为太祖”，也就是李自成认了一个祖宗，叫李继迁。这个人是谁，可能你不记得了，但你应该知道，前面我们说过的和大宋并列的西夏国，这个李继迁我们当时也提过，他是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的爷爷。 可是这事儿其实很奇怪，李继迁这些人本来是党项人，他们姓拓跋，也就是北魏鲜卑拓跋氏的那个拓跋，李自成再没有学问，他手下也应该有人知道这件事，至少，他的那个智囊李岩应该是读过书的，那为啥李自成一个土生土长的汉人，要认一个少数民族做祖宗？况且，就算是姓李的，难道李唐皇族，李渊李世民这些家伙，不是很明显地要比西夏高出一个档次吗？为啥他不去给李世民跪下磕头叫祖宗？这实在是一件很费解的事情。 左思右想之后，这里面可能只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明史》里面是瞎白话的，人家李自成虽然建立了“大顺”，称了皇帝，却没有认李继迁为祖宗。另一个原因就是李自成不知道听信了谁的瞎忽悠，真的认为自己就是党项人的后代。这两个原因，你可以挑一个相信。 无论如何，李自成称帝的消息传到北京，崇祯是更加郁闷，正月初三这一天，也就是李自成称帝的两天之后，崇祯身边的一个小顾问李明睿站了出来，私下里劝说崇祯放弃北京，尽快南迁。 朱由检一听，那叫一个高兴，马上说道:“朕有此志久矣，无人赞勷，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朕志决矣。”你说的这事儿，我早就想做了，可是没人提议啊，今儿你总算是说出来了。 可是转过天上朝的时候，在大殿上一讨论，很多人都反对。当时的内阁首辅陈演不仅自己反对，还鼓动兵科给事中光时亨，上了一篇相当严厉的奏章，说“不杀李明睿，不足以安定民心。”这一下，朱由检的心是彻底凉了。你要是说，他就坚持去南京，谁又能拦住他，你说的没错，可是朱由检的性格根本就不是那种人，一个人如果刚愎自用，自以为是，那么极大的可能性，他也是一个十分爱惜面子的人，如果逃跑会被千夫所指，那他宁愿不跑，当然，这种人你让他认错和投降，他更是不干的。 三月初一，李自成攻破了大同，初八，宣府总兵王承胤献城投降，这两个城市一丢，离北京那简直就可以说是咫尺之间了。 崇祯皇帝这时候下定了决心，任命吴三桂为平西伯，让他放弃辽东的宁远城，马上带兵返回北京，同时启用在京城的吴三桂老爹吴襄为提督，希望父子俩共同保卫北京。同时命令，蓟辽总督王永吉，昌平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也赶紧向北京靠拢，来保卫我朱由检。为了让这些大兵们能死心塌地为他卖命，崇祯又在北京城里号召官员们捐钱，准备用来犒赏保卫京师的士兵们。 可是他坐在上面一说捐款，下面大臣们马上就是一片哭穷之声，都说自己家穷得叮当响，今天来上班，早饭都还没吃呢，结果是崇祯最后不得不放下身段，求爷爷告奶奶地哀求，才收到了20万两银子。 最有意思的就是他老丈人周奎，女婿希望他捐10万，给大家做一个表率，他只捐1万，然后入宫向自己女儿哭穷，她女儿周皇后把自己私房钱拿出5000两给老爹，说您必须支持您姑爷啊，多少要再捐一些。周老爷子回去之后倒也是又捐了一些，捐多少呢？3000两，也就是她女儿给他的5000两，居然还被他截留了2000两。就这么个老丈人，后来家里的53万两银子的现金和所有家产都归了李自成和他的属下，而且老婆儿子儿媳妇等人几乎死绝，《甲申传信录》里说，周奎“悔不从徐司礼之言，至今已晚矣”，后悔了，可是那又有什么用呢？当时朝廷上的大臣几乎都和周奎一个德行，周奎的13000两还是多的，内阁首辅魏藻德，只捐了500两。 可以这样说，崇祯这时候，估计已经是心如死灰了，但是客观地说，大臣们不捐款这事儿他崇祯绝对也有责任，为啥？我这里先卖个关子，等这哥们上吊死了，我们再来分析。 文官不捐钱，那武官是不是回来拼死呢？很遗憾，这些家伙的表现和文官差不多。比如说吴三桂，他这时候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他和其他被要求勤王的武将们，肯定是阻止不了李自成占领北京的，他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以手里的关宁铁骑为资本，以山海关为依托，和李自成，甚至多尔衮，进行讨价还价，给自己留一个存身之地。 于是乎，吴三桂这家伙走得特别慢，史书上说“迁延不急行，简阅步骑”，一边走一边阅兵，结果是当李自成攻破北京城的消息传来的时候，这哥们一转身，就进入了山海关，闭上两边关门，静观其变。 除了文武官这个德行，老天爷也是不帮忙，前面我们说明末天灾的时候，提到过鼠疫，实际上，这场鼠疫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京师大瘟疫”。就在几个月前，也就是1643年的冬天，北京城内的鼠疫至少造成20万人死亡，最保守的估计，占了城内当时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军营尤其悲惨，一半的士兵染疫身亡，剩下的人不到5万，基本丧失战斗力了。 可以这样讲，当1644年农历三月十八，李自成来到北京复兴门外的时候，北京城根本就不需要打了，老李只要上去踹一脚，门就开了，对于大明来说，只能哀叹一声，“完犊子了”。 ……

明末农民起义的起因、发展，为什么朝廷无法剿灭； 女真的野心怎样膨胀起来，关宁锦防线如何被突破；洪承畴投降经过，吴三桂其人；皇太极死后，大清的皇权争夺。 部分文稿 大家好，我是枫落白衣，前文说过，陕西这地方，在明朝末年小冰河期的时候，是被冲击最严重的地方。1627年，陕西发生了大旱，可是各地知府知县的老爷们依旧是催缴税赋，客观地说，他们也没办法，因为不这样做，他们头上的帽子，甚至帽子下面的脑袋都可能保不住。 可是老百姓根本就没钱，咋整呢？白水县的一个叫做王二的，穷得叮当作响的农民，用实际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他纠集了几百名饥饿的农民，就问了大家一个问题，谁敢杀了县太爷？下面山呼海啸一样的回答：“我敢！”就此，王二拉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潮流。这哥们起兵之后，整个陕西马上就站出来无数个响应的人，米脂的张献忠，安塞的高迎祥都是第一时间揭竿而起的。 也就在这一年，我们倒霉的崇祯帝朱由检接了他哥的班儿，上岗当了皇帝。 农民造反的消息传到了中央政府，崇祯自然想要平叛，但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平叛那是需要钱的，崇祯这时候和王二一样，穷得叮当作响，咋整呢？给事中刘懋出了一个主意，说咱们朝廷不是没钱吗，有些邮局我看也没啥用，人还那么多，咱们要是关掉一些，再裁员一批，能省出不少银子来。于是，全国三分之一的驿站关门了，剩下的都开始大裁员，结果是银子没省下几个，倒是给自己整出来一个掘墓人，此人叫做李自成。 李自成这家伙也是陕西米脂人，从小就不爱看书，耍枪弄棒倒是很在行，长大之后，在一个驿站当差，本来日子还可以维持，但崇祯要在驿站上省钱，这么一搞，李自成就失业了。失业之后，因为欠同村的一个举人艾诏的钱还不上，被人家告到米脂县衙，县老爷大笔一挥，“械而游于市”，戴上刑具，在市场上游街，不仅丢人，还差点被折磨死，最后是被亲人们凑钱救出来的，一直到年底，才把一身的伤彻底养好。 失业加上在拘留所里的遭遇，完全激发出了李自成身上的兽性，伤好之后，他把那个叫做艾诏的举人一刀送上了西天，还没等想好怎么逃跑，就听说自己媳妇儿和村子里一个叫盖虎的家伙通奸，啥也别说了，杀一个是杀，杀两个也一样，反正自己也没有两条命可赔。于是，李自成又一刀把自己媳妇儿送上了西天，这一下，两条人命在身，只能跑了。 1629年农历二月，李自成在甘肃甘州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士兵，你要注意，他这个士兵前面要加上两个字，大明。 我说这么多，只是想告诉你一件事，李自成绝对不是像外面说的那样，因为驿站裁撤，没吃的了，才造反的。此人是身负两条人命，搁在现代社会，也要判死刑的人命官司，才吓得跑出来当兵的，而且，开始当的还是大明王朝的兵。 那他是啥时候造反的呢？这事儿还要拜皇太极所赐。1629年年底，皇太极绕过了袁崇焕的关宁锦防线，带着大辫子女真人从喜峰口第一次打到北京的时候，李自成所属的队伍也收到了崇祯皇帝的鸡毛信，让他们去北京救驾。 可是当他们的队伍走到榆中这地方时，士兵们就不走了，要求发钱，也不知道当时领队的参将王国是真没钱，还是有钱不发，反正最后此人成功地激起了兵变。结果就是，他和当地县令的脑袋都被士兵们砍了下来，估计这群大头兵是想仔细检查一下，这俩货是不是把钱藏脑袋里了。 就这样，李自成的大头兵是当不成了，身不由己地走上了造反的道路，第二年他投奔了一个外号叫做不沾泥的张存孟造反派队伍，当上了一个小队长，这一年他24岁。 三年之后，陕西的所有造反派都被明朝新任三边总督洪承畴打得七零八落，这时候已经身经百战的李自成率领着一支小部队，东渡黄河，去山西投奔了他的舅舅，“闯王”高迎祥，然后称呼自己为闯将。从此在造反的队伍里，就有了这么一号人物，“闯将”李自成。 我们现在再来说崇祯皇帝，这哥们面对祖国西部茫茫多的造反派，开始的时候，倒是也没有慌乱，先是让三边总督杨鹤以安抚为主，剿灭为辅，也就是拿着大喇叭喊话，老乡们，吃着火锅唱着歌的好日子就快来了，大家都回家种地去吧。可是这一招需要后面有真金白银，实在没有，小米和棉布也可以，但崇祯这时候手里哪有银子？于是，往往是这边刚安抚好，那边又造反了，然后过两天，这边再反。 一看杨鹤不行，崇祯又启用了洪承畴，接着就是曹文诏，陈奇瑜，卢象昇，杨嗣昌，熊文灿等人，朱由检在位的十几年里，负责平复老百姓造反的总指挥像是走马灯一样地换来换去，这里面很多人还不止一次走上这个艰巨的领导岗位，比如说洪承畴和杨嗣昌，就被多次任命，又多次撤职。 客观地说，其中除了熊文灿没啥本事之外，其他人都是一时雄杰，无论是打仗，还是政治手腕，都可以。 那你可能就问了，既然都是有本事的，为啥崇祯还要换来换去？你问我，我也不知道问谁。因为不仅仅是剿匪司令，内阁首辅这个职位他朱由检换得更勤，一共当了十七年皇帝，换了20次内阁首辅，不到一年就是一个。 如果一定要说，这里面恐怕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崇祯这个人的性格问题，这是一个急性子，一旦让你当上大官，马上就要看到成果，说句不客气的话，相当于今天结婚，明天就要抱儿子，那除非隔壁老王很早就帮了忙，否则怎么可能？除了急功近利，他的猜疑心还很重，让你上位的时候，好话说尽，信任感十足，可是只要你有一点点失误，他就受不了。比如说陈奇瑜，此人在1634年6月，以五省总督的身份接任剿匪总司令之后，工作干劲很大，智商也在线，把李自成逼进了陕西的车厢峡，这就是一个死地，就像一个大车厢，进去以后，出来的路只有一条。李自成最后没办法，只能投降，陈奇瑜这时候犯了一个错误，居然让50名官兵压着投降的3万多人回原籍，这简直就是开玩笑。李自成刚走出峡谷，就一声吆喝，把50名官兵全杀了，重新造反。发生这种事，一般来说，你最好让陈奇瑜戴罪立功，毕竟他已经很熟悉李自成的打法和习惯了，只要假以时日，平叛李自成也不是什么问题，可是崇祯觉得不能忍，他的办法是直接把陈奇瑜扔进了监狱，换另一个人重新来过。 另一个崇祯经常更换剿匪司令的原因就是因为女真人了。我们说崇祯一直都是两面为敌，自从杀了袁崇焕，关外就没了大将，女真人的攻势急一点的时候，他就需要从国内战场抽调大将去救急，这种事在公元1636年，也就是崇祯九年之后，是更加地严重，为啥？因为女真人升级了。 这事儿是这样的，公元1635年，皇太极在打蒙古人的过程中，很意外地得到了一样东西，传说中的传国玉玺。 以前我们说过，传国玉玺是秦始皇用和氏璧做成的皇帝印章，在五代十国之后，就遗失了，那咋还被皇太极得到了呢？很简单，他得到的这个玉玺是假的。但皇太极当时不知道是假的，他以为朱元璋曾经很遗憾地说过“少传国玺”，也就是大明王朝打败蒙古人占领天下之后，并没有得到传国玉玺。那么，真的玉玺就一定还在蒙古人手里。现在摆在他面前的这块玉玺，是漠南蒙古各部集体投降之后交上来的，那肯定应该是真的了。 所以，这件事可以概括为，女真人以为他们得到了传国玉玺。那这样一来，就不得了了，皇太极是兴奋异常，拿着假玉玺就琢磨开了，这事儿说明啥？说明俺皇太极就是老天爷派下来的亲儿子啊，要是不当天子，那就是违反天上那个爹老天爷的意思，肯定要当，而且要尽快。就这样，公元1636年5月15日，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自己也升格做了皇帝，年号是崇德，而且顺带着，他还把女真人的族名改为满洲族，简称满族。所以，从这个时间点开始，我们就要称呼这群东北人为大清，清朝或者满清了。 皇太极的这次改国名，对于他们自己，意义不小，相当于一次升级。以前努尔哈赤叫自己为后金，明显地带着女真族的民族色彩，很多汉人，蒙古人甚至朝鲜人，对后金这两字都有一点神经过敏，让他们不自觉地想起从前那个制造了靖康耻的大金，现在“大清”这两个字比“后金”就好多了，这就好比当年忽必烈用“大元”这个国名之后，一大批汉人就投降得心安理得一样。 大清成立的第二年，皇太极就彻底打垮了朝鲜半岛上所有拥护明朝的势力，让整个朝鲜成为了大清的藩属国。这一下，女真人全体自信心爆棚，觉得俺们就是天命所在，颇有点儿后来美国人开发西部那时候的“显然天命”劲头。 不过客观地说，这时候的天下形势确实是向着有利于满清的方向发展，蒙古人怂了，毛文龙没了，朝鲜也降了，唯一剩下的对手大明，内部还是一个乱摊子，民变如火如荼。遇到这种情况，你会咋办？那当然是上去给对手添一把柴火，让民变烧得旺旺的，最好慢慢烧死你，省得我动手了。 皇太极的办法就是不仅骚扰关宁锦防线，而且还多次绕过防线，杀入明朝内地，他们的策略极其高明，从来不以占地为目的，就是杀人和抢劫，让你们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里，然后起来，反对你们的政权，我们看热闹。就拿1636年清军第三次入塞来说，清朝大将阿济格的军队一共56战，全都胜利，这样的战绩你说让他占领几个大城市，那绝对没问题。可是，阿济格俘获大量的人畜财物之后，慢悠悠地回大东北去了，史书上说“艳服乘骑，奏乐凯归”，也就是吹吹打打，穿得像新郎官一样往回走，更过分的是，他们还写了无数个“各官免送”的木牌子，用来羞辱明朝。 当时的宣大总督梁廷栋与兵部尚书张凤翼既不敢和清军死战，也不敢向崇祯报告，自己也知道死罪难逃，天天服食中医里的泻药大黄，干啥？以求拉肚子把自己拉死。 所以，崇祯经常调换将领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他没办法，清军来了，他必须调集能打的将领和部队去应急，清军走了，农民军就是重点了，将领还要调回来。 那么，他有办法改变这种两面作战的局面吗？在明朝的一些官员看来，是有的，而且很简单，剿匪司令杨嗣昌多次和崇祯皇帝说过一句话，叫做“安内方可攘外”，就是对外妥协，对内斗争，一句话，和女真人议和，拍死国内的农民起义军。 崇祯自己当然也很清楚，这也许是一个没有办法之中的好办法，他也多次想和女真人议和。可是当时明朝士大夫们，尤其是那些信奉东林党人思想的知识分子们，对于议和这件事简直就是深恶痛绝，堂堂大明朝，怎么能向夷狄妥协呢？比如说公元1638年，女真人第四次毁长城入关，进来烧杀抢掠，杨嗣昌又一次建议议和，可是遭到了满朝文武，尤其是宣大总督，勤王兵总指挥卢象昇的激烈反对，这哥们说“陛下命臣督师，臣只知战斗而已”，其他的命令我一概不服从。结果是卢象昇战死沙场，清兵肆无忌惮在内地抢了一圈，回到了山海关之外，又开始猛烈攻击关宁锦防线，弄得崇祯只好又把孙传庭和洪承畴调到辽东，防范清军。 不过我们这里就要问一句，就算没有满腔“正义”的东林党人阻挠，你内部统一了意见，去和皇太极议和，女真人会答应吗？ 我的看法是答应可能会答应，只不过一定会狮子大开口，索要的财物和地盘让崇祯疼死不说，事后能不能遵守都不一定。有一句话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只要女真人想打你了，随时都可以撕毁协议，理由满地都是。所以，对于现在有些人说的，如果那时候和满清议和了，大明就会多存活很长时间的看法，我是不赞同的，因为你没有实力的情况下，你的命运，并不取决于你，而是要看对手的态度。而大清朝无论是皇太极，还是随后的多尔衮，都是绝对的雄才大略之辈，他们不会被一纸协议限制住，该打你绝不会手软。 顺便说一句，这事儿和今天某大国对中国的战略是一样的，它绝对不会因为你的态度调整对你的策略，而只会根据双方实力，自身目标和利益制定对你的政策，想当年北京机场还刷写着“打倒美帝国主义”，尼克松同学还不是笑呵呵地走下飞机，和你握手？ 言归正传，1638年满清的第四次入关，对于他们来说，是最成功的，为啥？因为正是这次的入关骚扰，让本来已经陷入低谷的农民起义军满血复活，已经投降了的张献忠重新反叛，李自成在前一年被打得只剩下了18个人，逃进了商洛山，这时候也大摇大摆地带着几千名重新招募的山民走出山沟沟，向河南挺进。 随后，趁着1640年河南大旱，李自成到处抢劫富绅大户和政府的粮食，开仓而赈饥民，史书上说“一呼百万，而其势燎原不可扑”，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提出了那句后世著名的口号，“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已经饿得快疯了的老百姓是没有时间思索“不纳粮”这事是不是符合逻辑的，火烧眉毛，只顾眼前了，谁给他们粮食吃，他们就跟谁走，李自成就这样壮大起来。 ……

袁崇焕为什么杀毛文龙和袁崇焕？后世为什么这么崇拜袁崇焕？ 部分文稿大家好，我是枫落白衣，前面说天启皇帝朱由校死后，崇祯皇帝朱由检上台就砍了魏忠贤的脑袋，结果是东林党人又纷纷走上了领导岗位，然后这些家伙一致高呼，让“关宁锦防线”的超级拥护者袁崇焕同志也回来吧，我们需要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这样的胜利。 于是，公元1628年七月，袁崇焕被崇祯召见。从这两家伙的对答之中，你就能感觉到，当时大明王朝讨论东北局势，已经不是说能不能防住女真人了，而是要如何消灭对方。袁崇焕当即拍着胸脯说“臣期五年为陛下肃清边陲”，五年之内，我给你平复辽东全境。 当然，袁崇焕也提了条件，那就是“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这意思很简单，您必须对我完全相信，不要因为朝里面大臣们的议论，就把我免职，甚至砍了我的脑袋。朱由检听说五年就能把大东北拿回来，能够再次吃上人参鹿茸虎骨熊胆这些大补品，那是相当高兴，当下就笑逐颜开地表态，看你老袁说的，我朱由检咋能是那种人呢？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绝对信任你，“卿无疑虑，朕自有主持。” 君臣之间信誓旦旦互诉了一番衷情之后，袁崇焕走马上任。据《明季北略》这本史书记载，当袁崇焕捧着皇帝给他的尚方宝剑，得意洋洋地从宫殿里出来的时候，有大臣就问他，五年就干死女真人这群王八蛋，袁大人，您有多大的把握？袁崇焕的回答是，“上期望甚迫，故以五年慰圣心”，咱们皇帝一副急吼吼的模样，我就是安慰安慰他，您这种老谋深算的大臣咋还当真了呢？当时那位大臣就目瞪口呆地傻眼了，明白了，敢情你老袁的师傅就是铁岭著名大忽悠赵本山啊。 所谓的尚方宝剑，就是古代的假节钺，等于是可以随意斩杀其他大将而不受法律制裁，袁崇焕几乎是没怎么思考，就把这个权力用上了，他剑下的倒霉蛋，叫做毛文龙。 毛文龙本来是浙江杭州人，在那个人间天堂生活得好好的，可是他爹的哥哥，也就是他在东北鞍山的那个大爷，膝下无子。家族里一商量，就把他过继到他大爷家里当儿子。这小子刚刚来到鞍山还挺兴奋，为啥？因为这个毛文龙从小就不喜欢读书，爱打仗，东北看起来有的是仗可打，于是，他投入了当时李成梁的队伍。不过在部队里混了十几年，也没得到提升，原因据说是“不肯妄杀一人，妄报一功”，也就是这哥们太实在了，不愿意杀老百姓充当军功，就没升上去。 后来努尔哈赤在东北大发淫威，连续拿下了沈阳辽阳等大城市，毛文龙在鞍山的大爷和一百多个亲人都被女真人砍了脑袋，毛文龙虽然不是亲生的儿子，但对他这个大爷兼老爹还是有些感情的，就积极地想报仇，恰好当时的辽东巡抚王化贞招募勇士，去敌后活动，啥也别说了，毛文龙当即报名，他要杀女真人。 就在1621年的7月，此人率领197名死士，沿着海岸线，一路收复了十几座岛屿，最后赶到了镇江，也就是今天的辽宁省丹东市，就靠着手上这不到200人的队伍，他们居然攻克了镇江，然后周围的宽奠、汤站、险山等城堡也纷纷投降，本来就是明朝人，这一下，找到组织了，史称“镇江大捷”。 没错，这才是明朝对后金的第一场胜利，而不是袁崇焕的宁远大捷。 并且在随后的八年时间里，毛文龙不断地巩固地盘，骚扰后金，收复了辽宁南边很多地盘，即便是袁崇焕的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背后也有人家毛文龙的巨大贡献，袁崇焕当年在自己的奏章上，也是承认的，“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我们之所以能保存锦州和宁远，毛文龙的功劳很大。 那为啥后来大家没有赞美讴歌这个毛文龙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被袁崇焕杀了，现在满大街都在赞美袁崇焕，谁还愿意去给死了的毛文龙点赞？ 这事是这样的，袁崇焕拿到尚方宝剑之后，公元1629年六月初一，带着人来到了毛文龙驻守的皮岛，两个人先是谈了三天，可无论如何，毛文龙都不接受袁崇焕的建议，分歧主要集中在两点上，一是朝廷给毛文龙的粮饷由袁崇焕转发，第二个是袁崇焕要在皮岛上设立监督人员。从毛文龙的角度考虑，这就是你袁崇焕想大权独揽，压制我的紧箍咒，我毛某人绝对不能答应，我的地盘我做主。 可是他没想到，袁崇焕这次还带着计划B，就在两人谈判之余，观看射箭比赛的时候，袁崇焕突然命令手下人把毛文龙捆了起来，然后请出尚方宝剑，宣布毛文龙有十二条大罪，砍了毛大人的脑袋。 史书上说，在以皇帝的名义杀了毛文龙之后，袁崇焕拿出了10万两银子，分给毛文龙的部下，并且当场答应，把每年的饷银升到18万两，发奖金，涨工资，安抚住了人心。 我们现在就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袁崇焕为啥一定要杀毛文龙？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也是争论不休。主流观点当然是毛文龙的不对，贪污受贿，克扣兵饷，还和后金勾勾搭搭，这些都是袁崇焕当年杀毛文龙时给出的理由，当然，袁大人给的十二大罪，有的实在是牵强附会，现在就没人提了，比如说，他居然指责毛文龙在皮岛上给魏忠贤立雕像，可是你袁崇焕当年不是也哭着喊着要给九千岁魏公公立生祠吗？再比如说指责毛文龙没有收复失地，可是这事儿根本就不是事实，人家毛文龙脚下的土地都是大明丢了之后，他自己夺回来的。倒是袁崇焕，如果别人问他，你袁大人又收复了多少失地啊，他肯定无言以对，因为他一直在玩塔防，一寸土地也没收回来， 实际上，这件事在史书上也可以找到一些端倪。无论是《明史》还是《明实录》，都记录了一件事，那就是在这次走马上任之前，袁崇焕就和大学士钱龙锡商量，要杀掉毛文龙。《明史》上的记载是：“方崇焕在朝，尝与大学士钱龙锡语，言及毛文龙可用则用之，不可用去之不难。”也就是如果毛文龙听从自己的安排，就继续用他，否则，就要杀了他。 不过呢，“不服管教”可能也不是唯一的原因，明末清初史学家计六奇写的《明季北略》，主要就是记录努尔哈赤崛起到清朝夺取天下的历史。在这本书里，有下面的记录，说皇太极和袁崇焕第一次议和的时候，明朝的一个降将李永芳，给皇太极出主意，说毛文龙是我们的心腹大患，不如我们骗袁崇焕，说把辽宁南部还给他，条件是让他杀了毛文龙。然后书里说，“崇焕答书密允，复以告病回籍，乃寝。至是，再任，思杀文龙，则辽可得。” 这一小段文字相当重要，翻译过来就是袁崇焕思索之后，答应了这个秘密协议，杀掉毛文龙换取大片辽南土地，这个买卖不亏，但因为他很快就被魏忠贤嫉贤妒能给调离了，计划也就没有真正实施。 等到这次崇祯皇帝重新启用袁崇焕，他正好拎着尚方宝剑，找一些乱七八糟的借口，砍了毛文龙的脑袋，因为在袁崇焕看来，这是一件一举三得的事情，第一，新官上任，可以立威；第二，毛文龙不服管教由来已久，铲除了他，整个辽东的明朝军队就全都在他老袁的掌控之下了；第三，如果皇太极信守诺言，他可以顺利地拿回辽南的土地，别管多少，有一寸就是一寸的功劳，你别忘了，袁崇焕可是答应了崇祯，五年之内要平复辽东。到时候，就算是拿不回所有土地，拿回来一部分也是大功一件，管他是和议拿回的，还是打仗拿回的，皇帝根本也不关心。 我们说明末清初的很多史书，比如《崇祯实录》《国榷》《明史纪事本末》等，都和计六奇的观点一样，也就是认为袁崇焕是因为和皇太极的议和条件而杀了毛文龙，就连后来崇祯皇帝杀袁崇焕的诏书里，也明明白白地写着“以谋款而斩帅”，意思是因为你小子自己和皇太极的和议条款而杀了毛文龙。 说实话，这事比较惊悚，往最好的一面说，也是袁崇焕中计了，要是稍微想得不堪一点儿，那就是为了自己立功，不惜拿自己一方的大将脑袋铺路，整个袁崇焕的形象也就彻底崩塌。你要是问，为啥袁崇焕的形象是正面的，这事儿我先卖一个关子，我们下面会解释到。 不过呢，这里有一点也必须澄清一下，毛文龙这家伙，你说他对大明朝有功不假，可是这哥们贪赃枉法，克扣兵饷，不听指挥，也是事实。所以呢，在今天崇拜袁崇焕的大环境下，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老袁该不该杀老毛，你自己判断。 无论如何，毛文龙的死，也是明末惊天动地的大事，这就引出了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它的后果是什么？直白地说，当时没啥后果，杀了也就杀了，可是接下来有两件事，都能和他的死扯上关系，第一件就是清朝初年，女真人封了四名汉人为王，因为这些人最能打，替女真人攻城略地，杀了不少汉人，这四个人的名字是吴三桂、耿仲明、尚可喜和孔有德，除了吴三桂，剩下三个人，都曾经是毛文龙的手下，你要是说他们的投降没有毛文龙被杀的影响，那就算是袁崇焕都不信的； 第二件事情你可以称之为毛文龙复仇。事情是这样的。毛文龙死后还不到三个月，皇太极率领十几万八旗兵，绕过了关宁锦防线，从蒙古人的地盘借道，在长城的喜峰口这地方杀入了中原。上面提到的那几本史书，对此事结论也一样，就是因为毛文龙死了，皇太极的后方稳固了，他才敢，才会这么干。 这话呢，有一定的道理，就连清朝人自己也说，“文龙既死，甫逾三月，我大清兵数十万分道入龙井关、大安口。”可是最重要的原因我认为还是下面两个，第一个就是1629年，由于小冰河期的影响，整个北方大灾，老百姓没粮食吃，皇太极之所以要从蒙古借道杀向中原，蒙古人也借给他，就是因为这哥俩都有挨饿的危险了，第二个原因就是皇太极也想用一次胜利在四大贝勒中树立威信，他分析了无数的情报，最后断定，关宁锦防线已经是明朝最精锐的部署了，其他地方虚弱得一脚就能踹开。 果然，此人兵锋所指，一路所向披靡，袁崇焕这时候已经完全没时间考虑什么围魏救赵了，他虽然私下里可以和皇太极讨论和谈的事情，但骨子里还是忠君报国为最高纲领。马上，他就命令山海关总兵入援遵化，锦州总兵祖大寿入关作为后援，自己率领精锐关宁铁骑，尥蹶子往回跑，日夜兼程去保卫北京，就怕迟到一步，崇祯的脑袋掉了下来。 紧赶慢赶，他终于在后金军到达的两天前，赶到了北京，随后在广渠门外驻扎。崇祯皇帝马上就接见了他，“深加慰劳，咨以战守策，赐御馔及貂裘”，又是请他喝酒，又是和他详细商量如何打败敌人，还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给他穿，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时候的崇祯，是真心地觉得袁崇焕真是一个大个儿的忠臣。 可是接下来袁崇焕的一句话，让崇祯吓了一跳，他说我的士兵们已经很累了，能不能让他们进城休息休息。 我们今天可能认为，这个要求是合情合理的，可是在古时候，这是一个十分令人起疑的要求。自古大军勤王，是一定不能进城的，只能在城外打仗，你袁崇焕熟读古书，这个道理难道不懂吗？懂的话还要求进城，你什么意思？于是，很自然地被皇帝拒绝了，如果说这时候崇祯皇帝朱由检还没有多想，但接下来发生的三件事情，就不得不让他深思了。 第一件，两天之后，后金军赶到，我们听听都有谁，莽古尔泰、阿济格、多尔衮、多铎、豪格，全都是后金赫赫有名的战将，带来多少兵马史书上没写，但应该比袁崇焕祖大寿千里驰援带来的9000人要多很多，结果呢？广渠门一战，双方互有损伤，后金兵居然暂时撤退了。 第二件，撤退了的后金兵在北京城郊外开始烧杀抢掠，北京城里大佬们在郊外的别墅，园林，庄园等等倒了大霉，基本上都是一个下场，财宝、粮食、物资和女人被抢掠一空，建筑物被一把火烧掉。 第三件，史书上说“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啥意思，就是皇太极他们抢掠了一番之后，在撤退之前，偷偷地让一个被抓的明朝太监听到他们的对话，说这一切啊，都是俺们的老大皇太极和袁崇焕袁大人设计好的，目的是兵临城下，让崇祯害怕，好达成一个合约。这个太监听到了这个大秘密之后，当晚就“机智”地挣脱了捆绑，跑回去向崇祯汇报。 ……

明王朝有哪五大问题，形成的原因和后果是什么；后金是怎么成为明王朝最大外患的？王在晋、孙承宗、袁崇焕等人建“关宁锦防线”有什么得失？ 部分文稿 大家好，我是枫落白衣，上集我们说到大明崇祯皇帝朱由检即位之后，迅速干死了魏忠贤魏公公，可是这对于他要面对的问题，根本就没啥帮助，因为那时候明王朝的主要问题根本不是太监。 概括地说，大明朝当时的问题分别是天灾，官祸，财贫，民变和外患，一句话，朱由检从哥哥手里继承的遗产，就是一个破烂不堪，踹一脚就会哗啦一下倒下的老房子。 一 先说天灾，中国有一个著名的气象学家，叫竺可桢，他的著作里提到了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四次小冰河期。所谓小冰河期，就是在十几年几十年的时间里，气温极度下降，夏天不是大旱就是大涝，蝗灾虫灾各种异常不断，简短一句话，老天爷发脾气。前三次小冰河期分别是商朝末年到西周初年，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还有唐末到北宋初。听到这里，你可能会一拍大腿，那不就是中国历史上几次大动荡时期吗？是的，所以现在有理论说，商、汉、唐三朝的灭亡并不仅仅是吏治失败，农业帝国的兴起和垮台，老天爷的脾气，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很不幸的是，俺们的崇祯皇帝恰好赶上了第四次小冰河期，按照史书上的记载，从崇祯元年开始，一直到他吊死在景山上，每一年都是灾祸不断。《汉南续郡志》这本书记载的陕西情况是：“崇祯元年，天赤如血，三年，五年大饥，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饥，八年西乡大旱，略阳水涝，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无，十一年夏，飞蝗蔽天……十三年大旱……十四年旱。”一连串读下来，就没有一年是风调雨顺的。 其实何止陕西，当时全国都差不多，至少陕西没有瘟疫，而河南、河北和北京附近从崇祯13年起，一直到大明灭亡，就不断地流行瘟疫，那时候叫疙瘩病。史书记载，“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现在我们都知道了，这玩意就是著名的鼠疫，曾经横行欧洲的黑死病。 明朝那时候的人，哪里知道这个，只知道老天爷不让俺们这些老百姓活了，那肯定是现在的这个皇帝没干好，所谓“天听自我民听”。 再说官祸，崇祯时期有一名叫做孙传庭的将领，他总结了八个字，“权贵豪横，衙蠧学劣”。简单地说，就是社会上全都是不正之风，尤其以官商勾结最为严重。前面说过的小说《金瓶梅》，它所描写的官商关系和金钱对封建政治的侵蚀，可以说是明朝末年一个很突出的现象。最明显的，就是大商人们利用官员们的权势，可以合理合法地不交税，现在有记载表明，浙江一年的茶叶税有时候才14两白银，而扬州的盐税一年也不过区区几百两。 实际上，明朝末年，很多官员就是大商人。比如说号称明末四大公子之一的冒襄，和他爹冒起宗在明史上以气节文章名满天下。据说他爹老冒刚直廉洁，居官数十年，“行贿请托无人敢入”，没人敢给他行贿。可就是这样一个人的儿子，出入妓院，和包括陈圆圆在内的一众名妓都发生了某种联系，最后还娶了一个名妓董小宛为妾，据他自己写的《影梅庵忆语》里面说，这事儿都是朋友帮忙，有人替他出了赎金，至于说赎金的具体金额，他自己说是“几百金”，但也有人说是三千两白银，从此董小姐“却管弦，洗尽铅华，精学女红”，伺候他冒公子一个人了。 你要知道，那时候明朝大将身边的亲兵卫队成员，一年也不过是10两银子，你把冒襄买妓女做小妾的银子拿出来去陕西河南这些正在人吃人的省份，立马就能招到几千饥民，干啥都行。一个25岁的，一天班也没上过的公子，如此花天酒地，你那个在朝廷里做官的爹号称清正廉洁，一分贿赂也没收过，那这些钱都是谁给你的？就算真是朋友帮忙，那人家为啥帮你嫖娼？所谓官就是商，商就是官，说的就是老冒家这样的人了。 当然，这样的情况不是冒襄一个人，另一个明末四大公子侯方域，买下名妓李香君的价格估计也不低，至于说大明王朝著名的文人钱谦益，给妓女柳如是赎身的钱，那也绝对不便宜。 上面这些人都是号称清廉之官，和东林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就是东林党党魁，那么，明朝工商业的税收一直都不咋地，还用解释吗？ 崇祯面临的第三个难题就是财贫，国家没钱。原因自不必说，有了上面的天灾和官祸，他要是能有钱，那才是出鬼了。 对于这个问题，如果魏忠贤还活着，那也许崇祯可以效仿他爷爷朱翊钧，派出宦官去征收“矿税”，可是魏公公被他自己给整死了，现在满朝都是东林党的成员，那还收个毛工商税。最后没办法，崇祯只好强行给农民加税，这就是有名的明末三饷，分别是辽饷，以对抗女真人名义加的税钱；剿饷，以剿灭民变的名义收的钱；还有练饷，说是为了防止北方强盗过境骚扰，国家需要你的帮助而纳的税。 问题是，所有这些税钱全都加在了土地上！ 也就是说，明朝穷得要死的皇帝，去向比他还穷的农民要钱，中间一大堆肥得流油的“官商”阶层坐在那里，一边喊着仁义道德，一边搂着妓女吃着冰凉的西瓜看戏。这个明末三饷最后达到了什么程度呢？清初大学者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里写道：“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你就是卖了这块地，都交不起政府想从这块地里纳的税，这简直就是滑天下之大稽。 这直接导致了崇祯皇帝的第四个大麻烦，那就是民变，也就是老百姓起义，这一点我们后面会详细说。现在先来看看崇祯的最后一个问题，外患，或者说东北的女真人。 这事儿还要从崇祯上台的几年前，熊廷弼和王化贞被抓那时候说起，他俩被关进监狱之后，天启皇帝朱由校又起用了一个新的将领，名字叫孙承宗。 史书上记载，这个孙承宗长得是“铁面剑眉，须髯戟张”，和《三国演义》里那个张飞差不多，但偏偏学习特别好，16岁就中了进士，后来在41岁的时候，以殿试第二名荣登头甲，差一点就是状元郎。 被朱由校派到北方的孙承宗，当时脑袋上有两个显赫的头衔，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这样的身份，导致他去了之后，下车伊始，就要指手画脚，然后呢，和当年的熊廷弼一样，孙承宗也和当时北方的另一名将领王在晋发生了争执，不过与熊廷弼和王化贞之间的完全情绪化争斗不一样的是，孙承宗和王在晋争论的焦点是军事问题。 两人对于进攻还是防守没有分歧，都认为必须以防守为主。只不过王在晋的防守策略是收缩防线，固守山海关，山海关之外坚壁清野；而孙承宗的办法是在山海关外筑城，这是一种主动防守的策略，类似于塔防。 那么，我们说哪一种更高明呢？我个人认为，还是人家王在晋的办法好一点儿，说他好的原因就是它符合实际情况，我们说孙承宗的主动防守需要建造堡垒，加固很多地方的城防，还要往里面补充兵员，训练士兵，补给线也相当地长，时不时地还要和女真人争夺阵地，打消耗战，这些都要花钱，前面说了，大明王朝中央政府穷得叮当响，这时候最缺的就是钱。 而王在晋的龟缩山海关以内防守至少有三个好处，第一花钱少，第二可以腾出兵力解决明朝民变问题，最后一个，就是后金如果想打大明朝，也不容易，当时的小冰河期，大东北肥沃的黑土地也歉收得厉害，如果明朝在关外坚壁清野，彻底放弃，努尔哈赤和他的儿子们即便是抢，也没地儿抢去。 在《明实录》里记载了王在晋的话语，“臣尝谓必有复全辽之力量,而后可复广宁,必有灭奴之力量,而后可复全辽。不然启无巳之争,遗不了之局,而竭难继之供,不可不虑。”这段话相当地重要，它的核心意思就是，积蓄力量，等到能彻底打败对方的时候，再出击，否则，就是添油战术，早晚把我们的人力和财力都烧光。 后来有一些人，包括《明朝那些事儿》这本书，都是歌颂孙承宗，而贬低王在晋，在我看来，这只是一种政治正确，因为王在晋这种缩在乌龟壳里挨打的策略，在他们看来，很憋屈，是耻辱。 很不幸的是，当时的皇帝朱由校，正值血气方刚之年，他也觉得王在晋这种乌龟战法不符合自己的脾气，最终，选择了孙承宗，把王在晋打发到南京养老去了。 孙承宗之所以被后人吹捧，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的策略看起来成功了。史书上记载他修复宁远等大城九座，堡垒四十五座，练兵十一万，拓地四百里，屯田五千顷，并且说“自承宗出镇，关门息警，中朝宴然，不复以边事为虑矣。”意思是孙大将军在边境横刀立马，女真人反而变成了缩头乌龟。 可是关于这事儿，我们翻一下史书就会发现，他成功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那时候努尔哈赤正在和蒙古察哈尔部死磕，没时间搭理他。换句话说，柿子挑软的捏，女真人当时觉得蒙古这些放羊的比较好欺负，就先去抢他们了。 可惜，没有人去从全局关注这件事，把成功的原因都归到孙承宗身上，从此，明朝就在这条错误的防守道路上一路飞奔下去。 我们说孙承宗在山海关外打造的这几十个城堡，分别以山海关，宁远，锦州为中心，号称“关宁锦防线”，对这条防线最坚定的支持者，除了孙承宗，还有一个人，就是王在晋以前的下属袁崇焕。 袁崇焕也是进士出身，但同时也是一个狂热的军迷，开始的时候，因为确实有军事才干，被王在晋破格提拔，让他独当一面，去镇守宁远和前屯卫两个山海关的前哨城池。后来当王在晋和孙承宗出现策略分歧之后，袁崇焕坚定地站在了孙承宗这一面，抛弃了王在晋，因为他也认为依托关宁锦防线，进行积极防守是正确的。 就在孙承宗和袁崇焕准备大展拳脚的时候，魏忠贤开始清洗东林党人，学霸孙承宗天生就是一个东林党人，自然是不能幸免于难，直接被调回后方，安了一个闲职，接任他的，是一名叫做高第的官员。 我们现在并不知道这个高第是和王在晋一样的谋略，还是单纯地就想显示自己的不一样，他一上任，就命令山海关外的明军全部撤回山海关。 作为关宁锦防线的铁杆支持者，袁崇焕虽然级别比高第低，但这时候这哥们就显示了他性格中执拗的一面，梗着脖子对老高说，就不。 结果是除了袁崇焕驻守的宁远，关外的军队全都撤了回去，这个高第无论是不是和王在晋一样的想法，他的军事水平不行却是千真万确。 本来是一次主动撤退，居然让他给搞了一个手忙脚乱，很多物资不仅没撤回来，还留在了当地，后金的努尔哈赤一开始还以为是一个大坑，后来发现，原来高第就是这么一个货色，让自己的军队一枪未发，就白白地收获了很多物资，捡了一个大便宜，那简直是做梦都能笑出声来。 高第的这个水平，让袁崇焕和当时辽东的很多将领死活看不上他，这也间接地导致了后来在山海关防守这个乌龟策略更没人敢再提了，因为你只要一说，你就变成和高第一样的草包了，可惜了王在晋将军相当高明的战略思想。 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终于和蒙古人打完了仗，带兵到了宁远城下，在他的盘算里，你一个孤城，我还不是轻松加愉快就拿下。不仅是他，大明王朝也是这么想的。 史书上说“中外谓宁远必不守。”可是让大家万万没想到的是，袁崇焕和大将满桂，副将左辅、朱梅，参将祖大寿、何可纲，这几个人率领一群誓死保卫宁远的明朝士兵，居然就真的守住了宁远城，后金军队后来实在是没办法了，在付出了大量伤亡的代价之后，只能决定撤军。 有人说就是在这一仗里，努尔哈赤被袁崇焕的大炮击伤。但这事史书上没有写，只说了努尔哈赤相当地郁闷。《明史》里记载，“议战守，自崇焕始。”啥意思？就是努尔哈赤自从起兵以来，根本就不和对手谈判，佛挡杀佛，神挡灭神，只是遇到了袁崇焕，才知道这世上原来还有人可以把我爱新觉罗不当回儿事的人，所以萌生了和对手谈判的想法。 这一战在明朝称为宁远大捷，意义相当重要，不过呢，很多史书说它是对后金的第一场胜利，这肯定是不对的，至于哪一场战争是明朝对女真人的第一场胜利，为啥会有那么多人说袁崇焕是对后金作战胜利的的第一人，我们这里卖个关子，后面会说到。 宁远大捷的后果就是袁崇焕的地位直线上升，本人被提升为兵部右侍郎辽东巡抚不说，明王朝上至朱由校，下至一个小士兵，一时之间，对他都是言听计从，用放个屁都是香的来形容，一点不过分。而且袁大人也很会来事，他和魏忠贤派去的两个监军太监关系处得特别好，在这一点上，老袁并不迂腐，他甚至上书，请求为魏忠贤九千岁在宁远和前屯卫设立生祠，当祖宗拜着。 所有这一切，最后都促成了一件事，那就是他和孙承宗心心念念的“关宁锦防线”在耗费了大量金钱之后，终于搞起来了。 ……

熊廷弼、王化贞之死搅动朝廷，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反遭祸； 阉党残害东林六君子七贤；“明亡于天启”的说法成立吗；“王恭厂大爆炸”是怎么回事，魏忠贤是怎么倒台的？

东林党是否以正义之名，行党同伐异之实，党争升级与朱由校玩平衡有关吗； 努尔哈赤的后金是怎样崛起的，萨尔浒之战的经过怎样；八旗制度是怎么来的，有什么具体的内容；王化贞，熊廷弼为什么会丢掉大东北？ 部分文稿 大家好，我是枫落白衣，前面说过，明末三大案之后，东林党获得了最大的好处，朝堂之上，很多大臣都来自东林党。当时领头人之一叫做赵南星，职务是吏部尚书，专管提拔和考核官员。史书上记载此人的性格就是嫉恶如仇，刚直不阿，只要他认为的奸邪之辈，一概不可能得到提拔，甚至可能给你罢官，反过来，只要他老先生认为好的，那就提拔，杨涟、左光斗、李腾芳、魏大中等人纷纷上位。《明史》上说，“南星益搜举遗佚，布之庶位。”这话已经摆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赵南星为东林党人在朝廷上谋到了无数个官职。 一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就算是你赵南星正直无比，可是你这种除了东林党人，其他人都不是好人的举荐方式，难道真的就那么正义吗？这种严格的二元对立道德标准，其实和党同伐异没啥区别，严重点儿说，顺我者升官，逆我者种地。况且，水至清则无鱼，老赵这么搞，等于是断绝了东林党人和非东林党人合作的可能。 本来魏忠贤在获得皇帝信任之后，也主动地向赵南星伸出了橄榄枝，在朱由校的面前给赵南星说好话，史书上的原话是“雅重之，尝于帝前称其任事。”可是赵南星并不买账，不仅把魏忠贤派来给自己送礼的人赶了出去，而且还当着很多人的面说，“主上冲龄，我辈内外臣子宜各努力为善。”皇上年纪小，你我这些臣子要好好干活，守住本分。俺们中国古代都讲究一个含蓄，在两个人还没撕破脸皮的情况下，老赵这样说，相当于当面教训魏忠贤干得不咋地，史书上说“忠贤默然，怒形于色。”挺生气。 就这样，由于东林党人太抱团了，导致朝廷上非东林党人，也不能不抱团取暖，他们环顾四周，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聚集在了魏公公的大旗之下，我们今天尽可以说他们是投机分子，可是官场之上，又有几个不是投机分子呢？于是乎，明末最惨烈的一场党争，在阉党和东林党之间随即展开。 一开始的时候，东林党人的策略很简单，他们最擅长的就是舆论，什么魏忠贤趁着皇帝做木匠活去汇报工作然后干预朝政，客氏每天吃100个菜，这两人周围聚集了大批奸臣等等这类新闻，每天都能上热搜。 而魏忠贤和客氏基本上没啥谋划，因为这俩货完全明白一个道理，只要朱由校看他俩满意，顺眼，那就该吃吃该喝喝，啥事没有。 朱由校这时候年纪也不小了，他也看明白了，两边其实都是在争夺他的宠爱。这个小朱觉得这事可以利用一下，于是，这哥们的策略就是坐在那里，看那一边不行了，就去帮一把，比如说给事中惠世扬、尚书王纪等人依附魏忠贤，打击东林党，蹦跶得太厉害了，朱由校一伸手，就把这几个人贬职了；等看到御史周宗建等一大群东林党人上书，说老天爷在春天的时候下冰雹，是魏忠贤这个奸臣把老天爷气的这种奏章，朱由校心里也是叹口气，你们这些读书人也太扯了吧，又是一伸手，把这几位也给罢免了。 我们说朱由校的这个策略实际上相当地高明，下面的两派斗来斗去，他这个皇帝当得才有尊严，有那种一言九鼎的感觉，否则东林党人控制了整个朝廷，或者阉党完全掌握了局势，那他和一个傀儡也就差不多了。可是这样做也有一个弊病，那就是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太紧，没人干正经事了。 那啥是他天启皇帝这个时候的正经事？实话实说，民生经济，社会公平正义什么的，这时候还真要往后排，最严重的问题其实是在大东北。 这件事还要追溯到明神宗朱翊钧在位，也就是万历末年的时候，公元1619年，大明王朝在大东北，输掉了一场战争，这就是萨尔浒之战，明朝的对手是一个叫做后金的东北政权，领导人的名字叫做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爱新觉罗是他的氏族，也是他的姓，努尔哈赤是他的名字。 这个努尔哈赤是女真人，前面我们在讲辽宋金的时候介绍过这个女真人，那时候分生女真，熟女真，后来生女真部落里诞生了完颜阿骨打，建立了金朝，也曾显赫一时，甚至制造过“靖康之耻”这样让汉族人丢了大脸的事件。 金朝被灭之后，女真人很多都被汉化了，可是还有不少留在大东北的，没参与中原抢劫行动，或者在金朝灭亡的时候，腿脚利索，先跑回东北的，这些女真人一边对元朝和明朝表示臣服，一边赶紧地造人，也就是生孩子。 依仗强大的生育能力，这些东北人逐渐又形成了三个女真人部落，从地图上看，最北边的叫野人女真，这部分相当于没开化的，中间的叫海西女真，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当年完颜阿骨打建立的那个大金王朝的后裔，不过这时候很怂就是了；再往下，靠近朝鲜和渤海湾的，被称为建州女真。 努尔哈赤就是建州女真的。公元1559年，也就是严嵩严大人拼命给嘉靖皇帝写青词的时候，他出生在今天辽宁省抚顺市下面一个叫老城村的地方，当时那地方叫什么名字现在不知道了，后来努尔哈赤发家了，建了一个城，称为赫图阿拉城，所以很可能，当时那里就叫做赫图阿拉。 努尔哈赤的爷爷觉昌安是当时大明王朝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听起来好像官不小，但实际上，和一个村长差不多，权势有多大，我个人认为，就是一个虚名，出了村子就不一定好使了。 努尔哈赤的娘死了之后，他爹塔克世另外娶了一个老婆，但这个后妈就是安徒生童话里的后妈，对努尔哈赤相当地不友好，19岁的努尔哈赤被迫分家，拿了极少量的财产和媳妇儿单过，平时靠挖人参，打松子，还有贩卖马匹为生。据说在这段时间，他还自学了蒙古语和汉语，读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然后就开始吹牛，到处对人说，他努尔哈赤就是诸葛亮转世，老有才了。 如果日子就这样慢悠悠过下去，历史就是另一副样子了。可是老天爷对努尔哈赤明显有另外的安排，公元1574年，建州女真里面最牛哄哄的右卫都指挥使王杲不服明朝的统治，起兵反叛。 当时大明王朝在东北的总兵就是前面说的李成梁，也就是李如松的爹。他带兵给这些造反派一顿胖揍，然后抓住王杲，凌迟处死，但王杲的儿子阿台却跑了。九年之后，李成梁无所事事，忽然想起了这个阿台，就带兵攻打阿台所在的古勒城。这样一来，和努尔哈赤家族就扯上了一点儿关系，因为阿台的老婆是努尔哈赤的堂姐，两个人是一个爷爷。为了救自己的孙女，努尔哈赤的爷爷觉昌安和他爹塔克世就进了古勒城，准备劝阿台投降，或者带走自己的宝贝大孙女。 很不幸的是，这俩倒霉催的父子刚进入古勒城，建州女真的图伦城主尼堪外兰就帮着明军，打进了古勒城，觉昌安和塔克世两人在乱军之中，被不分敌我的明朝军队给砍死了。 我们回顾一下这件事，其实说不上对错，只能说是命，按照老天爷的设计，为了让努尔哈赤更强，更狠，更牛掰，他爷爷和老爹就应该死在古勒城。因为正是这个意外，改变了努尔哈赤的生活方式，从捡蘑菇砍柴，升级到了抢地盘砍人脑袋瓜子。 事情是这样的： 在觉昌安和塔克世死后，大明王朝也觉得有些愧对这一对父子，就把补偿给了努尔哈赤这个嫡长孙的身上，补给他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和都督的任命书。这里所谓的敕书，是明朝允许女真人和中原做生意的一种许可证，类似于前面我们说的堪和证书，在当时的大东北，还是挺珍贵的，女真人彼此之间经常为了这种许可证打架，因为敕书上没有名字，谁抢到了就是谁的。 随后，努尔哈赤向朝廷上书，说尼堪外兰明明知道自己的爷爷和老爸当时正在古勒城里，帮着明朝劝降阿台，但却破城直入，导致自己成了孤儿，这事儿必须由尼堪外兰来负责，一句话，他要求政府，也就是李成梁做主，惩罚尼堪外兰。 可是李成梁这家伙一来没啥理由去惩罚尼堪外兰，咋说啊，说你攻城有罪，破敌无功？这肯定不行，二来吧，李大人在大东北混了这么多年，最擅长的伎俩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让女真人内部不和，互相打来打去，他好坐山观虎斗。 于是，李成梁一方面拒绝了努尔哈赤的请求，另一方面，却悄悄地资助努尔哈赤整顿部下，培植力量，撺掇他去打尼堪外兰，这相当于劝努尔哈赤造反，他当时是打破脑袋也想不到，这件事的后果有多严重。 就这样，公元1583年5月，努尔哈赤正式放弃了采蘑菇，捡木耳的生活方式，靠着李成梁的支持，还有他爷爷和老爹留下来的13副盔甲和几十名部众起兵，举起了替父报仇的大旗，加入了大东北残酷的猎杀游戏，第一个目标自然就是尼堪外兰。 天才就是天才，三年之后，尼堪外兰的脑袋就摆在了努尔哈赤的餐桌上，五年之后的1588年，整个建州女真都跪在了努尔哈赤面前，一句话，他统一了建州女真，拥有了15000名女真战士。前面我们讲宋朝的时候就说过一句话，“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的这群东北人，天生就是战士，他们所欠缺的，就是组织，因为各自为战，再加上外来势力的挑拨离间，他们经常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可是一旦让他们中间出了一名组织者，把人心笼络到一起，那就很麻烦，相当大的麻烦。 客观地说，虽然努尔哈赤个人能力突出，但是他的崛起，和李成梁的放纵有很大关系。 李成梁被努尔哈赤多次信誓旦旦的“忠于大明，心若金石”的表态所蒙蔽，一直都认为，这个东北人对朝廷，或者说对他李成梁本人是忠心耿耿的，肯定不会有二心的，所以，他一方面放心地让努尔哈赤去折腾，甚至给人给钱给官，另一方面，把重心放在了蒙古的鞑靼部落和海西女真的身上，就在努尔哈赤崛起的这五年里，李成梁与鞑靼和海西女真交战几十次，战争虽然都打胜了，但明朝辽东军队的损失也不小，而这三个家伙玩了命地互相攻击，恰恰给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创造了条件。 这一点就连朝鲜的一个普通武官李德馨都看得很清楚，他在自己的笔记里写道：“（努尔哈赤）志不在小，助成声势者，李成梁也。” 到了1592年，李成梁被弹劾罢官，丰臣秀吉进攻朝鲜的时候，努尔哈赤也看出来了，万一朝鲜丢了，他的建州女真第一个就是被日本人欺负的对象，于是他上书朝廷，说俺们女真人也爱国，俺也要去抗日援朝。可是明朝还没说啥呢，朝鲜那边先不干了，说我们不欢迎女真人，这里面的具体原因不知道，但是很有可能，朝鲜人比较了解努尔哈赤，怕这哥们来了之后就不走了。 一腔报国热血没地方用的努尔哈赤很快就惊喜地发现，大明朝，朝鲜还有日本三个家伙在朝鲜境内打成一团，这大东北可就真没人管了。于是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此人在东北地区不断地东征西讨，收获颇丰，十几年之后，他已经征服了除了叶赫部之外的所有海西女真部落，野人女真里面也有很多小的部落投靠了他，到1616年的时候，他成了东北最大的势力。这期间，他还做了两件对后来有深远影响的事情。 第一件就是制定文字，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满文，但当时可不叫满文，因为满族这个称呼那时候还没出现，当时只是叫女真字。我们说女真这个民族那时候确实挺悲催的，论历史，不比任何一个民族短，但一直都使用别人的文字，史书上说“蒙古字以代言者十之六七，汉字以代言者十之三四”，努尔哈赤对这个现象相当反感，俺们这么高大上的女真人，咋能没有自己的文字呢？他说要有字，于是，就有了女真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