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的六个亲王为什么称为铁帽子王；豪格作为长子为什么没有继位，多尔衮为什么扶持福临；李自成进京，崇祯自杀；怎么样评价明朝以及朱由检?
部分文稿
大家好，我是枫落白衣，上集我们说清朝初年的六个亲王，民间又称为铁帽子王，为啥叫这么一个土不拉几的名字，这里面呢，涉及到清朝爵位的一些规定。
我们说中国古代的爵位，有时候可以不打折地传给后代，比如说光武帝刘秀的大侄子刘章，被封为齐王，他死之后，儿子刘石继承齐王的位置，传了六七代，最后被曹操给灭了的时候，人家的身份还是齐王。
但是这样做有一个坏处，就是大家都是只升不降，后来有爵位的贵族就越来越多，很自然地，政府的补贴就要跟上，你总不能让一个王爷骑着一头驴出门吧，那政府的脸往哪里放？所以，宋代就规定，爵位传给大儿子可以，但是必须要降一等，你原来是某某王，儿子拿到手也许就变成了某某公。几代之后，你就和平民老百姓一样了，除非子孙自己再立大功，重新封了一个什么王。
不过呢，到了大明朝，老朱是一个家族观念特别强的农民，他把儿子们都封了王之后，觉得孙子们也不能饿着啊，就规定一代代传承的时候不用降级，这叫做世袭罔替。这样一来就麻烦了，因为老朱的后代是几何级数增长的，200多年后，都没到明朝末年，在万历初年，全国财政支出1850万两，其中给老朱那些有爵位的子孙俸禄开支，就高达550多万两，比例将近30%。可以这样说，明朝到了最后穷得叮当响，和这群不降级的子孙有很大关系。
起自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大清在这一点上很清醒，它一方面采取宋朝的传承降爵的办法，另一方面，对于有着特殊贡献的亲王，允许他们世袭罔替，儿子可以不打折地继承老爹的爵位，该是什么亲王，还是什么亲王，就好像那顶代表了爵位的帽子像铁铸的一样，俗称铁帽子王，政府赐给他们的王府，就被称为铁帽子王府。整个大清朝276年的历史，一共就封了12位这样的王爷，不过你要是犯了罪，或者说卷入了不死不休的政治斗争，那这个铁帽子还在不在，就不一定了。
言归正传，皇太极死后，两个戴着铁帽子的家伙对着皇位虎视眈眈，一不留神，大清就有内讧的危险，那样的话，别说去打天下，最后搞不好就被明朝咸鱼翻身。那咋整？史书上说，代善作为老大哥，就召集大家来开会，这个会议叫做议政王大臣会议，是努尔哈赤建立的制度，国家大事争论不决的时候，由这个会议作出最终裁决，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常委会。
代善在会议上开头第一句就是“豪格是先帝长子，理应继位”，就这一句话，下面马上是一片雷鸣般的掌声，因为当时那个刚死了的皇太极威望极高，大家都觉得，立他的儿子当皇帝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可是这么关键的时刻，豪格自己却掉了链子，也许是这哥们中原儒家文化学多了，脑袋里嗖嗖嗖地蹦出无数个诸如王莽、曹丕、杨坚这些大篡位者，人家都是接受九锡之后，别人劝了很多很多次，才一脸不情愿地走上皇帝这个领导岗位的，自己哪能别人一提议，就接受皇位，那显得太猴急了，太low了。所以，这哥们红着脸来了一句，“福少德薄，非所堪当”，我不行，真的不行。言下之意，要不你们再劝劝？
可是这家伙忘了一件事，你这是在大东北，一群没读过书的糙老爷们，怎么会理解汉民族那么高深的虚虚实实的文化？满屋子亲王贝勒一听豪格自己说不行，都愣住了，一个老爷们，咋还能说自己不行呢？
这个时候，旁边的多尔衮尴尬地意识到了一件事，看大家的意思，自己这个皇太极的弟弟是无论如何当不上这个皇帝的，必须由哥哥的某一个儿子来当。于是，在经过大脑飞速运转之后，他和他这一派的人马上提议说，坚决支持由皇子即位，既然豪格大侄子说他自己不行，我看就由皇子福临即位，年纪小一点，可以设立辅政大臣。
大伙一听，也对啊，俺们支持的是皇太极，只要是他老人家的后代即位就行，既然手握重兵的多尔衮反对立豪格，而豪格自己也不坚持，何必为了这事内部打得头破血流？就这样，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最后结果是，公元1643年，年仅五岁的，皇太极的第六子福临正式成为大清朝的第二位皇帝，定年号为顺治，辅政大臣是两位，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和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
尘埃虽然落定，不过有两个问题却不得不回答一下，第一个就是为啥是福临，咋不是皇太极其他的儿子呢？这个问题好回答，一点都不复杂，因为除了那个假谦虚的豪格，其他皇太极儿子们的娘，地位都相当地低下。福临的妈就是后来的孝庄太后，是来自蒙古大草原上的博尔济吉特氏的女孩子，这个氏族有另一个称呼，孛儿只斤氏，又称黄金家族，也就是成吉思汗的正宗后代。娘家有人，自己还精明能干，那儿子自然就显贵。当时唯一能和福临拼娘的，就是皇太极最小的儿子博穆博果尔，可是那时候这小孩才一岁，至少，福临可以坐在皇帝的宝座上吃棒棒糖，博穆博果尔只能躺着喝奶，那自然是拼不过。
第二个问题就是为啥豪格不能再争取一下，甚至连辅政大臣这样的职位都没混上？这个问题的答案也不复杂，我们前面说过，大清是一夫多妻多妾制，他们没有嫡长子继承这个概念。那些功勋权贵们之所以支持豪格，最大的原因就是他是皇太极的长子，可是当豪格很装13地谦虚了一下，多尔衮提出福临之后，豪格的优势就不那么明显了，而且按照满洲族人的性格，你自己说了不行，别人提出一个行的，你又说你行了，想爬起来再试试，这种行为大家也看不起。
至于说辅政大臣，多尔衮是必须上的，且不说福临就是他提出来的，有拥戴之功，就凭着他和他兄弟多铎手里的兵力，那他也必须是辅政大臣。
可是你上了多尔衮，再上豪格，那你的意思是让俩辅政大臣天天打架玩？这事就算是这帮东北人再缺心眼，也能想明白，况且，郑亲王济尔哈朗并不属于多尔衮一派，有他制衡，就足够了，这就是当时其他亲王的真实想法。
可惜的是，实际一运作，完全不是那回儿事，我们并不知道济尔哈朗是单纯地对繁琐政务没有兴趣，还是没有意识到这些日常工作的重要性，这哥们把更多精力放到军事上，居然对外宣布了这样一条命令，凡是应该呈给辅政大臣处理的事务，“皆先启知睿亲王档子”，也就是先给那个多尔衮看，让他看着办就行了，别烦我，我有更重要的事情。
这样一来，多尔衮很快地就掌握了朝廷的实际权力，紧接着，豪格就倒霉了，1644年5月，豪格的下属何洛会，告发豪格图谋不轨，马上，他的所有亲信被处死，本人被剥夺了亲王的头衔，降为郡王，后来在1648年，又以一堆乱七八糟的罪名被幽禁起来，三个月后，自杀身亡。
这件事说明了，东北人多尔衮其实一点都不朴实，也不善良，可以说是阴险狡猾大大地。这样一个危险的人物，在掌握了权力之后，把目光投向了南边的大明王朝，很快地，老朱的子孙们就要倒霉了
实话实说，这时候崇祯皇帝的日子相当地难过。大明王朝最后两名能打的大将，平贼将军左良玉屡吃败仗，远远地逃到了安徽，另一个督师孙传庭倒是奋勇杀敌，奈何在天下皆反的大形势下，根本没有回天之力。
在李自成打破潼关之后，1643年农历十月初，孙传庭战死在渭南，《明史》上说“传庭死而明亡矣”，是的，因为到了这步田地，朱由检手里的牌全都打光了。他只剩下了一个选择，那就是要不要向南逃窜，去南京再支撑几天。
从内心里来说，这哥们当然希望去南京，可是这事儿在儒家传统文化里，却不能由他说出来，大多数祖宗的陵寝都在北京，你说你们都好好地在坑里躺着，我自己撒丫子南逃？这话无论如何是说不出口的。
也就在这个时候，1644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建国号为“大顺”，年号永昌。《明史》里记载，“追尊其曾祖以下，加谥号，以李继迁为太祖”，也就是李自成认了一个祖宗，叫李继迁。这个人是谁，可能你不记得了，但你应该知道，前面我们说过的和大宋并列的西夏国，这个李继迁我们当时也提过，他是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的爷爷。
可是这事儿其实很奇怪，李继迁这些人本来是党项人，他们姓拓跋，也就是北魏鲜卑拓跋氏的那个拓跋，李自成再没有学问，他手下也应该有人知道这件事，至少，他的那个智囊李岩应该是读过书的，那为啥李自成一个土生土长的汉人，要认一个少数民族做祖宗？况且，就算是姓李的，难道李唐皇族，李渊李世民这些家伙，不是很明显地要比西夏高出一个档次吗？为啥他不去给李世民跪下磕头叫祖宗？这实在是一件很费解的事情。
左思右想之后，这里面可能只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明史》里面是瞎白话的，人家李自成虽然建立了“大顺”，称了皇帝，却没有认李继迁为祖宗。另一个原因就是李自成不知道听信了谁的瞎忽悠，真的认为自己就是党项人的后代。这两个原因，你可以挑一个相信。
无论如何，李自成称帝的消息传到北京，崇祯是更加郁闷，正月初三这一天，也就是李自成称帝的两天之后，崇祯身边的一个小顾问李明睿站了出来，私下里劝说崇祯放弃北京，尽快南迁。
朱由检一听，那叫一个高兴，马上说道:“朕有此志久矣，无人赞勷，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朕志决矣。”你说的这事儿，我早就想做了，可是没人提议啊，今儿你总算是说出来了。
可是转过天上朝的时候，在大殿上一讨论，很多人都反对。当时的内阁首辅陈演不仅自己反对，还鼓动兵科给事中光时亨，上了一篇相当严厉的奏章，说“不杀李明睿，不足以安定民心。”这一下，朱由检的心是彻底凉了。你要是说，他就坚持去南京，谁又能拦住他，你说的没错，可是朱由检的性格根本就不是那种人，一个人如果刚愎自用，自以为是，那么极大的可能性，他也是一个十分爱惜面子的人，如果逃跑会被千夫所指，那他宁愿不跑，当然，这种人你让他认错和投降，他更是不干的。
三月初一，李自成攻破了大同，初八，宣府总兵王承胤献城投降，这两个城市一丢，离北京那简直就可以说是咫尺之间了。
崇祯皇帝这时候下定了决心，任命吴三桂为平西伯，让他放弃辽东的宁远城，马上带兵返回北京，同时启用在京城的吴三桂老爹吴襄为提督，希望父子俩共同保卫北京。同时命令，蓟辽总督王永吉，昌平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也赶紧向北京靠拢，来保卫我朱由检。为了让这些大兵们能死心塌地为他卖命，崇祯又在北京城里号召官员们捐钱，准备用来犒赏保卫京师的士兵们。
可是他坐在上面一说捐款，下面大臣们马上就是一片哭穷之声，都说自己家穷得叮当响，今天来上班，早饭都还没吃呢，结果是崇祯最后不得不放下身段，求爷爷告奶奶地哀求，才收到了20万两银子。
最有意思的就是他老丈人周奎，女婿希望他捐10万，给大家做一个表率，他只捐1万，然后入宫向自己女儿哭穷，她女儿周皇后把自己私房钱拿出5000两给老爹，说您必须支持您姑爷啊，多少要再捐一些。周老爷子回去之后倒也是又捐了一些，捐多少呢？3000两，也就是她女儿给他的5000两，居然还被他截留了2000两。就这么个老丈人，后来家里的53万两银子的现金和所有家产都归了李自成和他的属下，而且老婆儿子儿媳妇等人几乎死绝，《甲申传信录》里说，周奎“悔不从徐司礼之言，至今已晚矣”，后悔了，可是那又有什么用呢？当时朝廷上的大臣几乎都和周奎一个德行，周奎的13000两还是多的，内阁首辅魏藻德，只捐了500两。
可以这样说，崇祯这时候，估计已经是心如死灰了，但是客观地说，大臣们不捐款这事儿他崇祯绝对也有责任，为啥？我这里先卖个关子，等这哥们上吊死了，我们再来分析。
文官不捐钱，那武官是不是回来拼死呢？很遗憾，这些家伙的表现和文官差不多。比如说吴三桂，他这时候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他和其他被要求勤王的武将们，肯定是阻止不了李自成占领北京的，他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以手里的关宁铁骑为资本，以山海关为依托，和李自成，甚至多尔衮，进行讨价还价，给自己留一个存身之地。
于是乎，吴三桂这家伙走得特别慢，史书上说“迁延不急行，简阅步骑”，一边走一边阅兵，结果是当李自成攻破北京城的消息传来的时候，这哥们一转身，就进入了山海关，闭上两边关门，静观其变。
除了文武官这个德行，老天爷也是不帮忙，前面我们说明末天灾的时候，提到过鼠疫，实际上，这场鼠疫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京师大瘟疫”。就在几个月前，也就是1643年的冬天，北京城内的鼠疫至少造成20万人死亡，最保守的估计，占了城内当时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军营尤其悲惨，一半的士兵染疫身亡，剩下的人不到5万，基本丧失战斗力了。
可以这样讲，当1644年农历三月十八，李自成来到北京复兴门外的时候，北京城根本就不需要打了，老李只要上去踹一脚，门就开了，对于大明来说，只能哀叹一声，“完犊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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