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作家,15次相遇。 构成一个作品世界,一条重新感受生活的路径。 从6月16日开始,有15位成员组成了小班,眼下即将完成特朗斯特罗姆15讲听读。 每一讲,我们从一位作家、一(或多)篇作品、一(或多)个汉字出发,细细进入文学内部,重获感受世界的能力。在持续的听讲和阅读中,慢慢长出感受的触角。 没有知识点,只有叙述;没有啃读,只有陪伴。 如果你愿意用一年时间,与文学同行,可随时进入云也退的感受型文学课。
我想书店设店的价值,就在于提供一个空间, 用来让人没有目的地停留。 “单向”来自本雅明,本雅明在《拱廊计划》里, 观察了拱廊街出现后,巴黎的那些闲逛者, 那些看起来什么都不做、什么不买、只是在城市里停停走走的人。 本雅明自己也是这样的人, 打开他的履历,他一辈子没有做成任何事情, 没有完成一个思想体系,没有获得重大的奖项,没有写出超级畅销书, 他只是游荡过,读了很多书,写了很多文章,最后在法国和西班牙边境的一个小城里突然去世, 就连他的坟墓都是空的,只是一块碑而已。 但这个人整整超前了一个世纪,什么都没有干的他,却扎扎实实地存在过。
我一直有这个疑问,后来我自己有了一个回答。 斯巴达是个什么样的城邦?是一个奉行优生学的城邦。 斯巴达人的小孩出生后,先天不够强健的,立马淹死,健康的小孩留下来,不论男孩女孩,都当战士那样来培养,骑马射箭,舞刀弄枪。 这种优生文化远近闻名。特洛伊人也知道,这是一群崇拜强壮、崇拜伟岸气概的人。因此,当他们看到,城外来了一头漂亮的大木马,就认为,这类似于一种投降,这是斯巴达人穷途末路的写照,是他们现出的原形。 但电影版奥德修斯的一段独白,让我又修正了关于“特洛伊人为什么上当”的回答。 也许,特洛伊人比我想象的更天真。巨大而精美的木马,激发他们内心的崇高感,而任何人,面对如此崇高的事物,第一反应都应该是围着它,表达幸福,表达仰慕。 《奥德赛》和《奥本海默》的精神内核是一样的:一个拥有顶级才智的人发明了毁灭世界的武器,为此面对毁灭性后果引起的内心折磨。而今天,类似的人,却既有能力又有意愿来消除这种独属于人类的精神折磨。
下午读了一篇黑塞的《童年轶事》, 想起一件相似的体验。 黑塞去看望了小伙伴布洛西,他说从布洛西家回到自己家,一共不到200步, 但那段路上,我所经历的,我所体验的,比我日后很多旅行里的体验加起来还要多。 这本书是1985年出版的《黑塞小说散文选》, 不过张佩芬老师从1982年起就在刊物上发表她翻译的黑塞了。
《作家酒馆》持续开放的文学讲堂。 即将完成:特朗斯特罗姆15讲。 即将开放:安德烈·纪德15讲。 一位作家,15次相遇。 构成一个作品世界,一条重新感受生活的路径。 从6月16日开始,有15位成员组成了小班,眼下即将完成特朗斯特罗姆15讲听读。 每一讲,我们从一位作家、一(或多)篇作品、一(或多)个汉字出发,细细进入文学内部,重获感受世界的能力。在持续的听讲和阅读中,慢慢长出感受的触角。 没有知识点,只有叙述;没有啃读,只有陪伴。 如果你愿意用一年时间,与文学同行,可随时进入云也退的感受型文学课。
去了个历史考古类的博物馆,那里的原始人又在钻木取火。 博物馆的功能是保存和展示过去,但它们却把过去整理得整整齐齐,到处贴满了答案。 你来这里是来学知识的,不是来探索未知的。 这里一切完备,不缺你一个。 比尔·布莱森在《闪亮的日子》里说: 长大以后,我忽然觉得我的童年是个博物馆。 那个小城德梅因并不有名,那个时代也很多局限:技术落后、信息闭塞、生活单调…… 但那个时代有个今天的稀缺品:世界没有被解释完,也没有那么多的人,替你把各种事解释得头头是道,安排得明明白白。 于是,他得以度过一段闪亮的日子,他的生命在被无穷的未知吸引下展开。
我们面对的不是一堵冷冰冰的墙,也不是一个拿着武器、凶神恶煞的人,我们面对的,是一些不断解释世界、解释现实的语言。 这些语言讲出来是非常平静的,很礼貌的,甚至也很合理。它对你的回应,既不是“好的,我来回答你”,也不是“你这样做不对,我来纠正你”,它的回应是:“事情不是像你想的这样”。 于是你开始后退,你开始检查自己的眼睛,开始检查自己的记忆,开始怀疑,我到这里来的目的是不是正确的。 卡夫卡让你从是非对错的判断里脱离出来。要是没有卡夫卡,你看到的,大概就是一个店员的冷漠,无礼,不会做生意。有了卡夫卡,你会注意到注意语言在现实上制造的诡异裂缝。
一个物业人员在干活,另一个物业人员在拍他干活。 这两个人一起来的,穿同样的制服,但他们之间的关系,要比乍一看上去的更加疏远。 那个拍摄的人像个监督者。 我知道原因:对他们来说,留下工作过的证据,和工作本身是一样要紧的,如果不拍照、没有证据的话,他们可能会被扣钱。 但如果物业人员的工作都要自带这种现场直播的感觉, 那么他们的工作看着一定是带有表演性的; 如果我们经常看到这种表演性的工作现场, 那么我们自然会觉得,那些人都是一副心不在焉的冷漠气质。 因此,现在读《夏洛的网》, 发现一个温柔而紧迫的问题浮现出来: 如果没有人看见,我还愿不愿意把一件事情做好? 任溶溶先生把E.B.怀特的三部童话都翻译了过来: 《精灵鼠小弟》、《吹小号的天鹅》和《夏洛的网》。 怀特本身是个比较松散、随意的作家,这三个故事的情节线里都有明显的“离题”, 但《夏洛的网》无疑是其中最闪亮的一篇。
文学作品的用处,就是给我们一副永远新鲜的目光: 《麦田里的守望者》,让我注意到了那两个字:“童锁”。 我常想,一个孩子长大到能看懂“童锁”这两个字的意思的时候, 他会有什么想法? 他会想:我是被防范的对象? 还是会想:这是针对小小孩的,而我已经不是了,那么我算大人了吗? 《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结尾,霍尔顿说:孩子们在麦田里玩耍,我想站在麦田边缘,安安静静,不声不响,把逐渐靠近悬崖的孩子们伸手拦回去。 仅仅是拦回去,而不是告诉孩子们“那里有危险”,以免孩子们瞬间变成大人,再也回不去。 而在一个到处可见“童锁”的世界里,孩子们都被提前催熟为大人,万劫不复。 《麦田里的守望者》最早的译者是施咸荣先生,他才能很高,文学译作却很少,因为不得不虚掷许多精力在翻译政治性文件上,这真的很遗憾。
一部用了五年的手机,一旦不用,三天之后你再看它,会觉得完全陌生。 而早年的一台最先进的电器,如今看起来荒诞至极:这么大的一个设备就为了让人听声音,这效率太低了,根本谈不上性价比。 但是,换个角度想,这个笨重的家伙也是保存了一种今天已经丧失了的关系。 塔可夫斯基是那个苏联时代最正派的文化人之一,他在《雕刻时光》里说: 艺术最要紧的任务,就是让人重新感觉到时间在流动。因为在日常生活里,人们都是在无意识中消耗时间的:我们要赶,要等待,要排队,要开会,总归会觉得所有的事情都应该可以更快一点去完成。 而之后的历史也证明了,我们发明了越来越多的东西,就是为了缩短这些看起来没有意义的过程。但塔可夫斯基说:我做电影的一个追求,就是让人通过影片能够意识到,那些看似没有意义的时间,可能正是人类人的精神开始活动的地方。这就好像是一盘磁带放进一台收录机之后,要等一会儿声音才会出来。 这种等待不只是等待内容出现,它更是等待某样东西进入我。
民宿的阳台上,妈妈让女儿一起来看花, 却并不知道怎样把自己的感受传递出去。 最后只能退回:我给你拍张照吧。 孩子肯定是不爱看花儿的。 后来我又想,母亲也不会, 她只是知道面对一片花儿,人应该说一句:你看,好美呀。 卡尔维诺在《帕洛马尔》里写:帕洛马尔一家的阳台花圃都是夫人照顾的, 女儿不喜欢,她这个年龄要做阳台以外的事; 而帕洛马尔先生则发现,他照顾花木的行为,就是时不时地轰走落到阳台上的鸽子。 对帕洛马尔来说,在阳台上不需要做什么, 只需要站在那里,看屋顶,看壁虎,看欧椋鸟群,看远远近近的一切。
本章系“一书一字一问”感受型文学课Chapter1-6 半小时,选取特朗斯特罗姆的两支好诗:《脸对着脸》和《旅行》, 在熟悉的事物、熟悉的经验上打开一道缝隙, 让风、土地、光线,让通过一段距离的体验 再度回到自己身上。 另外,本章讲的这个感受型汉字,就是“脸”字和它的同胞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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