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话：颠覆性讲述真正的中国历史真相 - 节目列表

“辛卯科场案”详情，为什么说这件事暴露了康熙晚年吏治的大问题；曹雪芹祖父曹寅是康熙的“特务”吗？《红楼梦》所写是否真是曹家事？为什么雍正继位后会对曹家下狠手；九子夺嫡是怎么一回事？ 部分文稿 大家好，我是枫落白衣，现在每年高考的时候，不仅是考生紧张，各个城市的教育部门也都如临大敌，考卷甚至是武装车押运，为了啥？自然是防止高考舞弊，因为高考舞弊，对其他诚实的考生就是最大的不公平。 康熙末年，1711年，农历辛卯年，就发生了一起中国历史上涉案金额最大、审理过程最复杂的科举舞弊案，称为“辛卯科场案”。 一 出事的是乡试，也就是科举最顶层的三级考试中的第一级，考中了你就是举人的那个考试，想一想范进中举之后的疯狂，你就知道，这级考试竞争是相当激烈的。这一年的江南乡试发榜之后，很多知识分子一下子就看出不对了，往年录取人数最多的苏州学子，只有十三个人上榜了，榜上有名的，大多数是扬州盐商和官员家里的孩子。最显眼的，是吴泌和程光奎这两个人，因为这俩孩子太有名了，家里有钱不说，平日里吃喝玩乐，斗鸡遛狗，啥坏事都干，就是不学习，斗大的字不识一筐，据说程光奎写“赵钱孙李”四个字都能错上三个，这样的人竟然也考上了举人，那大家自然是不服。一时之间，舆论哗然，老百姓很快就把矛头指向了主考官左必蕃和副主考官赵晋，认为肯定是这两人背后捣的鬼，最有可能的就是收了钱。群情激愤之下，大家就开始集会抗议，一千多名苏州秀才跑到江宁府集会，打出的横幅是啥不知道，但有人贴出了一副对联是真的，上面用大号毛笔写着14个字，“左丘明两眼无珠，赵子龙一身是胆”，讽刺左大主考官有眼无珠，赵副主考官胆大妄为。 当时的两江总督噶礼是一个满族大老粗，他觉得这事儿还不简单，谁闹事就抓起来，可是江苏的汉人巡抚张伯行却觉得，确实是科举不公，才引起老百姓闹事，不解决根本问题，而去抓抗议的学子，有点儿本末倒置，所以，张巡抚就给康熙皇帝写奏折了，也就是上集说的那个私密信件，原原本本地把事情对着皇帝说了一遍。 康熙接到信之后，并没有马上就处理，因为总督和巡抚的意见不一致，他必须要先弄清楚情况再说，那咋弄清楚呢？简单，他只要等到另外两个人的来信，就可以了，这两个人就是江宁织造曹寅和苏州织造李煦。你要是问，织造是啥官？比总督和巡抚还大吗？ 所谓织造，并不是清朝才有的，早在明朝的时候就有了，开始的时候，他们的任务就是给皇宫里做衣服，而且在明朝，只能是太监担任这个职务。不过到了清朝，一般就改为内务府的官员来担任织造。 那么，什么又是内务府呢？ 想了解清朝，内务府是必须要知道的，因为这是清朝人数最多，机构组织最为庞大的一个部门，它的职责范围其实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管理皇帝家族的一切事务。早在没有入关之前，女真人在东北的时候，富裕的大地主家里，就有一个包衣阿哈制度，包衣就是“家里的”，阿哈翻译过来是奴才，合起来，就是家里的奴才。等努尔哈赤的八旗制度建立之后，他们作为八旗的一员也被编入某某旗，现在你在电视剧里听到的什么正白旗包衣，说的就是以前这些阿哈或者说奴才们。 等到入关以后，这些阿哈们就神气起来，为啥？因为他们的地位提升了，在满洲八旗贵族面前，他们是奴才，可是在茫茫多的汉族人面前，作为八旗的家里人，他们变成了二主子。逐渐地，在爱新觉罗皇族周围的阿哈们就形成了一个专门的机构，开始叫内府，后来叫做内务府，专门处理八旗内部的事情。 内务府在建立之初，无论是效率，还是廉洁上，都远远要好于明朝的宦官制度，康熙就这样说过，“明季宫中，一月用万金有余。今朕交内务府总管，凡一应所用之银，一月止五六百两，并合一应赏赐诸物，亦不过千金。”也就是明朝皇帝们，一个月的开支要一万多两银子，而我今天把这些事情交给内务府，一个月皇宫的开销才是五六百两，算上赏赐出去的，也不过一千两。 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朝各地替皇宫做衣服的织造们，很自然地就由内务府的官员来代替了。而且康熙皇帝用内务府的包衣做织造，还有另一个目的，那就是“家里的奴才”，肯定要比外人，尤其是那些明朝的汉族人，更加贴心，可以让他们刺探地方上的情报，一句话，这些织造兼有特务的功能，在确立了前面说的奏折制度之后，康熙下旨，织造们都成为了有权力上奏折的人。 现在，收到江苏巡抚张伯行的密奏之后，康熙等的就是江宁织造和苏州织造两个包衣的奏折。 很快地，曹寅和李煦的折子就到了，康熙打开一看，果然，两个包衣都说了，这场科举考试，肯定有猫腻，老百姓那是大大的不满。于是乎，康熙勃然大怒，马上下旨给刑部尚书张鹏翮，委任他为钦差大臣，让他带队去查。 张鹏翮、噶礼和张伯行举行了一次三堂会审，上面说的那两个问题考生吴泌和程光奎很快就招供了，承认贿赂考官和政府官员，结果是又牵出一大批人，但最后有两名犯罪分子，不知道是不是被打傻了，在大堂之上，居然供出了有五十万两银子被送进了总督府。这下麻烦大了，你要知道，总督大人噶礼正在上面坐着问供呢，尴尬不尴尬，丢脸不丢脸？ 案子到了这儿，就审不下去了，刑部尚书张鹏翮作为主审官，他是比较忌惮噶礼的，因为噶礼既是他儿子的顶头上司，同时噶礼的老娘还是康熙皇帝的奶妈之一。 可是张伯行坚持要审下去，他又给康熙写信，直言不讳地指出，噶礼可能受贿50万。噶礼自然是不会坐以待毙，马上也给康熙写信，说那个张大巡抚啊，他不仅瞎白话，而且还有七大罪行，比如说“私刻书籍”，也就是印刷非法出版物，诽谤朝廷，几乎每一条都是死罪。 总督和巡抚互相弹劾，这件事也算是轰动一时，在历史上称为“噶礼与张伯行互参案”，是“辛卯科场案”这个案子的案中案。 我们作为旁观者，都知道张伯行是对的，噶礼是一个大坏蛋，可是康熙皇帝一连派了三位尚书级别的主审官，张鹏翮，穆和伦，还有张廷枢，这仨货都因为惧怕噶礼，不想把事情搞大，给出的判决结果都是噶礼没有受贿，当然，张伯行也没有噶礼说的那些罪行，换句话说，你好我好大家好，尚书们都在比谁的稀泥和得好。 不过刚才说了，康熙有密探啊，那个江宁织造曹寅在给皇帝的密信里说了，如果就这样判决，老百姓肯定不服，请求皇帝亲自介入。 最后，康熙决定在御门听政的时候亲自审理此案，审理的结果就是把噶礼撤职，张伯行虽然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官职保留，继续在巡抚的位置上为人民服务。至于说那些犯法的考生和考官，当然是杀头的杀头，流放的流放，这个案子涉案的金额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仅仅是吴泌一个人，为了考中举人，就花了相当于今天560万人民币的巨额资金送礼，而噶礼涉案的那50万两银子，相当于今天7500万到1亿1千万人民币，现在你知道了，古时候为了一场科举考试，大家有多么地拼命，现在高考应该是用不到这么多钱的。 不过我之所以详细地说了这件事，焦点不在考试本身，而是它至少说明了康熙晚年的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总体上，虽然满族高官还是高汉人高官一头，比如说虽然平级，但噶礼这个总督就比张伯行这个巡抚要更加令人害怕，但实际上，爱新觉罗家族，或者说康熙已经在满汉之间持一种绝对的平衡态度了，这个比起刚入关时候的“重满轻汉”，有着很明显的进步。 第二个特点就是康熙晚年的吏治绝对是一个大问题，一场考试，就有这么多贪腐行为，可以看出来，大家平日里绝不会给当官的少送礼。这也是为什么后来雍正继位之后，用铁血手段来治理官员，不治理也不行了，当然，这是后话。 我们这里还要花一点时间说一说那个特务，江宁织造曹寅。为啥要说他？因为这家伙有一个巨牛掰的孙子，叫曹雪芹，据说是中国四大名著最后一部，也是最出名的一部，《红楼梦》的作者。 曹家的祖上是今天辽宁省辽阳市人，据一些闲得蛋疼的学者考证，这个曹家是三国时曹操的后代，而且铁证如山，是DNA检测的结果，你信不信我不管，反正我信了。 虽然是汉人，但曹家因为帮着女真人办事很得力，积累了很多功劳，后来就变成了满族正白旗包衣，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家里的奴才”。到了曹寅老爹曹玺这一代，曹家算是真正地发达起来，曹玺被任命为江宁织造不说，他老婆，也就是曹寅的娘，居然给康熙也喂过奶，成了皇帝的奶妈之一，联想到前面的噶礼他娘也是康熙的奶妈之一，康熙这家伙小时候到底有多能吃，可见一斑。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曹寅那就是康熙的兄弟。随后，曹寅接替了自己父亲的位置，当上了江宁织造，更是对康熙忠心耿耿。康熙皇帝曾经六下江南，其中有四次都是住在曹寅家里，并且曹寅的两个女儿都嫁给了爱新觉罗的皇族成员，曹家可谓是显赫一时。康熙晚年的时候，曹寅也不知道是贪污受贿，还是经营不善，把好好的一个江宁织造局弄得亏空了近十万两银子，康熙知道之后，只是一笑了之。 可是等到曹寅和康熙都死了之后，雍正皇帝上台，那对待曹家可就是天壤之别了，在1727年的时候，被山东巡抚弹劾，说老曹家当时的当家人曹頫有“行为不端”“骚扰驿站”和“亏空官银”三大罪名，雍正皇帝的批示很简单易懂，八个字：“本来就不是个东西！”于是曹家被罢官抄家，被迫举家北上，来到北京，搬到了今天北京崇文门外蒜市口，那里现在还贴着一块牌子：曹雪芹故居。 按照现在的一些史料，曹雪芹应该是曹寅的大孙子，生于1715年，曹家举家北上这一年，他13岁。关于他是如何生活，如何创作《红楼梦》的，到现在都是一个谜，我们只是大概知道，此人晚年移居到北京西郊，搭了一个茅草屋住着，经常是“举家食粥酒常赊”，全家喝粥，想喝酒就要赊账先欠着，靠卖画和亲友的接济过日子。据说，他就是在这样极端困苦的条件下耗时十年，写下了“字字看来皆是血”的《红楼梦》初稿，还没写完。后来因为得了病，没钱看而“泪尽而逝”，自己把自己哭死了。不过这些都是野史和笔记，真正有分量的史书上，没有关于他和《红楼梦》的任何记载，甚至有没有这个人都是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为啥今天说《红楼梦》是曹雪芹写的呢？关键就是两个证据，而且是两个很有力的证据，第一个是《红楼梦》最初的版本，里面除了有正文内容，还有一个人的点评，这个很神秘的人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叫做“脂砚斋”，在小说的第一回评语里，此人就写了这样一段话，“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也就是说，这本书的作者是老曹家的曹雪芹；第二个有力的证据就是《红楼梦》写的故事，简直就是关于曹家的一部传记小说，虽然也有人说写的是纳兰明珠和纳兰性德的故事，但那是因为他们对老曹家不了解，只要看过曹家发家，繁盛到衰落的过程，几乎就可以肯定，《红楼梦》写的就是老曹家。 《红楼梦》的面世时间应该是1763年左右，也就是曹雪芹刚死之后不久，当时就是纯以手抄本的方式流行，名字更是五花八门，《石头记》《红楼梦》《金陵十二钗》等等，说的都是这本书，但版本是统一的，都是八十回的脂砚斋点评版本。关于这个脂砚斋到底是谁，现在史学界也是吵吵嚷嚷，说谁的都有，有说是曹雪芹本人的，也有说就是那个害得曹家被抄家的贪污犯曹頫，莫衷一是。后来在1792年，程伟元和高鹗两个人整理出版印刷了这本《红楼梦》，章节数量被扩大到了一百二十回，而且早期脂砚斋的评语全都被删掉，这个版本被称为程甲本，现在市面上流行的，都是这个程甲本。 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认为《红楼梦》的后四十回是程伟元和高鹗两个人续作的，但最近又有所谓的红学家出来说，NONO，不是他俩做的，谁续写的，俺们不知道，要继续研究，还是那句话，史学家都搞不明白的事儿，我们就不跟着掺和了。 关于《红楼梦》的内容，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以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的三角爱情故事为主线，描写了几个贵族家庭的兴衰，这种架构和主题，可以说对中国小说创造的影响一直持续到民国结束，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张恨水的《金粉世家》，几乎就是《红楼梦》的现代版。 ……

《康熙字典》的面世和对后世的影响，康熙为什么那么推崇汉族文化； 南书房和奏折制度对当时和后世有什么影响； 康熙精通西学和八门外语吗，他对西学的崇拜为什么没有让中国兴起学西方科技的热潮； 康熙年间文字狱并不多，为什么常说他制造了文字狱，清统治者为什么对文字那么敏感？ 部分文稿 大家好，我是枫落白衣。我小时候学习汉字时，遇到不认识的字，我奶奶就会对我说，查查字典就知道了。可以这样说，只要是上过小学的，字典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大家都知道。可是你未必知道的是，“字典”这两个字的第一次出现，是和康熙帝联系在一起的，那是在1716年，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字典为名字的工具书，《康熙字典》正式面世。 康熙命令手下大臣编撰这部字典有两个目的，第一个自然是想千古留名，明朝的那个朱四叔朱棣编了一本《永乐大典》，显得很有文化的样子，我玄烨差啥啊，也得整一本有文化的东西出来，于是这本集合了几十位翰林大学士心血的《康熙字典》就横空出世了。收录了47035个汉字，记录了所有这些字的点画写法，音读和词义，规定了以后科举考试，你是不是写了错别字，全都以这本字典为标准。即便到了今天，《新华字典》出了无数个版本，用的也还是《康熙字典》的偏旁部首排列顺序。 康熙编撰字典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推崇汉族文化，这种推崇一方面是他自己的喜爱，这从他的文学修养就可以看出来，我个人认为，康熙的诗词虽然不多，远远比不上他那个附庸风雅的孙子乾隆，但是精品却不少，比如有一句“夜来雨过春涛生，浪花叠锦绣谷明”，就是他巡视辽东所作，确实是好句子。不仅自己写诗，他还组织人把唐朝所有的诗歌编了一个总集，这本诗集在今天也是鼎鼎大名，叫做《全唐诗》，里面一共收录了2200多人写的4万多首唐诗。 康熙推崇汉族文化的第二个原因也很明显，那就是统治的需要。《孟子》这本书里有一句话，“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后来人把这话总结为“得民心者得天下”。 那么，要咋整，才能得到这个民心呢？前面提过的那位范文程范老爷子，曾经对清朝的统治阶级无比精准地说过一句：“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也就是一般的老百姓只追求吃饱肚子，只要我们把那些士绅地主，知识分子这个阶层笼络好了，让他们替我们鼓吹和忽悠，那整个社会就会都说我们好。那么，范老爷子说的对不对呢？坦率地讲，从古今中外发生的事情来看，他说的恐怕是有道理的。宋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以一个武力值弱鸡一样的存在，在二三百年间，几乎没有大规模的百姓造反，全都是外敌入侵，这里面的奥妙之一，恐怕就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这几个汉字。 康熙应该是把范文程的这句话牢牢地记在了心里。我们前面讲过，康熙的爹顺治在活着的时候，就倾向于汉化，任用了很多汉族大臣，到了康熙亲政之后，他更是重新大力推行儒家学说，亲自跑到山东曲阜的孔庙，一进门，就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对着孔子行了三拜九叩的大礼，把随行人员都吓了一跳，然后还潇洒地题写了“万世师表”四个大字，作为对孔老二的表扬。 在诸多的儒家学派里，康熙对那个十分强调忠君爱国，抑制自己欲望的朱子理学，也经常提出表扬，多次说过朱熹的学问真是“义理无穷，乐此不倦”。 除了推崇汉族文化，重新恢复了包括内阁制度在内的很多明朝旧制，康熙还进行了很多政治上的革新，这里面最重要的两件事就是南书房和奏折制度。 先说南书房，一听名字你就知道，这是一个书房，之所以说南，是因为它的位置在乾清宫月华门的南边。1677年的时候，康熙下旨，选择有学问的知识分子到这个南书房陪他读书，理由是“朕不时观书写字，近侍内并无博学善书者，以致讲论不能应对”，意思很明显，我周围都是东北银这些大老粗，这让我很不满意，我这样的文化人，难道不需要几个有学问的家伙，来和我吟诗作对吗？ 首批选进南书房的，基本都是汉人，比如说高士奇、张英等人，他们甚至连家都搬进了内城，住得离皇帝那是相当地近。我们要知道，自古以来，皇帝要从大臣手里夺权的时候，这种类似秘书班子的机构那就是先锋队，以前的中书、尚书、门下都是这么发展起来的。南书房也不例外，很快就成了康熙皇帝各种决策的中心，在这里任职的，一般称为南书房行走，对康熙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已经名存实亡的内阁。 再说奏折制度。今天提起奏折这两个字，一般泛指古代大臣给皇帝的报告或者请求。其实严格来说，这个不太准确。中国古代给皇帝写信，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叫法，秦朝之前，春秋战国时期一般称为上书，书信的书，比如李斯的《谏逐客书》；秦朝称为奏，汉代称为上疏，疏通的疏，但分类很细，有章、表、议等各种说法，比如诸葛亮老先生整出来的那个《出师表》，就是向皇帝的一个思想汇报。到了隋唐宋明时期，基本也是这一套，只不过名字稍有不同，加了什么启文、题本、奏本等等。 你要注意的是，所有这些，都不是直接送达皇帝本人的，原因是超级简单，要是全国大小官员写的玩意，都能直接送给皇帝，这个皇帝几天功夫，就得累死。这些书信必须经过层层关卡，按照一定的程序，由各级官员审阅之后，才能递到宰相们手里，最后才有可能被皇帝老子看见。 当然，宰相们是可以直接给皇帝写信的，不过也就是那么几个人有这个特权，别人就不行了，这里面唯一的例外就是武则天这个女人当政时期设立的那个铜匦。全国人都可以直接给老太太写信，但那只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并不是制度，而且老太太也只看那些控告李唐皇族的，其他的都撕吧撕吧扔垃圾桶了。 不过到了康熙这里，他把这件事整成了一个制度，那就是奏折制度。奏折这个词，是康熙的老爹顺治首先使用，就是写完了字，把纸折起来，别人看不到的一种文书。康熙规定，有一些人可以获得特权，直接把这种文书送到他的手里，中间不必经过任何其他大臣，连宰相都没权力看。实际上，这是一个和武则天老太太一样的告密制度，但有一点是不一样，那就是这个奏折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用。开始的时候，只是康熙指定的大臣或者平民，有这个直接上奏的特权，后来形成制度之后，在雍正时期，规定五品官员以上都有这个权力。 这个奏折制度对康熙有三大好处，第一个就是宰相专权是不可能的了，因为皇帝可以随时了解下面的情况，甚至宰相不知道的，皇帝老子都知道；第二个好处是官员之间的相互监督变得经常化了，张三随时可以上书给皇帝，揭发李四同学的一些违法行为，而不用担心被其他同事看见；最后一个好处就是，在康熙年间，这个制度给了汉人大臣们一个进言的机会。如果我们把皇帝看作中心点，他是被一圈一圈的大臣包围着的，康熙刚刚亲政的时候，包围他的大臣都是东北银，最里面一圈是一品，然后二品，三品等等。很多汉人大臣连康熙脸上的麻子长啥样都不知道，偶尔心惊胆战上个书，还是里圈的满族大臣们先看到，他们一不满意，别说康熙看不到你的信，你的脑袋还很可能被咔嚓了。 所以，我认为康熙设立奏折制度的初衷，很可能是他试图打破满族人垄断话语权的一个设计，但间接上，却形成了皇帝的独裁，我这里的独裁没有任何褒义或者贬义，只是说一种治理国家的方式。 除了重视汉学、汉人，康熙还对西方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前面我们说到的那个汤若望老爷子，曾经被鳌拜等人关进了监狱，但康熙亲政之后不久，就给这位老外平反了，说老爷子一点儿错误都没有，罪名一概撤销，然后，让汤若望的助手比利时人南怀仁担任钦天监监副，关于这里面的原因，我们可以用康熙当时的一句话来加以分析，他是这样说的：“朕幼时，钦天监汉官和西洋人不睦，传教士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赌侧日影，奈九卿中无一人知其法者。朕思，己不思，焉能断人之是非? 因而愤而学焉。”意思是我小时候啊，汉人里管历法的官儿，和老外们关系不好，可是人家欧洲的老外可以精准地预测啥时候出现日食，汉人的官却没有一个知道原理的，我当时就想了，如果我们自己没学问，怎么能判断出别人是对是错呢？于是，我玄烨就开始努力学习洋人的学问了。 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知道两件事，第一，康熙那时候，他承认洋人的科学技术很先进；第二，他很愿意学。 事实上也是如此，他向当时来华的传教士学习了代数、几何、天文、医学等各方面的知识，而且自己还写过几十篇关于自然科学的论文，这个水平还是很牛掰的，在历代帝王里，可能也要排第一，不过电视剧里说这哥们精通8门外语，那就是扯淡了。他最多掌握了四门语言，满，汉，藏，蒙。其他的诸如英文，俄文等，估计就只会一句hello或者“哈拉少”。 康熙不仅仅是学习，还有具体的应用，1708年，他下令以天文观测与星象三角测量方式进行全国地形勘察，并且要采用梯形投影法绘制地图，这些全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经过十几名来自欧洲、汉、蒙、藏等地的专家整整十年的实地测量和绘图，终于在1718年，完成了《皇舆全览图》，这是中国第一幅以经纬度标识的地图，不仅从中国历史上看很牛掰，就算放眼全球，也被称为当时世界地理学的最高成就，英国李约瑟就说它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更细致，更精确”。 这样一来，我们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不是说上行下效吗，皇帝是如此地喜欢西方科学，为啥没有在中国掀起一股科技热，进而带动整个国家进入“科技兴邦”呢？这绝对是一个大问题，甚至是一个性命攸关的大问题。设想一下，如果１７世纪那时候，大清举国上下就开始大力发展科技，是不是可能一直保持在世界强国行列，至少，是不是能少挨点儿揍呢？ 所以，回答这个问题还是有必要的，在我看来，大概有四个原因。 第一个是皇帝的态度问题。我们说康熙喜爱西洋的科学不假，但是他应该是完全没有认识到“科学”这个玩意到底对国家和社会有多大的威力，他的喜欢，纯粹是一种对新鲜玩意儿的喜爱，和慈禧老佛爷爱听戏，我哥们的前丈母娘喜欢打麻将是同一个层次的喜爱，一句话，只是玩玩而已。在他心里，认为老外这些玩意儿挺好是真的，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奇技淫巧”的先进终于有一天会严重影响国力之间的对比； 第二个就是当时西方的工业革命还没有开始，没有在世界上真正展示“科学”的巨大威力，就连很多老外，虽然依照兴趣研究出了一些东西，但也完全不知道这些东西将来有什么价值，这就导致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他们交流的时候，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第三个原因是科举考试。我们前面说了，科举考试让中国的底层老百姓可以得到上升的机会，但这不是没有代价的，代价就是底层老百姓的所有精气神都扑到科举考试上了，很少有人会去研究和科举无关的东西，这一点，是康熙大帝没办法改变的。要想改变要等到后来五四，批判八股文的时候。 最后一个原因就是康熙本身也并不想在全国推广西洋的科技和思想，尤其是思想领域，康熙是相当滴警惕，和我们今天不一样的是，那时候，西方思想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是天主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 我们在介绍利玛窦的时候说过，这哥们属于耶稣会，来到中国之后，以中国儒家文化解释天主教，而且允许中国的天主教徒拜天地，拜祖宗，拜孔子，这个在国际上称为“利玛窦规矩”。我们说这一套规矩对于天主教在明清时期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南明最后那个皇帝永历帝，和他媳妇儿王氏还有太子朱慈炫都曾经是天主教教徒，甚至永历帝在灭亡之前，还曾经写信给罗马天主教廷，说看在咱俩同一个上帝的面子上，大哥，你快来救我。这封信迄今还保留在梵蒂冈的教堂里。 到了康熙时期，来到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就不仅仅是耶稣会的了，还有诸如道明会、方济会等各大门派。这些派别的教士来到中国一看，咋能这样呢？信了上帝，咋还拜老天爷呢？这个万万不行，于是，1705年，天主教教宗派特使铎罗来华，宣布禁止中国天主教徒拜祖先。这个事儿立刻就在中国引起相当大的反响，康熙让人把铎罗赶出了内地，押到澳门去让葡萄牙人看守。几年之后，这个铎罗就死在了澳门的监狱里，不过天地良心，澳门的葡萄牙人可没有虐待他。 不让拜祖宗，这五个字让康熙顿时对天主教产生了巨大的反感，他最终下达了一道限制令，“众西洋人，自今以后，若不遵利玛窦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意思是你们这些老外，如果再敢教俺们中国人不拜祖先，不拜孔老二，你们也就别住了，哪儿来的回哪儿去。他的儿子雍正皇帝后来更是干脆，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播，这哥们是这样说的：“中国有中国之教，西洋有西洋之教；彼西洋之教，不必行于中国，亦如中国之教，岂能行于西洋？！”咱们老死不相往来，谁也别把自己的那一套加到对方身上。 ……

吴三桂为什么最后败了；台湾怎样从蛮荒之地变成乐土；施琅收复台湾详情。 部分文稿 大家好，我是枫落白衣，我们说造反派造反派，你一旦造反了，就要有那种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勇气和大局观，否则，老老实实地当一个混吃等死的王爷难道不香吗？可很明显，１６７４年的吴三桂却不是这么想的。他在打下了湖南湖北四川大部分地区，把战线推到长江边上之后，下了一道命令，所有部队停止前进，干啥？他要和康熙讲和，希望能划江而治，为了表达诚意，他还把他的老朋友，西藏的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请了出来，去北京当说客。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吴三桂究竟是基于何种原因做出了这个决定，有人说是因为儿子吴应熊这时候还在北京，怕清朝一怒之下，砍了吴应熊的脑袋，他绝了后。这种说法应该有点儿问题，作为一名成熟的政客，吴三桂肯定知道，自己一起兵，儿子的那颗脑袋就等于是掉下来一半了，这个时候再顾及儿子，已经晚了。再说了，你要是真顾及儿子的小命，那就应该赶紧打，快速打，逼着清朝拿你儿子来和你谈判，而不是现在这样，主动求和，这样一来，即便和谈成功，你的儿子，儿子的儿子大孙子，也肯定只能继续呆在北京当人质，相当于把脑袋放在铡刀上。 在我看来，吴三桂之所以走出这一步棋，还有两个重要，第一，吴三桂认为渡江之后将面对真正的满族八旗骑兵，他不认为自己有胜算，有句话叫做“江湖越老，胆子越小”，老吴年纪大了，胆子变小了；另一方面，他还认为康熙现在四面楚歌，肯定会同意他划江而治的条件，很可惜，吴三桂看错了这位叫做玄烨的同学。 康熙一方面调动兵马，对付北边的蒙古人和西边的王辅臣，另一方面，他主动勾引除了吴三桂之外的所有造反派，甚至对耿精忠说，哥们，我不撤你的藩了，咱们大家一起干死吴三桂这个老坏蛋。 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远在台湾的郑经也做出了一件让康熙差点没乐死的事情，那就是他对准耿精忠的屁股就是几脚。 本来呢，耿精忠是邀请郑经一起光复大明江山，说你的海军那么厉害，只要你沿着海岸线北上，一路去骚扰江南甚至山东的沿海城市，就是大功一件。可是郑经这家伙，打仗虽然不差，却一点儿也没有他爹郑成功的政治头脑，居然趁着耿精忠离开福建北上打清朝的时机，去攻占耿精忠的地盘，气得耿精忠赶紧跑回来，和郑经死磕。 就这样，因为吴三桂在湖南徘徊不前，康熙很从容地平定了北方的王辅臣和蒙古察哈尔部，又因为靖南王耿精忠和台湾的明郑打成一团，清军顺势南下，顺利地拿下了耿精忠，以及后来造反的尚可喜的儿子尚之信。 在吴三桂求和的三年之后，1677年，这老小子终于清醒了，睁开眼睛仔细一看，才发现全国造反派就剩下自己这一支了，而且不幸的是，他的那个儿子吴应熊，以及吴应熊和建宁公主给他生的孙子吴世霖，也都在前年被康熙给绞死了。 到了1678年，满清军队开始大举反攻，相继收复了岳阳、浏阳等地，吴三桂感觉大势已去，为了振奋人心，也为了自己过一把皇帝的瘾，把“反清复明”的口号往旁边一扔，在3月23日，跑到湖南的南岳衡山去祭天，也就是给老天爷献上几杯酒，说点儿好话，回来就自称有了天命，登基做了皇帝，建国号为“周”，改元昭武，大封文武百官。 这件事最终演变为一场回光返照，同年八月，也就是5个月后，吴三桂在长沙病逝，享年67岁，孙子吴世璠继位，继续和清朝死磕，三年之后的1681年10月，清军最终攻克了昆明，吴世璠自杀，历时八年的三藩之乱结束。 我们说八年几乎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神奇的数字，安史之乱打了八年，这个三藩之乱打了八年，后来的抗日战争还是8年，而且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战争无一例外，都是以挑起事端一方失败告终，只能说冥冥之中，自有天意。 这里我们必须问一句，为啥吴三桂失败了？ 有人吹嘘康熙帝，说他从撤藩那一刻起，就胸有成竹，你也可以这样去吹，但这不是史实。现代学者普遍认为，康熙帝开始的强行撤藩其实是相当冲动的，和朱允炆当年差不多，同样的性子急，而吴三桂的基础条件却比当年的朱棣朱四叔好多了，不过结局却不一样，原因何在？ 我个人认为，这里面当然有吴三桂自己的原因，比如上面说的，这哥们攻下岳阳之后，犹豫不决，没有立即北上占领中原，也没有东征去切断清朝的经济大动脉，却想着如何划江而治，这是一个最重大的战略失误。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原因，也是很致命的，一个是他名不正言不顺，这老小子的名声实在太臭，连汉族种地的老农听说他要“反清复明”，都觉得根本就是一个笑话，以至于他没有足够的威望统御各方势力，很多人表面上说听你老吴的，但私下里各行其是，足以让清朝分而歼之。 另一个原因是他的队友都是属猪的，广东的尚可喜和尚之信这父子俩，广西的孙延龄，甚至陕西的王辅臣，这些人全都是首鼠两端，犹豫不决之辈，而耿精忠和台湾的郑经更是可笑，两人在开始的时候，关上门来一顿好酒好肉，亲哥哥，好弟弟地商量了很长时间，计划得好好的，结果呢？一起兵，他俩自个儿先打起来了，让人怀疑是不是喝多了。 反观康熙这一边，虽然一开始的时候，保和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索额图，中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图海等一大批位高权重的大臣都不赞同撤藩，但是，请注意这个但是，战争一开始，整个朝廷顿时就是上下一心，齐心合力地帮着皇帝把事情做好，大学士图海甚至重新上马，去阻击蒙古人的南下骚扰，又亲自带兵，平复了陕西王辅臣的叛乱，而索额图则是“料理军书，调度将帅，皆中肯要”。 《诗经》里有句话，叫做“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兄弟俩关起门来如何吵，是自己的事儿，但是有外敌的时候，一致对外。这样来看，康熙虽然开始的撤藩有点儿轻率和着急，但是赢得这场胜利，并不是侥幸。 当然，最后收益最大的就是词人纳兰性德的老爹，纳兰明珠，《清史稿》记载，“上谕廷臣以前议撤藩，惟明珠等能称旨”，也就是康熙说了，当初我们讨论撤藩，只有明珠这个人说的，最符合我的心思。然后，这家伙就被提拔到武英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仅次于索额图的朝堂二把手。 就在三藩平定的这一年，1681年3月，台湾岛上的郑经蹬腿翘了辫子。 我们说此人在他老爹郑成功死了之后，一开始，还表现得挺英明神武，一举平定了内乱，稳定了局势，积极地号召百姓开垦荒地，把台湾搞得有模有样，大家都觉得挺有希望的。清政府甚至一度被迫下了“迁界令”，想当年洪武皇帝朱元璋下达的“禁海令”，也只不过是不允许出海，不让打鱼。可这个“迁界令”比禁海令要严厉得更多，它要求山东到广东的沿海居民全都迁往内地，让郑经不能和大陆有任何经济往来，清朝的意思是，姓郑的，我不和你做生意，憋死你。 郑经根本就不在乎，撇撇嘴，一转身，就和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日本的德川幕府开始了友好的经济往来，那对外贸易搞得，是相当的红火，而且对于清朝的迁界令，郑经的首席谋士陈永华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说你只要给那些当官的钱，他们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郑经一试，果然好使，岂止一只眼，清朝那些当官，收到钱之后，两只眼睛都闭了起来，台湾照样和清朝沿海的一些居民和走私犯大张旗鼓地进行物质交换。 这个陈永华，就是金庸小说《鹿鼎记》里的陈近南，此人是不是做过“反清复明”天地会的总舵主，是不是有高深莫测的武功，当没当过韦小宝的师傅，我们一概都不能确定，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他是郑经在台湾最信任的人，在明郑政权内拥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并且，台湾之所以后来信奉了孔老二，最主要的就是因为这位陈永华，从1665年起，陈永华就在台湾“设宗庙，立学校”，将儒家文化在台湾岛广为传播。 总而言之一句话，郑经领导的明郑团队，虽然没有反攻大陆，但是对台湾岛的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史书上说“抚士民，通商贩，兴学校，进人才，定制度，境内大治”，把台湾一个蛮荒之地，变成了生机勃勃的乐土。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时候的郑经，其实是想把台湾建成一个独立王国的。他在给他舅舅董班的信里说：“幅员数千里，粮食数十年，四夷效顺，百货流通，生聚教训，足以自强。又何慕于藩封？何羡于中土哉？”台湾，就是俺的家了。 在和清朝的历次谈判里，郑经也明确表示了“于版图疆域之外，别立乾坤”，拒不接受清朝说的剃发归顺条件。清朝政府本身也有很多人，对于台湾这块地方，一点都不在乎，比如说负责谈判的康亲王杰书就说了，只要你郑经放弃所有沿海的据点，彻底退到台湾，我保证咱们两家就是亲戚，互相友好，“通商贸易，永无嫌猜”。 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很可能，台湾在17世纪就独立了，成为今天越南、朝鲜这样的存在。那为啥没有呢？答案很简单，三藩之乱之后，郑经犯了糊涂，做出了错误决定，这绝对是我们今天应该庆幸的事情，可以说老天爷就是不想让台湾独立。 实事求是地讲，三藩之一耿精忠和郑经联手反攻大陆的时候，郑经其实有两个很好的选择，一个是不掺和，趁机和清朝谈判要求独立，康熙那是百分之九十九会答应的；第二个选择就是听耿精忠的，直接派人从海上杀奔山东和渤海湾一带，威胁大清的心脏，继而谈判，甚至可能扩大自己的地盘。 可惜，前面说过，郑经这个糊涂蛋的选择是，本着占一块是一块的小农想法，趁机抢夺福建沿海他相中的地盘，最后逼得老耿投降了清朝，三藩被平定，而台湾不仅一点好处也没捞到，还被平定了三藩的大清逼着放弃了东南沿海的所有据点。 1680年4月10日，明郑集团彻底退回了台湾，郑经心灰意懒之余，将国事都交给儿子郑克臧处理，自己一心一意地和妇女同志们探讨生理卫生去了。结果是探讨得太深入了，第二年，也就是1681年，累死了，据《台湾外记》上说，“经因纵欲过度，痔疮暴胀”而死，这个死法估计是挺痛苦的。 据说他临死之前，拉着武将刘国轩和贴身侍卫冯锡范的手，眼泪汪汪地请求他们好好协助即位的世子郑克臧，刘、冯连连点头。不过你绝对想不到的是，这俩货的协助办法就是三天之后，一根绳子勒死了郑克臧，给黄泉下的郑经送了过去，您的儿子还是您自己照顾吧，俺们不伺候了。 为啥会这样？这事儿吧，是一个关于老丈人的问题。 即位的郑克臧娶的是陈永华的闺女，世子和宰相和亲，相当于强强联合，谁敢不服？可惜的是，陈永华在郑经去世的前一年就死了，而郑克臧的弟弟郑克塽的老丈人，是郑经的贴身侍卫冯锡范，也是郑经死之前的托孤大臣，这家伙觉得啥辅政大臣，它就不如“台湾王的老丈人”这个名头听起来威风。 于是乎，郑经一死，冯锡范就联合了刘国轩和一大批将领，跑到郑经的妈董老太太那里，说有资料表明，这个即位的郑克臧不是你的亲孙子，他是隔壁老李家的种，原话是“非郑氏骨肉，而是李氏之子”，那时候也没有DNA检测，董老太太一看这么多人都知道孙子是隔壁老李家的，那肯定是真的啊。 就这样，郑克臧只当了三天台湾王，就被赶下了台，随后被绞死，12岁的郑克塽上位，而他的老丈人冯锡范也掌握了台湾的军政大权，支持他的刘国轩被封为武平侯，领着军队前往澎湖修筑炮台，用来防范清军。 这场风波在历史上称为“东宁之变”，所谓东宁，就是郑经统治台湾期间，对台湾的一个行政称呼，现在在台湾岛，还能看到这个名字的历史痕迹。 我们说这个政变的结果就是分裂了台湾的力量，很多支持郑克臧的人都被罢官或者贬职，甚至砍了脑袋，在一个极度缺乏人才的小岛，这样的变化是致命的。内乱这种事，永远都是敌人所期盼的，我们现在完全可以这样说，“东宁之变”让北京的爱新觉罗·玄烨终于等来了最好的收复台湾的机会。 自从三藩被平定之后，康熙的自信心就爆棚了，在那之前，台湾岛咋样他可能也不太关心，但现在却时刻关注岛上的动静，连带着，大臣们也是拼命刺探台湾的情报，说大清朝得陇望蜀是不过分的。 就在东宁之变发生之后的一个月，大学士李光地上书，就是一句话，台湾政治混乱，现在就是出兵的最好时机。康熙点点头，你小子不仅能干，还明白老子咋想的，很聪明。 随后，康熙重新任命一个叫做施琅的家伙为福建的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的头衔，给他的命令是“相机进取”台湾。我就是要打他们，至于是啥时候打，咋打，你施琅和老天爷商量。 那施琅是谁呢？此人本来是郑成功他爹郑芝龙的下属，而且据说是老郑手下的头号悍将，后来跟着郑芝龙投降了清朝，但心中始终觉得和东北银处不到一起去，也许是吃不惯猪肉炖粉条子，所以后来又改主意了，跟着小郑郑成功举起了反清复明的大旗。 ……

历朝历代皇帝上朝有什么特点？什么叫大朝，什么叫早朝？康熙上朝有什么特别之处？“三藩”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康熙要撤“三藩”，吴三桂造反详情如何？ 部分文稿 大家好，我是枫落白衣，上集我们说到1669年6月，16岁的康熙皇帝玄烨一巴掌拍死了鳌拜，顺便还把遏必隆扫了一个跟头，掌握了清朝的实际权力。从这时候起，这哥们就开始了他53年的统治，算一算实际在位时间，更是长达61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如果帝王也有一个朋友圈，康熙只要晒出这个记录，那绝对就是相当有面子，大家都必须点赞的一件事。 康熙皇帝管理大清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啥特点呢？两个字，上朝。 你可能会问了，皇帝不就是上朝管理国家的吗？这还用说吗？这事儿还真要说一说，因为历朝历代，皇帝老子如何上朝办公这事儿也是不一样的。 中国从汉朝开始，就有了上朝的制度，也就是皇帝和大臣们聚在一起开会，粗略地说，分为大朝和常朝。大朝就是宏大的朝会，西汉的时候，一年只有一次，只在新年的第一天举行，皇帝要把在京的所有大臣都召集过来，身穿盛装朝服，听听音乐，吃点儿美食，相当于大家给皇帝拜年，皇帝留大家吃顿饭。 在汉朝以后，大朝逐渐增加为三次，除了新年，还有冬至和皇帝生日，也举行大朝。值得一说的是，宋朝之前，大朝时，大臣们都是席地而坐，宋朝改为站着，后来到了明清两朝，大臣们在大朝的时候不仅要跪着，而且还要喊三次口号，分别是“万岁”，“万岁”，“万万岁”，所以，可以看出，随着中华帝国的发展，皇帝的权力越来越大，而大臣们的地位，是一天不如一天。 说完大朝，再来说常朝，这就是我们熟知的，讨论国家大事的朝会了，也叫早朝。西汉的制度是五日一朝，就是五天上一次朝，原因很简单，那时候是三公坐而论道，没皇帝什么事，皇帝五天上一次朝，就是去点头，或者摇头的，摇头的项目，三公回去重做，如此而已。 到了唐宋，那时间就不一定了，每天都上早朝的皇帝有，经常不召开会议的皇帝也有，原因很简单，那些时候国家有了宰相，皇帝和宰相说了都算，见不见大臣其实并不是十分重要。而且，所有的朝会都是在宫殿里进行。 到了大明，老朱朱元璋当政，他把宰相废掉了，那就没办法了，这哥们只能每天都出来一次，见一定级别的大臣，比如说六部尚书，五寺的头头脑脑等等，否则，国家的这一摊子事儿立马就要玩不转。于是乎，老朱创造性发明了一件事，叫“御门听政”，就是每天早上五点，在皇宫大门的门洞里，摆上一张皇椅，他穿好衣服坐在那儿，等着文武大臣们来汇报工作，然后他直接下诏给大臣们，告诉这些家伙如何去做。 后来老朱的儿子朱棣在北京修建了紫禁城，这个听政的地点就固定在紫禁城内最大的宫门奉天门，今天叫做太和门的地方，这个门有一度被叫做大朝门，就因为这里是明朝“御门听政”，或者说早朝的地点。 我们说这个早朝是很辛苦的，朱元璋五点坐在那里，大臣们肯定不能也五点到，按照大明会典记载，那时候大臣要早上3点就到皇宫外面，等着午门城楼上的鼓敲响的时候，大家排好队伍，然后再等钟声响起，这时候宫门开启，所有人静音屏气，庄重地走进宫里。住得稍微远一点的大臣，为了3点能打卡上班，半夜就必须爬起来。 不过后来老朱的子孙们创造了内阁制度，等于是宰相同志们又回来了，这个早朝就可有可无了，嘉靖皇帝几十年都不上朝，明朝也照样运转，就是这个原因。 到了清朝，顺治皇帝亲政之后，他学习朱元璋，也进行这个御门听政，不过他比较懒，不去那个离他寝宫乾清宫很远的太和门，而是改在乾清宫的大门口，也就是乾清门这里，时间也从5点改到了早上8点，大家都多睡一会，而且他也比较懒，不经常有这种早朝。 真正把早朝制度化，经常化，变成了一种常态的，就是康熙皇帝。 从现有的记录，尤其是康熙皇帝的《起居注》来看，只要他在京城，几乎是每天都要御门听政，而且很多事情，都是当场就讨论，当场就拍板做决定。你今天在电视剧里看到的那种大臣和皇帝们讨论事情的朝会场景，基本上都是康熙早朝的再现，其他朝代，有没有是不一定的。只不过电视剧里有一点是和史实不一样的，那就是早朝放在宫殿里进行，这是错的，明清两代的早朝，都是在大门洞里面举行的，这一点上，《甄嬛传》里面的场景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 综上所述，康熙一朝，几乎所有大事都是早上在大门洞里边决定的，这里面也包含了1673年3月的一件大事。 这天早朝，一个大臣的上书，让康熙和满朝文武都比较头疼，讨论了很长时间，也拿不出一个结论来。这封书信来自平南王尚可喜，他说自己老了，想让他儿子尚之信接替他的位置，继续镇守广东，这老头子本人想回辽东老家养老。 那么，这个尚可喜是谁？为啥他写的这道奏章让康熙和大清中央政府的官员都很头疼呢？ 尚可喜，耿仲明，还有一个孔有德，这三个人原来都是皮岛毛文龙的手下，也就是明朝的官员，被称为“山东三矿徒”，虽然说这个称号有点儿大老粗的意思，但既然有称号，那就说明这仨货不是一般人，能打，那是肯定的。可是我们前面说过，毛文龙被袁崇焕袁大督师用崇祯皇帝的尚方宝剑，咔嚓砍掉了脑袋，在那之后，这三个“矿徒”就有点儿像丧家之犬，人家也不待见他们，比如说这个尚可喜，毛文龙死后，新的皮岛总兵对他很是忌惮，准备诬陷他，置他于死地。尚可喜自然是不会伸着脖子，等对方给自己来上一刀，迫于无奈之下，只能逃命。当时整个大东北，除了明朝，就是大清，你还能往哪儿跑？于是这哥们一转身，投向了满清，把皇太极乐得当着很多满族大臣的面，喊出了一句“天助我也”，然后出城30里去迎接尚可喜。其他两位，耿仲明和孔有德也差不多，基本上都是在毛文龙被杀之后，受人排挤，去投降了大清。 满清对耿、尚、孔三人的重视从他们投降之日起，就显得很真诚，开始的时候，封孔有德为恭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尚可喜为智顺王，这就是清初“三顺王”这个称号的来历。 后来到了1644年，吴三桂也投降了，清朝重新封了这四个人，分别是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耿仲明，定南王孔有德和平南王尚可喜，合起来就是清初四汉王，大清的四个汉人郡王。我们要注意的是，他们都不应该算是亲王，一般来说，在中国历史上，亲王要是皇亲国戚才能得到的头衔，而且大多数是一个字，比如汉王、梁王、豫亲王、恭亲王等等，不过就算是如此，那也相当不容易了，因为投降满清的汉人多了，其他人就很少能被封王。 这四个家伙之所以这么受重视，当然是和他们能打有关系。吴三桂从西北打到西南，把南明从云贵四川等地彻底清除，并且勒死了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永历帝；耿仲明在死之前，和尚可喜一路打到广州，他死之后，他儿子和孙子耿精忠也继续他没完成的事业，联合尚可喜攻进了广州，制造了“广州大屠杀”，随后占领了广东福建两省，隔着台湾海峡，和郑成功遥遥对峙。 孔有德更是把命都搭了进去，1652年，他在广西桂林，和原来张献忠的下属，后来投降南明的李定国碰上了，双方一场大仗之后，还是李定国技高一筹，打败了孔有德，逼得他自杀不说，还把他唯一的儿子孔庭训抓住砍了脑袋，等于是老孔把命送给了大清朝，还绝了后。 事后清朝除了大肆褒奖孔有德之外，顺治皇帝还对他的女儿孔四贞十分关爱，史书上说“怜而养之宫中”，后来嫁给了一名叫做孙延龄的汉族将领，孙延龄也因为这个原因，得到了广西将军这个职位，统领孔有德旧部，镇守在桂林。 无论是史学家，还是老百姓，现在提起这四个人，都要狠狠地骂一句汉奸。在金庸的小说《鹿鼎记》里，就写了吴三桂是多么地招人恨，可谓是中原之人，人人唾骂。我这里呢，也不想替他们完全翻案，曾经的大明官员，镇守边关的武将，无论如何，投降敌人，反过来狠狠地打大明，都是一种不可原谅的行为。 可是，我这里也要提醒大家一件事，那就是我们在骂他们为汉奸的同时，不妨看一看这四个家伙的出生地。吴三桂，今天的辽宁绥中县人；耿仲明和他的孙子耿精忠，今天的辽宁盖州人；尚可喜，今天的辽宁海城人；孔有德，今天辽宁辽阳人。啥意思呢？也就是这四位全都是在人家女真人的发祥地大东北辽宁出生，在那里长大，小时候的小伙伴估计很可能还是满族人居多，我觉得吧，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心中那个满汉之间的民族区别，还真的是不一定有。我们可以称他们为叛徒，或者造反派，但叫他们汉奸，多多少少是有点儿冤枉的。 俗话说，有付出就有回报，在清朝的默许之下，平西王吴三桂占据了云南，贵州还有四川的部分地区；靖南王耿仲明的孙子耿精忠继承了他的王位，占据了福建；而平南王尚可喜，占据了广东，他在广州的王府就是今天越秀区的人民公园，那地方我去过好几次，确实是块灵秀的山水宝地，这老家伙绝对很会享受。孔有德虽然死了，但他的女婿孙延龄和女儿孔四贞也在桂林这个风景秀丽的城市安了一个家，头上还顶着广西将军的职位，也算是声名显赫。 那么，为啥现在尚可喜想退休，康熙等人会头疼呢？原因不在于退休，而在于老尚想让他儿子尚之信接替自己的位置，换句话说，尚之信会以平南王的身份在广州的人民公园常住下去。这事儿，康熙绝对是不想答应的，为啥？ 我们说清朝封亲王是很谨慎的，和明朝不一样，你就算是皇帝的儿子，也不一定能封为亲王，就算是你被封为亲王，也不可能有采邑和地盘，更不可能拥有独立的军队和组织结构，换句话说，吴三桂、尚可喜、耿仲明这三个人，不仅封王，还拥有自己的地盘和军队，本身就已经是一件相当破格，很让满清八旗子弟羡慕嫉妒恨的事情了，现在尚可喜还想当铁帽子王，世袭罔替，让自己子孙在广东世世代代统治下去，这种事，康熙怎么可能会乐呵呵地答应？ 你可能会问了，前面靖南王耿仲明死了，他的亲王爵位被儿子孙子一路继承下去，咋没看见清朝皇帝有不同意见呢？因为此一时，彼一时，那时候清朝还靠着老耿家给他们打天下，说句不客气的话，彼时靖南王这顶帽子下面的，是正在替满清扫荡天下的炮灰，那自然是暂时要让人家戴着的。 可是现在形势变了，现在除了台湾的那个明郑集团，天下基本平定，某某王的帽子之下，都是大个儿的蛋糕，巨大的好处，自然就不一样了。 除了这个，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康熙天天在心里琢磨的，那就是吴三桂、耿精忠和尚可喜这三个集团已经有点儿尾大不掉了，这句话里面有两个意思，第一，这三个人的势力合在一起，号称“三藩”，占据了相当于三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已经强壮到可以和大清八旗军团分庭抗礼的地步了，对朝廷形成了新的威胁。 第二，更过分的是，这仨货每年不仅不能给朝廷缴纳赋税，还要从朝廷要钱，理由是保卫边疆，当时有一句话，叫做“天下赋税，半入于三藩”。可天下人都知道，这些家伙不仅不穷，还富得流油，在自己的地盘上巧取豪夺，走私渔利，比如说尚可喜，因为占据了广州这个和外国人的通商口岸，居然“每岁所获银两不下数百万”，再比如说吴三桂，每年消耗清朝的军饷几百万两，但自己垄断了关市、茶市、马市、盐井等赚钱的行业，甚至还独占铜矿和金矿，自己铸造钱币，当时人称之为“西钱”，平西王老爷的钱。 除此之外，此三人还“日练兵马，利器械”，南明的皇帝都被你们干死了，现在还在摩拳擦掌，练肌肉，请问一句，你吓唬谁呢？ 就因为上面的这些原因，大清皇族一直都对三藩很警觉，时刻想着如何能解决这三个家伙，康熙即位以来，也是如此，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朕听政以来，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忧烦，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意思是我自从14岁亲政以来，一直都认为三藩，修理河道，搞好运输是头等大事，把它们写在宫里面的柱子上，天天琢磨。 现在尚可喜的这封信就摆在他面前，经过一番研究，康熙和大臣们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准许尚可喜回辽东老家养老，但是他儿子尚之信不能继续留在广东称王，一句话，你尚可喜不是要退休吗？我就让你裸退，广东从此之后，和你们尚家没关系了，世袭罔替？想得美。 ……

讲述清初文字狱“明史案”的详情及背景； 康熙继位后四大臣的所作所为和内斗；康熙智擒鳌拜详情。 部分文稿 大家好，我是枫落白衣，前面我们讲明朝的时候，提过一个人，就是那个在《皇明大政记》里，把隆庆皇帝朱载坖的名字写成朱载垕，给皇帝改了名字的朱国桢。 这位朱大人可不仅仅写了一本书，做为一名文学爱好者，他贡献了很多作品，在这些作品里，有一本关于明朝历史的书，当时称为《明史》，或者叫《明史概》，无论什么名字，反正是没写完的一部手稿。 等清朝人打进了北京，朱国桢的后人跑到了江南，家道衰落，就有点过不下去了。天无绝人之路，他们遇到了一户人家，这家人是相当地有钱，是不是偷税漏税才有钱的，我们不知道，但朱家人最后用这本明史手稿做抵押，从这家人手里借走了1000两白银是事实。 这户人家姓庄，决定要用1000两银子换一本残破手稿的，就是这户人家的大少爷庄廷鑨。 庄廷鑨自幼就喜欢读书，15岁考中秀才，被推荐入国子监，成了一名贡生。可惜的是，随后这哥们生病了，不仅病了，眼睛还瞎了。啥也看不见之后，庄廷鑨的脑海里就浮现出一个英雄人物，那就是写出了《左传》和《国语》的左丘明，据说左老先生也是一个盲人。庄廷鑨决心以左丘明为榜样，弄出一部流传后世的史书来，但你让他像左丘明那样，自个儿从头来写，一来他小庄没有那个才华，二来时间也忒长了点儿，他病得不轻，可能等不及。 现在有句俗语，叫时间就是金钱，这话在很多时候，反过来也是适用的，也就是金钱也可以用来买时间，付出了银子之后，朱国桢没写完的明史手稿就落在了庄廷鑨的手里，相当于买到了时间。 随后，庄家就开动了，大把的银子撒了出去，不仅添置各种印刷的机器，而且请来了很多名士，干啥？修改这本明史手稿，并且补写崇祯皇帝和南明的那些故事，然后印刷，以庄廷鑨这位盲人的名义出版。 据说当时老庄家开出的价码是，一千字30两白银的稿费，这个钱是什么概念呢？当时一名相当于现在厅级干部的六品官员，年薪大概才是45两白银，换句话说，庄廷鑨的许诺是，只要你能写出让我满意的1500字，就给你一名副市长的年薪。 但是书写完不久，还没来得及刻版印刷，庄廷鑨就因病逝世了，他爹庄允城为了实现孩子的遗愿，于1660年终于把这本命名为《明史辑略》的书印刷出版了。 有一点庄廷鑨猜对了，他终于靠着这本书留名千古了，但他只猜到了这个开头，没猜到结尾。这个结尾很惨烈，庄廷鑨的出名是靠着包括他家族在内的一千余人获罪，70几个人脑袋落地换来的。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七品县令叫吴之荣的，因为腐败坐了大牢，出狱之后，为了归还自己历年贪污的银子，就在湖州以各种名义敲诈富户，偶然之间，看到了这本《明史辑略》，略微翻了一下之后，吴大人敏锐地意识到，这本书是有问题的，为啥？因为在这本书新写的崇祯和南明部分，充满了对满族人的蔑视和不屑，以及对汉族抵抗将领的歌颂，直接称呼努尔哈赤为“奴酋”，清兵为“建夷”，建州的蛮夷。 而且，书中一直使用的，都是明朝的年号，北京的顺治皇帝在龙椅上都坐了17年了，你老庄家出的书还是用南明的永历年号，你尊谁为正统，想给谁磕头，那还不是很清楚的一件事吗？ 于是，吴之荣马上拿着书告到了杭州将军松魁那里，松魁这个东北人是个大老粗，当时没觉得这是一件多了不起的事情，就转给了巡抚朱国祚，朱国祚当时正忙活着收税，也觉得这就是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转给了督学胡尚衡。整个过程相当于吴之荣把状告到了军分区司令那里，司令转给了省长，省长又让教育厅厅长处理一下。 老庄家作为当地的豪门大户，自然是很快就得到了消息，马上采取行动，把外面流行的书收回，修改了敏感文字，重新出版。同时大量的银子送了出去，省长，教育厅厅长本来就没当回事，这一下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眼瞅着，这件事就这么糊弄过去了。 可是吴之荣告了一圈，弄了一个这样的结果，当然是很不开心，也不甘心，要是一般人，可能也就算了，但这个姓吴的大贪污犯显然是个狠角色，他自己掏路费，拿着原稿，去了北京，直接把这个案子捅到了中央政府，在辅政大臣鳌拜的直接干预下，清政府派出了刑部侍郎罗多到湖州，明确下令，让吴之荣配合，审查“明史大案”。 吴之荣这时候是完全把赌注放在了台面上，发家致富报仇，还是掉脑袋下地狱，全看这件官司的结果了。他有一个仇家，是南浔的富商朱佑明，于是，他直接对钦差大臣罗多说，看见没有，这书里明明白白地写着，他们是根据一部“朱氏原稿”写成的这本书，这个朱氏就是富商朱佑明。 最后的结果很不美好，公元1663年，也就是顺治儿子玄烨当上皇帝的第三年，这个案子审结，一共2000多人被株连，有名有姓被处死的人物大概是70多，几百人被流放。庄廷鑨的老爹庄允城死在了监狱里，弟弟庄廷钺被凌迟处死。 给这本书作序的大才子李令皙全家被杀，最小的儿子才16岁，围观的官员们都有点儿于心不忍，说你少报一岁年龄，说15岁吧，这样可以流放，不用死了，谁知道这孩子说“予见父兄死，不忍独生”，随即被杀。 南浔的那个富商朱佑明，根本连这本书是啥都不知道，就因为和吴之荣有仇，被惦记上了，也弄了一个全家灭门的惨烈下场。倒霉的还有那些参与校阅的，刻字和印刷的工人，书店的老板等，全都被处死。 上面这个故事就是清初著名的文字狱，“明史案”的大致经过，这件事被金庸老先生写在了小说《鹿鼎记》的开头，整部小说就是围绕这件事展开的。 实际上，我们说金庸和这件事本身也有一些牵连，他本来的姓就是查，名字叫查良镛，这个查不是渣男的那个渣，而是检查的那个查，读姓氏的时候念查。 金庸的祖上有一位叫做查继佐的，是清初的一位大学问家，大才子。当老庄家发行《明史辑略》这本书的时候，这位查继佐就发现上面列出来的参校人员名单里，自己的名字居然也在上面，可是这事儿他明明没参与，于是，他就跑到当地教育局说老庄家侵犯我的名誉权。 不仅仅如此，按照他的学生沈起的《查东山先生年谱》记载，当时这位查老先生给教育局的信里，明确说道“间有非所宜言”，意思就是这本书里面很多话都是不对的，犯忌讳的。所以，严格来说，金庸的祖先查大才子才是第一个告发《明史辑略》的人，但这种举报只是学术上的，和吴之荣那个小人的举报，是天和地之间的差别。 接到查继佐的举报，教育局也备了案，还没等这事有眉目，明史案就爆发了，查继佐因为名字在这本书的顾问名单里，自然也被抓进了大牢，后来一审查，发现这哥们早就去教育部门告状了，于是无罪释放了。 不过金庸的《鹿鼎记》自然是不会这么写，因为大清早就没了，吴之荣也被钉到了小人的耻辱柱上，现在说自己祖宗名字在《明史辑略》上，不仅不会被杀头，还是挺光荣的一件事。所以，《鹿鼎记》里的查继佐，也就是伊璜先生，从来没有告发过老庄家，而且还是一个相当英雄的人物。 当然，历史上的查继佐也是一条汉子，先是参与反清复明，后来又写了《罪惟录》，也是一部纪传体的明史，这本书比《明史辑略》还要反清，书里面到处都是大骂清朝人的句子。不过老查写完之后，唯一的读者就是他媳妇儿，估计还是躺在被窝里，偷偷地念给老婆听一下，过过瘾，他是绝对不敢拿出来的。在整个清朝200多年的历史，这个《罪惟录》都呆在老查家的夹壁墙里，一直到辛亥革命之后，大清亡了，它才算是见到了天日，出版发 言归正传，对于江南三大案，还有明史案，或者同一时间发生的其他冤案，我们都不能简单地用满清统治者残暴来归纳总结，除了上一集说过的经济因素，它们还和当时大清的政治环境和政治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前面我们说了，顺治皇帝去世之后，由于即位的康熙皇帝玄烨才8岁，就立了四个辅政大臣，这四个家伙全都是保守派，啥意思？意思就是这些家伙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作风上，都对顺治皇帝采取的更张旧制，“渐习汉俗”的做法很不满意。 在拿到权力的当年，也就是1661年，这四个家伙就下令废除了顺治皇帝设立的十三衙门和内阁，恢复了原来在关外的内务府和内三院，然后又修改了官员等级制度，让顺治制定的满汉官员品级一样的政策彻底失效。 随着清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南明政权被赶到了缅甸，郑成功的北伐大败而归，整个中国可以说已经纳入了清朝的统治，四位辅政大臣这时候更是觉得没必要把汉人当回事。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他们除了不能容忍江南汉人不交税，进而发展到也不允许有读书人对他们说三道四，更何况很多满洲人的黑历史，还是那些儒家知识分子制造出来的，于是，发生江南三大案和明史案这样的，以立威和确定统治秩序为根本原因的屠杀，就丝毫不奇怪了。 其实这四个家伙不仅仅是看不上汉人，他们也看不上西洋人。前面说的那个汤若望，本来官当得好好的，小日子也算顺心，可是就在他干孙子顺治死后的第三年，公元1664年，突然之间被控三大罪名：“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这相当于程咬金的三板斧，一下子就把汤老爷子打懵了，73岁的他已经说不出话了，只能让另一个传教士南怀仁来替自己辩解。谁知道一下子把南怀仁也牵连进来，两个外国老爷子一起进了监狱，最后的判决是汤若望要被千刀万剐，凌迟处死。 就在第二年行刑之前，天上突然出现了大彗星，北京发生了大地震，大清的这帮家伙，本来就没啥文化，肚子里那点儿墨水都是汉人的，这种事一发生，马上就想到了《易经》里的一句话，“天垂象，示吉凶，圣人则之”，这就是老天爷警告你们，有事做错了。 孝庄太皇太后马上以此为根据下旨，释放外国的汤老爷子，四大臣你瞅瞅我，我瞅瞅你，也不敢说啥，说不定这真的就是那个老汤的上帝显灵了呢。于是，汤若望被释放，又活了一年，死在了北京，享年75岁。 不过在这段时间，虽说四位辅政大臣民族团结搞得不是很好，但对于大清，他们也是有贡献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就是统一全国，在这一点上，他们齐心合力，加速了这一进程；第二个是恢复农业生产，对于那些不是读书人的汉族老百姓，四个保守派还是相当地爱护，赈济灾民，鼓励开垦，使全国农业迅速得到恢复，他们功不可没，某些史书上说“府库充溢，年谷屡登，人物繁盛”，就是对他们的褒奖；最后一个就是他们定下了比较严苛的考核制度，加强了对各级满汉官吏的监督，可以这样说，后来康熙能开启一个盛世，他们也是有功劳的。 可是创业时间长了，合伙人之间大概率要起内讧，这一个商业上的定律，也发生了这四个家伙身上。 排名老四的辅政大臣鳌拜地位本来最低，但野心却是最大，在首辅索尼体弱多病不管事，排名老三的遏必隆生性懦弱也不太管事的情况下，鳌拜把目标瞄准了老二苏克萨哈，处处和他作对，两人经常是针锋相对。 之所以老四敢于挑战老二，一个巨大的原因是这个苏克萨哈本来是多尔衮的人，靠着揭发多尔衮得到了顺治皇帝的信任，但这种卖主求荣的行为，却让朝里的一些大臣看不起。反观鳌拜，正宗镶黄旗出身，平定李自成，干死张献忠，攻打南明等等，身上的军功章挂满了几大排，怼起苏克萨哈这个老二，那底气，就不是一般的足。 公元1667年六月，首辅索尼病死。此人在死之前做的一件事，可以说是对满清贡献巨大，那就是在他的主持下，14岁的康熙皇帝开始亲政，皇帝亲政，就意味着以后大家要去听皇帝的，重大事情必须得到皇帝的批准。 索尼死后，从老二跃居老大的苏克萨哈就上了一道奏章，请求解除第一辅政大臣，也就是首辅的职务，换句话说，他要削自己的权，个人愿意去遵化守护顺治皇帝的陵寝，终老此生。 鳌拜听说了这件事之后，鼻子都差点没气歪了，为啥？因为苏克萨哈这一招叫做“寿与天齐，同归于尽”。 作为首辅，他辞去了辅政大臣的职位，相当于昭告满朝文武大臣和天下百姓，皇帝现在已经亲政，英明神武到不需要大臣辅政了，那么，排在他后面的遏必隆和鳌拜还有什么理由，有什么脸面赖在辅政大臣的位置上？苏克萨哈在实在斗不过鳌拜的情况下，想出这么一招，也算是相当有政治智慧了。 他还是低估了鳌拜的实力和跋扈。我们说鳌拜的实力主要体现在军权上，除了能调动全国三藩以外的所有军队，鳌拜还拥有保卫京城的两万步兵，甚至皇帝的侍卫部队，他也可以间接控制，说句不客气的话，他如果想撕破脸皮，换一个皇帝并不是太难。基于这种恐怖的实力，鳌拜的性格就相当地跋扈，他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交出权力，于是这哥们开始了反击。 ……

顺治的汉化政策，他和董鄂妃的爱情，以及死亡之谜；江南三大案始末和根源。 部分文案 大家好，我是枫落白衣，前面我们说了多尔衮掌权时代，大清的六大弊政，如果顺着这老小子的道路走下去，那很明显，大清就是另一个大元，幸运的是，小小的顺治皇帝一点儿也不像他那个假“皇父”，他这时候很清醒地认识到一个事实，那就是满清要是想在中原站稳脚步，满汉融合是最重要的一步。于是，他在1653年下诏说：“朕自亲政以来，但见满臣奏事。大小臣工，皆朕腹心。嗣凡章疏，满、汉侍郎、卿以上会同奏进。”也就是我们的大清可不是满族人的清朝，是天下的清朝，可是我只看见满洲人给我写信，你们在朝廷里垄断了话语权，对于这件事，我很不满意啊，以后汉族人的奏章也要摆在我的书桌上。 同时，他又采取了停止圈地，放宽逃人法等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的措施。 在国家制度上，顺治和别人的看法也有不同，他有一次问下面的大臣，说你们都说说，古代的皇帝们，谁干得最好？他这里问的古代皇帝，很明显指的主要是汉族皇帝，因为他们东北银以前虽然也有当皇帝的，比如说北魏，但毕竟很少，而且也不是全国政权，那皇帝当得都比较惭愧。 下面有的大臣说是唐太宗，有的说汉武帝，《清史稿》上记载，顺治的回答是“不然，明太祖立法可垂永久，历代之君皆不及也。”也就是他推崇的是朱元璋，原因就在于朱大皇帝打下了立法的基础，那才是一个朝代长治久安的保证。不仅仅是朱重八，就连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也是他崇拜的对象，据说顺治每次看到崇祯的书稿就哭，看到画像也哭，甚至也跑到朱由检的坟头上哭了一鼻子，差点搞成一个梁山伯和祝英台第二。 在这样的情绪影响下，朝廷的政策是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汉化，明朝化，中原化，我们说这样的转变其实对于清朝的稳定是有好处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来到了汉族人的中原，必须用汉族人的农耕文明来治理国家，这个我们前面讲过很多次了。 不过这里也必须强调一句，汉化是汉化了，但从心里来说，那自然还是满族人之间更亲切。比如说顺治那时候大臣上朝的时候，满族官员自称“奴才”，而汉族人只能称“臣如何如何”，为啥？因为奴才这个词在满族人心里，是自家人，是要爱护的，可是臣那就是臣服者，是外人，随时可以抛弃的，这种称呼上的问题一直到乾隆时期才规范下来，这个到时候我们再说；再比如，顺治规定当时的六部，每一部都设两名尚书，规定了满汉各一名，但满人尚书的地位就是比汉人尚书高一些，这也是事实。 言归正传，公元1660年9月，顺治的后宫死了一个女人董鄂妃。咋一听名字，你可能认为这是一个汉族大丫头，姓董，封号是鄂妃，实际上，这完全是错误的，董鄂是人家的姓，满洲八大姓之一，这女孩子是名副其实的女真人，而不是汉人，当时的全称应该是董鄂皇贵妃，《清史稿》记载，“年十八入侍。上眷之特厚，宠冠后宫。” 既然是“宠冠后宫”，那这个大丫头的死让多愁善感的顺治帝伤心欲绝就不奇怪了，福临亲自撰写了这位享年只有22岁女子的生平，还让大学士金之俊为董鄂妃写了一个《别传》，停止办公五天以示哀悼，仅比那个叔王济尔哈朗少了两天。 我们说这些还都没啥，但真正表现出顺治对董鄂妃爱之深的，还是随后的三件事，第一个是追认董鄂妃为“孝献皇后”，你要知道，这时候他的大老婆，正牌皇后可还活着，一个妃子死了却得到了皇后的谥号，你让那个还喘气的大老婆咋想？最重要的，是这件事完全违反了汉族的礼制。 第二件事是用蓝笔批答奏章达四个多月，按照中国的古代制度，皇帝或者皇太后死了，在一段时间不用红色的笔批奏章，改用蓝色的，以示哀悼，但这事儿只能局限于上述的两个人，一个是老皇帝，大多数时候是爹，一个是皇太后，那就是娘了，其他的，就连皇后死了都不行。顺治不仅追认一个妃子为皇后，还按照死了老娘的标准来纪念董鄂妃，你又让他那个还活着的老娘孝庄太后咋想？ 最后一个就是他寻死觅活地想自杀，《汤若望传》这本书里记载，“人们不得不昼夜看守着他，使他不得自杀”，死不了之后，这哥们又想出家，最后也被劝住了，一个皇帝，还是一个很有水平，很有眼光和能力的皇帝，居然想为情自杀和出家，这个董鄂妃到底是如何地勾魂夺魄，娇媚喜人，确实很令人遐想。 也许是老天爷看他实在是太伤心了，觉得不能拆散了这对苦命的鸳鸯，五个月后，1661年2月，顺治皇帝染上了天花。 就在我写这个史话的时候，新冠病毒正在全球肆虐，大家是谈“毒”色变，但如果我们回过头看看我们人类的历史，你就会发现，也许在全球化的模式之下，这个新冠病毒的影响很大，可是和历史上很多曾经的瘟疫比，它已经算是温和的了。 在这些瘟疫里面，天花就是最古老，传播范围最广，收割人头最多的那个。如果我们相信印度的一些“历史书”，那么，3000多年前，印度就应该流行过天花病毒，造成了大瘟疫。从那时候起，这玩意在全球就经常出现，每一次，都带走不少人头，致死率是30%。 据史书记载，天花传入中国的时间应该是汉朝。 到了中国的宋代，中医发现了一种办法，可以防止感染天花，那就是接种。具体地说，把得了天花的小孩身上的脓汁，弄干之后，制成粉末，吹到健康孩子的鼻孔内，让他感染一次症状略轻的痘，从而获得对天花的免疫力，这个从原理上说，和今天的灭活疫苗是一样的。不过由于“工艺”实在是太糙，成功率就特别的低，不是感染不上，形成不了免疫力，就是感染了，但大发了，把一个活蹦乱掉的健康孩子给整死了，所以这个办法并没有大规模地流行起来。 不过科学地来说，病毒和人类，那就是一个相互适应的过程，中原地区的人最后逐渐地适应了这种病毒，致死率就降了下来，但满族人一直都呆在环境贼拉好的白山黑水之间，基本没经历过这种病毒，所以满清贵族从入关的第一天开始，就对这种得上了基本就蹬腿的疾病产生了强烈的恐惧心理，前面提到过的豫亲王多铎，就是在多尔衮死之前的一年，因为感染天花而死的。 顺治皇帝为了躲避天花，简直是想尽了办法，包括不见那些没出过痘的大臣，一旦在北京发现了天花患者，他就以打猎的名义出城，还有在天花流行季节，取消大型活动等等，可是有一句话怎么说的，该着井里死的，河里死不了，最后这哥们还是得了天花。 他从感染的第一天开始，就知道大事不好，可是好事是，这一下他也不用天天想尽办法自杀了。2月2日得病，2月4日他就赶紧叫人，干啥？立太子，立遗嘱，交代后事。 我们说虽然这时候顺治帝才22岁，但是后宫的妃子实在是不少，有名有姓的就三十几位，其中十几个都给他生下了孩子，活着的儿子一共有六个，可问题是，最大的还不到8岁。这哥们一边躺在床上和天花做斗争，一边琢磨着，我的几个儿子都太小了，大清江山现在还不稳定，朝廷里派系林立，是不是要找一个年纪大的人做皇帝呢？于是，他就想传位给当时36岁的堂兄安亲王岳乐，不过这个念头一说出来，就遭到了他那个娘孝庄皇太后的激烈反对。 老太太不同意是有原因的，传给孙子，她就是太皇太后，手里依旧握着废立大权，可以时不时地干涉一下朝政，但传给岳乐，人家岳乐也有自己的娘，她孝庄变成了啥？那身份是相当地尴尬。 母子俩意见不一致，咋整呢？孝庄马上就找来了一个人，而且很有把握，这个人肯定会让顺治改变主意，此人就是高鼻子，蓝眼睛，一脸大胡子的汤若望。 汤若望是德国科隆人，不过那时候德国那旮答还叫做神圣罗马帝国，这位外国人老汤来中国的原因和前面说过的利玛窦一样，都是传教，俩人同属于耶稣会，在利玛窦死后第九年，也就是公元1619年，明神宗万历皇帝时代，汤若望就来到了中国澳门，后来又到了北京，汤若望从利玛窦那里学来的策略也是通过科学传教，而且也是在徐光启，这位科学爱好者的明朝高官的推荐下，走入明朝朝廷的。 满清打进北京之后，汤若望也没啥迟疑，一转身，就开始和清朝合作，因为他的最高目标就是传教，至于说谁掌握中国的政权，和他没啥关系。很意外的是，他先后得到了多尔衮和顺治两位执政者的赏识，这一方面是因为老汤很博学，宗教、天文、数学，尤其是历法，都相当地精通，两个字，有才；另一方面，相对于中原来说，顺治等人和汤若望一样，都是外国人，至少从心理上，没有互相排斥的想法，反而有惺惺相惜的念头。 当时皇太后孝庄尊称汤若望为义父，顺治皇帝直接叫他“玛法”，也就是女真话爷爷的意思。20岁以前的福临，曾经创造了一年去汤若望家串门24次的记录，历代帝王去大臣家聊天的次数，都没有超过这个的，甚至顺治帝19岁生日，也是在老汤家过的。这样的恩宠之下，汤若望的官职当然是迅速提升，1654年，他被提拔为通政使，光禄大夫，正一品的大官，这个升官速度，简直能把那些苦读几十年的中国知识分子活活气死。 现在顺治快死了，在谁来接班的问题上和他娘意见不一样，孝庄就找来了老汤，一个娘分量不够，再加一个爷爷如何？我们说这时候的汤若望，已经在中国呆了快40年，久历官场，当然马上就心领神会地站在了孝庄皇太后的这一边，一个快死的皇帝，和一个活着的皇太后，孰轻孰重，汤老爷子只要不傻，就分得清！ 汤若望在和顺治的谈话中，提出了一个十分让人信服的理由，那就是孝庄皇太后提出的继承人，顺治的第三个儿子玄烨，虽然只有7岁，却是得过天花的。 那时候的人虽然不知道如何治疗天花，但却全都知道，只要得过一次没死，这辈子就不会再得了。换句话说，这个玄烨以后可能死于癌症，死于外伤，甚至走路一个跟头，啪唧摔死了，但绝对不会死于天花。 当汤若望把这个理由说出来之后，顺治皇帝终于点头了，爷爷，您说得对。 就这样，1661年2月4日，皇三子玄烨被立为皇太子。第二天，2月5日，大清朝入关之后的第一位皇帝爱新觉罗•福临驾崩在紫禁城养心殿，享年22岁，在位18年。因为即位的玄烨年纪实在太小，特意任命了四位辅政大臣，分别是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 现在有野史说，顺治皇帝没死，而是出家了。对于这种说法，我们不会采信，原因只有一个，顺治咽气的时候，有太多的人在旁边瞅着。 这个出家的说法倒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福临一直都笃信佛教。那个汤若望汤老爷子说的别的话他都信，就是汤老爷子让他改信基督教这事，他把脑袋摇得如同拨浪鼓，爷爷，您信您的基督，我信我的佛祖，这件事上，咱俩各玩各的。 当董鄂妃死的时候，他一度是真的想出家，后来没出成。就在他染病的前一天，他还把最喜欢的太监吴良辅送到今天北京的法源寺代替自己出家，并且亲自去看吴大总管剃度，结果是回来就病倒了，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就是在这次和尚剃头发的仪式上，顺治感染了天花。啥是缘？这就是，兜兜转转，还是因为出家不出家这事而感染疾病，去和董鄂妃团圆的。所以，民间段子手因为顺治对佛教的喜爱和执着，杜撰出来一个他出家的新闻，想着上热搜，那是一点不奇怪。 这里我们还要提一下他的遗嘱，古往今来，一个皇帝的遗嘱往往都是这样开头的，“朕以凉德，仰承皇考”，blah，blah，意思是我德行不够，因为有个好老子才当上皇帝，然后就是叙述自己的施政功绩，过失或许也要提一下，但是一般不会占很大的篇幅。 顺治皇帝的这个遗嘱，却通篇那都是骂自己的，你完全可以把它当作罪己诏来看。第一条罪过就是“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啥意思？我走汉化的路子，错了，想当年俺们满族人，在深山里和傻狍子天天大眼瞪小眼，那样的习俗，才是应该坚守的淳朴旧制。接下来，劈里啪啦地一口气说了自己的另外13条罪过，最后一条相当地感人，说自己明明知道错了，每天都自责，可就是改不了，实在是错上加错。 你要是问，顺治皇帝为啥要写这样的一个遗诏呢？ 实话实说，我认为根本就不是他写的。我这样说有三个理由，第一，顺治帝从发病到死亡，不过3~4天的时间，天花病人的高烧，昏迷，虚弱他必然是经历了一遍，和汤老爷子说几句话都费劲，很难想象他可以写出如此长的一篇遗嘱，给自己定了14条大罪；第二，福临的个性是相当自信，也相当的倔强，这一点从上面说的董鄂妃死后，他一系列不遵守礼制的举动就知道了，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在死之前对自己来一个彻底的否定？第三，整个遗诏上，大概有五条是有关汉化问题的，也就是帝国道路的选择，从顺治死后，孝庄皇太后和四位辅政大臣改弦更张，停止汉化的政策来看，这些家伙对顺治的汉化政策已经是早有不满了，那么，弄一个假遗诏，自然是更加方便自己做事，顺治先帝爷都后悔了，你们还敢唧唧歪歪的？ ……

多尔衮六大问题；. 明末三大思想家的主要思想； 多尔衮死后，顺治为何能快速掌握实权

南明几个小朝廷的覆灭；郑氏父子的传奇故事：从郑芝龙、郑成功到郑经 部分文稿 大家好，我是枫落白衣，上一集我们絮絮叨叨地讲了很多关于史可法和钱谦益的事情，传统上来说，史可法是英雄，是忠臣，而钱谦益是怂货，是奸臣，就连清朝人，也把钱老爷子放到了《贰臣传》乙册里，加以嘲讽，当然，这里面有老钱后来偷偷反清被人发现的原因，不过这也恰恰说明了，这哥们对明清两朝都不忠，那放到乙册里，简直是再合适也没有了。 我之所以要讲一下这两个人的故事，是因为近年来有这样一个说法，说史可法坚持抵抗，最后导致扬州被屠了城，百姓倒了大霉，钱谦益率领南京大小官员投降，南京城就完好无损，大家都很happy，而且现在满汉一体，不分彼此，所以从百姓和历史的角度看，还是人家钱老爷子高明。 我想说的是，这个想法，恰恰是每一个侵略者都想塞到你脑袋里的。如果被侵略的民族或者国家都这么想，那世界就不是今天这个样子了，欧洲也不能叫欧洲了，应该叫德意志帝国。正因为还有很多人，面对强盗和土匪，能够站起来大声地说不，才有了今天，有了我们可以使用汉字，使用汉语来讲述中国历史，这正是祖宗们没屈服于外族不断入侵的结果。就像杨靖宇将军后来说过的一句话，“老乡，要是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所以，尽管我们今天和满清已经变成了一家人，不分彼此，但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史可法无论如何都要比钱谦益更让人尊重一些。 屠城乃大清朝之过，全宁非钱谦益之功，就是如此。 不过呢，我这里还想多问一句，这俩人有用吗？实事求是地讲，全都没用。一个是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一个是礼部尚书，大敌当前，兵部尚书在扬州城连一天都守不住，而礼部尚书无谋无策，只会带着大家跪下。说句不客气的话，明朝末年，在朝堂之上，身居高位的，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货色，大明朝给这些家伙的薪水，等于是打了水漂。 联想到史、钱等很多朝廷重臣同属于东林党，有人就说了，大明，亡于东林党。 对于这个结论，我个人的观点是，大明亡国的原因很多，全怪罪到东林党身上，肯定不客观，但是有一点，东林党人绝对是难逃责任，并且要被后世引以为戒的。那就是东林党人党同伐异，任用官员往往集中在所谓的“道德”和“文章”两项上，一个个都是笔下生花，书生意气，夸夸其谈，说起话来慷慨激昂，感动自己，也感动别人，比如史可法经常让大家哭得稀里哗啦的。再比如钱谦益，言辞之煽动性，能让柳如是这样的刚烈女子都死心塌地爱上他这个贪生怕死之辈，甚至他死之后，还跟着自杀了。当官的如果都是这样的人，无论最后是以身殉国，还是面对敌人卑躬屈膝，最后结局实际上都是一样的，四个字，祸国殃民。 多说一句，在这一点上，由东林党的孩子们创建的复社，就要好很多，至少比较务实。所谓复社，最初只是江南一些东林党的“官二代”们学术讨论的团体，后来逐渐发展到全国，进而也走进了政治。比起他们老爹，那些激进的东林党人，复社就要温和许多，而且明朝灭亡之后，复社大部分成员加入了南明，开始抗清，一直坚持了8年左右，前面说的吴伟业、冒襄，还有马上就要说到的顾炎武、黄宗羲等，都是复社的成员。 言归正传，在弘光帝被俘虏之后，南明砰砰两声，又出现了两个政权：唐王朱聿键在福建建立的隆武政权，以及鲁王朱以海在浙江宣布监国。还是那句俗话，“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两个小朱这时候本应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大朱，共同抗清，可就为了争一个谁是正统，两小朱又开始死磕。 1646年，清军再度南下，结果是这俩货谁都无力抵抗，很快就为清军各个剿灭，隆武帝被杀，鲁王逃到了海上。 在隆武帝之后，远在广东肇庆的桂王朱由榔宣布建国，不过这哥们胆子实在太小，宣布建国之后，因为离清朝大军有点儿近，连“俺是皇帝”这话都不敢在广东说，一定要跑到广西，才敢爬上龙椅，擦了擦一脸的汗珠子，开始称孤道寡，定年号为永历，这就是南明的最后一个皇帝，永历帝。 本来吧，他的形势很不错，因为这时候张献忠被打死了，前面说过，他死前给部下，也就是他的养子们下了死命令，回归明朝，所以，李定国、孙可望这些人纷纷率军归顺朱由榔。与此同时，清军中也掀起了一股反正的浪潮，大批原来的明朝将领开始宣布反清复明。你要是问是不是钱谦益这些家伙鼓捣的，当然不是，因为时间上来看，那时候老钱还在北京当清朝的礼部侍郎，之所以发生这个事情，是因为多尔衮的一些错误政策，比如说留发不留头，这个我们后面还会说到。 不过虽然和钱谦益没关系，但史书确实也记载了反清名士黄毓祺曾冒雪访问钱谦益江南的那个家，他的媳妇儿柳如是倾其所有，资助了反清复明的义军。柳如是这个女人确实是一代奇女子。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永历帝忽然就牛掰起来，掰着指头一数，他这个政权名义上控制的版图达到了八九个省，还有东南沿海的部分岛屿，所有明朝的遗老遗少都有一种看到了曙光的感觉。 可惜的是，朱由榔本身就是一个窝囊废，他缺少领导人最重要的品质，那就是御下的能力。永历政权内部很快就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山头儿，各派势力相互攻击，不光是明朝将领对张献忠旧部不信任，就算是李定国和孙可望也互相产生了隔阂，原因是李定国这个家伙实在是太能打了，他一度逼得清朝甚至都想放弃西南部的七个省，大家相安无事得了。 这样的能力和战功，就引得孙可望对李定国很是嫉妒，尤其是1656年，李定国被朱由榔封为晋王之后，孙可望觉得实在是没脸混下去了，居然去投降了清朝，献上了云南贵州两省地图和布防图。 有了这个大叛徒的指引，结果是毫无悬念，1658年，吴三桂一手拿着地图，一手牵着孙可望，打入了云南，李定国只好护着朱由榔跑到了缅甸，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李定国还在磨盘山设下埋伏，给追击的吴三桂清军一个血淋淋的教训，确实是将才。 将才是将才，只是生错了时候，南明不是一个李定国可以扶起来的。朱由榔逃到缅甸之后，最终缅甸王还是敌不过清朝的压力，把朱由榔交了出去，献给了吴三桂。 公元1662年，吴三桂把这个朱元璋子孙里的最后一个皇帝，用弓弦绞死在昆明郊区，远在边境勐腊的李定国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伤心之下，一个月后，悲愤而死。至此，大明王朝算是彻底完全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我们说1645年，南明政权成立的时候，实力并不弱，那时候很多人都认为，又一个南宋诞生了，谁知道仅仅17年，就彻底地烟消云散了，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上面说的这三个，皇帝不咋地，内斗很厉害，再加上清军的强大，这三大理由，就注定了南明不可能成为南宋。 李自成没了，张献忠死了，南明也完犊子了，可是还有一个地方，有那么一群人，高举着反清复明的大旗，耀武扬威地得瑟，清朝一时之间，居然也拿人家没办法，这个地方就是台湾岛。 这件事要慢慢来说。 我们说在大明王朝灭亡的20年前，公元1624年，在台湾岛和大陆之间的澎湖列岛，发生了一场战役，进攻的一方是大明王朝福建巡抚南居益，防守的一方是当时被中国人称为红毛鬼的荷兰人，首领叫做高文律，这个名字是音译，此人是一个纯正的荷兰人，和中国任何老高家都一点儿关系没有，可是这家伙领着人占领了澎湖，这就和大明王朝发生了关系。 福建巡抚南居益经过一番厮杀，胜利攻占澎湖，随后逮捕了高文律等12个荷兰的领头人，罪名是入侵和奴役岛上居民致1300人死亡，这些家伙被押到北京之后砍了脑袋，当时的明熹宗朱由校在做木匠活之余，也去祖庙里和老朱唠叨了一下这件事：“祭告郊庙……刑高文律等于西市，传首各边，以昭示天下。” 南大人看着澎湖岛上剩下的荷兰人，以为这些强盗真的是卖了阿姆斯特丹的房子之后来中国的，现在无家可归了，就好心好意地告诉人家，南边的那个台湾岛地方很大，不在我的管辖范围，你们去和岛上居民商量商量，要是他们让你们住，我就不管。 这些荷兰人对着南大人鞠了一个躬，真的就去了台湾，在今天台南的安平登陆，然后和岛上的原住民说，可怜可怜我们吧，我们只需要“一张牛皮大的地方”就可以了。台湾的原住民挺慷慨，说啥牛皮不牛皮的，你们随便住吧。结果这群荷兰人摇着红胡子说，NONO，俺们最讲信用了，随后把一张牛皮分割成无数细小的牛皮线，用这些线开始圈地，圈起来的地方，足够建一座城，这就是荷兰人在台湾的最初据点，热兰遮城。 再后来，也是这些荷兰人，打败了从台湾北部登陆的西班牙人，顺势占领了整个台湾，把它变成了荷兰东印度公司海外暴利的一头好奶牛。这个比喻可不是来自我，而是当时荷兰的一位总督，据估计，荷兰东印度公司占领台湾的38年里，平均每年从台湾运回荷兰的财富达到了惊人的4吨黄金。 也就在荷兰人登陆台湾的这一年，1624年，一位后来让荷兰人很是头疼的人物在日本九州诞生了，他的本名叫郑森，后来的名字叫郑成功。这哥们不仅诞生在日本，而且他娘还是一位日本人，只是他的爹郑芝龙是纯种的中国人。 那郑芝龙咋把自己的种撒到日本了呢？因为他和我们前面提过的那位王直一样，是控制日本福建之间海上交易的大海盗。 郑芝龙这家伙绝对是一个天才，首先他精通闽南语、南京的官话、日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甚至还有荷兰话，连欧洲人彼此交谈，有时候都需要找他这个中国人当翻译；其次他是商业奇才，在东南沿海游刃有余地和各国人做生意；最后他还是一个军事天才，放眼整个东南亚，以民间武装力量而打败欧洲的列强，他郑芝龙是第一人。 就在他儿子郑成功出生的四年之后，1628年，郑芝龙受明朝的招安，指挥自己的船队在明朝和台湾的荷兰人之间做了一个第三者，或者说一个二道贩子。 到了1646年，明朝亡了两年之后，那个已经投降了清朝的洪承畴给郑芝龙写信，劝他也投降清朝，因为他俩是老乡的关系，都是福建泉州人。 对于郑芝龙这个几乎没关心过自己国籍的海盗头子来说，啥是精忠报国，俺不知道。这哥们一算计，和谁做生意还不是做，于是，他让出了仙霞关，让清兵长驱直入，进入了福建，随后又正式投降了清朝，被封为泉国公。 可是他儿子郑成功和他的想法却不一样，为啥？简单，因为从小受的教育不一样，郑芝龙小时候天天学习的就是做生意，混码头，心中时刻盘算的就是利益两个字，可是这家伙对自己宝贝儿子郑成功的期望却是一个读书人，六岁的时候，郑成功就被带回了中国，随后去南京求学，从小受的教育就是仁义礼智信，讲究的就是忠廉孝悌，忠字还要排在第一位。 这时候一听说他爹要背叛大明，郑成功觉得比他爹死了都让人伤心，劝阻老爹不行之后，这小伙子跑到孔庙，烧了知识分子的衣服，跪下哭泣道：“昔为孺子，今为孤臣，向背去留，各行其是。”这里面有两个意思，第一我小郑决心效忠大明，和我爹老郑决裂，但这就是不孝，所以我没脸穿儒家衣服了；第二，以后我郑成功不做读书人了，要做一名收复河山的武将。 我们说郑成功和他爹的这种决裂，在后来的民国挺常见的，老子起自于军阀地主或者大商人，然后送儿子去学堂或者国外学习，学完了回来，这些家伙就对自己那个在他看来无恶不作的老爹竖起了中指。 这里面谁对谁错相当地难说，不过郑成功这一次，他爹郑芝龙确实是错了，不为别的，只是清朝背信弃义了。郑芝龙投降之后，不仅福建这个根据地没保住，被清朝占领之后，那个日本媳妇儿田川氏不堪受辱上吊自杀，而且他本人还被押往北京，看管起来，八年之后入狱，后来又被砍了脑袋。 反观郑成功和他爹划清界线之后，混的是风生水起。1646年12月，他招募了很多他爹以前的老部下，在金门以“忠孝伯，招讨大将军，罪臣国姓”之名誓师反清。 这里面要解释一下这个“国姓”两个字，那是前一年，郑芝龙还没降清，带着他去见南明隆武帝，隆武帝说这孩子看着就招人稀罕，我赐他可以和我们老朱家用同一个姓，姓朱，改个名字叫成功如何？皇帝给的名字，那还说啥，郑芝龙父子马上跪下磕头谢恩，所以后来的郑成功，就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号，叫“国姓爷”，而且他也很乐意打出这个旗号去招揽那些不愿意投降清朝的人才。可是他本人喜欢不喜欢就很难说了，反正我们没见过他自称“朱成功”的时候。 ……

多尔衮为什么能迅速打败李自成，李自成死于九宫山还是出家了；张献忠在四川杀了多少人；南明朝廷手握百万重兵且江南有钱，为什么很快被灭；史可法是民族英雄吗；钱谦益和柳如是的故事。 部分文稿 大家好，我是枫落白衣，上集我们说到1644年，满清皇帝，六岁的爱新觉罗福临，奶声奶气地在天坛宣布要解放全中国。 可是实话实说，这孩子当时只是在喝牛奶吹奶牛。那时候的满清，只占据了北京和周边地区，面临的局面是，河北有明朝的残余武装力量，陕西甘肃那边有李自成，西南四川有张献忠的大西国，还有以南京为中心的南明政权，以及东南沿海台湾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明郑集团，这些还都是主要力量，剩下小门小户的，那更是茫茫多。 福临喊完了口号，就回去吃棒棒糖了，剩下的事情只能靠多尔衮。 公元1645年初，在初步扫平了河北明朝的残余部队之后，多尔衮派出了两路大军进攻已经回到陕西的李自成，一路由英亲王阿济格率领，前锋是吴三桂，另一路是豫亲王多铎带队，前锋是孔有德。这个孔有德就是前面说过的毛文龙的部将，在毛文龙被袁崇焕砍了脑袋后，孔有德很快就投降了满清，一直跟着多铎。 就算是傻子，看一眼多尔衮的布阵，那也能明白，这就是让汉族人去打汉族人，说句不好听的，吴三桂和孔有德就是两炮灰，可是一来吴、孔二人从小就在东北长大，并没有觉得自己和满洲人有啥太大的差别，二来呢，他俩和李自成可没有半点香火之情，甚至吴三桂比满清人更恨李自成，所以，你可以说，这俩是心甘情愿当这个炮灰的。 开始的时候，李自成以为凭着潼关的坚墙铁壁，和关中独特的地理位置，完全可以自保，在陕甘宁地区继续当他的大顺皇帝，可惜的是，他绝对没想到的是，他败给了高科技。因为被汉族人鄙夷的东北女真人，这时候已经研制，或者说成功仿制出了一种新式武器，那就是红衣大炮。 所谓的红衣大炮，就是欧洲的加农炮，传到中国之后本来的名字叫做“红夷大炮”，为啥？因为这玩意是明朝从荷兰人和葡萄牙人手里买来的。荷兰人长红胡子的比较普遍，明朝老百姓一般把他们称为红毛鬼，或者红夷，那他们的大炮自然就是红夷炮。想当年袁崇焕打败努尔哈赤的宁远大捷，还有后来的宁锦大捷，靠的都是这种红夷大炮，那时候，明朝已经可以自己生产这种大炮了。 满清人自然也是十分渴望新式武器的，1631年，一名叫做刘汉的沈阳汉族人，掌握了制造这种大炮的技术，并且通过“失蜡法”以及复杂的淬火、退火技术，制造出了比明朝大炮更先进，射程更远，精度更高的大炮，一开始命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后来觉得这名字实在太长，队长这边喊“让天佑助威大将军大炮赶紧就位”，没等喊完呢，他人先没了，所以改名为“红衣炮”，为啥不用那个“夷”字？你开玩笑，汉族人一直骂他们东北人为蛮夷，用那个字，等于天天骂自己。 言归正传，满清的红衣大炮就位之后，战争就没啥悬念了，无论是潼关的城墙，还是大顺军的大刀长矛，在这种武器面前都是小儿科，而野战更是满洲骑兵的强项，再加上李自成刚刚失败，军心不稳，在这场战役中，他连一丝胜算都没有，最后只能逃跑。终于在湖北通山县的九宫山，被当地的一群农民打死。有人说打死他的叫姜大眼，也有人说叫程九伯，这种事儿估计是永远都扯不清楚了，据说事后大顺军为了给李自成报仇，还血洗了九宫山附近的一个村子，然后拥戴他的弟弟李自敬为皇帝。 李自成死于九宫山是现在最流行的说法，但另一个说法，也相当地有市场，那就是他出家了。李大闯王看势头不好，风紧赶紧扯呼，一个人悄悄地溜到湖南省石门县夹山寺，把头发剃得光光的，自称奉天玉和尚，天天念阿弥陀佛去了。持这种说法的，除了一些笔记类的史书，还有很多学者经常刊登一些论文，说是的，李自成就是出家了云云。金庸的小说，无论是《鹿鼎记》，还是《雪山飞狐》，都采用了这种说法，在《鹿鼎记》里，我们的闯王出家之后，凡心也没断，还千里迢迢赶到云南，去找陈圆圆，争风吃醋地和吴三桂打了一架，可谓是老当益壮，深情款款。 我个人来说，还是相信《明史》《清实录》的记载，这哥们就是在九宫山和一群农民打架，被干死了。这里面的原因那是超级简单，无论从当时的形势，还是李自成个人的性格，说他活着并且能够偷偷去出家念阿弥陀佛，都有点靠不 我们说就在李自成死的这一年，公元1645年，有一个家伙，正在四川的蜀王府里大搞装修设计，改建皇宫，设立内阁、六部等机构，委派地方官员，张灯结彩，锣鼓喧天，想把自己的皇帝职务干到天荒地老。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张献忠。 张献忠和李自成一样，都是穷苦人家出身，都当过明朝的大头兵，也同样都在高迎祥这个闯王手下干过，并称为闯将。造反之后，在打进四川之前，他最辉煌的战绩是攻下了朱元璋的老家安徽凤阳，刨了老朱家的祖坟，并且把朱元璋出家的那个皇觉寺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气得崇祯皇帝在北京城的被窝里大哭了一场。 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这哥们和李自成闹翻了，领军开始向西南发展，1644年八月，就在清军进入北京之后的三个月，张献忠占领了成都，当时明朝在四川的巡抚，总兵和蜀王朱至澍全家几十口子，全都自杀身亡。随后，张献忠控制了四川全境，这一年的年底，他建立大西国，年号是大顺，这其实相当于打李自成的脸，你的国名叫大顺，那只不过是老子的一个年号而已。 当上了皇帝的张献忠极其狂妄，不仅摊子铺得特别大，确立新的历法，发行新的货币，各种官僚机制一应俱全，任命官员，开设科举考试等等，而且还四处出击去打仗，甚至还派军队去攻打已经龟缩在陕西的李自成。 李自成怕清军，可不怕他张献忠，一顿乱拳，把张献忠派去的人打得七零八落。 等到李自成一死，清朝马上给张献忠递出了橄榄枝，说“如审识天时，率众来归，自当优加擢叙，世世子孙，永享富贵”。但张献忠也是一个爷们，把招降信撕吧撕吧扔马桶里了，干就干，谁怕谁啊。 1646年，清朝派出了当时还没被多尔衮逼死的肃亲王豪格,率领鳌拜等人，攻打四川。在清朝和明朝残余部队的北南两面夹击之下，张献忠很快就顶不住了。这年七月，他决定冒险突围，北上陕西，和清朝军队来个鱼死网破。临行之前，这哥们把自己大大小小的老婆和幼小的孩子杀得一个都不剩，他对他的干儿子孙可望，李定国等人是这样说的，“我亦一英雄，不可留幼子为人所擒”，然后又说:“明朝三百年正统，未必遽绝，亦天意也。我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也就是这个反了一辈子明的造反派大头子，在预感到自己处境不妙的时候，居然幡然醒悟，知道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大道理，让自己的部下在他死后，重新和明朝站在一起，对抗女真人。 这不禁让我们长叹一声，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 1647年1月2日，大西国皇帝张献忠在凤凰山太阳溪，和满清豪格鳌拜等人相遇，拼死一战之后，被豪格射杀，终年40岁。 现在史学家对张献忠最大的争议就是这家伙到底在四川杀了多少人。有记录显示，从崇祯初年开始，到清朝最后彻底平定四川为止，这中间大概20多年的时间，四川人口从700多万，减少到50万人不到，大概680万人死于非命，别说人命贱如狗，那是根本就不如狗，那些年，狗的死亡率都没有人的高，天府之国成了人间地狱。弄得最后清朝不得不采取“湖广填四川”的办法来强行增加四川人口，也就是把湖南湖北的居民强行迁移到四川去。 有些人就说了，张献忠这家伙要为四川人口减少负主要责任，因为他就是一个屠夫，说他因为四川那些效忠明朝的人民反抗厉害，就用杀戮来报复，一次性杀几十万老百姓根本就不当一回儿事，诸如成都屠城就死了30多万，再比如说把四川的几万名读书人都骗来进行科举考试，实际上来了就砍死等等。有些书说他杀了几百万人，有的说他杀了几千万，这些书里甚至还包括当时在四川的外国传教士写的《圣教入川记》，也说他杀了不少人。 最离谱的就是《明史》，说张献忠在四川杀了6万万人，也就是6亿。这一听就是瞎白话，和说我枫落白衣昨天花了1个亿买游艇差不多，你就是把我卖了，它也不值一个亿。同样，整个明朝，甚至整个世界那时候也没有6亿人口。 那么，张献忠到底杀了多少四川人呢？很抱歉，这个今天确实不清楚了。首先，他肯定是进行过屠杀，这一点毫无疑义；其次，他肯定没杀那么多，清初的张烺撰写的《烬余录》里面记载，“今统以十分而论之，其死于献贼之屠戮者三”，也就是这位当年在四川呆过的学者认为四川死亡人口里，大概有30%是张献忠杀的。 可惜的是，这位老先生肯定也在说假话，因为他接下来说，剩下那70%都是死于土匪流民之手，或者饥饿病死的。换句话说，在张大学者笔下，没有一个四川人是清朝士兵砍死的，这明显就是歌功颂德瞎白话的。当时针对四川人对清军的抵抗，清朝大军曾在1649年在四川到处告示，说“民贼相混，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把屠城当作一个政策的，正是这个张烺效忠的大清朝，他却在书里一个字都不提。所以，我们很有理由怀疑他说的张献忠杀了30%也是有水分的。 当时有一个兵部职方司的郎中欧阳直，在他的书《欧阳氏遗书》中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未定”，很直白地指出了一点，明末四川的大乱局，实在是持续了太长的时间。这中间各种势力在四川打来打去，谁都没把四川老百姓当人看，张献忠，明朝官军，清军，还有所谓的姚黄十三家等土匪抗清组织，这些家伙都曾经屠过城，杀过人，也全都曾经把人肉当粮食。最后稳定下来，清朝统治者回头一看，好家伙，人几乎死绝了，这种事，政府总是要找一个人负责的。 很自然地，满清是不会把屎盆子扣自己脑袋上，明朝的遗老遗少知识分子们自然也不会给自家抹黑，如果说是土匪组织干的，好像他们也没那么大实力，那咋整？回头一看，张大皇帝最合适，你张献忠不是在这里建立过大西国吗？属你最能折腾，那好，屠夫的帽子就给你扣上了，反正也没人替你说话，如此而已。 ……

明亡于朱由检，还是亡于诸大臣？朱由检的性格怎样影响了他的江山；李自成进京后期为什么控制不了军队胡来； 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军入关的详情。 部分文稿 大家好，我是枫落白衣，上集的结尾，我们问了一个问题，是不是明末的大臣们都是混蛋，把好皇帝朱由检给耽误了，最后让大明完犊子的？对于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为什么这样说呢？ 说是的原因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官祸”，当时大多数大臣确实不是什么好玩意，朱由检砍了魏忠贤的脑袋之后，并没有建立新的势力去平衡文官系统。这哥们就孤身一人和整个文官集团对抗，结果可想而知。 最明显的，就是让最富有的地主集团和朝堂之上的大臣们相互勾结，形成坚不可摧的联盟，国家一分税钱也收不上来。今天我们津津乐道的什么徽商、晋商、苏商等等这些“商帮”，都是在明朝中后期发展壮大起来的，说穿了，就是一群以“会馆”为依托，和官员们勾结起来的利益集团。我们说明朝后期也不是没钱，它是典型的“藏富于商”，“藏富于官”。政府后期一年税收只有区区几百万两，穷得叮当乱响，可李自成在北京几天功夫，一顿板子，就从王公大臣、地主、富豪们的手里搜刮了几千万两。 那大臣们如此混蛋，咋又说不完全是大臣们的责任呢？很简单，因为作为皇帝，你崇祯的责任就是管理大臣，那些大臣难道不全是你朱由检提拔和培养的吗？我们现在经常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一个女人，如果遇到的所有男人都是渣男，可能是她运气真的不好，但更大的可能是，她本身就招惹渣男，甚至说制造渣男。 朱由检就是一个庸臣制造机。 上面我们说大臣不捐钱，除了舍不得，还因为崇祯这个人有道德洁癖，还喜欢秋后算账。可以这么说，如果当时你捐了10万两，李自成真的被打退了，很可能过两天你就没命了，为啥？因为朱由检心里有笔账，按照我给你发的工资，你就是不吃不喝攒50年，你也不可能攒下10万两银子！换句话说，你肯定是一个大贪污犯。也许朱由检不会主动找茬，但只要事后有人拿贪污这事儿弹劾你，他一定不会因为你响应捐款号召而放过你，反而会摆出一副为百姓伸张正义，惩治贪污犯的面孔，砍了你的脑袋。他的这个性格可以说满朝皆知，那为啥还要捐款？况且，即便大明没了，我们这些大臣还是可以继续当官的，那就更不需要捐了。 当李自成来和谈的时候，大臣们只磕头不说话，也是如此。如果你说话了，议和成功之后，只要朱由检后悔了，那倒霉的就是你了，因为这家伙的另一个大特点就是为了名声，没有任何担当，总是喜欢找替罪羊。比如说前面洪承畴投降女真人之后，崇祯想和满清议和，就与兵部尚书陈新甲暗中商议计划，可是后来事情泄露，满朝的东林党人以道貌岸然的姿态指责朱由检是投降派，他恼羞成怒之下，居然把所有事情都推到陈新甲身上，一刀砍了后者，以保持自己高大上的形象。 除了这些缺点，崇祯的性格上还有很多其他缺点，比如说刚愎自用，具体表现就是频繁地更换内阁首辅和前方将领；再比如说优柔寡断，无论是和满清议和，南迁南京，还是和李自成的城下之盟，他都磨磨唧唧地拿不定主意，这当然让下面的大臣们无所适从，到底咋整，您能不能给个痛快话？ 还有无端猜忌，就是瞎琢磨，关于这一点，早在崇祯元年，明末著名的哲学家，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刘宗周，就给崇祯写信，指出了这个毛病，他的原话是“陛下救治之心，操之太急。酝酿而为功利；功利不已，转为刑名；刑名不已，流为猜忌；猜忌不已，积为壅蔽”，意思很明显，按照您现在的道路走下去，最后只能是君臣之间互相猜忌，而您老人家被大臣们蒙蔽。可惜的是，崇祯当时只是一笑，觉得刘大人就是瞎白话，你没看见我举手之间，魏忠贤的脑袋就落地了吗？你咋不夸我英明？ 我们说这么多缺点集一身的皇帝，周围的大臣要都是贤臣、能臣，那才是出了鬼了。所以，在明末这个最复杂，最动荡，天灾不断，积弊难返的时代，朱由检是不可能力挽狂澜的，大明王朝完犊子，一点儿都不冤。 当然，同情崇祯的人可能说了，人家也是有优点的，是的，这个不否认，这哥们勤劳，学问好，节俭，不好女色，有气节等等，都是优点。但这些优点能让大明王朝兴旺发达，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吗？实话实说，不能！因为仅靠“道德”两个字救不了黎民百姓。 无论如何，公元1644年农历三月十九这一天，造反派闯王李自成进了北京城，大明最后一位皇帝明思宗朱由检在景山上把自己吊死殉国，立国达276年的大明王朝正式终结。 二 开始的时候，李自成的大顺军纪律还是很好的，他亲自下令：“敢有伤人及掠人财物妇女者杀无赦！”而且真的就把两名抢劫老百姓财物的士兵当街千刀万剐了，北京城的老百姓一看，这真是人民的子弟兵啊，纯的！于是，“民间大喜，安堵如故”，大家纷纷开门做买卖，一切照常。 谁也没想到，这份稳定只维持了八天。 从三月二十七开始，大顺军开始拷掠明朝投降的官员，四处抄家，李自成手下的权将军刘宗敏，特意做了5000副夹具，谁不交钱就夹棍伺候，据说夹到人身上的什么位置，那个位置的骨头就粉碎，最后居然让李自成他们搞到了7000万两白银。 有句话叫做上行下效，当官的去勒索当官的，下面的士兵就开始骚扰普通老百姓，整个北京城顿时是鸡飞狗跳，抢劫，强奸，杀人，到了后来，李自成根本就管不了了，和黄巢当年在长安的情形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李自成为什么突然画风一变，从不抢钱，到用刑具逼着高官拿钱呢？根本原因就是两个字，没钱。 在打入北京之前，李自成许诺了将领，将领许诺了士兵，打进了北京，大家都发财。本来以为占据皇宫，打开国库，军饷和这些许诺是不成问题。 可是李闯王实在是没想到，无论是明朝国库，还是崇祯皇帝的后宫，居然穷到了这种地步，只有区区几十万两银子，这根本不足以维持他军队开销，更别提还要兑现许诺，举办登基大典，搞建设这些事情了。而且，明朝投降官员的丑态也让李自成感觉很反感，比如说大明最后一任内阁首辅魏藻德魏大人，当李自成问他为啥没跟着崇祯殉国的时候，他的回答是“方求效用，哪敢死。”我正准备为您效力呢，怎么会去死呢？ 上面一大一小两个原因促使李自成下定了决心，就从这批让人恶心的官员身上，搜刮银子。事实证明，他成功了，这些官员是真有钱。可是，事实也证明了，有些人是可以随便打随便抢的，但有些人是不能动的，这第二个“有些人”就包括了吴三桂的家属。 前面我们说过，吴三桂的爹吴襄负责北京的防务，城破之后，他被抓了起来，吴家自然也是有钱的，不仅有钱，还有女人，而且是绝代大美女，这个女人就是吴三桂的小妾，陈圆圆。 按照《明史》上的记载，这事儿就是一句话，“自成劫其父襄，作书招之，三桂欲降。至滦州，闻爱姬陈沅被刘宗敏掠去，愤甚，疾归山海。”也就是李自成用吴三桂的老爹吴襄胁迫吴三桂投降，本来他也答应降了，可是从山海关往北京城走，才走了四分之一的路，就听到他的小老婆陈沅被刘宗敏抓去了，气得要死，转身又退回了山海关。 关于这个正史上称为陈沅，民间叫做陈圆圆的小女人，《明史》上基本就是上面这么一句话。不过此女和以前介绍过的西施一样，虽然在正史上没地位，但是在其他名人笔记，杂谈野史和老百姓中间，却占有相当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般来说，流行说法是这样的，陈圆圆本来是南京的名妓，“秦淮八艳”之一，所谓的秦淮八艳，又称金陵八艳，是明末南京城秦淮河上，八个以唱曲为主的妓女，声色俱佳，像董小宛、柳如是、李香君这些著名的民间人物，都是其中之一。而陈圆圆据说是这里面最出色的一个，前面说的那个买下董小宛的冒襄冒公子，和陈圆圆也曾经有过交集，他评价对方的曲子唱得是“令人欲仙欲死”，听起来很牛掰的样子。 后来陈圆圆被崇祯皇帝的一个老丈人田弘遇买下来带到了北京，先是献给了崇祯，可是朱由检这时候已经内忧外患，根本没心情和美女上床，就又还给了田弘遇。后者一看皇帝不要，那就自己享用吧。结果是没几天的功夫，吴三桂回北京出差，来老田家喝酒，看见了陈圆圆，马上惊为天人，向田弘遇索要这个女人，田弘遇立马相赠，我个人认为，老田本来就是想用陈圆圆来结交吴三桂，否则的话，田府那么大，藏起来一个女人还费事吗？ 就这样，陈圆圆成了吴三桂的女人，两人恩爱了几天之后，吴三桂返回边关宁远，暂时把陈圆圆留在了北京的吴府，可是他也没想到，李自成那么快就打进了北京，而刘宗敏抢了他的圆圆。 以上呢，就是综合了各种小说笔记之后的陈圆圆的故事，这里面各种不同的说法很多，我们只是采用了最流行的说法，但无论正史，还是野史，都指明了一点，那就是本来吴三桂是打算投降李自成的，就因为小妾被抢，他才重新退回了山海关。 明末清初诗人，和“秦淮八艳”之一卞玉京纠缠了一辈子的大才子吴伟业，有一首著名的叙事长曲《圆圆曲》，专门讲述吴三桂和陈圆圆的故事，里面的名句就有“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说的就是这段历史。 三 不过虽然吴三桂退回了山海关，但是我们必须声明一点，这时候的他，可还没有投向满清，换句话说，这哥们还在观望。可叹的是，李自成却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没有把陈圆圆送回去，然后妥善安置吴家，继续招抚吴三桂，反而决定亲自去攻打山海关。 我们前面多次说过，人只要有了巨大的成就，就容易飘，认为自己啥都行了，李自成之所以会抢夺吴家，允许部下强占陈圆圆，最后还决定攻打吴三桂，根本原因就是他压根儿就没瞧得起老吴家，觉得我就欺负你了，你能咋地？再往深里说，在他眼里，可能连大清女真人也没放在眼里，都是不堪一击的蛮夷，我大顺皇帝李自成，想弄死谁就可以弄死谁！ 于是，1644年农历四月十三，李自成刘宗敏率领大顺军离开北京，兵锋直指山海关。 吴三桂自然是不能坐以待毙，他一方面派出了六个文臣去向李自成解释求和，实际上就是六个大忽悠，忽悠李自成，让他别那么着急赶到山海关。另一方面，吴三桂马上给满清的多尔衮写信，以大明王朝忠臣的身份请求女真人“速整虎旅，直入山海”，也就是他想和满清联合，干死李自成，吴三桂当时给清朝开出的好处是，打败李自成之后，大明和大清以黄河为界，北边都归你们女真人。 实际上，吴三桂和李自成一样，也低估了大清，不仅是低估了实力，还低估了这群女真人的野心。 ……

清初的六个亲王为什么称为铁帽子王；豪格作为长子为什么没有继位，多尔衮为什么扶持福临；李自成进京，崇祯自杀；怎么样评价明朝以及朱由检? 部分文稿 大家好，我是枫落白衣，上集我们说清朝初年的六个亲王，民间又称为铁帽子王，为啥叫这么一个土不拉几的名字，这里面呢，涉及到清朝爵位的一些规定。 我们说中国古代的爵位，有时候可以不打折地传给后代，比如说光武帝刘秀的大侄子刘章，被封为齐王，他死之后，儿子刘石继承齐王的位置，传了六七代，最后被曹操给灭了的时候，人家的身份还是齐王。 但是这样做有一个坏处，就是大家都是只升不降，后来有爵位的贵族就越来越多，很自然地，政府的补贴就要跟上，你总不能让一个王爷骑着一头驴出门吧，那政府的脸往哪里放？所以，宋代就规定，爵位传给大儿子可以，但是必须要降一等，你原来是某某王，儿子拿到手也许就变成了某某公。几代之后，你就和平民老百姓一样了，除非子孙自己再立大功，重新封了一个什么王。 不过呢，到了大明朝，老朱是一个家族观念特别强的农民，他把儿子们都封了王之后，觉得孙子们也不能饿着啊，就规定一代代传承的时候不用降级，这叫做世袭罔替。这样一来就麻烦了，因为老朱的后代是几何级数增长的，200多年后，都没到明朝末年，在万历初年，全国财政支出1850万两，其中给老朱那些有爵位的子孙俸禄开支，就高达550多万两，比例将近30%。可以这样说，明朝到了最后穷得叮当响，和这群不降级的子孙有很大关系。 起自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大清在这一点上很清醒，它一方面采取宋朝的传承降爵的办法，另一方面，对于有着特殊贡献的亲王，允许他们世袭罔替，儿子可以不打折地继承老爹的爵位，该是什么亲王，还是什么亲王，就好像那顶代表了爵位的帽子像铁铸的一样，俗称铁帽子王，政府赐给他们的王府，就被称为铁帽子王府。整个大清朝276年的历史，一共就封了12位这样的王爷，不过你要是犯了罪，或者说卷入了不死不休的政治斗争，那这个铁帽子还在不在，就不一定了。 言归正传，皇太极死后，两个戴着铁帽子的家伙对着皇位虎视眈眈，一不留神，大清就有内讧的危险，那样的话，别说去打天下，最后搞不好就被明朝咸鱼翻身。那咋整？史书上说，代善作为老大哥，就召集大家来开会，这个会议叫做议政王大臣会议，是努尔哈赤建立的制度，国家大事争论不决的时候，由这个会议作出最终裁决，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常委会。 代善在会议上开头第一句就是“豪格是先帝长子，理应继位”，就这一句话，下面马上是一片雷鸣般的掌声，因为当时那个刚死了的皇太极威望极高，大家都觉得，立他的儿子当皇帝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可是这么关键的时刻，豪格自己却掉了链子，也许是这哥们中原儒家文化学多了，脑袋里嗖嗖嗖地蹦出无数个诸如王莽、曹丕、杨坚这些大篡位者，人家都是接受九锡之后，别人劝了很多很多次，才一脸不情愿地走上皇帝这个领导岗位的，自己哪能别人一提议，就接受皇位，那显得太猴急了，太low了。所以，这哥们红着脸来了一句，“福少德薄，非所堪当”，我不行，真的不行。言下之意，要不你们再劝劝？ 可是这家伙忘了一件事，你这是在大东北，一群没读过书的糙老爷们，怎么会理解汉民族那么高深的虚虚实实的文化？满屋子亲王贝勒一听豪格自己说不行，都愣住了，一个老爷们，咋还能说自己不行呢？ 这个时候，旁边的多尔衮尴尬地意识到了一件事，看大家的意思，自己这个皇太极的弟弟是无论如何当不上这个皇帝的，必须由哥哥的某一个儿子来当。于是，在经过大脑飞速运转之后，他和他这一派的人马上提议说，坚决支持由皇子即位，既然豪格大侄子说他自己不行，我看就由皇子福临即位，年纪小一点，可以设立辅政大臣。 大伙一听，也对啊，俺们支持的是皇太极，只要是他老人家的后代即位就行，既然手握重兵的多尔衮反对立豪格，而豪格自己也不坚持，何必为了这事内部打得头破血流？就这样，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最后结果是，公元1643年，年仅五岁的，皇太极的第六子福临正式成为大清朝的第二位皇帝，定年号为顺治，辅政大臣是两位，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和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 尘埃虽然落定，不过有两个问题却不得不回答一下，第一个就是为啥是福临，咋不是皇太极其他的儿子呢？这个问题好回答，一点都不复杂，因为除了那个假谦虚的豪格，其他皇太极儿子们的娘，地位都相当地低下。福临的妈就是后来的孝庄太后，是来自蒙古大草原上的博尔济吉特氏的女孩子，这个氏族有另一个称呼，孛儿只斤氏，又称黄金家族，也就是成吉思汗的正宗后代。娘家有人，自己还精明能干，那儿子自然就显贵。当时唯一能和福临拼娘的，就是皇太极最小的儿子博穆博果尔，可是那时候这小孩才一岁，至少，福临可以坐在皇帝的宝座上吃棒棒糖，博穆博果尔只能躺着喝奶，那自然是拼不过。 第二个问题就是为啥豪格不能再争取一下，甚至连辅政大臣这样的职位都没混上？这个问题的答案也不复杂，我们前面说过，大清是一夫多妻多妾制，他们没有嫡长子继承这个概念。那些功勋权贵们之所以支持豪格，最大的原因就是他是皇太极的长子，可是当豪格很装13地谦虚了一下，多尔衮提出福临之后，豪格的优势就不那么明显了，而且按照满洲族人的性格，你自己说了不行，别人提出一个行的，你又说你行了，想爬起来再试试，这种行为大家也看不起。 至于说辅政大臣，多尔衮是必须上的，且不说福临就是他提出来的，有拥戴之功，就凭着他和他兄弟多铎手里的兵力，那他也必须是辅政大臣。 可是你上了多尔衮，再上豪格，那你的意思是让俩辅政大臣天天打架玩？这事就算是这帮东北人再缺心眼，也能想明白，况且，郑亲王济尔哈朗并不属于多尔衮一派，有他制衡，就足够了，这就是当时其他亲王的真实想法。 可惜的是，实际一运作，完全不是那回儿事，我们并不知道济尔哈朗是单纯地对繁琐政务没有兴趣，还是没有意识到这些日常工作的重要性，这哥们把更多精力放到军事上，居然对外宣布了这样一条命令，凡是应该呈给辅政大臣处理的事务，“皆先启知睿亲王档子”，也就是先给那个多尔衮看，让他看着办就行了，别烦我，我有更重要的事情。 这样一来，多尔衮很快地就掌握了朝廷的实际权力，紧接着，豪格就倒霉了，1644年5月，豪格的下属何洛会，告发豪格图谋不轨，马上，他的所有亲信被处死，本人被剥夺了亲王的头衔，降为郡王，后来在1648年，又以一堆乱七八糟的罪名被幽禁起来，三个月后，自杀身亡。 这件事说明了，东北人多尔衮其实一点都不朴实，也不善良，可以说是阴险狡猾大大地。这样一个危险的人物，在掌握了权力之后，把目光投向了南边的大明王朝，很快地，老朱的子孙们就要倒霉了 实话实说，这时候崇祯皇帝的日子相当地难过。大明王朝最后两名能打的大将，平贼将军左良玉屡吃败仗，远远地逃到了安徽，另一个督师孙传庭倒是奋勇杀敌，奈何在天下皆反的大形势下，根本没有回天之力。 在李自成打破潼关之后，1643年农历十月初，孙传庭战死在渭南，《明史》上说“传庭死而明亡矣”，是的，因为到了这步田地，朱由检手里的牌全都打光了。他只剩下了一个选择，那就是要不要向南逃窜，去南京再支撑几天。 从内心里来说，这哥们当然希望去南京，可是这事儿在儒家传统文化里，却不能由他说出来，大多数祖宗的陵寝都在北京，你说你们都好好地在坑里躺着，我自己撒丫子南逃？这话无论如何是说不出口的。 也就在这个时候，1644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建国号为“大顺”，年号永昌。《明史》里记载，“追尊其曾祖以下，加谥号，以李继迁为太祖”，也就是李自成认了一个祖宗，叫李继迁。这个人是谁，可能你不记得了，但你应该知道，前面我们说过的和大宋并列的西夏国，这个李继迁我们当时也提过，他是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的爷爷。 可是这事儿其实很奇怪，李继迁这些人本来是党项人，他们姓拓跋，也就是北魏鲜卑拓跋氏的那个拓跋，李自成再没有学问，他手下也应该有人知道这件事，至少，他的那个智囊李岩应该是读过书的，那为啥李自成一个土生土长的汉人，要认一个少数民族做祖宗？况且，就算是姓李的，难道李唐皇族，李渊李世民这些家伙，不是很明显地要比西夏高出一个档次吗？为啥他不去给李世民跪下磕头叫祖宗？这实在是一件很费解的事情。 左思右想之后，这里面可能只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明史》里面是瞎白话的，人家李自成虽然建立了“大顺”，称了皇帝，却没有认李继迁为祖宗。另一个原因就是李自成不知道听信了谁的瞎忽悠，真的认为自己就是党项人的后代。这两个原因，你可以挑一个相信。 无论如何，李自成称帝的消息传到北京，崇祯是更加郁闷，正月初三这一天，也就是李自成称帝的两天之后，崇祯身边的一个小顾问李明睿站了出来，私下里劝说崇祯放弃北京，尽快南迁。 朱由检一听，那叫一个高兴，马上说道:“朕有此志久矣，无人赞勷，故迟至今。汝意与朕合，朕志决矣。”你说的这事儿，我早就想做了，可是没人提议啊，今儿你总算是说出来了。 可是转过天上朝的时候，在大殿上一讨论，很多人都反对。当时的内阁首辅陈演不仅自己反对，还鼓动兵科给事中光时亨，上了一篇相当严厉的奏章，说“不杀李明睿，不足以安定民心。”这一下，朱由检的心是彻底凉了。你要是说，他就坚持去南京，谁又能拦住他，你说的没错，可是朱由检的性格根本就不是那种人，一个人如果刚愎自用，自以为是，那么极大的可能性，他也是一个十分爱惜面子的人，如果逃跑会被千夫所指，那他宁愿不跑，当然，这种人你让他认错和投降，他更是不干的。 三月初一，李自成攻破了大同，初八，宣府总兵王承胤献城投降，这两个城市一丢，离北京那简直就可以说是咫尺之间了。 崇祯皇帝这时候下定了决心，任命吴三桂为平西伯，让他放弃辽东的宁远城，马上带兵返回北京，同时启用在京城的吴三桂老爹吴襄为提督，希望父子俩共同保卫北京。同时命令，蓟辽总督王永吉，昌平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也赶紧向北京靠拢，来保卫我朱由检。为了让这些大兵们能死心塌地为他卖命，崇祯又在北京城里号召官员们捐钱，准备用来犒赏保卫京师的士兵们。 可是他坐在上面一说捐款，下面大臣们马上就是一片哭穷之声，都说自己家穷得叮当响，今天来上班，早饭都还没吃呢，结果是崇祯最后不得不放下身段，求爷爷告奶奶地哀求，才收到了20万两银子。 最有意思的就是他老丈人周奎，女婿希望他捐10万，给大家做一个表率，他只捐1万，然后入宫向自己女儿哭穷，她女儿周皇后把自己私房钱拿出5000两给老爹，说您必须支持您姑爷啊，多少要再捐一些。周老爷子回去之后倒也是又捐了一些，捐多少呢？3000两，也就是她女儿给他的5000两，居然还被他截留了2000两。就这么个老丈人，后来家里的53万两银子的现金和所有家产都归了李自成和他的属下，而且老婆儿子儿媳妇等人几乎死绝，《甲申传信录》里说，周奎“悔不从徐司礼之言，至今已晚矣”，后悔了，可是那又有什么用呢？当时朝廷上的大臣几乎都和周奎一个德行，周奎的13000两还是多的，内阁首辅魏藻德，只捐了500两。 可以这样说，崇祯这时候，估计已经是心如死灰了，但是客观地说，大臣们不捐款这事儿他崇祯绝对也有责任，为啥？我这里先卖个关子，等这哥们上吊死了，我们再来分析。 文官不捐钱，那武官是不是回来拼死呢？很遗憾，这些家伙的表现和文官差不多。比如说吴三桂，他这时候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他和其他被要求勤王的武将们，肯定是阻止不了李自成占领北京的，他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以手里的关宁铁骑为资本，以山海关为依托，和李自成，甚至多尔衮，进行讨价还价，给自己留一个存身之地。 于是乎，吴三桂这家伙走得特别慢，史书上说“迁延不急行，简阅步骑”，一边走一边阅兵，结果是当李自成攻破北京城的消息传来的时候，这哥们一转身，就进入了山海关，闭上两边关门，静观其变。 除了文武官这个德行，老天爷也是不帮忙，前面我们说明末天灾的时候，提到过鼠疫，实际上，这场鼠疫还有一个名字，叫做“京师大瘟疫”。就在几个月前，也就是1643年的冬天，北京城内的鼠疫至少造成20万人死亡，最保守的估计，占了城内当时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军营尤其悲惨，一半的士兵染疫身亡，剩下的人不到5万，基本丧失战斗力了。 可以这样讲，当1644年农历三月十八，李自成来到北京复兴门外的时候，北京城根本就不需要打了，老李只要上去踹一脚，门就开了，对于大明来说，只能哀叹一声，“完犊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