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四大困局，西北李自成农民起义、东北后金虎视眈眈、华北瘟疫肆虐、华东沿海白银外流，放眼四海无一处安宁。面对这一道道难关，崇祯的意志力还是坚持了快20年，算的上是硬汉了。眼看着北方草原崛起了同一草原的力量，而明朝内部又是乌烟瘴气的党争，民间纷纷暴乱，把守国门的将军不被信任。守门人已无心守门。1636年，崇祯9年，皇太极称帝，建立大清，这一年在大洋彼岸的哈佛大学建校。皇太极在位时间不长，但是基础事业没少做，一个是按照华夏传统的方式称帝，取了科尔沁部黄金家族的老婆，后来的孝庄皇后，继承了草原的法统，将松散部落编制成有军队组织目标的八旗，按照同样的方式，针对愿意投诚的汉人军队编制了汉军八旗。 1643年皇太极去世，6岁的福临登基由多尔衮辅佐稳定住后金内部八旗势力，孝庄皇后则稳定蒙古诸部。1644年，李自成由西北的居庸关逼近北京，此时崇祯号召天下勤王，但无人响应，宁远守将吴三桂也是远远张望，仅仅将军队调往山海关退守，做好了两手准备。崇祯原本也有机会逃往南京建立偏安政府。但朝廷内已无人愿意为他主张担责，后来的事情我们就知道了。3.18日李自成进北京，君王死社稷，伴随他的只有一位太监，儒家的看门官僚，却打开了城门。李自成虽然进了北京，但清军在长城附近早已虎视眈眈随时南下了。仅在李自成攻入北京2个月后，清军和吴三桂的军队攻入北京城。李自成的失败我们这里先不展开了，但可以归结于山头主义的组织管理和组织文化上。 清朝的历史由此展开，原本老百姓的的税收需要用于战争，这下子战局转变无需对外防守了，老百姓承税压力小了，抵抗清军的意愿自然也就弱了。儒家官僚在明末已在内斗中消耗了太多精英。苟活的官僚根本无心坚守使。 而1648年困扰欧洲30年的宗教战争结束，欧洲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民族国家意识纷纷觉醒。清朝的经济封锁和文化愚民政策，使得华夏民族沉沉的睡了下去。

朝鲜战役之后，明朝内部有深陷党争，历史里反反复复的证明了，即便是再有理性和逻辑的个体，在党争面前一旦战队，就必须一站到底，为了争输赢而放下理智。1620年万历去世，太子登基成为明光宗，但仅在位一个月就去世了，因为去世前服下了红丸。明光宗可是东林党精心扶持起来的皇帝，担心失势的东林党一不做二不休的彻底废掉了浙党，又将手伸向了其他非东林党人士。当其他非东林党官僚人人自危的时候，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刚上任司礼监执笔太监不久的魏忠贤，希望能通过魏忠贤向上管理。这些官僚后来被称为“阉党”，贯穿整个熹宗在位的7年间，阉党其实蛮有效的压制了东林党人的非理性。这里倒不是为谁说好话，这两群人其实都一路货色，聚在一起作恶多端，单拎出来各个懦弱且猥琐。1627年崇祯登基，虽有效的压制了阉党，但是党争问题依旧存在。党争使得内阁体系失效。此时明朝的生命已进入倒计时了。 女真有三大部，分别是生活在在黑龙江下游流域到俄罗斯沿海州一带的生女真，这些人作战异常勇猛；第二部分是生活在松花江流域的海西女真（叶赫国）；第三部分是生活在长白山一带至牡丹江一带的建州女真。元朝时期，三部女真归顺蒙古。朱元璋打败蒙古后，沿兴安盟、吉林洮tao安、黑龙江齐齐哈尔一带设立三卫，以接管蒙古余部，接管的同时，女真也间接的被划分成上述三部，进行巧妙的差别怀柔。 在万历11年1583，建州女真的努尔哈为父亲和爷爷报仇后，继承了父亲的官职，开始赤崭露头角。1590年，30岁的努尔哈赤到北京进贡，明朝也有心利用女真人来管理朝鲜事务，所以赠其龙虎将军的称号。得此称号后，努尔哈赤吞并了海西女真（叶赫部落）。 万历44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也就是今天辽宁的抚顺，登上汗位定国号大金。蒙古的喀喇沁，科尔沁诸部随后也投靠了大金。10年后的1626年，努尔哈赤在攻打袁崇焕防守的宁远城时被大炮重伤，几个月后去世，终年68岁。之后，努尔哈赤的八儿子皇太极接班（草原部落是小儿子守业），皇太极一边攻打+安抚朝鲜解决后顾之忧，一边巩固与蒙古部落喀喇沁的结盟关系，令蒙古为先锋，绕开宁远(辽宁 兴城)越过长城入侵华北。

1572年织田信长联合德川家康击败了足以的室町幕府。织田信长有两个信任得力的部下一位是明智光秀，另一位便是丰臣秀吉。1582年，织田信长在接待德川家康时，当众羞辱了明智光秀。能当中羞辱，说明二者因实力差距缩小 而引发的矛盾积累很久了。明智光秀在本能寺围困了织田信长，并逼迫其自尽。同年，丰臣秀吉为织田信长报了仇的同时顺手清除了柴田胜家，这样丰臣秀吉继承了织田信长的政治和军事遗产，成为了日本最强的诸侯。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的内战这里我们先不多讲了。 丰臣秀吉和张居正几乎同一时间去世，1591年日本开始侵略朝鲜半岛。与此同时，丰臣秀吉开始培养在日的基督教，一是为自己宣传丰功伟绩，2是准备用基督教去教化和管理被征服地区-比如菲律宾、印度等，甚至在入侵朝鲜前丰臣秀吉就对传教士许诺朝鲜的教区。基督教对于丰臣秀吉来说也是双面剑，因为日本的神道教自认为日本是神国，天皇又是太阳神的后裔，而基督教里上帝的儿子是三位一体的耶稣，显然这与日本的社会认知背道而驰。丰臣秀吉也深知这一点，所以把待征服的地区许诺给传教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