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矛矛，全职妈妈、写作者 养育树儿的过程有点像西西弗推巨石，一个刻板行为消除了，另一个刻板行为又出现了。在这个过程中，我和树儿的生命都得到了野蛮生长。 朱矛矛有两个身份：她是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也是一位全职母亲。 女儿树儿五岁时，一纸自闭症诊断书划破了安稳的愿景。曾经像天使一样明媚的孩子，一下子变成了可怕的标签——智力障碍、拖油瓶、残次品。面对这样一个女儿，身为母亲要如何去爱？当自己的孩子不再可能像普通人一样按部就班地上学、就业、成家，又要陪她迈向怎样的未来？ 朱矛矛带着女儿参加康复治疗，并且在小学阶段申请陪读。她在普通孩子对树儿的好奇反应中获得了看待女儿的新鲜视角，也在与其他家长的交流中感受到难以想象的鸡娃焦虑。 如今树儿成了她最好的朋友，以自己的方式为她分摊情绪与生活上的负担。十年的全职母亲生涯也让朱矛矛学会以平常心看待无常：自闭症不是精神癌症，它不会让生活变得黯淡无光。 【时间轴】 00:07 孩子生来不同，我必须在这个特殊的赛道上陪跑 04:06 为了争取补助，我甚至要表演“精神残疾” 07:02 同学和我说：“树儿最大的问题就是她太快乐了。” 17:47 为了提升数学能力，别人家的孩子挑灯练口算，我们家集体打麻将 21:02 她可能永远不明白孝顺、家庭责任感，但她已经在为这个家做贡献了 23:07 我们之间不仅仅是抚养与被抚养的关系，还是互相帮助的关系 26:03 我是全职妈妈，但我不想以孩子为事业 👇树儿小时候 👇“通过谈判，我争取到了陪读的资格。一年级上学期，树儿被允许在我的陪读下，每天下午来上半天课。” 👇树儿考了4分，班主任还夸她字写得不错。 👇为了提升一点数学能力，树儿爸决定教她打麻将。 👇从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树儿学会了扫地、收拾碗筷、洗衣服，下楼取快递、倒垃圾，还有跟着我们一起去买菜。 👇“我们的关系更像两个有缺陷的朋友，合在一起才会功能正常。” 👇树儿的画

王行坤，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在中国，即便5天8小时工作制也是到1995年才确立的，它的历史并不长。所以，人类社会并不存在什么永恒的工作法则。面对当下的工作危机，在落实5天8小时工作制的基础上，我觉得我们应该追求一种更加人性化的工作制度，对工作保持一种有限度的热爱。 关于工作，经济学家凯恩斯在1930年做出过一个大胆的预言。他说，一百年后的人将生活在高度富足的社会中，每天3小时的轮班就可以满足社会生产的需要。到那时，他们最大的困扰将是如何享受充足的闲暇时光。 历史即将走完一个世纪，凯恩斯的预言不幸成为了泡影：8小时工作制在世界范围内被无下限地突破，技术性失业无法解决、大量拿到大学文凭的学生走上了考研考公的道路，社交媒体上人们或因为失业焦虑、或因为工作烦躁，享受闲暇的权力依旧只属于少数人……从小被教育要“热爱劳动”的我们发现工作实在是很难热爱的模样。 工作是如何诞生的，又怎么变成了现在这个“狗屁模样”？这个班我们难道非上不可吗？属于我们的闲暇去哪了？ 王行坤一直关注着这些与工作相关的讨论。在长期研究相关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后，王行坤想要告诉大家：工作从来没有什么永恒的人类法则，我们应该积极探索更加人性化的工作制度。 【时间轴】 00:10 虽然我们经常说中国人非常勤劳，但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人的敬业度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03:00 现代社会是一个工作社会。 06:28 “要热爱工作”的打工人觉悟是如何产生的？——用规训和惩罚“向懒惰开战”。 11:55 一种病态的激情支配着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工人阶级，那热爱工作的工人们得到了什么？ 14:01 如今“劳动者没力量”，制度底线被不断突破，劳动者没有任何话语权。工作不值得我们热爱。 19:51 我爱工作，工作爱我吗？ 22:19 我们可不可以不工作？ 25:09 我们应该追求一种更加人性化的工作制度，让我们对工作保持一种有限度的热爱：更少但更有意义的工作，更多且更丰富的生活。

梁君健，纪录片《风起前的蒲公英》导演、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蒲公英的绝大多数孩子都出生在北京，在他们初二、初三转学之前，很少在老家生活过。他们是社会学定义中的“流动儿童”，这是一个常见的标签，也是很多人关怀的社会议题。但是随着我们的拍摄，我们觉得在标签之下，是属于每个孩子自己的世界，是他们生动鲜活的青春，他们的少年时代。 位于城郊的蒲公英中学，是北京市第一所专为进城务工者的随迁子女创办的中学。在这个由废弃车间改造的校园里，音乐老师袁小燕带着孩子们组建了一支合唱团。2017年，梁君健关注到了这群合唱团的孩子们，他带着纪录片拍摄团队来到学校，开始跟拍孩子们的歌唱、学习与日常生活。 在梁君健最初的设想里，这会是一个底层孩子通过音乐“逆袭”的故事。而随着纪录的逐渐深入，音乐之外更为复杂动人的面向也在他眼前逐渐展开。 在这个合唱团里，流动与离别是不可忽视的音符：有的孩子刚刚学会唱第一首歌，就不得不转学回户籍地准备中考；有孩子在合唱团找到了自信，却在升学压力和家长的反对中放弃；有孩子尝试报考了音乐项目，却在筛选过程中提前面对了社会的残酷……人来人往间，合唱教室中的歌声，见证了他们的青春成长，也陪伴着他们的欢笑和泪水、相遇与离别。 在镜头中，这些孩子身上展现出一种柔软而坚韧的生命力。他们是如何成长的？他们如何度过困难，又如何面对愿望被打碎后的境况？拍摄过程中，梁君健反复追问着这些问题，同时也不断思考着纪录的意义，思考社会、时代和个体的生命经历之间的关联。 【时间轴】 00:09 我想象着一个生机勃勃的校园，里面有一群初中的孩子在歌唱。 03:26 这些孩子大多出生在北京，或出生不久就被带来了北京，他们在这座城市里长大，但他们对于这座城市的感受和我们又不太一样。 08:40 该如何去面对希望破灭这件事，几乎发生在每一个孩子的身上。 13:40 不是因为她成绩不好，也不是她专业不行，而是因为她在一项与专业无关但和社会性规则有关的得分上得了很低的评价。当时的小云作为一个天真的孩子，并没有习得这样的社会规则。 16:21 愿望被打碎之后，他们要如何面对？ 18:12 孩子们关心的事情和我们关心的事情好像不太一样。我们所感受到的一些意义、问题，好像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讲并不是如此。 21:48 苦乐参半的生活不仅属于合唱团的孩子们，也属于我们每个人。 👇蒲公英中学校门外的马路挤满了等公交车的人 👇蒲公英中学以前是老三余村的村办工厂，教学楼由老厂房改造而成。 👇学校的老师带着孩子们在墙上画了各种各样的壁画，尤其是进到跨院里，迎面的墙上画着一幅巨大的蒲公英，特别生动，特别生机勃勃。 👇袁小燕老师与蒲公英合唱团 👇权煜飞 👇张展豪 👇张展豪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歌手，但他又在这三行字上划了一条横线。 👇王路遥 👇冯小云 👇2018年中网比赛开幕式上，蒲公英合唱团演唱《北京欢迎你》 👇慈善晚宴上，路遥邀请黄晓明和同学们一起合影 👇史甜雨（左起第二个女生），刚开始拍摄的时候，她是蒲公英合唱团的团长，但开始拍摄两三个月之后，为了更好地适应老家的教学体系，史甜雨转学回到淮安。 👇2018年年底学校搬到新校区之后，老校区的房子就开始拆除，对面的老三余村也完成了搬迁。

金子，时尚杂志新媒体副总监、新人作者。 每当我拎着我的小裙子像老鼠一样离开宴会厅的时候，在门外等着我的不是南瓜马车，而是我叫的特惠快车。我报上手机尾号，司机一脚油门，电机轰然旋转，我的后脑壳轰地一声撞在座椅靠背上。这熟悉的推背感，就像大哥车里的烟味一样令人微醺。 从河南到北京，从小镇做题家到时尚杂志新媒体编辑，金子发现，世界从始至终不是靠着一套逻辑运转的。前十八年奉为信仰的努力吃苦，在更广阔更复杂的世界里，却显得笨拙、不入流。她需要适应一套以“体面”为核心的新规则，努力让自己得以应付各种场面。 她将自己形容为一个“骑在墙上的人”，流窜于小镇和名利场之间，既因故作体面的人造景观感到疲惫，又为自己在名利场上学到的东西沾沾自喜。她短暂地产生过阶级跃升的幻觉，却又在下一秒清醒地回到自己真实的生活里，再次与自己积年累月形成的“做题家”习性缠斗。 “小镇做题家”以一种笼统的标签式话语概括了太多人的成长路径，好像成长中那些别扭的心绪因为留在了大城市就变得理所应当、不言自明，但正是这些曾经的痛苦、纠结塑造着人本身。 金子选择诚实地面对过去的自己，以一种轻巧的姿态书写那些幽微难言但不该被略去的情绪。而现在，她正努力用做题家刻苦钻研的精神，学习如何在生活中不做题。 【时间轴】 00:10 不论是在北京还是在河南，不论是当做题家还是在名利场，我都觉得我不入流。 01:56 感受到快乐说明我正在堕落。只有痛苦，啊，那高尚的痛苦，证明我走在一条正确的奋进的道路上。 11:41 妈妈，人生是旷野，但是旷野上的垃圾咱没资格捡。 13:11 原来世界上还存在另一种努力方式，它不需要灰头土脸、蓬头垢面，只需要一点脑筋、一点信息差、一点眼界，就可以得到一个还不错的结果。 18:19 “阶级叛逃者”比“小镇做题家”更适合用来描述我们的处境 19:44 有时我也在犹豫，我应该把自己真实的自我藏起来吗，我是不是应该拥抱这种虚荣，踮脚够一够这光鲜亮丽的生活？ 24:48 我们被教导的就是你不要相信自己的感觉，我的感觉变成了一种我需要克服一下的东西。 27:40 正如牡蛎给芝加哥带来了海，我给北京带来了一所河南的高中。 30:50 一个戛然而止的结尾：最后一次做关于高考的梦 👇“我出生在河南濮阳北部的一个采油厂家属区。它其实就是一片农田之中，用砖墙围出来的，里面有一个学校、一个超市、一个医院，一家大单位，然后就没有了。” 👇“这是高考结束时，我所有的课本、试卷和练习题，以及用空的所有笔芯。准备卖破烂的前一秒，我把它们堆在这里拍了一张大合照留念。” 👇“每当我有一段空闲的时间需要度过，我的脑子里就会出现这道数学题” 👇温哥华的海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