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通过描写一位小镇青年在镇上所有人都知晓有人要杀死他而他却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被残忍杀害的故事,小说原型为1951年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个朋友在全镇人面前惨遭杀害的真实事件。写就此作的次年,马尔克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2001年西班牙《世界报》评选出20世纪百大西班牙语小说,《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得票排名第一位,超过第二位的《百年孤独》。 比起《百年孤独》马尔克斯为这个不到五万字的故事足足调查、思考和准备了三十年。这短短的五万字的故事,好像一个群像剧,又好像一个新闻报道,一是对故事的简要概括,二是案件发生后法官和凶手的角度对案件的描写,三是法医解剖以及整个案件的始作俑者被退婚的安赫拉的角度,四是案发当天的情形。 四个部分中间穿插着小镇上的人们对于案件和死者的态度。 事情越暴露在表面,重复的次数越多反而越不让人相信了。一个不想杀,一个不相信会杀,再加上旁观者的冷漠甚至怂恿,造成了这一场人尽皆知到最后依旧发生的悲惨的案件。正是因为这是一个事先张扬的谋杀,到最后才不得不杀,太多人知道了以后,有时候为了脸面就连杀人都变成迫不得已。 很难想象这是1951年的事情,就好像事情发生在现在,一样的冷漠,一样的吃瓜,原来不论何时人们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是社会的常态,关心才格外珍贵。
《变形记》讲述的是有一天格里高尔·萨姆沙早车起床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壳虫之后,格里高尔·萨姆沙对他变成害虫之前和之后的态度对比,当格里高尔·萨姆沙还是人的时候,可以帮助家里,比如他父母都没有工作,所以没有收入来源,所以的家庭经济收入都是来自于格里高尔·萨姆沙,这时候他是有用的,所以家人对他的态度是他是对家庭有用的,所以才继续和他成为家人,但当他成为害虫之后,家人对他的态度就转变了,刚开始他妹妹,家人还会担心他,还是给他吃的,但渐渐的,他们对他的态度就是除之而后快,因为他无法为家庭提供经济收入,这时候他是无用的,最后变成害虫的格里高尔·萨姆沙在没人照顾的情况下就死掉了
《包法利夫人》讲述的是一个受过贵族化教育的农家女爱玛一个农家的女儿,在修道院受过贵族化的教育,读过许多浪漫主义小说。她瞧不起当乡镇医生的丈夫包法利,梦想着传奇式的爱情。她的第一个情人是个道德败坏的乡绅,第二个情人是个自私怯懦的文书。她的偷情没给她带来幸福,倒给投机商人带来了可乘之机,使她成为高利贷者盘剥的对象。最后她债积如山,无法偿还,丈夫的薄产早已被她挥霍殆尽,情人又不肯伸出救援之手,她在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好服毒自杀。 居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1821—1880)出生于一个医生世家,父亲是法国鲁昂地区远近闻名的外科专家,鲁昂市立医院的外科主任。居斯塔夫的哥哥阿希尔继承父业,后来也成为一代名医。与兄长相比,福楼拜和父亲的期望相去甚远。他幼时发育迟缓,好不容易才学会阅读,九岁入学时不过刚刚认识字母。但奇怪的是,这个在家人眼中智力如此低下的居斯塔夫,却很早就显露了文学天赋。他还没有学会阅读便在头脑里构思故事,还没有学会写作就开始自编自演戏剧,他十三岁时编了一份手抄的小报,十四五岁已醉心于创作,可是直到三十六岁才开始发表作品。 福楼拜的生活经历非常简单:一八四〇年从中学毕业后,他按父亲的意愿在巴黎大学法学院注册入学,但他大部分时间仍住在鲁昂,很少去上课;一八四三年他在法科考试中失败,次年又突发神经官能症(类似癫痫),从此中断学业,常年住在父母的克鲁瓦塞庄园。除外出旅行和偶尔去巴黎小住,福楼拜的有生之年全部是在家乡度过的。一八四六年父亲去世后,他一直与母亲相伴,终身未娶,读书和写作是他的全部生活内容,也几乎是他全部感情之所系。 法国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作家之一。代表作有《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圣·安东尼的诱惑》《纯朴的心》等。 《包法利夫人》于1856—1857年间在《巴黎杂志》上连载,轰动文坛,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司法当局对作者提起公诉,指控小说“伤风败俗、亵渎宗教”,并传唤作者到庭受审,最终以“宣判无罪”收场,而隐居乡野、籍籍无名的作者从此奠定了自己的文学声誉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曾有人问福楼拜,谁是包法利夫人的原型,他答道:“包法利夫人就是我自己。
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俄文名: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Тургенев,1818年11月9日~1883年9月3日),19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处女地》,中篇小说《阿霞》《初恋》等。 屠格涅夫出生在奥廖尔省一个贵族家庭,但自幼厌恶农奴制度。曾先后在莫斯科大学、彼得堡大学就读,毕业后到柏林进修,回国后和别林斯基成为至交。从1847年起为《现代人》杂志撰稿,出于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立场反对农奴制。屠格涅夫在大学时代就开始创作,1847~1852年陆续写成的《猎人笔记》是其成名作,主要表现农奴制下农民和地主的关系。该作品反农奴制的倾向触怒了当局,当局以屠格涅夫发表追悼果戈里文章违反审查条例为由,将其拘捕、放逐。在拘留中他写了反农奴制的短篇小说《木木》。19世纪50至70年代是屠格涅夫创作的旺盛时期,他陆续发表了长篇小说:《罗亭》(1856)、《贵族之家》(1859)、《前夜》(1860)、《父与子》(1862)、《烟》(1867)、《处女地》(1877)。从19世纪60年代起,屠格涅夫大部分时间在西欧度过,结交了许多作家、艺术家,如左拉、莫泊桑、都德、龚古尔等。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国际文学大会”,被选为副主席(主席为维克多·雨果)。1883年9月3日屠格涅夫病逝于法国巴黎。 屠格涅夫终身未娶。 他一生中唯一的真爱献给了歌唱家波琳·维亚尔多夫人。她是有夫之妇,而且婚姻美满,屠格涅夫和她的家庭保持着友好关系。个人的幸福毫无指望。但他还是把一生都献给了这位维亚尔多夫人,只要有可能就住在离她家不远的地方,她的两个女儿出嫁的时候,屠格涅夫给她们各备了一份嫁妆。 屠格涅夫24岁时和女仆阿芙多季雅相恋,屠格涅夫的母亲刚一听到屠格涅夫爱上了阿芙多季雅的传闻,就大发雷霆,下令立即把“犯了过失的女人”从斯巴斯科耶打发走。阿芙多季雅-叶尔莫拉耶芙娜只得到莫斯科去。在那儿,她靠做裁缝糊口。她离开时已经怀孕了,次年春天生了个女儿,名叫别拉盖雅。女儿出生后不久,便被从母亲那儿抱走,送到祖母的庄园。阿芙多季雅·叶尔莫拉耶芙娜后来嫁给小市民卡卢金。屠格涅夫每年付给她赡养费,直到她1875年去世。 屠格涅夫的这个女儿和祖母生活在一起并不幸福。在女儿5岁的时候,屠格涅夫将她交给他终生恋慕的女友波琳·维亚尔多抚养。1865年2月,23岁的女儿出嫁。屠格涅夫对女婿印象很好,认为他漂亮、善良而又能干,嫁给他女儿会得到幸福,因为新婚之家在物质上是有保障的:女儿得到父亲一份丰厚的嫁妆,女婿加斯顿·勃留艾是一家玻璃厂的厂主。不久,屠格涅夫有了外孙们。屠格涅夫本人从未尝到过家庭幸福,他特别热切地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够幸福。然而,生活无情地欺骗了父女俩。加斯顿破产了,并且挥霍了妻子的所有嫁妆。夫妻之间不和,美满的家庭被彻底破坏。别拉盖雅带着孩子,没带任何财物,离开丈夫跑到瑞士。屠格涅夫虽然已经年迈,病情严重,仍然尽可能地资助她,帮助她躲藏起来,甚至临死也没能见她一面 《初恋》讲述的是在莫斯科“无愁园”别墅与父母一起居住的十六岁少年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爱上公爵小姐齐娜伊达,这是一本很好的第一次恋爱时男女的心路历程,我们会多虑、好奇,时而忧愁、流泪,时而幸福、欢笑,迷恋而不知所终。最后以公爵小姐齐娜伊达是在半秘密状态中与少年的父亲幽会的,直到有一天十分惊诧地目睹了这个有着极强支配欲的姑娘遭到父亲鞭打惩戒的景象。《初恋》中少年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的父亲早早地去世,齐娜伊达在成了多莉斯基夫人后不久也难产而死。在对无忧无虑的青春的回忆中,叙事人越来越隐含着一种讽刺和苦涩,随后又被另一种回忆——临近死亡的恐惧所终止。然而,他仍然把那场初恋当作生命中最有价值,绝无仅有的美妙情感。“当黄昏的阴影已经开始笼罩到我的生命上来了的时候,我还剩下什么比一瞬间消逝的春朝雷雨的回忆更新鲜,更可宝贵的呢?”昔日遐想的爱情成了他今日生命的希望和温暖。更何况,有了对齐娜伊达单相思的初恋,少年沃洛佳才有了对生命更真切的理解和感悟:“啊,青春,青春,你什么都不在乎,你仿佛拥有宇宙间一切的宝藏……也许你的魅力的整个秘密,并不在于你能够做任何事情,而在于你能够想你做得到任何事情——正在于你浪费尽了 你自己不知道怎样用到别处去的力量。
《烦人的爱》(1992) 是意大利作家埃莱娜·费兰特的处女作。描述了一段充满痛楚和阴影的母女关系在黛莉亚四十五岁生日当天,本应该从那不勒斯坐上火车来罗马给女儿庆祝四十五岁生日的母亲阿玛利娅被人发现溺亡,身上只穿着一件精致的内衣。 黛莉亚回到故乡那不勒斯,试图查清母亲(阿玛利亚)的死因。 于是她回忆过去:母亲不喜爱她,是她觉得。父亲打母亲是对的,是她觉得。母亲和卡塞尔塔偷情,也是她觉得。 其实,是年少的黛莉亚撒谎了,她在幼年时被卡塞尔塔的父亲侵犯了,而她却回到家里告诉自己的父亲,她的母亲正在和卡塞尔塔行苟且之事。尽管母亲和埃塞尔塔极力解释,父亲还是不相信,还是习惯性的殴打目前,父亲和舅舅一起说要杀了卡塞尔塔,最终卡塞尔它不得不背井离乡。 父亲,平庸的画家,习惯性的暴力。靠画裸体的吉普赛女郎谋生,而吉普赛女郎的模特就是母亲,于是卡塞尔塔负责招揽生意,父亲画画,舅舅从中也得到很多钱。 这一切并不是母亲的错,而是所有人在对这个可怜的母亲实施“暴力”。包括黛莉亚 身为裁缝的母亲一辈子都被迫掩盖自己的魅力 ,以此逃避好妒的画家丈夫的体罚,却在死前留下了一箱来历不明的高档衣物。黛莉亚对母亲的挖掘变成了一场令人心碎的记忆的救赎。她越接近母亲晚年的秘密,关于阿玛利娅的真实就如同尖锐的碎片,将黛莉亚多年来精心构建的谎言彻底击溃。她在迷乱中意识到,阿玛利娅承受的暴力,不止来自专制残忍的丈夫和兄长,抑或是在她身边徘徊多年的商人卡塞尔塔,更来自童年的自己、来自自己对母亲无法平息的占有欲望黛莉亚最终穿上母亲馈赠给自己的衣物,和四十年前的谎言和解。在母亲离世的海边,她将自己的证件照片涂抹成母亲的样子。 母亲去世了,在小说的结尾,黛莉亚与母亲和解了,她在那个谎言中解脱了,她发现她与母亲如此相像,我们唯一的共同点是:我们都曾经目睹暴力
艾丽丝·门罗,加拿大作家,1931年出生于安大略省休伦县文海姆镇,这类地方也往往成为她作品中故事发生的地理背景。她一九五一年离开西安大略大学,后随丈夫来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先在温哥华居住,后又在省会维多利亚开过一家“门罗书店”。一九七二年门罗回到安大略省,与第二任丈夫一起生活。门罗是她第一任丈夫的姓,但仍为她发表作品时沿用。 1968年发表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即得到了加拿大重要的文学奖总督奖,201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被誉为“当代短篇小说大师”,乔纳森·弗兰岑亦认为她完全当得起“当今北美最杰出小说家”的称号。她的短篇小说集有《我青年时期的朋友》(1973)、《你以为你是谁?》(1978,亦得总督奖)、《爱的进程》(1986,第三次得总督奖)、《公开的秘密》(1994)、《一个善良女子的爱》(1996)、《憎恨、友谊、求爱、爱恋、婚姻》(2001)、《逃离》(2004)等,2006年出版的《石城远望》是她最新的一部作品集。 本书中的八个短篇,几乎都重复着“困境-逃离-困境”的循环。有一种力量推着她们向她们不愿去的方向前行,于是她们渴望逃离。可是她们的逃离往往瞻前顾后、无法彻底,于是又被一种力量带回囹圄。 《逃离》第一篇逃离,主要讲述了一位已婚妇女想要逃离他暴躁易怒的丈夫最终失败了的故事。整个故事,我的心情有点像坐过山车,起初,我对女主感到同情,她的原生家庭很糟糕,为了摆脱糟糕的原生家庭,她选择了结婚,和一位过早进入社会,看上去很没品的男人结了婚,我感觉她的悲剧要来了,后来,她寻求帮助,我以为怎样逃跑会成为困难,但是,她的逃跑很顺利,就在我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她在没有他的地方不知道如何生存的恐惧中,还是打电话让丈夫去接她。最终她没有逃跑。马戏团的大象为什么不逃跑呢?困住它的是抽在它身上的鞭子吗?是它对鞭子的恐惧罢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和独立不是喊喊口号就行的。 《机缘-不久-沉寂》中朱丽叶逃离家乡,却陷入不如意的家庭生活,逃回家乡,又发现处于与父母生疏的困境,在意外之下逃离了婚姻,却又陷入与女儿关系断裂的困境。第二篇《机缘》所有的话语都是在描写主角主体性的丢失:从到教授们觉得她身为一个女性要么放弃学术要么变得傲慢,流放一般希望她去执教,再到父母想要她和别人一样,到这里我觉得其实她认为自己的的学术成就和天赋已经是失去价值了,再到她几乎和被强奸没有区别的初次,接着被抛弃,然后男人的死和血让她进一步的抛弃自我,贬低自己,倒数第二根稻草是这位又老又丑的“男主”没有用行动肯定她的性魅力,她自身也失去了价值,经历了这一切,最后一根稻草没有取得教职压下,主角才会来找这个男的,这是一个在社会中完全失去自己女性的最后选择。我认为门罗并非共情这个男的,而是描写一种境况,一种不断失权的境况,一种也许会被称之为女性的境况。 如果火车上和朱丽叶说搭伙聊聊的男人没有死于火车轮下,朱丽叶那一趟旅程是否会一直保持不要被套牢的警醒,看星星就只看星星,讲神话也只讲神话。六个月后是否就是另一个故事? 机缘是发生在希望找个人搭伙聊天的旅客死于车轮下时,还是发生在那一池她不敢冲的经血被旅客误解为是车轮轧过死者时溅进来的血时…她给父母写信,写到火车的“强烈震动”,就再也写不下去了,也许是写出了这几个字,也解释了她心里强烈的震动。 她是一个乖女孩,要懂事、要友好、不要让别人感受到了冷落。她走去瞭望车厢。她不敢按下第二次伸向冲水按钮的手。她听到旅客对那一池被经血染红的水的误解知道自己这一辈子都不会向人说起这件事,仿佛她的经血比车窗外那死去的人的血更污秽。她感受且享受火车上陌生男人的抚摸,在以为男人要有下一步举动时,脱口而出自己还是个处女,而不是说出自己在经期,庆幸男人没有往下,那样就会感觉到她的经期带了。 可朱丽叶和教授的外甥在野外发生关系时,她是下了决心的,当时就是为了将来或许会有此时这般情况发生啊。 六个月后朱丽叶收到男人的信,她就去了比温哥华更潮湿的鲸鱼湾,她也是下了决心的吧。 朱丽叶还在继续修她的古典文学吗?还教孩子们拉丁文吗?还看多兹吧?她的时间,她的思想,有没有被吸走? 机缘是什么,还重要吗? 《激情》中格雷斯逃离庸常,却陷入走向不情愿的婚姻的困境,激情下短暂地逃离,却又陷入被死亡折磨的困境。逃离看的过程中总揪着心那播弄这篇就又不一样了,格蕾丝终于邂逅了她的爱情,是那样的浪漫又美丽,看到格蕾丝沉浸在甜蜜中时我也感受到她的开心。但是当爱情的甜蜜达到顶峰时,门框的一声关住了。格蕾丝错愕的同时我也惊住了,谜底直到40年后才解开,是莎士比亚戏剧般的双生误会。实在有点绷不住啊。重点是门罗对恋爱中女人的心里描写和最后谜底解开后的自我安慰与和解,可以说是非常细腻,丝丝入微了。 《罪债》中取不尽的蒺藜,象征着将伴随劳莲一生的身份危机。 《法力》中灰暗崩坏的噩梦,是南希一念之差就可能亲历的悲剧。 门罗小说的一个核心,就是人都逃不脱命运的安排。《逃离》虽是短篇,但时间跨度都挺大的,大量描写人物的日常生活。就像她自己说的,她不认为她们是小人物或普通人,每个人一定都有她特别的一面,并没有你认为的那样普通。
《雷峰塔》从幼年写到逃离父亲家里,投奔母亲; 雷峰塔》一开始,就是以孩童张爱玲(沈琵琶)的眼,看大人的世界。那四岁时就怀疑一切的眼光,看着母亲(杨露)和姑姑(沈珊瑚)打理行李出国,父亲(沈榆溪)抽大烟,和姨太太厮混,宴客叫条子。在大宅子另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厨子花匠男工闲时赌钱打牌,婢女老妈子做藤萝花饼吃,老婆子们解开裹脚布洗小脚,说不完的白蛇法海雷峰塔。就像张爱玲《对照记》里说的,悠长得像永生的童年,相当愉快的度日如年。 《雷峰塔》或许是象征着父权、封建旧时代的倒塌,但是“娜拉出走”以后,正如鲁迅所说:“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吗?也还是傀儡……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在这一大家子的败落里(包括母亲、姑姑或继母),没有一个是赢家,结尾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眼看它起高楼,眼看它宴宾客,眼看它楼塌了,遗老遗少和他们的儿女同舟一命,沉沦到底。 张爱玲描述的婚礼犹同葬礼中封椁钉棺,恐怖已极。她和母亲一样,奋力想挣脱传统的枷锁,却终其一生,带着沉重的枷劈伤了好几个人。女儿总是复制母亲的悲剧,无止无歇,于张爱玲,还加上了对母亲的不信任,雷峰塔于是轰然倒塌.
法齐娅·库菲,阿富汗唯一一位女性国会议长,她每一次走出家门都是充满危险的未知旅程,都无法保证自己能否平安返回,于是她只能在每次出门前给最亲爱的两个女儿留下一封信:如果她不在了,女儿们要怎样面对生活。请不要悲伤,你们要从中汲取,犹存的力量。 《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带我进入了一个神秘的阿富汗国度,通过对法齐娅·库菲的成长经历,了解阿富汗近代所发生的历史,从1975年至2010年,这35年间见证了这个国家的反苏联、内战、塔利班黑暗统治和走向民主的新时代。 法齐娅库菲生于1975年,是阿富汗历史上首位女性国会议长,丈夫因塔利班的迫害英年早逝。 2020年8月,作为阿富汗政府谈判人员与塔利班对话的前一天,她遭遇了枪击,而这,只是她的日常。 因每次出门,都可能是永别,为此,她写下了自传《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给女儿的17封告别信》。
这期的节目我们主要来讨论一下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的《无欲悲歌》。《无欲悲歌》讲述的是彼得汉德克母亲玛利亚悲剧的一生。玛利亚他的一生都在不断地跳出自己原来的圈子,虽然都是以失败告终,那今天想要讨论的这个话题,也是从这个书当中映射出来的,就是说中年人应该跳出自己的舒适圈吗? 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1942—)被奉为奥地利当代最优秀的作家,因《无欲的悲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从1966年成名开始,汉德克为德语文学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因此获得过多项文学大奖,如“霍普特曼奖”(1967年)、“毕希纳奖”(1973年)、“海涅奖”(2007年)、“托马斯·曼奖”(2008年)、“卡夫卡奖”(2009年)、“拉扎尔国王金质十字勋章”(塞尔维亚文学勋章,2009年)等。 汉德克出生在奥地利克恩滕州格里芬一个铁路职员家庭。他孩童时代(1944—1948年)随父母在柏林的经历,青年时期在克恩滕乡间的生活都渗透进他具有自传色彩的作品里。1961年,汉德克入格拉茨大学读法律,开始参加“城市公园论坛”的文学活动,成为“格拉茨文学社”的一员。他的第一部小说《大黄蜂》(1966)的问世促使他弃学专事文学创作。1966年,汉德克发表了使他一举成名的剧本《骂观众》,在德语文坛引起空前的轰动,从此也使“格拉茨文学社”名声大振。《骂观众》是汉德克对传统戏剧的公开挑战,也典型地体现了20世纪60年代前期“格拉茨文学社”在文学创造上的共同追求。 那么《无欲的悲歌》则从趋向于语言实验的叙事模式转向近乎写实的自传性文学,代表了“格拉茨文学社”一个新的转折,成为引领上世纪70年代德语文坛的经典之作。汉德克创作这部小说的契机是母亲于1971年底自杀;母亲被异化的人生也成为他文学创作挥之不去的阴影。然而,汉德克把这些传纪和自传因素融贯到一个从《卡斯帕》以来始终不断发展的主题框架里,那就是异化的生存方式在摧残着人的生存;语言是一个被自然而然所接受的社会秩序的统治工具,语言模式同样在异化生存。在回忆母亲和反思语言的交织中,作者细腻而真切地描绘了母亲在一个具体而僵化的社会现实里被扭曲的人生。 《无欲的悲歌》中,对母亲的故事的描写和对叙事在审美感知上的反思相互交织在一起。对叙述者而言,感知母亲被扭曲的人生成为一个痛苦的过程,同时也成为一个叙事问题。在叙事过程中,叙述者越来越偏离了最初保持距离的客观叙事态度,从而成为身临其境的经历者,感同身受的回忆者:“在我写这个故事的几周里,这个故事也不停地让我思考。写作并不像我最初以为的那样,是对自己生活中一个已经完结的阶段的回忆,不过是以语句的形式不断装作回忆的样子而已,这些语句只是宣称保持了距离。我依然会不时地在深夜突然醒来,就像从内心深处突然被轻轻地推出睡梦,体验到自己如何在因为恐惧而屏住呼吸的同时,身体一秒一秒地在腐朽。黑暗中的空气凝固不动,让我觉得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重心,仿佛拔地而起,只是在没有重心的状态下无声地四处飘动,马上就要从四面八方砸下来,把我憋死。”
是藤井道人执导的剧情影片,由小松菜奈、坂口健太郎主演《余命十年》。该片改编自小坂流加的创作的同名恋爱小说作品《余命10年》,患上罕见不治之症(呼吸器官疾病(肺动脉高血压))、寿命只剩下10年的20岁少女茉莉、为了不对这个世界产生眷恋而拒绝恋爱,却在老家同学会上与和人相遇后,想法产生了动摇。
[英]弗吉尼亚·伍尔夫《到灯塔去》讲述了什么故事 《到灯塔去》的情节极其简单:拉姆齐先生全家和朋友们到海滨别墅去度暑假。拉姆齐夫人答应六岁的小儿子詹姆斯,如果翌日天晴,可乘船去游览矗立在海中岩礁上的灯塔。由于气候不佳,詹姆斯到灯塔去的愿望在那年夏天始终没有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姆齐先生和子女、宾客重游故地,詹姆斯终于如愿以偿,和父亲、姊妹驾了一叶轻舟到灯塔去。但是岁月流逝、物是人非,拉姆齐夫人早已溘然长逝。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又译弗吉尼亚·伍尔芙),原名艾德琳·弗吉尼亚·史蒂芬(Adeline Virginia Stephen),1882年1月25日出生于英国伦敦,1941年3月28日逝世,是一位英国女作家、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意识流文学代表人物,被誉为二十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先锋。 她出生于一个学者家庭,父亲莱斯利·斯蒂芬爵士是英国著名的学者和作家,母亲朱莉亚·斯蒂芬妮是著名小说家,姐姐斯特瑟拉·斯蒂芬妮也是一位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从小受到良好的文学熏陶,并曾随父母在欧洲大陆各国游历。 弗吉尼亚·伍尔夫一生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散文、随笔、书评等。她的作品以独特的叙事风格、深刻的心理描写和对女性主题的敏锐洞察而著称。她最知名的小说包括《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和《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等。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生活也充满了传奇色彩。她一生都在优雅和疯癫之间游走,经历过精神疾病的困扰和多次自杀未遂。她与丈夫伦纳德·伍尔夫的感情生活也备受关注,他们共同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包括无性婚姻、婚外情等。 弗吉尼亚·伍尔夫患有一种被称为躁郁症(也称为双极症)的精神疾病。这是一种躁狂状态和抑郁状态交替循环出现的病症。在躁狂阶段,患者可能会表现得亢奋、自信、欣快;而在抑郁阶段,患者可能会消沉、绝望,甚至产生自杀的念头。 伍尔夫的这种精神疾病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家族遗传。她的家族史显示,多名家庭成员都患有不同形式的精神疾病,包括她的祖父、母亲、姐姐、哥哥和外甥女都是复发性抑郁症的患者,她的父亲和弟弟则患有循环性精神病,而她的堂弟则死于急性躁狂症。 伍尔夫一生中共经历了四次精神崩溃。第一次是在她13岁那年,母亲的去世引发了她的疾病发作,她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才恢复。第二次精神崩溃发生在她父亲去世后的那个夏天,她一度处于疯狂状态,甚至从窗口跳了下去,摔成重伤。第三次发作时,她试图自杀,并一口气吞下了一百粒巴比妥。最后一次精神崩溃发生在1941年,这次崩溃最终夺走了她的生命。 意识流文学是一种侧重描绘人物意识流动状态的文学作品。它既包括清醒的意识,也包括无意识、梦幻意识和语言前意识。这一文学形式起源于20世纪初的欧洲,并逐渐成为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分支。 意识流文学的概念最早由美国机能主义心理学家詹姆斯提出,他认为个体的经验意识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但是意识的内容是不断变化的,从来不会静止不动。这种观点被称为“意识流”。
威廉·福克纳(Willian Faulkner 1897~1962),美国小说家。 《我弥留之际》创作于福克纳创作精力最旺盛的高峰时期,就在他的第一部杰作《喧哗与骚动》出版的同一月(1929年10月)里,福克纳开始了《我弥留之际》的写作,而且只花了四十七天的时间便顺利完成,同年正式出版 直到1947年有大学生问到他的哪一部小说最好时,他首先提到的依然是《我弥留之际》,还强调它“更容易读,也最有趣”。当然,福克纳后来对《喧哗与骚动》的评价超出了《我弥留之际》,但《我弥留之际》无疑是福克纳最青睐的小说之一,是公认的福克纳的杰作。 《我弥留之际》可以当作一部家庭小说,一部关于美国南方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故事,是福克纳许多家庭小说中的一部。它描写本德仑家的主妇艾迪的死亡和将其遗体运回艾迪的家乡杰克逊墓地安葬的旅程,把全家放在家庭遭遇剧变的时刻。旅途中灾难迭起的典型环境,展现出这个没有爱、失去了传统价值观念的家庭悲剧抑或闹剧。但是《我弥留之际》又不仅仅是本德仑一家人的故事,它反映了美国南方的穷白人在那个时代的生活状况与道德困境,同时也是南方社会的缩影,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是人类的象征。艾迪·本德仑之死既是她个人的肉体死亡,也是她的精神死亡,还是南方传统价值观念的死亡。艾迪是一个自私孤独的人,她一生没有建立起正确的价值观,一辈子都无法同家人、同别人进行正常的沟通,她的“弥留之际”既是她临死的时刻,也是南方传统精神和价值观念的消亡写照。本德仑一家暴露出来的道德堕落和人性丑恶,发生在这样的“弥留之际”也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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