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也退的《作家酒馆》 - 节目列表

就像大理这么松弛的地方，你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精神紧绷。你一紧绷，就会自动把外界的种种表达翻译成敌意。 这也是为什么，《地下室手记》经常被我想起来。老陀写这本书，是他的一个转折点，接下来他要写《罪与罚》、《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一本比一本惊世骇俗，一座座的文学里程碑，而《地下室手记》这则中篇小说，可以说正是这一系列杰作的序曲。 而放在世界文学史的视角下看，《地下室手记》一般被认为是“第一部存在主义小说”，它讲了人的存在。地下人其实是很良善的人，但是他太把自己的善良正直当一回事，他就会不停分析别人怎么针对自己，排斥自己。不停回忆一句话、一个眼神。不停脑补。 他要是在调出一份聊天记录，肯定就在那里反复看，每个语气词就会分析半天。别人晚回消息，就开始猜测。 那么这个时候，“地下室”就不是一个物理空间了，就是内心的一个象征。茧房效应就不仅发生在你和电子设备之间，也发生在自己的内心里。 所以，昨天那个北门菜场的卖菜女人，说的那句“你大灯亮着”，就很让我有感。整个敌意忽然垮塌了。她很急躁、很粗暴，但她也急躁地告诉我：你怎么大白天还浪费电呢？

他的人生胜似一部战争电影。 1918年一战结束，德国战败，被迫签了《凡尔赛和约》，赔款、割地、限制军备，整个国家像一个被踩瘪了的易拉罐。这个和约催生了一代人：在它的废墟上长大，带着屈辱感与愤怒感，随时准备把这口气出在什么人身上。 这一代里，有希特勒，有一大批纳粹骨干，当然也有赫尔姆林。 他是柏林中产犹太家庭的孩子，童年听古典音乐，啃小蛋糕，给暗恋的姑娘写信还要夹上花瓣，让仆人去送。他自己把童年叫做“普鲁斯特式的存在”，就是那种精致、优雅、丝毫感知不到历史风暴临近的泡泡生活。 这样的孩子，到了1931年，中学还没毕业，跑到柏林街头，把名字签在了一张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表格上。 赫尔姆林解释过他为什么签：他每天在街头听三伙人争论：社会民主党、共产党、纳粹。他说：“从这三伙人所提出的理由来看，我最信服共产党人的理由。我也最喜欢每天见到的那些共产党人，尽管他们处境明显不妙，可他们都颇为乐观，充满信心。” 就这样，那天有个共产党员走过来跟他搭话，聊了几句，掏出表格。“声音像金属般响亮”，“意志是不含糊的”。表格不用填，签字就行。 赫尔姆林把条款下拉到底，然后签下去。 然后他写道：“街道缓慢地、不停地围着我旋转起来。”——那是一个16岁少年意识到自己刚刚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情，世界在他眼前微微倾斜的瞬间。

翻台率是讲，一张桌子，一天能接待多少波客人。翻台率越高，说明餐厅越红火，生意越好。上一桌的客人刚刚结账离开，下一桌的客人已经嗷嗷待哺。 服务员就迅速收拾台面餐具，不需要记得上一桌点了什么、喝没喝完、满意度如何。他只需要转过脸，同样的笑容、同样的菜单，递给下一桌。 这件事，冯内古特写得最好。他的《五号屠场》当然有名，但我喜欢他晚年的一部短篇集：《回首大决战》，上外虞建华老师的翻译。 书里有个故事，主角是捷克斯洛伐克一个小城里的木匠。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占领了捷克。这木匠接了一单生意：给德国军官做一张办公桌。他做了，做得很专业，德国人很满意。 后来，战争往下打，苏联红军来了，替换了德国人。这位木匠又接到了新的委托：给苏联军官做一张办公桌。他还是做了，同样专业，同样认真。再后来，美国人也来过。还是一张桌子的事。 在这故事里，木匠说了一句话，我觉得我们都要听进去："在战争中处于这种无助状态，唯一的好处，就是不用感到负疚。你在交出了首都的时候，就把负罪感也一起交了出去，从此，加入无辜小人物的队伍。" 你什么都不用负责，因为你什么都做不了主。谁来了，做桌子就是了。德国人来，做德国人的桌子。苏联人来，做苏联人的桌子。至于这张桌子后来用来签了什么命令、押了什么犯人，那都不关你的事了。你只是个木匠。 你凭着一技之长，有了高翻台率，也有了自己的“外事繁忙季”。

在没有飞机、火车、导游手册、青年旅舍、信用卡的时代，旅行到底是什么？《蒙田随笔》的作者蒙田对待疾病的方式，跟我们几乎完全相反——既大胆，又唠叨，甚至有点好笑。 在16世纪末，从法国到意大利是一桩严肃的工程：你要雇驿车，在城市之间往来；路上不停更换坐骑；就算你行前做足功课，一旦出发，没有当地向导，你很可能连自己进了哪个小邦国、到了哪个城镇都搞不清。 所以旅行是一种特权。属于蒙田这样的人：有钱有闲，年近六旬，仕途基本画上句号，名望也足够让他在异国“找到组织”——到哪儿都能结识上流社会的“驴友”。 马振骋先生的译笔让这本书变得“可触摸”。你读到的不是古代旅行史，而是一个具体的人：一边嫌巴黎式的法国人太多，一边排体内的结石；一边亲吻教皇脚尖，一边记下自己放了几个屁。在暮色和病痛里认真、好奇，不停地写。 《蒙田意大利游记》最迷人的地方，是让你明白：五百年前的旅行，本质上是一种“以身体去冒险”；五百年前的疾病，也不是今天这种“尽快消灭”，而更像“与自然谈判”。而蒙田把这两件事统一在同一个动作里：书写。

我们这几年时不时会把一个词挂在嘴边：“三战”。 我们讨论它的时候，就是在讨论一系列假设： 它会因为什么爆发？哪些国家卷入？会不会用上新式武器？会不会更可怕？ 会的。但我想讲一种更可怕的东西——它不需要你想象“更先进的武器”，它只需要你承认战争已经在变形。 有一位亲历二战战场的作家说：如果再爆发一场战争，最可怕的不是火力升级，而是“过度的一体化”。当战争变得过度一体化——它就可能成为最后一场战争。 因为到那个时候，没有人能幸存下来，也不会再有人能坐在下一代面前，讲述“战争到底是什么样子”。 说这话的人，是约翰·斯坦贝克。1962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读过大部头的《愤怒的葡萄》《伊甸之东》——你就会知道，这是一个多么热爱人类的人。 而我今天要讲的，是他的一本小书。 斯坦贝克在 1943 年被纽约一家报纸委派去欧洲战场做战地报道。后来这些报道在 1958 年结集成书，变成《战地随笔》。 美国评论界有句评价非常狠： 如果你忘了战争是什么样子，就打开这本书——斯坦贝克会随时刷新你的记忆。刷新，靠的不是靠渲染血腥场面，它靠的是指出一种更冷的东西：让你意识到战争如何把“人”变成“混在一起的一团”。 “过度一体化”就是说你再也分不清谁是谁，就是在战争里，所有人都混在一起： 分不清谁是军人，谁是平民； 分不清谁是策动者，谁是受害者； 分不清军用设施和民用设施； 乃至分不清一个穿军服的人，是主动行凶，还是被政权绑架的普通人。 正因此，二战留下了那句最冷酷的格言：死掉的德国人才是好德国人。正因此，如今那些战火无解的地方，都存在这个一体化的现象。 斯坦贝克是一位幸运的作家，译他的作品的是上世纪最好的一批英语翻译家：王永年、巫宁坤、吴钧燮、胡仲持……这本《战地随笔》同样出色，译者是朱雍，身份不详。

很多汉语世界的诗人和文化人都翻译过里尔克，中文世界的里尔克译本也非常多。但我最喜欢的一本，反而是一册旧书：由早已不存在的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诗人臧棣编选的《里尔克诗选》，1997 年版本。 我喜欢它的理由很朴素——它像一件被时间照顾过的物件。纸张是黄的，但它不是后来氧化变黄的那种黄：它在 1997 年刚问世时，就是这种黄。三十年过去，它仍然是这种颜色，像一开始就决定好了要以这种温暖的旧意与人相处。 更重要的是，它的译者阵容，几乎就是一个时代的“中文译诗群像”：冯至、陈敬容、吴兴华……很多我们在中文里读到的外国诗歌名篇，都出自他们之手。

斯韦沃给他的主人公取的名字：泽诺。其实就是芝诺。 了解一点古希腊哲学的人，都知道芝诺是一个悖论哲学家。 他最有名的悖论，一个飞矢不动，说一支箭射出去，飞在空中时，每一个时刻都是静止，所以箭从这里飞到那里，其实一直是静止的。另一个悖论叫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阿基里斯大步流星，为什么竟然追不上一只乌龟呢？因为时间和距离可以无限切分，在每个细分时间里，他只能无限接近乌龟，不能追上。 斯韦沃给主人公取这个名字，当然是暗示他活在悖论中。我干了点什么，又什么也没干。我前进了，又停留在了原地。我的家庭很稳定，却又时刻处在瓦解的边缘。 这也是斯韦沃本人，一个从小抽烟抽到大的人的切身体会。 感谢意大利语翻译家黄文捷先生， 1994年，他译出的《泽诺的意识》为中国读者首次带来了风趣而微妙的伊塔洛·斯韦沃。

在第一篇散文里，他问：为什么人要用烟酒，用毒品，把自己弄得昏迷不醒？托尔斯泰说，你随便问一个人为什么抽烟，为什么喝酒，他都会说：啊，抽烟喝酒让我快乐，别人也抽，别人也喝。 那托尔斯泰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他说人心中是有种东西一直在当裁判的，这种东西就叫良知。良知会观察一个人的行为，对他做出是非判断，那么嗜好烟酒毒品，是为了使自己固守之前的活法，从而忽略良知的干扰。 托尔斯泰特别多地分析香烟，因为他自己就经历了痛苦的戒烟过程，他说香烟跟酒精相比，最大的好处就是轻便，带一瓶酒在身上远不如带一根烟那么容易。你可以在任何时候抽烟，脑子清醒时，脑子糊涂时，正常工作时，或者想做坏事时，都可以抽烟，等你实际上已经有了烟瘾，你还会觉得，其实我抽得一点都不多，因为每一根烟，都很轻便很小。 那时我淘了这本《托尔斯泰散文三篇》，薄脆的页面，铅字排版，偶尔会有个错字。那时我还想内容太少了，才三篇，像一座泰山上掉下来两块石头。 泰山文中的有些话，念出来，听起来，似乎有鸡汤之嫌，或者说教之嫌。 但面对着书，就可以相信那真的是一个经历和良知的搏斗的人在讲话。他的话语中都是画面——一个伯爵在沙发缝里找烟屁股，一个画家嚼着烟斗，在画上欻欻改两笔，一个人在良知的伺候下，通宵达旦地睁着眼。

莫里斯的整个思路就是：对人的各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动物，参照灵长目来解释，我们身上有太多的地方，不是没进化干净，而是根本就谈不上进化，我们只是外表上没有长长毛，内在的行为机制，神经机制，对待外界的反应模式，都没变过。 《裸猿》赶上了科普需求剧增的时节，又写得坦率直露。不过，留心观察，是莫里斯最大的本事。观察动物，观察人。 1959年他31岁的时候，被伦敦动物园任命为哺乳动物馆馆长，他在这里干了八年。工作的日常，他自己说，就是站着看：看猴子，也看看猴子的人。当游客都在看，都在说，这两个猴子在聊天，那个母猴在喂奶，那个猴王像皇帝一样……的时候，他就在看人。

我就举宇文先生在《追忆》这本书中对《赤壁》的解读。简短的解读，但已经足够让我爱上中国古诗。 很多年前我读《追忆》，这是我读的第一本宇文先生的书，写了这样一段心得： 他在数个文本、若干作者、两种文化之间自由穿行；他把画像、信物、砚台、发束这些细小之物，视为记忆的开关，追索古人“触景生情”时与更早的古人之间的关系。时间在他笔下像地下河：每个写怀旧怀古的人，都在暗暗把自己挂到一根时间轴上——希望名字能缀在前人之后，也希望后人有一天来缀在自己之后。于是，“名垂青史”不再是口号，而是一种从有限通向无限的欲念。 看一首诗的目的是什么？不是“懂”它，看一首诗的目的是看，是“重看”，是一再地看：有时会看见沙里埋的铁；有时看见一阵东风，和荒废的铜雀台；并且，看见诗不急着给出结论，它只是把可能性递到你手上。

艾米莉的姐姐夏洛蒂·勃朗特 曾这样说《呼啸山庄》： 我承认，《呼啸山庄》的很大一部分笼罩着一种“黑压压的恐怖感”，在它那风雨如晦的带电的大气里，我们有时仿佛嗅到雷电的硫磺味；不过现在，让我指出一些地点，那儿朵云的天光和半隐半现的太阳，依旧证明它们本身的存在。要找一个真正慈爱的忠心耿耿的典型，请看奈莉·丁的性格；要找一个爱情专一、温情脉脉的例子，请注意埃德加·林敦的性格……只有希思克利夫是无可救药，因为…… 今天和小仙聊一聊这本书，以及电影，以及种种其他。

法国戏剧导演让·贝洛里尼 正带着他执导的一版《小王子》在中国巡演， 他说：“我的《小王子》绝非天真， 他的洞察力会修补你，也会撕裂你。” 我和闹小仙都很感兴趣这个讲法， 于是，我们再一次聊开了已经聊了多少次的《小王子》， 再一次说起了与它的初遇， 说起了翻译，说起了最好的文学作品为何很难具象地表现， 说起了火车和电梯， 说起了作家在故事中避开的词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