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读了一篇黑塞的《童年轶事》, 想起一件相似的体验。 黑塞去看望了小伙伴布洛西,他说从布洛西家回到自己家,一共不到200步, 但那段路上,我所经历的,我所体验的,比我日后很多旅行里的体验加起来还要多。 这本书是1985年出版的《黑塞小说散文选》, 不过张佩芬老师从1982年起就在刊物上发表她翻译的黑塞了。
《作家酒馆》持续开放的文学讲堂。 即将完成:特朗斯特罗姆15讲。 即将开放:安德烈·纪德15讲。 一位作家,15次相遇。 构成一个作品世界,一条重新感受生活的路径。 从6月16日开始,有15位成员组成了小班,眼下即将完成特朗斯特罗姆15讲听读。 每一讲,我们从一位作家、一(或多)篇作品、一(或多)个汉字出发,细细进入文学内部,重获感受世界的能力。在持续的听讲和阅读中,慢慢长出感受的触角。 没有知识点,只有叙述;没有啃读,只有陪伴。 如果你愿意用一年时间,与文学同行,可随时进入云也退的感受型文学课。
去了个历史考古类的博物馆,那里的原始人又在钻木取火。 博物馆的功能是保存和展示过去,但它们却把过去整理得整整齐齐,到处贴满了答案。 你来这里是来学知识的,不是来探索未知的。 这里一切完备,不缺你一个。 比尔·布莱森在《闪亮的日子》里说: 长大以后,我忽然觉得我的童年是个博物馆。 那个小城德梅因并不有名,那个时代也很多局限:技术落后、信息闭塞、生活单调…… 但那个时代有个今天的稀缺品:世界没有被解释完,也没有那么多的人,替你把各种事解释得头头是道,安排得明明白白。 于是,他得以度过一段闪亮的日子,他的生命在被无穷的未知吸引下展开。
我们面对的不是一堵冷冰冰的墙,也不是一个拿着武器、凶神恶煞的人,我们面对的,是一些不断解释世界、解释现实的语言。 这些语言讲出来是非常平静的,很礼貌的,甚至也很合理。它对你的回应,既不是“好的,我来回答你”,也不是“你这样做不对,我来纠正你”,它的回应是:“事情不是像你想的这样”。 于是你开始后退,你开始检查自己的眼睛,开始检查自己的记忆,开始怀疑,我到这里来的目的是不是正确的。 卡夫卡让你从是非对错的判断里脱离出来。要是没有卡夫卡,你看到的,大概就是一个店员的冷漠,无礼,不会做生意。有了卡夫卡,你会注意到注意语言在现实上制造的诡异裂缝。
一个物业人员在干活,另一个物业人员在拍他干活。 这两个人一起来的,穿同样的制服,但他们之间的关系,要比乍一看上去的更加疏远。 那个拍摄的人像个监督者。 我知道原因:对他们来说,留下工作过的证据,和工作本身是一样要紧的,如果不拍照、没有证据的话,他们可能会被扣钱。 但如果物业人员的工作都要自带这种现场直播的感觉, 那么他们的工作看着一定是带有表演性的; 如果我们经常看到这种表演性的工作现场, 那么我们自然会觉得,那些人都是一副心不在焉的冷漠气质。 因此,现在读《夏洛的网》, 发现一个温柔而紧迫的问题浮现出来: 如果没有人看见,我还愿不愿意把一件事情做好? 任溶溶先生把E.B.怀特的三部童话都翻译了过来: 《精灵鼠小弟》、《吹小号的天鹅》和《夏洛的网》。 怀特本身是个比较松散、随意的作家,这三个故事的情节线里都有明显的“离题”, 但《夏洛的网》无疑是其中最闪亮的一篇。
文学作品的用处,就是给我们一副永远新鲜的目光: 《麦田里的守望者》,让我注意到了那两个字:“童锁”。 我常想,一个孩子长大到能看懂“童锁”这两个字的意思的时候, 他会有什么想法? 他会想:我是被防范的对象? 还是会想:这是针对小小孩的,而我已经不是了,那么我算大人了吗? 《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结尾,霍尔顿说:孩子们在麦田里玩耍,我想站在麦田边缘,安安静静,不声不响,把逐渐靠近悬崖的孩子们伸手拦回去。 仅仅是拦回去,而不是告诉孩子们“那里有危险”,以免孩子们瞬间变成大人,再也回不去。 而在一个到处可见“童锁”的世界里,孩子们都被提前催熟为大人,万劫不复。 《麦田里的守望者》最早的译者是施咸荣先生,他才能很高,文学译作却很少,因为不得不虚掷许多精力在翻译政治性文件上,这真的很遗憾。
一部用了五年的手机,一旦不用,三天之后你再看它,会觉得完全陌生。 而早年的一台最先进的电器,如今看起来荒诞至极:这么大的一个设备就为了让人听声音,这效率太低了,根本谈不上性价比。 但是,换个角度想,这个笨重的家伙也是保存了一种今天已经丧失了的关系。 塔可夫斯基是那个苏联时代最正派的文化人之一,他在《雕刻时光》里说: 艺术最要紧的任务,就是让人重新感觉到时间在流动。因为在日常生活里,人们都是在无意识中消耗时间的:我们要赶,要等待,要排队,要开会,总归会觉得所有的事情都应该可以更快一点去完成。 而之后的历史也证明了,我们发明了越来越多的东西,就是为了缩短这些看起来没有意义的过程。但塔可夫斯基说:我做电影的一个追求,就是让人通过影片能够意识到,那些看似没有意义的时间,可能正是人类人的精神开始活动的地方。这就好像是一盘磁带放进一台收录机之后,要等一会儿声音才会出来。 这种等待不只是等待内容出现,它更是等待某样东西进入我。
民宿的阳台上,妈妈让女儿一起来看花, 却并不知道怎样把自己的感受传递出去。 最后只能退回:我给你拍张照吧。 孩子肯定是不爱看花儿的。 后来我又想,母亲也不会, 她只是知道面对一片花儿,人应该说一句:你看,好美呀。 卡尔维诺在《帕洛马尔》里写:帕洛马尔一家的阳台花圃都是夫人照顾的, 女儿不喜欢,她这个年龄要做阳台以外的事; 而帕洛马尔先生则发现,他照顾花木的行为,就是时不时地轰走落到阳台上的鸽子。 对帕洛马尔来说,在阳台上不需要做什么, 只需要站在那里,看屋顶,看壁虎,看欧椋鸟群,看远远近近的一切。
本章系“一书一字一问”感受型文学课Chapter1-6 半小时,选取特朗斯特罗姆的两支好诗:《脸对着脸》和《旅行》, 在熟悉的事物、熟悉的经验上打开一道缝隙, 让风、土地、光线,让通过一段距离的体验 再度回到自己身上。 另外,本章讲的这个感受型汉字,就是“脸”字和它的同胞们。
孩子都有个分水岭, 分水岭之前,孩子看到动物会说“好可爱呀!”欢蹦乱跳地过去。 过了分水岭,看到动物,孩子们就会说: 其实考拉吃有毒的叶子, 其实熊猫很凶, 其实鸵鸟不会把头埋进沙子, 其实番茄是水果, …… 《作家酒馆》No.59,我曾请来伊塔洛·卡尔维诺 和我一起逛城市, 他没有写过正儿八经的游记, 但是,他的眼光能让我重新认识自己熟悉的城市。 他会跟着一只猫走,走上很久, 他会在一个丁字路口停下,说: “来自三个方向,有三种不同的风。” 因为我很早就读过他的《帕洛马尔》, 并越来越觉得, 这是他留给世人最珍贵的一份礼物。
那个工人,他用自己的生活逻辑理解他人。 他把我看成了老板派来监督他工作的人。 每个人都是如此, 首先不看人本身,而是先看人的身份。 于是,想起在黑塞在《玻璃球游戏》写的那个桥段:特西格诺利面对玻璃球游戏大师,直言不讳地说“你们不懂生活”。 文学教我的,就是且慢一点去看身份,先看一个人。每一个人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先不要急着给他安排一个身份。
伍尔夫终于迎来了属于她自己的时刻: 我们现在都讲求便利、丝滑,最好什么事都没有中介,直接达到目的, 但是《海浪》把人拉回来, 告诉你,不要上当,你的生命不是一根进度条,你的一年、一个月、一天并不是一个被不断蚕食的、可怜巴巴的时间段, 以前觉得很多文学都是无病呻吟,觉得伍尔夫啰嗦, 但现在我发现, 当人如此焦躁不安、如此缺乏对外界的感知的时候, 伍尔夫的文字能一下子让人找到节奏。 1992年,翻译家吴钧燮先生,第一次把《海浪》这本难度极高的小说翻译给了中文读者。吴先生的译本,我还读过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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