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棱镜 - 节目列表

法国近日通过一项社交媒体监管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TikTok等社交平台。该法案正式实施后，法国将成为欧盟首个对未成年人社交媒体使用设置明确年龄限制的国家。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将这一政策视为其任期后期的重要改革之一，并计划于今年9月推动实施。他表示，在保护儿童和青少年网络权益方面，法国希望走在欧洲前列。 禁令将分两个阶段实施 根据法国通过的法案，限制措施将分阶段推进。 从今年9月1日起，15岁以下儿童将无法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到2027年1月，平台需要进一步关闭15岁以下用户已有账号。 法国数字部长安娜·勒埃纳夫表示，目前年龄验证技术已经逐渐成熟，社交平台需要承担落实这一政策的主要责任。 除了社交媒体限制外，法国还计划从今年9月开始，在中学校园内全面禁止学生使用手机。 法国为何选择全面限制？ 事实上，法国议会内部此前对于监管方式存在不同意见。 参议院曾提出一种分级管理方案：将被认为可能危害青少年发展的平台列入限制名单；其他平台则允许未成年人在获得家长许可后使用。 但最终，国民议会选择了更严格的统一限制方案——所有社交媒体平台原则上都不得向15岁以下未成年人开放。 欧洲正在探索统一监管 法国的行动也反映出欧洲对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态度的变化。 在法国、希腊、西班牙等成员国推动下，欧盟委员会正在研究类似政策，并推出年龄验证工具进行测试。 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此前表示，儿童接触社交媒体应该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而不是完全不受限制地进入数字世界。 未来，法国的实施效果可能成为欧洲其他国家的重要参考。 如果这一政策能够降低青少年受到网络伤害的风险，可能推动更多国家采取类似措施；但如果执行过程中出现大量绕过限制、隐私风险等问题，也可能引发新的争议。 从澳大利亚到法国，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监管正在成为全球趋势。未来，各国需要回答的不只是“孩子应该何时进入社交媒体”，更是“我们希望孩子们进入一个怎样的数字世界”。

囤积症（Hoarding Disorder）是一种精神心理疾病。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其纳入《国际疾病分类》（ICD-11）。美国精神医学会发布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5）也将其列为独立的心理障碍。 囤积症的核心表现，并不是单纯拥有大量物品，而是持续难以丢弃或舍弃物品，即使这些物品客观上没有实际价值；由于物品不断累积，导致生活空间无法正常使用，并造成明显痛苦或功能受损。 值得注意的是，囤积症并不等同于普通意义上的“收集爱好”。 收藏者通常会按照某种标准整理、分类自己的藏品，也能接受没有价值的物品被丢弃。而囤积症患者往往会对丢弃物品产生强烈焦虑，甚至感受到类似失去重要关系的痛苦。 为什么会陷入囤积？ 目前研究认为，囤积症的形成通常与多种因素有关，包括认知特点、情绪调节方式、遗传因素以及人生经历。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患者往往存在特殊的“物品依恋”。 对很多人来说，物品只是物品；但对囤积症患者而言，物品可能成为记忆、身份和情感的载体。 比如，一件已经多年不穿的衣服，可能代表过去某段重要关系；一本旧笔记，可能象征某个已经失去的人生阶段。 因此，当他们面对“扔掉”这个行为时，大脑处理的并不是简单的整理任务，而像是在面对一次情感上的失去。 一些患者也会通过囤积行为缓解负面情绪。 英国一名患者克洛伊（化名）在母亲去世后开始严重囤积。她说：“很多人面对痛苦时，会选择不同的方式逃避。有的人酗酒，有的人沉迷其他行为，而我们排解痛苦的方式，是囤积物品。” 对于部分患者来说，囤积行为成为了一种短期有效、长期有害的情绪调节方式。它能够暂时带来安全感，却逐渐让生活空间和心理状态陷入恶性循环。 为什么很难主动求助？ 囤积症最大的困难之一，是疾病本身和社会偏见形成了双重压力。 很多患者害怕别人进入自己的家，害怕被贴上“邋遢”“奇怪”“不可救药”的标签。 英国囤积症公益组织负责人乔·库克表示，很多患者长期不愿求助，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问题存在，而是因为害怕失去尊严。 一些电视节目喜欢展示极端案例，将囤积症患者的生活包装成猎奇故事。但这种呈现方式往往忽视了一个事实：在杂物背后，通常隐藏的是一个正在承受痛苦的人。 65岁的劳拉·米勒曾因家中杂物堆积摔倒，之后才获得帮助。她说，患上囤积症，“反而不如吸毒、酗酒容易得到理解”。 这种羞耻感，会让患者更加孤立，也进一步强化囤积行为。 强制清理，为什么往往无效？ 面对严重囤积问题，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直接清理掉不就好了？” 但研究和实践发现，简单粗暴的清空并不能解决问题。 英国一些机构曾尝试花费大量资金，对患者住房进行强制清理。然而，如果没有后续心理干预，患者很容易再次陷入囤积。 问题并不在于“房间里有多少东西”，而在于患者与物品之间的心理关系没有改变。 英国囤积症公益组织的工作人员表示，如果患者面对的是清场和驱逐威胁，他们通常会更加恐惧，也更不愿相信帮助自己的人。 真正有效的方法，是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逐步建立信任，帮助患者理解自己的行为模式，并学习新的应对方式。 从“清理房间”到“帮助一个人” 英国普里玛住房协会近年来尝试改变传统做法。 他们成立囤积症互助小组，为患者提供安全的交流空间，同时减少简单驱逐和强制清理。 53岁的露丝·库克森就是这个小组的发起人。 她22岁时就因为囤积问题离开原生家庭，多年来一直生活在恐惧中。 一次燃气安全检查后，她的住所被标记为高风险住宅。因为害怕被驱逐，她甚至长期不回复住房机构的通知。 直到疫情期间，家中的情况进一步恶化，她才决定接受帮助。 “我并不想囤积杂物，可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逃避问题，假装一切正常。”她说。 后来，一位值得信任的住房工作人员，给予她循序渐进的支持，帮助她逐渐改变。 如今，她的家已经恢复整洁，也养了一直想拥有的猫咪，并开始帮助其他患者。 她想告诉更多人： “如果你觉得自己走不出来，不要放弃。我就是一个例子。”

对于许多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者和家长来说，开始药物治疗只是干预过程的第一步。 随着治疗推进，一些常见的问题也会随之出现： “现在的药量是不是太高了？” “症状没有明显改善，是不是应该继续加量？” “怎样才能判断，当前剂量就是最适合自己的？” 发表于《柳叶刀·精神病学》（The Lancet Psychiatry）的一项系统综述，对ADHD药物剂量与疗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为如何寻找合适剂量提供了新的参考。 ADHD用药的目标：找到“最低有效剂量” ADHD药物治疗中，一个重要原则是寻找最低有效剂量。 所谓最低有效剂量，是指用尽可能低的药物剂量，达到明显改善症状的效果，同时将副作用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 如果剂量过低，药物可能无法充分发挥作用。例如，注意力不集中、冲动、多动等核心症状没有明显改善，患者可能误以为“药物无效”，甚至自行停止治疗。 但剂量过高，也并不会带来无限增加的收益。过量药物可能导致食欲下降、睡眠问题、心率变化、焦虑或情绪波动等副作用，反而影响生活质量和治疗持续性。 因此，ADHD药物治疗的关键，不是追求更大剂量，而是找到适合个体的治疗窗口。 研究关注了哪些ADHD药物？ 这项系统综述纳入了5～18岁儿童、青少年以及成年ADHD患者，分析了多种常见药物，包括： 哌甲酯（Methylphenidate）：这是目前ADHD最常用的中枢兴奋剂之一，例如利他林、专注达等。它主要通过调节大脑中的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水平，帮助改善注意力和冲动控制。 安非他明类药物（Amphetamine）：另一类常用中枢兴奋剂，例如阿德拉（Adderall）等，同样作用于大脑中的神经递质系统。 托莫西汀（Atomoxetine）：属于非中枢兴奋剂类药物，通过调节去甲肾上腺素系统发挥作用。 可乐定（Clonidine）：也是非兴奋剂类药物，有时用于改善冲动、多动，以及部分伴随睡眠问题的患者。 维洛沙秦（Viloxazine）：近年来用于ADHD治疗的新型非兴奋剂药物。 研究者希望回答的问题是： 不同药物是否存在一个最佳剂量范围？增加药量是否会持续改善症状？超过某个剂量后，是否会出现收益下降、副作用增加的情况？ 药量增加有效，但存在“平台期” 研究结果显示，提高ADHD药物剂量通常能够带来更好的症状改善，但这种改善并不是无限增加的。多数药物存在明显的“平台期”。 也就是说，当剂量达到一定水平后，继续增加药量，并不会让注意力、多动或冲动症状进一步明显改善，但副作用风险却可能继续上升。 这意味着：超过最佳剂量后，增加的可能不是更多疗效，而是更多副作用。 因此，治疗重点不是不断提高剂量，而是找到一个能够长期维持的平衡点。 儿童和青少年：平均最佳剂量参考 研究综合分析发现，对于5～18岁的儿童和青少年，不同药物大致存在以下平均最佳剂量范围： 哌甲酯：每日约45毫克； 安非他明类药物：每日约25毫克； 可乐定：每日约4毫克。 当剂量超过这些平均水平后，症状改善通常不会继续明显增加，而副作用发生率可能逐渐升高。 不过，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些数字只是研究中的群体平均结果，并不是每个孩子都适用的标准。 儿童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例如，体型、代谢速度、睡眠情况，以及是否伴随其他心理或神经发育问题，都可能影响药物反应。 因此，不能简单根据年龄或体重判断“应该吃多少药”。 成人：不同药物存在不同特点 对于成年人，研究发现： 安非他明类药物：在每日约50毫克左右时，整体药效达到较高水平。继续增加剂量，并没有带来额外明显收益。 哌甲酯：在研究观察范围内，成人使用哌甲酯后，症状改善仍会随着剂量提高而小幅增加。但与此同时，剂量越高，副作用增加趋势也越明显。 因此，即使某些药物在更高剂量下仍可能产生一定改善，也需要综合评估收益是否值得承担新增风险。 研究结果不能直接决定个人用药 虽然这项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但它并不能直接告诉某一个患者“应该服用多少毫克”。 原因在于，药物反应具有高度个体化特点。研究中的剂量代表的是大量患者的平均趋势，而不是某个人的最佳方案。 此外，这项研究也存在一些限制。 首先，18岁以下人群被合并分析。由于样本量限制，研究没有进一步区分5～12岁儿童和12～18岁青少年，而不同发育阶段的大脑成熟程度、身体代谢水平和症状表现可能存在差异。 其次，药物效果还会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包括：身材大小和代谢速度；睡眠质量；情绪障碍；自闭症谱系障碍等共病情况；生活环境和行为支持。 因此，ADHD药物治疗需要结合专业医生评估，通过定期随访和调整，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 为什么ADHD药物需要逐步加量？ 临床上，ADHD药物通常不会一开始就使用较高剂量，而是采用一种叫做剂量滴定（dose titration）的方法。 所谓剂量滴定，就是从较低剂量开始，根据患者的症状改善情况和副作用表现，逐步调整剂量，直到找到最合适的治疗范围。 这个过程需要持续观察：注意力是否改善？冲动和多动是否减少？学习、工作效率是否提高？是否出现影响生活的副作用？ 药物调整不是一次性的决定，而是一个不断评估和优化的过程。 而且，药物治疗只是综合干预的一部分。对于很多患者来说，行为训练、心理支持、学习和工作环境调整，以及规律作息等，同样是改善长期功能的重要方式。 References Nourredine M, Jurek L, Hamza T et al. (2026). Pharmacological interventions for ADHD: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dose–effect network meta-analysis. The Lancet Psychiatry, 13, 485-495.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psy/article/PIIS2215-0366(26)00091-X/fulltext

英国政府近日宣布，将针对16、17岁青少年推出社交媒体夜间限时管控措施。 根据新政策，Instagram、TikTok、YouTube等平台将在默认设置下，于午夜至清晨6点限制16、17岁用户使用。不过，用户仍可以通过修改账号设置主动解除这一限制。 与此同时，英国政府还计划要求平台关闭一些容易诱发沉迷的功能，例如自动连播（autoplay）和无限下滑（infinite scroll）。 从“全面禁止”到夜间限制 此次政策是英国加强未成年人网络监管计划的一部分。 今年6月，英国已经宣布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多款主流社交平台。相比针对低龄儿童的全面限制，此次针对16、17岁青少年的措施更加温和，并没有完全禁止使用，而是重点限制深夜时段。 英国政府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在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和保留数字自由之间取得平衡。 但这一方案也遭到批评。 英国保守党影子教育大臣劳拉·特罗特认为，如果政府认为16、17岁青少年不应该使用社交媒体，就应该直接禁止；如果允许他们使用，那么这种可以轻易关闭的限制措施，很难产生实际效果。 夜间限制真的有效吗？ 英国政府推出这一政策的重要依据，是此前进行的一项家庭试点研究。 研究共有300名青少年参与，被分为四组： * 完全禁止使用社交软件； * 晚9点至早7点限制使用； * 每天限时使用1小时； * 不进行任何限制。 结果显示，夜间限制组的改善最为明显。参与者的睡眠状况有所提升，家庭晚间交流增加，同时家长认为这种方式比完全禁止更容易执行，也更容易被平台落实。 英国政府认为，这说明减少青少年深夜刷社交媒体时间，能够带来实际益处。 不过，研究者提醒，这项试点规模较小，只能作为参考，并不能代表所有青少年的情况。 巴斯思巴大学科学传播学教授皮特·埃切尔斯指出，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的原因非常复杂，简单限制时间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专家担忧：限制可能影响求助渠道 除了政策效果，一些专家更担心另一个问题：深夜使用社交媒体，并不一定意味着沉迷。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儿童数字权益专家索尼娅·利文斯通教授指出，对于部分青少年而言，网络可能不仅是娱乐工具，也是获得支持的重要渠道。 一些感到孤独、焦虑或面临家庭压力的孩子，可能会通过社交平台联系朋友，寻找陪伴，甚至获得心理支持。 她认为，如果限制只是减少夜间通知、降低平台对睡眠的干扰，那么这种做法值得支持。但如果直接切断青少年与重要他人的联系渠道，可能带来新的风险。 儿童保护机构也认为，目前英国的措施更多是针对具体功能和使用时间的限制，还不足以构成完整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体系。 年龄验证与绕过限制仍是难题 英国此次政策也参考了澳大利亚的做法。 去年12月，澳大利亚正式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平台，要求平台关闭相关账号，并限制新账号注册。 但这一政策实施后，也引发不少争议。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平台如何准确判断用户年龄？ 此外，一些未成年人表示，他们仍然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访问受限平台。 英国同样面临类似挑战。 此前有报道称，英国政府可能考虑限制VPN使用，以防止未成年人绕过年龄检测。 不过，政府表示，目前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大量儿童会利用VPN规避相关限制。 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影响并非只有负面。 因此，如何管理青少年与社交媒体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禁止”或“放任”。 英国的“社交媒体宵禁”试图通过限制深夜使用，减少潜在风险。但它最终能否奏效，还需要更多长期研究验证。 对于青少年而言，除了外部监管，更重要的是逐渐建立健康的数字习惯，学会在现实生活与网络世界之间找到平衡。

高温天气下，人体需要通过出汗、血管扩张等方式散热，以维持正常体温。但对于部分正在服用抗抑郁药的人来说，这套调节机制可能受到影响，使身体更难适应炎热环境。 英国国民保健署（NHS）近期提醒，一些精神类药物可能影响人体体温调节能力，服药者在热浪天气中需要特别注意防暑和补水。 抗抑郁药如何影响身体调节温度？ 人体的体温调节依靠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和循环系统的共同作用。 当外界温度升高时，大脑会启动散热机制：皮肤血管扩张，让更多血液流向皮肤；汗液蒸发，带走体表热量。 但部分抗抑郁药可能干扰这一过程。 其中，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和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SNRI）受到较多关注。这类药物包括舍曲林、西酞普兰、氟西汀、帕罗西汀等，常用于治疗抑郁症、焦虑障碍等心理问题。 一些患者发现，在高温天气里，自己会比平时更容易出现大量出汗、疲劳、睡眠受到影响以及情绪烦躁等情况。 这些体验背后的原因，可能与药物对神经递质的影响有关。5-羟色胺等物质不仅参与情绪调节，也参与睡眠、体温调节等生理过程，因此药物作用可能同时影响身体对环境变化的反应。 出汗增加，高温下更容易脱水 高温环境中，最大的风险之一是脱水。 出汗是人体降温的重要方式，但如果出汗量增加，又没有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就可能出现疲劳、头晕、恶心等症状。 英国心理健康公益机构专家指出，部分抗抑郁药会增加出汗倾向，因此在炎热天气中可能进一步提高脱水风险。 对于多数人来说，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身体不适，并不会造成严重后果。但对于老年人、慢性疾病患者，或者本身容易脱水的人群，高温可能带来更大的健康风险。 除了SSRI和SNRI，一些其他类型的抗抑郁药也可能让部分人在极端高温中感到更加疲惫。 这种疲惫可能与身体需要消耗更多能量维持体温稳定有关。 不要自行停药，但需要做好防暑措施 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服用抗抑郁药的人都会受到高温影响，个体差异很大。 同时，不能因为天气炎热而自行减少药量或停止服药。突然停用抗抑郁药，可能导致原有症状反复，甚至出现停药反应。 更合理的做法，是在高温天气中采取针对性的防护措施： * 尽量避免在一天中最炎热的时间段长时间户外活动； * 保持充足饮水，尤其是在大量出汗时； * 减少酒精和过量咖啡因摄入； * 通过遮阳、通风、空调等方式保持室内凉爽。 如果出现持续头晕、意识异常、严重乏力等情况，应及时寻求医疗帮助。

28岁的比·埃尔顿（Bea Elton）拥有超过600万粉丝，是英国最受关注的“清洁网红”（Cleanfluencer）之一。但她的工作，远远超过普通人理解的“清洁”。 她找到了新的事业 埃尔顿原本学习古典文学，毕业后进入社交媒体行业。 2023年，她遭遇裁员。当时，她和男友哈里住在伦敦一间存在严重霉菌问题的公寓里。为了顺利退租并拿回押金，她开始自己清理房屋，并拍摄整个过程作为证据。没想到，这些视频很快在网络上走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她求助，希望她帮助处理那些已经无法居住的环境。 如今，埃尔顿和男友哈里组成团队，专门帮助那些因心理问题、重大生活变故或长期困境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人改善居住环境。 她的账号开放免费清理申请，不向屋主收取费用。项目运营所需的清洁用品、防护装备、专业废弃物处理费用，以及部分后续支持成本，则主要由社交媒体收入、广告合作和品牌赞助承担。 她面对的，是普通清洁无法处理的困境 埃尔顿的工作环境，远不是普通家政清洁可以相比的。 她和哈里经常需要穿戴全套防护装备进入房屋，有些清理工作持续数天甚至数周。面对的可能是长年积累的垃圾、霉菌、虫害，以及需要专业处理的危险废弃物。 但她认为，真正困难的部分并不是清洁本身。“最重要的是建立信任。” 很多求助者并不是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已经陷入混乱，而是因为羞耻和恐惧，已经不敢让任何人进入自己的家。 因此，在开始清理之前，埃尔顿通常要花费数月时间与屋主沟通。她需要让对方相信，自己不是来评判他们的，而是真心想帮助他们。 清理结束后，她也不会认为任务已经完成。她会继续协助屋主联系当地政府、社区工作人员和心理治疗师，希望帮助他们获得长期支持，避免生活再次陷入失控。 房屋的混乱，往往是心理困境的外在表现 在接触大量案例后，埃尔顿发现，极端混乱的居住环境，背后往往隐藏着复杂的心理原因。 很多人患有抑郁症、焦虑症或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有些人经历重大创伤、亲人离世、关系破裂或长期孤独。 她解释说，抑郁状态会让人的大脑进入一种“生存模式”。在这种状态下，一个人的精力可能只够勉强支撑自己度过一天，很难再处理整理房间、处理账单、维修设备等日常事务。 羞耻感又会进一步加剧问题。房子越来越乱，越来越害怕被别人发现，于是不愿邀请朋友来访，也不敢请求帮助。最终，生活环境和心理状态形成一个不断恶化的循环。 她也曾经历挣扎 埃尔顿之所以能够理解这些求助者，很大程度上来自自己的经历。从11岁开始，她就长期经历心理健康方面的困扰。 她知道，一个人的大脑如何让自己相信：“我不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 她也理解，当一个人陷入痛苦时，即使知道环境需要改变，也可能没有足够的力量迈出第一步。 正因为如此，她很难接受人们简单地用“懒惰”评价那些生活失控的人。 她曾看到网友留言：“我无法想象，一个人怎么会住在这样的环境里。” 对此，她说：“如果你无法想象，那说明你足够幸运。” 在她看来，很多人距离这样的混乱处境，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 一次失业、一场疾病、一段关系破裂，或者连续发生的几次重大打击，都可能让一个人的生活逐渐失去秩序。 需要的不只是一次清理 埃尔顿曾帮助过一位女性。 这位女性童年经历过严重创伤，后来又遭遇父母、祖母相继离世，以及其他重大打击，心理状态逐渐崩溃。 家里的马桶出现故障后，她因为过去的创伤经历，极度害怕陌生男性维修工进入家中，因此一直没有寻求帮助。最后，她只能长期使用浴缸解决生理需求，持续了几年时间。 埃尔顿还遇到过另一位独居老人。 这位老人患有肺病，身体状况让她越来越难以完成日常清洁。家里挂满蜘蛛网，居住环境逐渐恶化，而她也因为羞耻和害怕被评价，慢慢与外界隔绝。直到一次摔倒导致髋部骨折，子女才发现她一直独自生活在这样的困境中。 这些案例让埃尔顿更加确信：很多时候，人们需要的并不只是一次清洁，而是重新与外界建立联系。 她会帮助屋主联系社区机构、心理治疗师和其他支持资源，希望他们拥有长期改变生活的能力。 “无论境况多糟，总有转机” 埃尔顿一直有两个目标。 第一个，是倡导共情。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让更多人理解，那些生活陷入混乱的人，并不一定是不自律或不努力，而可能正在经历普通人无法想象的痛苦。 第二个目标，是帮助人们重新开始。一次清理无法解决所有问题，但它可以成为一个新的起点。当一个长期封闭的人，重新拥有一个干净、有秩的空间时，他们可能也重新获得了改变生活的信心。 这份工作同样改变了埃尔顿自己。 长期面对他人的困境，并不容易。她每天可能工作超过12小时，也曾因为情绪消耗过大而不得不停工休息。 但她依然认为，这份事业带给自己的价值远远超过辛苦。 “无论境况多糟，总有转机。”

2019年3月17日，40岁的演员埃里克·兰帕特（Eric Lampaert）在洛杉矶醒来，发现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了。 他认不出父母、朋友，也不知道自己是谁。看着自己的双手，他甚至觉得那像是陌生人的身体。 邻居发现异常后，将他送往医院。医生诊断他出现了全面失忆和精神错乱症状。 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兰帕特始终认为，这并非一次毫无征兆的疾病，而是大脑在长期心理压力下采取的一种极端防御机制。“它受够了这一切，然后——啪——重置了。” 18个月后，他的记忆开始一点点恢复。但真正令他痛苦的，不是失忆本身，而是随着记忆一起浮现的那些童年创伤、被遗弃感，以及困扰了自己几十年的心理阴影。 多年后，他把这段经历改编成独角戏《Zero Minus One》，试图重新理解那个“失去自己”的人。 一场彻底的“重启” 兰帕特后来把失忆的那天称为“那场变故”。失忆后，他不仅忘记了过去的经历，更失去了身份认同。 面对赶来探望的母亲，他说了一句令人震惊的话：“我知道你是这个叫埃里克的人的妈妈，但对我来说，埃里克已经死了。” 他知道眼前的人是谁，却无法建立任何情感联系；他知道自己应该叫埃里克，却感觉那只是别人的名字。 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习惯用第三人称谈论自己，觉得自己只是“住在埃里克身体里的另一个人”。 更糟糕的是，失忆并没有结束他的痛苦。 住院期间，他一度出现精神病性症状。新冠疫情暴发后，他甚至坚信自己几年前写过的一部关于全球传染病的剧本，“导致”了现实中的疫情，因此背负着巨大的罪恶感。 直到很久以后，他才逐渐摆脱这种妄想。 失忆，并不是突然发生的 如果只看2019年的那个早晨，这场失忆仿佛毫无征兆。但在兰帕特看来，它其实酝酿了一辈子。 由于父亲是赛马骑师，他的童年一直跟随家人四处迁徙，先后生活在法国、比利时、德国、意大利、南非和迪拜，直到12岁才定居英国。 新的环境并没有带来归属感。因为法国口音，他长期遭受校园霸凌，不仅经常被同学嘲笑，还曾被打得牙套划破嘴唇，满嘴是血 后来，他刻意练出一口标准的英国南部口音，希望借此隐藏自己的身份。他甚至认为，这种不断“扮演另一个自己”的经历，也影响了后来成为演员的选择。 让他难以释怀的，还有16岁时发生的一件事。 一天，他在街头被几个少年拿着台球杆围住。对方逼他用法语从十倒数到零，数完就准备动手。 多年以后回忆这件事时，他说，最令自己痛苦的并不是那几个施暴者，而是街上的成年人。他们明明看见了，却没有人停下来。 “那一刻，我觉得整个成人世界都抛弃了我。” 被遗弃感，贯穿了他的人生 15岁那年，父母分居。母亲回到法国，父亲长期在外工作，他则留在英国继续读书。没有人安排他的生活。他拖着行李辗转住在不同同学家里，很长时间以后才意识到，原来那时的自己其实已经算是“无家可归”。 这种被遗弃感，并没有随着成年消失。 21岁时，他因为出演一则电视广告而意外走红，却随之遭遇铺天盖地的网络暴力。社交媒体上充满针对他外貌的恶毒评论，有人辱骂他“丑得离谱”，有人向他发出死亡威胁。他一直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不敢照镜子，甚至刷牙时都会低着头。后来，他把这些自卑写进喜剧表演，观众笑了，他也以为自己释怀了。 直到很多年后他才意识到，自己只是把痛苦包装成了笑料，并没有真正面对它。 他原本只是想治好自己 失忆发生前，兰帕特长期受到焦虑和间歇性抑郁困扰。认知行为疗法曾帮助他度过最困难的时期。后来，为了进一步解决内心的问题，他开始接受催眠治疗。 起初，治疗效果似乎很好。他每天醒来都感到快乐，对生活充满感恩，朋友甚至觉得他的精神状态焕然一新。 但随着治疗不断深入，那些被压抑多年的创伤记忆开始不断浮现。校园霸凌、父母离异、网络暴力、婚姻破裂……过去几十年的痛苦不断被重新唤起。他后来形容，那段时间自己仿佛一直在脑海里“整理记忆”，试图把痛苦一点点丢掉。 最终，大脑选择了最极端的一种方式。它把所有记忆一起关掉了。 找回记忆，也重新认识了自己 失忆18个月后，他的记忆开始恢复。然而，这些记忆并没有重新变成“自己的人生”。他说，那更像是在翻看另一个人的纪念品。 为了整理这段经历，他创作了独角戏《Zero Minus One》，自己分别饰演病人与医生，在舞台上与过去的自己、童年的自己，以及脑海里的各种声音展开对话。 对他来说，这部作品不仅是艺术创作，也是一次自我疗愈。 恢复记忆后，他第一次与父亲长时间共同生活，也终于理解了父亲。直到那时，他才知道，父亲七岁时也曾经历过母亲离家出走。许多他以为属于自己的创伤，其实早已存在于上一代人的生命里。 如今，他和父母都已和解，脑海中那些喋喋不休的声音也渐渐消失，只剩下一种久违的安静。 真正回来的，不是记忆 有人问他，经历失忆、重新找回记忆之后，现在的人生究竟比以前更好，还是更糟。 他说，客观来看，生活确实改善了，但自己始终觉得像个外人。 真正让他意识到“我回来了”的，并不是恢复了某段记忆，而是有一天，他终于又发自内心地笑了。那一刻，他抱住自己，心里只有一句话：“原来你还在这里。”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们总觉得，兴趣相投、性格相似的人更容易成为朋友；关系越亲密，两个人就越像。 那么，现实真是如此吗？ 一项最新研究对此进行了检验。研究者不仅考察了好友之间的人格究竟有多相似，还进一步探讨了两个问题：我们是否高估了这种相似？性格相似，真的能带来更好的友谊吗？ 好友之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相似 这项研究共招募了371组真实存在的四人好友小组。 为了确保研究对象确实是关系亲密的朋友，研究人员首先通过视频通话确认四人的好友关系，随后请每位参与者分别评价自己，以及另外三位好友的人格特质。 研究采用的是心理学中最经典的大五人格模型，包括开放性、尽责性、外向性、宜人性和情绪稳定性。 分析结果显示，好友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人格相似，但整体程度并不高。 五项人格特质中，只有开放性表现出相对明显的相似性；其余四项即使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关联程度也十分微弱。研究者认为，这样的结果说明，人们原本就不应该期待好友之间具有很高的人格相似度。 其中，外向性几乎没有表现出有意义的相似性。 一个性格外向的人，最亲密的朋友既可能同样活泼健谈，也可能安静内敛。 开放性的相似程度稍高一些，也比较容易理解。开放性高的人通常更愿意尝试新鲜事物、接触新观念，也更容易出现在相似的活动和社交环境中，因此拥有更多相识的机会。 我们高估了彼此的相似性 虽然客观数据显示，好友之间的人格并没有那么相似，但研究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发现。 几乎所有参与者都认为，自己的朋友和自己十分相像。 换句话说，人们普遍高估了朋友与自己的相似程度，而且这种偏差相当一致。 心理学中，这种现象被称为感知相似性（perceived similarity）。当我们与一个人关系亲近时，更容易注意到彼此的共同点，而忽略那些不同；甚至会不自觉地用自己的特点去理解和推测对方。 性格相似，并不能预测友情质量 研究团队还进一步分析了一个问题：如果两个人性格相似，他们会拥有更好的友谊吗？ 答案是否定的。 研究发现，无论是真实的人格相似程度，还是自己认为彼此很相似，都无法预测人们对这段友情是否满意。 真正与友情质量相关的，并不是双方是否相似，而是朋友本身具有什么样的人格特质。 如果朋友更加友善包容、认真负责、情绪稳定，人们通常会对这段关系更加满意；至于这些特质是否与自己一致，并没有太大影响。 换句话说，决定一段友情质量的，不是"我们像不像"，而是"对方是一个怎样的人"。 友情，靠的不是相似，而是相处 这项研究并没有否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相似的人确实更容易因为兴趣、经历或生活方式而相遇，也更容易成为朋友。研究中开放性较高的人更容易聚在一起，就体现了这一点。 但相遇只是友谊的开始，并不是友谊能够长久维系的原因。 真正让一段友情更加稳固的，是那些更基础的人格品质：善良、可靠、责任感，以及稳定的情绪。这些特质能够让人们在相处中建立信任、获得支持，也更容易产生满意和幸福的体验。 如果你的好朋友和自己性格差异很大，不必因此怀疑这段关系。人格测试中的高匹配度，并不是友情长久的保证；真正重要的，是彼此是否能够真诚相待、互相理解，在相处中感受到信任与安心。

很多人都觉得，幸福是一种情绪。 升职了、恋爱了、中了大奖，就会幸福；遇到挫折、失去重要的人，幸福感便会消失。 但心理学家越来越倾向于另一种看法：幸福不仅是一种瞬间的感受，更是一种长期累积的生活状态。它既受外部环境影响，也来自我们每天的选择和习惯。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只要养成几个习惯，就能永远快乐。人生难免会经历失落、悲伤和压力，任何方法都无法让负面情绪彻底消失。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哪些生活方式能够让一个人的整体幸福水平更高、更稳定。 一、把经营人际关系，当成一种健康行为 如果只能推荐一项最值得投入时间的事情，很多幸福研究者都会给出同一个答案：认真经营你的人际关系。 这一结论著名的证据，来自持续超过80年的哈佛成人发展研究。这是迄今持续时间最长的人类追踪研究之一。 研究发现，与幸福感、身体健康、抗压能力乃至寿命联系最紧密的，并不是财富、事业成就，甚至也不是智商，而是亲密关系的质量。 近些年，研究者甚至提出了"社交健康（social health）"的概念，认为它和运动、睡眠、饮食一样，属于保持健康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这一观点也得到了更多研究支持。2015年的一项元分析发现，长期社交孤立带来的健康风险，与每天吸15支香烟相当。随后，不少生物学研究又进一步发现，长期孤独会增加慢性炎症水平，提高多种疾病风险。 主动经营人际关系，比方，固定与家人共进晚餐、定期约朋友见面、认真倾听伴侣的声音，这些看似普通的小事，都是在为自己的幸福"投资"。 二、比起赚钱，更要保护自己的时间 现代人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没有时间。" 而行为科学近年的研究发现，真正影响幸福感的，并不仅仅是钱够不够，而是时间够不够。 哈佛商学院教授Ashley Whillans长期研究"时间贫困（time poverty）"。她发现，那些总觉得时间被工作、琐事塞满，没有自主支配空间的人，即使收入更高，幸福感也往往更低。 研究还发现，把钱花在"买时间"上，往往比买东西更能提升幸福感。适当花钱解决一些耗时的问题，比方请人打扫卫生，这些做法虽然不会增加收入，却能增加一种更珍贵的资源——时间自主权。 2017年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一项研究发现，愿意用金钱换取更多空闲时间的人，整体生活满意度明显更高。但可惜的是，大多数人仍然更愿意购买物品，而不是购买时间，这反映出我们对幸福来源存在系统性的认知偏差。 很多时候，我们缺的不仅是钱，而是能否按自己的节奏来生活。 三、不要只追求舒服，也要追求"心理丰富" 幸福和意义，是心理学长期关注的人生两大目标。2022年发表于《心理学评论》的一篇论文提出了第三种维度——心理丰富度（psychological richness）。 所谓心理丰富，并不是天天开心，而是拥有充满变化、挑战和新鲜体验的人生。 旅行、学习陌生技能、尝试新的兴趣、主动接受一些困难挑战……这些经历未必舒服，甚至可能伴随着焦虑和挫败，却会让人生变得更加厚实，也留下更多值得回忆的故事。 研究发现，不少人在面对"快乐的人生""有意义的人生"和"心理丰富的人生"三种选择时，会优先选择第三种。这说明，人们真正向往的，并不只是舒服，而是拥有更多值得经历的人生体验。 从这个角度看，那些跳出舒适区的经历，未必是在消耗自己，也可能是在丰富自己。 可以尝试给自己设定一个简单目标：每个月完成一件以前没有做过、稍微有点难度的事情。 长期来看，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新体验，往往会成为人生最珍贵的记忆。 四、幸福不仅来自获得，也来自给予 很多人会认为，花钱给自己买东西最容易获得快乐。 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研究发现：把资源花在别人身上，同样能提升幸福感，而且效果十分稳定。 2023年的一项系统综述整合了几十项研究，涉及多个国家和文化背景。结果发现，无论收入高低，也无论文化差异，为别人花钱、送礼物、捐赠，或者投入时间帮助他人，都能够稳定提升主观幸福感。 研究者认为，这可能与人类长期生活在合作型社会有关。 帮助别人，不仅能够增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还会激活大脑奖赏系统，让人体验到价值感、掌控感以及"自己能够带来积极影响"的感受。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人在做志愿服务、帮助朋友，甚至只是请同事喝一杯咖啡之后，心情都会变得更好。 幸福并不仅仅来自拥有，也来自给予。 五、每周留出120分钟，去接触自然 如果让研究者推荐一种成本最低、收益最高的幸福习惯，答案很可能是：多去自然环境里待一会儿。 2019年发表于《科学报告》的一项研究分析了近两万名成年人，发现一个十分具体的数字：每周在自然环境中累计待满120分钟的人，整体身心健康和幸福感明显优于接触自然较少的人。 更有意思的是，这项研究还发现了一个"门槛效应"。 少于120分钟，改善并不明显；达到120分钟后，收益开始显著增加。而且，这120分钟不需要一次完成，可以分散到一周里的几次散步、公园休闲或郊外活动中。 为什么自然有这样的作用？ 目前研究认为，它可能通过多条路径共同发挥影响：降低身体的应激反应，减少反复思考和精神内耗，同时帮助恢复因工作和学习而疲劳的注意力。 因此，越来越多研究者认为，接触自然并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休闲活动，而更像是人体正常运转所需要的一种"心理营养"。 相比很多提升幸福感的方法，它几乎没有门槛，也不需要额外学习技能。 每周抽出120分钟，去公园散步、骑行、爬山，或者只是坐在树荫下发发呆，或许就是一项性价比最高的幸福投资。 上述这五种习惯其实都不复杂：经营关系、保护时间、接受挑战、帮助他人、亲近自然。 幸福当然受运气、环境和人生际遇影响，但越来越多证据表明，它也可以通过长期的生活方式慢慢积累。 或许，幸福并不是某一天突然降临的，而是在日复一日的选择中，一点一点生长出来的。

很多人认为，当妈妈后，最难熬的阶段会在孩子满一周岁时画上句号。 到了这个时候，宝宝的睡眠通常有所改善，母亲的身体基本恢复，产后复查结束，生活也渐渐回归正轨。于是，人们很容易产生一种印象：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自己也应该慢慢变回从前的样子。 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成为母亲，并不是一年内完成的适应，而是一场没有固定终点的成长。心理学将这一过程称为母性蜕变（Matrescence）。 中国人总说——"一孕傻三年"。虽然这句话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概念，"孕傻"本身也存在争议，但它至少反映了一种朴素的观察：生育带来的变化，并不会随着分娩结束而迅速消失。 什么是母性蜕变？ 母性蜕变，指的是女性在成为母亲过程中经历的一系列身体、心理和社会角色的变化。 它不仅包括怀孕、分娩带来的身体变化，也包括身份认同的重塑、人际关系的调整、职业角色的改变，以及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重新建立。 研究者常把它比作青春期。 青春期并不仅仅意味着身体发育，更是一段持续数年的成长过程。在这一阶段，激素水平、情绪、自我认知和人际关系都会发生明显变化，人们需要时间逐渐适应新的自己。 成为母亲也是如此。生育不是终点，而只是母性蜕变的开始。 "母性蜕变"这一概念最早由人类学家达娜·拉斐尔于1975年提出。不过直到近几年，随着围产期心理健康和脑科学研究的发展，它才重新受到医学界和心理学界的广泛关注。 为什么很多人误以为产后一年就该正常了？ 这种认知，很大程度上来自医疗体系和社会观念。 通常情况下，产后六周左右，医生会确认身体恢复情况；之后常规复查逐渐结束。心理健康筛查也主要集中在孕期和产后一年内，重点识别围产期心理疾病——也就是发生在孕期或产后一年内的心理障碍，例如产后抑郁、产后焦虑等。 与此同时，社会也不断传递一种期待："熬过第一年，一切都会恢复正常。" 但医疗时间表，并不等于心理成长的时间表。 近年来，脑科学研究进一步发现，怀孕和育儿过程中，大脑一些与情绪调节、共情能力、社会认知和照顾行为相关的区域，会发生持续性的变化。这体现了大脑的神经可塑性（Neuroplasticity）——即大脑能够根据新的经历不断调整自身结构和功能的能力。也正因如此，成为母亲带来的改变，并不会随着孩子满一岁而突然停止。 孩子长大了，母亲的成长仍在继续 很多母亲会发现，需要适应的，并不仅仅是照顾婴儿的第一年。 即使孩子已经两三岁，甚至更大，仍有人会怀念生育前那个自由、自信的自己；在孩子断奶、入园、重返职场、准备二胎等关键阶段，又会经历新的焦虑和迷茫。 与此同时，婚姻关系、职业发展以及朋友圈也会因为母亲身份不断发生变化。当孩子越来越独立，一些母亲还会重新思考："除了妈妈，我还是谁？" 这些体验并不意味着自己没有调整好，而是母性蜕变仍在继续。它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会随着孩子成长，在不同人生阶段不断出现新的课题。 母性蜕变，不等于心理疾病 需要区分的是，母性蜕变是一种正常的发展过程，并不是心理疾病。成长过程中出现迷茫、矛盾、失落，都属于可以理解的体验。 但如果长期存在持续的情绪低落、明显焦虑、无法停止的负面想法，或者愤怒、失眠等症状已经严重影响生活，就不能简单归因于"当妈的都这样"。这时应考虑是否属于围产期心理疾病，并及时寻求专业帮助。产后抑郁、产后焦虑等疾病已有较成熟的治疗方法，越早干预，恢复效果通常越好。 过去，人们更多关注的是生育带来的身体变化；如今，越来越多研究开始关注成为母亲所经历的心理成长。 母性蜕变提醒我们：成为母亲，并不是一次性的身份转换，而是一段持续发展的生命历程。

这两年，“食物噪音（Food Noise）”这个词迅速走红。它最初出现在社交媒体上，如今已经进入医学、减重门诊和商业宣传中。不少人在描述自己服用GLP-1类减重药物后，最大的变化并不是体重下降，而是脑子终于“安静了”，那些反复想着吃东西的念头明显减少了。 随着这一概念迅速传播，“食物噪音（Food Noise）”似乎正在成为一种新的健康问题。然而，最近发表在《Appetite（食欲）》期刊上的一篇评论文章却提出了不同的声音。 “食物噪音”为何突然流行？ 所谓“食物噪音”，通常是指一个人即使并不饥饿，脑海里仍不断浮现与食物相关的念头，例如想着下一顿吃什么、反复回忆某种食物的味道，或者总被各种食物诱惑。 研究团队发现，这一概念的流行与GLP-1类减重药物的普及高度同步。通过分析谷歌搜索趋势，他们发现，2023年之前，“Food Noise”的搜索量几乎为零；回顾更早期减重患者的访谈资料，也很少有人使用这一说法。直到GLP-1药物广泛应用后，这个词才开始快速传播，并在2024年迎来爆发式增长。 研究者认为，这并不意味着过去的人没有类似体验，而是药物让大量使用者第一次共同体验到“脑子里关于食物的声音变小了”，于是大家开始用同一个词来描述这种感受，并通过社交媒体不断传播，最终让“食物噪音”成为热门概念。 一个新概念，很快变成了一门生意 任何一个能够引起广泛共鸣的新概念，都很容易被商业市场迅速吸收。 如今，不少减重平台都把“食物噪音”作为宣传重点。例如，有机构将其描述为：“即使不饿，食物相关的念头仍不断涌入脑海，这就是食物噪音，它会阻碍你的减重。” 一些国际体重管理公司甚至推出了“食物噪音自测”，用户完成问卷后，往往会被推荐进一步咨询，甚至直接了解GLP-1类减重药物。 对此，研究团队并不否认人们的真实体验，也没有否认GLP-1药物的临床价值。他们担心的是，一种尚未形成成熟医学定义的心理体验，正在快速被包装成一种需要治疗的疾病，并与昂贵的药物治疗紧密绑定。 “食物噪音”是一种新的心理现象吗？ 文章提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食物噪音”到底是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事实上，心理学和营养学早已研究过许多与之相似的现象，例如“食物渴求”“侵入性的食物思绪”“食物线索反应”等。这些概念都涉及人们反复想到食物、难以摆脱食物相关念头的体验。 研究团队发现，目前用于测量“食物噪音”的第一批问卷，与已有量表存在大量重合，不少题目几乎只是换了一种表达方式。 因此，在研究者看来，目前还没有足够证据证明“食物噪音”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心理现象，也不能确定它是否需要独立的诊断标准和专门的治疗方式。 另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程度的“食物噪音”才算异常？ 没有正常范围，就很难判断哪些人真正需要干预，也无法评价治疗是否有效。 并不是所有食物念头都是坏事 研究者特别强调，目标不应该是彻底消除所有关于食物的念头。 毕竟，食欲本身就是维持生命的重要机制，也是人们获得愉悦的重要来源。如果一个人几乎完全不会想到食物，那未必意味着更加健康。 更重要的是，同样的关于食物的思绪，对不同人可能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体验。 对于暴食症患者来说，它可能带来巨大的痛苦；对于厌食症患者而言，重新产生食欲反而意味着身体逐渐恢复；为了控制慢性病而减重的人，可能希望减少这些念头；而曾经历过长期饥饿或食物匮乏的人，食欲可能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 因此，食物噪音是否成为问题，不仅取决于食物念头本身，更与一个人的生活经历、身体状况和心理状态密切相关。 不同文化，对它的理解也完全不同 研究团队还比较了不同国家对“食物噪音”的表达方式，结果发现，各种语言中的含义并不一致。 例如，日本的GLP-1使用者更多使用“食欲”这个词，它本身带有中性甚至积极的意味；巴西的一种民间说法则带有明显污名色彩，直译接近“胖子的思维方式”；捷克的表达更接近“食物杂思”或“食物杂音”，只是描述脑海中不断出现的零碎食物念头，本身并没有负面评价。 这些差异意味着，看似相同的一种体验，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可能拥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因此，目前还很难用统一的定义和标准化问卷，准确衡量不同国家人群的“食物噪音”。 是不是忽略了真正的问题？ 研究者认为，人们不能只从个体生理或心理层面理解食物噪音，因为现代社会本身就在不断制造这种体验。 我们几乎每天都会接触到大量与食物有关的信息：食品企业通过广告争夺注意力，深加工食品经过精心设计，更容易刺激大脑奖赏系统；短视频、美食探店、餐厅推荐、直播带货、社交平台源源不断地推送食物内容；购买和获取食物也越来越方便。 在这样的环境里，脑海中不断出现食物相关的念头，其实并不奇怪。 但与此同时，现代社会又不断强调控制饮食、保持苗条，把身材与自律、健康甚至个人价值联系起来。 于是，一个矛盾出现了：社会一边不断刺激人们产生食欲，一边又要求人们压抑食欲。 研究者认为，许多人体验到的“食物噪音”，正是在这种环境刺激与文化期待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文章并没有否认GLP-1药物的价值。对于许多肥胖患者而言，这类药物确实能够降低食欲、改善健康，也让不少人从持续不断的食物思绪中获得解脱。 但研究团队认为，药物缓解的是生理层面的食欲驱动，而人们依然生活在一个不断放大食物诱惑的社会环境中。如果只把目光放在个体的大脑和身体，而忽略环境因素，就很难真正理解“食物噪音”这一现象。 研究团队并没有主张放弃“食物噪音”这一概念。相反，他们认为，新词往往意味着大众率先捕捉到了某种真实存在的身心体验，医学和科学随后才逐步建立起更完整的理论框架。 真正需要谨慎的是，在基础研究尚不充分时，就急于把关于食物的念头都归为疾病，并默认药物是唯一的解决方案。

站在海边，看着海浪拍打岸边，心情慢慢平静下来。 过去，这种感受常被认为只是旅行带来的放松；而近年来，越来越多心理学家、神经科学家开始认真研究一个问题：海洋本身，会不会具有疗愈心理的作用？ 一种被称为"蓝色空间疗法（Blue Space Therapy）"的理念，正在世界各地迅速兴起。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医疗机构和心理治疗项目开始把海洋、湖泊、河流等水域环境纳入心理康复计划，帮助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焦虑、抑郁以及成瘾患者恢复身心健康。 蓝色空间疗法：一种正在兴起的新方向 其实，人类很早就相信海洋具有疗愈作用。 19世纪的欧洲医生曾经给病人开出"海水疗养"处方；近几年，冷水游泳、海水浴、海边静修等活动也越来越流行。 真正推动这一领域进入科学研究视野的，是海洋生物学家华莱士·J·尼科尔斯（Wallace J. Nichols）。 2014年，他出版了《蓝色心智（Blue Mind）》，提出了著名的"蓝色空间理论（Blue Mind Theory）。 所谓蓝色空间，是指海洋、湖泊、河流、溪流等各种水域环境。尼科尔斯认为，人类的大脑对水具有天然的积极反应，接触蓝色空间能够促进身心恢复。 过去十年，这一理论不断得到新的研究支持，也成为许多海洋疗愈项目的重要理论基础。 为什么海边更容易让人放松？ 心理学家认为，蓝色空间可能通过多个机制影响我们的心理状态。 首先，它能够降低压力水平。 研究发现，人们置身海边或其他水域环境时，体内压力激素皮质醇水平往往下降，主观压力感减轻，幸福感有所提升。 其次，它能够帮助大脑恢复注意力。 现代人的大脑几乎一直处于"高强度工作模式"——不停处理消息、任务，大脑长期保持主动控制状态，很容易产生心理疲劳。 英国地理学者凯瑟琳·凯利长期研究蓝色空间，她这样描述这种体验： 当我们来到水边，肩膀会不自觉放松，呼吸变慢，身体依然保持注意，却不再紧绷，而是进入一种轻松而稳定的专注状态。 这种现象与心理学中的注意力恢复理论（Attention Restoration Theory）十分接近。自然环境不会持续占用我们的认知资源，却能温和地吸引注意力，让大脑得到恢复。 此外，海浪有节律的声音、水面的视觉变化、空气中的湿度与海风，也会共同作用于神经系统，帮助身体逐渐从高度警觉状态切换到更加平静的状态。 冲浪、航海、潜水，为什么都能成为心理治疗的一部分？ 随着蓝色空间理论的发展，各种以海洋为媒介的疗愈项目也不断出现。 美国加州公益机构"Resurface（重生浪潮）"利用冲浪帮助焦虑、抑郁和成瘾患者进行康复训练。 如今，这类项目越来越多。 2022年，全球类似的水上心理疗愈机构还不到50家，而如今已经超过100家，并且仍在持续增加。 不少机构强调，海洋疗愈并不是替代心理治疗，而是作为完整康复方案中的辅助手段，与精神科医生、心理咨询师和医疗机构共同合作。 相比传统咨询室，这种形式还有一个优势——能够降低求助者的心理压力。 参与者穿着同样的潜水服、冲浪服，没有身份标签，也没有咨询室里的距离感。治疗师更像一起完成挑战的伙伴，而不是坐在对面的权威专家。 对于一些因为羞耻感而不愿接受心理帮助的人来说，这种方式反而更容易迈出第一步。 水下世界，或许还能提供另一种疗愈体验 除了海面活动，自由潜水和水肺潜水也开始进入心理康复领域。 美国精神科医生詹姆斯·荣格曾是美军老兵，也经历过严重的心理创伤。他后来创办了自由潜水中心，希望借助潜水帮助来访者恢复身心平衡。 他认为，自由潜水最大的意义，并不是潜得多深，而是在学习过程中，神经系统会逐渐学会重新调节。 人在水下会自然放慢呼吸，身体进入失重状态，外界声音减少，注意力高度集中于当下。这种体验有助于降低持续警觉，让长期处于紧张状态的大脑重新建立稳定的节律。 海洋不是万能药，但它可能是一位很好的"同行者" 当然，目前蓝色空间疗法仍属于一个相对年轻的研究领域。 相比森林、公园等"绿色空间"，关于海洋疗愈的科学研究数量还不算多，长期随机对照研究仍然有限。因此，大多数专家都认为，它更适合作为心理治疗和医学干预的辅助方式，而不是替代专业治疗。 不过，越来越多的证据已经表明，自然环境，尤其是水域环境，确实能够帮助人们缓解压力、恢复注意力、改善情绪，并增强心理复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