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席 - 节目列表

许怡，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 技术进步未必能带来劳动者的解放，也未必能直接创造一个更进步、更文明、更平等的社会。如果我们希望技术发展的目标是服务全人类，而不是成为少数人支配多数人的工具，那么解决方案就不能只盯着技术本身，而应该从政治、社会、法律、文化等多个维度着手。 很多人谈论技术时，总是从未来开始：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无人工厂……仿佛勾画了一个更高效、更先进的世界。社会学家许怡的问题却恰恰相反：如果机器越来越多，人会身处什么位置？ 为了探究这个问题，她花了很多年时间走进制造业一线，观察、体验，成为流水线上的一员，和大家一起上班下班、吃饭、加班。 正是在这些现场，她慢慢意识到：机器从来不只是工具。机器既是生产设备，也是管理工具。机器的节奏很稳定，人必须不断适应它——速度要更快，动作要更标准，时间要更精准。它不仅提高效率，也重新组织劳动、重新分配权力。“机器比人更先进”成为了工厂里的真理，尽管事实或许并非如此。 如今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正面临同样的局面。机器不再只是车间里的设备，更是一套看不见的系统。 在许怡看来，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发展技术，而在于我们有没有看到裹挟在技术浪潮中的人。当我们沉迷于技术带来的效率与想象时，也许也应该思考：技术究竟在改变谁的生活？又在为谁服务？ 【时间轴】 00:09 当两个世界的平行线开始相交，我开始想要做些什么 04:24 「机器换人」对工人到底意味着什么？ 05:40 读博的时候我想进厂他们说我超龄了，十几年后再进厂我又不超龄了 07:34 下午工作7小时，中间只有8分钟茶歇，工人失去「如厕自由」 09:28 当你的「工友」变成机器，工人的工作不一定会变轻松 10:43 技术的升级未必带来工人技能的提升，工人反而被降级为「打下手的帮工」 11:52 机器未必能改善工作条件，反而可能带来额外的职业伤害风险 13:30 破除「机器迷思」：当人开始给机器补锅 19:05 「机器霸权」：为什么工人知道机器的不足还是认为“机器比人好”？ 23:26 被机器取代的工人都去哪里了？ 26:01 我们怎么捍卫人的主体性？ 👇许怡面试的两家工厂的招聘信息 👇家具厂 👇人工生产线（上图）与自动化生产线（下图）对比 👇机器和工人的速度对比

张文宏，复旦大学教授 当我们向「健康中国」目标迈进的时候，我看的是这个指标——几千年的传染病，必须在贫穷人口当中得到消除。 1979年，天花被宣布彻底消灭。那时人们乐观地以为，征服所有传染病只是时间问题。然而几十年过去，天花依然是人类唯一的胜利。结核病至今仍是全球最致命的传染病杀手之一。 张文宏对结核病的关注，始于30年前在上海医学院与华山医院求学期间。他在诊室里看到许多壮年劳动力因耐药结核反复住院，甚至全家因病致贫。这种「穷病」在隐秘角落演变出的耐药性，让原本廉价的药物失效。 他意识到，传染病不只是医学问题，它更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残酷的“健康不平等”。 多年来，张文宏一直致力于减轻结核患者身心的折磨，探索更短、更高效的「中国方案」——降低治疗费用、缩短口服疗程、推动创新工具的开发，让复杂的检测变得简便可及。 在张文宏看来，要消除一种传染病，关键不在于技术多复杂，而在于它能否在最困难的地区落地。 【时间轴】 00:10 结核病是世界上所有不平等中最为典型的案例 01:30 中国的医疗鸿沟真的消除了吗？ 04:48 每年70万的结核病患者，应该全报销地治疗吗？ 09:48 吹唢呐可能也在传播肺结核 13:28 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结核的快速筛查，必须依靠更好的科技来实现 17:41 给了钱，就能解决问题吗？ 20:04 除了创新的技术、方案，还需要有人把创新的技术带到当地 23:33 让每一项医疗上的创新都可以共享

卞灼，编剧、导演，代表作《翠湖》 就像《翠湖》的英文片名一样，As the water flows，如水一般流动。我们人生中很多问题，实际上是没办法被完全解决的。而且如果我们一直处在解决问题的状态中，是非常焦虑的。我们可能只能试着像流水一样，一直往前行走，跟这样的难题共处。 对于卞灼来说，原生家庭是一个既别扭又温暖的复杂命题。他自嘲无法与父母在同一屋檐下待超过一周，其中微妙的矛盾与张力，源于童年寄宿生活带来的疏离感，也源于母亲没有边界的、让他想要逃离的深沉爱意。 2025年，卞灼完成了自己的电影首作《翠湖》。影片缘起于他外公去世后留下的一本日记，里面记录了一个沉默老人对亡妻横跨数十年的深情，以及对家庭和谐的卑微祈愿。 卞灼以此为坐标，刻画了家族三代人之间极其微妙的阶级性，也捕捉了中国家庭「不会好好说话」的典型：有的以吵架代替关心，有的以溺爱消融边界，有的以成功者的姿态俯视子女。 对他而言，创作《翠湖》是一场缝补遗憾的旅程，也是他带外公回家的一种方式。卞灼至今无法言说真的与父母达成和解，但他希望观众能从这部电影里看到：很多原生家庭的痛苦，有时也来自于我们自身的投射。 【时间轴】 00:07 湖面看起来是平静的，但下面总有一些淤泥和暗流涌动，就像我们的家庭生活 01:46 溺爱带来边界感的缺失，我开始抗拒这种爱 04:58 在我父亲身上，我需要不断面对成长带来的英雄形象的崩塌 08:47 外公对每个家庭成员以及家庭当时的情况，都有非常客观深入的观察 12:40 三种「不好好说话」的类型 19:42 矛盾能够被解决吗？ 23:29 拍这部影片的时候，父母会问我：“你不会把我们写得很坏吧？” 27:30 拍这部影片最大的收获就是，我的家族地位提升了。 👇卞灼小时候和父母的合照 👇卞灼和外公外婆 👇外公的日记本

吴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来从上海抢救到香港的111箱古籍已经装箱，为明确物主归属，又再度开箱加盖印章。就因为多出了逐册盖章这个环节，结果耽搁了三个月，误了船期。 很快香港沦陷，日军劫走了全部三万册图书。 2009年，吴真在东京偶然翻到一本《广东战时报告》，书中记载了日军洗劫广州各大学图书馆的情况。这引起了她的极大好奇，因为母校中山大学1938年撤退时未及带走的藏书，正是在广州沦陷后不知所踪。 此后，吴真跑遍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防卫省图书馆等地，追查关于被劫图书的每一条线索。随着调查的深入，她撞进了抗战时期一个“沉默的战场”。 1937年上海沦陷后，江南沦陷区的劫余书籍，开始流入上海“孤岛”。日本在华的同文书院、“满铁”等机构前来抢书，日本本土机构也派遣学者来华搜集文献。 在这场图书文献争夺战中，吴真发现了其中的一位关键人物——郑振铎。在国家力量暂时失效的上海“孤岛”，郑振铎决定涉险投入这场文化暗斗，乔装打扮出入书市、委托中间人斡旋、秘密交易，数次在最后关头拦下稀世古籍，比如孤本《古今杂剧》。 从最初好奇被劫的图书究竟去了哪里，到细致地挖掘出郑振铎在黑暗时代中的英雄事业，吴真投身在这项“业余爱好”上已有十六年。最牵动她的不只是“书厄”，还有书与人之间命运的共浮沉。 【时间轴】 00:09 那些执行劫掠的学者是谁？书又到哪里去了？ 06:22 「消失的大多数」：为什么追索到的藏书和真实损失的藏书之间存在这么大的数量差异？ 09:56 一万几千册书籍被炮火烧得片纸不存，他决心救书 19:30 幸好郑振铎一米八五，凭借腿长的优势逃过了特务的追捕 21:54 两个月的时间里，三万册古籍被分装成2790余件邮包，瞒天过海运抵香港 25:03 住在汉奸对面，郑振铎怎么保藏剩余的三万册古籍？ 27:16 「神转折」：误事的盖章变成证据 32:02 一本书就是一个战争受害者 👇日本防卫省1938年陆军省档案 👇《广东进军抄》及作者火野苇平 👇中山大学教授容肇祖的财产损失报告单 👇郑振铎（分别是右一、第一排右三） 👇郑振铎每天从星号标的庙弄家里坐公共汽车到三马路、四马路 👇两章分别为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保存文献之章、国立中央图书馆考藏 👇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中军人掠夺财产”调查记录 👇裹小脚金莲的妇女在逃难途中阅读

赵伟程，AI创作者、面向退休人群的AI公益讲师 AI对退休人群的帮助，远不只是学会一个新工具。很多人退休以后，会觉得自己退出了——退出工作，退出公共话题，慢慢退到生活的背景板后面去了。 但有了AI以后，他们开始重新表达。有人画画，有人做短视频，有人开始发自己的作品，有人开始动笔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如果你从“什么是提示词工程、多模态”“怎么下载、注册、登录、上传”开始教老年人用 AI，大概率会失败。但如果你问他：要不要试试让 AI 帮你看今年的体检报告？帮你把老同学聚会写成一条朋友圈？很多人会立刻认真起来。 老赵就是这样教同龄人的。他今年 63 岁，在建筑行业深耕近 40 年。最初接触 AI 时，他也只是觉得新鲜，直到有一次，他发现过去上班需要一个团队花几个月做的事，借助 AI，三天，一个人，就能完成。他开始意识到，这不是玩具，它会改变工作，也会改变人。 退休之后，他一边继续探索 AI，一边教更多老人跨过“不敢用、学不会”的门槛：怎么养花，怎么教孩子写作业，怎么把日常生活变成可以表达、可以分享的东西。这一年多来，他的课成了社区大学里最受欢迎的课，很多老人还会拉着朋友一起来上。 年轻人也常来问他：为什么我用的 AI，和你用的，好像不是一回事？在老赵看来，也许不是因为年龄，也不是因为谁更聪明，而是因为很多年轻人更焦虑被替代，急着追赶最新的模型、最新的技术，却来不及和 AI 认真相处。而他在退休之后，反而重新长出了探索的耐心。 【时间轴】 00:07 等我六十岁退休的时候，我会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01:19 AI像一个脑子很快手也很快但完全没有现场经验的实习生 05:45 老人默认这不是自己的世界，真正要学的是怎么跨过他们心理上的坎 11:34 AI不能代替情感，但能帮你把已有的经验、判断、审美、关怀，放大成能行动、表达和被看见的形式 13:40 变老也可能意味着：你正在长出另一种能力，另一种自由

戴嘉玮，AI产品经理、独立开发者 技术的温度从来不在于它有多伟大的叙事，往往在于它愿意为多小的需求弯腰。 家人长达十几年的病程，积累了海量的纸质报告、化验单及手术记录。作为家属，戴嘉玮跑过北京、上海的十几个不同医院问诊，每次跨医院就诊时，医生通常无暇查阅全部历史资料，他需要反复口头复述冗长病史，担心遗漏了关键信息。 如果能帮助患者追踪病程中的医疗数据、方便日常的问诊，其实还蛮有价值的。但传统的软件公司都服务于共性的需求，把大量需求抽象化、共性化以后，让所有人去适应它。 现在，用很低的成本就可以满足一些细分的或者长尾的需求。借助千问大模型，戴嘉玮做了一个小工具，可以完成药物识别、报告单解析等任务，把信息整理好以后输出为PDF供医生查阅。 戴嘉玮在一个公益组织做过志愿服务，在这里他接触到一些五六线城市的患者，因为没有太专业的医疗资源，这部分患者的疾病管理都是远远落后于一二线城市的。但是今天，借助AI，可以做一些非常方便的 App或者 Agent，针对某些特别小众的病种和人群，让那些长尾的、小众的需求都有机会得到满足。 【时间轴】 00:09 当没有一款软件能满足我的需求时，我能不能做点什么？ 04:40 AI到底改变了什么？我觉得是「释放」 08:54 如果所有人都可以开发一款属于自己的软件，软件就变得以人为中心了 11:13 我没有宏大的生存法则建议，只是大家可以尝试从自己或身边人非常小的具体需求开始

王欧，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十多年来，我对新生代女工的追踪研究表明，女工的一生都是在满足不同阶段的家庭照护或经济需求，她们的人生轨迹随着家庭需求而转折，并用自己的劳作托举整个家庭。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80、90甚至00后的农村户籍青年务工群体。他们自小离开农村，在城市消费文化的浪潮中长大，曾短暂地脱离乡土与父权的束缚，享受恋爱的浪漫与消费的自主，那几乎是他们生命中最为明亮的一段时光。 然而城市并未将明亮的未来许诺给他们。从他们结婚生育开始，现实才真正露出锋利的一面：土地城镇化不断推高家庭再生产的成本，房子涨价，教育涨价，唯有劳动不涨价。 他们之间曾经的浪漫逐渐消失，而城市中无处不在的消费文化和浪漫意象，又不断撩拨着他们孤独的内心，进一步冲击本就脆弱的家庭关系。 王欧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家庭超过十年，试图用一个微观视角来彰显结构的无情和残酷。他期待社会能够继续进步，希望城市能有一个安放农民工家庭和情感的空间。 【时间轴】 00:11 新生代农民工真的不能吃苦吗？结婚成家之后他们有了什么变化？ 06:15 结婚前，他们与打工城市的关系是良性的 09:20 结婚后，城市的另一幅面孔马上出现 12:06 「上好学、住好房」：每月刚性支出五六千元，县城也变成高消费的地方 17:07 专门化挣钱的男工工资增长也有限，经济压力传导到女工肩上 19:42 「经济母职」：陪读妈妈很少只陪读不工作，陷入在家不在位的困境 26:28 我们的教育体制看似把越来越多机会给到农家子弟，但都是些中下层的机会，这些机会还得花钱去买 28:26 女工的一生都是在满足不同阶段的家庭照护或经济需求 30:57 巨大的再生产压力下，夫妻关系很容易断裂 32:55 城市接纳了作为劳动力的农民工，但他们最需要的是在城市有一个完整的家 👇新生代农民工的规模与增长趋势（来源：《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 👇鄂东x县商品房销售面积趋势图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课题组《社会转型与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 👇扎钢筋的女工

余明锋，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当我们摒弃了自我的激情，单纯把生命自身手段化而投入生活的时候，我们就陷入了无限的内卷，每个人都卷成一个沙砾化的原子。我们过的是全然算计的生命，甚至于我们还要算计自身。当生命的所有方面都可以被手段化，我们就必然面临根本的虚无。 我们从小就被要求“努力、上进、有规划”，以至于教育似乎不再指向生命、自由和精神的展开，而是成为了优化人生的手段。 家长们从孩子上幼儿园起就开始计划如何挤进优质学区，赢在起跑线，学生刚进大学就开始计算参加哪些活动、积累多少段实习才能找到好工作。于是，我们一路埋头苦行，却会在生活的某个时刻突然和眼下的日常拉开距离，忍不住质问：这样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尼采早在1872年就明确批判过当时的普鲁士教育模式：学校不再培养独立的人，而是培养顺从而“有用”的国民，教育被目的、效率和国家机器绑架。余明锋认为，这150年前的批判放到当下来看仍有其预见性。 如果教育不是为了变得有用，那究竟是为了什么？教育究竟该引领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时间轴】 00:10 当一切围绕绩点展开，就会出现「双重倦怠」 04:25 我们越重视教育，就越是遗忘教育 07:11 从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大学专业的学习只是职业的预备 08:50 一个人所允许具有的文化程度，仅限于赚钱的需要 11:14 学者也成为螺丝钉 12:20 教育之所以变成今天这样，是因为它还关系到民族国家的生存斗争 14:28 教育的手段化背后，是生命的手段化 16:27 「末人」：不再追求自我超越的人 绝对安全的人 18:50 虚假的利己主义：所利的那个“己”本身是被掏空的 21:23 人身上还必须有一种混沌，才能孕育出一颗飞舞的星球

雪竹，科普作者 医学的进步让死亡变成了一连串的选择题，从一个点变成了一条路。在这条路上，站着医生、护士、家属，还有制度和机器，当然还有当事人自己。所以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就是，面对死亡，我们应该怎么选择呢？ 想象一下，假如即将走到人生终点，你希望谁陪在身边？如果可以跟TA说三句话，你会说什么？ 这是临终关怀常用的“三句话”练习。雪竹开始思考这些时35岁，父母衰老，自己独身，按照互联网说法，“将来会在养老院受尽虐待后孤独惨死”。为了提前做准备，她开始采访和写作，试图弄清楚：在医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究竟该怎样面对生命的终点。 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医学越进步，死亡越复杂”，临终路途上不仅站着医生护士、伴侣子女，甚至还有机器和制度，死亡由此变成了一连串选择题：开不开刀、插不插管、做不做心肺复苏、住不住安宁病房…… 这一系列决定的背后，意味着观念、博弈，更意味着金钱、资源和权利。直到今天，雪竹也没有完全找到答案，甚至生出了更多犹疑和不安——到底谁有资格“好好死去”。 写作和讲述并不意味着回答，至少我们应该提供故事的多个角度。 【时间轴】 00:10 我花了四年，想要弄明白：当死亡来敲门，我该怎么办？ 02:33 死亡不是一个精确的时间点，更像是一个「被拖延的决定」 07:06 「我的五个愿望」就是给不愿意用痛苦交换时间的人一个选择的机会 12:36 采访前，我从没想过大家描述死亡时会出现幸福、快乐这样的字眼 16:25 放弃使用心肺复苏的人是最少的，因为大家都误以为心肺复苏存活率很高 18:16 抢救等于努力，放弃等于不孝？爱真的需要痛来盖章吗？ 23:09 「好死」到底是一种权利，还是一种特权？ 28:55 死亡引起的不同思考才是最难能可贵的 👇《我的五个愿望》 👇第二个愿望：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疗 👇《让死亡回到生命里》，欢迎移步一席公众号选购

李治霖，益盒 Charity Box 联合创始人、CEO。 也许你会想，公益不是最富裕的1%的责任吗？普通人自顾不暇，为什么还要做公益？我也曾如此困惑，直到发现税后月收入1.5万元人民币就已位列全球最富裕前2.2%时，我意识到自己可能比想象中更有能力和资源去回馈社会，也有义务，用自己的幸运去补偿那些被不公和厄运伤害的人。 五年前，李治霖与伙伴们一起创立了益盒CharityBox，致力于回答一个核心问题：在公益资源如此稀缺的今天，如何确保每一分善意都能转化为真实、有效的改变？ 在捐赠方面，我们常常依赖直觉与感动。据统计，全球有75%的公益项目在接受评估后显示弱效、无效或有害，在备受关注的教育领域更是只有10%的项目显示有效。 这正是益盒工作的起点。李治霖希望益盒像「公益侦探」一样，通过系统研究，在全球范围内搜寻经科学验证的高效干预——比如，为农村老人换一包低钠盐，就能把过早死亡的风险降低12%；投资1000元在留守儿童的早期养育上，未来能获得17倍的社会回报。 李治霖相信，即使是一个普通人，也能通过理性的选择，用微小但真实有效的行动一点点地改变世界。 【时间轴】 00:10 火灾是有形的，但无数个体每天经历的病痛困苦是无形的 03:36 税后月收入达到1.5万元，你就是全球最富裕的前2.2% 04:47 我们捐赠的钱最终起到了多大帮助？ 08:33 直接给钱能帮助贫困家庭脱贫吗？ 11:45 有效干预+成本效益：花小钱，办大事 16:59 每天少一点盐，每年挽救50万条生命 19:55 我们不该认为，公益组织员工拿的钱越少，就能把社会问题解决得越好 23:04 一些无聊老套的手段，就能解决那些很难的社会问题 25:24 尽管面对愚陋不堪的世界，他仍然能够说：等着瞧吧！ 👇特雷弗·菲尔德与「玩耍泵」（PlayPump） 👇低收入国家的疾病负担分布，来源：GBD，2024 👇中国高成本效益卫生健康干预措施排名 👇农村白内障老人不接受白内障手术的原因分布，数据来源：上海新奥光明公益基金会，2024

程乐松，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 我们每天都在关注别人的生活，将他人的生活片段当做一个理想化的景观去观看。于是，我们看到屏幕中远处的光点、熠熠生辉的东西，而回看自己的时候，看到的永远只是缺陷、错误、只是那个焦虑的充满着内心惶恐的自我。 在当下生活中，我们时常不自觉地沉沦比较——比较成就、比较状态、比较人生进度。这种比较往往带来持续的自我否定，总觉得自己「不够」，不够好、不够酷、不够有趣、不够有钱...... 在程乐松看来，这种否定往往来自于「自我理解的偏移」。我们永远向往着远方和他人，而忽略日常生活的具体与琐碎，抽象地理解他人生活，也抽象地评价自己。 同时，高度竞争的效率社会似乎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不进步就会被淘汰。我们困于其中，习惯用一个精确的未来指导当下的生活，常常想象出一个未来更成功、更好、更值得的自我，而后急不可耐地否定当下的自己。 但最起码的道理是，所有未来的自我都是由当下自我积累起来，善待自己是一种责任。 🫂✨2025年的最后一天，我们或许正想象着来年的奋发进取，又或仍在苛责自己今年的懒散怠惰。但在又努力撑过一年的当下，我们更该做的可能是以一种更友善的目光看待自己和自己的生活。 大家新年快乐！记得给自己一个深深的拥抱🫂 【时间轴】 00:08 「善待自己」可能是一个药方，但不一定有效 02:19 我们都是「从不入局的局中人」，三心二意地面对生活 07:06 人生剧本在「同质化抽象」之后，又陷入了「典型性陷阱」 11:35 清晰的远方 vs 暗淡的周遭 = 具体且真实的消亡 15:28 在不容有失、不能懈怠的日常生活里，平和和稳定成为原罪 19:22 我们特别不想成为自己，都希望成为抽象的他人 21:48 如何才能真正理解所谓的「善待自己」？ 24:10 「另一种观看的视角」：我不行，但我要知道还有行的可能性 27:03 我的口号：浸入生活吧，躬身入局，有限自省 29:55 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平淡地过这一生

赵玉顺，B站up主「遇真纪事」的主创之一 他们都还是在自己原有的田地里劳作，但是一切却都奇异地改变了：原来的耕地变成了工地、农民变成了工人。 2021年，赵玉顺和袁真真离开了影视媒体行业，在B站开了自己的纪录片频道“遇真纪事”，拍摄他们在乎的小地方和小人物。 从珠三角之外的广东开始，他们实地走访了全国各地超过1000个村镇，在水田、旱地和果园，跟1000多位操着不同口音的农民对话。 作为农村留守儿童，赵玉顺“好像从一开始就注定要离开村镇，但从未想过我为什么要这样”。这四年，他感觉自己不仅理解了我之为我的缘由，也理解了爷爷奶奶那一代中国农民： 他们生于 1940-60年代，青壮年时进城务工，六十岁之后又返乡务农。现在，他们要退场了。这可能是最后一代中国小农。遇真纪事所记录的一切，就是要为这个时代的交接处留下存证。 【时间轴】 00:07 「钉子田」：当一个村子里只剩四道田埂 02:15 他们还在自己的田里劳作，但耕地变工地，农民变工人 07:02 土地被承包之后，生活质量最先受影响的是家禽 10:03 种地究竟能挣多少钱？ 14:33 经济作物的收购价像股价一样波动 19:24 这批农村老人曾是当年修水库、修运河的年轻人 23:30 「创作母题」：村镇青年要把学到的本事用到最关心的人和土地上 👇福建莆田土地平整现场的“钉子田” 👇摘猕猴桃的阿姐们坐在老板会客室门口吃疙瘩汤 👇80多岁的老人在挖番薯 👇云南嵩明县蔬菜工厂，村民拿着蛇皮袋来捡菜叶 👇种荔枝树的山坡四五十度，需要用简易的滑轨运荔枝 👇赵玉顺的奶奶刘晚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