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丰，加州大学尔湾校区社会学系主任，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人，是生命，不是数字。”在过去一个世纪，世界人口经历了两次重大转折。100年间，人口总量激增四倍，而到本世纪末，中国的人口可能会减少三分之一。 根据人口学者的估算，未来二十年间，中国60岁以上人口总数将达到近4亿，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是60岁以上的老人。与此同时，20-24岁的年轻人口在持续下降。过去半个多世纪的经济社会变化，加上特有人口政策的影响，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老龄化加速、家庭功能弱化的新阶段。 在王丰看来，在没有战争、灾荒、瘟疫影响下的持久性人口减少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类社会对此毫无经验，我们也只能想尽办法去适应它。但无论如何，人，不只是一个个抽象的数字，人口，也不只是决定人均收入高低的分母。“我从80年代开始进入对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学习和研究，到现在也就是几十年的时间。在我所知道的科学性学科中间，我想没有一个像人口学这样——你在开始的时候和还没结束的时候研究的问题是完全相反的。三十多年前，我们急于想如何把生育率降下来。现在，我们着急如何把生育率升上去。不是说三十多年前的处方我们现在把它反过来就可以生效，这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人口，不是简单的数字，这背后是一个个人。”

王盈发，设计师，台湾美可特品牌设计公司执行总监。“能够简单的不要复杂。”1988年，品牌设计团队美可特在台中创立。通过品牌形象的重塑，他们帮助当时默默无名的小林煎饼翻身成为台湾当红伴手礼，从此一战成名。三十多年来，他们一直在为台湾本土传统品牌改头换面，使老店获得新生。 美可特很少做单一的商品设计，而是以整体的品牌经营为目标，设计师走出工作室，接触产品的生产者，了解工厂的运作，聆听创办人的故事，不断尝试拓展食品包装设计的可能性。 “很多设计师在做平面设计或是包装设计时，常常都是客户给什么东西，就一直想着那个东西。但我们会去质疑，为什么你要给我这些？你还有没有别的？若是客户有决心，准备好了，我们会跟着他，上山下海去了解产品背后的制造过程、材料的来源，从中挖掘设计可以发挥的那个原点。”

吴松磊，短视频频道「回形针PaperClip」制作人。“我们做的是我们不做就不会有人做的东西。”猪肉检疫是怎么回事？暖气如何送到你家？为什么我们总是在安检？网盘为什么这么难用？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回形针的研究内容。他们通过制作科普视频，帮助人们理解这个世界的运转方式。 今年他们上线了回形针手册，目标是成为一个真正的当代生活百科全书。在每个条目中，他们研究行业的结构，技术，整理国家标准，行业报告和企业财报等等。除了养猪养鸭养鹌鹑，还有鞭炮制造，兽用药品，拖拉机制造，操场塑胶跑道和海底输油管道…… 吴松磊说想和用户共同创造一点可以留下来的东西，创造一个更可靠的中文互联网。“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做的事情，直面这个技术高度复杂到几乎看不懂的当代生活，并试图向所有人解释这个世界究竟是怎么运转的。”

“在神经科学领域，我们不知道的要比我们所知道的远远要多。我们才刚刚开始揭开大脑的奥秘。”大脑是一个神奇的计算机，面对复杂的环境，它常常能根据模糊的信息做出准确的抉择。比如当树林间出现一个黑影时，可能是一只危险的老虎也可能是一只无害的小鹿，在没有十足的把握之前，我们就需要迅速地做出选择。这种判断能力在进化过程中十分关键，然而目前我们对它的了解却十分有限。 我们每天无时无刻，有意识无意识地都在进行选择。小到每天早餐吃什么，出门先迈哪条腿，大到人生规划、国家大事等等，都离不开大脑的抉择功能。抉择研究是一门交叉科学，涉及神经科学、心理学、数学、经济学、工程学等等许多不同领域的研究。我们为什么容易意气用事？大脑中是否存在一个区域与抉择密切相关，如果它出了问题我们就无法很好地做出抉择？大脑是如何误导我们做出选择的？是否存在一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做出最佳决策？这些成果能否应用在人工智能系统中？杨天明从事大脑的抉择和认知的神经机制研究20多年，“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人类的决策？为什么要研究大脑的抉择？这不仅仅是我们想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样的抉择，怎么做更好的决策，我们想知道一些更加深层次的问题：比如意识是怎么产生的？”“自由意志归根到底它是一个抉择的问题。我们研究抉择，我们去看抉择是怎么做出来的，是由外界刺激造成的，还是外界刺激加回忆，还是再加某些我们说不清楚的东西造成的抉择，可以帮我们探索，我们有多大程度上存在，或者不存在自由意志这个东西。”

“内心的火还得有，还得留着它。”1998年，宋雨喆在北京树村成立摇滚乐队“木推瓜”，唱的都是一些无法被准确定义的音乐。嗓音尖锐，表情狰狞。有媒体评价木推瓜“制造了中国摇滚最令人不安的声音”。2002年，木推瓜解散。有七八年，宋雨喆都在西藏、新疆一带晃荡，寻找当地的民间艺人，吸收各地民间音乐。2008年，他开始筹备乐队大忘杠，乐手来自世界各地。大忘杠的歌曲由班卓、古琴、马头琴、口弦、古筝等乐器演奏，吟唱自然与天地。那几年，宋雨喆的状态和大忘杠同步，自由即兴，平静且疏离。2016年，摇滚血又回来了，他决定重组木推瓜，回来做个“rock star”，为的是“能给自己的下一代争取更多的话语空间”。去年，宋雨喆写了三十多首歌，他想明白了，摇滚乐是他应该做的事，也是必须要做的事，“你自己不重要，重要的是摇滚乐。”“‘大忘杠’有一个很核心的东西，就是人怎么能在一起，或者人怎么能在一起安心。但‘木推瓜’是个不一样的东西，‘木推瓜’实际上在说的是‘人能有多大程度的不顺从’。实际上这两个东西，这两年在我心里它也是个交集，甚至在我心里面是一种冲撞。”

“我们都在自己魔方的那一格里，不知道这块磨方会不会转、会怎么转、什么时候转，会把我们转到哪里。”阿曼从没想过回到矿上工作，也没想到这段经历会被自己写进小说。煤炭行业黄金十年里，她是个孩子，每天从一群“黑脸”里找父亲。煤炭产能过剩时，她是个工人，给另一群“黑脸”发矿灯。矿山太大，能装下太多人的青春和生老病死，矿山太重，压着好几辈的甜蜜与苦涩。她和伙伴都渴望离开煤矿，兜兜转转却又回到那里。漂泊、碰壁之后，矿山成了最后一张船票。重新离开之后，她不知道这么多故事该从哪里说起，也不知道如果继续留在煤矿，生活会是什么样。“我认识那些缺憾的性格，认识那些吊诡的命运，认识那些人的自卑与倔强。”​

“我们想要做最朴实的描摹，最全面的展现，和最大胆的想象，让大家能感受到、触摸到那个恢弘的长安。”2016年秋，金杨和杨志家带着《长安十二时辰》美术组跑进了一片空白。此时，距离开拍还有两年时间，除了象山影视城留给他们的荒地，他们手中只有一本原著小说可供参照。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还原大唐长安的宫殿与街坊？如何用真实丰富的视觉元素让一千年前的上元节跃然荧幕？格局严谨精致的靖安司大殿、热闹繁盛的西市街道、一览长安一百零八坊的微缩沙盘，水漏计时器、火闹钟、望楼传信的灯箱密码系统、靖安司的吊灯、徐主事的项链、张小敬的短刀……无一不要经过美术设计团队的反复考量、史料查证与设计巧思。在一部影视作品中，美术设计团队如何将虚构的故事变为可见的真实？筹备历时一年零两个月，拍摄七个月，金杨不仅亲历了一座城拔地而起，也见证了一部大剧从无到有的漫漫长路。“十二时辰虽然非常漫长，在我们的人生中仍然只是短短的一瞬。非常幸福的是我们在这一瞬间做了一件事，并且竭尽所能，做到了我们认为的极致。”

“照明不是个涂脂抹粉的事儿。”今年初，故宫首次开放夜场游览，同时大规模点亮古建筑群，引发不少讨论。实际上，近些年很多城市都热衷于灯光秀，常常有数栋大厦联动，场面壮观。而在国外，巴黎圣母院、东京浅草寺也曾上演为人津津乐道的灯光秀表演。什么是好的灯光秀？什么是好的建筑灯光、城市灯光？很多人说照明之于建筑就像化妆。但齐洪海认为，照明来自机体内部，光和墙一样实在和必要，照明应该和建筑一起随时随地生长。而好的城市照明离不开好的城市，如果城市不好，灯光自然没什么机会“好”。“我们把刚才提到的所有问题总结一遍：为什么日本做得比较好？能不能跟日本学？是为国家事件还是为市民生活服务的？是市民生活需要的方式吗？为什么是这种方式？面临的生态问题？为什么上海做得比较好？”

“每个孩子都很特别。”成都A4美术馆有一个展馆专为儿童开放。在这个儿童馆里，儿童既是艺术家，也是策展人。2014年，策展人李杰开始创办第一届iSTART儿童艺术节，他希望能让儿童参与艺术创作，不再做艺术的旁观者。“汶川地震过后，美术馆所在的城市出现变化。人们的生活态度改变了，所有人都开始关心他者。”2008年，李杰和艺术家们进入灾区，试图通过艺术对灾区儿童进行灾后心理疗愈。回到城市后，李杰发现需要艺术的不只是灾区儿童，真正的根源在城市。“我们的城市看似在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实质上是一种边缘化，让孩子变成了商品，去消费孩子。”为了让孩子理解植物的生长，建筑师、植物学家和园林设计师把美术馆设计成可以生长的空间，里面所有的植物都会生长。孩子们可以定期去浇水，观察植物的生长过程；他们和艺术家共同做了“童年疗养院”，在不同主题的场馆内与儿童探讨“童年”；儿童可以在展馆里自由讨论，自由地发挥创意。“我们不需要通过结果或技能的变化来检验孩子的能力。”在儿童艺术节的活动中，孩子们逐渐充当起了领导者、艺术家和策展人的角色。他们创作动画片、建立“国家”、拍摄纪录片……“当这些孩子不再把这些东西看成是一个单纯的展厅，而把这些看成是自己的生命 经验的时候，事情就完全不同了。”“我一年可能要跟一千个这样的小朋友合作展览，所以我每天都在被洗礼，都在刷新我对儿童的认识。”

“你不知道的有关吃鱼吃蟹的秘密。”海鲜是世界各地餐桌上不可多得的美味。从古至今，在饮食上独具创造力的我们不断发掘海鲜的新吃法，种类多样的海鲜也成就了舌尖上的风味狂欢。我们如此爱吃，但我们真的懂吃吗？在海鲜这片谣言集中地，长期从事食品加工、食品营养与安全、感官与风味评定的陈舜胜向来敢于挑战公众认知的灰色地带，目的很简单：让每位消费者都能吃得明明白白。

“我为什么喜欢拍照片呢？就是小孩子怕我得老年痴呆症，买个照相机给玩玩，就这么消遣消遣。阿婆听了以后也很有感受，她说了一句，你的孩子真好。我觉得得到阿婆的赞许，我心里也确实是很受感动的。”卢承德今年83岁，是一位老年业余摄影师。大家亲切地称他“老卢”。他当过兵，打过仗，退休后回到苏州，一住就是几十年。他常说自己虽生在上海，但更爱苏州老城的慢生活。从70岁开始拿起相机到现在，老卢的镜头一直聚焦在苏州老宅和老宅里的人。他走访拍摄了400多家老宅，二十多万张照片，其中有白发伛偻、独自生活的老人，自得的中年人，还有在苏州打工的新苏州人。这些大多是生活在老卢身边的人，相机对准他们的时候，老卢常觉得，就是在拍自己。“小人物拍小人物没有拘束，有的就是亲切感。”他常把自己学拍照比喻成三岁小孩学走路，“跌跌撞撞，只要不倒下来就可以了。”年岁渐长，出门拍照的机会逐渐减少，现在，老卢将更多的时间花在整理照片和回访老宅上。“没几年拍了。”老卢说，“但我还会努力把这个专题继续拍下去，用影像留下这些老苏州的记忆，留下普通百姓的生活状态。”

“在梦里，我能看到深情、壮观与美丽。”从中学起，李洋就开始记录自己的梦，到现在已近三十年。梦有颜色吗？梦里的自己穿什么衣服？记下这些梦并不容易，李洋一开始是写在日记里，后来改用绘画的方式。对李洋来说，画梦曾是中学阶段压抑生活的一个出口，大部分时间他都沉浸在梦里，一种本能般的被理解的需要让他坚持画梦。去年，他有了自己的工作室，取名为“梦研所”。受荣格影响，导演费里尼有长期记录梦境的习惯，在《梦书》里，费里尼公开了自己几十年的画梦手稿。李洋也相信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梦除了是私人心境的展现，很可能包含大量集体潜意识的信息。他想收集更多人的梦彼此印证：在中国我们做些什么梦？“我很敬佩那些在艺术领域里走在时代最前线的人，他们在直面现实与人生。比如贾樟柯、娄烨、刘晓东，他们用艺术来表达社会的真实，我觉得他们都是勇敢的人。但是我们这种比较软弱的、内向的人，我们还可以画梦。我觉得这是另一种记录，另一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