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气看完这部2023年上映的《乱世微光》。所有的介绍都会告诉你，这是《安妮日记》发生的背景，因为a small light正是出自参与藏匿安妮一家的Miep Gies的演讲：even an ordinary secretary, a housewife or a teenager can, within their own small ways, turn on a small light in the dark room. 剧集的视角设定为帮助安妮一家藏匿的Miep 以及她的丈夫Jan。作为还有一份工作、安全尚且无虞的荷兰人（Miep是因为婚姻归化的奥地利人），他们除了为安妮一家采购物资、提供消息、保障安全外，也积极地参与了各种抵抗运动，协助犹太人撤离，把与父母分开的儿童送到乡下农民家寄养，销毁犹太人档案等等。这些事情早就超过了“用余力帮助别人”以及“力所能及”等概念，早就是尽全力、冒风险甚至是生命奉献的事儿了。 Miep和Jan之间多次发出关于“勇气”与“爱”的追问，他们在思考和行动中逐渐清晰了了自己应该站的位置，为了将来不后悔而帮助每一个人。Miep也是这样质问她的维也纳老乡：战争总会结束，到时候你就要面对自己的良心。 或许是二战已经过去太久，各种反思已经不陌生，本剧对犹太人、普通荷兰人以及纳粹军人的处理更为冷静客观和节制，人性中所有大大小小的善与恶刻画地更细腻而富有层次，好人会犹豫、懦弱、动摇、躲避，坏人也会偶尔因人因事升起善念。 安妮没有回来，但她的日记留了下来。说来讽刺，纳粹们只想要搜刮犹太人留下来的家具股东和珠宝，对他们记录下的真相毫无兴趣。 微光听起来很渺小，可这就是一个个体能做的了，所谓人类群体的胜利不也是无数个微光连起来的吗？

去年在伊索的“女性图书馆”里，我和好友都拿起了这本《她来自马里乌波尔》。因为每人只能选一本书，我选了另一本布克奖作品，从多抓鱼上买了这本《她来自马里乌波尔》。 结果是……直到今年一部名为《马里乌波尔》的纪录片荣获了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奖，我才想起来，得赶紧把这本书看了。 其实，《她来自马里乌波尔》和纪录片内容上没有关系，书写作于2006年，纪录片拍摄于俄乌战争爆发后；两者的相同之处是故事发生的地点——位于黑海中的内海亚述海边的希腊化小城马里乌波尔。从这个角度说，书和纪录片社会背景有很强的延续性。 说来也巧，几天前在看一本希腊历史的书，第一张地图就有马里乌波尔，它甚至连名字都是希腊语的，这座城市是叶卡捷琳娜大帝送给克里米亚汗国领主的，信仰正教。 作者的母亲来自马里乌波尔，上世纪40年代作为德国占领区的强制劳工与丈夫一起被带到了德国。战后，他们因为一位美国士兵登记时把出生地写成了“克拉科夫”而“幸运”地留在了德国，没有被遣返，可也没能去成美国。母亲在36岁时，在西德投河自尽，留下两个女儿，大女儿也就是本书作者大约十岁。 寻根之旅的起点只有结婚证和劳工证，作者从一个叫做“亚述的希腊人”网站开始，一点一点地寻找到了外祖父母、四位外曾祖父母，以及姨妈、舅舅和他们的后代，早年的线索得益于教堂保持了完整的洗礼记录；晚期的故事则更多被保存在了档案和日记里。 这是发生在帝国交界、意识形态碰撞处的海边小城里跨越百年的女性生活史。

今天聊的书叫《万劫归来——一个家庭三年半的日本集中营经历》（Three Came Home）。作者是位美国女作家Agnes Keith。 《万劫归来》是作者自传体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三部曲写的是作者二战前、中、后在南洋生活的经历。作者在1934年和一位大英帝国北婆罗洲的林业官Harry Keith结婚，婚后随同丈夫移居到了北婆罗洲的首府山打根。第一部《风下之乡》（Land Below the Wind）《风下之乡》写的是他们定居山打根的故事，是一本从容雅致又幽默的南洋生活画。这本书在1939年获得了《大西洋月刊》的“非虚构类作品奖”。 在《风下之乡》的最后，二战已经逐步蔓延到了南洋。第二部《万劫归来》涵盖的时间是1942年到1945年。日军入侵北婆罗洲，一家三口被投入平民牢房。 集中营里只有生存，其余一切免谈。 作者写到了一位十分复杂的军人——须贺上校。作为帝国主义的军人，他是受过西方教育、会讲英语的少数派，同时他也是战争宣传的一部分，他甚至拿出纸笔，减少阿格妮斯的劳动，让她给自己写文章。他当然是要审查的。她没有按照须贺上校的要求去写，但她也没放弃写作。最后阿格妮斯写下的，不是须贺上校让她写的故事，而是她自己的故事。 最后聊一聊集中营里的小事情：孩子们如何分享食物，丈夫们如何给妻子们传递信息，所有人如何活下去，包括那些良心未泯的卫兵。

最近在重看《桃树人家》，作者是台湾的文学朱家三姐妹——朱天文、朱天心和朱天衣。 许多话题是三姐妹各写一篇的，人物和话题是越读越熟悉，但细看三人的记忆、观点和风格差异甚是好玩。 眷村生活竟让我这个80后有熟悉感，毕竟我也害怕过那灯光昏黄的公共厕所，用过粮票，也一样期盼过炸爆米花人的到来。 文学朱家的开创者朱西甯先生早在二十多岁就参悟到：“一切的事业都不怕平凡，唯有文学不能平凡，因为文学不是换取生活的工具，文学乃是演唱生命的永恒的灵魂之寄托。” 记者说朱天文是“贵族式的书写”，就是不为生活而写，只写自己想写的。对此，朱天衣写到：“说来容易，但首先要将生活所需减至极简，欲望降至最低，不为购房购车贷款所迫，不为卡债所扰，一家人守着仅有的一栋老屋甘之如饴地生活着。他们将所有的力气放在书写上，让生活成为笔耕的沃土，这是一种态度一种选择，我是这样看着父亲生活的，也是这样看着姐姐们安身立命的。” 我就脸皮厚点，当作对后辈的鼓励了。

大家好，又见面了！ 今天想和大家聊聊我在1月份土耳其电影展看的影片《边境之歌》，英文片名叫做Omar and Us。和第一期内容有些关联，纯属巧合：） 这部电影是2019年上映的，其实能找到的平台打分不高，但我自己觉得在角度和立意方面有不少可取之处。 首先它关注的是人类宏大命运中的几个小小个体，把难民这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落实到了几个具体的人身上。 其次是它留了一个开放式结尾。因为难民问题短期是无法解决的，但我们也需要看到人性中的一些希望。一个开放式结局，提出思考，就够了。 第三个就是它启用的是两个真实的难民演员。他们是来自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在片中拍摄的时候他们的身份仍然是难民。 其实还有第四点，就不说了。留到节目里和大家慢慢唠吧！这部电影可能也不太好找资源，我讲的也比较细，希望大家不嫌啰嗦：）

大家好！欢迎收听“笑忘书”的第一期节目！在这里我想和你聊一些稍微有点大、一句话说不清楚的话题。 今天想聊的是2023年偶遇的一本比较特别的书《边境——行至欧洲边缘》(Border, A Journey to the Edge of Europe)，作者Kapka Kassabova是新西兰籍保加利亚人。 作者在90年代初随父母离开保加利亚，在2016年左右回到家乡，探访了保加利亚、希腊和土耳其边境的几个村庄。这本书是这几次旅行的记录，所以它的形式是游记，但其中夹杂了很多被访者的口述史。 保加利亚、希腊和土耳其的边界在一战、二战和东欧剧变后发生了三次变化，每一次的变化都会影响到生活在边界两侧的人。书中写到了几类跨越边界的人： 有些人被连根拔起，被迫跨越边界到另一个国家生活； 有些人不远万里来到这里，试图穿过边界，辗转到他们心中的自由世界。有些人成功了，更多人失败了； 有些人因为战争失去家园，在异国边境等待着进入另一个国家的机会。 这些人是我们的同类，他们的故事终究成为了时代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