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集，我们聊了刘行长的创业历史，发现在那个黄金年代，即使在银行内部，也有“创业”的机会。现在我们来到了1995年，这一年距离亚洲金融危机仅有两年。当时的国际金融环境风云诡谲，全球金融自由化接近顶峰。自美国在80年代初放松利率管制并开始金融自由化后，90年代大部分国家都加入了这一浪潮，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1995年的市场状况与最近的一些宏观市场动态似乎很相似：当时美国经济高速增长，但也出现了通胀苗头，为了防通胀，美国让美元升值，给亚洲国家和日本带来了巨大压力。日元贬值严重，对东南亚国家和亚洲四小龙、四小虎造成了直接竞争，使这些国家的货币政策和外汇储备发生了变化。强势美元导致许多东亚国家出现国际收支赤字，但这些国家未能及时调整汇率，最终在两年后爆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 当时的金融市场形势复杂多变，但我们国内的情况与国际氛围不同。虽然中国也在蓬勃发展，但未达到像其他国家那样的顶峰或泡沫状态。1995年的几年，依然是我们发展向上的时期。但是从宏观回到细微处——一路向前冲的国家、行业，再到具体的人，和“管人”的方法，又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呢？对比国外同行，我们的“管理艺术”，体现在哪里？ 00:03:27 “管人”也开始进入“摸爬滚打”的摸索 1995年对刘行长来说是印象深刻的一年：在从国际业务部调去筹备营业部，担任了两年营业部副总后，又回到了国际业务部。 上一集提到1993年中国金融改革的背景：除了成立三大政策性银行、农信社和农行脱钩、四大行开始商业化经营以外，还面临着1992年重启改革开放后带来的投资过热和通货膨胀问题。为解决问题，中国统一了汇率，结束了价格双轨制。 当年日元贬值对东南亚国家造成的影响，其实中国也经历过类似的情况。中国在汇率并轨时，将汇率一次性调整到8.3左右，此举理顺了国内市场，减少了倒卖外汇等行为，也为抵御1997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奠定了基础。当时，朱镕基总理宣布中国是负责任的国家，不会进行竞争性贬值，中国的稳定也对东南亚国家起到了支撑作用。 1995年，刘行长回到国际业务部担任总经理，正值美国开启新一轮金融自由化浪潮。国内也开始进行金融创新，成立了信托公司、房地产公司等等各种业态。商业银行们也开始引进新的管理方式和考核方式。 比如，当时省分行决定对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和副总经理实行“竞聘上岗”——竞聘的方式是先笔试，再进行公开演讲。竞聘制有利有弊，好处是可以让大家展现自己，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如何保证评分的公平性？如何避免出现“唯分数论”？企业内部的岗位调整是否需要如此广泛的民主化？ 企业内部的用人应该公开透明，但公开透明完全等同于“民主化”吗？中国商业银行的 “良才适用”也经历过了一番调整和冲击，“管人”也开始进入“摸爬滚打”的摸索。 00:17:09 管理体制创新与电脑化的挑战 1995年是金融体制创新的一年，也是管理方式、流程和工具开始变革的时点——尤其在电脑化方面。当时，人民币业务已经开始电脑化，使用小型机（如AS400），但国际业务仍然依靠手工操作。这导致了一些有趣的现象：在营业网点，人民币存款是电脑打印的存单，而外汇存款却是手写的存折。这给人们一种错位的感觉——外汇业务不是应该比人民币业务更先进吗？ 电脑化过程中，我们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调整原有的人工流程。传统上，每笔业务都需要双人复核并签字。而在电脑化初期，操作效率反而比手工更慢，因为需要在电脑上进行多步操作后再打印签字。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银行业开始在系统开发上做了创新。年轻的开发人员建议，如果业务人员输入的数据是正确的，系统会自动确保从流水账到总账的所有数据都是正确的。这种新方法减少了中间的人工复核环节，提高了效率。 虽然电子化复核在逻辑上是可行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复核”这件事仍然有其管理意义。复核不仅是为了防错，还涉及风险管理和责任划分。在系统开发中，如果程序本身没有问题，复核的责任可以被减少，但业务输入错误仍需有人负责。理解哪些操作是业务本身必须的，哪些是为了防止手工错误设计的，对管理数字化转型至关重要。 当年的“电子化”改革，对如今的“数字化转型”是有很多借鉴意义的：理解业务逻辑和技术逻辑同样重要。我们需要利用技术的优势来优化业务流程，但是对业务逻辑的深入理解，才能将两者更好地结合，提升效率——看似琐碎，但对后续银行业的发展影响深远。 既是到了数字化的最前沿，底层逻辑依然没变：比如最近，香港刚刚放开了虚拟货币ETF，并批准了四支ETF。这涉及到虚拟资产托管的问题，虚拟资产托管与传统股票基金的托管方式和技术完全不同。香港监管机构需要托管银行证明其有能力托管虚拟资产。虽然大银行有资格作为托管方，但它们对虚拟资产的了解不如原生的虚拟资产机构。托管虚拟资产主要涉及私钥管理，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有形资产。 每笔涉及虚拟资产所有权的交易都需要托管方参与，细节非常复杂。传统银行很难证明其具备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处理这些复杂流程，因此可能需要外包给虚拟资产机构。但这又引发了监管和控制问题，形成了死循环。 托管外包在逻辑上难以讲通，主要原因是这是一个全新的技术，现有银行的流程和系统无法匹配——这类似于1995年电脑化的过程，当时从手工纸质存单转向电脑录入，也需要时间来调整和磨合流程与技术。数字化转型不是简单的软件升级，而是一个需要时间和细致调整的过程。 00:28:11 对比当年香港和境外的同行，“管人”方式大有不同 直到1995年甚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国内银行的信贷管理体制还没有实现“前中后台分离”。1994年左右，才了解到国外银行已经实行了这种分离制度。 当时刘行长在国际业务部担任信贷科长，部门里没有客户经理，所有信贷业务都由部门负责。每个信贷员管理自己的客户群，不同级别的信贷员拥有不同的审批权限，超过一定金额的贷款需要逐级向上审批。 到任后，发现大家工作缺乏积极性。于是，刘行长开始尝试在部门内部推行类似客户经理的体制，并鼓励大家报名参加，将绩效与奖金挂钩。一些年轻人积极响应，主动出击，开拓新客户，工作效率和业绩都有了显著提升。但也遇到了一些阻力——老员工不适应新的考核方式，产生抵触情绪；后台部门也觉得这种改革打破了平衡，与前台产生矛盾。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刘行长尝试调整利益分配机制，并做了一些思想工作。虽然最终改革没有完全成功，但这次探索很有意义，也想当年年轻气盛的中国银行业——有敢于尝试的勇气。 对比当年香港和境外的同行，“管人”的方式有很大不同： 香港和东南亚的银行，后台员工普遍心理比较安定。他们认同自己的职责是支持前台工作，不会觉得自己应该和前台拿一样的工资。这种心态在香港的银行尤其明显。 香港的银行员工，无论前台后台，都认为自己签了协议，就该做好本职工作，其他人的薪资与自己无关。员工更关注的是自己的市场价值，而不是别人拿多少。 此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员工会看到企业赚钱的机制，并了解自己的作用。刘行长曾问过香港分行的后台员工：心里会不会有不平衡？他们的回答让刘行长很意外：后台同事们清楚地知道公司靠前台拉生意维持，所以认为前台挣得多是合理的。 而在国内，分工不同并不代表能力不同，很多后台员工认为自己也能胜任前台的工作，所以会觉得不公平。比如，一个科学家得了奖，奖金要分给整个单位，包括扫地的，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也有贡献。 在香港，虽然前后台也会有矛盾，但主要是由于职责不同、处理方式不同，而不是因为收入差距。客户部门、风险管理部门和法务部门之间常有冲突，但更多是因为职责分工，而不是薪资问题。 人事管理中的“绩效考核”——在中国文化和市场背景下，真的是一门管理艺术。也是一个似乎永远也讨论不完的话题。 — End — 主播｜刘晓春 肖小跑 编辑 | 坛子 互动方式 坛友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

上一集惊心动魄的衡水农行百亿美元备用信用证大案之后，我们的故事讲到了1993年和1994年。这段时期正值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国家政策逐渐开放，经济快速发展，到处是机会，也出现了经济过热，经历数次循环。尽管期间发生了不少奇怪的案件和重大诈骗事件，但这些经历实际上为中国银行业随后的改革，打下了基础。 乱象过后，发展仍然是重要主题，但大家已经意识到银行需要更专业化和商业化的发展。那么1993年的银行管理层门主要在讨论什么？三十年前银行的商业化改革，是如何进行的呢？在商业化过程中，会遇到那些故事、惊喜和挑战呢？ 00:02:20 九十年代改革关键事件 从银行内部来看，一直在推进“商业化改革”这件事情。比如说，在支持农村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和农民个体户经营的过程中，我们逐渐意识到银行应该按市场规律办事，走向商业化，而不能简单依赖计划和行政命令。 当时，我们也出现了不少不良资产。这部分不良资产很大程度上源自原来的集体经济，比如人民公社解散后，许多贷款收不回来。另外，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有些贷款是按照行政指令发放的，这些贷款回收难度很大。商业性与政策性的矛盾在这时显得尤为突出。 当时有一个非常常用的名词叫“打白条”。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像小麦收购时，粮管所没钱支付农民，因为银行没有贷款给他们。这种政策性需求与银行的商业化业务产生了冲突。银行不能总是等着政策性业务，而这些业务常常回款不及时，使银行在商业化贷款方面受到影响。每到这个季节，中央都会下文件要求禁止“打白条”，但问题依然存在。 在当时的很多研究文章中，反复提到应将商业化和政策性业务分开。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新一波改革开放启动，银行的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矛盾更加突出。实际上，四大行已经在逐步走向商业化。 到1993年底，中央发文，正式启动新的银行体制改革，成立三家政策性银行：中国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这些银行接管了四大行的政策性业务。同时，农村信用社也与农业银行脱钩，转由人民银行直接管理。之前，个别地方如绍兴县已经开始试点，到1994年，全国范围内全面脱钩。 因此，1993年和1994年是银行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到1994年，三家政策性银行成立，四大银行正式成为国有独资的商业银行。 00:07:38 三十年前银行的商业化是如何开始的？ 商业化的节奏也很有意思。 从银行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我国的一些政策性结构和经济发展指导的节奏，总是先有方向，大家先试点。试点可能会成功，也可能出现一些奇怪的现象，最终会有一系列政策作为阶段性总结，对之前的改革或试点进行定性，然后大家就会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这种方式在其他国家很少见。 有三个标志性的政策事件：一是1993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把国家专业银行变成国有商业银行。第二年，1994年，成立了三家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政策性业务与商业性业务开始分离。这是一个非常工整的转折点，银行内部思想统一，开始商业化运营。大家早已摩拳擦掌，准备好商业化了。 当时银行员工的想法，大多是希望留在商业化的银行里，也有一些人担心从政策性银行转到商业银行后会失去国家干部身份。总体上，大家更愿意向前看，更愿意去商业化的机构。 商业化并不意味着没有体系和制度。尽管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出，大家对市场化的理解还很粗浅，认为商业化就是一切向钱看，一切以利润为准。只要能赚钱，其他都可以灵活经营。特别强调“灵活”这两个字，认为财务、工资、奖金等都可以灵活——原来受财务制度束缚太重，商业化后这些都可以灵活，只要按市场规律办事、以盈利为目的，一切都好解决。这种朴素的理解导致一些机构出现乱象，比如为了赚钱提高价格、提高利率，内部员工滥发奖金等。国家随后出台政策，开始规范这些行为。 就像一个人长期受拘束，突然放开后容易忘乎所以，结果乐极生悲。 从80年代开始，无论是银行还是其他机构，甚至国家机关和部队都在搞商业化，改善员工收入和生活。这种全民经商的现象反映了当时对市场经济的理解非常粗浅，“自由”和“灵活”被错误地理解为“没有规矩”。 银行内部也是这样，原来是三级管理一级经营，总行、省分行和地市分行主要是管理，只有基层在经营。随着商业化的推进，总行和省分行开始成立营业部，强化经营观念。例如，总行成立了国际业务部、信托公司、房地产公司、科技公司和贸易公司等经营部门——五花八门，几乎没有什么限制。 00:13:29 刘行长“徒手创业”史 比如刘行长自己的银行内部“创业史”：1993年初突然接到通知，说要成立营业部，让他负责去筹备。刘行长那一年就从国际营业部出来，开始筹备省分行的营业部——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 那真是创业。筹备的经历很有意思。省分行营业部的筹备完全不同：没有正式文件，也没有筹备组。刘行长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到处找营业场地，和人家谈租赁，自己做预算，确定需要的人数。要招多少人，和人事部门商量，还自己从应届毕业生中招人；因为对很多业务不熟悉，还得找会计等专业人员一同筹备。 “营业部”与“国际业务部”的区别在于，国际业务部主要是内部机构，既有管理职能，也有部分经营职能，而营业部是完全独立的经营部门，有营业执照，对外营业，没有管理职能。营业部需要自己跑客户，不能借助其他机构的资源。此外，营业部还要设立自己的网点，需要和街道、社区、派出所、公安、交警等各方面打交道。这些事情在省分行的机关里有专门的部门去处理，但在营业部，都要自己去做。 营业部赚的钱并不是大家自己分，还要交利润，遵守财务制度。对于习惯于在省分行机关工作的人来说，除了专业能力，还需要处理各种关系，和其他银行、甚至和自己的分行“抢客户”。省分行和市分行之间的关系处理变得复杂，特别是当客户重叠时。在国际业务部没有这些问题，但在营业部，这些问题就显得突出。 00:20:45 中国银行业几十年来，一直在面对“发展”和“混乱”中的挑战 银行如此积极进取的精神头让人怀念。但是也不由得让人预感到风险。 创新和寻找新的盈利增长点的方式，在其他国家或市场上也曾发生过。通常，这些创新出现在国家经济蓬勃发展、市场充满机会、贷款需求旺盛的时期。例如1997年金融危机之前，东南亚的一些银行也有类似的做法。他们甚至让风险部门也有盈利指标，这意味着如果风险部门赚不到钱，就没有奖金。这种做法很奇怪，因为风险部门的职责本应是控制风险，而不是追求盈利。结果，这些银行的风险管理变得松懈，导致了许多问题。每个分行都有自己的盈利目标和方式，这可能被公司或企业利用。当时在东南亚，一些集团公司会借款，然后让子公司担保再借款，甚至海外子公司也会参与借款。这种做法最终带来了严重后果。 类似的架构在西方国家也出现过。2008年次贷危机之前，很多华尔街投行都成立了自己的前中后台，虽然表面上有防火墙，但实际上并没有。他们采取了一些非常激进的做法，比如对冲基金等，最终引发了危机。 而中国银行业几十年来，甚至到现在，一直在面对这些挑战。 还是以农行营业部的发展为例，营业部成立初期，就面临着与原有分行体系的矛盾。比如，一些原本在杭州市分行开展业务的企业，如省供销社、省畜产品公司等，由于省分行营业部的成立，也开始与之产生业务往来。这在当时工行、农行等专业银行的体系下，是难以想象的。 之所以要设立省分行营业部，一方面是因为省分行自身也要从管理型向经营型转变，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客观需求。从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这种需求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 一是与国际接轨，服务大型企业集团。大型企业集团往往业务规模庞大，不愿意只跟单个支行或分理处打交道。他们需要更高层级的机构提供服务，而省分行营业部在资源、能力等方面都更有优势。二是中国特有的“级别”问题。在当时的中国，企业和政府部门之间存在着严格的级别对应关系。省级公司往往是处级甚至厅级单位，如果只与银行支行对接，就会出现级别不对等的情况。 然而，省分行营业部的设立也带来了一系列管理难题，比如企业“多头借贷”问题。由于省分行、市分行、支行都设有营业部，企业可以在银行体系内多头开户、多头借贷。当时人民银行尚未建立起征信系统，银行之间信息不畅，导致企业贷款信息难以掌握，风险难以控制。 此外，营业部的设立也加剧了银行内部的竞争。各级营业部为了完成业绩目标，纷纷抢夺客户资源，甚至出现了“农行进城、工行下乡”的现象。这种无序竞争导致银行对客户的管理混乱，授信集中度失控，风险不断累积。 更严重的是，一些企业利用银行管理漏洞，在不同分支机构之间拆东墙补西墙，甚至编造虚假财务报表，骗取银行贷款。一旦企业资金链断裂，银行就会面临巨大的风险敞口。 国外银行也有类似的分级经营模式。香港的一些银行也有类似的客户部门，但主要服务于大型客户，并且有明确的分工，比如有的部门专注于银行贷款，有的部门专注于企业债券发行等。 然而，即使是国外银行，也难以完全解决这些问题。如何对集团客户进行统一管理，如何平衡总行、分行、支行之间的关系，如何有效识别和控制集团客户的整体风险，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 End — 主播｜刘晓春 肖小跑 编辑 | 坛子 互动方式 坛友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

本期我们来聊聊银行——正处在水深火热中的银行。 在大家的印象中，银行就是钱袋子。当经济体、企业和自己需要用钱的时候，首先会想到它。银行就是经济这架大机器的汽油，整个国家经济运转要靠它。 银行这个行业的存在感一直很强，至少在二战后和平时期、全球经济发展为首位的这近一百年里，它是C位（在和刘院长的《摸爬滚打：中国银行业40年》的播客专辑中，也正在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和这段历史）。 它也曾经在高光位意气风发。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那句著名的“银行赚钱都赚的不好意思”？是国内一位前股份制银行行长在2011年，也就是13年前的一段话。 但后来被过度演绎。原话是这样的：“整个银行业这些年数字非常靓丽，尤其像今年，整个企业的资金需求，企业经营压力很大，中国银行业一枝独秀，利润很高，不良率很低，大家有一点为富不仁的感觉，企业利润那么低，银行利润那么高，所以我们有时候利润太高了，有时候自己都不好意思公布。” 这段话零零后的小朋友们应该没听说过。但在那个时候——2010年前后十年，是中国银行业最高光的时刻。世界大部分国家的银行也是。但即使是在那个高光时刻，这句话马上招来批判，不只因为听起来有点炫富拉仇恨；更是因为在大家的认知和理解里，银行怎么能赚钱呢？银行的钱是给实体经济用的，应该是支持大家的。 可惜，一个残酷的事实是：银行也是个企业。也有股东，也要养活员工，也要发展，所以也需要赚钱。 而现在，在实体经济下行、大家都需要用钱的时候，却发现银行自己居然也更困难了——好像战场上的防卫部队，本来任务是照应前方冲锋陷阵，低头一看自己腹部居然也中弹，流血不止。但还是要掩护大部队，还是要完成炸碉堡的重任，所以快牺牲了但还是不能牺牲，甚至没有牺牲这个选项。 我们这些年应该都有耳闻：中小银行非常困难，甚至濒临被重组的边缘。再看看商业银行核心经营指标之一——息差，几年来持续收窄，去年就已经降到二十年来最低水平。别说支持经济，看起来似乎连自己都养活不了。 那该怎么办呢？ 00:04:38 01 银行到底是不是一个应该赚钱的行业？如果是，该赚多少钱才是合理？“赚钱”和“支持实体经济”哪个更重要？ 银行从诞生开始就是为了赚钱，作为商业机构理所当然应该赚钱。至于赚多少——关键在于每家银行自身的经营能力、能否找到合适的客群、提供合适的产品和服务，同时控制好自己的成本，最终才能获利。 如马克思所言，平均利润率的概念仍然存在。随着竞争的加剧，银行业和市场上各经济主体之间也在竞争，资源配置基本上是平均率。 但银行又和别的行业不同。其特殊之处在他要保护客户存款、和经济运转密不可分、且需要强监管。全世界都把银行都视为一个特殊行业——即使在这种“特殊期待”加持下，它仍然需要赚钱。 银行具有特殊功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市场通过金融市场进行配置。尤其在我国，银行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的作用更大。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不仅需要符合市场规律，还需要满足国家经济体的长远发展需求。从此角度看，银行应该支持实体经济和国家战略发展方向——这些是应该做的，与自身盈利并不矛盾。 在此过程中，可能会在某些产品、服务或者某个时段、某些领域做一些让利——银行会自己评估和平衡，这个调整本身也是市场行为。 00:09:22 02 净息差为什么对银行如此重要？ 而当前银行的息差已经低到什么地步了？ 从历史到现在，尤其在我国，银行的利润来源主要依靠贷款利息减去存款利息形成的息差。我国银行收入80%以上靠息差——息差是衡量银行经营的关键指标，关系到银行的可持续发展；银行能否健康地支持实体经济，与此指标有关。 近年来，银行业净息差出现持续收窄趋势，已经连续降了很多年，且降幅越来越大。2023年降至二十年来最低水平，从当年“赚钱不好意思”的4%以上息差，降到目前1.69%——已到“合格审慎评估”的警戒线。 更严重的是：很多银行的息差已经低于其不良率。非上市股份行与城商行的息差压力更大。中小银行更惨。 大家需要明白一件事：利差并非盈亏平衡点，里面还包括银行人员的工资、银行投入的设备、互联网和数字化转型等投入、还需要核销不良资产。另外，在经营过程中收到贷款利息时需要支付6%的增值税——还有很多运营成本需要扣除，才是银行可能赚到的利润。从这个角度看，1.69%的水平已经相当严峻。 银行的难处：大家一方面批评银行，发展这么多年了，怎么还靠利差？国外银行已经拜托了依赖利差的阶段，有大量中间业务收入、服务费和其他收入，占比可达40%左右。问题是，我们的市场上不允许收费，甚至还要降低收费——为了让利。许多传统服务本来就不收费，由于竞争关系，更收不了；一些原本可以收费的业务、一些新兴业务收费，会被认为“乱收费”。所以目前我国银行的处境是：息差降低了，但不能收费，找不到其他收入源。 还有一个问题：国家现在要降低社会融资成本，降低贷款利息，刺激经济恢复；但是需要融资的不只是企业，银行也需要。银行融资主要靠吸收存款、央行再贷款或者发行债券。如果存款利息不降低，银行吸收资金来源的成本也无法降低。 最后还要应对不良的增加：目前的情况是社会融资成本即使不再下降，对银行而言仍然非常严峻。经过三年疫情，去年的恢复并不理想，许多中小企业经营困难甚至倒闭，包括个人收入下降。个人消费性贷款对资产质量的压力非常大，今年已经开始增长——对银行而言压力会更大。 00:16:04 03 息差下降的直接原因是“资产负债两端在挤压”——具体是怎么被挤压的？实体经济疲弱，为什么存款利率还在上升？ 资产负债两端挤压：需求疲弱、让利实体和稳增长政策背景下，贷款利率持续走低，银行资产端收益率下降。但是存款利率却依然刚性，负债端成本不仅没有下降，存款成本还在刚性上涨。不仅刚性上涨，还出现存款定期化、长期化的趋势。企业存款成本也居高不下。 从国家观念看，包括政府部门都认为存款是老百姓的，利息降得太低对老百姓不利，在通胀下会越来越贬值。另一方面，有观点认为中国储蓄率太高，应该把钱赶出去，但银行又需要足够存款才能放贷支持实体经济。银行自身也面临这个问题：利率太低，老百姓把钱拿走，银行就无法发展，需要稳住存款。因此，双方都无法把利率降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非常矛盾，希望银行多放贷款。如果要放贷款，就需要多吸收存款，存款利率就不能降低。如果存款利率不能降低，贷款利率一直在降低，利差就收窄。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目前存款定期化和长期化趋势明显，企业和个人都倾向于选择定期存款，且期限越长越好。不得不说这是一个特殊阶段，企业尚未找到更好的投资方向或认为风险太大，个人在经历了前几年疯狂投资理财和股市后，近两年尤其是去年亏损严重，现在不敢投资，纷纷回到储蓄。 此外，不再购房或售房后资金回流，收入预期降低，为防范风险而以存款为主，也是存款增加的原因。 尽管如此，这些依然都是阶段性因素，当经济重新发展、投资渠道增加时，这部分资金仍会流出。 00:23:22 04 银行们该怎么办？ 在可见的未来，息差会继续收窄，这可能是银行业需要长期面对的一个重大挑战。暂不讨论政策方面的动作，银行自己可以做些什么？ 银行能做的主要有两件事：控制负债成本和开源节流。如果第一个无法做到，只能尽量压缩成本。为了控制成本，银行可能会减少数字化转型、科技投入和人员招聘，这可能影响大学生就业。同时，银行还可能削减网点成本，但这会影响服务质量。新产品研发、培训等短期见效的投入也会减少。 “开源节流”，目前主要是节流，开源难度很大。尽管资产难以增加，银行仍需支持实体经济并增加贷款，这可能增加不良资产的风险。银行需要在支持贷款和控制不良资产之间做出平衡，因为不良资产会导致资金短缺，而利率无法提高也限制了收入。 在无法开源的情况下，只能通过节流解决问题。但节流对未来的影响以及能坚持多久，确实需要我们认真对待。 00:27:06 05 同其他国家相比，哪里的银行们最难？ 在当前市场上运营一家银行，需要非常高超的技能。 对比东南亚银行业：虽然经历了97年金融危机，但银行在大多数国家仍是垄断行业。当地市场对银行非常友好。某些国家虽然利差不到3-4%，但多年来非常稳定，一直在3%左右。存款成本非常低，活期基本为零，定期不超过3%左右。 这些银行似乎其实不需要太多努力，只要不再发生97年那样的大规模金融危机，就可以躺平。然而多年来，它们却喜欢用各种创新方法来增加收益，尤其是中间业务收入。问及原因，它们表示97年的不良和金融危机让大家感到恐慌，寻找更多收入成为一种习惯，如果再次发生当时的情况，至少还有保底方案。与我国银行现在的经营环境相比，感觉它们更轻松一些。 00:29:25 06 尴尬又困难的中小银行，为了生存不断“下沉” 2023年银行财报陆续发布，一些上市中小银行的不良贷款数据，有点让人惊掉下巴。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类似的情况被披露。 当前经济形势变化，使得中小银行的运营变得更加困难。传统上，大银行服务大企业和高端客户，小银行则服务小微企业和中小企业。然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经济运行方式也在改变。中小企业现在可能处于国际化的产业链中，单靠一家小银行难以满足其需求。此外，个人流动性增大，即便有互联网服务，也难以弥补小银行的不足。 我国的数字化银行应用走在全球前列，这迫使企业跟随银行进行数字化转型。大银行在这方面具备优势，而小银行则难以提供同等水平的服务。这对小银行构成了现实的挑战。尽管如此，小银行仍需承担支持当地经济发展的责任，这进一步增加了它们的负担。 去年金融工作会议提到中小银行面临三大风险之一。为了促进经济恢复增长，监管政策要求所有银行支持小微企业，设立考核指标。这使得原本不重视小微企业业务的大银行也开始涉足该领域，进一步挤压了小银行的市场空间。六大行在小微企业信贷领域的贷款占比增加，使得中小银行的市场份额受到冲击。 刘院长最近走访了一些城商行，发现他们开始向农村发展。这是因为城市中的客户基础薄弱，房地产领域风险大，转向小微企业后又面临大行竞争。城商行在城市中反而失去了优势，因此开辟新的农村市场。 未来，关于“银行”这件事，需要社会各界的准确认知： 银行是一个商业机构，而非钱袋子。保护存款者利益是第一位。不要把银行看作是大钱库，认为一旦有困难，只要银行这边“割一块肉”就可以。 现代经济的运行是建立在银行服务的基础上。所有运行都是在银行账户体系上进行，一旦银行出问题，就无法进行操作。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国家都非常重视银行的安全运营。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个问题：银行的风险涉及整个经济。 另一方面是财政问题：我们现在对财政的认知仍然非常传统，将财政理解为管理好钱包——这是财务管理的概念。在现代财政中，它不仅是国家的财务管理，还是守住钱袋子的问题，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遇到宏观问题，不是是否愿意付钱的问题，而是采取了哪些手段。如果为了守财而放弃宏观调控功能，是不合逻辑的。 00:39:38 07 “出海”是出路吗？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出海确实是个亮点，银行支持企业出海也算是支持实体经济。部分银行是否能抓住这一趋势，快速稳妥地在这场棋局中取得成功？ 企业出海与银行出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企业出海需要金融支持，银行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提供融资和支付结算等服务。对于银行而言，这是一个发展机会，但前提是银行需要具备足够的资本、业务能力和风险管控能力，还需要人才和技术储备。 银行出海并不像其他工商企业那样简单。除了产品和服务，银行还需要赢得当地居民的信任，这比单纯卖产品要复杂得多。国际性银行在其他国家开展本地业务，通常面临严格的监管和信任问题。 我们在中国有150多家外资银行，但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它们，也不信任它们，所以它们的规模很小。银行出海并不容易，只有少数银行能做到。即便如此，这些银行在海外的业务比重也不会太高，对其整体盈利影响有限。 银行出海是一项复杂且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如果是中小银行，需要对自己的定位、未来形势的判断以及如何度过当前困难进行深思熟虑之后，才考虑是否出海。“出海”这件事，无论是银行还是企业，都需要三思而后行。 · 延伸阅读 ·《哈佛商业评论》：解码中国企业“新远征”：逻辑变迁+他者视角+行动建议 — End — 主播｜刘晓春 肖小跑 编辑 | 坛子 互动方式 坛友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

新浪微博、微博财经邀请《墙裂坛》做了一场直播，聊一个高大上的新概念——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这个词大家还没熟悉几天，书店里都已经有了不少《新质生产力》为题的书——可见大家是多么渴望理解新概念。可能从侧面上也反映出：大家现在关心经济支持政策的程度之高，迫切想要找到一个能够理解当下问题的答案——我们转型变革阶段到底会走向何方？什么时候进入下一个阶段？什么时候恢复，甚至再次腾飞？到底该怎么实现呢？金融该怎么使劲儿？ 讨论内容： 1、新质生产力是什么？如果有“新质”那“旧质”是什么？“新”在何处？ 马克思的生产力公式： · 生产力 = 劳动者+生产资料+劳动对象 · 旧质生产力 = 便宜的体力劳动者+土豪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劳动对象 · 新质生产力 = 高水平高技术的产业工人+科学技术和数据+人工智能新能源元宇宙 新质生产力公式研制人王羽老师的公式： · 生产力1.0 = 劳动力 + 劳动工具 + 劳动对象 · 生产力2.0 = 科学技术 x (劳动力 + 劳动工具 + 劳动对象 + 生产管理) · 生产力3.0 = (科学技术革命性突破 +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 x (劳动力+劳动工具+劳动对象) 2. 为什么旧质生产力不work了？或者换个问法：为什么“好日子”不能一直好下去？为什么经济不能无限膨胀下去？为什么市场、经济、社会资源、生产力一定会进入“存量博弈”阶段？ · 似乎一切都是大自然设计好的。我们对大自然发展方向的解释是有矛盾的，别忘了“进化论”（演化论）；还有 “退化论”——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走向热寂。 · 其实有个挺简单的类比：为什么我们长到一定高度就不长了？为什么人类不能一直生长成大象的尺寸？为什么我们还会衰老和死亡呢？ · 杰弗里·韦斯特（Geoffrey West）在《规模：复杂世界的简单法则》（Scale）:人类和机器一样：都是从外界获取能量，转化为身体内部机能所需，然后身体内部器官一起运转，最后让我们长大。而且这个长大的过程，并不是线性的。如果身体长大将近一倍，比如从一米长成二米，体内的细胞数量会增加一倍；或者体重增加一倍：但是我们需要吃两倍的饭和能量，才能保证身体机能的运转？并不用。只需要大概七成的能量增量，剩下的三成是“节省”下来的。这就是“克莱伯定律”（Kleiber's law）：规模的经济性。 · 但人体是个封闭体，容量有限，所以规模效应一旦触达能量消耗的极点，我们就必然会进入“边际效益递减”的过程。熵就是“磨损”，对身体的磨损，要修复磨损，恢复秩序，我们就要投入更多的能量，如果能量投入跟不上“磨损”的速度，我们就停止了生长，进入了纯损耗的“衰老”过程。 · 经济学中的“边际收益递减”：企业、经济体：发展—成熟—衰退：和人一样也有新陈代谢。“初创公司”和“发展中经济体”可以爆发式增长，而变成了“集团”和“发达经济体”之后的增长，只会越来越慢，开始内耗，并大概率走向减速。 · 但是经济是一个“开放系统”，理论上容量是无限的。当经济体发展“飞龙在天”，眼看着要“亢龙有悔”时，可以通过创新、颠覆式创新，再上一个台阶。几千年来，已经通过各种不可思议的创新做到了这一点：工业革命蒸汽机，电话电脑互联网，人工智能——每次技术发明，都给经济这架机器重新加了油。 · 但有个问题：创新，当然能使经济摆脱衰退的可能性，跳开马尔萨斯陷阱；但创新也会边际效用递减：如果想保持这种开放式的增长，就要不停地创新，不停地范式转移，而且速度必须越来越快。 · 创新加快经济发展，越来越快的经济发展要求更快的创新和范式转移。1000年前可以用100年酝酿的“大创新”；而现在必须10、20年甚至几年。于是我们就在一个不断加速的跑步机上，上气不接下气。 · 怎么办？我们也许需要一个新的游戏规则，新的叙事。 3. 新质生产力应该怎么发展？ · 《被追赶的经济体》：“企业在经济下行时，通常会倾向于最小化其债务，增加自己活下去的概率。但是投资机会不足也是一个原因。但投资机会为什么不足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缺乏技术创新和科学突破，导致具备可行性的投资项目变得难找。这也能解释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前长达几个世纪的经济停滞。第二个原因是海外资本回报率更高，促使企业选择赴海外而非在本国开展投资。 · “新质生产力”有那么容易发生吗？还更多是历史的特殊、巧合？ · 需要动荡来为外向型思想家打开新领域：日本企业难挑战年长工程师的权威，资历僵化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日本的创新。 · 如果国内环境不能产生足够多的创新者，政府可能就要考虑从国外引进创造性的思想家和创新者。例如美国。 · 如果税收和监管激励措施不够：政府便是最后的创新者。 · 《技术与文明：我们的时代和未来》中的一个案例：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的 “人口—国家安全理论”：利用农业技术消除南美洲政治威胁——单纯的技术传播并不能解决社会问题，需要配合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改革才能实现真正的发展。 4. 我们也许需要一个新的游戏规则，新的叙事： degrowth · 罗伯特·肯尼迪在1968年的一次著名演讲： “这是我们作为公民领导者的伟大任务之。即使采取行动消除了物质贫困，还有另一项更大的任务——那就是面对所有人的满足贫困后的目的和尊严。 在太长的时间里，我们似乎已经放弃了个人优点和社区价值观，仅关心物质积累。我们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超过8000亿美元，但是GNP——里面包含空气污染、香烟广告；包含清理高速公路上交通事故的救护车、大门上的锁、以及关押撬锁人的监狱；包含红杉的破坏和自然奇观的消失；包含汽油弹、核弹头、装甲车、在城市里打击暴乱的警察；包含惠特曼步枪和斯佩克刀、以及那些为向孩子们兜售玩具而美化暴力的电视节目。 然而，GNP里却不包括孩子们的健康、教育的质量、和他们玩耍的乐趣；不包括诗歌的美丽、婚姻的力量、公共辩论的智慧、和公职人员的正直；它既不衡量我们的智慧，也不衡量我们的勇气；既不衡量我们的智慧，也不衡量我们的学识；既不衡量我们的同情心，也不衡量我们对祖国的奉献；它可以告诉我们关于国家的一切——除了为什么为自己是这个国家的公民而感到骄傲。” · 只要我们衡量一切的指标和范式还是“回报率”和“增长”，就药不能停：回报率、更高的回报率、和更更高的回报率。如果我们愿意改变对整件事情的想法，不再以GDP、生产率、回报率和赚钱作为衡量标准。最后真正能救我们于水火的范式转移和创新突破，也许不是技术，不是黑科技，也许应该是一种思想和文化的范式转移，改变我们对“成长”这件事本身的看法——比如开心、快乐、幸福和生活质量。 · 如果有一个愿意把增长扭转向“非量化”指标，比如说“幸福增长率”的人，再搭配颠覆式治理方法，也许真的会实现这个突破呢？ 4、技术有多重要？是最重要的么？社会制度管理等等软件都需要同时提升？ 5. 肯定得用钱：金融业该如何介入？新质生产力崛起了，传统金融还hold的住吗？新的金融业态是什么样的？ — End — 主播｜刘晓春 肖小跑 编辑 | 坛子 互动方式 坛友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

文章首发在公众号“方出旭旭”： 电视剧《繁花》海报“繁花”两个字的设计灵感来自鲁迅设计的《萌芽月刊》封面，是向鲁迅致敬。是该向鲁迅致敬！看着这两个在二维平面上静态的字，我总错觉它们是动的，一会儿是“繁花”，一会儿是“繁忧”，忘了“繁”和“烦”的区别。鲁迅一生烦忧，为中国、为中国人。我想，这样的设计是设计者或金宇澄、王家卫的隐喻吧？勿晓得。 《繁花》，就我所知有三种表现形态，小说，话剧，电视剧。三者在社会上的反响度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小说是原著，并且得奖，出版时和得奖时在文学界与沪语读者群有非常好的反响。话剧恐怕只在上海话剧爱好者中有反响。电视剧则不同，可以说是引起了全社会的反响，凡是能与《繁花》搭上边的，都来凑热闹。这与三者不同的商业模式和营销方式有关。 小说作为一种艺术样式，自从各种现代流派产生，话语体系和评价体系已经完全改变，再也不是面向大众的艺术品类，再加上现代互联网、自写作、电视电影小视频等娱乐样式多元化，不同的小说品类其受众相对来说有很大的收缩。金宇澄虽然在文字上照顾了非沪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但无奈他想叙述的内容不是当下大多数人感兴趣的。话剧更是早就成了象牙塔中的艺术，更何况内容上力图在舞台上再现原著的韵味，包括故事情节、不同人物的不同方言，虽然演员阵容不俗，表演也非常精彩，无奈没有什么社会关注度。电视剧则不同，相对而言更能为现代大众所普遍接受，同时，王家卫和金宇澄没有受原著束缚，叙述了一个为当代老老少少都关注的主题。这不是说，三种艺术样式有什么高下之分，就如同商品，市场大小与商品本身的质量、品味无关，而与商业模式有关。不同商业模式决定了不同的目标受众，决定了市场。 营销方式上，小说和话剧完全是传统套路，也没什么声势，可以说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营销策划。电视剧几乎运用了当下能有的所有手段，精心策划，尚未演播已经把市场炒起来了。考虑到小说是沪语写作，电视剧搞了普通话版和上海话版，吊足了两类受众的胃口。加上各种广告的插入，更是赚的盆满钵满。电视剧《繁花》带旺了黄河路，带旺了排骨年糕，带旺了和平饭店和宝总泡饭，反过来黄河路们也烘托了电视剧《繁花》的氛围，并导致小说《繁花》的脱销。黄河路是大家赚钱的地方，不应该把别人赚钱的路堵死了，强总、李李、卢美林犯了忌。电视剧《繁花》拍摄、营销策划、演播的过程像煞一条黄河路，可以说，《繁花》故事之外的营销，就是一场商战大戏。 小说与电视剧很大的不同是，小说虽然是文字的，但却像是那个时代的风俗画，展现人物在特殊历史时代的日常，有些很平常，有些很奇特，也有小说该有的巧合情节。电视剧则浓缩了故事线索，就如同镜头中的服饰、布景，在在都是精心、刻意的安排。在电视剧中，玲子、汪小姐、李李都达至了她们商业的成功。范总、魏总，也取得了他们的成功。阿宝与爷叔的组合，更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逢凶化吉、无往不胜。剧中的人物几乎人人都是聪明过人、努力过人，但观众似乎更关注这些成功的人，而没有太注意那几个同样聪明而努力的失败者、失意者，比如强总、小江西。片尾，阿宝的旁白赞美了那个热血沸腾的时代，完全正确。不是那个时代，不会有这样的精彩，爷叔一辈子集聚的一身能量只是到这个时代才爆发出来。但即使以爷叔的能量，最后也还是黯然离开阿宝。于是，有了一个老话题，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失意者固然烦忧，成功者又何尝不是烦忧相伴呢？ 阿宝是从做外贸和股票起家的，毫无疑问是与时代有关。只有在那个年代，才会有那样的外贸模式和那样的炒股方式。算起来，阿宝应该是改革开放后第二波企业家。第一波是摆地摊、搞长途贩运的，还有是搞生产的。当时最著名的是海盐的步鑫生，时代潮起时的弄潮儿，但很快就被时代大潮所淹没。他脑子灵活，有胆量，借鉴港台服装潮流，生产最新样式的衬衫，把个暮气沉沉的校办工厂搞得风生水起。但他只是一个裁缝，有胆量冲破蓝、灰、白色的束缚，却并没有进一步的创新能力和经营能力，很快被后起的范总们超越了。不是他不努力，不拼搏，只是他的努力与拼搏跟不上时代了。 回看这四十多年企业家的沉沉浮浮，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第一桶金往往是偶然，有时甚至是瞎猫碰到死老鼠。现在光彩夺目的企业和企业家可以说都是这样开始他们的故事的。剧中汪小姐最后深圳的一搏，是成功了。她的这一成功，对她人生来说是决定性的，不仅如剧中她成了自己的码头，更重要的是，随着外贸经营权的放开，外滩27号的垄断优势很快就没有了，她即使还在27号，汪小姐也不再是“汪小姐”。当年的许多专业外贸公司，很快都转型做其他业务，即使有外贸业务，体量上可以忽略不计。外贸公司第一个上市的浙江服装进出口公司——中大集团，现在早已是中大物产集团，不再是外贸公司。当年外贸公司的汪小姐、梅萍们要么转型，要么到企业做外贸，还有少数利用原有资源自开公司做外贸，但当年风光已不再。不过，汪小姐这一次的成功，不能不说是偶然的，恰恰遇到了中国历史性的汇率体制改革。十年后的2005年7月21日，我国汇率体制再次迎来重大改革，这次是反过来，人民币汇率上升，当年和以后几年，许多出口企业一下子陷入了困境。对于这些企业家来说，自己没出什么错，企业就突然倒闭了，真所谓时也，势也，运也！许多企业家之所以没能坚持下来，往往就是把偶然、把时代机遇、把单位背 景当作了自己的能力，以为可以一直那样做下去，时代转变时没有能力迅速转型。 商战的背后是历史，只有具体历史中的商战。小说《繁花》描写的是那段历史画面，电视剧《繁花》讲述那历史中的商战。 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不是一个文件就岁月静好，繁花似锦。我们说那个时代波澜壮阔，正是因为那一代人付出了代价，过程中有许多坎坷，有许多烦忧。转型中的各种摩擦往往带来各种波折与动荡。比如过渡期的价格双轨制，既带来市场活力，也带来市场混乱和通货膨胀。有了混乱，就需要治理，治理则必然给一些企业和个人带来巨大损失。1992年，浙江民营企业家陈金义因拍得上海黄浦区6家国有和集体商店轰动一时，国有企业开始了实质性的改革，背后是大量国企工人下岗。于是中文多了一个“下岗工人”的名词。阿宝为服装公司赢得上市名额的重要理由就是为下岗的纺织女工创造就业岗位。下岗工人中很大一部分是当年的下乡知青，他们下乡十年，好不容易回城当上工人，才刚刚幸福地工作了十年，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便由“下乡知青”变成了“下岗工人”。《繁花》中的阿宝、和生、小毛正是这一代人。 也是在这一段时期，发生苏东剧变，西方对我国实施制裁，国内也有部分人对改革开放方向产生怀疑，整个经济处于低迷期。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人民群众中积蓄的改革开放能量一下子喷薄而出，真可说到处是机会，遍地是黄金，中国人的收入开始进入高速增长的通道。这就是黄河路的时代背景。这时，西方感受到了制裁中国对它们自身的损害，再看到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制裁在无形中消失了。但，改革和经济的发展，依然还是一波三折。1993年很快就出现经济过热，需要治理整顿。好在整顿后是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直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开放一路走来，繁花似锦，惊涛骇浪，总有烦忧相伴随，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 爷叔“三只皮夹子”理论现在已广为传播。这实在是最基本的商业伦理，并不新鲜，只是爷叔用形象的方式表述了。“第一只皮夹子”是自己有多少钱，做生意必须有一定的本钱。“第二只皮夹子”是别人觉得你有多少钱，做生意需要一定的声势，让对手愿意与你做生意。“第三只皮夹子”是你能调动的资源或别人的钱，就是加杠杆，这取决于别人对你信誉和能力的信任。具备前两条的，是传统商业模式，简单扩大再生产；三条都具备，是现代商业模式。一般都认为，现代经济是在现代技术发展基础上工业化带动的，实际上没有现代金融业的创新发展，只有技术的发展，现代经济是不可能以如此快的速度发展的。正是现代金融创新发展，加快了资本的积累和资源的集中，提高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才带来规模化经营和产业链整合。股权融资，学术上不把它归类为债务，但对于投资人而言，他投资的目的就是要在收回本金的基础上有更好的收益，对于融资人来说，本质上还是债，都是超出“第一只皮夹子”的杠杆部分。纵观当今成功的企业和企业家，无一不是与有效运用杠杆有关。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惨烈失败的企业和企业家也往往与过度杠杆有关。 电视剧中，爷叔教宝总起家就是借钱。阿宝没有杠杆，就不可能有他在黄河路的故事。进贤路上玲子和菱红靠自我积累，只能小打小闹勉力维持。金老板不借债让小江西炒股票，金美林不至于倒闭。宝总和强总的对决，是股票炒作策略的对决，背后支撑的是杠杆规模和运用杠杆技巧和能力的对决。 改革开放初期，范总们只是为了临时周转而借款，以后为扩大生产，投资设备而借款。由短缺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可以说生产什么都能卖出去；而国际上，因为产业转移，需求旺盛，只要产品品质过得去，也能出口，所以范总们很快发现，能借到钱就能发财。也因此，那时银行信贷人员在社会上非常吃香。银行的信贷指标，比外滩27号的出口指标更紧俏。范总们对财务部门的要求就是，给我搞钱，只要是钱，不管什么来路都可以，于是杠杆越来越大。 这些年，我们看到许多企业发行的金融产品爆雷。硏究这些企业的发展，都会发现，它们曾经因为高杠杆而造就的成功，最后因高杠杆而崩盘。 观察香港企业，历史上因为杠杆过高而崩盘的也很多，现在存活的这些著名大财团，历史上也曾经因为资金链断裂而差点崩盘。像宝总一样，在关键节点上得到支持，它们得以存活下来。不过，自此以后，它们都把这差点崩盘的一刻当作血的教训。不是说它们不再寻求杠杆，而是把控好杠杆的度，同时利用各种金融工具为杠杆设置安全垫。 反观内地这些崩盘的企业，你会惊奇的发现，它们历史上不止一次陷入即将爆雷的境地，因为得到地方政府的救济，不仅度过难关，由于地方政府救济的特殊方式，比如土地性质转变等，企业在规模上反而上了一个台阶。于是这些企业家把这种度过难关的方式当作企业成功的经验而不是教训，在以后的发展中肆无忌惮地加杠杆，造成一种怪现象，企业成功，利益是企业家自己的，而失败造成的问题则由社会和政府承担。 这些企业家都非常精明，非常努力，深知“三只皮夹子”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但却没有领悟“三只皮夹子”的真谛。他们看到第三只皮夹子在规模扩张中的作用，却不明白第三只皮夹子的规模是别人对你信誉和能力的信任，反而产生第三只皮夹子里的钱就是自己钱的幻觉，将第三只皮夹子混同于第一只皮夹子，偏离了基本的商业伦理。 爷叔说“我在做黄浦江的事，你却在搞苏州河的勾当”，悲壮地离开了和平饭店。爷叔称玲子为“讨债鬼”，他一直告诫阿宝不要把感情参和到生意中。同样，强总也警告李李不要因为感情坏了生意规矩。人们常说“市场是无情的”，所以要理性，不能冲动，不要被贪婪所吞噬。然而，人们不是因为贪婪，进市场干嘛？人性、人情与理性，真的能分开吗？ 爷叔给人的感觉，始终是理性、冷静的，但爷叔在剧中最后的镜头，留下的是绵长的温情，令同样冷静的金科长心潮起伏。 强总是冷酷的，甚至于是冷血的，但他这无情却饱含着深深的温情，为了多年前股市失败复仇，为了被夺去恋人复仇。他的无情是因为有情。 同样，阿宝所有的理性安排、神机妙算，内心都是赚钱的渴望、情义的牵挂、战胜对手的渴望。 玲子、菱红、葛老师们，相互之间打着小算盘、贪着小便宜，却又能肝胆相照。 小说中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电视剧中渺无踪迹，一个是干部子弟沪生，一个是工人子弟小毛。小说《繁花》就是围绕阿宝、沪生和小毛三兄弟展开的。他们三人出生不同、素养不同、性格不同，但友情深厚。文革来临，冒着风险，互帮互衬，毫无隔阂。改革开放后，走上了各自的人生路，阿宝做生意，沪生做律师，小毛是工人。阿宝和沪生在黄河路时代还有交集，相互帮忙，小毛则消失了。小说中，隐隐的透出，小毛好像下岗了，甚至沦落到与打算生儿子的女人假结婚换钱的境地。阿宝和沪生一直在打探小毛的情况，始终没有找到他。小毛好像一直刻意躲避着阿宝和沪生。命运弄人，三个人重复了父辈的阶层轨迹，那个繁花似锦的时代也没能打通他们的阶层藩篱，反而加高了他们之间的阶层藩篱。小毛这样的处理，是处于他的理性抉择还是感情冲动？好像不好分别，做出这样的抉择肯定是痛苦的，既是理性的也是感性的。小毛缺乏强总、李李、小江西那种改变自己命运的倔强，他内心的痛苦，想想都让人心里振颤。 电视剧中，阿宝、爷叔、李李、强总、汪小姐、魏总等可以算一个层级，玲子、菱红、葛老师、陶陶等是又一个层级，小江西等是另一个层级。表面看，他们处于经济社会中的不同层级，眼界、格局大不相同，但深入分析，他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几乎是一样的，都渴望着人生的成功，都站在自己的角度看待成功以及如何达至成功，并采取行动。欲望中，有着相互的欣赏、关爱、嫉妒与憎恶。每一个繁花似锦的背后，都有着忽隐忽现的烦忧。 一部《繁花》，让我们看到，任何理性行为的背后，都是人性，理性无法与人性须臾分离。市场是无情的，市场是残酷的，阿宝说“市场不会错”，但这残酷的市场是人性造成的。面对这人性造成的残酷市场，人们总希望排除情绪以理性对待，却并不成功。现在，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了希望，这个世界将会出现没有贪婪、没有冲动的理性市场。那，这样的理性市场还是市场吗？那会有繁花吗？不过，人总是怀着烦忧期盼繁花，去创造繁花。 — End — 作者｜刘晓春 编辑｜坛子 互动方式 坛友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

终于把联储终于把鲍威尔“踢出群”了，毕竟对于他现在到底降不降息这件事，关心的人越来越少了。今天换个角度，聊聊其他同样值得注意的“叙事”：人口、日本、YCC、和企业的命运。 ·时间戳· 04:50 人口增长反转三个案例： 1.日本“奇迹小镇”—— 奈义町。只有5000多人，但却因其出人意料的高生育率而在日本乃至全球闻名。奈义町的总和生育率高达2.95，大多数发达国家生育率远远无法企及。这里发生了什么？ 2.以色列：生育率是2.98，远远高于更替水平，正统教派是6，即使是世俗犹太人的生育率也有2.3。为什么以色列可以做到？ 3.台湾的一项研究：通过分析中大奖者的生育率变化，试图回答补贴对生育的影响。研究发现，补贴对生育率确实有影响，但关键在金额——如果补贴能够覆盖到养一个孩子到18岁的全部成本，才有用。 23:44 但以上案例能否被复制？ ·不如看看东南亚：人口结构非常自然且稳定。东南亚国家除了传统华人，并没有根深蒂固的“传宗接代”观念，大家自然、发自内心的生孩子，养孩子。加上主要国家社会体系和自然禀赋几乎让人不太愁吃穿。所以穷人也爱生孩子，富人也爱生孩子。 ·为什么以色列可以做到？以色列犹太人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全社会对提升生育率有巨大的共识——生孩子义不容辞。但以色列的女性究竟是人，还是工具？ ·叙事的力量：这些年有太多媒体和叙事，不停强调“养不起”。此叙事一旦蔓延，让人更加不想尝试。但叙事会变：美国Tiktok上开始流行“Stay-At-Home Girlfriend”——“贤妻良母白女朋友”、“等待将来生孩子组建家庭”又变成一类流行叙事。 ·生育不仅仅是经济或社会压力的问题，更多的是出于对生命的爱与敬畏。 49:24 日本的投资逻辑： ·中日投资的反向逻辑： “跷跷板”——已经反映到了资本市场的投资和定价中。 ·“中国是价值陷阱，日本是增长游戏”。一个是value trap，一个是growth game，读起来朗朗上口，忘不掉了。 ·“日经指数文艺复兴”：日本股市近40%到50%的投资者都是海外资本。 ·尽管日本结束了负利率政策，但市场对其货币政策的预期依然偏软。即使有短期的涨幅，但从长远来看，日本的基本面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即使春季工资谈判中出现了5%的涨幅，也只是弥补了过去二、三十年工资不涨的缺口。日本经济的真正复苏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 01:03:57 关于土地和房地产：身边的故事： ·一家曾在广东强二线城市的服装制造企业，曾经风光无限，但由于疫情和多元化经营的失败，最终走向了破产。企业的快速衰败和庞大的空置资产让人唏嘘。 ·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复杂关系：很多时候企业的决策并非完全出于自身的愿望，而是在各种外部压力下做出的选择。 · 人生命运的“上限”与“下限” — End — 专栏主播｜郑朗 大卫 小跑 编辑｜坛子 互动方式 坛友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

机会喷薄而出、一拥而上的荣景中，怎么少的了各种乱象和骗局？ ·本期精彩时刻· 03:20 蝴蝶的翅膀：汇率改革、分税制、国企改革、乡镇企业私有化—— 那些影响至今的改革。 07:48市场中各种坑蒙拐骗：民国时期的存单、保险库黄金与珠宝、外国银行的大额存单、国外亲戚的遗产、虚假进口开证——只有你想不到。 11:151993年震惊中外的“衡水农行百亿美元大案”，农行人的痛：本是一件很容易“对付”的事情，结果变成全球银行业知名大案。领导人大怒：“半壁江山没了！”。 18:051993年中国外汇储备200多亿美元，衡水一案金额就达到100亿。十年后的2003年，外储达4000多亿美元，2014年6月1日达到历史最高39900多亿美元。 ·延伸阅读· 美籍华人梅直方、李卓明骗取衡水农行一百亿美元备用信用证案（案情） 1993年3月底，经人介绍来到河北省衡水市，以“引资”为名，向中国农业银行衡水中心支行提交了虚假的“引资”承诺书，以及编造的美国亚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联）的简介等材料。 谎称亚联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许多合作伙伴，以亚联财团的金票作抵押，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为衡水农行引入巨额资金；衡水农行只须开具备用信用证作为引资的必要手续，不承担任何经济及法律责任，引入的资金不还本、不付息。 此后，农行于同年4月1日和2日代表衡水农行工会下属的恒融实业公司与梅、李签订了三份数额分别为50亿、16亿、34亿美元的《合作引进外资投资开发协议书》。尔后，梅直方、李卓明向衡水农行出具了《开证委托书》。 为了掩盖其诈骗真象，故意把英文本中“证明开具的汇票金额代表与给予亚联（集团）公司贷款融资相关的债务”一段内容不译。梅直方、李卓明在没有向衡水农行提供任何担保和抵押的情况下，骗使赵金荣、徐志国于4月5日开出了以亚联为申请人，衡水农行为开证行，莎物得投资（巴哈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莎物得）为受益人，一年期不可撤销可转让的200份总金额为100亿美元的备用信用证。4月6日，李卓明按梅直方提供的地点，将上述备用信用证寄给莎物得财务主管麦西华（加拿大人）。 案发后，我国司法机关和有关部门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并在有关国家警方和金融机构的配合下，使衡水农行开出的200份总金额100亿美元的备用信用证在信用证注明的有效期间内没有出现资金支付情况。 资料来源： http://gongbao.court.gov.cn/Details/378b90a37dba0caecf4f4c7d5e71fd.html — End — 主播｜刘晓春 肖小跑 编辑 | 坛子 互动方式 坛友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

说话间已经来到了90年代初——我们的金融行业开始和世界有牵连，及后面恩恩怨怨，错综复杂缘分的开始。 那时的中国市场是一个跃跃欲试、需求喷薄欲出、遍地是机会的市场，“蓝海”可能都不足够描述，简直就像孙悟空可以满地打滚随便吃桃的花果山。外国人和港澳台同胞，到封闭了这么久、刚刚开放的花果山里找果子吃，应该也有很多不适应吧？ 小平同志的南方讲话，威慑力究竟有多大？所谓“巨变”，真的是一夜之间说来就来的吗？ ·本期精彩时刻· 02:23 外商的尴尬时刻：在贵宾室里挨冻、不敢进招待所、在首都跑步先“请示” 11:21严谨的日本罐头厂给银行出的难题 15:40在犹疑中开放：讲话打开最后闸门，经济活力如大潮般喷薄而出 20:36经济很快就过热，进入了又一波“收”的循环，也为改革打下基础 21:22邓小平南巡的背景：国际压力 — End — 主播｜刘晓春 肖小跑 编辑 | 坛子 互动方式 坛友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

本期炒个冷饭。聊一聊已经从大热转为温热、到现在已经很少再被提起的《繁花》。刘院长和小跑刚刚给《哈佛商业评论》合写了一篇关于《繁花》的专栏文章，意犹未尽，由于篇幅限制，一些故事没写进去。于是灵机一动，决定录一期播客，把我们读原著、追剧、以及专栏中的一些灵感，用播客补足。 从读书，到追剧，再到写关于它的故事——整个过程非常奇妙，最后竟落脚到一个我们所有人想了好几年的问题上：中国经济的希望和未来到底在哪里？ 没想到答案被《繁花》解了出来。 本期我们聊了： ·此繁花和彼繁花：“支离破碎”和“阿宝泡饭”；“繁花散尽”和“冬去春来” ·繁花中的“门缝精神”：中国人民的超能力——强大的找“缝隙”能力，岩浆般的渴望永不止息，总在寻找释放的机会。原著和剧集版《繁花》中的人物：绍兴阿婆、玲子、汪小姐、小毛、李李和陶陶等，虽然各自承载不同的命运与故事，但有个共同点：都在不断地探寻生活的缝隙，寻找光亮。 ·绍兴阿婆：底层的隐忍与契约精神。绍兴阿婆身上和生存同等重要的“契约精神”——与社会地位无关，不需要白纸黑字。一个社会，大多数人有这样的分寸和边界，才会有真正的契约精神，才会平稳有序。 ·夜东京四人组：市民的奋斗。中国小市民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完整体现在了“夜东京四人组”中。玲子私营小饭馆，凌红倒卖首饰，葛老师收租，而陶陶则是弄堂中的油滑商人、不断变换跑道的小生意人。且看中国人如何一刻不停地奋力“折腾”。 ·27号和汪小姐：体制内外寻码头。为什么汪小姐的成功是偶然的？时也，势也，运也！中国人在时代大潮中，也许只是命运码头上的一根薯条。 ·从范总到强总：从企业家到金融资本游戏。谁在做“黄浦江的事”，谁又在搞“苏州河的勾当”？ ·一部《繁花》，让我们看到中国经济一路摸爬滚打的脚印，也隐约望见了前方的光亮。没有贪婪、没有冲动，没有得意与失意，还会有繁花吗？ — End — 主播｜刘晓春 肖小跑 #活动预告：杭州/上海2024.3.30-31线下听友会 《墙裂坛》《起朱楼宴宾客》《文理两开花》三档播客，将于2024年3月30-31日，在杭州、上海举办两场活动主题为在信息茧房中“对齐颗粒度”的线下听友见面会。 三位主播肖小跑、大卫翁、Will，和此次活动邀请到两位神秘嘉宾，一起讨论在这个充满碎片化信息茧房的世界中，如何对齐颗粒度？如何理解靠谱的叙事？主播们还准备了有趣的话题，包括：谈谈对经济、金融市场、宏观、叙事，以及飞速发展的技术和AI的感悟等等…… 经主播们决定，墙裂坛提前10小时放出活动报名链接！ 杭州场 · 报名通道： 主播：大卫翁、肖小跑、Will 时间：2024-03-30 14:00 地点：浙江杭州拱墅区浙江文化大厦 上海场 · 报名通道： 主播：大卫翁、肖小跑、Will 时间：2024-03-31 14:00 地点：上海徐家汇GROW瑞贝庭公寓酒店 期待线下见～ 编辑 | 坛子 互动方式 坛友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

大卫：大家好，我是《起朱楼宴宾客》的主播大卫翁。 小跑：大家好，我是小跑，《墙裂坛》和《文理两开花》的主播。 Will：大家好，我是WILL，《文理两开花》的主播。 大卫：我们有一个好消息要向大家宣布，3月31号和30号我们三档播客将手拉手，在杭州和上海一起举办两场线下听友见面会。 小跑：我们将和大家一起讨论在这个碎片化充满信息茧房的世界中，如何对其颗粒度，理解靠谱的叙事。还会邀请两位神秘嘉宾哦。 Will：我们准备的有趣话题包括：对经济、金融市场、宏观、叙事，以及飞速发展的技术和AI的感悟，当然还有和大家面对面的吐槽局。 大卫：请大家到三档博客最新一期的shownotes中寻找报名方式，也可以在三档播客的公众号最新推文中寻找报名方式~ 期待在线下见到大家！ 小跑：30号和31号，杭州和上海 Will：我们不见不散！ —end— 编辑 | 坛子 互动方式 坛友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

《摸爬滚打》迎来了第十集——在银行的江湖里，我们已经走过了九个回合，畅聊过无数的旧日趣事。 银行们像刚学会走路的孩子，摇摇晃晃地迈入了国际业务的大门。但要深入进入到中国的进出口业务，必须走到外贸前线，与乡镇企业家们打成一片，帮助他们与外商周旋，搞定那些棘手的谈判，直到合约成功签订。 这其中有多少有趣的故事呢？ ·时间戳· 00:01:04 当年的“27号”里也有银行人的身影——和外贸领导“勾兑”、找客户。 · 发现哪家企业正在申请外贸进出口权，马上抢来做客户。 · 乡镇企业虽生产出口产品，却没有出口业务权。银行鼓励企业做外贸。 · 外资银行只知道中国有“中国银行”。 00:06:30 · 参与乡镇企业进口设备谈判：那时乡镇企业家对业务、产品、技术、市场都事必躬亲。 · 与日本人熬夜议价，争夺一台纺织机。 · 一家“中日合资企业”的风格：日本人有多严禁？ · 绍兴上虞老板在日本要酱油的故事 · 用中文和德国人谈判 00:19:01 · 当时的“三资企业”，有些是真外资，也有假洋鬼子。 · 《繁花》第27集，小汪到了蛇口，“敢为天下先”的故事开始了。刘行长初到深圳，看到了“大哥大”到底有多大？ · 珠海为什么没有成为“深圳第二”？香港与澳门的差异：澳门为什么未能承接全球化过程中的产业转移？ — End — 主播｜刘晓春 肖小跑 编辑 | 坛子 互动方式 坛友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

本期让我们穿越回繁花似锦的80至90年代。那时上海的天空还未被摩天大楼划破，外贸公司、小券商和小私企们挤在宾馆房间里，策划各自的贸易和金融大计。在和平饭店的套房里，爷叔运筹帷幄；在外滩27号，汪小姐背靠外贸五朵金花，和阿宝相互扶持，共同创造了自己的舞台。外贸形势一片大好，外商们排队等待从中国带走焦炭、矿石、南翔小笼，还有海鸥牌的酱油。外贸人才是是那个时代的潮流先锋。时光荏苒，到了1999年，国有外贸公司们失去了昔日神力，市场竞争愈发激烈；中国加入WTO之后，外贸行业开始在新的开放阶段艰难求存。在这一切变化的交汇点上，刘行长正站在自己职业生涯的关键时刻，开始迈出银行家生涯的真正第一步。刘行长的选择是什么？九十年代初的真实外贸图景，和《繁花》剧情有多相似？ ·时间戳· 00:01:37 繁花剧情与当年真实外贸行业图景： · 谁才有资格从事外贸业务？ · 外贸公司（“27号”）和个体户（阿宝）是如何相互依赖的？ 00:13:29 开始正式登台表演：筹备省分行国际业务部： · 在银行这个大舞台上，不想永远被贴上“文字工作者”的标签。 · 88年的国际业务是一片蓝海，到了93年，那些外贸故事已经成了火热传奇。 00:16:14 鼓动乡镇企业做自营外贸： · 和“宝总”交集的一群浙江各地市的小老板们——宁波老法师、杭州针织范总、海宁皮草魏总、小宁波、诸暨麻老板：都是真实存在的吗？ · 当时领导考察地方，最常问的问题是：出口创汇多少？引进外资多少？有多少“三资企业”？ · 在阿宝拿到第一张外贸单后，前往27号外贸大楼，在被告知工厂没空，要半年后再来时，他想到一个办法，就是利用“三来一补”从日本进口设备，并现场拉到了宁波针织工厂，成功拿下订单。什么是三来一补？ 00:23:48 考察上海、江苏、福建、厦门分行： · 所谓的“国际业务”起步都是代理世界银行贷款和亚州开发银行贷款？ · 筹备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事无巨细都得亲历亲为，是成长的难得机会（花絮） 00:30:32 摸爬滚打是最快速的学习方法： · 1988年5月《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旧文章：中行的战斗檄文 · 那个年代：手忙脚乱，但是欣欣向荣。 · 20多年里，中国银行业仍是“现学现做”的状态。直到最近。 — End — 主播｜刘晓春 肖小跑 编辑 | 坛子 互动方式 坛友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