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院长三十年前一篇“十万加”引起的争论。 ·时间戳· 00:01:33 创业神剧《温州一家人》，一部最能够代表温州民营经济发展脉络的神剧。 “挂羊头卖狗肉式”创业：父亲周万顺在温州经营鞋厂，鞋厂开始盈利，年终几个股东高高兴兴将赚的钱分了，没想到周万顺马上因“贪污国家公款”罪被抓——原因是鞋厂营业证上注册的是集体企业，集体企业的钱就是国家的，分钱就是贪污。判刑一年后， 1988年，宪法修正案允许承认私营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国务院颁发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周万顺被放了出来。 00:05:54 刘行长当年的一篇文章《温州的今天不是明天的样板》引起“温州模式争论”。文章成了当年的“十万加”，但也招来大批“黑粉”，甚至温州有人专门组织写文章批判。 刘行长的文章究竟讨论了什么？“温州模式”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对“模式”的用法这么慎重？ “社会主义看上海，资本主义看温州”和“小商品大市场”。 00:20:41 85年解放日报发布《关于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迅速引起关注， 60万人前往温州考察。 很快出现一些问题：例如民间借贷。舆论鼓励民间借贷发展，很快就变成全民运动，之后会成为社会问题——民间集资、非法集资大案。 00:22:48 八十年代“台会事件”一个木匠上亿元非法集资大案。 温州庞氏：“先交1万元，每个月返还9000元。你还清后每个月再交3000元，继续每月返9000元” 00:24:54 “温州是东方犹太人”：可“小商品大市场”模式能持续多久？ 前店后厂，假冒伪劣，民间借贷，交通与基础设施建设，小政府与无序孤岛——问题慢慢开始浮现。 “制度很重要，但并不能保证一劳永逸。” 00:33:38 温州一直鼓励民间借贷。但小商品市场和本地产业下滑时民间借贷出现了问题。 80年代后期，温州成为了重灾区，导致银行出现了大量不良资产。但民间借贷为何一直没有停止？ 民间借贷能否阳光化？ 温州商人为什么形不成现代的金融模式？温州人为什么喜欢抱团？ 00:38:27 “自然禀赋”和“现代化公司机制”的矛盾 研究温州模式，并尊重和承认它 — End — 主播｜刘晓春 肖小跑 编辑 | 坛子 互动方式 坛友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

银行也是一个很卷的行业。《饱食穷民》，一本老书，是日本上个世纪的知名记者斋藤茂男的社会观察作品，记录20世纪70-90年代的日本现实社会画像。 日本经济泡沫高速发展年代，整个社会卷到无以复加。书中描写：除了财务预算，所有分行行长还要制定“加班预算”——加班费的支出是行长升职的重要KPI：于是行长在加班预算之内，想方设法要求员工免费加班，无所不用其极。 七、八十年代的香港，银行分行四处可见，“香港银行多过米舖”由这时开始。1981年恒生银行开始进驻地铁站，开始“卷”向下层升斗市民。 我们的八十年代呢？四大行业这么卷吗？ 农业大国，“农”字至关重要，但农信社、农商行、农村合作银行、农行傻傻分不清？尤努斯的“格莱珉模式”为什么在中国屡战屡败？请听全网最全“农”类银行、普惠金融发展脉络梳理。 ·时间戳· 00:01:02 银行业竞争激烈，同质化竞争常见。60年代后香港银行业竞争加剧，分行遍地开花，“银行多国米铺”。80年代恒生银行甚至在地铁站设分行。80年在我们的银行有竞争观念吗？ 00:02:16 80年代，四大行“卷”在个人账户和有奖储蓄。如何用花式摇号机拉存款？ 00:15:41 《饱食穷民》：70到90年代日本基层银行有多卷？如何在“加班预算”上做文章？ 00:18:33 中国和日本银行业“卷”法有何不同？为什么农行是“世界上机构最多、员工最多的银行”？ 00:23:02 农信社、农商行、农村合作银行，和农行傻傻分不清楚？全网最全“农”类银行发展脉络梳理。 00:30:24 如果想改变农民的身份，首先要“跳出农门”。80年代如何在农村银行体系里“跳农门”？ 00:39:41 尤努斯一直心心念念想把“格莱美银行模式”推广到中国，为什么完全不成功？ 普惠理念：从孟加拉的棚户到中国农村——究竟是商业模式，哲学，还是慈善？ — End — 主播｜刘晓春 肖小跑 编辑 | 坛子 互动方式 坛友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

又到了回顾与展望的时间节点。毫无疑问，憧憬未来是主旋律。憧憬、希望、期盼、梦想。不过，哲学上来说，梦想不等同于憧憬和希望。憧憬和希望是主动的有意识行为，梦想是沉睡中的无意识或下意识行为。 所谓希望、展望、憧憬、期盼，是面向未来，是对未来的期待，当然是向前看。不过也不一定。老子、孔子对未来的期待却是向后看的，看的都是他们认为的上古时代。老子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静态世界；孔子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静态社会。两千多年过去了，他们期待的未来从来没有出现，而我们，却实实在在的是他们的未来。对，你、我，我们的世界，是过去人类的未来。 过去的人们来到现在这个世界，与我们相遇，他们会有什么反应？惊异是肯定的。然后呢？老子、孔子并不会满意吧？毕竟，现在的世界和现在的我们，并不是他们的理想。 曾几何时，人们感叹“从前的慢”，惊呼我们的灵魂追不上我们前行的肉身。今天，当大家都“卷”的时候，已经没有人再想起“灵魂”了。当偶然灵魂醒来，于是想“躺平”，躺平的前方隐隐的是那“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境界。憧憬的未来，还是在远古。 这届年轻人抱怨前几届年轻人，把什么好处都占了，以至于所有上升通道都被堵死了。人口红利、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红利、改革红利、学历红利，等等等等，所有红利都已耗尽，余下的是所谓阶层固化。这似乎是孔子应该满意的，这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社会的又一种表现形态。历代统治者崇尚儒家，并不是孔子所崇尚的具体的周朝封建制，而是孔子所抽象强调的等级分明、固化的社会伦理。可是，历史地看，固化的社会往往是最不稳定的，管理者维护固化的成本非常昂贵，最终还是会崩溃。孔子凄凄惶惶，正是那礼乐崩坏的时刻。然而，有阶层的上升，其前提是必须有底层。没有底层，哪来上升的感觉？这是一个悖论。没有阶层，就没有上升的感觉和快感，有上升，必然也会有下降。阶层变化，意味着秩序的混乱；阶层的固化，又是社会动乱之源。孔子之后的两千多年，可以说，就是这么一个循环。孔子来到今天，依然会凄凄惶惶。 未来，明天，在绝对意义上，恐怕谁都把握不住。任何时点，任何事件，对于任何人或任何族群，都可能是意外。可是，这些意外却成了人生或历史的必然。人类把自己的历史捋得好像很有脉络，但在历史事件发生的当时，许多都是非常无厘头的。某种角度看，与ChatGPT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相比，人类历史更不遑多让。比如，牛顿因为被烂苹果砸了脑袋而发现了万有引力，你绝不可能反过来推导，因为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所以他曾经被烂苹果砸了脑袋。再比如，有清一代考据学非常发达，对中国历史的梳理贡献巨大。究其原因，可以说是在文字狱下，文人只能将聪明才智用于钻故纸堆。但你不能反过来推导，考据做得好的必定是因为遇到了文字狱。不过，考据学和文字狱，都有咬文嚼字的特点。历史和人生，是一连串不曾预计的无厘头偶然事件。 经济学家总是穷尽各种数据，寻找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与规律，以期能预测今后经济的走向，找到调控经济、甚至控制经济发展的方式。然而，历史上大多数经济动荡与变化的背后，往往是非经济原因促成的，如瘟疫、自然灾害、地球及宇宙气候变化、人间突发的事故等等。 浪漫的人们也喜欢憧憬让时间倒流，这或许与对未来的憧憬一样，憧憬不是为了实现，而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有意义，更有盼头，或至少在精神上给予现实一些弥补与平衡。历史、哲学或者说思想的永恒魅力，就在于此。我们回望历史，拜读前人的著述，欣赏前人的艺术，实际上都是在憧憬未来。这时，你会发现，老子、孔子这些先哲的理想，不论他们的具体描述，他们所表达的本质，是人类永恒的理想。 这一届年轻人没必要抱怨前几代年轻人，因为前几代年轻人在年轻的时候，遭遇的是更加严峻的现实，不是动荡的就是凝固的社会。他们当初憧憬和奋斗的未来，就是你们现在遭遇的现实。想想吧，你们是先人的未来，是老子的未来，是孔子的未来，是他们不可想象的未来。而你们的未来，还有无尽的未来，这无尽的未来里，有无限的可能。无论是人类社会，还是个人人生，凡是没有发生的，都是不确定的，因而都是可能的。所需要的，依然是希望、思想、行动。 播客版有彩蛋，最后两分钟别走开～ — End — 主播｜刘晓春 编辑 | 坛子 互动方式 坛友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

这是一期圣诞特辑串台节目。我和《起朱楼宴宾客》的大卫老师从一个奇怪的角度聊了聊“宏观变化”这件事。“宏观”现在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地球人都知道了，但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待它，才不会被宏大叙事、或是耸人听闻的媒体标题，扰得胆战心惊，六神无主？除了数理模型、经济理论之外，会不会还有其他的逻辑框架和方法论吗？ 当然有，这就是我经常念叨的“叙事”。 很巧的是，我们最近都在看基辛格的回忆录。有个很强烈的感觉：所谓历史转折点是怎么来的？就是当你发现代表一个时代的，百岁高龄大神们手拉手一起走了——这一刻。比如基辛格、芒格、还有江平先生。 但从一个金融和经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他们代表的转折点，是“过去和未来到底是什么关系”？ 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过去和未来“强相关”的时代。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线性“。那是一个”线性“能发挥作用的世界，或者是人类历史最“线性丝滑”的一段时间。丝滑的让我们觉得未来一定越来越好， “长期”和“价值”一定起作用。 但他们的离去，让你意识到：”非线性“的转折点来了；未来不一定会越来越好，”线性回归出个未来“的时代也许已经过去了。所以，”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这句话还真不一定。 好了，话不多说，内容精彩，请大家 enjoy 吧。 — End — 特辑主播｜肖小跑 大卫翁 编辑｜坛子 互动方式 坛友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

上回说到1986年发生了很多有趣的小故事，浙江的一个小县城居然制造了第一辆Mini Cooper，带动了整个区域的五金产业。当时的金融人在“基层锻炼”时会遇到那些趣事？每天的工作是什么？要数钞票吗？会遇到奇怪的客户或棘手的情况吗？如何面对政策执行的扭曲？什么是“中国式管理”？以及，年轻人有机会追求理想吗？ 01:41 · 80年代的年终结算：全靠手工核对。刘行长原来是算盘能手。 · 县城分行金库守库人员监守自盗，钱被抽走或撕破。 06:22 刘行长坐柜台居然发生短款？ 08:51 书生气如何面对地方政府直接干预银行，以邻为壑？ 13:38 为什么在八、九十年代地方最大的不良资产往往出在建行？什么是“拨改贷”？ 18:40 · 企业已经开始做假账：“三张表“开始出现。 · 查帐记：骑行几十公里到乡里翻仓库。 23:20 · 火车上与台商的争论。“中国式管理”：管工作8小时，还要管24小时；不仅要管工作，还要管其老婆孩子。 · “管理”甚至包括夫妻劝架夺菜刀。 · 香港炒人时副手依然有“拿着菜刀上门”的阴影。 30:35 现在的年轻人比过去更有机会追求自己的理想吗？ 35:39 不同时代人的性格与追求：无法脱离体制和环境： 计划经济时代：理想窄道存生，没有选择。 改革开放后：体制内一眼望到头，体制外到处是机会，诱惑多多。 现在：涌回体制内，寻找“安全感” — End — 主播｜刘晓春 肖小跑 编辑 | 坛子 互动方式 坛友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

“你是马来西亚人，在印度尼西亚做生意，今天在新加坡展览，你交谈中总在说‘国内’‘国内’。这‘国内’却指的是中国。我们这两天在这里发现这个现象很普遍。为什么？” “大家习惯性都这么说。可能是因为在这里做金融科技的主要是中国来的，人是国内的，技术是国内的，商业模式是国内的，技术应用方式是国内的。大家在一起讨论交流，往往都说，国内是怎么做的，国内用什么方法。所以就习惯成自然了吧。” 这是在参加今年新加坡科技节期间朋友与一个马来西亚华裔青年的对话。 这次新加坡科技节来了一百多个国家的机构和人员，英文交流为主，各展位基本上是PPT展示，内容还是以支付结算、小额信贷为多，讨论的热点是大模型、AI和数字货币，去年大热的元宇宙、WEB3和虚拟资产则冷多了。我用普通话基本上能在各展位周旋。可以感受到，在东南亚的金融科技公司，绝大部分是中国输出的技术、模式和人才，水平处于中国前几年的档次。也因此，在这里，英语和中文是这个领域的通用语言。 全球化条件下，经济交往频繁，不仅时尚流行快，技术、产品同样流行既快且广。现在，到哪里都能品尝到全国各地的菜系，甚至全球各种风味的餐饮。偶然看到一些地方有“本帮菜”，觉得很好笑。上海开埠后，各地菜系和西餐涌入上海滩，于是把上海本地特色的菜系称作“本帮菜”，亦即本地菜系。上海菜确实有自己的特色，于是把上海人的自谓也带了出去，外地人在外地也把上海菜叫做“本帮菜”。听上去“本帮菜”似乎比“上海菜”更具地道的上海风味。大概也只有上海有这样的特权。这“本帮菜”与“国内”好有一拼。 1999年，刚到香港工作。那时，除了中环、铜锣湾部分商业区域，其他地方基本上很少有人听得懂普通话。这之前，甚至在铜锣湾的一些大商场，你说普通话都没人理你。地铁报站，有粤语，有英语。以后，慢慢的，慢慢的，地铁报站有普通话了，港岛大部分地方普通话可以通行了，九龙用普通话问路对方能听懂了。现在，新界大多数地方也能听懂普通话。 改革开放初期，粤语、港式普通话、台式普通话忽然风靡全国，持续了非常长的时间。现在，这些语言，只是汉语言中的一个普通类别。即使在演艺界，大概与东北话、四川话一样。原因是，那时港台无论是经济还是时尚，都是内地的引领者。 1983年，到杭州工作。省级机构开会，一般是用普通话，但杭州人、绍兴人、宁波人、嘉兴人、湖州人大多用自己的方言发言和交流。一方面，这几个地区的方言互相大致能听懂，更主要的是，这几个地方历史上在经济、政治方面处于强势地位，在省城不需要迁就别人是否能听懂自己的语言。在江苏恐怕是另一种景象，苏北话属于北方语系，各地有差别，但基本上互相能听懂，加上南京话也属于这个语系，因此苏北人到南京开会，照样大大咧咧说自己的家乡话。苏南人虽然有钱，但政治上并不强势，所以虽然以讲家乡话为主，有时也不能不迁就苏北人的需要，说说普通话，以至于苏南人说普通话，不仅带有自己家乡特色，还带有苏北口音。 李光耀在《李光耀观天下》中对自己创造新加坡这么一个国家非常自豪，在书中多次表述了自己所采取的几项关键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最关键的是将英语定为新加坡政府的工作语言。他认为，正因为新加坡将英语作为第一工作语言，普遍实行英语教学，使得新加坡人可以无障碍地与世界进行交往和贸易，及时获得最新的科技知识，从而让新加坡很容易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他还在几处说到，越南因为是法国殖民地，许多精英能说法语，但由法语转英语有困难，因此降低了越南经济融入世界的能力。 实际上，将英语确定为第一工作语言，不仅有经济的考虑，更有政治的考虑。新加坡民族组成主要是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同时新加坡本身是被马来西亚踢出来的一个破落小岛，因而，独立后，在政治上对内要平衡三个民族的感情和诉求，更需要将三个民族团结在一起；对外要减少对马来西亚的刺激。马来西亚之所以将新加坡踢出，是因为马来西亚独立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当政者要建立“马来人的马来西亚”，而不是李光耀所提出的“马来西亚的马来西亚”即多民族国家。将英语作为第一工作语言，一方面有原殖民地的权威性，又能在三个民族间达成共识，也不至于刺激马来西亚。另一方面，也承认华语、马来语和印度语是工作语言，让三个民族都得到安慰。不过，李光耀所说的华语，是指普通话。不同方言的华人在生活中尽可以说各自的方言，但公共媒体和官方活动，只能说普通话，学校华语教育也只能用普通话。目的一方面是便于互相交流，更重要的一方面是避免因方言而强化族群的分别，进而形成族群的对立与冲突。李光耀对此非常在意。退休后他基本不干预政府的决策，但当政府为了顺应民间呼吁，准备同意广播电视播放华语方言节目，他坚决反对。他说不是单纯出于对自己政策的坚持，还是考虑政治上的后 果。 对于印度尼西亚首任总统苏加诺的治国策略，李光耀大多数都持否定态度，唯独对其语言政策赞赏有加。印度尼西亚号称千岛之国，有一百多个民族，语言复杂。主要岛屿是爪哇岛，主要民族是爪哇族，占总人口40%，苏加诺自己就是爪哇族人。印度尼西亚独立时，苏加诺虽然强硬而独裁，却没有将爪哇语确立为政府工作用语，而是将隔壁邻居的马来语确立为政府工作用语。印度尼西亚在被殖民前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家，各民族互相之间大多数听不懂其他民族的语言。如果将爪哇语确定为政府的工作用语，势必至于有60%的国民不懂政府的法规制度和政策，更容易造成民族之间的对立从而走向分裂。用隔壁的马来语作为政府工作用语，反而让国内各族人民心平气和，相处融洽。从李光耀的叙述看，马来语似乎是那一片海域岛民们商业交往的共同语言。 语言的传播与流行，是政治的，也是经济的，更是文化的。李光耀、苏加诺确定英语和马来语作为各自国家的政府用语，显然都是政治考虑。李光耀既考虑了国内政治现实，也考虑了国际政治现实，还考虑了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国际贸易立国）。但政治的考虑，本身是建立在经济和文化基础之上的。上述“国内”“本帮菜”现象，粤语流行风的变迁，江浙方言现象，都有经济和文化基础。没有原来英国殖民统治的文化因素，李光耀的语言政策不可能如此成功。 一种语言说的人多，有其历史文化的原因，但在当下是否是一种强势语言，却不是人数决定的，而是语言所承载的思想、文化决定的。李光耀认为华语不会成为世界性语言，关键是现代科技、思想、贸易规则等先进文化绝大部分是用英语表述的。要获得这些科技知识和思想文化，就必须应用英语这个工具。 汉语在历史上曾经是强势语言。中国历朝历代很少主动向外大规模扩张，也不主动向外输出文化和语言，但却自然形成了范围巨大、人数众多的汉语文化圈，原因就是在当时，汉语承载了先进的思想、制度、文化等。日本遣唐使是著名的例子。遣唐使来学习的不仅是语言文字，还有各种知识、思想、典章制度、文化艺术等等。公元1126年，金人破北宋都城汴京导致北宋灭亡。《金史》记载：“金人之入汴也，时宋承平日久，典章礼乐粲然备具。金人既悉收其图籍，载其车辂、法物、仪仗而北。”同样的，带走的不仅仅是语言文字，而是思想、知识、典章制度和文化艺术。北方草原民族虽然靠强大的军事能力进入中原，只要其留下统治中原，最终都使用汉语言文字。清朝两百多年，政府正式文告、牌匾、货币文字等，满人一直坚持满汉双语，但最终满文沦落为形式和象征。满族语言，作为一个民族的语言，日常生活交往没有问题。但与汉语相比，其承载的思想、学术、文化、艺术及典章制度等，则相差太远，要作为统治多民族国家的语言就相形见绌。 语言文字是人类情感交流、知识交流、行为交流、思想交流、信息交流的工具，也是人类情感积累和传承、知识积累和传承、思想积累和传承、信息积累和传承的载体。货币则是人类商品交换、价值交换、价值衡量的工具，也是人类价值和财富积累与传承的载体。两者的规律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交流（交换）、积累和传承的能力越强大，这种语言文字或货币就越强势，越容易被接受。这样的能力，需要政治的支撑，更需要经济的支撑，尤其需要制度、文化、思想和科技创新能力的支撑。单纯的政治、军事强大，并不足以支持一种语言文字或货币的霸权。 担心在新加坡科技节上听不懂别人说的英语，出发前手机下载了一个“讯飞听见”的APP，据说可以实时将一种语言的语音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文字。使用中发现，欧美人讲的英语翻译成中文文字，大概能看明白三分之一；东南亚地区人讲的英语翻译成中文文字，大概能看明白四分之一；而中国大陆人讲的英语，翻译成中文文字基本通畅明白；中东人讲的英语，这个APP翻译出来的中文文字可以说不忍卒读、不明所以，我干脆就关掉了。英语虽然是当今世界商务往来、科技交流等的通用语言，但世界各地的人们运用时并不完全相同，不仅语音不同，表述方式、用词习惯也不相同，并且在不断地变化中，不过，神奇的是，大家互相都能听懂。“讯飞听见”可能只是用中国人说的英语进行训练的。货币流通也有这样的现象，不同地区不同的人们，使用货币的习惯、方式都有微妙的差异，这样的差异给货币流通带来不同的特点。试图用技术固化语言文字的表现方式、固化一种语言与另一种语言的对应方式和固化货币的流通方式，就如同用政治强力来支撑语言文字或货币的强势或霸权，看来是不可能的。 — End — 主笔人｜刘晓春，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编辑｜坛子 互动方式 坛友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

本期录制于感恩节。近来，从习拜会、到巴以冲突缓解、部分市场回暖、再到刺激效果开始有隐隐正反馈，让人不由新生希望：地缘、联储、中国——这三大“宏观纠结主题”，难道都快熬出头了？ 今天就来聊一下这三大“感恩主题”，我们是不是“感恩”的太早了？ ·本期提纲· 1.习拜会 ·成果其实比预想中的好。从军事、通信、人工智能、到大熊猫都达成了协议。中美关系多年加剧后可喜迹象。但为什么没未消除股市悲观情绪？ ·投资者希望看到什么？限制出口、关税——这些更大问题上为何似乎没有进展？ ·为什么美国两党共识全靠反对自由贸易？ 2.利率见顶与否？通胀有没有反弹可能？ ·联储表态逐渐转向鸽派，但也有官员表示：不要过度幻想。 ·美元见顶回落：加息周期末期信号？ ·联储是否“沟通过度”了？ 3.刺激效果是否开始有正反馈？未来城投债务演变的启示： ·从高层表态，到地产 50 家“续命白名单”：最近好迹象似乎多了起来？ ·市场也有反应：低评级城投债利差收窄至七年来最低，出现城投债抢购潮。 ·黎明来了？ ·时间戳· 00:01:56 （一个小备注） 00:02:50 为什么两党为什么美国两党共识全靠反对自由贸易？低利率时代保护工作，高通胀环境下为什么不降低关税，降低贸易壁垒，缓解通货膨胀？ 00:06:20 这几年美国外交政策的明显特点：两党没有延续性，甚至相反。如果明年川普或其他共和党人上台，习拜会成果很可能不算数。 00:11:55 利率到底见顶了没？通胀有没有反弹的可能？媒体叙事的信号比较混乱。 00:12:43 实际利率往下走，说明大家对经济的乐观预期开始回调；资产投资回报率开始低于利率；大类资产已经慢慢到了拐点。 房贷已经高于租金回报率；房贷长期抵押贷款利率已经超过8% 00:16:08 美国很难再像从前一样买到中国的廉价工业品，使得其通胀率就像拼多多的“砍一刀”，永远都差一点回不到2%——这个风险是完全存在的。如果通胀率一直僵在了 3%，联储该怎么办？ 00:19:17 罢工鬼故事：工会会回到像电影《爱尔兰人》中的强势时代吗？ 00:21:36 关于期现溢价。市场对美债违约的风险：从60、70 年代的“挂在心上”，到 30 多年的“完全无视”，现在又开始惦记了？ 00:25:22 为何美债过去几个月波动猛烈？美联储正在使用一个新工具。 00:28:32 对于机构投资者，在过去一个月中，做任何的事情都不如去追美债。机构基金经理到底该不该追？面临一个很强的道德风险。 00:35:35 从格林斯潘时代 “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式沟通，到一周内有11位美联储高级官员发表20次演讲——联储沟通是不是过头了？ 00:41:08 “让水先流进最缺水的地方”：一万亿特殊国债之后，“城投债网红省份”的发行情况。 00:43:29 地方政府 vs 房地产：谁是亲生的？一目了然。 00:48:40 地产“续命白名单”：换汤不换药？银行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00:51:13 国家对城投和地产的计划明显不一样。城投投资者蜂拥而至，地产依旧避之不及。 — End — 专栏主理人｜郑朗 大卫文 肖小跑 编辑｜坛子 互动方式 坛友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

·摘要· 刘晓春院长在访谈中谈了两方面内容：第一，香港金融与内地的三点差异。第二，为什么银行跨国业务很难深入本地。 ·时间戳· 00:13 1.香港金融的特点第一方面，金融发展是产业变化的反应，香港和内地的金融差异是两地经济和产业结构处于不同阶段导致的。最早期，香港是一个贸易城市，外资银行主要做贸易公司的融资、货币兑换、结算这三样业务。1949年以后，本地经济发展起来，加工业发展，轻工业发展，人口增加，所以它本地的一些银行华资银行也起来了，会支持更多的中小企业，华资企业，然后面向更多的老百姓吸收储蓄存款。再后来，产业慢慢转移到内地，所以它更多做房地产、转口贸易的信贷业务。第二方面，香港随着国际金融监管的发展，从原来比较自由宽松的监管，走向监管非常规范的区域，规则意识、法制意识很强。第三方面，香港员工的思维方式和内地也有差异。能做好份内之事，讲规则，讲契约，讲公平，离职最后一天也能尽职完成工作。这既有个体内在的现代性精神，也有职场氛围的外在约束。 13:38 2.亚洲金融风暴后，香港如何反思“砖头文化”（房地产信仰） 反思是反思了，但也没有反思出一个太大的结果来。原因第一个是和经济结构有关；第二个是路径依赖，不用实体房产做抵押，很难有其他东西作为抵押，银行很难风险评估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经营情况。 17:24 3.银行跨国经营的难点 银行做海外本地业务很难，因为信任难建立。外来银行与本地之间信用难以建立。现代银行业务特点：不交割、重信用。银行业务和一般产品不一样，一般产品都是买卖交割业务，钱物两清，但银行存款和贷款没有任何交割，正因为是这个原因，所以信任很重要。其次，人要办银行业务，一定会去开户行，不会随时找一家银行去办一下。 常见的跨国银行业务有几种。一种是随着自己国内客户跟着出去提供服务，如汇丰银行实际上主要就是做的英国企业在中国的业务。第二种是做金融市场类的，金融机构之间的、同业银团的业务，和当地本地客户没什么太大关系。 — End — 策划｜海派商学研究会 对谈｜刘晓春、杜佳峰 互动方式 坛友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

·摘要· 在访谈中，刘晓春院长谈及了两方面内容。第一，中国农村社会的变化（产业化、工业化、空心化和城市化）。许多旧观念对农村金融的理解，仍然是停留在农行到田间地头发放一家一户的农户贷款阶段。针对实际上已经发生变化的农村，农村金融的主流需要转向金融引领资本和科技下乡，实现农业现代化。第二，普惠金融的“惠”不是“优惠”而是“惠及”。银行首先是一个商业机构，要在商业原则下再去承担社会责任；普惠金融也不仅仅是贷款，还有其他金融服务；普惠金融更不能被泛化，需要严格定义，银行要给真正需要普惠的群体，提供合适的金融服务。 ·时间戳· 00:23 1.农村社会和农业产生的变化 农村产业化。农业产生的主流不再是30年前那种“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产生方式，生产主体已经不再是一家一户生产方式了。 工业化与空心化。沿海地区发达农村基本上工业化了，内陆贫困地区的农村空心化，年轻人都外出了，只剩下老人与狗。 农村城市化。在大城市中出现了很多“城中村”，所以，大城市的农商行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再到田间地头发放一家一户的农户贷款了。 10:00 2.新旧观念看待农村金融的差异 旧观念还是以想象中的传统落后来看待农业，要求农村金融以服务一家一户小农为主，在田间地头开展金融服务。这是30年前的农村金融服务了，如果今天依然如此，那要么是当地农村没有进步，要么是金融人的观念没有进步。 ­­从重农、离土不离乡到农业人口脱离农村，进行农业经济体制改革，让资本有序可控下乡，实现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包括生产、科研、加工、交易（运营）模式的现代化。 20:17 3.农业金融的改革方向 农村金融改革要向着现代农业发展方向推动。从服务一家一户的农户为主流，转变为促进农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不能靠自我积累，需要金融在时间空间上调度资金，引领资本和技术下乡。不过，也要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因地制宜的进行。 加杠杆、经营能力与风险评估。小微企业规模扩大不代表原有利润率也能等比例扩大，加杠杆的前提是企业管理者有相应的经营能力；银行的风险评估要排除没有能力驾驭高杠杆扩产的经营者。 28:40 4.普惠金融 普惠金融的“惠”不是“优惠”，而是“惠及”，不是银行让利，是银行成本可承担的。银行是一个商业机构，要在商业原则下再去承担社会责任。普惠金融也不能简单理解为贷款，而是提供全面的服务：账务服务、汇款服务、保险服务。普惠金融不能泛化，需要严格定义，要给该要普惠的群体提供合适的金融服务。政府管理上不应该简单地给银行下普惠金融的指标，还需要在税收、政策上有引导。 让不同银行找到各自发展的目标群。一方面，小微企业提供了就业岗位的主体，但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另一方面，为了银行自身的资产健康，也要分散风险，既要投入小微企业，也要投入大型企业、支柱企业。 — End — 策划｜海派商学研究会 对谈｜刘晓春、杜佳峰 互动方式 坛友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

本期是《墙裂坛》开播以来我和刘院长第一次面对面录播，感觉很特别！人类这种生物果然需要见面，最高效传递思想的途径不是网络和电话，应该是空气和气溶胶。 上回讲到，八十年代银行业刚刚起步，全国各地广招人才；大学毕业生就像火锅里的羊肉，一下锅就不见，抢手程度真真羡煞当今的毕业生。但那时的银行业是不是也像今天的互联网行业，年轻人的身影随处可见？当年的大学生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来“摸着石头过河”吗？在“突破规则”的年代，职场又会出现什么怪异的现象呢？ 时间戳： 00:30 年轻人永远有想法，满眼看到的都是问题，总觉得自己像超级英雄，但总会遇到现实的暴击。小跑干过一件特别蠢的事，大家千万别学。 05:15 “突破规则”年代的奇特现象： · 思想最先进、掌握最新知识的不是大学生，居然是六、七十岁的退休老人家。 · 靠老资本家做金融：荣毅仁、王光英、中信和光大。 · 大学老师秒变银行行长。 · 人才断层：文革后“三种人”不能用，能用的老干部知识和能力又不够。 11:20 当年的“卷“从何而来？ · 全国“干部年轻化”：老干部退居二线，年轻人有更多的上升空间。 · 文革十年，银行业基本上没有新员工进入，人才结构出现大断层。 · “分配大于努力”？相同背景，晋升速度天差地别。 17:54 香港银行业和大陆截然相反： · 1999年的香港银行业，员工年纪偏大，想要爬到高位，经验丰富就是硬规定。 · 而在中国大陆，情况大不同了，年轻人才被提拔到高阶职位的情况比比皆是。 · 大陆的银行业的 “第三梯队”制度。 20:52 40年后，为什么职场“年轻化”、“35岁分界线”反而变成了常态？ · 从“被动的年轻化”转向“主动的年轻化”：对“高龄”职场人越来越不友好。 · 银行业对年轻化的需求主要源于近年来互联网和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 · 回忆一次“虚拟资产”讨论会。 30:29 八十年代我们居然自己鼓捣出了永康县城版“Mini Cooper”： · “鸡毛换糖”：敢于闯荡的永康人 · "微型汽车厂"在1985年制造出了一辆小轿车，在当时县城街头引起了轰动。然而，厂很快就被整顿清理了。 · “汽车梦”在意想不到之处开出了花：永康变成汽车配件和五金之乡 ：轮胎钢箍、车窗密封条、防盗门、电动滑板车大部分产自此地。 34:35 永康基层培训给了刘行长深刻感触： 为什么在“人情社会”中，贷款模式很难实施？ — End — 主播｜刘晓春 肖小跑 编辑 | 坛子 互动方式 坛友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

·本期话题· 1. 自1997年以来的中央（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重要决策都是什么？如何解读这六次会议的变化？今年和往年相比有何不同？ 2. 今年的会议有多重要？我们能从 “完善金融体系”、“防范金融风险”、“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三方面读出哪些重要决策？ 3. 如何理解金融发展的新方向：做好“五篇大文章”？ 4. 为什么理顺“权责关系”，对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尤其重要？从“一行三会”到 “一行一总局一会一局”架构，分业监管的形态是否已经打破？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重大的机构改革？ 5. 会议对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理解有何不同？香港和上海的角色会有什么变化？如何守住金融监管底线？ ·文字稿整理· 01 自1997年以来的中央（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重要决策都是什么？如何解读这六次会议的变化？今年和往年相比有何不同？ 肖小跑：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自1997年以来，每五年在北京召开一次，为期两天，很多金融关键决定都是在会议上做出的，可以说是我们金融从业人员的必修功课——无论国内国外。今年刚刚结束的会议是第六次。我也对自1997年以来的历次会议标志事件、主题和重要决策做了一个梳理： 附表：历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整理 首先想请您评论一下这些年的主题和关键词的变化，我们能从中能看出些什么？ 刘晓春：从源头来看，亚洲金融危机和我们自身的金融风险是第一次会议诞生的主要原因。 1997年之前，我国的“金融”主要是“银行”。银行和工业、农业、商业一样，是一个经济门类；但在金融危机以前，与前三者相比，银行更像是一个“辅助型”的行业，在国民经济的安排中，我们首先会考虑工业、农业和商业，银行的存在并不显眼。 随着经济发展，开始越来越重视银行，特别是当地方经济需要发展，各级政府开始重视金融业，希望银行能多放贷款，以推动本地经济的发展。然而，随着地方政府对银行干预增多，银行不良资产也开始增多。到了1997年，我们已经意识到：金融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门类，而是国家经济的中枢神经，而各种风险也都会集中在金融风险上。因此需要重新整理金融行业，将其放在整个国家的层面上来看待——这也是召开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初衷。 在那次会议上及之前，我们解决了几个问题：一是明确了监管架构，即中央银行制；二是银行、信托公司等都要独立运营，避免地方干预；三是引入了资本金的概念；四是成立了政策性银行，将政策性业务从专业银行中划出；五是农业银行不再管理信用社。这些措施的目的都是为了理顺银行体系的垂直领导，防止地方干预银行的经营，减少不良资产。 过程中也做了很多改革，比如建立了中央金融工委，把党的组织关系拉直，让银行能够独立运营，排除地方干预。这些都是为了让金融体系更加健康，更能够支持国家经济发展。 肖小跑：您认为今年的会议与往年相比有何不同？我注意到有评论将今年的会议与1997年的会议进行了对比。您觉得今年的会议与哪一届的会议最具可比性？ 刘晓春：今年的会议在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经过25年的发展，我国的经济模式正在发生转变，金融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变化，金融风险的内容也在不断变化。每次会议都面临不同风险。“金融”永远要和“风险”打交道，而“风险”又与经济变化密切相关。 我们现在面临的风险不仅来自国内，还来自于国际经济和市场波动。不仅要面对国内房地产、地方政府、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还要时刻注意跨境风险传递和共振。这些风险都与整个经济模式转型有关。现代金融的支持方向也不再是简单地支持实体经济，而是需要考虑到经济的多元化发展。 今年的会议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是经济转折点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与1997 年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有相似之处，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金融工作进行重要指导和规划。 02 今年的会议有多重要？我们能从 “完善金融体系”、“防范金融风险”、“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三方面读出哪些重要决策？ 肖小跑：今年会议的重要性，也许首先从名字上就能看出来：会议名称从“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改为“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从侧面反映出今年的不一般。 其次，从面对的主要风险也能感觉出大不相同：从早期的银行不良贷款风险、到金融科技对金融系统的潜在冲击、再到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今年是首次在如此高规格会议上提及“房地产风险”。 今年的金融工作会议可以看作是一个“新故事线”的开始。金融在现阶段的地位和作用，感觉就像连续剧结束了“第一季”，开始“第二季”——主角的“人设”功能都变了。 会议特别提到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金融需求”——我感觉这对金融的要求更高了——金融要支持科技创新、要支持共同富裕、要支持结构转型、要支持绿色发展，还要支持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助力一带一路发展。 然而金融能被“目的化”吗？如果我们给金融赋予了这么多的角色，它还是一个工具吗？ 刘晓春：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认为，尽管金融被赋予了更多的任务，但它仍然是一个工具，只不过这个工具的功能和作用，已经大大超出了我们过去的认识。 金融作为一个工具，主要目的是能够加快资本积累、投资，从而加快经济进步——这是我们通常说的金融的作用。然而，如果从投资者、商业机构角度来看，他们可能只关注如何通过金融这个工具来赚钱；从国家管理者角度来看，他们可能更关注如何通过管理和使用这个工具来推动经济发展和防范风险。这种角度的差异是非常重要的。 尽管金融被赋予了许多任务，它仍然是一个工具。这个工具的使用方式可能会因国家的管理体制、历史文化等因素而有所不同。例如，一些国家可能更依赖税收和政策引导，而我国则可能更依赖党的统一领导。 金融的角色和地位在不断变化，它既是工具，也是服务于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我们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和管理好这个工具，以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肖小跑：可以这样理解：金融就是个锤子，锤子本身没有变，依然是个工具，但是握锤子的手、以及钉子的性质可能已经不同了。 我想从这次会议的几个关键词——“完善金融体系”、“防范金融风险”、“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您深入讨论一下。 今年的报告特别强调了“完善金融体系”，这包括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体系、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以及完善金融机构体系等。其中有很多值得关注的点，比如提到了“要做大做强做优国有大型金融机构”，无疑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这是否意味着中小金融机构将没有太多发展空间？我们是否应该追求"越大越好"的金融机构模式？ 刘晓春：我们首先要建设一个“金融强国”。“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支持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需要有强大的支持能力；另一方面，金融始终面对风险，因此我们的抗风险能力也必须强大。这种强大不仅体现在支持国内经济时，而且当我们的经济和企业走向全球，融入全球经济时，金融的支持能力也要强大。我们需要能承受得起国际经济波动的冲击，承受得起其他国家金融政策变化以及外溢效应的冲击。 这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金融强国的两个重要角度。因此我们需要考虑，在整个金融体系中，什么样的机构能够承受担这样的角色——大型机构可能更合适，因为它们有能力承担更大的责任，抵抗更大的风险。 然而，这并不是说中小型机构没有发展空间。随着技术、商业模式、供应链产业链的全球化发展，未来的经济对金融的需求将更加倾向于网络化和大规模的服务。全球的趋势也显示，传统的以区域为基础的小型金融机构的服务模式正在收缩，无论是在香港还是美国，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小型机构，也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市场主体都会大型化，而是市场主体的运行方式需要“网络化”。尽管市场主体可能仍然较小，但与以前相比已不再受地域限制。因此，为特定的群体提供本地服务，满足一些特殊需求，可能是未来中小机构的一个发展方向。这意味着，未来的大银行和小银行可能不再仅仅在规模上有所差异，还可能在服务方式和特色上有更大的差异。 肖小跑：或者说现在我们要钉“大钉子”，就得拿个“大锤子”，“小锤子”可能不太行。 刘晓春：还有“锤子”的运行方式是不是更适合“钉子”的结构，都有关系。 03 如何理解金融发展的新方向：做好“五篇大文章”？ 肖小跑：关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这次会议中，一个突出的地方就是那“五篇大文章”。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脱虚向实”已经提了很长一段时间，但直到最近，这些概念在大家的理解中似乎更像是一种抽象的哲学，听起来没错，但它们如何具体指导具体的行动，似乎并不明确。 这次终于有了一个具体的落脚点：做好“五篇文章”——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和数字金融。这些内容非常具体。过去，我们可能没有将这些具体细节与金融的大方向联系起来，更多的是探讨如何利用金融帮助我们赶超美国，成为全球第一，或者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等等。但这“五篇文章”感觉更细、更贴近生活和人？ 您如何解读？这五篇文章是大家将来KPI的方向吗？ 刘晓春：这一次的提法确实非常亮眼。 首先要强调，我们正处于两个转折点：一个是经济发展模式本身的转变；另一个是我们对经济理解的改变。 亚当·斯密曾将土地视为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财富之源，这根植于特定的社会阶段和技术条件。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不仅土地，人和工业生产也成为了重要的价值来源。生活目标已经超越了基本的温饱需求，转向追求更高的价值。 在不同的时期，我们对实体经济的理解也在变化。在农业社会，农业被视为实体经济，而工业则被视为虚无。然而，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工业也被视为实体经济，商业则被视为虚无。深入思考之后，如果没有商业，工业无法发展，因此商业也被认为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 随着对绿色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重视，对实体经济的理解又发生了变化。例如，对数字经济的看法就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虚无，它可能是工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润滑剂。 我们曾经的关注点在于金融如何支持各个产业行业，如商业、农业、工业、纺织业、石油业等，而较少关注个人的需求。但现在，需要更加关注消费者，关注个人。金融是不是也能够支持个人呢？社会的平等和共同富裕需要更多的重视。普惠金融是不是能够考虑到个人在这个过程中的权益，尤其是对于弱势群体，能否在困难时得到保险的保障？这对社会的稳定至关重要。 随着科技的发展、温饱问题的解决，以及老龄社会的出现，经济模式需要再次改变。不仅需要关注供给，也需要更多地关注需求。 以前讲金融支持经济，往往是单纯指生产、流通或行业、产业领域的纯经济活动，很少涉及增长方式、社会责任、个人生存改善等领域。这五个方面：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金融创新和金融服务的主要方向。也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方向。 肖小跑：这确实是很吸引人的提法，不仅仅是加些定语在“金融”面前而已。 这些话题不仅仅是国内关注的焦点，更是全球性的趋势。这两年经济学界一个被越来越多提及的概念是"Degrowth"，即负增长或负GDP，反映了大家对过去数十年追求GDP增长的反思，意识到“卷”无止境的增长模式已经遇到瓶颈，就像在跑步机上不停地跑，每年还得提速10%，总有一天会累崩。 因此，许多经济学家开始提倡用其他指标，比如幸福或健康指标来衡量经济发展，而不是单一的GDP。这也是ESG（环境、社会和治理）理念被提出来的原因。不是噱头，而是全球经济效益真的已经边际递减，很难再高了。 04 为什么理顺“权责关系”，对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尤其重要？从“一行三会”到 “一行一总局一会一局”架构，分业监管的形态是否已经打破？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重大的机构改革？ 肖小跑：感觉今年会议着墨最多的地方，就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了。 当前国内金融风险确实复杂：房地产行业风险、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部分中小金融机构风险、金融犯罪与金融腐败风险等等。 但我想着重请您解读一句话：在防范化解风险方面，会议特别强调要把握好“权和责”的关系，注重在制度上解决问题——短短一句话，包含的信息量很大： 我们都知道“一行三会”的概念是分业监管的标志，但目前已经变成“一行一总局一会一局”（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证监会、外汇管理局）的架构，已经打破了分业监管的形态。想请您解读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么重大的机构改革？和“防范化解风险”、“权责关系”和“在制度上解决问题”有关系吗？ 刘晓春：有关系。我认为管理和监管都没有固定的方式，它们必定会根据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管理模式也会根据自身情况、部门权力架构的平衡或竞争而改变。例如，英国曾经实行分业监管，现在又变成一体化监管；而美国目前依然是在实行分业监管。 自1997年以来，我们的监管架构也在不断调整。1997年，我们建立了现代中央银行制度，这是一个初步的制度，然后逐步完善。初始阶段，我们建立了证监会和保监会，保监会开始时是副部级单位，2002年升级为部级单位，这也是银监会成立的时候。此后，人民银行开始专注于货币政策，因为银行监管已经转移给银监会。 然而，分业监管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例如，监管部门只对其管辖的业务发牌照，对非管辖的业务则无权发牌照；但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发展，新的金融形式无法纳入原有的三个业态。为了鼓励创新，我们也做了一些变通，比如让地方发牌照和审批小贷公司，但这也导致了监管标准不一致的问题。 此外，从80年代就已经存在一个问题：社会各方面总认为银行对经济的支持不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其他部门建立了一些供应资金的体系，包括中农信和信托公司等，这些都是在金融管理部门之外操作的。然而，这也导致了监管套利的问题，比如对于金融租赁业务，由于银监会的准入要求相当严格，商务部就另外建立了一套更宽松的租赁牌照体制，这就带来了问题。在我们的体系中，各个部门似乎都喜欢自我建设，有的甚至涉足金融或准金融领域。此外，民间和地方也喜欢自己搞一套规则。 监管套利，风险也随之增多。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风险管理标准和监管标准的不一致。这个问题在这两次会议中都有提到。过去的五年，我们在这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这次会议是一个重要的总结。 因此，这次的机构调整不仅仅是机构本身的调整，而是要反映这个过程，防止监管套利。从上届开始，我们已经明确了所有的金融业务都需要发牌，所有的金融业务都需要纳入监管。所有的监管权力必须集中在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其他部门无权干涉。我们要做到不留监管空白，不能有监管套利。 肖小跑：当大家听到“全盘纳入”和“集中管理”这样的关键词时，可能会不自觉地思考：监管的底线在哪里？如果我们实行“全面”的监管，这种监管的权力听起来似乎是无上限的。您认为如何守住金融监管的底线呢？ 刘晓春：你刚刚提到了“权责问题”，这也是许多金融风险的根源，包括监管套利。说到金融风险，我认为可以分为几类： 第一类风险源于经济周期的波动，这会对金融资产产生直接影响。这部分风险也可能来自金融部门对经济变化反应迟钝，导致风险增加和不良资产的积累。 第二类风险来自企业经营不善。无法偿还贷款，对金融系统来说是一种风险。 第三类风险源于金融机构自身的问题，例如在经营过程中能力水平不足，风险识别能力差。 最后一类风险，也是最重要的一类，就是由于“权责不对等”造成的风险，包括监管套利和各种金融腐败。大股东掏空银行、或地方政府要求银行贷款，但风险不由他们承担；或者虽然金融是中央事权，但地方金融机构出现风险，或者地方企业非法集资等问题，地方政府却冷眼旁观，等出了问题再把问题推给中央。这些都是典型的权责不对等。 包括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问题、房地产风险、以及一些大型民营企业的问题，都与权责不对等有关。例如，房地产风险中，地方政府土地财政、GDP业绩考核等因素都是问题的根源，而不仅仅是房地产企业本身的高杠杆、非理性扩张。 因此，防范金融风险不仅仅是金融机构自身的责任，而需要全方位的对等管理。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有效地预防和解决风险。现在我们需要把权责压实，强调权责对等，并希望将其变为一个长期机制，以解决中国的许多金融风险问题。这是我们在技术分析和风险控制中应该着重考虑的根本问题。 肖小跑：非常同意。无论如何讨论各种类别的风险，可能都不如讨论到问题的根本——权责关系更有意义。 05 会议对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理解有何不同？香港和上海的角色会有什么变化？如何守住金融监管底线？ 肖小跑：这次会议，除了讨论国内金融问题，还特别提到了“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影响力，和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这是否比往常金融工作会议的讨论内容更突出？您认为香港和上海的角色会有什么变化？ 刘晓春：确实很特别。 近年来我们对“国际金融中心”这个概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以前只把“国际金融中心”简单理解为国际金融机构的聚集地，或者外资金融机构的总部，更看重的是外汇投资的量以及规模的大小。现在更强调的是竞争力和影响力。比如，上海的金融规模在世界上已经数一数二，但大多数都是内部的量，并不是国际金融往来的量，因此，它的竞争力还很难说。 当我们深度参与全球化时，面对美国等国家的战略竞争，需要思考自己的国际金融中心是否具备足够的竞争力。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不仅要有数量上的积累，更要有质的影响力，如市场的变动要能影响周围的经济体，这才叫真正的影响力。 我认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非常重要，它不仅要有竞争力、影响力，还要有抗击国际金融风险的能力。这是整个金融强国的重要一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应该是人民币的国际金融中心、投融资中心、金融产品的交易中心，以及人民币资产的定价中心。我们要抓住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而不是全权交给外部市场，这样才能真正抵御国际风险。 香港也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它最大的特点是作为中国和世界的桥梁。以往，香港主要扮演着世界进入中国的桥梁角色，无论是资金、产品还是创新，都是先到香港再到中国。然而，现在的香港应该成为一个双向桥梁，既是外部世界进入中国的通道，又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通道。 肖小跑：这是否也意味着我们在制定政策时，需要兼顾国际和国内，这对我们金融管理能力的要求是否更高了？ 回顾2008年金融危机后那段时间，全球央行几乎是齐步走，无脑跟随美联储。然而现在几乎已经“南辕北辙”了，无论是何种原因，我们正变得越来越独立。 这种独立性带来了更大的挑战：不能再简单跟随，必须寻找并采用自己的方式来管理好内部和外部的风险。感觉是个巨大的挑战。 刘晓春：是的。否则我们的政策很可能会被“抵消”掉，反而没起什么作用。 这里要再强调一点： 刚才我们从管理方面讨论了权责不对等的风险。另一方面，我们在这次改革中还有一条很明确的线，也就是要把“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分离开。这条线是非常清晰的。 但是，在具体的宏观管理工作中，如何真正区分开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面对宏观调控时，毫无疑问，金融监管要配合宏观管理。比如现在经济下行，我们要想尽办法让经济复苏，金融监管也要有所配合。但配合当中要守住金融监管的底线——可以去制定一些标准、指标来服从宏观调控的需要；但是不能去调整、甚至改变一些关于金融机构安全经营的政策和指标，也不能去“灵活执行”这些指标，因为这些指标是关乎金融机构安全的。 从历史上看，我们有时候会因为配合宏观调控，没有把监管本身的底线守住。比如支持科创、三农，金融监管要服务于这些国家战略，但不能丢弃监管的底线，不能放弃自身的经营安全去支持。 监管底线守住了，也是权责对等的问题，才能够规避地方政府不当的干涉，管住控股股东的不当行为。如果连自己的监管底线都不守住，那全系统的金融风险肯定是守不住的。 肖小跑：您的解读非常清晰深入。总体感觉：时代真的不一样了。 我最近读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里面有个经典情节：兄妹遭遇风暴沉船，妹妹维奥拉幸存，被冲上一个叫做伊利里亚国家的海岸。维奥拉在沙滩上睁开眼睛，发现周围全都是碎片，所有人都不见了，哥哥也失踪了。没有哥哥该怎么办呢？ 维奥拉的选择是问周边的人：这是哪个国家？别人回答她；这是伊利里亚。她马上接着问：那我应该在伊利里亚做什么？ 她没有逃避，而是迅速认识到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没有答案，自己已经和从前的“正轨”永别了。她只知道三件事：必须活下来、必须忘记过去和惯性、不要在新游戏中忘记自己的身份。 于是维奥拉留在了伊利里亚，变装成男人，在生存和新身份之间找到了平衡。最后和哥哥重逢，还收获了爱情。我感觉这个故事的寓意，正如我们当下面对的情况。 刘晓春：是的，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了。没有答案。我们必须尽快找到新的正轨。 — End — 来源｜高金智库 编辑| 坛子 互动方式 坛友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

兰小欢老师在《置身事内》中写道：“在计划经济时代，部门间没什么大的利益冲突，所以对干部进行意识形态教化相对有效，既能形成约束，也有利于交流和推进工作。但在市场经济改革之后，利益不仅大了，而且多元化了，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的利益冲突时有发生，‘统一思想’和‘大局观’虽依然重要，但只讲这些就不够了，需要更加精细的激励机制。” 在“商业银行”这个概念刚刚在中国“立”起的时候，积极探索，突破现有规章制度支持经济改革气氛浓郁；而与此同时，事情变得不再“单纯”，大家开始遇到自身如何改革的问题——当“大局观”遇到每个人的“年终奖金”，会发生什么碰撞？ 时间戳： 00:04:17 · 开会发纪念品的争议：商业化改革的过程中，银行员工“福利待遇”问题开始被提出。 · 领导是如何被贴上“保守”的标签的？ 00:10:20 · 上海员工居然会被鄙视？不是只有上海人鄙视其他人嘛？ 00:13:03 · 各行各业办“三产”，银行如何“搞三产”？ · 有“破”无“立”的混乱与风险一直持续了四十年：“一放就乱，一管就死”、“为公与腐败兼有现象”、 “创新与监管”的矛盾。 · 改善福利的尝试可能违反当时的会计制度：为大家做好事，也可能带来腐败风险。 · “控制”和“放任”的矛盾：“防止乱象”与“创新受阻”。 00:17:09 · 邓小平提出“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关于什么是“真正的银行”的争论。 · 计划与需求的矛盾：满足需求背后部门权利的争夺。 · 什么是“月中凸肚子”？ · 存贷比管理的概念是如何被提出的？ · 在求平衡的过程中，出现了“自求平衡”的现象：各分行、支行如何“自我调节”？ · 资金计划部门（如计财部）是如何从内部分配权利扩张为“对外权利”的？ 00:30:04 · “剑走偏锋”：从非核心部门开始的职业生涯如何逆袭？ · 刘行长是如何被领导发现的？（靠一篇“权责发生制”研究文章受到领导重视的故事）。 · 职业规划和发展往往无法完全预计，充满意想不到的转折：即使在非核心部门工作，也有可能通过被领导发现，获得上升的机会。 · 运气和机遇也非常重要，比如在刊物上发表文章，被领导或同行看到，从而获得更多的机会和资源。 · 当今的职业环境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能写的人更多，发表文章可能不再被视为非常重要的事情。 — End — 主播｜刘晓春 肖小跑 编辑 | 坛子 互动方式 坛友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