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答复很有趣,美是不固定无界限的名词,凡事凡物对一个人能够激起情绪引起惊讶感到舒服就是美。她由于聪明和谨慎,显得多情而贞洁,容易使人关心或倾心。他觉得她温和的眼光能驯服他的野心,澄清他的杂念。他认识了很多女子,征服他,统一他,唯她有这种魔力或能力。她觉得这解释有意思。不十分诚实,然而美丽,近于阿谀,至少与一般阿谀不同。她还不大了解一个人对于一个人狂热的意义,却乐于得人信任,得人承认。虽一面也打算到两人再要好一点,接近一点,那点“惊讶”也许就会消失,依然同他订婚而且结婚了。--沈从文《主妇》 我明白你回来,所以我等。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在青山绿水之间,我想牵着你的手,走过这座桥,桥上是绿叶红花,桥下是流水人家,桥的那头是青丝,桥的这头是白发。 虽然曾有那样的故事发生,我依然为这些文字感动。
这世界,其实就是一场婚礼。The world, in truth, is a wedding. 表演凸显了它所在社会普遍的,正式的价值观。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种仪式,看成对共同体道德价值观的表达性复兴和重申,如果表演的表达性倾向最终被当作现实接受,那么眼下被作为现实接受的这种东西总是具有庆典的某些特征。一个人如果只是待在家里,不参加聚会,或者不从事职业活动,那就等于脱离了正在上演的现实。 对自己的表演,我们其实没有太多决定权。
喧嚣扰攘的生活使大家的心情变得很浮躁,很疲劳,活得很累,他们需要休息,“民亦劳止,汔可小休”,需要安慰,需要一点清凉,一点宁静,或者像我以前说过的那样,需要“滋润”。人常会碰到不如意的事。有不如意事,便想寻找可与言人。他需要找人说话,聊聊。听人说说,自己也说说。我始终认为读者读文章,是参与其中的。他一边读着,一边自己也随时有自己的意见,自己的看法。阅读,是读者和作者在交谈。 读汪曾祺先生的散文,听他说说,自己也说说。
山东籍80后作家铁鱼的散文集《红尘万丈》,全网阅读量超过10亿的国民散文集。满满烟火气,豁达直白,直接将你拽进铁鱼的故事,领略齐鲁大地的人情风貌,地道美食。如果“大风需酒解,狂醉算无穷”的恣意畅快,离你稍稍有点远,那无数的山东美食,潍坊的鸡鸭和乐,对厨子的规矩多多博山菜的四四席,葱烧海参,炖一天才好的酥锅,老厨白菜,清清白白甜爽无比的章丘大葱...... 毫不费力,一下子就把你拉进了铁鱼的故事,随心而动吧
《世界末日与冷酷异境》讲主人公“我”在两个平行世界里的故事,冷酷异境是我生活的现实世界,以东京为舞台的高科技现代大都会。世界末日是个以独角兽为主体的中世纪风情的小天地,是我的意识制造的虚幻世界。我在两个世界的故事,在书里交互以间错的章节平行展开。 有人说这本书是写给孤独者的,我觉得应该是写给大多数现代人的,我们每个人都是顽固的,都会有自己的线,我们都是孤独的。 村上春树认为人生基本是孤独的。人们总是进入自己一个人的世界,进得很深很深。而在进得最深的地方就会产生“连带感”。只要明确认识到自己是孤独的,那么就能与别人分享这一认识。人人都是孤独的。但不能因为孤独而切断同众人的联系,彻底把自己孤立起来。而应该深深挖洞。只要一个劲儿地往下深挖,就会在某处同别人连在一起。一味沉浸于孤独之中用墙把自己围起来是不行的。
想先跟大家分享一段往事。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先生因病去世。他的妻妹张充和女士为其撰联,“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读《湘西散记》时,我常常想到这副挽联。 沈从文先生在书里这样写道: 湘西的神秘,和民族性的特殊大有关系。历史上楚人的幻想情绪,必然孕育在这种环境中,方能滋长成为动人的诗歌。想保存它,同样需要这种环境。 湘西民性既刚直,团结性又强,领导者如能让这种优点成为一个教育原则,使湘西群众人人各有一种自尊和自信心,认为湘西人可以把湘西弄好,这工作人人有份,是每人责任也是每人权利,能够这样,湘西之明日,就大不相同了。
如果只读一本沈从文先生的散文集,我推荐这本《湘西散记》,这是沈先生乡土性抒情诗气氛最浓的一本集子,由著名的翻译家戴乃迭先生译成英文。书中所选文章是沈从文先生四个不同时期的作品,虽然写作时的情绪不尽相同,但无一不透露出淡淡的忧和哀,与独特唯美的湘西风物人情,在不可违抗的天命之神的安排下,奇异地柔和在一起。
《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收容所》,《污名》,这三本书可以说是戈夫曼的传世经典名作,都入选了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100本社会学著作。有意思的是, 其他两本书都可以看作是《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这本书的延展。戈夫曼的研究方法很有特点,没有精确的测量,结构式访谈和问卷调查,但依靠敏锐观察和精辟入里的分析,戈夫曼的报告却比许多具有大量定量数据和统计分析的研究,更富有客观性和真实性。我个人认为,从某种意义上看,戈夫曼是位天才。 戈夫曼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蒙受了污名,只不过有的人一生为污名所累,有的却只是偶尔担心一下罢了,生活中的种种困境具有普遍的同态性,偶尔岌岌可危者和一贯岌岌可危者形成了连续体,正常人和蒙受污名者之间不是对立的两极,而是一个连续体的两端。你在笑话别人的时候,其实你也再被人笑话。 蒙受污名者遵循良好调节的行动路线意味着:他们不得不背负污名的不公和痛苦,而且这些永远不会显示给正常人;正常人将不必向自己承认他们的得体和宽容是多么有限;这意味着,正常人能与蒙受污名者亲密接触,却相对而言也不会受到污染,正常人关于身份的信念相对而言也不会受到威胁。
《从文自传》的写法很有趣,正如沈先生所说:干脆明朗,就个人记忆到的写下去,既可以温习一下个人生命发展过程,也可以让读者明白我是在怎样环境下活过来的一个人。特别在生活完全陷于绝望中,还能充满勇气和信心始终坚持工作,动力来源何在。 沈从文先生的这本自传,真的是从有记忆的两岁开始写起。前一部分写我生长的地方,我的家庭,我在家乡的学生生活。后一部分写沈先生14岁后离开家庭进入大社会后的见闻和生活遭遇。这个大社会是指当时湘西的土著部队,沈从文先生当过5年兵,那时正是中国最黑暗的军阀当权时代。1922年五四运动余波影响到湘西,沈先生毅然离开家乡,只身来到完全陌生的北京,在一家小客店,旅客簿上写下:沈从文年二十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
如果没有可以归属的东西,就没有稳定的自我,但对任何社会单位的完全投入和依恋则意味着某种程度的自我丧失。我们作为人的感受,源于自己被卷入一个更大的社会单位之中;我们对自我的感受,则来自抵抗社会单位的引力时采取的微不足道的方法。我们的社会地位由世界上坚实的建筑来支撑,但是我们对个人身份的感知则常常存在于裂缝之间。 虽然医疗服务的特色之一是修复成功的可能性较低,但这个行业也发展出一些有效的策略来应对委托人的疑虑。即使面对失败概率高达50%的脑外科手术,委托人仍可能被说服并意识到这是一种高风险的、万不得已的治疗手段,因此与许多其他科室的有效治疗概率相比,脑外科手术较高的失败率也是可以容忍的。另外,还有一些非修补式的专家服务,如律师或股票经纪人提供的服务,其成功率可能比一般医疗服务还低,但委托人仍能感到这是一种合乎职业伦理的专业服务。在所有这些情况中,服务者都可以采取这样的立场:无论这次是成功还是失败,他都尽其所能地使用最精湛的技术,而且通常来说,依靠这些技术和能力总好过纯粹碰运气。很多股票经纪人与其委托人之间相互尊重且持久的关系都证明:一旦接受用服务来定义情境,委托人便愿意接受比纯粹靠运气高不了多少的成功可能性,并以此为基础维持这种关系。委托人会发现,他不必非要考虑“通过这位服务者得到了多好的结果”,而是“如果没有这位服务者,情况会有多槽”。一旦这样考虑,他就会盛赞服务者的精湛技艺:尽管失去了希望服务者为他保住的物品,委托人还是会愉快付费。 很难想象上面的内容都摘自社会学大师戈夫曼的名作《收容所》,一本以精神病院,全控机构,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著作。一本阅读体验很棒的书。 戈夫曼在书里还写道:你会发现在这个极端的环境里(精神病院),即使人的存在被削减到最低极限,人们仍然想方设法地为生活填充丰满的细节。
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在表演,每个人都希望能将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这就多少都要有扮演,不是说你有多假,而是大家都有社会化的身份。社会互动的游戏规则对普通人的要求,在根本上,和对专业演员表演技巧的要求如出一辙。 圈内大名鼎鼎的表演老师,刘天池老师的这本书正好让我们有机会一窥专业表演技巧包含哪些内容,演员如何通过心理学,行为学的训练,获得这些能力。 表演是行为的感觉艺术。我认为演员和其他的艺术家,画家、音乐家、文学家一样,某种意义上,是最接近神灵的一群人,他们有敏锐的心灵和感觉,捕捉生活中的种种美好,通过不同的方式演绎、诠释、展现和传播。
1939-1946年,汪曾祺先生在昆明生活过7年。汪先生以昆明的生活为描写对象的散文一共有35篇,是我唯二喜欢的汪曾祺先生散文系列。有人说汪老先生用散文诗般抒情的文字写小説,写出了旧时光里的五行八作及风物人情,就像一幅文字版的《清明上河图》,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我读汪先生昆明系列散文,也有这样的感受,70年前民国时期的昆明,慢慢地在我面前打开了。 我发现我对汪先生这个昆明系列散文的喜欢,不是因为我来自西南地区,对描写这个地区的散文,天生有好感。相反,是因为汪先生的散文,让我喜欢上了上个世纪40年代的昆明,还有西南联大的老师和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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