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虎嗅科技组 “表面上是一个手提电话，其实它是一个刮胡刀，表面上看它是一个吹风机，其实它也是一个刮胡刀。” 在电影《国产凌凌漆》中，几项怪异的发明让男主荒诞不羁的形象跃然于荧幕。但受限于时代背景，周星驰的想象空间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比如说可以设计一个酒瓶，但其实它是一块显示屏；再比如，设计一个手提包，但其实它也是一块显示屏。这并不是艺术家的空想世界，而是柔宇科技制造的柔性屏产品。 相较于上面不切实际的创新，这家公司还有一个更加响亮的名头——折叠屏手机先驱。从时间上看，柔宇科技的确是最早推出商用折叠屏手机的厂商，还因此被BBC评为世界通信行业发展史上的标志性手机。 左手柔性屏应用，右手折叠屏手机，柔宇科技靠着这两个概念在过去十年里喜提了近百亿元融资。 但柔宇科技并没有如愿改变世界，它甚至无法拯救自己。自去年9月份以来，柔宇科技深陷欠薪和裁员风波，外界开始质疑这家公司是否有能力维持正常经营。 一位柔宇科技在职员工向虎嗅透漏，就在上周，柔宇科技向全体员工发送邮件表示，“公司各项业务运营高效有序，大部分项目均在如火如荼进行中，并非全员放假。”而就在这封邮件发送之前，柔宇科技的大部分员工接到公司的口头通知，被要求“强制放假”。 不同于柔宇科技展示给员工的泰然自若，4月13日，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刘姝威发了一篇名为《拯救柔宇》的文章，呼吁各级政府积极帮助柔宇科技解决资金短缺问题。 作为柔宇科技的独立董事，刘姝威有权利，甚至有义务为深陷泥潭的柔宇寻得一线生机，但文章中对与柔宇自主技术及量产能力的描述却有待商榷。 更重要的问题是，对于一家没有自主造血能力的公司，政府和资本真有必要伸出援手吗？ 2017年，柔宇科技在深圳市龙岗区投资建设了第一条可折叠全柔性显示屏量产线。在此之前，柔宇科技先后通过债权融资和D轮融资获得了8亿美元的项目资金。其投资阵容堪称豪华，包括汉富资本和檀实资本在内的一众国内外金融巨头悉数到场。 其实，这条产线在投产之初就引发了业界的广泛讨论，关注点多集中于这条产线的价格。根据柔宇科技官方网站的信息，这条产线的总投资额约为110亿元。而在此之前，业界同样的6代产线造价普遍在450亿到500亿元左右。 按照刘姝威的说法，柔宇科技这是在“用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她说，“可折叠全柔性显示屏量产线，投资额仅为相同产量规模的传统显示面板产线的1/7，也就是65亿比465亿”。 刘姝威特意强调了“相同量产规模”，那么行业投资465亿元对应的量产规模是多少呢？这里可以参照去年年底投产的京东方重庆6代产线，该条产线总投资额刚好是465亿元，设计产能达到了每个月4万8千张。而柔宇科技此前公布的招股书显示，2018年，公司设计产能为1万2千张左右，但实际产能仅为1760张。 也就是说，所谓的柔宇科技产线投资额大幅减小，并不是其技术领先带来的提升，而仅仅是因为产能低效。况且，刘姝威所提到的65亿投资额与柔宇科技官方公布110亿，口径亦有出入。 不仅是产能方面存在问题，柔宇科技引以为傲的超低温非硅制程集成技术究竟含金量几何也是一个疑问。 在《拯救柔宇》一文中，刘姝威对比了这一技术与传统LTPS技术路线，并表示前者“制造成本低于韩国三星主导的LTPS技术，具有更高的良品率以及更好的弯折性能。” 她说：“韩国已将与柔宇科技超低温非硅制程集成技术相类似的非硅混合物半导体显示技术路线列为下一代国家级研究项目，由三星主导承接开发，计划2024年完成。” 这番言论着实颠覆了人们心中的传统认知。由于国内OLED行业起步较晚，中国面板厂商在这一领域中长期扮演着技术追赶者的角色。这一点在市场份额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有数据显示，去年全年，三星AMOLED面板出货量达到4.8亿，以72.3%的全球市场份额保持着巨大优势。 而现在，三星显示要回头学习柔宇的技术路线了？ 虽然听起来不可思议，但虎嗅还是本着求是的原则向三星显示方面求证，一位三星显示技术开发负责人明确表示，“两年前我们考察过这个技术，但并没有跟进的打算。” 与三星学习柔宇相比，更令人诧异的是后者足以让业内汗颜的良率。 迪显咨询总经理崔吉龙认为，“目前中国大陆面板厂商的OLED业务基本都处于亏损状态，最重要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行业内供过于求，其二就是良率问题。”但对于柔宇科技而言，良率似乎不是问题。 刘姝威称：“2021年第四季度，深圳市政府聘请多家专业机构对柔宇科技的全柔性屏投片生产线进行现场考核，历时1个月，考核投片良率81.6%。”这一水平已经与国内OLED巨头京东方相齐平，甚至略高于后者。但在柔宇科技的招股书上，产量数据似乎与这个数字不相匹配。 崔吉龙告诉虎嗅，“在不考虑库存的情况下，面板厂商的实际产量由设计产能、稼动率和良率三方面来决定。” 柔宇科技的招股书显示，2020年1到6月，公司设计产能为2万3千3百张，同期产能利用率，即稼动率为5%，如果以81.6%的良率计算，那么可以算出2020年上半年柔宇科技的实际产量为952张大板。 通常情况下，一张6代AMOLED产线的大板能够切割成150到200个小片，考虑到折叠屏屏幕尺寸较大，那就以100个小片来计算，那么柔宇科技在这一时期生产的屏幕小片也应该是9万5千张左右。 但柔宇科技的招股书中，同时期屏幕小片的产量仅为4万8千张。前后矛盾的数据，或许只能用两个原因来解释：要么柔宇科技设计产能虚报，要么是良率存在问题。 就在《拯救柔宇》一文引发外界讨论的次日，刘姝威再度发文，这次她给出了更加详细的解救方案：“第一步，柔宇科技进行从0到1的基础研究。第二步，柔宇科技与客户一起进行从1到N的研发。最难的就是第二步，类似柔宇科技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寻找客户正是他们的软肋”。 柔宇科技过去没有机会吗？恰恰相反，它曾经可能是最有机会的科技公司。早在2014年，柔宇科技就发布了世界最薄的彩色柔性显示屏，尽管此时的柔性屏还无法满足量产需求，但在这一时期，国内京东方等厂商甚至还没有对同类产品予以立项。 随着柔性显示屏的成功，各路资本开始涌向柔宇科技，IDG资本、松禾资本、深创投等等，这些初创公司想都不敢想的名字出现在柔宇科技的投资方名单中，就连知名天使投资人徐小平也曾表示对错过柔宇的投资而懊悔不已。 此时的柔宇科技如果按照理想剧本发展，应该在日后掌控国内折叠屏行业的半壁江山。但令人意外的是，随着折叠屏手机的商业化落地，柔宇科技并没有打入任何一家头部手机厂商的供应链，相反在2018年推出了自己的终端品牌“柔派”。 在智能手机的红海时代，不坐在产业链上游靠核心技术攫取利润，相反亲自下场做手机，这种战略让人不解。 一位产业链从业人士向虎嗅透漏，柔宇“不是没有与终端厂商接触过，而是终端厂都不买账，才不得已建立品牌自我消化。”关于柔宇科技被抛弃的原因，这位知情人并没有多说，但不难猜出，柔宇科技的折叠屏面板恐怕并没有宣传的那么好。 如今来看，“柔派”的诞生更像是柔宇科技的无奈之举。 实际上，刘姝威提议的“与客户一起进行从1到N的研发”正是手机产业当下最时兴的风向之一。这种合作模式的好处在于，产业链可以通过优势互补，快速实现新技术的商业落地。 比如在去年大火的屏下摄像技术发布前，OPPO与京东方、小米与TCL华星、中兴与维信诺都达成了类似的上下游产业同盟，也就是说，机厂负责解决算法问题，面板厂负责解决屏幕材质问题。 但对于柔宇科技而言，抬头望去，产业链中却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此后的柔宇科技只能将全部希望寄托于终端品牌柔派。但在消费市场，这家公司同样折戟沉沙。柔宇科技的招股书显示，2020年上半年，公司消费者产品营收约为8770万元，即使全部按折叠屏手机出货来算，考虑到其8788元的定价，柔派折叠屏手机销量仍不过万台。 在B端市场不受产业链待见，在C端市场不被消费者买账，这就是当下柔宇科技最真实的写照。 有人将柔宇科技的失败归结于过分依赖深圳市政府的支持，但回顾国内显示行业，过去二十年里，从京东方到华星光电，再到惠科和深天马，哪个不是地方财政大笔资金投入后的结果？ 不同的是，这些公司能够认真考虑眼前的现实问题，并且在每一次的显示行业变革中谨慎前行，最终成为能够左右全球显示行业的关键力量。 但在当前的行业大背景下，哪怕柔宇科技脚踏实地地做屏幕，行业都无法再提供与过去相同的宝贵机会。因为当前中国显示行业的风向是如何限制产能过剩和厂商的无序扩产，而不是刺激产能增长。 错过历史机遇的柔宇科技，就像是一面镜子，映射着国内“概念公司”们的一次次空想 。 商业洞听，是虎嗅推出的一档音频节目，精选虎嗅耐听的文章，分享有洞见的商业故事，我们下期再见！

出品丨虎嗅汽车组 造车先耍嘴皮子这件事，是新势力起的头。 国外，特斯拉的老板“宇宙网红”埃隆·马斯克在疯狂发推打样。国内，“蔚小理”的三位掌门忙着像素级复刻。 这些争议性语录中，蔚来的李斌贡献得最多，随便说几条：“在中国超越特斯拉没什么难度”、“汽油车能去的地方电动车都能去”、“保时捷工厂比不上江淮工厂”、“马斯克不懂自动驾驶”、“为什么现在还有人买油车”。 李想也是嘴不饶人，代表作有：“一帮搞臭技术的，天天冲我们BB，他们搞出来什么屁技术了”、 “造谣我们用水银的人和媒体，祝愿你们血液里流动着汞，脑子里装满了汞！” 何小鹏面相老实，但偏爱暗讽，他说：“智能汽车的核心在运营，而不在制造”、 “丰田炮轰电动车让我想起诺基亚被收购时落泪的几十名高管”、“我买了很多白酒，就是为了解决问题。” 马斯克有胆挑衅大众、宝马、福特和通用，是因为特斯拉的确以一己之力让整个汽车工业提速跨入了智能电动时代。但“蔚小理”老板们浑身是嘴，一方面是入行初期缺乏对汽车工业最基本的敬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营销费用捉襟见肘，只能以免费的老板为支点，尝试撬动舆论的热点。 这股“打嘴仗”的风气，很快就从“蔚小理”开始外溢，传染到了传统势力身上。比如最近智己汽车CEO刘涛就发表过“加上税花接近50万买BBA的用户，是比较悲惨的，也是比较无奈的”这种惊世骇俗的言论，让德系三强的用户第一次觉得自己命运悲惨，娴熟运用“饭圈”中的拉踩手法， 传统势力更多时候是在为自己打抱不平：我们老老实实研发，起早贪黑生产，规规矩矩卖车，就是嘴笨了点，怎么活得还不如这些油嘴滑舌的了？ 长城汽车旗下魏牌，就是曾经沉默的大多数。但现在，被新势力做法震醒过来的他们，开始尝试一条“不大老实”的品牌塑造之路。 4月13日，魏牌CMO乔心昱在微博激情开麦，他说新势力更像是把汽车当手机做，只做自己擅长的东西或者说最表面的东西，然后疯狂砸钱，用所谓的“新”让消费者一叶障目。当新势力把预算花在营销上时，我们确是花在了研发上。 听起来很刺耳，指向性也很明确。但乔心昱的老板，魏牌CEO李瑞峰更狠，他曾经说：“随着纯电的普及，在节假日的高速和景区里，多了一种别样的风景：充电一小时，排队一整天。外出一日游，秒变充电游。” 此前，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魏建军据传也在酒醉状态下表达过类似“新势力懂个屁，李想、李斌都不懂技术，小鹏只懂软件”的观点。 从调动情绪，挑起争议的角度看，换名字后的魏牌相比之前笨嘴笨舌的魏派，明显是开窍了，一口气蹦金句也不费力了。可我们认为，喊话新势力可以，但是没必要。相比舆论场上，通过牙尖嘴利获得的短暂胜利，长久位居中国汽车销量榜前列才更有意义，毕竟魏牌可是长城汽车埋在智能电动汽车时代的新基盘。想做大哥的人，不能老和小弟干嘴仗。 2016年11月广州车展前夕，WEY品牌正式发布。这个名字的来历和奔驰、保时捷、宾利、迈巴赫一样朴素，因为那就是长城汽车创始人魏建军的姓氏。WEY品牌的出现成就了两个第一：第一个以创始人姓氏命名的中国汽车品牌和第一个中国本土豪华汽车品牌。 WEY的标识像许多世界知名汽车品牌一样，源自于公司发源地和创始人故乡。魏建军把中国保定的标志性建筑“保定直隶总督府大旗杆”，装在了每一台下线的WEY牌新车上。在魏建军亲自出演的宣传片里，这位保定漂移王子对WEY的标识很满意，但对这个名字却十分犹豫，他说：“我担心它是否过于大胆。” 但有什么能比赌上全部身家与过往战绩，创一个全新的中国豪华品牌更大胆呢？ 2017年4月，创立半年的WEY牌开始量产，第一台是售价16万到19万的VV7。这个价钱现在听起来一点也不豪华，甚至有些低廉。但在当时，落地超过20万的VV7一举顶穿了自主品牌15万的价格天花板，成为中国品牌20万元车型的守门员。 4个月后，第二台量产车VV5下线，售价落位12万至17万。VV5开创了一个先河，即首次挑战美规车顶静压测试并通过。当时的WEY牌为了宣传VV5有多拼命呢，拼命到让WEY品牌CEO严思直接坐进顶着超过6吨集装箱的车内，一脸轻松地接受采访。 2017年法兰克福车展，VV5以量产车身份位列德国《焦点》周刊选出的“车展最成功的五大车型”之一，身边要么是保时捷911 GT3这种普通人难以触及的金字塔尖，要么是奥迪、本田等生产线上根本找不到的概念车。 2017年，WEY牌累计销量8.6万台。第二年 WEY牌签约C罗作为品牌代言人，销量13.9万台。2019年WEY牌发布了第三款车型VV6，中文名称“魏派”开始出现在车尾。同年10月，WEY牌第30万台整车在长城汽车徐水工厂下线。创立3年，WEY牌成为首个最快达成30万台整车生产的中国豪华品牌。 这一年，魏建军给WEY牌写下三个发展关键词：用户、技术和全球化。但也正是在这一年，魏派开始进入销量下行通道：2018年，魏派有8个月销量破万。2019年只有4个月破万，到2020年就只有1个月了。 好不容易撑起的“中国豪华品牌”人设命悬一线，魏建军坐不住了。要知道，他创造的“以品类建品牌”战略还没有失败过。哈弗是中国经济型SUV市场领导者，欧拉是全球最爱女人的汽车品牌，坦克是全球第一越野品牌，沙龙是豪华智能电动车品牌，炮是全球皮卡龙头品牌。 魏牌是什么？魏建军心里门儿清，但说不清。于是，他一厢情愿地用“豪华”二字去归纳概括。实际上，魏牌是长城汽车坚定不移高端化的扛旗者。这面大旗树起在燃油车时代，招展在新能源时代。 但从2020年到今天的现实情况是，平台和产品都源自哈弗的魏牌，在度过了每个新品牌都有的以新鲜感为基础的蜜月期后，不出意外地高开低走，踏上了一条没有下一个路标的弯路。去年，在长城汽车版图里，哈弗销量77万，占比60%，皮卡销量23万台，占比18%；欧拉销量13.5万台，占比11%；坦克销量8.5万，占比7%。而魏牌销量最少，只有5.8万台，占比5%。 但即便如此，魏牌在长城汽车帝国里的分量与意义，也无品牌能及。因为太红而主动剥离魏牌的坦克，只能在硬派越野这样的小众市场里继续觅食求生，功再高也盖不了主。 问他能做什么，先要知道他是谁。 李瑞峰，2003年从河北经贸大学毕业，选择加入长城汽车担任销售。2009年升任长城汽车销售公司副总经理，2014年升任长城汽车销售公司总经理，2020年年中，出任魏牌首席执行官。 简单总结，李瑞峰是长城体系培养出的嫡系帅才，是魏建军的心腹大将，是进了长城汽车公司大门，从此再没有离开过朝阳南大街2266号的忠诚卫士。李瑞峰在长城汽车的权力有多大？大到长城汽车前营销四大天王——刘智丰、柳燕、宁述勇和文飞，都要直接汇报给他。 熟悉李瑞峰的媒体曾将他描述为一名“双面悍匪”：他日常喜怒不形于色，情绪鲜有波澜。一旦站在传统豪华品牌和造车新势力阵前，匪气十足，端上刺刀，带头冲锋。 在接手魏牌快两年的时间里，李瑞峰只做一件事，那就是二次冲高。 但冲的不再是传统高端市场，而是高端新能源市场。怎么冲呢？高端纯电有特斯拉、蔚来和部分小鹏把持。那只能切换赛道，选择“骑墙”的混合动力，这样变化下思路，魏牌拿的上台面的对手就只剩下增程式混动霸主理想ONE。 魏牌这样做，有三方面考量：第一，2021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298.9万台，混动车型销量54.5万台，同比增长171.2%，增速超过纯电车型2.6个百分点；第二，纯电动车续航虚标、补能不变以及保值率低等困局尚未有终极解法出现，务实的消费者更乐意接受没有前述焦虑的混动车型；第三，插电混动在非限行城市的市场被打开，已经由政策驱动转变为产品驱动。 李瑞峰觉得，魏牌的技术能力，比新老玩家都高出一个水平，他曾多次公开表示“魏牌DHT混联是全球最好的新能源技术”，也曾反复强调新势力造车不但没有解决用户的焦虑，甚至还创造了新的焦虑。 这话不假。从纸面上分析，DHT混联融合了发动机与电机的优势，用两档的方案解决了电动和插电混动的技术痛点，满足日常出行需求很合适。但问题在于，“全球最好“不是靠自吹自擂堆砌出来的，而是靠用户口碑积累出来的。丰田汽车质量好，不是靠丰田章男发推特发出来的，是全球千百万车主聚沙成塔而成的。而形成用户口碑的前提是，足够丰富的用户触点。 汽车是综合性、结构性的体验，新势力能迅速积攒口碑，做的就是全维体验。从坚持直营，到用户共创，从自建充电桩换电站，到包办维修保养，新势力拉通了一台车全生命周期的体验流程，并阶梯式提高了用户体验。这是魏牌过去不太擅长的部分，靠李瑞峰和一众魏牌高管在社交媒体上和新势力打嘴仗，是补不起来的。靠的只有沉下心来，学习“蔚小理”，一步一步做用户运营和服务。 其实，魏牌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生于斯长于斯的豪华品牌，和带有“国之光环”的红旗不同，和脱胎于海外品牌沃尔沃的领克不同，和从国有企业上汽身体里长出来的智己更不一样，魏牌是被市场催生出的豪华品牌。李瑞峰把魏牌此次变革定义为“一场向死而生的仗”。从场面上看，这场仗魏牌确实在打，但火力还远没有开到最大。 有两个细节：第一，李瑞峰透露，一位用户在新车上市初期曾写过一篇长达5000字的改进建议，魏牌高管们从中列出了51个有针对性的项目，落地了40个。从好的方面来看，团队的确从善如流。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一台魏牌新车能被一位普通用户挑出51个毛病，其中8成是正确的，这是有多不了解用户需求。 第二，李瑞峰开通微博的时间是魏牌新车上市的前1天，乔心昱是前3天。如果真有心和用户交朋友，微博这样公开且重要的沟通渠道早该开放，而不是配合新车上市，临阵磨枪。 长城汽车过去的成绩有目共睹，魏牌的自我颠覆性成长也在进行，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厘清品牌建构路线，尽快竖起真正的中国高端新能源汽车大旗。 至于耍嘴皮子这件事，本就是新势力起的头，不如让新势力继续干下去。没人想听魏牌瞎说，大家都等着看魏牌破灭新势力造车神话这出好戏呢。 商业洞听，是虎嗅推出的一档音频节目，精选虎嗅耐听的文章，分享有洞见的商业故事，我们下期再见！

出品 | 虎嗅医疗组 多打一针可能“救命”。 近期，第五波疫情香港死亡病例的初步分析结果公布。这份由香港卫生署提供数据，香港医管局做出分析的报告显示：截至4月13日，逝者年龄中位数为86岁，超过95%的逝者年龄在60岁及以上，而且他们中间73%的人没有接种疫苗。 更进一步分析显示，没有接种疫苗人群的死亡率达到2.97%，接种三针疫苗者的死亡率为0.04%。也就是说，接种三针疫苗，可以将死亡率降低98.7%。即便是接种一针，死亡率也将直降67.3%。 香港大学病毒学专家金冬雁告诉虎嗅。“这是数千香港老人用生命换来的经验，都是真实世界的数据，希望可以引起重视。” 这份报告呼吁：“接种任何三剂疫苗，死亡风险都将大幅减少，特别是较年长的年龄组别”！ 实际上，关于老年人接种疫苗的重要作用，专家们一直在强调。 早在第五波疫情起步之时，病毒学专家常荣山曾提出，疫苗是保护人体最好的武器。他说，“可以24小时保护人体的只有疫苗”。特别是老年人，年龄越大，风险越高。“现在接种疫苗的意愿已经很高了，但是要延伸到全部老年人群体”。 上海疫情之初，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也曾以香港为例，提出第三针疫苗对于预防重症和降低病死率都有重要作用。老年人，特别是护理院的老人，如果不打第三针加强免疫，口罩就不能摘。“不打疫苗不一定出事，但是有事的大多数都是没打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更是身体力行。4月8日为南开大学进行的一场在线直播中，根据中国“动态清零”策略，他给出的建议就是“使用异种疫苗作为序贯免疫”，不仅能够减少重症率和死亡率，还能减少感染力进程。而他本人也已经接种了重组蛋白新冠疫苗作为加强针。 为什么多打一针新冠疫苗效果明显增强？风险最高的老人为什么接种疫苗进度更慢？家里老人不出门、有基础病到底要不要打这一针？ 金冬雁在总结香港疫情的报告中写下，“第五波疫情大多数是突破性感染。” ，其中，“大多数”所占比例是81.8%。 今年1月，奥密克戎掀起全球第五波疫情之初，有研究者对其免疫逃逸的结构基础进行了研究。在论文中，研究者指出，新毒株的刺突蛋白上有37个突变。刺突蛋白与人体细胞结合相关，这上面的每一点突变都是令人担忧的。 仅在病毒刺突蛋白与人体结合的RBD区域和N末端结构NTD，就分别有15个和11个突变，这些突变导致了先前感染或接种过疫苗个体的血浆中和活性严重减弱。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奥密克戎的RBD区域。 此前的研究证明，奥密克戎更容易与人体细胞结合，因为“钥匙”RBD与人体细胞上的“锁”ACE2的亲和力，相比武汉疫情时期的新冠毒株提高了约2.4倍。这次的研究进一步发现，仅RBD上的N501Y 突变一个，就将奥密克戎与人体细胞ACE2间的结合能力提高了6倍。 此外，一般的重点关注变异株，在RBD、NTD以及呋喃裂解点位等与新冠病毒感染和致病相关的区域之外，很少突变。奥密克戎却在这三个区域外还有8个突变。 这些点位都从不同的角度，对疫苗免疫或感染免疫效应起到了抑制作用。在这些综合作用下，奥密克戎毒株不仅传播能力更强，也能更轻松地跨越自然免疫和疫苗免疫的屏障，造成突破性感染。 更强的逃逸能力下，现有疫苗的保护能力都明显下降。 张文宏团队4月7日在预印本网站上发布的文章明确指出，两剂灭活疫苗已经不足以针对新变体提供全面保护。无论是同源还是异源的加强针，都可以减少奥密克戎从中和抗体中逃逸的情况。 这项研究也发现人体自然感染德尔塔后，针对奥密克戎的抗体滴度，远低于接种疫苗加强针的水平。也就是说，接种疫苗加强针所激发的中和抗体比自然感染还要高。研究者认为“这可能与德尔塔和奥密克戎变体之间的抗原差异有关”。 而在奥密克戎的各个子变体中，BA.2相比BA.1只是传播能力更强，而不是免疫逃避能力更强。这篇报道同时指出，奥密可戎亚系，如最近报道的三种重组谱系XD，XE和XF与BA.1、BA.1.1、BA.2 和 BA.3等，并无显著差异。 这也意味着，广泛推广疫苗加强针接种，仍然可以有效预防奥密克戎毒株感染和重症发生。 这一点也与港大研究者以及钟南山团队等的最新研究结果相互验证。 港大学者研究发现，以中和抗体为指标，两针疫苗对奥密克戎的保护力几乎为零，而接种第三针后则达到一个新的峰值。 金冬雁向虎嗅分析指出，这主要是因为身体再次接触到抗原后，原先能与之结合的抗体的产生细胞会大量扩增，在这个过程中抗体也会突变，变得越来越具有亲和力，中和能力也就越来越强了。 钟南山院士在上述的线上直播中指出，通过实验室对疫苗免疫原性分析发现，两剂灭活疫苗接种后，使用异种疫苗加强，会使血清中中和抗体水平以及特异性CD4活性，都达到了比三针灭活疫苗更好的效果。 他公布的一项巴西异源性疫苗接种结果也显示，接种两针科兴疫苗6个月后，疫苗防感染的保护率降到了34.7%，防重症率为72.5%。而此时如果加强一针mRNA疫苗，14到30天后疫苗抗感染的有效性激增到92.7%，防重症率达到97.3%。 现在奥密克戎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快，也越来越隐蔽，往往在发现时已经形成了社区传播。在这种情况下，接种疫苗，构建免疫屏障，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根基。特别是，奥密克戎对于老年人仍然是可以致命的。 保护老人是对战奥密克戎的关键。 根据金冬雁总结，香港本轮疫情99%都是轻症和无症状。 尽管如此，不能忽视的现实是，虽然奥密克戎的致病性已经远不如德尔塔，但是还是会有一定比例患者出现重症。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曾表示，奥密克戎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德尔塔。 老年人无疑是最薄弱的突破口。 最新研究显示，重症很可能与新冠病毒对免疫细胞的感染有关。近日波士顿儿童医院的研究者撰文指出，在人体中单核细胞和巨噬细胞，都是人体免疫系统的“前哨”，可以感知入侵感染并作出一系列反应“杀死”入侵者，但是在Fcγ受体的介导之下，新冠病毒可能会感染这两种细胞。 来自这两种细胞的“自杀式反击”虽然会中止感染，但是也会触动新冠肺炎发病机制并引发全身性炎症。 研究者指出，新冠病毒引起的重症，以急性呼吸窘迫为特征，可导致老年人以及合并症患者发展成多脏器衰竭甚至死亡。 老年人抵抗力差、往往身患基础疾病，特别是癌症等重大疾病，这种炎症反应，还可能加重其原有病情。也正因为此，他们是新冠疫情中最高危的人群。 从香港数据中也可以清晰看到这一点。截至4月13日，香港报告的8735个新冠病毒造成的死亡病例中，其中8394名是60岁以上的老人，占比达到96%；80岁以上老人达到6208人，占到了71%左右。 而前述波士顿儿童医院专家的研究也显示，疫苗受体血浆则不会促进抗体依赖性单核细胞感染。 事实证明，没有疫苗保护的老年人处境更加危险。香港没有接种新冠疫苗的80岁以上老人死亡率高达16.18%，是已经接种3针疫苗同龄人的16.5倍；在70岁到79岁人群中，没有接种疫苗者的死亡率是接种3针疫苗者的38.9倍；而在60到69岁人群中，这个比例达到50倍以上！ 奥密克戎为流行株的全球第五波疫情中，香港感染人数超过百万；1-3月，中国31个省市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感染人数达到十多万人；上海日增感染人数也一度超过了2.8万人…… 在这种情况下，给老人打新冠疫苗，特别是加强针接种，已经成了对抗奥密克戎、决战新冠疫情最有力的武器。 然而，很多老人却没有及时接种疫苗。对此，金冬雁分析，仅就香港而言，老人不打疫苗的原因很多，一方面是疫情在之前已经较少，觉得没有打的必要了；另一方面，担心副作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老人处于高危境地应该接种疫苗，但又担心疫苗产生不良反应会造成身体伤害。这使很多人陷入了两难境地。 金冬雁向虎嗅表示，“灭活疫苗比mRNA疫苗还要安全，97%以上的人都可以接种。”虽然在最开始也有一些误导信息，认为有免疫问题的人或是癌症患者不能接种，后来证明都是不对的。 可以看到，国家卫健委最新发布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技术指南（第一版）》中，即便是恶性肿瘤患者也可以接种新冠疫苗。美国药理学博士张洪涛在撰文中强调，只要这些癌症患者不是正在发烧或正处于急性治疗期或者无法控制的情况下，都可以接种新冠疫苗。 在4月1日的国务院疫情联防联控新闻发布会上，王庆华也仅列出了很少的暂缓接种情况，包括：正在发热或者慢性病正处于急性发作期，格林巴利以及横贯性脊髓炎和脱髓鞘病等一些相关疾病，如果没有得到控制等情况，可以暂缓接种。 数千香港老人因疫情离世，是一个悲剧。为了悲剧不再重演，香港也在大力推动新冠疫苗接种。从香港特别行政区官网上看，目前老年人群疫苗接种率已经大幅提升，从最开始的不到20%，增加到了60%以上。接种两剂的比例也提高到了48.28%。 同时他们也正在推进老年人的第四针接种。根据当地政府通知，已接种三剂疫苗的60岁以上人士，在接种最后一剂疫苗至少3个月以后，可以接种第四剂疫苗，以加强保障。 常荣山告诉虎嗅，不能认为老人足不出户就可以不接种疫苗。事实上，在以往疫情爆发中，也曾出现过足不出户的老人被感染的情况。常荣山说。“奥密克戎的特点，就是普通的物理防控无效，传播力极强，无症状感染者特别多。年轻人感染率高，活动人群即使感染了也不需要住院，他们会围绕在老年人群周围；一旦某区域突破防控，社区全员总感染率很容易突破1%，这样，传染链一定会延伸到老年人群体，并且出现重症。如果没有接种疫苗，老人感染后出现病亡就是不可阻止的了。” 他认为，为了确保接种效果，老人疫苗接种之后还应该加入抗体检测，确保他们体内产生了保护阈值之上的抗新冠中和抗体。 “抗体、抗原、核酸”三管齐下，形成对老年人群的全方位保护。 按照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雷正龙回答记者提问所说的，截至4月初，中国已有2.24亿60岁以上老人接种了新冠疫苗；其中完成全程接种的有2.13亿人，完成加强免疫的有1.44亿人。 根据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有2.64亿60岁及以上的老人。这意味着，中国至少还有4200万老年人完全没有接种疫苗、超过1亿人没有完成加强免疫，一旦奥密克戎形成社区传播，他们将首先陷入危险的境地。 而从整体数据看，目前中国内地老人整体两针疫苗接种率不到81%。在北京、深圳，老人接种率也刚达到了80%和67%。4月14日上海报告的病例中，也出现了9例重症患者，都没有接种疫苗，其中8例都是70岁以上有基础病的老人。 最危险的80岁以上人群，他们在香港三针接种率不到20%；另据4月12日发布会的数据，中国大陆地区第三针疫苗的接种率约为19.7%，也不到20% 从这个意义上讲，给这些老人接种疫苗等于是加固抗疫中的防控薄弱环节。雷正龙在会上呼吁，除了需要暂缓接种的情况，希望老年人及时按照程序完成全程接种，符合条件的及时完成加强免疫。 有学者统计，目前亚洲高龄人口接种率较高的国家，如日本、韩国和新加坡，他们的两针接种率已经超过90%，其中日本和新加坡分别达到98%和94%。 金冬雁向虎嗅介绍说，为了推进这项工作，香港甚至还推出了接种疫苗抽奖中房子和汽车的形式。“香港官方的目标已经是将老人两针的接种率提高到90%以上，第三针也要尽量提高。” 同期，北京、深圳等城市也在花样翻新地以购物券、牛奶、食用油，甚至是直接给现金等奖励形式，鼓励老人接种疫苗。 接下来这场保护中国老人的“战役”，可谓任务艰巨。 商业洞听，是虎嗅推出的一档音频节目，精选虎嗅耐听的文章，分享有洞见的商业故事，我们下期再见！

出品｜虎嗅商业、消费与机动组 上海，静安路，凌晨0:20。 90后骑手钟海南手机响起，一个女声焦急而低声地询问：“奶粉什么时候送到？” 此时，钟海南刚送完这一天的第22单，在过去18个小时中，他几乎未做停歇，只在等车加油时扒拉了几口泡面，算是中场休息。钟海南配送的东西以奶粉、尿布为主，这些订单均通过网络平台下单并由线下门店履约供货。但在整个链条中，被隔离在家的消费者、供货门店以及网络平台只在“虚拟世界发生联系”，最终由开着运货小车、配有通行证的钟海南完成现实世界的连接。 就在钟海南接电话处不远，23岁的团长宋明明正在统计着最新的订单。经过近一周的努力，宋明明终于在超过1万人的小区中获得了400多名固定“团员”，团员们更像是活在一个社区电商构筑成的“虚拟宇宙”里。在现实世界中，他们“久”未谋面，却通过微信群和购物链接感知彼此。宋明明扮演的是这个特殊世界的纽带，她不仅负责给每一户配送白菜、萝卜，也需要传递更为珍贵的“东西”，比如在一次送萝卜时，一个年轻男生突然问她“今天外面下雨是什么味道？” 钟海南、宋明明是疫情下上海的“互联网缩影”：当现实世界因为自然原因而“暂时搁浅”时，互联网和其所根植的“虚拟世界”开始扮演重要角色，互联网大厂开始通过物流、货源和供应链给特殊状态下的“生活基础件”加固；而那些“诞生”于互联网平台的职业人，像一个个触角和终端一般扮演着网络和现实世界的关键节点。 截至4月14日，互联网平台们正在持续抽调人力和物资支援上海。叮咚买菜持续向上海供应蔬果和肉禽蛋，最高时一天供应量超过850吨；天猫聚划算已有超过100吨民生物品陆续装车发货，而淘菜菜累计向上海供应物资200万斤…… 这并非只是“物资供给保卫战”，多位业内人士认为，这是一场提前到来的互联网平台大考：一场对过去五年各大平台的供应链、运力体系、科技实力乃至企业文化的全方位考验。以及，人们通过疫情下的“物资紧张”窥探到了中国互联网电商进化的焦点方向，如无人配送、智能分拣、自动驾驶、无人仓储、高智能电商AI以及具备小单快反能力的智能柔性供应链等等。 有某互联网平台仓储物流负责人告诉虎嗅，本次上海考验，题目是“逐渐变难的”。“一开始是运力不足，于是各大平台都抽调骑手增加运力；在上海、昆山等地大仓受困后，物资出现紧张，于是快速调货能力成为了考验的关键；随着时间延长，平台和平台奋战在一线的人员都面临压力叠加的挑战，这意味着公司的企业文化开始经受考验。”他用十个字概括了自己的感悟：平台在努力，平台不完美。 一些细节已经成为互联网平台复盘的焦点。比如，大量骑手发现“导航”和“算法推荐的路线”不可靠。在疫情期间，上海的小区大多只有一个出入口“开放”，而导航系统和平台推荐路线依然以日常的“最优选”规划。例如，当一些骑手开始配送物资时，往往按照“路线规划”去了北门，结果发现只有南门可以出入，而对于上海一些能容纳数万人的小区而言，从北门到南门意味着至少20分钟的时间被浪费。 既有的企业文化和平台薪酬福利也开始面临巨大挑战，某电商平台的部分骑手开始接上了私活。一位不愿具名的骑手告诉虎嗅，晚上接私活，一单200到300元的收入远远高于在平台薪酬体系内配送一单的收入。而这就会导致，在一些时段内平台运力不足。骑手说：“我们平时送货就是固定在几个小区，跟住户非常熟悉，他们会给我们打电话，问能不能帮跑腿然后给一些辛苦费。” 以及，互联网平台开始反思模式和技术创新。据悉，有平台客服被多次询问“能否派无人机从窗户配送”，还有消费者留言建议平台“用直升机带着无人设备降落在小区楼顶，然后逐层向下配送”。有知情人士告诉虎嗅，2019年以来各大平台都加大了研发投入，但更智能化的技术距离实现商业化还需时日。上述人士直言，眼下“人”尚不能被机器彻底取代，而“人”作为互联网平台“投放”到现实世界的终端，除了“功能属性”外，还有不可或缺的感性价值。 这也是无数大厂“小人物”正在上海提供的非凡价值。他们可能只是司机、骑手、分拣员、团长，或者只是通过网络“供货”的菜农、厨子，但他们正在成为连接两个世界的关键节点。在一个纯粹的赛博时代和元宇宙时代尚未开启之际，他们意味深远、不可或缺。 00后骑手杨卫豪加入美团已经快两年了，他负责杨浦区的药品配送。疫情给他带来了很多变化，比如杨卫豪的送货路上近乎“空无一人”；以及消费者的耐心更多了，有多位客户通过APP给骑手留言，让杨卫豪“不急于赶路，只要送到就行。” 疫情期间，杨卫豪所在区域能够买药的门店总共只有四家，而订单多以慢性病药、日常药为主，一些病患由于不能去医院而必须以网络方式买药。 互联网在这一瞬间扮演着“问题解决者”的角色，但它并不足够。比如，有消费者拜托杨卫豪帮忙“顺手买点其他东西”，按照平台要求这是不被允许的。但在疫情下，每一个人都会因“恻隐之心”而思考“既定规则”之外的温暖人情。 杨卫豪坦承，他会在能力范围内帮助用户买一些东西，他说自己无法“熟视无睹”，他想帮助别人，而不仅仅只做平台规定他做的那些。 钟海南是饿了么的“骑手”，从4月2日成为“宝宝关爱专车”项目的第一位司机后，他肩负着超过230多个上海家庭的奶粉供给。在疫情封控最严的阶段，他只能从一个地方拿货然后全上海送货，最远的一次他跑了60多公里才送完一单。 钟海南告诉虎嗅，他会在深夜继续送单，而这已经超过了平台设置的“常规时间”，让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他担心买不到奶粉的人在夜里着急。他说：“我曾经是军人，军队塑造了我的价值观，只要她们需要，无论多晚我都去送。” 和送药的杨卫豪一样，疫情下的钟海南是这个城市最基层的关键一环：网络世界和线下供应链构建出了庞大的“商业体系”，但最终需要人去完成这关键的“交付”。而人是活的：相比于追求确定性的互联网逻辑，人基于情感、思考和价值观，能够带来“规则”之外的价值。 段林勇是叮咚买菜前置仓配送员，他在配送过程中发现“鸡蛋”极度紧俏，每天他所在前置仓的鸡蛋都会被早早抢购一空，但依然有很多用户焦急询问“哪里可以买到鸡蛋”。于是，段林勇开始留意身边的“鸡蛋”，一天段林勇发现自己所在园区里出现了一批鸡蛋，他连忙把消息发到用户群，结果多位用户要求代购。从这一天开始，段林勇把自己的午餐时间挤出来，在不收跑腿费的情况下，帮大家买鸡蛋。 超越“日常思维”和“常规”的，还有货运司机。 京东司机李凯乐和伙伴创下了纪录：4月5日，在连续行驶5天4夜后，李凯乐的冷链物流车抵达上海。他的车从克拉玛依出发，装载10吨新疆羊肉，行驶5100公里抵达目的地。 3月31日晚上，刚从西安抵达乌鲁木齐的李凯乐接到了任务，他连忙去北屯市装上羊肉，然后行驶到克拉玛依开具证明。这是一趟并不轻松的“旅行”，在整个5100公里的道路上，二人一车的李凯乐和同事要确保行程码不能带星，这导致他们一路上不敢下高速、不敢耽搁。 有知情人士告诉虎嗅，正常情况下冷链物流车的司机需要在行驶过程中阶段性休息，但疫情让“常规”被打破，当李凯乐将羊肉送达上海宝山的指定库房后，他如释重负。 一位不愿具名的互联网大厂运营负责人告诉虎嗅：“‘人’正在弥补互联网生存法则。”在他看来，过去二十年互联网大厂们高度强调制度、绩效、投入回报以及人效，“用数字去评估每一件事、每一个人，但在疫情期间，互联网通过一个个终端的人展现出了更温情的一面，它不是冰冷的，是鲜活的。” 一位在上海奋战了十余天的95后骑手小哥表示，他平时最大的乐趣是玩游戏，他享受游戏中的英雄感。现在疫情期间，他发现自己有了一些“钱之外的动力”，当他驾驶着电瓶车“飞驰”在空荡荡的上海马路上、配送箱里放着很多人急求的物资时，他仿佛穿越到了游戏世界，成为“英雄”，他“会觉得自己在这一刻有被需要的感觉。” 除了骑手和司机们，还有团长 团长李晓俊的双腿“没有”知觉了。 此时已经是凌晨四点，在过去数小时里，李晓俊一个人完成了3600件订单的送货。由于封控限制，她所在小区内的电梯基本关停，所有用户都不能自提，这意味着李晓俊需要逐一上门送货。 在3月初成为小区志愿者后，李晓俊发现很多住户存在买菜困难。当时李晓俊询问了正在做团长的朋友，并和平台建立联系，在3月15日正式在“多多买菜”体系内开团，然后成为了团长。 李晓俊所在小区有2000多户居民，成为团长并不容易，一方面需要通过居委会的审核和同意，另一方面需要迅速收集住户的需求并“高效”配送。 团长是整个链条上终端的一环，挑战之一是需求量、物资和运力的匹配。由于当时李晓俊本身是志愿者，已经成立了多个小微信群，但“开团”后，海量的需求超过了小群能够支撑的限度，最终李晓俊建立了买菜大群。但李晓俊的挑战依然很大，作为志愿者的他需要上午忙于志愿者工作，然后下午和晚上完成团长工作。每天下午，李晓俊会“开团”，在详细统计居民订单后，他要完成从接收货到核对以及配送的多个环节。 在疫情影响下，这些环节都需要人来完成，而无法通过机器或智能化系统替代。而且因为一些特殊因素，进一步让“人”变得无法替代。比如在李晓俊的小区内，有一些不会使用微信的老人，为了让他们能够吃到菜，李晓俊需要跟负责买菜的人沟通反馈，以争取正常订单之外的更多“补给”，甚至需要在一些关键时刻协调一些物资，让老人能够吃饱。 宋明明的团比李晓俊略小一些，但她深刻感受到在疫情压力下，互联网力量存在影响力“边界”，而人正在成为边界之外“互联网力量”的关键延伸。在4月初，她在群里“开团”鸡蛋，当时她通过淘宝找到了供货者，但对方要求“300份起才能发货”，这意味着宋明明需要先买下这3000个鸡蛋。 这就是疫情下物资供应的缩影：来自网络的供货方出于效率和运输成本考量，不可能让订单“无限小”，比如你很难找到愿意因“10个鸡蛋的小单”而发货的店主或者配送骑手。于是这演变为一个断裂的链接——要么凑齐300单，要么无法下单。 但，凑齐订单并非一件轻松的事情。在复杂的通行审核和消杀政策之外，还有人与人的信任。大部分在疫情中扮演团长的人往往拥有两类身份特质：或者本身是小区志愿者，或者本身是在小区内拥有较高知名度或影响力的人。而这种信任成本，通过既有的互联网世界并不能迅速建立：曾有人试图通过微信扫一扫添加周边邻居和自己一起买菜，但最终发觉很难迅速建立起百人大群。 宋明明说：“过去近二十年的互联网时代，让人与人现实世界的连接弱化，如果没有疫情，很多邻居是不会有往来的。在疫情影响下，人们试图重建连接，这时候，人就成为了关键纽带。”她向虎嗅分享了一个细节，在她的小区内有一家老人不会使用手机，在物资紧缺的阶段，宋明明发现有一个“团员”买了70份午餐肉，当时她在送货的箱子上留下了一张纸条：“能否给我5个午餐肉？我想送到三层的独居老人家里。”然后留下了自己电话。当天晚上宋明明接到了电话，对方告诉她：愿意给10个。第二天，宋明明在送货时，取到了午餐肉送到老人家里，让她印象深刻的是，老人特意拿出两个苹果“拜托宋明明帮着送回去”。 宋明明说：“他们是间隔两层的邻居，在一个楼里生活了5年多却互相不知道名字，但在疫情下他们产生了互动。” 有资深社区电商分析师告诉虎嗅，疫情可能会让平台重新思考社区电商这一模式的未来。“我们过去坚信机器可以取代人，但团长们在此时此刻扮演的角色、其赋予消费者的情感价值和信任价值，是AI或算法难以取代的。” 绿行者大田负责人刘元军每天七点就会抵达公司位于上海的基地，此时两辆车长7米左右的冷链货车已经开始装货：生菜、白菜、土豆、萝卜、柿子椒以及多种水果。 疫情来临后，刘元军所在的公司成为了上海保供企业之一。在完成早晨的装货后，两辆货车便会在接下来超过15个小时的时间里覆盖全上海送货。 在疫情前，绿行者在天猫开设了自己的旗舰店，同时也是叮咚等平台的供货者。疫情让他们开始加速“直面”用户。刘元军说他最焦虑的事情是“履约率下降”，“我们其实没有运力，要靠自己的员工来配送，我们员工很多是坐办公室的，体力并无优势，大家穿着防护服、不敢多喝水、一般一天只吃一顿饭。”由于疫情封控，每天到公司前，刘元军都不知道今天能来几个员工，可能有的员工昨天还奋战在配送一线，今天就已经被隔离了。 在过去五年中，农品成为了各大平台关注的焦点，一些“模式和套路”逐渐成熟。但在疫情下，很多过去既定的打法正在发生变化。比如，为了提高效率，刘元军的团队优化了打包环节。在以往，2.5公斤的蔬菜就需要打包，而如今这一界限改为了5公斤。一些用于美化而无实际意义的包装手段也被迅速优化，以节省成本和装载空间。 一位在上海提供鸡蛋的农品基地负责人告诉虎嗅，在疫情前大部分电商端的鸡蛋类产品不仅需要在产品宣传时“重点宣传”各种营养成分和更低的含菌度，还需要在包装上想办法变得精美好看。“甚至有品牌请日系风格设计师，设计简约美的盒子。”但疫情下，上海的鸡蛋消费回归了更质朴的一面：人们看重的是最实在的“蛋白质”三个字。而且此时供货和配送鸡蛋变得更追求效率：追求的是最短时间内把更多的鸡蛋平稳送到小区。 受疫情影响的“食物”不仅有鸡蛋，还有“面”。 疫情期间和府捞面在上海提供了团购业务，目前在上海的和府捞面拥有约500个团长。和平日的团购或电商产品不同，疫情下，保存时间更长的产品开始成为“刚需”，这意味着组货策略的改变，更多“长保”类产品开始上架。和府捞面的相关人士告诉虎嗅，疫情让他们加速了“触网”。在部分线下门店业务搁置的状态下，品牌通过互联网加速转型，并适应基于“互联网+团长”构建起的渠道。 一位深耕生鲜肉类的产品负责人则向虎嗅描述了在疫情影响下，“肉”带给互联网的挑战。在日常，他的基地只做门店供应，从未通过网络进行供货，疫情来临后，他开始通过电商平台和团购系统供货。由于部分小区有严格的消毒和封控限制，货物送到小区门口后，并不能及时配送到住户手中，而一些肉品会在放置几小时后出现品质下降的问题。 在日常，这种“品质下降”是可以规避的，因为大部分消费者会尽快签收。但疫情影响下，传统的互联网打法正在“失效”：既有的冰袋保鲜模式，不足以让肉在三四个小时后依然保鲜，最终这变为了消费者在平台上给商品“打低分”和吐槽的原因。上述负责人说，“疫情可能会让互联网平台重新思考生鲜业务的底层逻辑，包括成本和利润模型，目前来看，现有的模式依然存在改良的空间。” 以及，疫情正在让“人”在供应链环节的价值被放大。 99年出生的叮咚买菜分拣员龚永琪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460吨货物的分拣工作，这超过了叮咚买菜所有大仓的“原有极限”。 在疫情冲击下，龚永琪的工作量陡增：每天他的工作时长都会超过12小时，由于大仓的封控政策，在接近一个月的时间里，龚永琪和全仓几百多人都生活在大仓所在的楼里：打地铺、吃食堂。 在海量订单冲击下，分拣员成为了不敢轻易休息的关键环节。分拣员需要将生产线上打包好的产品，装到相应的分拣筐，再将卡好的一筐筐货品，拉至和各个前置仓相对应的区域，最终这些分拣筐会被陆续送到目的地。 在最忙碌的时候，龚永琪单日最高分拣了2.9万件货，他需要不断重复着分拣和搬运的动作。虽然不能走出大仓，但每天他走动的“距离”都能超过了5万步。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某电商平台的分拣员王丹身上。作为00后分拣员，王丹在过去二十多天，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她的右手已经蜕皮三次。每天下班后，王丹的手都会轻微颤抖，在最忙碌的几个晚上，工作后的她甚至无法拿起水杯。 有知情人士告诉虎嗅，疫情下，围绕生鲜喝日常百货的仓储物流高度依赖分拣员。这位业内人士表示，“能够大批量使用物流机器人的多为3C小件型仓储，而在分散性的日常百货、生鲜和液体饮料等领域，大规模使用智能仓储机器人尚需时日。”虽然生鲜电商和社区电商在过去几年提速发展，但人依然无法取代，甚至变得更为重要。“针对某些无法用机器人分拣的品类，成熟的分拣员可以大幅度提高效率，并降低商品损耗。” 王丹想过自己的职业和机器人的关系，她曾看过国外讲述智能仓库的纪录片，里面的智能机器人和机械臂可以轻轻松松24小时不停歇工作。看完纪录片，王丹担心自己的工作会被机器人取代，她曾把这个焦虑向公司领导吐槽，却被告知“杞人忧天”。 在送货过程中，98年出生的骑手蒋杨曾和某互联网平台的配送无人车擦肩而过，那一瞬间他心头一紧。他说，“我在想，会不会几年后我们这些骑手会被这个大家伙取代？”然而蒋杨的担忧在那一天下午的送货过程中就烟消云散了，因为他看到一个无人车在一个分叉路口犹豫了大约10秒，而他自信地用不到三秒的时间超车而过。 一位不愿具名的互联网平台相关人士透露， “趋势正在出现，但进程比我们想象的慢。”在过去五年各家大厂都在发力无人配送、智能AI以及更先进的地理信息技术等领域，但相关产品距离大规模投产尚有距离。 然而疫情正在加速趋势。 上述人士指出，各家互联网平台都正在面临流量红利消失的挑战。这意味着平台开始从粗放的流量生意向精细化运营进化，而通过技术进一步提高人效、优化成本和利润模型是关键方向。上述人士表示，“并非是机器取代人，而是机器承担更多简单重复的工作，解放人力去做更多有创造性的工作、去进行更多需要人性去判断的事。” 凌晨两点，宋明明最后梳理了一遍订单，然后看了眼房间角落处一个丢单的包裹：里面有一份鸡蛋、三份午餐肉、两斤土豆。宋明明略作犹豫后，从自己家里拿了一根胡萝卜放入其中，然后在包裹的订单信息栏写上了楼下三层独居老人的住址，做完这些后，宋明明封上了包裹…… 应采访对象要求，宋明明、李晓俊为化名。 商业洞听，是虎嗅推出的一档音频节目，精选虎嗅耐听的文章，分享有洞见的商业故事，我们下期再见！

出品｜虎嗅商业、消费与机动组 在静安区和徐汇总共拥有三家咖啡馆的创业者赵铭在4月12号告诉虎嗅说：“自己从4月1号至今一直停业，门店和外卖都歇业，目前没有收到租金减免方面的消息。” 他位于静安区的咖啡馆月租金为1.1万元，在不营业的情况下店员已处于闲置状态，若此状况持续，那么静安区一个店的月度“亏损”就将达到2.8万元。 4月11日，蓝瓶咖啡和星巴克中国均向虎嗅表示，目前在上海的门店处于“歇业状态”，其中星巴克的门店和外卖业务均“搁置”。瑞幸咖啡在上海的大部分门店也处于歇业状态，略有不同的是，瑞幸相关人士告诉虎嗅，极少数的“瑞幸校园店”还处于营业状态。 疫情对上海咖啡的影响并不止于门店。4月10日，永璞咖啡创始人“铁皮”通过“永璞”官方微信发布公开信，表示将把8万颗尚未卖出的“咖啡浓缩液胶囊”免费支援上海。有熟悉上海咖啡进出口及仓储物流行业的人士告诉虎嗅，上海疫情也深度影响了线上咖啡，他说：“多个品牌的进口咖啡豆和咖啡液位于上海的保税仓库区，而疫情下这里是严格管理的区域。” 经营精品速溶咖啡进出口业务的经销商侯亮告诉虎嗅，算上2个月“顺延到港时间”后，4月一般是国内咖啡豆和咖啡原液的“供给”淡季，“4月并非南美洲几大产区的生产季，此时也非印尼爪哇等东南亚产区的生产季，甚至4月也不是中国云南产区的生产季。”侯亮表示，由于上海港口处于严格管理状态中，运输咖啡豆和原液的海运货船不能“随意”靠岸卸货，“从长远看，对今年的咖啡原料供应链会形成影响。” 多位在上海经营咖啡门店的老板均表示，上海突如其来的疫情对他们今年的生意将有深度影响，甚至可能会影响今后的战略。一位原本准备今年开新店的老板告诉虎嗅，他准备把去年盘下的两个铺面盘出去，不再开咖啡店；另一位老板则表示，疫情给他最大的感悟是“尽快到其他城市开店，并大幅度转型线上以分担风险。” 有咖啡圈深耕多年的咖啡老炮儿表示，上海疫情可能会重塑中国咖啡圈的底层逻辑，也就是说，“在一个城市短期内高速扩张门店量的模式将被打上问号，那些高度依赖上海单城的咖啡品牌也将被重新审视。” 可以说上海，是中国咖啡的心脏 孙强是标准的“无咖不欢”型上海人，他供职于金融圈，正常情况下，一天至少喝2杯美式，如果上午有重要会议，他会额外加一分意式特浓。他的“品咖”方式很具代表性：他早晨在公司路边的星巴克门店买一杯美式然后拿回工位，下午和客户面谈时会找咖啡门店小坐，夜晚熬夜加班时会用家里的咖啡机“解决咖啡饥渴”。 疫情影响下，孙强的咖啡彻底“断供”。由于小区的特殊位置，孙强从三月下旬开始已经处于隔离状态，他无法前往咖啡店，而家里的咖啡豆、咖啡粉存量并不多，4月2号，孙强家里的“存货”已经见底。 由于咖啡没有被孙强所在的小区纳入“生活必需品”，所以物业组织的团购并不包含咖啡类产品。孙强发现自己通过网络也很难买到咖啡。他曾在淘宝上发现了愿意给其所在小区发货的咖啡店，但对方告诉孙强“需要100个订单，才能起送”。孙强努力在业主群里呼吁大家一起买咖啡，但团购的消息很快被鸡蛋、午餐肉、牛奶、冷冻肉糜以及苹果等的海量内容掩盖。 4月5号到6号，已经三天没有喝咖啡的孙强感觉“失了魂”。他翻箱倒柜找到了两包2018年产的三合一咖啡，孙强大喜过望一饮而尽，竟感觉味道“绝美”，喝完之后孙强开始感到焦虑：他开始为之后十余天的咖啡发愁。 在中国咖啡之都上海，3月至今像孙强一样有“咖啡焦虑”的人并不少。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上海已经拥有超过7000家咖啡门店，在人均咖啡馆拥有量和每平方公里咖啡馆密度两个数据上，上海冠绝亚洲其他城市。 对中国咖啡圈而言，上海是最强的咖啡消费引擎。以星巴克、瑞幸为例，作为中国市场门店总数排名前二的两大品牌，上海是星巴克和瑞幸的门店“重仓”。而来自天猫和京东的消费数据也显示，上海为代表的华东市场是中国线上咖啡零售最重要的销量来源地。 咖啡分析师赵程程告诉虎嗅，从C端视角看，上海提供了两个独特价值，即国内最大的单城消费力，以及最为成熟的咖啡消费群体。 通过对比上海、北京以及深圳等地咖啡消费者的习惯和行为后不难发现，上海咖啡消费者在消费频次、客单价和咖啡文化认知度等方面具有更成熟的特质。赵程程认为“对于一些中高客单价的精品咖啡、小众手冲咖啡以及亚文化主题咖啡而言，上海是它们存活的沃土。”上海在“咖啡文化”上，处于引领全国乃至亚洲的状态。2016年之后的一些咖啡新品或新工艺开始从上海出现并辐射到全国，而更多的咖啡师开始云集上海或每年定期抵达上海，这进一步强化了上海的“咖啡文化中心态势”。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对于中国咖啡的“心脏”作用还体现在供应链端。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咖啡进口省份。在过去5年中，上海的年咖啡进口量比第二到第五名的总和还要多。 巨大的咖啡进口量体现出了上海作为中国咖啡贸易枢纽和供应链加工关键节点的价值。据侯亮和赵程程等业内人士透露，来自南美洲等咖啡产地的海船会在上海港卸货，并基于上海的运输能力覆盖全国市场。其实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上海和周边区域已经出现了咖啡原料加工厂，而随着加工厂增多和加工技术成熟，这里也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咖啡原料加工基地之一。 一个关键细节是，有着巨大咖啡进口量的上海，也是中国最重要的咖啡出口省市之一。2019年至今，上海的咖啡出口量只排在云南之后。要知道，云南是中国最大的咖啡豆产区分布地，而上海本身并不生产咖啡豆，从这里出口的咖啡中，占比较多的一部分正是加工后的咖啡制品。 巨大的咖啡“吞吐量”，让上海的咖啡“基础设施”在过去十年中迅速成熟。有知情人士透露，上海当地有专门适合精品咖啡豆存储的特制仓库，一些高价精品咖啡豆只有在这里才能稳妥保存。部分仓库中不仅匹配了24小时恒温装置，还有复杂的传感器系统和“换风”系统，以确保咖啡豆处于国际一流水平的“存储状态”。 上海的“咖啡基础优势”还体现在人的环节。由于这里是星巴克中国总部所在地，在徐汇还有星巴克中国的培训学校，让这里几乎成为了中国咖啡圈的“黄埔军校”。而遍布上海的各个咖啡店成为了培训生的实习地。在过去十余年中，从上海“咖啡圈”学习成长，并最终走向职业咖啡师生涯的人一直是中国咖啡江湖的主流群体。 以及，不可忽视的上海的“造新能力”。在咖啡新势力崛起浪潮中，Manner咖啡、Seesaw咖啡等品牌均诞生并崛起于上海，而三顿半、永璞等线上新贵的龙兴之地也正是上海。 正因为上海之于中国咖啡江湖有着“心脏”般的关键价值，疫情冲击下，咖啡圈面临剧变。有估值较高的咖啡新品牌的相关人士告诉虎嗅，如果歇业状态持续到5月，那么对于公司的年度业绩影响是质变的，对于后续一系列扩张以及资本运作都会有深度影响。 “疫情对上海咖啡圈可能并非坏事，起码能让我们冷静下来。” 一位不愿具名的投资人告诉虎嗅，过去两年多上海的咖啡创投热有点“热得发烫、热得让人后怕”。 在2020年前后，由于一批门店无法继续经营，上海出现了一波租金红利潮。而大量本土咖啡品牌基于此迅速扩张。有上海商业地产资深人士透露，2020年前后签约的房租合同一般是3年，“据我所知在咖啡圈，国内还没有任何一家品牌，可以在上海拿到和星巴克一样的长约。” 隐藏在租金红利背后的还有补贴。2020年前后，部分区域针对咖啡门店提供了扶持性补贴福利，这进一步降低了咖啡品牌的经营压力。而到了今年，上述情况正在发生明显改变。首先是部分门店的房租合同到期，咖啡品牌需要重新签约，而租金价格相比于2020年疫情期间已经大幅度增长。以及2021年以来，相应的补贴已经消失。比如咖啡品牌关注的飞机场、高铁站等“点位”，2021年至今这些点位大多取消了补贴。甚至在疫情导致歇业的状态下，租户需要继续全额缴纳租金，如果退租还需要缴纳违约金。 伴随租金红利和补贴消失同频出现的，是咖啡品牌被资本热捧后的高估值压力。上述投资人告诉虎嗅，由于咖啡赛道内已经有“瑞幸上市”的前例，所以资本相信这是一个更容易实现IPO的赛道。“瑞幸不仅培育了消费者，也培育了资本。”而在大餐饮和茶饮普遍火热的疫情后，咖啡也是其中最具“确定性”的品类。 上述投资人认为，“疫情后，茶饮热、餐饮热、咖啡热，但只有咖啡有成瘾性，作为消费它具备刚需特质。而且咖啡赛道前有星巴克，后有瑞幸，这是一门跟资本世界关系密切的生意，大家自然容易相信它的潜力。” 然而，就算没有疫情冲击，上海咖啡圈在今年也已经陷入了“畸形”：高密度的咖啡门店，让这片红海被进一步“烧得滚烫”。大部分门店的客流量在下滑，为了维持高估值，品牌只能继续扩张门店数，这进一步蚕食了创业品牌的利润模型，最终导致更漫长的新店投资回报周期、更低的月均单店客单价以及更低的消费频次和复购率。一个关键细节是，多家咖啡品牌开始探索咖啡之外的“赚钱之道”，比如进军简餐、杯面、茶饮，或进一步改变店型，大幅度向“外卖模型店”转变。 这位投资人描述了一个细节，在今年元旦前后，他们机构已经对咖啡茶饮类项目更为审慎，而在3月后，他们机构已经对这些品类的新创业项目暂时说“不”了。 但一个潜在的变量是，在疫情影响下，一批临街门店、写字楼档口正出现“退租”，那么在去年拿到热钱的咖啡品牌们是否会借机迅速卡位？ 在上海静安区的某临街70平米商铺，原租户已经准备转租，而他既有的租期还有两年。作为转让费用，这位原租户希望获得2万元“酬劳”，对于动辄数亿元融资的咖啡新势力们而言，此时“拿地”并非难事。 让咖啡新贵们可能“解封后迅速拿地”的另一个原因是：上海咖啡消费者可能将迎来一波报复性消费，甚至已经有咖啡品牌开始研究全新的“疫情后产品”了。有知情人士告诉虎嗅，解封后消费者对于喝咖啡、在咖啡店聚会以及拍照分享朋友圈等行为“势必”将出现热潮，“而这一个多月，品牌可以静下心来研究一些适合分享朋友圈的爆款SKU，在疫情后上海的这波朋友圈分享热潮下，很容易出现一两个咖啡爆款。” 以及有多位咖啡人士开始重新思考“咖啡机”的生意。 来自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从3月底到4月初，华东等区域市场关于咖啡机、家用咖啡机的搜索量和下单量有小幅增长，而且商用智能咖啡设备的关注度开始上升。 咖啡分析人士吴帅对比韩国市场和中国市场后认为，韩国的“咖啡普及”最明显的两个特点是“高密度小业态”和“家庭普及”。韩国很多街头的边角就设有咖啡自动贩售机，而在韩国家庭中咖啡相关的设备普及度也较高。在韩国大部分电器卖场和电器网站上，咖啡相关设备一般可以占据小家电中30%的SKU。“在解封后，上海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进化趋势。在更多的点位开始分布小业态咖啡，以及更多消费者开始提高其在家自制咖啡的能力。” 眼下，对于上海咖啡圈而言，从业者正在思考的核心问题主要关乎租金、薪酬和解封时间。在4月12日上午举行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相关人士指出“上海市超市卖场相关网点解封工作将分区分类稳妥推进”，这让咖啡人看到了曙光。 4月13日，咖啡创业者赵铭重新和海外咖啡豆供货商取得联系，并开始探讨新产季拿豆价格。他长期合作的供货商在社交平台上传了一张照片——一棵充满生机的咖啡树，以及背后充满希望的暖阳。他觉得“兆头”不错。 商业洞听，是虎嗅推出的一档音频节目，精选虎嗅耐听的文章，分享有洞见的商业故事，我们下期再见！

出品 | 虎嗅医疗组 上周末，很多中国家长经历了一场虚惊。 4月9日深夜，费列罗中国发布声明向消费者承诺，此次召回只是涉及在比利时埃尔隆工厂生产的特定批次产品，主要是“健达惊喜蛋”，并不是在中国销售的“健达奇趣蛋”。健达奇趣蛋与涉事工厂无任何关系，不在召回范围内。费列罗的中国粉丝们这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就在这一天的早些时候，央视财经报道称，当地时间4月8日，意大利巧克力生产商费列罗公司发布声明“真诚道歉”，并宣布将暂时关闭其在比利时的一家工厂。起因是近期该公司旗下巧克力产品“健达蛋”涉嫌与欧洲多起儿童沙门氏菌感染事件有关联。根据欧洲相关部门调查，共134名儿童涉事。 此前，费列罗已经在英国、爱尔兰、西班牙、澳大利亚、德国等国家和地区召回了多款产品，涉及多个批次。 要知道，费列罗是全球第三大巧克力制造商，该品牌在中国巧克力市场上的占有率达到17.8%。“健达蛋”是该公司1970年代推出的产品，由牛奶、可可酱搭配可可球制作而成。2007年该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一半食物、一半玩具，可吃可玩，堪比盲盒，非常受儿童和部分成年人的欢迎。巅峰时期一年在全球卖出了35亿个。 也正因如此，召回消息一出，就在中国受到了很大关注。而此次引起事端的沙门氏菌，更是食品安全的一大威胁，每年有30万人因此丧生。在费列罗之前，已经有多个大品牌“翻车”。更危险的是，这种细菌已经越来越难对付了。 在今天，食源性致病菌已经较少，但沙门氏菌却仍然较为常见。该病菌容易引发伤寒、急性胃肠炎、败血症等疾病，感染者一般会在12到72小时内出现腹泻、高烧、胃痉挛、脱水等症状。这种细菌对老人、幼童等免疫力较差的人群，是非常危险的，还曾出现过致死的情况。 世界卫生组织也将其列为具有严重危害和中等危害的食品传播性病原菌。据世卫组织2015年统计，每年约有1.8 亿人患上沙门氏菌相关性腹泻，并有29.8万人死亡。据海外网消息，去年9月份，美国还曾经在25个州暴发过沙门氏菌疫情。而在中国，沙门氏菌也是造成细菌性食物中毒的主要元凶。 1885年霍乱流行期间，沙门氏等人成功分离出了一种细菌——猪霍乱沙门氏菌，将其命名为沙门氏菌。后来沙门氏菌传遍世界，“家族”也越来越庞大。目前按照血清型算，已经有2500多种，常见的有伤寒沙门氏菌、乙型副伤寒沙门氏菌、丙型副伤寒沙门氏菌、鼠伤寒沙门氏菌以及婴儿沙门氏菌等。人类一般通过食用含有沙门氏菌的食物或经由粪口传播途径被感染。 这种病菌进入人体后，会在肠道大量增殖。他们利用表面突起与目标细胞建立联系，将特定功能蛋白质输送到目标细胞、破坏细胞膜，进而向其释放毒性蛋白质。这些细菌一旦破坏消化道黏膜，通过淋巴系统进入血液，就可能造成菌血症、全身感染等问题。即便人体免疫系统发现沙门氏菌，对其进行攻击、破坏，也还是会中毒，因为那些被破坏的细菌会释放出大量毒素，使人体中毒。 在人或动物体外，沙门氏菌也有极强的生命力。它们在不宜生存的水中可以活2到3周，在粪便池中最长可活8个月，在腌肉里可以存活75天；在60℃以上的条件下，也需要15分钟才能将其杀死。这些都使得沙门氏菌既危险又难缠。 因此，各国对沙门氏菌都非常重视。虽然，沙门氏菌主要寄存在鸡蛋、肉类、奶类等食品中，但是也有在加工食品中出现的情况。巧克力因为含有乳制品，也一直是检测的重点对象。 即便如此，沙门氏菌感染人的情况，还是时有发生。在费列罗之前，雅培中国的特医食品，乐之的饼干，英国的有机黑芝麻、美国的牛肉，吉百利的巧克力糖，甚至是全球第三大乳品集团法国奶粉制造商兰特黎斯的婴幼儿奶粉，都曾涉沙门氏菌问题，召回产品乃至暂停工厂。 根据上海海关动植物与食品检验检疫技术中心的赵丽娜等人梳理，2017年至2019年中国进口食品中，采集到的4大类1511份样品可能存在致病菌。沙门氏菌检出率已经比较低了，但也占到了2.08%。 更糟糕的是，因为抗生素大量用于食用动物饲养，沙门氏菌也越来越难对付了。 前不久，有中国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专家参与的项目，对2007到2016年中国零售食品中分离出的2486株沙门氏菌进行了研究，发现有5.6%是mcr-9阳性。mcr-9被认为是全球传播的粘菌素耐药性细菌的决定因素。 研究者指出，这种具有耐药性的沙门氏菌分离物，普遍存在于中国 10 个受调查的省市中的 9 份零售食品中。而且禽类食品中出现这种耐药菌的几率远高于其他食物。 从其刊发在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上的论文来看，目前这种耐药菌在全球范围内发现的几率并不高。但研究者还是提醒，如果这种mcr-9阳性粘菌素耐药沙门氏菌出现暴发，对公众健康可能构成巨大威胁。 今年3月29日，欧盟发布的一份关于2019至2020年间来自人类、动物和食物的人畜共患病和指示菌的抗菌素耐药性的总结报告中，也特别提到了沙门氏菌的耐药问题。根据报告，2019年至2020年，人类病例中，对氨苄青霉素、磺胺类和四环素类药物耐药性总体较高；沙门氏菌对氟/喹诺酮类药物的耐药性从“高”到了“很高”，对环丙沙星中度耐药。而这些都是以往常用于治疗沙门氏菌感染的药物。 早在2018年11月份，就已经有生物学家在巴西发现了多种对常用抗生素具有耐药性的沙门氏菌新菌株。1982年至2013年，沙门氏菌曾经在巴西造成了集体腹泻，上述生物学家团队破译了沙门氏菌的90多个基因组，并发现了其中的耐药菌种。这项研究发现，沙门氏菌已经迅速发展出了40多个基因，使其能够对一种或多种抗生素免疫。 事实上，不止沙门氏菌，细菌的耐药问题，一直是全世界都在担心的事情。 据英国吉姆·奥尼尔爵士2016年发表的名为《全球抗菌药物耐药回顾》的报告，预估到2050年全球因为耐药菌死亡的人数就将超过千万。 中国过去抗菌药滥用问题严重，自2012年发布“最严限抗令”以来，卫生主管部门已经严格限制了门诊及住院抗生素的使用。据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主任医师卓超在一次行业会议上的介绍，到2020年1月份，中国临床抗菌药（包括抗生素）的处方量已经从原来的70%下降到了不到30%。 然而“病从口入”的问题仍然存在。在欧洲一些国家，人类对抗革兰氏阳性菌的“最后一道防线”万古霉素，已经出现耐药，屎肠球菌对其耐药性达到了40%。据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抗感染科主任医师郑波为中国科普网撰文分析，他认为这就与欧洲经常将万古霉素的同类药物阿伏帕星用作家禽家畜的饲料添加剂有关。 中国讲究“民以食为天”，一口一口吃出来的上市公司都不在少数，但一口一口吃出来的问题还是越少越好。从这个角度看，重视食品领域的抗生素滥用问题和防范食品中出现致病菌都非常重要。 商业洞听，是虎嗅推出的一档音频节目，精选虎嗅耐听的文章，分享有洞见的商业故事，我们下期再见！

出品｜虎嗅商业、消费与机动组 自昨天4月11日下午开始，游戏版号恢复核发的消息便在游戏圈不胫而走。等到国家新闻出版署网站晚上八点更新，“游戏版号”这一话题，一度蹿升至微博热搜榜第二的位置。 游戏版号之所以备受热议是因为：一方面，这是自去年7月22日版号停发，时隔263天后，国内游戏版号重新恢复核发。无论对游戏厂商、投资人还是玩家而言，这都是一个期待已久的好消息。 另一方面，虽说2018年游戏行业已捱过一次版号停发，但在市场经济下行、大环境骤变的当下，新版号之于游戏厂商更显弥足珍贵。这或许也意味着，缚住游戏行业八个月之久的紧箍咒“松”了。 为此，有分析师认为，“只要版号政策正常化、可预期，游戏股或将迎来中长线配置的拐点，更重要是资本重新将目光聚焦于游戏行业利于板块估值修复，所以持续看好接下来游戏股的市场表现。” 虎嗅研究过最新核发的 45 个版号后发现，其多以轻度游戏为主且不乏知名厂商旗下产品。比如，三七互娱的《梦想大航海》、心动的《派对之星》、西山居的《剑网3 缘起》、莉莉丝的《生活派对》、游族的《少年三国志：口袋战役》等等。对此，有资深游戏玩家表示，最新过审游戏版号质量不错，当然，也有玩家表示版署核发的这 45 款游戏能打的并没几个。 其实，关于具体游戏的争论并没有那么重要。用业内人士的话说，“过审的都是些什么游戏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开始审了，这会让一级市场、二级市场感知到游戏行业‘松绑’的利好信号。” 对此，心动网络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说，“去年上半年，《派对之星》已经进入送审流程，在去年7月版号停发前，游戏已经反馈多轮意见，因此公司《派对之星》可以获得版号，是有预期的。” 在数量上，最新过审版号数量为 45 个，与去年7月停止核发前月均过审数量相比缩减超一半；另据游戏大观统计，与 2020 年发放的1405 个游戏版号相比，去年的版号总量减少了46.26%，近乎“打对折”。自 2018 年开始，版号总量已连续四年递减。 市场猜测可能源于两点考量：第一，版署在审批标准上加大了精品化的核发力度，接下来对游戏行业的监管将更加严苛；第二，版号审批虽然恢复核发，但要恢复到正常审批速度还需要一段时间。 其实，早在去年8月，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杨芳的发言便已传达出两点信号：第一，游戏行业要进一步增强精品意识；第二、要将防沉迷作为重中之重。 鉴于此，2021年下半年防沉迷问题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程度。同年 6 月 1 日，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以立法形式规定实名认证是未成年人进入游戏的必要前提；8 月，版署下发《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监管大力推动游戏公司对未成年保护以及游戏防沉迷的建设，这无疑让游戏厂商如履薄冰，毕竟防沉迷新规已成为关乎一款游戏生死的绝对红线。 此前，便有游戏人士猜测，版署审批暂停，“或许是在等后续未成年人保护以及游戏防沉迷等更细化的新文件出台，那对游戏厂商的版号审批细则也会做出对应调整”；另有从业者认为，强推游戏实名制以后，很多游戏要重做验证系统并重新提审版号，这或许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暂缓新游戏版号下发的原因之一。 对比2018 年以及2021 年的两次版号“冻结”亦不难发现，此后监管都陆续出台了规范游戏行业发展的相关文件，在政策延续上能明显感知到版署试图通过控制总量倒逼行业精品化，并持续加大未成年保护力度。 如今，新规相继落地、游戏厂商依次上线实名认证系统，监管便从3月开始向外传达版号相关的积极信号。比如，雪球用户“仗剑茶客”早在3月末便表示：游戏版号正在经历一个缓慢的“松绑”过程： 首先，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在《 2021 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中要求，游戏企业要加大精品游戏出海力度，讲好“中国故事”。等于说，游戏出海和文化出口是政策着力推进的新方向。 其次，3月16日召开的金融委会议便向市场释放了游戏行业“松绑”的信号，因此有了第二天，三七互娱、完美世界、吉比特等游戏平台企业的涨停，说明市场在针对预期进行炒作。 事实上，自去年 7月22日游戏版号核发“冻结”后，游戏行业可谓“一夜入冬”。 要知道，游戏版号并非申请就会下发，中间有一个数月乃至一年的等待期。如今国家新闻出版署暂停了游戏版号下发，游戏大厂可以背靠充沛的资金，依靠此前上线的游戏支撑营收。但对于小厂商、独立游戏人而言，版号迟迟不下发的结果是团队和游戏都有可能被“耗死”、被迫解散。毕竟，版号之于游戏厂商而言是立身之本，不仅会限制其未来想象空间，而且会一再压缩公司现阶段的市场议价能力。 鉴于此，版号停发后每个月社交平台都会有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即便流言的版本细节不尽相同，但核心内容都在2022年是否会发放新游戏版号上摇摆，并且大多持悲观态度。 甚至，随着悲观情绪弥漫，很多游戏从业者已经在谋求转行。天眼查数据显示，仅去年7月至12月，就有1.4万家注册资本在1000万以下的中小游戏公司注销。 与此同时，受到游戏版号停发及未成年保护监管的双重压制，游戏上市公司股价集体疲软且游戏板块估值已经多年处于低位。毕竟，政策的不确定持续对行业产生影响时，任何唱衰的声音都会让喜欢游戏的资本感受到危机，进而引发连锁反应，造成游戏概念股踩踏式集体下跌。 这也反映出，机构、投资人对国家政策的研究远远不够，对政策风向的判断研究远远不够，因为缺乏更宏观的洞察，市场稍有风吹草动就变得“盲动”。 聚焦到企业经营，版号停发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直接：大小游戏厂商只能通过砍项目或是裁员“自救”，要知道，腾讯、心动、B站、完美世界都曾有过裁员传闻。 直到4月11日，版署核发最新一批游戏版号，很多游戏人都开心的像过年一样。比如，心动CEO黄一孟就第一时间在社交平台用“泪大喜奔”表达内心的澎湃。 另一方面，业界认为，版号恢复核发对腾讯等头部游戏厂商利好面更大。原本，供给侧游戏版号出清会使头部玩家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升；然而，自从游戏版号冻结以来，政策对游戏公司股价权重影响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尤其腾讯处于反垄断和游戏严监管的双重钳制下，股价持续震荡下跌。 如今，版署最新的过审版号名单中虽未有腾讯游戏，但一位业内人士对虎嗅表示，“小厂商版号都放了，腾讯只是时间问题；对比2018年那次版号开放，第一批名单也同样以中小游戏厂商版号为主。”该业内人士还表示，“随着版号核发常态化、可预期，腾讯挤压的多款游戏都会得到释放。” 此前，国金证券分析师就曾对《证券之星》记者表示，“游戏版号恢复之后，游戏行业向头部集中、向精品集中的趋势不会改变。最有可能受益的公司：一是具备自有流量，或者通过与腾讯合作而获得流量的公司；二是具备精品 IP 和自研实力、产品积累比较雄厚的公司。” 狂欢者又何止游戏圈，版号恢复核发还带动了元宇宙“信徒们”奔走相告。 一名研究元宇宙的投资人就对虎嗅表示，“游戏版号放开一方面能会提振游戏产业，另一方面对元宇宙技术应用及场景落地也是利好的。毕竟，游戏是现阶段离元宇宙最近的娱乐形态。” 亦如微软 CEO 纳德拉曾在一份声明中说的那样，“游戏是当今所有平台娱乐中最具活力和最令人兴奋的领域，并将在元宇宙平台的开发中发挥关键作用。” 对此，《证券时报》援引分析师观点称，“长期来看，元宇宙有望成为超越互联网的下一代媒介形式，游戏将成为元宇宙的关键内容入口，而元宇宙将重构游戏的生产及估值体系，为游戏产业带来新的想象空间。” 商业洞听，是虎嗅推出的一档音频节目，精选虎嗅耐听的文章，分享有洞见的商业故事，我们下期再见！

出品 | 虎嗅汽车组 新官上任三把火，刚经历高管层换血的爱驰汽车，火了。 4月5号，爱驰汽车官微发布了一则关于成都车辆事故的公告，公告显示：2022年4月5日9点29分，爱驰汽车系统后台收到一辆爱驰U5在充电过程中的热失控报警信息，车辆位置为成都市锦江区三圣乡。 尴尬的是，虽然这起自燃事故在微博上冲进了热搜榜，但爱驰的官微却无人问津，直到24小时之后才出现了第一条留言：“你们的车真危险”。 爱驰这家公司现在的处境，确实很危险。据公开数据显示，爱驰旗下唯一一款在售车型爱驰U5，去年国内累计销量为4684台，另外向海外出口了2783台，加起来也不到八千台。 爱驰销量没起色，但融资却没耽误。 半年前刚完成上一轮融资的爱驰，在今年1月份又完成了新一轮数亿美元的融资，融资方为陈炫霖及其旗下的东柏集团。与此同时，爱驰的高管层也进行了大换血。陈炫霖出任爱驰汽车董事长、前蔚来汽车副总裁张洋任CEO，创始人付强继续担任爱驰汽车总裁。然而，原爱驰汽车联合创始人兼CEO谷峰，并未出现在最新的管理层名单中。 摆在爱驰新任高管层面前的难题，或许不仅仅是处理自燃事故这么简单。同时，爱驰的危机也并非个例，与它处境相同的造车新势力不在少数。 早在2017年第一次对外亮相时，创始人付强就在媒体面前设立了一个“踏实造车”的形象。他说：“我们觉得爱驰的最大特点是，‘说得出、做得到’。我们不希望在没有充分准备、没有真材实料可以对外展示的时候，去说得太多、太高。” 相比同一时期出来的“蔚小理”，爱驰确实算踏实的一个。它走了传统汽车行业的一贯路数，即自建工厂、自建销售渠道。当时爱驰自称是：“造车新势力中唯一一家渠道先行的企业”。不可否认，爱驰的早期发展过程比“蔚小理”都要顺利。而这与爱驰早期时强大的股东背景，密不可分。 在官网上，爱驰汽车的成立时间显示为2017年，但它的故事始于更早的2015年。 2015年，富士康、腾讯以及和谐汽车三方合作，共同成立了一个公司——和谐富腾。随后不久，就孵化了两个电动汽车制造公司：Future Mobility和爱车公司。 前者主打高端电动汽车品牌，后者则主打家庭经济适用型电动汽车。而Future Mobility，就是后来被央视报道“烧掉84亿、花几千万吃零食”的拜腾。爱车公司，就是今天的主角爱驰汽车前身。 2018年，是绝大多数造车新势力最风光的一年。当年的北京车展上，拜腾、爱驰、奇点、前途、正道悉数登场。爱驰为了吸引更多的流量，还在展台上请来了“不老男神”林志颖。但接下来的两年，新势力们相继进入量产交付阶段，有销量的活下来，能融资的续段命，更多的则是在大浪淘沙中被淘汰。 2019年12月底，爱驰的首款车型U5正式上市，并在全球范围内同时启动交付。 与其他造车新势力最大的不同在于，爱驰的布局是国外快于国内的。公司在2017就成立了德国子公司，然而国内的工厂是2018年才建成的。所以，爱驰很早开始就把销售渠道布到了海外，并在2019年拿到了欧盟整车型式认证，意味着爱驰可以在欧盟国家上牌注册了，这比蔚来和小鹏都要早。 理论上，这是个好的开局。 但U5才刚上市，疫情就来了，爱驰全球化布局的第一步就被绊倒。爱驰海外运营执行副总裁曾在采访中表示：“自从疫情爆发，世界变了。为了支持我们2020年进军欧洲的目标，我们不得不在大部分市场转向传统经销模式。”可是，疫情下的国内市场则更为困难。 2020年春节前后，这原本是爱驰的产能爬坡关键期，也是打响产品交付第一战的关键期。但爱驰不仅线下销售渠道受挫，工厂生产也受到一定牵连，甚至有一段时间被媒体爆出连工资都暂缓发放。那年，掌管营销的蔡建军也因为疫情的影响，选择辞任爱驰汽车执行副总裁一职。 2020年，倒下的造车新势力不在少数，其中就有爱驰的“兄弟企业”拜腾。但幸运的是，爱驰靠着先期大量的资金积累，硬是撑了过来。2021年，爱驰又拿到了两笔关键性的融资，为公司完成了“续命”。其中，C轮是由滴滴出行参与投资，而后又是宁德时代参与了战略投资。 一家是出行领域巨头，一家是动力电池领域巨头，可见爱驰背后的实力并不简单。 爱驰其实也并非一无是处，它也曾努力奋斗过。 比如爱驰就曾努力为自己的工厂拿了一张准生证。2019年，江铃集团、长安汽车和爱驰汽车的合资合作公司——新江铃控股正式成立。爱驰通过参与“混改”的方式，为自己的车拿到了生产资质。但代价是，爱驰汽车对江铃控股增资17.47亿元。相比之下，理想收购力帆汽车的资质只花了6.5亿元。 好景不长，在入股江铃控股近两年后的2021年，爱驰选择了退出。原持有江铃控股50%股权的股东爱驰汽车，变更为了江西国控汽车投资有限公司。实际上，爱驰与江铃的故事还确实与江西有关。 早期的江铃控股，由长安汽车和江铃汽车合资成立，而后者是由1968年成立的江西汽车制造厂发展而来。后来江铃控股推出了新品牌陆风汽车，出过一款“长得像路虎，名字像宝马”的“网红车”——陆风X7。因其外观设计与路虎揽胜极光极为相似，曾经也是风光一时。直到其2016年被路虎起诉，陆风和江铃控股一并陷入低谷。 当时，江铃控股手头最值钱的可能就是造车资质了，那时候爱驰最缺的恰巧又是造车资质，更巧的是爱驰的工厂就在江西，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虽然经过短暂的合作后，双方还是选择了“分手”，但最稀缺的资质问题得到了解决，也让爱驰这座工厂有了“准生证”。 根据爱驰官方的信息显示，“爱驰汽车超级智慧工厂位于江西省上饶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一座以工业4.0标准打造的数字化、智能化、集成化的双胞胎工厂。”此外，爱驰还号称自己是：“国内首家真正实现工业4.0标准的超级智慧工厂。” 有趣的是，华为曾经就看上了爱驰的这座工厂。据《财经》杂志报道，华为在选择和赛力斯合作之前，当时曾考虑过爱驰汽车。主要是看中了爱驰在西门子帮助下打造的工业4.0智能制造生产线，这一套生产设备可以使其产品出口到德国免认证，从而获得更多国家的认可。 在爱驰的工厂里，德国西门子和杜尔集团的标志赫然在目。早在2018年11月，爱驰汽车就与西门子宣布签署战略合作，当时光是签约金额就高达30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2亿元）。但这还只是小数目，按照爱驰的规划是项目总投资133亿元，计划年产30万台纯电动车。 可见，爱驰从一开始就把这座工厂规划为一家成熟车企的规模，这并没有做错。但关键就在于，产品力撑不起来。 在爱驰的官网上，有U5、U6、U7ion三款车型，目前在售的只有U5这一款产品。 通过官方的描述来看，爱驰U5并没有很好地把握主流电动车消费者的需求，也没有足够多的产品亮点。第一页介绍的是续航、充电和用车成本，第二页介绍的是天窗、空间以及储物能力，第三页是底盘调教，然后才是电池安全和主动安全，最后才浅显的提了几句智能化配置。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爱驰U6上，这是爱驰即将在今年推向市场的第二款车型。虽然定位纯电智能轿跑SUV，但从配置上看更像是廉价版的蔚来EC6。而爱驰为这款车打的标签是“大玩家·大玩具”，目测是要以性能为导向，但目前并没有看到动力、操控方面的参数指标，仅仅只是在外观设计上做了文章。 再往后的爱驰U7 ion，定位是一台“面向家庭移动生活的纯电动跨界车型”，预计会是一台纯电MPV，目前还是在概念车的阶段。同样，它主要是在设计上做了大量的文章，比如由奥山清行操刀了U7和U6的设计指导，要知道，法拉利跑车恩佐就是他的设计作品。 但似乎外国的瓜，在国人看来并不觉得甜。上市以来，爱驰U5从2020年11月至2021年4月期间月销量保持在500辆以上。但2021年6月之后，爱驰U5的销量一度下滑，甚至在9月至12月间，销量仅有两位数，到了今年2月份，更是仅售出15辆。 与爱驰U5处于同价位的竞争车型小鹏G3，在去年共交付了两万九千辆左右，今年1到2月共交付2800辆，为小鹏汽车贡献了约3成的销量。 然而，顶着诸多设计师光环的爱驰U5，最后只能送去跑网约车。爱驰汽车自己推出了移动出行品牌“风驰出行”，在江西上饶市投入运营。此外，爱驰还和量子出行合作，在网约车和共享汽车领域展开合作。有网友爆料，此次在成都发生自燃的爱驰U5，正是一台网约车。 可以说，现在的爱驰汽车，已经站到了危险的悬崖边。 但在悬崖边的新势力，不止爱驰一家。 前乐视汽车CEO张海亮创办的天际汽车，现状同样不容乐观。成立7年之久的天际，至今才卖了两款车，第一款车是纯电车型天际M7，售价在25万左右；第二款车是增程式的天际M5，售价约15、16万元。直到去年12月，天际才凭借着M5突破了1000台的月销数据。 前吉利控股集团董事兼副总裁沈晖和他创办的威马汽车，同样也被危险所包围。今天的威马，不再是2019年那个单车车型销冠时期的威马了，虽然目前已经推出了四款车，但去年威马只卖出了4.4万辆，被挤到第二梯队。 这三家造车新势力当下所面临的困境，看似只是偶发事件。但如果把三家放在一起去分析看，会发现他们身上有着诸多的共同点。 首先，创始人都是从传统车企出来的。 爱驰汽车创始人付强，曾在一汽-大众、北京奔驰任职高管，最高做到了沃尔沃汽车（中国）销售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和张海亮、沈晖类似的是，他们在做事方法上，保留着原有传统车企的习惯：像在营销层面，他们都喜欢请大明星吸引流量，威马请了萧敬腾、爱驰请了林志颖；再比如设计上，他们都喜欢砸钱请大师，爱驰请法拉利设计师，天际请前保时捷设计师。 这样的做事方法，与“蔚小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于“蔚小理”来说，品牌形象更多的是依靠创始人形象、产品口碑以及用户画像所构成的，而这也是师从特斯拉。众所周知，埃隆·马斯克从来不花钱做广告，他自己就是品牌形象代言人，产品和用户构成了特斯拉整体的市场形象。 这背后所映射出来的问题是，爱驰、威马和天际的决策层，可能仍然保留着原来在传统车企里的做事方法，没有彻底完成从职业经理人到创业者的角色转变。如果是在极氪、极狐这类传统车企的子品牌里，这样的方法还可能奏效，但作为一家创业公司来说，每花一分钱都可能关乎企业存亡。 其次，爱驰、天际以及威马都是一开始就砸重金自建工厂。 沈晖最早喊出“选择代工，睡不着觉”的口号，所以威马早在2018年就在温州的自建工厂里，造出了贴有自己名字的威马EX5。不像蔚来，直到今天，车尾仍印着“江淮汽车”的尾标。同样，爱驰汽车和天际汽车如出一辙，当初都是打着工业4.0的牌子，把重金砸向了自建工厂。 蔚来的李斌曾谈到过新势力要不要自建工厂这事，他说：“我们还是专注在研发、用户服务方面，而在制造方面，我们是专注在供应链管理、质量的控制、工艺的创新方面，在其他的方面我们和现有的制造企业合作。” 蔚小理的阶段性成功，并不是工厂建得多好，而是从用户价值出发，创造了“消费者可感知的爆点”。比如，蔚来的高性能产品和服务，小鹏是智能驾驶的超前体验，理想则是精准定位的产品。 当然，自建工厂固然重要，但这并不是一家新势力存活下去的关键因素。因为吸引消费者埋单的是有爆点的产品，绝非一座超现代化的工厂。显然，爱驰、天际这类新势力在押注工厂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就忽视了产品爆点，到头来既费力不讨好，又造成了资源不集中。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没有一个能让人记住的标签。 我们常说“蔚小理”都各自有独特的标签，蔚来是服务、小鹏是智能化、理想是产品。其实，包括很多二线的新势力也开始逐渐找到自己的标签，比如正在冲刺港交所IPO的零跑汽车，就提出“全域自研”的品牌理念，通过垂直整合来保证产品的高性价比，为自己的产品贴上“越级体验”的标签。再比如哪吒汽车，在周鸿祎的360入股之后，开始主打“科技普惠、为人民造车”的平价路线。 反观威马、爱驰和天际，无一不是在追逐着风口浪尖。比如增程式电动车市场火爆，天际就顺势推出增程式车型天际M5，以低于这一细分市场主流车型一半的价格卖车；激光雷达特别火，上一款车还在用百度解决方案的威马，却给新车装上了三个激光雷达；同样的，爱驰很早就提出要布局氢燃料电池汽车，但除了概念之外，我们仍看不到任何落地的可能性。 对于这些新势力而言，创业初期讲自建工厂的故事给地方政府听，中期讲大师级产品的故事给消费者听，后期就只能讲讲趋势和风口的故事给资本听。 如果再没人愿意听，那距离悬崖边，可能也不远了。 商业洞听，是虎嗅推出的一档音频节目，精选虎嗅耐听的文章，分享有洞见的商业故事，我们下期再见！

出品｜虎嗅商业、消费与机动组 年过48岁的刘强东，卸任了京东集团CEO。 在京东，CEO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职位，自2004年设立此职后，18年来刘强东一直身居此位。2018年起，刘强东陆续卸任多个职位，却有两个不在其列，那就是集团CEO和董事会主席。甚至在和京东人聊天，谈到“老刘会不会卸任CEO”时，对方会连忙表示话题过于敏感，莫谈此事。 4月7日早晨7点，有消息人士略显神秘地告诉虎嗅，京东将有大消息公布。不到一小时后，京东正式公布“大消息”：徐雷将出任京东集团CEO，以执行董事的身份加入京东集团董事会。 在北京亦庄的京东总部，“一号楼A座楼上”总是充满神秘感，一般的京东员工不会来这，这里是刘强东的办公区。2018年以后，刘强东并不会每天在此，在忙于出差和调研的阶段，他甚至会持续数周不在。 但刘强东从未“离开”这里。在京东，人们私下习惯以“老刘”称呼刘强东，连入职不满一年的实习生也会清晰地告诉你，“在京东，大事老刘说了才算”。 这甚至进化为了一种审慎的基因，从2018年开始，每一次京东零售以及京东集团高层变动的公告中，都会明确点出新任领导者“向刘强东汇报”。而在超30万人的京东员工里，绝大多数会熟稔地说出“京东老大是刘强东”，却无法第一时间说出其他高管的名字，尤其是占比最多的一线物流员工。 在4月7日的公告中，徐雷一长串新职位最后，依然有最为关键的一句：“向京东集团董事局主席刘强东汇报。” 其实，刘强东从未离开。 2018年以来，刘强东的“身影”出现在每一个决定京东命运的重要会议上，就算在出差状态下，刘强东也会通过“远程接入”的模式参会。 在京东，关键的会议对集团运作有决定性影响。有知情人士透露，在各种关键会议中，有三个定期举办的会议至关重要，也就是战略执行委员会、战略决策委员会以及季度经营分析会，而刘强东都是会议的最终“拍板人”。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京东的权力架构，不仅要看担任哪个职位，也要看参与哪些会议。”上述几个京东关键会议均需要在刘强东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举办，在会上所有的参会者实际上都在“向刘汇报”。但刘强东并非一言堂，他会倾听各类建议，并不急于给出自己的决断，甚至有意提拔年轻人。据悉，疫情后80后管理者已经成为上述会议的主力军，而部分90后管理者也开始出现在上述会议中。 在徐雷出任CEO后，刘强东保留的“最关键”职位是京东集团董事会主席。根据京东公告，刘强东将把更多精力投入到长期战略设计、重大战略决策部署以及年轻领军人才培养和乡村振兴事业中。但他也会继续出席上述三个关键会议，以及至关重要的是，徐雷将“向刘强东汇报”。 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以来随着张一鸣、黄峥、宿华“隐退”，互联网大厂中奋战在一线的创始人已经不多。徐雷接任CEO，也被视为京东顺应浪潮的一步棋。一位不愿具名的分析人士指出，“一方面，一些具体执行层需要更年轻的力量冲一冲；另一方面，大环境下大型科技公司创始人适宜更低调地做实事。”其实，自2018年后刘强东“放权”“隐退幕后”的趋势已经清晰，刘强东卸任CEO并不突兀，而徐雷的上任也按照节奏逐渐推进。“这并非京东的突变，而是一场缓慢的变化。” 这种缓慢的变化，带给公司的好处是“波澜不惊”。多位京东在职员工表示，大家通过京东官方微信号“京东黑板报”获悉此事，之后员工间并未有过多议论。自从去年9月徐雷出任集团总裁后，大部分京东人已经猜到了后续的情况，只是时间点比一些京东人想象的略早一些。 有知情人士告诉虎嗅，刘强东绝非“退休”，相反他可能将在几个关键事项投入更多精力。 该人士描述了最近两年刘强东对年轻人才的兴趣。有一次，刘强东偶遇一位90后科技创业者，此人正和旁边的人聊创业理念，待他聊完空闲时，刘强东走过去主动要了联系方式，并客气地邀请他有机会时坐下来详聊。而在京东内，刘强东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对年轻一代管理者的培养也开始倾注更多心血。 上述人士指出了一个关键点：徐雷等现京东高层多为跟随刘强东超过十年的老人，他们可以确保延续“刘强东的商业哲学和价值观”。但在更遥远的未来，当这批股肱力量退隐后，京东到底该由哪些新力量作为支撑呢？据悉，京东在去年大幅度增加了针对年轻人才的扶持力度，并推出了“越级”升迁机制。 其实，摆在刘强东和徐雷面前的2022年并非一个“稳赢年份”，在消费疲软、疫情反复等因素影响下，京东需要找到自己新的增长逻辑。 而新任CEO徐雷正试图保持着清醒。4月7日上午，徐雷所在的某微信群内，当得知徐雷出任CEO后，有媒体人发出了恭喜徐总的信息。而徐雷看到后，冷静地回复道：“希望给广大股东创造长期价值。” 徐雷第一次走入京东会议室，是2007年。 当时今日资本徐新向刘强东推荐数位人才，徐雷是其中之一。二徐并非亲戚，有知情人士告诉虎嗅，早在2007年，徐新在一位互联网圈“老炮儿”的引荐下和徐雷相识，当时徐雷还在数字营销公司“好耶”。相识后，徐新很快对北京大院出身的徐雷产生赏识，认为其在互联网运营和营销上的点子之多让人印象深刻。 当时刘强东正带领京东奋战于2007年618大促“前夜”，徐雷被作为“谋士”推荐给了刘强东。在当年618前的几次策略会上，徐雷现身并贡献了点子。 徐雷给刘强东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并很快赢得信任，一个关键细节是，作为“客卿”的徐雷参加了2007年京东的年中总结会。但徐雷在此时并未彻底入伙，他以“客卿”身份陪伴了京东两年，最终在2009年彻底加入京东。 有熟悉京东早期历史的互联网老人告诉虎嗅，在05年到10年，刘强东很喜欢邀请学者、媒体人以及圈内名人以外脑顾问身份帮京东出谋划策，其中有不少人才最终入伙京东，而徐雷是这波“客卿”中最终跻身京东的最高层者。 早期的“客卿”身份，让徐雷在出主意和探讨事情时，少了几分拘谨。他会直言不讳地指出问题的根本，而这种“直接”在当时刘强东身边人中并不多见。爱才的刘强东对性格鲜明的徐雷颇为赏识，从2007年开始，刘强东就采纳了徐雷的多个建议，包括涉及618营销策略的一些关键决策。 刘强东对徐雷的知遇之恩也体现在包容上。和当时江湖上大多数职业经理人们不同，徐雷有着鲜明的个人性格印记：他会穿着拖鞋参与京东会议，或者穿着短袖、大裤衩探讨涉及几十亿元的关键项目。但徐雷并没有因为走入刘强东的世界，而被迫放弃“自我”。直到徐雷加入京东近十年后，还有员工会在电梯里偶遇穿着“带着翅膀潮鞋”和“嘻哈短袖”的徐雷。 而刘强东的人格魅力是吸引徐雷最终入伙的关键。在当时的互联网江湖，“良禽择木而栖”是不少怀才者的心底意志。比如，有人提到徐雷的性格底色，认为他是一个讲究情义和仗义的人，率真感性，推崇知恩图报哲学、兄弟情谊。当这样的人遇到刘强东，很容易被他“豪迈英雄气”的个人魅力打动。 在2009年加入京东后，徐雷从“营销口”起家，在京东商城推广等环节立下功劳，并于2016年出任京东集团高级副总裁。此时京东正站在移动互联网的风口之边，徐雷带队推动了APP、PC以及微信等业务线的闭环整合，而助推京东移动化被视为徐雷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徐雷是一个工作很拼的人。他酷爱足球，是北京国安和英格兰前锋凯恩的粉丝，在球场上他喜欢踢前锋，喜欢身先士卒冲锋的感觉。这种性格也体现在徐雷的工作上：他能三天三夜开长会不睡觉，也能冲杀到一线连续数小时搬货、运东西。 徐雷的外形是典型的北方大汉，由于有纹身而增添了几分豪放不羁，但他做事却很细腻。比如他会指出PPT里面一个小数点后的数字错误，也会经常亲自回复涉及“琐碎小事”的工作邮件。 2018年是徐雷命运之变的关键一年。这一年7月，京东商城开始实施轮值CEO制度，徐雷出任了“首任轮值CEO”。到了12月，情况又发生微妙变化，京东公布了2018年的新一轮架构调整，京东内部三大事业群被调整为“向徐雷汇报”，而徐雷则直接向刘强东汇报。这意味着徐雷成为了刘强东之下扮演“相”的关键角色。 17年、18年，徐雷经常通过微博等渠道发表看法，而他的内容总是“直接干脆”。有坊间传闻，徐雷通过微博传递的价值观，是其被“深度赏识”的增分项。当有京东用户提出建议或吐槽时，徐雷往往会直面问题、正面回答，并把合理建议迅速变为执行层整改。有知情人士告诉虎嗅，徐雷有两个特点是其被刘强东委以重任的关键，那就是坦率直白、高效执行。 2019年1月的京东商城年会出现了有趣一幕：过去数年刘强东一直是年会主讲人，而这一年的主讲人则改为了徐雷。正是在这次会后，徐雷开始被圈内描述为“京东二当家”，不久之后他头衔上的轮值二字也悄悄消失。 徐雷再次“权重加强”发生于去年，9月6日他成为了京东集团总裁，开始正式对京东日常运营负责。熟悉京东的人士透露，经过19年到20年的检验，徐雷打理的业务让董事会比较满意，而20年到21年京东的用户增长则进一步给徐雷加分。要知道，截至去年9月，在12个月的时间里，京东净增活跃购买用户量达到1.1亿，这是其上市以来用户增速最快的周期。 有不愿具名的人士告诉虎嗅，疫情后消费大疲软深度影响了各家互联网大厂，为了扭转态势，阿里、拼多多、美团、抖音、快手在多条业务线上全面出击。双重压力下，京东的主干业务—— “零售”，在徐雷操盘周期内处于稳健发展的态势，这让他进一步赢得了刘强东的信任。2021年，京东实现净收入951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7.6%，全渠道GMV同比增长近80%。 而这份信任，正在让徐雷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和权重。 有知情人士为虎嗅分析了集团CEO和集团总裁身份差异带给徐雷的权限区别：去年9月出任集团总裁后，徐雷会负责所有业务线的日常工作，而随着徐雷出任集团CEO，他需要同时管理职能部门的日常。 上述人士说。“人力、监察等职能部门的日常都会由徐雷负责，可以想象刘强东对他的信任度有多深。” 但摆在徐雷面前的是“信任越大，责任越大”的剧本，而且徐雷肩上的压力并不小。 比如，截至目前，京东迟迟未能突破6亿用户大关，随着2022年流量价格高企、各大平台用户争夺更为激烈，京东在拉新和留存上的挑战成倍加大。而京喜等下沉向产品，本是京东疫情后最关键的引流入口，但其正面临高投入、高亏损的现状。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京东的获客成本趋势走高，以及新业务对用户增量的拉动效力降低。2021年第四季度，京东新增用户仅为1800万，这是9个季度以来的最低值。 据知情人士透露，随着“人力、监察等职能部门”的日常管理由徐雷负责，他可能将会进一步通过整合优化来提高京东的效率。 自2018年逐渐走上台前，徐雷以“雷厉风行”的实干做派著称，他被描述为会对细节“刨根问底”并极度注重执行结果的人。多位熟悉徐雷的人都透露了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徐雷非常注重和一线的接触。据悉，喜欢足球的徐雷会和普通京东一线员工、普通消费者、甚至是路人踢球，并借此倾听“真实”声音。 也有人把徐雷描述为打破“墙”的人。在出任轮值CEO后，徐雷大幅度优化了业务线的沟通效率，砍掉了多个“形式感的汇报”，改为结果导向的高效汇报。随着徐雷出任CEO，京东可能将在2022年推进围绕”效率”的升级。 不过在目之所及的6月，徐雷掌舵的京东即将迎来一场恶战。发力电商的抖音、换帅后的阿里大淘系以及谋求新增量的拼多多都试图在6月实现一场“电商胜仗”。而6月对徐雷还有别的意味，因为在京东发展史上，他正是凭借618这一项目迅速加厚了功劳簿。 今年的618将是徐雷作为京东集团CEO的第一场大促战，是胜利的轮回，还是艰难的鏖战？这将是徐雷在70多天后即将揭晓的。 商业洞听，是虎嗅推出的一档音频节目，精选虎嗅耐听的文章，分享有洞见的商业故事，我们下期再见！

出品｜虎嗅商业、消费与机动组 知名歌手周杰伦和传奇CEO舒尔茨，都在为“卖不出咖啡”而焦虑。 4月4号，星巴克官方宣布，公司创始人以及传奇人物霍华德·舒尔茨正式回归，这将是舒尔茨的第三次回归。当天，星巴克公布了舒尔茨履新的职位：即在接任首席执行官的同时，回归公司董事会，这意味着舒尔茨将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和决策权。 在正式回归后，舒尔茨通过一封写给“星巴克股东的信”宣布了第一项变革，那就是，立即停止星巴克的股票回购计划。消息一出，星巴克股价盘中大跌4.5%，但在收盘时跌幅缩窄至3.7%。 舒尔茨正凭借自己的威望与“贪婪”的资本博弈。在过去两年星巴克习惯以“回购”手段增加投资人信心，从2019财年到2020财年，星巴克总共将12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回购股票，甚至在舒尔茨回归前，星巴克高层还准备将这一战略扩大化。去年10月，星巴克时任CEO凯文·约翰逊公布了未来三年内涉及200亿美元的回购及分红计划。 美股分析师刘彬告诉虎嗅，在资本市场星巴克被视为风向标般的公司，董事会和投资者寄希望于星巴克保持优质业绩并持续给资本以回报。而在凯文·约翰逊担任CEO期间，约翰逊受到的来自董事会和资本的压力远高于前任，这位前任也就是舒尔茨。那是因为舒尔茨创始人的身份和二次回归挽救星巴克命运的功劳，让其拥有巨大的威望和影响力。隐藏于其中的深刻逻辑是：约翰逊不可能像舒尔茨一样大刀阔斧地有魄力地改革，他需要“讨好”各派。“大规模停止回购和分红这样的决策，在约翰逊任内是难以想象的。” “省下”200亿美元的舒尔茨，正准备推进新的大刀阔斧变革。在舒尔茨的信中，他明确点出了星巴克的命脉，即员工和门店。根据他的策略，星巴克将把巨额资金投入到员工侧和门店端，如果考虑到疫情后星巴克在北美市场遇到的严重“员工压力”和门店老旧的挑战，便不难读出舒尔茨改革策略背后的“救火”味道。 和舒尔茨为老东家操心相似，周杰伦也正在面临“咖啡焦虑”。 就在舒尔茨正式回归星巴克的4天前，3月31日，歌手周杰伦“旗下”“咖啡公司”巨星传奇集团向港交所主板递交上市申请。巨星传奇的收入高度依赖一款名为“魔胴防弹咖啡”的单品，根据招股书信息显示，2020年这款产品给巨星传奇贡献了72.8%的收入。 要知道，巨星传奇和“周杰伦系”绑定极深。 周杰伦母亲叶惠美是公司创始人、控股股东，周杰伦老搭档方文山是公司文化总监。周杰伦的IP是魔胴防弹咖啡的流量引擎，他会在演唱会和综艺节目《周游记》中频繁口播给自家产品带货，接着魔胴防弹咖啡在微商渠道完成销售。超过2万终端构成的微商体系，构成了周杰伦“卖咖啡”的主力军。 受疫情影响，周杰伦的咖啡正濒临“卖不动”的困境。由于周杰伦的演唱会和综艺录制均处于“停滞”状态，这导致疫情以来周杰伦IP给巨星传奇的咖啡产品“引流效力降低”，最终演变为惨淡的业绩。根据招股书信息，截止去年6月，巨星传奇的净利润仅为829万元，同比下降87.4%。 舒尔茨和周杰伦是当下咖啡赛道的典型。在疫情反复和复杂国际形势影响下，咖啡圈正面临供应链紧张、员工成本高企、流量红利消失以及传统渠道疲软的多重压力，而短期内这些压力因素并不会消失。如果不能抗住压力逆势求生，那么2022年将是埋葬部分咖啡品牌的寒冬。 要知道，咖啡行业正在承受着来自供应链和流量的两记重拳。 在公开信中，舒尔茨指出了星巴克正在面临的三大现实问题：即供应链紧张、疫情影响和国际紧张局势。 2021年至今，咖啡圈经历了二十年以来最大的波动期。以原材料为例，受干旱和霜冻双重打击的巴西经历了本世纪最严重的咖啡豆减产，而且在短期内无法恢复到正常产量。而海运、空运价格高企，也正在影响非洲咖啡产地的供给。有国内经销商在去11月告诉虎嗅，来自非洲埃塞俄比亚核心产地的部分咖啡豆已经价格上涨超过35%。 一部分咖啡人在去年把希望寄托在越南等东南亚咖啡产区。但越南由于疫情影响，出现了用工荒和运输限流，这进一步影响了已经脆弱的世界咖啡供应链。 咖啡圈受到的供应链冲击，甚至远不止咖啡豆本身。星巴克和本土咖啡新势力从2018年以来都在进行SKU多元化升级，这意味着各个门店对于餐食和茶饮的需求在上升。而去年由于加拿大小麦产地出现干旱火灾影响，加拿大小麦大幅度减产，这倒逼了部分北美小麦贸易商从法国等欧洲小麦主产区进货，加剧了小麦供应链的紧张程度。而俄乌事件，进一步给小麦供应链增压，最终演变为咖啡圈的小麦等原料价格高企。 咖啡期货分析师赵程程在2月曾向虎嗅描述了2022年咖啡赛道面临的供应链难题。她说：短期内国际咖啡豆主产区的产能无法恢复到峰值，这导致部分咖啡豆供给不足而提价。而以纸张、小麦等为主的原料，也正在面临供给短缺，这导致咖啡门店的“周边产品”面临价格波动。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下，品牌对于是否提价犹豫不决。因为疫情导致的消费疲软，使得涨价很可能会进一步缩减消费者的消费热情、降低消费频次，所以今年是咖啡圈的关键周期。 在中国市场，上海等城市的疫情进一步让咖啡圈承压。《上海咖啡消费指数》的统计显示，截至去年3月上海总共有咖啡馆6913家，而去年一年时间内净增长超过千家，也就是说今年年初上海的咖啡馆总数已经接近8000家。而且去年上海的咖啡馆密度已经达到每万人2.85家、每平方公里1.25家，这意味着上海超过首尔和东京成为亚洲咖啡消费力最旺盛的城市，甚至有向纽约看起的趋势。 而在疫情影响下，上海的咖啡消费瞬间出现“休止符”。一位在上海Manner门店供职的店长告诉虎嗅：由于品牌的核心门店全在上海，2到3周时间处于停业或半停业状态下，门店季度业绩会受到明显影响。他还说：“我们一方面需要后续门店加速拉新、提高复购增加收益；另一方面也需要尝试一些多元化的产品、多元化的消费形态来分担风险。” 一位供职于上海星巴克的资深咖啡从业者则表示，上海对咖啡圈的影响不仅是C端，还影响到了供应链本身。“上海的品牌、门店是中国市场里咖啡原料最重要的订购群体，疫情影响下品牌会遇到库存等问题，这会影响接下来的订单。” 在供应链之外，咖啡圈也正在经历来自流量侧的“暴击”。以周杰伦的巨星传奇为例，在疫情前周杰伦为了推广旗下咖啡产品可谓不遗余力，在参与综艺录制时，周杰伦会频繁让魔胴防弹咖啡出境，并经常提及该产品。 由于多年以来，周杰伦背后的经济公司成功运作了多个粉丝群体，这让周杰伦的咖啡引流可以通过微信等“社交”生态裂变并形成商品购买转化。在2020年，魔胴防弹咖啡的年销量从前一年的63万盒爆炸式增长到了331万盒。但疫情影响下，周杰伦这个“魔胴防弹咖啡”的流量引擎被按下“熄火键”，2020年至今周杰伦大幅度减少了演唱会和节目录制，这导致魔胴防弹咖啡失去强IP流量加持，随之而来的就是销量暴跌。 遇到流量之困的不仅是周杰伦旗下咖啡。去年开始，随着直播流量价格高企、种草流量平台投放价格增高，咖啡圈开始面临普遍性的“流量昂贵困局”。有咖啡创业者在去年11月告诉虎嗅，他们的投放和营销费用相比于19年到20年增长了30%左右。而且，“投放价格起来，转化效果却下去了，东西不好卖。” 可以说，咖啡圈都在观察星巴克“何去何从”。 在3月16日传出舒尔茨即将回归的消息后，有多位中国咖啡圈创业者告诉虎嗅，“星巴克遇到的烦恼，正是大家遇到的，大家希望通过观察星巴克了解未来的趋势。” 一个被多次提起的关键因素是人工价格的高企。 2021财年星巴克财报显示，人工成本是年内增速最快的成本项之一。而在中国市场，星巴克于2021年史无前例地给数万名全职员工提供了14薪并大幅度优化了福利。 两个核心因素正在让“人工变贵”成为咖啡圈无法规避的“陪跑沙袋”。首先是，95后及00后员工开始大量涌入咖啡圈，而他们对于工资和待遇有不同以往的诉求。其次是，随着更多自由职业出现，年轻人开始有更多选择，固化的咖啡门店店员岗位，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在下降。 但困扰咖啡圈的不仅仅是“人贵”。 从周杰伦旗下巨星传奇的崛起路径，可以窥探出咖啡圈的另一个关键变化。在切入咖啡赛道后，巨星传奇并没有推出标准咖啡饮品或者新式速溶咖啡，而是去做了“防弹”类产品，一种声称可以减肥燃脂的咖啡系饮品。在业内人士看来，这是咖啡细分垂类化的趋势，该人士认为，“在2020年前后，在连锁咖啡门店领域，星巴克和本土咖啡新势力已经处于红海竞争；而在线上，三顿半等精品速溶、胶囊系咖啡已经占据了电商世界的关键份额，此时做咖啡增量市场变得很难。”一位在咖啡圈深耕超过15年的业内人士在去年10月告诉虎嗅，咖啡是典型的“心智认知生意”，在既有品牌已经占据心智优势的情况下，新品牌只能通过品类化的打法去谋求发展。 曾有知名本土咖啡公司的营销负责人告诉虎嗅，“在咖啡圈，创新变得越来越难。”这种变化正在倒逼咖啡圈整体转型。一个关键细节是，2021年本土咖啡品牌开始加大咖啡师手冲类SKU的占比。年轻一代消费者对于咖啡新玩法、新概念极为看重，但新原料、新功效很容易被“模仿学习”，不容易被抄袭的是基于咖啡师的“人的壁垒”。 而最终这将进一步导致咖啡师成本水涨船高。 值得注意的是，星巴克正在顺应这一波新的变革趋势。就在舒尔茨上任前后，星巴克重新强化了咖啡师精品手冲对门店的价值，舒尔茨意识到那个由全自动咖啡机统治的连锁咖啡时代正在逐渐消亡。 眼下，摆在舒尔茨和周杰伦面前的咖啡挑战还有很多。对舒尔茨而言，他需要尽快平复北美星巴克年轻员工的心中“怒火”并尽快让这些员工回到岗位；而周杰伦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在疫情持续影响线下的状态下，通过线上重建自己的流量循环，并借此引流到自己的咖啡品牌中。 而对于更多的咖啡业内人而言，2022年很可能将成为分水岭。在经历了咖啡创投大热的20到21年后，浪潮正在逐渐退去。有两个关键问题将是人们这一年最为关注的：那就是，本土咖啡新势力能否出现新的上市者？以及，咖啡赛道是否会像“表亲”茶饮一样，身处寒冬，面露疲态…… 商业洞听，是虎嗅推出的一档音频节目，精选虎嗅耐听的文章，分享有洞见的商业故事，我们下期再见！

出品 | 虎嗅金融组 安踏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离“王位“那么近，但在这个重要关头，重要引擎斐乐却开始降速。 3月22日，安踏发布了2021年财报。去年，安踏营收493亿元，同比增长38.9%，市场份额也首次超过阿迪达斯中国，位列中国体育用品市场第二。即使与“冠军”耐克中国的销售额比，这个数字也只差了19亿。 但就在这个节点上，占安踏总营收比例超过40%的斐乐，速度却慢了下来。2021年上半年，斐乐营收同比增速51%，到下半年直接就降到6.8%。 对于主推多品牌战略的安踏，斐乐曾是其近些年拉动增长的主要动力。2019年安踏主品牌营收同比增21%，但斐乐猛增73%；2020年疫情严重期间，斐乐仍增长18%，让安踏没有陷入下滑之中。 但斐乐自己对于降速貌似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国金证券分析师杨欣对虎嗅说：“实际上斐乐中国总裁姚伟雄早在17年、18年就开始提示，其增速不会一直这么快，在快速增长的第五年，遇到放缓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对于安踏来说，面前有两个选择：或是再搏一把，将斐乐从80分提高到100分；抑或是调动“兵力”开拓更有想象力的“荒野”。 其实，斐乐再往上提，有些难了。 一位资深鞋服分析师对虎嗅表示，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斐乐目前都有些见顶。从横向上来看，斐乐近几年的店铺数量变化不大。据虎嗅查看，从2019年到21年，它每年增长的店铺数量大约是50家。而从纵向上，分析师告诉虎嗅：“斐乐单店年店效大约800万、连带率约为三，增长空间较为有限。”要知道，连带率是指销售的件数和交易的次数相除后的数值，反映的是顾客平均单次消费的产品件数。 甚至斐乐也开始遇到人才瓶颈。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虎嗅，“斐乐已经是80分的平台，现有的零售队伍也已经代表业内较好的水平，让他们再提升，要不就自我革命，要不就找到90分的人来带，这种难度显而易见。” 以及，斐乐也在面临创意灵感上的挑战。熟悉安踏的业内人士对虎嗅说，“斐乐的设计团队有不少韩国人，鞋服行业本身就相对传统和封闭，他们也往往是在安踏、李宁、特步等几个固定的大鞋服品牌跳来跳去，这一群体和工作模式已相对固定，再让他们出现颠覆性的改变也较难。” 一位资深鞋服分析师向虎嗅分享了一个细节，他说：当一个爆款假货越来越多，例如快递员、广场舞阿姨等基层消费者穿戴率提高、微商代购变多时，一个爆款可能就“饱和”了，“斐乐流行了5年的某爆款老爹鞋，已经出现了以上迹象。当一个大爆款流行时间过长，可能也意味着设计团队的颠覆能力遇到一些瓶颈。” 2021年宏观因素对斐乐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国金证券分析师杨欣告诉虎嗅，斐乐在去年并没有像其他国产品牌一样，在新疆棉事件里受益，反而销售有些受损。“因为斐乐本身是意大利品牌，而且安踏为了做多品牌区隔，所以宣传较少，国内消费者其实不太熟知它是在安踏旗下的。” 与此同时，斐乐为保持品牌调性而采取的打法，也在疫情影响下略显“保守”。据杨欣透露，斐乐对折扣的把控也比较严，“公司在规模和利润之间考量后，最后还是选择提升利润，没有靠折扣促销拉动规模。” 对安踏而言，把已经80分的斐乐努力“搏”到100分绝非易事。 营销专家林明就告诉虎嗅，成本也是品牌考虑要不要再提20分的重要因素。“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的阈值，达到极限后，是选择继续大笔投入到100分，还是选择投到其他还处在20分的领域？有时候，从20分提到80分的成本，跟从80分提到100分，是一样的。” 从安踏的预期上，也可窥探出端倪。虽然安踏在财报会议里仍然提到了一些斐乐的发展空间，比如低效店、潮牌线以及专业运动产品线还有空间发挥，但对于其2022年的增速，安踏也给出了一个相较此前较为保守的数字：15%至20%。 对此，有分析师告诉虎嗅，“如果能达到15%，就已经很不错了。” 关于斐乐的未来，安踏已经进行复盘和调整。在财报会议中，安踏透露出两个关键信息：其一，去年预估了斐乐能保持较快增长，所以费用投入也较大；其二，他们对预算已经做出了新的调整。 于是，安踏的选择是押注DTC。 在2021年的财报中，右一组数字引人注目，那就是安踏的DTC（直面消费者）占比已提高到70%，店效提升也超过25%。 多位业内人士向虎嗅指出，随着斐乐“降速”，安踏需要找到新增长点，而以DTC为关键方向的渠道改革成为了安踏的押注选择。值得注意的是，DTC是鞋服圈最近几年的新潮流，国际多个鞋服大牌都开始加速DTC转型。耐克、安德玛、彪马均把DTC作为战略级方向。 隐藏在DTC热背后的是“通过缩减经销商等中间环节而优化利润模型”的逻辑，简而言之就是减少“中间差价”。从2020年开始，通过DTC“省钱”从而优化利润模型让Lululemon等品牌尝到了甜头。以Lululemon为例，基于DTC转型，其一年之内的营收同比增长就达到了11%。 投身DTC转型热潮的安踏，在2021年也尝到甜头。在渠道优化后，安踏主品牌的营收在去年同比大增52%。这不仅意味着近几年安踏主品牌营收增速首次超过斐乐，也实现了安踏主品牌过去三年最高的营收增速。要知道，2020年这一数据仅为10.7%。不难看出，转型DTC后，安踏主品牌增速放缓的势头迅速扭转为了高增长。 多位分析人士告诉虎嗅，DTC转型带给鞋服行业的主要变量有二点：其一是削减销售层级，直面消费者。这可以令品牌对终端货品结构、零售运营上的把控能力更强。在此基础上，提高获客能力、提升正价产品的销售，以促进收入端增长；其二品牌还可以收集DTC体系内大量真实的第一手消费者信息与消费反馈。迅速对商品企划、运营以及营销进行调整，让产品设计贴合消费者需求、提高运营效率和用户留存。 一位鞋服分析师向虎嗅描述了安踏在DTC推进过程中的一个细节。此前安踏在向下推行折扣政策时，由于一些经销商本身盈利空间就较低，往往会遇到不少阻力。但将经销商转直营后，安踏定价策略的节奏就更好把握，滞销产品销售速度加快，畅销货品调货也更顺畅，有利于把控库存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安踏推进DTC转型的速度。安踏在2021年内迅速完成转化，并迅速收获实效。有业内人士认为，这得益于历史上，安踏与经销商的关系就相对较好。 一位从业多年的资深人士告诉虎嗅，“福建的这些品牌都比较重视经销商，此前给经销商的折扣、资源支持和策略支持等都比较好，所以经销商也更为配合。”安踏与不少经销商的合作已经超过10年了，“他们跟着品牌持续赚过钱，自然支持度更高。” 但安踏面前的转型DTC棋局并非“稳赢模式”。 有分析师向虎嗅表达了担忧。他认为目前DTC占比已达70%，一旦增长空间见顶，吃到的红利也会减弱。比如，去年安踏主品牌的高增长，其实明显是DTC作为催化剂的因素。但假以时日，当转型DTC的红利逐渐濒临边界时，安踏主品牌能否保持高增长势头将是个问题。 眼下，摆在安踏面前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在2022年进一步深耕DTC转型，并进一步优化成本和利润模型？以及，随着DTC成为安踏新的“基础基因”后，安踏能否再次焕发斐乐等关键品牌的更强活力？ 即将到来的第二季度，将是安踏的一份新考卷。在夏天，安踏旗下的部分核心品类将进入销售旺季。那么，能否在6月电商热+线下热的“双周期”内，赢得消费者，尤其是以Z世代为核心的年轻消费者，将是安踏需要回答的关键考题。 有熟悉安踏的业内人士告诉虎嗅，“相对国内其他品牌，安踏的篮球鞋从创新度到市场份额来说已经做得比较成功了。很多大众品牌是吃不到18到25岁客群的。而安踏依靠它的篮球鞋品类，已经吃到了这个客群，它在产品创新和联名NBA做营销等各个层面，已经做得不错了。” 一些球鞋博主也认为安踏相较此前，已经推出了一些更具代表性的产品，填补了之前空缺的产品矩阵，甚至其引领度也在上升。安踏也在财报会议中称，其创新产品的比例正在提高，品牌力的提升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机会。 但在2022年，随着各大品牌加大对Z世代鞋服消费者的发力，安踏其实需要变得更“锐”。比如，在组织上，安踏能否起用年轻人？在营销上，安踏能否进一步向新流量平台倾斜？以及，在最为关键的产品环节，安踏能否大刀阔斧地对一些老旧体系和产品线改良？ 已经有业内人士认为，对于当下已逐渐稳固“江湖地位”的安踏来说，曾经造就辉煌的模式或许会成为日后产品创新、升级的牵制。而这也将是安踏在2022年将面临的核心问题，那就是：一家年过“三十”的“潮流”公司，如何不被更年轻的浪潮抛弃。 商业洞听，是虎嗅推出的一档音频节目，精选虎嗅耐听的文章，分享有洞见的商业故事，我们下期再见！

作者｜竺晶莹 29岁挪威女孩Cecilie在伦敦工作，她使用Tinder7年，配对数高达1024对，这意味着她右滑的这1024名男子也右滑了她。在交友软件Tinder上，右滑表示喜欢，愿意进一步交流，左滑则反之。在算法眼中，右滑意味着他们有机会成为彼此的真爱。 然而，这位挪威女孩目前仍旧单身。 她还没从这1024名“真爱”中挑选到对的人，却已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遇人不淑。纪录片《Tinder诈骗王》结尾处，访问者犹疑地向眼前的Cecilie发问：“你之后还会上Tinder吗？” 即使她曾在Tinder上认识假称家族经营钻石产业的Simon，从而被骗25万美元，但她早已释然。对于提问，她回答说：“会，经常上。Tinder跟这事无关，我立刻就回到Tinder上了。” 访问者接着问道：“你还在寻找爱情吗？” 她粲然一笑说，“我还在寻找爱情，一直都在……” 没有什么能阻挡Cecilie追爱的步伐。25万美元？那只是个意外。身处IT行业的她认为人生的重点在于爱情，这是迪士尼童话从小深植于她内心的种子。她喜欢约会，在金色的灯光下，她对着镜子抹上唇膏，用散粉扑压实了眼角的浮粉，再度钻入伦敦的夜幕之中。 无论伦敦、纽约，还是北京、上海，如今都遍布着像Cecilie这样在交友软件上左滑右滑的年轻男女。他们中有人追寻欢愉，有人想恋爱甚至结婚，也有人只是想聊天。更多的人，在无数次右滑之后仍未找到真爱。 那么交友软件如何塑造了我们当今的亲密关系？为什么算法推荐的对象并未让我们的恋爱更容易？资本设定的算法与我们想要的算法，又有什么冲突？为何我们越来越“爱无能”？关于这些问题，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孙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王球进行了对谈。 孙萍说：“我们处于一个加速化的时代，它让周边所有一切的运动速度都在变快，包括我们对于情感的需求。” 她解释说，我们对于及时去找到一个人的忍耐度比以往差很多。社交平台相当于一个轴心，周边有很多可以被潜在连接的点，它帮助我们加速了连接的可能性。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统计，2019年我国单身成年人口已超过2.4亿人。孙萍团队在2020年完成了《“场域”新社交：95后社交观念与社交关系调查报告》，调研组在探探平台针对95后人群发放了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4250份。关于“恋爱的主要途径”问题，近六成参与者选择了从“社交软件相识”。在调研的深度访谈环节，有受访者表示：“我对在交友平台上找到合适的另一半会有比较乐观的期待。” 该调研也显示，近半数的年轻人使用社交软件的目的是为了“寻找心灵契合的人”，超过三分之一的年轻人是为了“寻找同类爱好者”。在择偶方面，年轻人也表现出同样的态度倾向。“性格合得来”、“个人品质”、“有趣的心灵”、“有共同的爱好”、“好看的皮囊”组成了“Z世代”的择偶新标准。 在这些情感诉求下，交友软件的涌现层出不穷，而使用交友软件的人数也在不断攀升。根据相关数据，Tinder在196个国家可供下载，去年有超过5700万用户使用；在国内，除了主流的探探、陌陌以外，也出现了主打寻找灵魂伴侣的Soul，以及对LGBTQ人群友善的小蓝。 那么交友软件为什么会在这个时代出现，又适应了我们什么样的情感需求？ 根据孙萍团队所做的调研结果来看，中国青年人群有焦虑性的一面。他们会社恐，即使有情感需求却又不那么敢说出来，所以他们会去社交平台。 孙萍认为，不同时代的人对于情感需求的模式不同。因为人们的经济关系正在变得多元，当下婚姻制度有逐步瓦解的趋势，人和人之间不一定要一纸婚约来束缚。另外，每个时代我们寄托情感的方式不同，今天是数字化时代，手机上的社交软件自然就成为了我们承载情感需求的一种媒介。 她进一步解释说：“我们对于情感的需求是内嵌在社会发展的理念中的。当整个社会加速的时候，我们对感情的消费需求也会加速。那我就需要借助媒介来完成，这时平台就适应了你。资本又有粘住你的需求，制造一种你需要它的焦虑。资本卷在KPI里，我们卷在资本里，形成一个双向的循环，就会越来越快。” 当交友软件存在有其必然性时，技术和资本又如何塑造了我们的欲望？ 在王球看来，情感需求在人性中有稳定的基本要素，被人接纳、尊重、理解、被爱都是情感需求上的主旋律，现代人跟古代人并没有太大分别。但是交友软件的出现让我们的欲望发生了些许改变。 “现在的技术和资本，重新塑造了我们的一些欲望。我们已经不再像中国古人那样，坚持在感情上天长地久，一生只爱一个人。现在我们的欲望已经被这样一个技术理性的工具重新建构了，技术迫使我们用一种理性的方式来管理我们的感情。” “而且交友软件不光是技术，它的背后是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它包括追求效率，甚至是追求竞争，鼓励我们不断去挑战和竞争，把自己放在一个竞争市场当中，这使我们对自己情感状态的认知和表达变得跟过去不一样。” 所以，算法推荐的对象靠谱吗？ 当现代技术嵌入了我们的亲密关系之后，孙萍认为，人和技术之间是在互相建构的。在交友平台上，算法既帮你匹配人，也在根据你的数据不断自我学习，以提高匹配的方式和效率。 技术一直在发展，会变得可怕又有效。当强人工智能实现时，我们有足够的数据量，足够了解每个用户产生的数据及其背后的用户画像，这时算法匹配要比熟人介绍完美多了。孙萍说：“那里面算法交叉的复杂性，就像爱情一样美妙。” 不过，目前的算法远未达到强人工智能的水平。现在尚属于弱人工智能时代，很多算法还是基于人工加智能。但是，在找对象这件事上，算法还是比你更努力。 孙萍解释了交友平台上算法的运行机制。她说：算法会给你贴标签，通过后台分析数据把一个用户的一些集群列出来，然后再做用户画像。比如有人每天用交友软件，他在看别人照片、浏览星座、跟人聊天的过程中产生的偏好数据就会生成他的标签。还有些平台是基于问卷来给用户判定一个人格类型，比如你认为自己更喜欢独处还是三五成群，这个简单问题的背后就指涉了你的性格和生活习惯。 当人们无意识地在使用交友软件时，其实后台的算法有时已经比你自己还懂你了。但算法也不会都推荐同质化的对象给你，一定是同质和异质的都有，毕竟平台在意的是，让你自己觉得它的推荐够靠谱。 靠谱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合适，那么算法推荐与熟人介绍对象相比，谁更靠谱呢？ 孙萍认为，算法推荐胜在样本库和数据量，你在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圈最多三五千人，但平台的量级跟你不在一个层面，小的几十万，大的有上亿。不过，如果两人在交友软件上认识，一开始他们就会打信任折扣。而熟人介绍所谓的靠谱就是信任感，但信任感提高的同时压力值也会升高，迫于熟人关系，你不得不去回复消息、多见几次面。所以算法推荐信任值低压力值也低，熟人介绍则反之。最终到底是强关系转弱关系，还是弱关系转强关系，两者都存在很大的偶发性。 王球则指出，我们使用交友软件时，未必是在严肃意义上做选择。在这个平台上所谓的选择太容易了，你只要左滑或右滑，我们的手指滑多了以后甚至都成了肌肉记忆运动。“它带给我们的不是一种审慎的选择，而是快餐式的过滤。” 这种设计让交友软件显得轻佻，同时它所呈现的参数往往是偏向于短期择的，比如相貌、财富或兴趣爱好。而当一个女性评估陌生人是否有长期照顾自己和家庭的意愿和能力，就很难在算法里被参数化。 反之，熟人社会的介绍人具有权威性和责任感，符合长期择偶的模式。它会帮你评估对方的财富、地位、双方是否门当户对，对方有没有长期照顾家庭的意愿和能力。王球说：“媒人不会随便给你介绍高攀不起或配不上你的人。介绍完，她们甚至还有售后服务，乃至于结婚后夫妻遇到矛盾，媒人还会带有责任感地来化解矛盾。但交友软件显然缺乏权威性和责任感，更缺乏所谓的售后保养，它甚至不希望有售后，而是一直在销售中，一直跟用户保持粘性。” 因此，交友软件重塑了我们的择偶模式，甚至打开了用户的野心。王球指出，今天我们已经不满足于门当户对。互联网让你第一次看到自己在婚恋市场中的位置，原来会有高富帅或白富美喜欢你。比如有些女生希望通过美貌找到更高阶的对象，有些男生则发现原来练出腹肌就可以吸引更多女生。 王球补充说：“在全局的婚恋市场中通过自己某些特征的彰显，你会发现原来自己选择的余地很大，这就打开了用户的野心。即使我们仍希望找到真感情，但在寻找对象的过程中，资本、算法和技术理性已经重塑了我们的欲望，我们甚至不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那资本想让你找到真爱吗？ 即使算法的准确度越来越高，你也不一定会滑到最匹配的人，因为这背后还有资本在主宰。资本的目的是扩大参与性。在照片先行的交友软件上，大家都喜欢高富帅、白富美，但不能每次都只匹配这些人。 孙萍解释，算法本身的规制不能特别严格。它要给你推那种某一方面能打动你的人，这方面强点，那方面弱点。资本希望在参与度和准确度之间达成一个微妙的平衡。 她继而叹了口气说：“目前算法的演进趋势其实还是希望对准确度有追求，但我们这个社会的审美太单一了。大家的标准化程度如此之高，这是酿成很多悲剧的原因，而不是因为算法和资本。” 此外，公司本身又是个复杂体。孙萍曾与某交友平台的CEO交流理念，该CEO希望平台能以最快速度给用户匹配到合适的人，你牵手离开平台后再向朋友推荐，打造好口碑，这样就有源源不断的年轻人进入到平台中，公司能良性运转下去。但是，顶端的设计思想在产品研发过程中会不断被打折扣，到了产品经理手上，他们的KPI就变成了新增用户有多少，日活量多少，聊天密度又是多少。 孙萍认为，当下中国所有社交软件的核心逻辑都是想要占有你的注意力，以及注意力带来流量和利益。中国互联网发展逻辑是榨干你的注意力，每个app都在你的手机里拼命呐喊：“快来点我！”随着你使用时间增长，它的机制越来越完善，越来越能粘住你。 王球认为问题在于，资本逻辑与爱情在某种程度上是相悖的。“我们常说爱情是不可测的，反理性的，因此爱情背后恰恰不是当代资本逻辑可量化、可计算的那一套，这是很深层的悖论。当然有些人目标放低，他不想要爱情的浪漫，只想落实婚姻。” 此外，交友平台还有把人物化的嫌疑。王球认为，资本无非希望更多用户用更长时间去深度使用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但当用户不得不根据交友软件所需的指标去填上个人信息时，相当于把自己物化成了一个商品，放在市场上出售，这其实是对自我的贬低。在这种物化背后，就有很多人厌倦了使用交友软件，因为他们觉得自身最可贵的品质特征没法在上面标示出来。 在《摩登情爱》第一季首集中，Maggie在纽约不断约会不断失败。这一天的约会对象幽默健谈，在楼下得体告别，Maggie笃信还会有第二次约会，随后却被门卫一眼看穿那男子的软弱。另一天的约会对象温柔体贴，隔天，英式口音的他还懂得早起去买早餐，Maggie暗喜这次该成了，可惜又以失望告结。 犹如Maggie与她的对象们不断流转的关系，暧昧似乎来得快去得快，而真爱两个字越来越可望而不可即。那么交友软件的出现让约会对象可以不断更迭的同时，是否也让我们越来越爱无能？ 王球认为，至少大家在婚恋中呈现出了忍耐度越来越低的趋势。以前两人碰到矛盾和挫折，很多时候可以忍，因为也许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但交友软件上对象的多样化和易得性给了你一种没必要去忍耐、何必吊死在一棵树上的幻觉。 他继续指出，爱无能的背后是一种社会现实。一方面中国独生子女成长中的社会环境，让他们不习惯在家庭中扮演义务承担者的角色。另一方面，社会结构改变后，我们要对很多东西都承担义务，对朋友、对公司、对家庭，以至于我们火力不集中，不会单纯只对感情承担义务。 在孙萍的调研中，她发现95后在社交平台上呈现了不同状态。由于男生在社交软件上偏多，他们就分成单机版和海王版。一类男生无人问津，玩成了单机版游戏，因为他在算法里不占优势，没有女生理他，他找女生也收不到回复；另一类就可能同时约很多女生。而女性用户也分两种，一种会被迫聊天，另一种就是见了很多人也没有满意的。 尽管这种不平衡的状态劝退了一些人，但也永远有人涌入平台。孙萍指出，平台本身就是种刺激。20年前你一天想认识50个对象是不可能的，现在500个都可以，平台提供了这样一种连接的可能。一旦有时候人想去试试，就永远停不下来。 她说：“交友平台让你上瘾的不是算法，应该是你未知的欲望。” 就像挑巧克力一样，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是什么味道。一方面我们沿袭着先人传下来的DNA和传统文化观点，我们需要一段稳定长期的关系；另一方面我们又被鼓励体验更多的人生，而这两者是冲突的。 “至于爱无能，指的就是不愿负责任，不愿付出。现在年轻人在社会压力下选择躺平，爱自己都无能，还爱你？” 孙萍提到朋友给她推荐的一本书——弗洛姆所著的《爱的艺术》，在那里爱分成三个层次，了解、责任和尊重。她解释，首先爱是了解，现在年轻人没有时间去了解别人。再来是责任，这里的社会结构性因素很多，你要在大城市有房有车有户口。最后关于尊重，实际上明面上的尊重是有的，但现在两性关系矛盾的激化恰好反映了双方都没有基于一个尊重的立场。最高一层的尊重是很难的，即使在一对夫妻关系中，真正相互尊重、各自保持灵魂独立的比例也不高。 “这三者我们现在都缺，我们不去了解，不负责任，也没有尊重，所以我们爱无能。只能在交友软件上过过瘾，吃个速食爱情。” 商业洞听，是虎嗅推出的一档音频节目，精选虎嗅耐听的文章，分享有洞见的商业故事，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