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陈钦若。Again，我又来了客串了。这是我第二次在墙裂坛主持对话，这一次我、小跑、Eva、刘行四个人再此凑了一桌半线上麻将。我和刘行在杭州、小跑和Eva在香港。这一次的主题关于ESG，所以我有幸反客为主，望听众朋友们海涵。在播客中，我们也并没有删去我们的魔幻笑声。希望在烦恼的当下，即使我们在讨论烦恼、还可以收获喜悦并开怀的笑。录播的时间是2022年11月30日。中午录播之后，看到了杭州漫天飞雪悄然而至。虽然是我发起的一期讨论，却感到我被大家彻彻底底的治愈了。这是一次我们四个人通过沟通、疗愈，而切断烦恼、产生爱的幸福体验。希望听众朋友们喜欢。 下面是我们本次麻将的一些总结： 首先，我们以一首诗开始讨论。我选了《诗经.周颂》的一首颂。也就是周朝天子在一些大型、祭祀等活动中会伴着宫廷乐队而吟诵的诗句。我们阅读时，可以想象着中华民族的祖先，内外整洁、端庄、恭敬的姿态。伴着最接近神性的乐曲，吟唱并祈求上天赐福的景象。而我们就是他们希望保佑的对象。 《天作》 天作高山 大王荒之 彼作矣 文王康之 彼徂矣岐 有夷之行 子孙保之。 《天作》这首诗讲的是周王朝建都在岐山（现陕西省宝鸡），经过辛苦的劳作与经营，成为了一片富饶的土地，周王朝天子祭天的时候，希望他的后代子子孙孙可以享受祖先的福田。 读完这首诗之后，我们先来分享一下最近的烦恼，也说一下为什么我提出了这一次的主题：让烦恼成为爱的源泉。最近我去了鸠摩罗什的草堂寺，在鸠摩罗什的舍利塔上悬挂一匾额，上面有五个字“烦恼即菩提“。其实菩提在古印度的梵文里，词根是bud开悟，菩提是bud的现在进行时bodhi。我们经常说的“证得菩提”也就是不断地开悟，正在开启的智慧。所以为什么通过烦恼可以让我们产生菩提心呢？而菩提心和爱的关系是什么？也正是我们今天在墙裂坛将要用金融人文的视角来尝试探讨的。 01 烦恼 钦若的烦恼：工作中缺少激情、相望两叹气的情况特别多。感觉是因为一种长期的市场疲软，导致渐渐地许多从业人员的激情、态度都被消磨殆尽了。 刘行的烦恼：因为几十年的经济成果来之不易，真的不希望它会在博弈中损耗掉。又恰巧在现在的时代背景下，ESG行业也好、其他各行各业也罢，有一些已经发展比较好的国家会把ESG作为一个道德高地，来谴责正在发展、出现“发展困境”、还无法达到碳中和目标的发展中地区。 烦恼3：政治性的emo让我很烦恼。 烦恼4：最近市场经历过一次有一次的绝望，我们一直彼此打气，用各种方法让自己和身边的人好起来。 · 话题讨论 · 小跑：敬祖听起来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 钦若：其实我想跟大家讨论的是另一个侧面，我们的先祖给与了我们很多的哎，希望我们可以幸福的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所以无论是古代器物（青铜器）还是诗句，都希望“子子孙孙永保之”。 刘行：古人想的问题简单、博大，通过勤劳的劳作来增加维持生命的物质。也就是延续自身生命的同时延续自身后代，并保持物种的延续。这些都是通过劳动来创造的，也是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的一种思维方式。从物质的角度来讲，生活无忧了，但是从精神层面说，各种烦恼就会多一些。积极的角度来说，我们的烦恼比古人丰富了。所以得出我近期的烦恼是，这四十年不能丧失。这也是我这一代人现在最大的烦恼。 钦若：其实年轻人的烦恼也是近似的，因为我们处在这个时代，是希望可以子孙永保的。作为这四十年的成果，我们年青一代心怀了许多的梦想和对未来的期盼，希望基于这四十年的成果做一番事业。尤其是现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会让人觉得无从下手、很怕不能够替祖先和前辈们去永保之前的成果，也就产生了我的那个烦恼。 小跑：我最近烦恼很多，最大的是政治性的emo。我们关注的事情越来越小，人的本性越来越被其他东西所掩盖或覆盖。我觉得诗经里提到的是一个基因诉求。在《自私的基因》里说到，人只要活下去、传承下去，就是他唯一的目的。人类作为一个物种，首先要满足这个生命基因维度上的共同且基本的需求。进入现代化社会、甚至是后现代化社会，这些基本需求不在考虑范围之内，我们所关注的就成为了某个群体、种族、国家、或谁和谁的命运共同体，有共识和所相信的事情的需求。在一个生命被分解成越来越小的silo的需求上，必然会因为关注点的聚焦与其他的观点和境遇的人产生冲突。有了冲突就会有烦恼。 另一个点是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就是进化论，并不是一路向上的，那么过去的四十年也只是一个阶段。一路不断向上并不是永远的，他可能是历史过程中一个非常短的环节，这是正常的人类社会发展。《自私的基因》里面提到的，最适合人类的发展，不一定是进步，也许是退步。那么这些烦恼是无解的，人们一定会产生烦恼。因为环境的不确定性太大。今天的人们已经见见习惯于一个没有自由、没有太平的世界。 钦若：（总结了一下小跑的看法）回到诗经的句子，有一句话叫“文王康之”，就是周文王去安定和经营岐山这一片土地。作为一个在离世之后很多很多代的子孙去看周文王当年的经历。我觉得，也许当时两个字“康之”就已经代表了一言万年。我想祖先们不断的去面对这些困难和挑战，去努力经营它。我们在金融市场也就面对着这样的一些不断出现的无常的挑战。 Eva: 正好说到金融市场，我看市场比较多，最近看到关于2023年的展望，其实都是挺乐观的。虽然每天都在经历一些变化。比如今天看到的一个数据说，中国的估值已经从高峰跌了60%，已经到了谷底，历史上只有两次比这次严重的情况：1997和2007。我和钦若一直非常认可的一句话就是：你在最绝望的时候，可能就真的已经是地步了，之后一定会触底反弹。比如三月份我们都经历过香港最绝望的疫情，现在我们看回去那段时间大家熬过去了也就好了。 钦若：像我们天津人讲的“那都不是事儿！” 小跑：所以你这么乐观的语气哪来的烦恼？到现在好像也没听出来你有啥烦恼。 刘行：她想的是把烦恼变成爱。 钦若：对，最近去了一下西安的草堂寺，就是鸠摩罗什翻译经书的地方，有他的舍利塔。塔上面有一块匾额写着有一句话“烦恼即菩提”。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人有没有了解，他一生很多烦恼，经历了很多悲催的状况，而且都很难在短期解决、甚至无法解决。但是他作为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翻译了许多经书，很有成就。而这句话概括了他的一生。因为菩提在梵文里就是bud开悟的现在进行时bodhi（菩提），也就是通过面对和观想，证得了自己人生的启发和开悟。所以看到这些，我当时就放下了内心中许多的纠结和烦恼，跟大家再说起来好像真的就没啥烦恼了。另外就是带着这些感恩和感受，去热爱这个社会和遇到的人们，也就是佛说用慈悲喜舍去面对烦恼和事情。 刘行：小跑说的很好，人这个无助好像很悲观，也喜欢互相厮杀。目前我们遇到的百年大变局，人类的主要群体逐渐开始互害。包括战争、中美贸易战，从合作走向互相伤害。Eva刚刚讲的也对，过去了也就过去了，但是在那个阶段的人类就倒霉了。比如伊朗和阿富汗，他们都曾有过“摩托车比基尼”的年代，但是现在都在造大炮了。现在这是我们遇到的比较大的烦恼，所以这些烦恼怎么去破？人类一面提出互害、一面有提出ESG，其实大家都意识到有问题。政治、环境、公司治理，都有很多危害性的东西需要解决，才提出了所谓的“ESG”。但是大家都基于各自所出的位置，所以在ESG中也有互害。从员工家庭生活到国与国之间治理环境，让自己处于有利并最好把对方搞得弱一点。站在道德高地上的人去还低处的人。人类真是一个可悲、复杂的物种。 钦若：对，说了很多我不敢说的。包括COP26、27，总会有一些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地区去贬损和无限一些正在发展的地区。 刘行：其实不存在道德高地之分，一个人努力在一个污染的工厂找到一份工作，其实他也是无固定。我认为这样讲才是非常不道德的行为。无意当中成为了一个道德上被批判的对象，他本身也是无辜的。以道德的方式来批判、指责、甚至是打压本身就是不道德的行为。 小跑：只要人给他做了定义和解释，就一定会走样。ESG就是这样，人类生存的基本规律本身是需要自然而然的遵守的。回到那首诗，要生存下去，就要去做。但是当赋予它一个定义，尤其是政治语言，它就会被走样。把人分成亚洲人、欧洲人、黑人、白人、保守派、激进派、民主党、共和党。提出这件事情的人一定是有他的利益诉求的，把它变成了国家间斗争的利器，我觉得这是悲观的。 Eva: 最近我和钦若虽然经常聊到叹气，但我们又试图通过各种理论体系去验证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同一件事情你怀着正面和负面的事情，会变得很不一样。我自己也经历过一段感觉好失败，但是后来自己和在朋友的帮助下去运动等等，走出来。现在回想，你会觉得这个事情就在那里，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去想办法解决，然后最后总会有一个结果。所以我其实很佩服做ESG的人，就好像钦若。因为这个事情没有一个标准，至少发心是善的，还有就是想小跑说的，人们要进步，就要遵守一些基本的东西。所以我们不管ESG的投资，结果是否是好，还是说好的大于坏的，但至少是处于善心去做一些事情。从我们今天的主体来说，是可以让我们减少这种无谓的烦恼的。从我们今天的主体来说，是可以让我们减少这种无谓的烦恼的。最主要的是你能想到一件事情然后去做，你觉得自己有贡献，人就会获得更加乐观一点，而不是坐在那边问自己，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钦若：《诗经》里面的《颂》表达的就是恭敬心，也就可以减少很多烦恼。ESG里面我们面对的就是自然和社会。那么我们就会经常升起很多的烦恼，因为这个世界很不完美。但正因如此，怀着谦卑可以看到积极的一面，并去做一些事情。这是我们ESG行业里的人的一些共性，就是不断去寻求积极面。Eva提到的观点很对，就是一个烦恼如果不能短期解决、可能会消磨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也就好像我们改革开放40n9an，也不是坦坦荡荡一马平川。这40年中，因为奋斗也会产生很多烦恼，水太深也不能马上踩下去，咱们还要先试水，也是长期的。恰巧昨天我和我爸聊天，我就问他这几十年是怎么过来的。他就说，他一边忍耐，常怀谦卑之心，另外就是“因为有你让我的生活中多了很多爱、美好、幸福”。我很感动，这就正好把我们的话题拉回到“爱”来。 02 爱 钦若：我先做一个引子，就是我觉得爱很重要的原因。爱涉及到了自爱、爱他、大爱。人们都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面的事情也许我们没有能力，但是修身和齐家是我们可以做的、也是一个大环境可以变得美好的基本。我们通过爱自己、爱家人和身边的人，就可以让自己变成更好的自己，并且家庭和睦美满。还有一些人认为这些“小情小爱”不值得褒奖。但是我觉得情爱是基本，设想如果我们社会的儿童都生活在幸福的家庭中，夫妻和睦恩爱，那么子女也一定可以树立健全的人格和观念。我们每一个个体认真爱都是对社会做出贡献。所以让我问一下大家觉得爱的哲学逻辑是什么？又或者在这件事情上大家都是如何思考的？ 小跑：爱没有哲学逻辑，有逻辑的不是爱。爱可以是一种近似于宗教神学的东西。因为哲学和逻辑是以理性作为一个工具的时间，如果用这样的工具去解释爱，只会让哎消亡。爱是不能解释的，但是，爱的表现形式可以有很多种。话题扣到我们之前讲的很多烦恼，我觉得爱和基因是一样的，它会找到适合自己最有利于生存的方式存活下来。基因和爱，一个是物质层面、一个是精神层面，都是物种延续的基本前提，不能用逻辑或数学方程式来预测他会往什么方向进化或发展。所谓自私就是无脑的，会找到最适合它生存的环境，爱也是如此。就他的表现形式，我们对这个世界如何用爱来解答和消解他们。就取决于我们用什么级别的爱来解释这些东西，我们再社会、家人、自己层面的定位。心理学家阿德勒有一个比喻，就是如果把自己的定位看做地图上的一个位置，那么你看到的日本就在右面、比你小，俄罗斯在北面、比你大。但是如果换做一个超大的共同体、一个地球仪，这个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可能是中心。如果把人类的命运看成一个共同体，那么就可以更进一步的觉知他人的痛苦。我们还是有选择的，是去忽略这些痛苦并安于现状，不作任何事情；还是保持觉知并主动选择去做一些事情？ 爱归根结底给与你一种精神力量。为什么希腊的的悲剧那么美却那么惨。几千年来人们都喜欢希腊悲剧是因为悲剧有人间最大的力量在里面。它让你看到什么是人性最真实的一面，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选择当鸵鸟。但是更好的方案是直面它，虽然可能败给不可抗拒的命运，但是至少你挣扎过，你都精神就胜利了。精神胜利，你就能够欣赏自己和别人的痛苦，那就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也就是爱的升华吧！ 钦若：如果我们用道德去绑架爱，那么就违背了爱的初衷。回到刘行说的，如果我们是用爱和intentionality去做ESG和影响力投资、联合国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就不应该站在道德高地，因为它违背了爱的初衷 。 Eva：我觉得从别人角度思考很重要。我们看世界的眼光和别人的，以及每一个人的情况不同，所以对待一件事情的态度都会是不一样的。小时候的环境基本是是一种声音，来了香港之后，最大的价值观改变就是开始接受不同的声音。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你可以不同意但是要尊重。当我们对人生感觉很悲观的时候，要想想自己已经有什么，有些人还不如你。你应该是怀着感恩之心，我还能在这里做些事情。正是回到爱的一个本身，一个人要爱自己，才有能力去爱别人。 最近有很多人有些抑郁症或者精神上的焦虑等等，需要跟医生交流。身边有些朋友也有这样的倾向。也许他们觉得自己还不够好，同时对未来有很多的焦虑，同时也会变得暴躁。我看了很多关于抑郁症的书，说到抑郁症的另一面其实是狂暴症，他们对任何事情都很愤怒。一定先要让自己变强才能去保护身边的人。 关于爱的想法，你们说的很对，爱是没有理由的。你见到一个人，第一眼就喜欢上她了。比如我们群里的四个人，都是见一眼、说两句话，就觉得对方适合自己气场很像的人。更多的是你怎么维系爱。第一眼以及最后你们能够保持互动、并通过交流发觉彼此的价值观。然后怀着一个很开放的心情去看别人的事情。通过这样的学习，我觉得才能产生大爱。你不一定因为别人的想法和你一样而产生爱。 钦若：对，太有道理了。Eva之前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之前我在报国内商学院的时候，我心里头还是存疑的。因为我从小在外国留学，所以对和自己不同的教育体系经验有些排斥，我知道他们跟我很不同。我去咨询Eva的时候，Eva跟我说了一句话，“越是跟自己不同的人，越可以让我们产生不同的感动和包容。”我想说，如果我们到最后留下的只是和我们相同的朋友，那其实我们并不开放。我们更应该保持开放的心去接纳和尝试、喜欢删那些跟我们不同的人。这才是一种对自己的修行、求同存异并且感恩和珍惜对方和自己不同的点。 我和Eva经常讨论“修身”的问题。因为现在世界变化快且剧烈，是一个加速裂变的时期。再这样的时候，如果“充耳不闻天下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从圣贤书中寻求到纯粹和爱，还有他们的能量。能帮助我们更好的修自己、面对市场波动。 刘行：说到爱不能用逻辑和哲学去定义，或者说它没有逻辑也不是一个哲学，甚至要从神学的角度来考虑，我觉得非常好。那么，既然不能用哲学逻辑推理，就不能把它到的话。因为一旦道德化，就等于把爱哲学化或意识形态化。如果这样，就变成了一个封闭的东西，并且绝对化、僵化。说一个东西必须是正宗的，比如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越来越封闭是的这个宗教不能向前发展。但是人类社会本身是流动的，既可以说是悲观也可以说是乐观。人类社会这条大河总在往前流淌，中间可能有惊涛骇浪、也可能风平浪静。我们讨论爱的角度对我也有非常大的启发。 另外就今天的主题来讲，因为爱、你才会发现或产生许多烦恼。某种长度上你也可以反过来讲：因为爱，你对生命的热爱、对自己的热爱、或者对你身边人的热爱而产生了许多烦恼。包括工作的烦恼、交往的烦恼、也包括我们对事世看法的烦恼、对社会发展的烦恼，都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我觉得也还是要秉持去哲学化、去逻辑化的态度。其实这个有烦恼，从某种程度上讲，使我们如何生存合适、所以选择了某种方式。其间可能对别人的生存产生问题，当产生这样的冲突我们如何认知。一种是回避、一种是斗争、另外还有既然看穿了就无所顾忌。某种程度上政治家可能就是这么做的。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怎么来把握自己。我们刚才都提到的就是你还要有一个基本、对自己的定位，一方面开放包容理解别人的想法。 一个人对待他自己、对待别人在他自己生存逻辑当中的一些做法，可能也不是有益的。但不等于说，因为它不是有益的，我们就回避或者说自己没有。因为我还是一个生存的存在物，无非是我们人类之间如何找到这个平衡才是很重要的。 我们不能遗爱产生烦恼而又升起烦恼、或者不把烦恼当回事儿。因为这个烦恼，我们反而要产生爱，要有一种悲悯心。悲悯心就是你要主动去做事，而不是逃避。就像Eva说的，过去了，你再回过头来看，无非当时就是这么一个状态。作为一个人生来讲，也就是曾经有那么一个小阶段。当时很烦恼，哪怕很狂暴，但是过了以后可能也是一件小事。如果是这样的话，人生就会乐观一点。 钦若：总结一下大家提到的两个点。一个是阿德勒心理学，现在有一个日本的阿德勒心理学家出了几本《被讨厌的勇气》也是说同样的问题。当我们与他人不同，可能我们会害怕被讨厌，以什么样的方式去产生力量、仍然表达自我、反观和修正自我的同时，让周围产生一团和气、消化内心当中的一些纠结。另外就是刘行说到的话，让我想起了一行禅师的一些书。他强调在冥想的时候，闭上眼睛去思考自己的祖先、自己的祖先流淌在自己的血液当中，他们给予了我们很多的希望和爱。用这种方式去唤起内心当中的信心。 为什么我把这期的题目定成了“成为爱的源泉”呢，就是想说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爱。只是可能因为现实的一些烦恼让我们看不到它，就好像快要熄灭的小火苗、我们已经无法觉知到自己还有爱他的能力。尤其是在现在这个乱世当中，我觉得爱的源泉其实就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的内心当中。因为烦恼，如刘行所说，是因为我们的对他人充满了爱才产生的。所以这个圆圈可以画满、画回到成为爱的源泉。 小跑：如果没有烦恼的话，存在的意义都没了。烦恼、生存的意义、爱，似乎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Eva：如果没有尝过苦，也就不知道什么是快乐。这也是我的一个信仰，一个人如果从小到大都很顺利，他也一定不是特别快乐的。他也许连快乐是什么都不知道。 钦若：说到每一个人都尝过苦，就像我们都意识到ESG的重要性一样。地球在暖化，我们每一天都感受到极端天气对我们的影响。就是因为切身感受，所以才不愿意长期、子孙都卡在这个问题和挑战里面。当然，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我们永远都是在相互博弈并尝试天人合一。但是，因为有了对比和反差，才产生了做ESG的初衷。 我自己做影响力投资的一个缘起，就是当时大学毕业实习的时候，吃坏了肚子就跑去医院打吊水，然后看到了对吗有一个老奶奶死在了我面前。其实最让我承受不住的是周围环境的冷漠，就是一种彻彻底底让你心寒的感受。现在回想起来，那个经历的确让我产生了很多的痛苦，可是我一直在这种痛苦中去寻求一种以爱去解决它的方式。所以才做影响力投资，我发心很简单，希望自己身边或者我所看到的社会能够减少这样的情况的出现。虽然保护不了所有的人，至少可以通过我自己的专业和力量，让他们在趋势的时候更加有尊严、又或者让他们感受到人生中更多的美好而不是冷漠。 回到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一个状况，我们刚刚脱离绝对贫困，尝试乡村振兴和农业发展。我觉得脱离苦难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能也是撕心裂肺的。所以我想问大家，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我们如何在自己的工作室也上，产生爱的源泉、去应对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打开新的思路、不要总是相望两叹气。 刘行：最后是要行动的。不能因为有烦恼就只是抱怨、或者说无视烦恼然后就解脱了。实际上那不是一种解脱，而是刚才讲的“因爱而生烦恼、因烦恼而去爱“。这个爱是动词的爱。包括ESG是对人类的一种爱的行为，你要去做，而不是站在道德高地去批判人家，好像人家都在道德的低地。ESG本身就是一个检讨人类行为、然后去改善人类行为的方式。我们可以以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去看待这个事情。 小跑：把烦恼和境遇分成两种，一个是你自己的、一个是别人的，两者之间有所交际。你自己的烦恼，那就自己去解决哦。比如工作不顺心，可以提升一下工作效率、或者搞好人际关系？这些都不算什么烦恼，因为它是有解决办法的。另一类烦恼是更大的烦恼，它给人一种无力感、不会直接影响到你，但是它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却影响到了你作为这个人类社会群体的一部分，所以它是跟你有交集的。对于这样的烦恼，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以爱为轴。它是一种精神胜利，像尼采说的：杯具的乐观主义，就是你不顾痛苦的代价，带来的这种精神胜利。你变成超人，就不需要上帝了，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自由。那么，精神上的自由就必须在你能够充分面对所有痛苦的前提下、保持对自己和他人痛苦觉知的情况下，才能够实现这种精神胜利。 钦若：对，如果放到ESG行业，没有觉知心、ESG就走样了，可能就变成洗绿了、那么对这个市场的觉知也就丧失了。ESG是一个特别考验人性的行业。 小跑：ESG的根基就是哎，不是政治目的。不是说我要把天变懒、水变绿、打掉这个公司的一切腐败，这些不是目的，而是人类最本真的东西。 钦若：对，就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一个关系的思考，在这个思考下去生存。 Eva: 是的，如果自己的烦恼自己解决，就是一种贡献了。比如ESG就是有人破坏了环境，然后因为做错了，我们再去纠正它。当然ESG这个行业，一定要有一些善心来驱动去做这个事情，而不是从投资多角度去单独思考，当然他们可以共同实现。发心比投资回报率是多少倍更加重要。我宁愿从爱和为人类做贡献的角度看ESG。 钦若：爱是没有逻辑的，而ESG投资逻辑实在底层将ESG投资变成有双向或多项回报的投资。但是ESG还有影响力投资本身，并不需要硬凹一个概念在爱的上面，这也是我们经常提到的intentionality。Eva？ Eva：我说的差不多了。钦若适时的插了进来。很多时候就是寻找一个平衡。因为有一些时候你觉得没有选择，那你可能只能躺平。但是如果你反而有一些觉得自己是可以去做的事，你就要去做。人类本质上就是寻找一种生活平衡，和跟身边人、社会寻找自我定位的一个动态过程。 钦若：好的，那咱们不多说。这一期的话题，虽然看似虚无缥缈，但其实解决了这样一个底层逻辑问题，会让我们的生活、我们与他人的交往和沟通、还有我们工作事业上的一些行动变得更加有力量、具有爱。那么，也在这里希望对听众朋友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和工作事业有所帮助。作为中华子民，可以子孙永保，活出我们幸福、快乐的医生。谢谢大家！ — End — 作者｜陈钦若 刘晓春 肖小跑 Eva 编辑｜坛子 坛友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

认识汉字的，大概没有几个不知道夏禹和他父亲鲧的故事的。故事中的鲧是失败者，也是千古笑柄。夏禹的故事给中国人留下了治水和处理人类社会各种问题的智慧：因势利导。一般说法，鲧治水用的是堵的方法，禹治水用的是疏的方法。这实在是错误的解读。治水不可能不堵，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掩”字，就是“挡”，就是“堵”。大家看到的是夏禹开通九条大河，将水引导到大海里。实际上他是把土堵在了河的两边，这河才成其为河，才能将水疏往大海，“疏”是以“堵”为手段的。只是这“堵”不是“围堵”。水，在天地间循环，不会消失；水需要流淌，但其流淌并非自主，疏导必得有方向，而方向则是由堵规定的。往上堆土还是向下挖土，对于水来说都是被挡被堵。所以，还是疏堵结合更具智慧。 黄河下游的悬河，可以说是人类的伟大奇迹。人类千百年用不经加工的天然泥土硬生生把河床抬高，让黄河水在高于地面十米的河道里流向大海。千百年来不断地筑高并加固河堤，是“堵”，让河道通向大海，是“疏”。没有这条悬河，不仅黄河下游地区的地貌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恐怕中华文明的历史面貌也是完全不同的。 千岛湖据说是改名最成功的水库。夏禹父子治水、悬河，都是人类为了防止泛滥的洪水对人类带来的危害，可以说是“拒”。水库，是人类将水积聚起来加以利用，可以说是“迎”。但，“拒”和“迎”并不是那么简单，也不是相互割裂的。夏禹疏通九派，既管束了泛滥的洪水，也解决了九州农桑的灌溉需求，让中华文明得以发扬光大。悬河，同样是解除了黄河泛滥的危害，但并没有让黄河水一走了之，而是使黄河下游平原的农耕文明得以生生不息。新安江水库大坝，堵住了上游的水，但并没有堵死水。利用堵住的水发电，也利用水库的容量调节上下游的水量，以减少旱涝灾害。“堵”和“疏”，表面看是针对水的，本质上是解决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 水是财，一般以为这是广东人的习俗。实际上是中国人向来的观念，中国人春秋时期就认识到货币必须像水一样流动，经济才有活力。所以，钱，又称“泉”，钱、泉在古代同音假借。 社会治理、经济治理，乃至货币政策管理，都和水的治理是相同道理。 读格林斯潘的回忆录，非常有意思，对当下认识世界经济治理和社会治理依然有非常大的启发。说到经济民粹主义，他说：经济民粹主义幻想一个更为直截了当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其观念架构似乎偏离明显而紧迫的需求。他们的原则很简单。如果发生失业，那么政府就应该雇佣这些失业的人。如果货币供应减少导致利率上升，那么政府就该设定利率上限或多印一些货币。如果进口对本国就业造成威胁，就停止进口。 这确实直截了当，就像鲧的治水。格林斯潘接着说：在一个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每天工作和交易的经济中，各个市场非常紧密地相互连结在一起，如果你压制住一个失衡现象，必然引发一系列的其他失衡现象。如果你对汽油制定价格上限，就会出现汽油短缺，加油站前大排长龙。市场系统之美，就是当其运作顺畅时，市场倾向于创造自己的均衡。当然，格林斯潘认为市场几乎总是运作顺畅的。他是彻底的斯密信徒。 民粹主义的政策如此不合社会运行逻辑，却依然在许多地方、许多时期受到广泛的拥戴，主要还是老百姓只看到自己当下需要解决的困难或道德公平，并不清楚经济社会运作的底层逻辑。 近来英国各界轮番在罢工，市场失衡了，通货膨胀，雇员们要加工资过日子。然而问题是，加了工资会进一步推高通货膨胀，劳动者还需要再罢工。 为了保护员工的权利，许多国家制定了劳工法，不仅对员工的各种福利做了详细严格的规定，更对解雇员工设置了许多障碍和罚款。制定劳工法，保护员工权利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更希望通过这样的约束，减少失业现象。但由于解雇员工的手续和成本过高，反而导致企业在聘用员工时特别谨慎，即使在劳动力需求大的情况下也尽可能不雇用或少雇用人手，结果社会长期处于一个难解的结构矛盾中，即高失业率和劳动力短缺并存。另一方面，就劳工方而言，由于企业招聘谨慎，意味着无业者就业难度大，所以在岗者即使工作不如意也不会轻易辞去工作，实际上限制了人的择业自由度。过度的就业保护，反而让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格林斯潘举了德国的例子。 社会治理、经济管理，不能单向思维、线性思维。比如水库的管理，不能只是盯着水库的水位进行调节。不能看到水面已超过了一定的水位就开闸放水，水面低于一定的水位就关闸蓄水。水库合适的水位，需要有利于稳定发电，还要考虑下游的水位，不同季节生产、生活用水需求以及下游气候可能的影响；要考虑水库本地气候当下和不久的未来对水库水位的影响；要考虑水库上游近期及未来一段时期气候变化对水库来水的影响。所以，水库水位的调节，不仅是当下的决断，更是对未来预判的反应。当上游来水凶猛，为了水库的安全，需要预先泄洪，但泄洪时机和节奏的选择则不仅要关注水库本身的安全，还要照顾下游人民生命、财产和经济运行的安全。 “911”发生时，格林斯潘正在飞往苏黎世的飞机上。到达苏黎世已是华盛顿时间九月十一日中午，此时全世界已经没有往来美国的民航航班，格林斯潘只能先休息，最后搭乘美国军方的加油机飞回美国。遇到如此大的冲击，政治家们都觉得需要有所动作，除了安全、军事部署，刺激经济也是必不可少的，国会山里充满了各种协助美国经济复苏的构想。一些计划打算对航空、旅游、娱乐等产业补助资金；有建议对企业延长税负减免以鼓励资本投资；还有很多人讨论推出恐怖主义保险产品。 格林斯潘认为，在没有看清楚“911”事件尘埃落定后所产生的影响之前，最好的策略就是观察和等待，答案绝不在庞大、仓促而昂贵的动作中。纽约证券交易所于一周后重新开张，票据交换系统复原，股票市场没有崩溃，这显示大多数企业并没有遭受重大困难。格林斯潘觉得，再过几周，惊吓消退，应该更有能力来衡量事件对短期经济前景所产生的影响。十月初，本来打算推出1000亿美元的减税措施，但由于两党政治角力并没有即时通过，美联储则采取了“911”前就在采取的降息措施，也就是说，并没有过多的经济刺激政策出台。但经济却在自我修复，工业生产在一个多月的温和衰退后，于11月触底反弹，到12月开始增长，失业率回落，稳定维持在“911”前的水平。 “911”之后的几年，美国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每次战争爆发都引起经济的震动，政治人物的反应就是提出各种经济刺激方案，并希望美联储也采取相应的放水措施。而格林斯潘则认为，经济下行是因为战争引起的前景不确定性，导致企业投资踌躇不前，靠刺激措施是没有用的。只要战况明了，投资自然就会重新启动，到那时再看情况出台刺激政策效果才是最好的。 1974年8月8日，尼克松辞职，福特接任。当时美国遭遇严重通货膨胀造成的经济衰退，福特首次对国会发表演说即表示，通货膨胀是公众的头号敌人。白宫推出了一项“立即打击通货膨胀”的运动（Wtip Inflation Now，WIN），发起全国自愿冻结价格。格林斯潘当时刚刚担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指出：你不能要求小店主自愿放弃涨价，这些人的利润微薄，而且没有能力防止他们的供应商涨价。但是WIN活动还是大张旗鼓地推出了。到那年年底，由于衰退持续恶化，WIN运动便失去了光环。 面对严重的衰退，来自国会的巨大政治压力要求政府大幅减税或大量增加政府支出。格林斯潘认为，这些政策是对付五级飓风的手段，现在衰退究竟达到什么级别还不清楚。理论上，这些措施，虽然冒着把通货膨胀推向更高的风险，会引发长期灾难效应，短期内还是能带来一些增长。但如果当时所面对的只是库存积压，单纯经济上的（不考虑政治争拗）应对方式就是尽量少做，假如能够不去乱按紧急按钮，经济会自我修复。 为了搞清楚衰退究竟是什么程度的衰退，格林斯潘组织按周统计国民生产总值（GNP），详细分析汽车销售额、零售额、建筑许可和新屋开工数等，还有来自失业保险系统的资料。通过分析，他们认为这是一次温和的风暴。原来，消费者尽管节衣缩食，但购买力还算正常，并且存货的去化速度非常快。这些都说明，生产很快就会恢复。1975年3月，格林斯潘到国会作证时，告诉议员，美国正在迈向复苏之路，并警告：在仓皇中增加支出或减税会过度刺激经济，引发另一场恶性通货膨胀。 经济调控政策不在于简单的区分堵与疏，关键是对不对路。不对路，看上去是“疏”的方式也会变成“堵”。面对经济下行，增加财政支出和宽松货币政策并不总是灵丹妙药。药不对症，人参也可能成为致命的砒霜。 中国经济当前遭遇的情况，是百年未遇大变局下复杂环境造成的。其中有我国经济由高速发展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型中的正常波动，有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产生的阻力，更有新冠大流行造成的冲击。其中，新冠疫情给经济造成的冲击，是非经济性的，但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却非常关键。新冠疫情不仅给经济运行按下了暂停键，打乱了产业链和供应链，更由于疫情一波接着一波，造成暂停键在时间上、空间中无规律地反复按下，使市场主体丧失了对未来的预期能力。这一方面造成增量投资收缩，更让存量资产的持续运营产生了一定的犹豫情绪。直白地说，企业，面对的不是经营的困难，而是不能经营的困难；消费，虽然收入下降有一定的影响，但更关键的还是不方便外出影响就业和消费。在这样的情况下，采取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对实体经济几乎不会产生多少实质性的效果。今年以来的社融变化和效果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以中小企业为例。这两年大量中小企业歇业甚至倒闭。不少专家提出了支持、扶持、救济中小企业的对策，但效果并不显著。中小企业本来利润微薄，疫情下，企业反复停工，员工不稳定，如果不能确定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可以稳定恢复运营，那么长期维持的成本足以让一个企业家倾家荡产。因而，还不如立即歇业甚至关闭，留得资本在，等到疫情彻底结束东山再起。所以，此时对一些企业的救助，对企业来说并不是有利的。 现在需要的是对疫情变化做出科学判断，制定一套确保社会经济顺畅运行的清晰的防疫策略，让市场迅速活动起来，尤其是市场的毛细血管能顺畅的流动起来，那时再择机推出适当的刺激措施，即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用。我国有完整的工业体系，超大规模的市场，勤劳智慧的人民，经济具有很强的韧性。经济的韧性只有在市场顺畅的情况下才能发挥效用。经过这些年供应侧结构性改革、三大攻坚战、中美贸易战和新冠疫情冲击，过剩产能和落后产业已经过度出清，只要市场运行恢复顺畅，经济会爆发巨大的增长能量。 在经济下行期间推出刺激政策，格林斯潘非常注重政策对市场功能的激发作用，即尽可能让市场发挥修复经济的作用。 1987年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美国股市暴跌。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不久。那个年代，美国赤字剧增，通货膨胀严重，美元贬值，美国舆论充斥着“日本威胁论”。黑色星期一的暴跌，许多大型交易商及投资银行被损失震得晕头转向，难以维持。美联储必须说服它们，千万不要打退堂鼓放弃经营。因为市场主体一旦停止交易，市场就彻底跨了。为此美联储发表声明，保证为市场提供流动性，以支持经济及金融体系。但声明归声明，格林斯潘及美联储内心非常清楚，只要市场能持续运作，并不打算提供现金来帮助企业。格林斯潘认为，股市崩盘虽然恐怖，但未必是坏事，黑色星期一并没有留下什么不良后果。只有当股市崩盘危及实体经济运作的时候，财政部长和美联储主席等才需要担心。 2000年长期资本管理基金（LTCM）破产。按理经营不善的企业就应该让其倒闭。但当时市场已经慌乱不堪，如果长期资本这样大规模的公司倒闭清盘，把资产抛给市场，市场价格必将崩盘，发生连锁效应，导致其他公司也跟着破产。美联储召集16家大型银行和投资机构，向它们表明，如果长期资本即时破产，会给它们造成多大损失，所以请大家想办法。最终各家银行提出给长期资本提供35亿美元融资的方案，让其有足够时间正常地处置资产。最初社会上以为是美联储组织银行救助了长期资本。实际不是，只是不让长期资本即时清盘造成资产价格大幅缩水，继而造成债务人更大的损失和市场的崩溃。长期资本从容清盘，所剩资产能够卖出合理价格，稳定了市场，也使债务人能把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内。最终长期资本还是清盘，但没有化纳税人一分钱。这是救助，救助的是市场，而不是即将倒闭的企业，利用的是市场机制，而不是美联储或政府为风险兜底。 企业破产、市场崩盘或者经济危机，格林斯潘把这些看作是创造性破坏的破坏一面，是创造性进步的应有之义，需要认真对待，但不必过度恐慌。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导致旧技术、旧产业的倒闭，从而引起一定时期、一定范围的失业和经济危机，只要市场在运作，适当地政策调节，经济很快会恢复，没有必要刻意去救助那些企业和产业。有意思的是，格林斯潘认为战争也是一种破坏，他指出，以德国那样僵化的体制，战后到90年代发展得那么好，主要是德国经过二战，早已被破坏完了，此时只剩创造了。日本同样如此。正因为只有创造没有破坏，到了90年代后，创造没有了空间，体制又不允许破坏，于是发展遇到了瓶颈，出现了停滞。这对我们理解经济波动，特别是经济下行现象，是很有启发的。 客观地看待破坏，一定程度上忍受破坏，是需要承受民粹主义的心理压力的。经济治理、社会治理，都是如此。新旧动能转换、改革开放，就是一个打破旧平衡、走向新平衡的过程。由旧平衡走向新平衡的过程，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人类历史的发展从来就没有一帆风顺过，恐怕今后也不会。格林斯潘的回忆录标题为《动荡的岁月：新世界历险记》（THE AGE OF TURBULENCE：Adventures in a New World）。格林斯潘是带着赞叹之情描述我们所处的后冷战时代，认为这是一个由互联网技术、市场资本主义和全球化带来的美好新世界。但对未来，他是非常悲观的。回顾1914年前的世界，当时大家都觉得人类社会正朝着越来越高水准的谦和文明前进，一种无法倒退的进步感在人们脑海中普遍存在。然而，接着就在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他认为，二战对物质的破坏虽然更强，但一战对文明的破坏更甚，这是毁灭文明理念的冲突。今天会怎么样？恐怖主义、全球变暖，或者民粹主义复活等等，会像一次大战的破坏力一样对当前全球化的进程横加摧残吗？他说，没有人有斩钉截铁的答案。历史告诫我们，全球化是可逆的。我们可能失去过去四分之一世纪所得到的成果。 格林斯潘特别关注两个问题：一是全球化带来的财富集中问题；二是全球化失速对世界的冲击。这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正如同水之于人类社会。全球化会造成贫富分化，全球化减速会造成人民收入增长减慢的压力。让他感到讽刺的是，促成全球化的市场资本主义，其受欢迎程度，在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远高于孕育资本主义的发展缓慢的西欧。这是让他这个彻底的亚当斯密信徒深感沮丧的。水无常形，世界正处于大变局中，人类的历史长河只能在人类的堵堵疏疏中奔流向前。 — End — 作者 | 刘晓春 编辑 | 坛子 坛友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就是摆正金融在经济社会中的地位。金融的产生，就是因应实体经济的需要。没有实体经济作为基础，金融就是空中楼阁。在当前形势下，提出金融要回归本源，支持实体经济，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首先，长期以来，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资本逐利，片面强调占据经济食物链顶端，资源要素大量集聚于金融领域，金融脱离实体经济过度发展，挤出实体经济，造成产业空心化，不仅经济结构不合理，更带来很大的社会治理问题。同时，这些社会经济风险还进一步外溢到全世界，给其他国家经济带来巨大风险。这是我们需要正视并吸取的教训。 其次，从我们国家说，金融在支持改革开放、促进经济高速增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金融业自身的规模和经营能力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由于发展过程中监管经验不足，造成一定程度金融领域监管套利、影子银行、资金空转等现象，一方面挤压了实体经济的资源，另一方面也造成一定的系统性风险。 第三，从当前国际地域政治竞争的角度看，面对美国无节操的全方位打压，我国必须有一个稳健的经济结构才能顶住压力。摆正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是经济保持健康稳定的基本前提，也是经济保持韧性、抗击打压的基础。 01 理性认识实体经济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就是要发挥金融有效配置市场资源、加速资本积累推进扩大再生产、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正面作用，抑制投机炒作、资金空转、挤压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确保经济高质量发展。反过来看，金融体系并不是孤立的，只有稳固的实体经济结构，才能保障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需要我们理性认识实体经济。所谓实体经济，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制造企业。凡是创造社会经济价值和有助于价值实现的行业和企业，都属于实体经济范畴。即使是同样的企业和行业，如果不再创造社会经济价值或者无助于社会价值的实现，只是搞各种资本炒作、交易空转等，就不是实体经济范畴。即使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具体到微观主体，金融支持的应该是健康的、创新的、有效益、有前景的企业，而不是凡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企业都必须支持。这是金融作为有效配置市场资源功能的题中应有之义。 这就牵涉到近年来广为流传的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我觉得所谓“融资难、融资贵”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 首先说“融资贵”。我们直观感觉资金价格是金融机构决定的，实际上资金基本价格是由市场资金供求关系决定的，金融机构只是资金供需两端的中介，所以金融机构给出的价格是被动的，不是主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机构并不是资金价格的真正决定方。除了国内基本的资金供求关系，国内资金价格还受国际资金价格变动的影响。 此外，融资价格（比如贷款利息）还包含了融资人（借款人）自身的风险溢价，融资人实际上也是资金价格的一个决定方。在现代中央银行体制下，央行的基准利率给市场资金价格提供了一个基础或基准，而央行则是根据宏观经济的状况在调节基准利率，央行调节基准利率，同样不是空穴来风。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市场利率（资金价格）是中性的，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能简单地说贵与不贵，更不能将贵与不贵归咎于金融机构。 另一方面，资金价格本身，还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作用，淘汰没有盈利能力（即承受不起市场资金价格）的市场主体，让宝贵的资源真正配置给能有效创造社会价值的市场主体。资金价格要起到这样的调节作用，确实必须“贵”。明白了资金价格的原理，再来讲“融资难”就容易了。 与融资人总是嫌融资贵一样，所有融资人都希望资金越多越好。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有资金需求并不等于这些需求是有效需求。所谓有效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就融资说，就是有还款和支付利息能力的融资需求才是有效融资需求。 现实情况是，一方面社会上没有区分有效需求和无效需求喊“融资难”，另一方面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出现资产荒，找不到好的融资人。银行作为商业机构，需要盈利，所以有极强的放贷欲望，只要能保障信贷资金安全，并能收取合理利息的市场主体，就愿意对其发放贷款。银行信贷资金的来源是客户存款，保障信贷资金安全，实质上就是保障存款人的资金安全。如果金融在支持实体经济中支持了许多低效能、高杠杆、无序扩张的企业，这既不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也会弱化我国的经济基础，无法抵御外来的冲击。 所以，“融资难、融资贵”不能单纯从金融机构方面找原因和解决方案，关键还是融资人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经营管理能力，赢得市场的信任。同时，还应该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加强市场法治建设，为融资人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当然，我们还是应该看到，在加强科技创新的当下，由于一些新兴产业、行业与传统产业、行业的发展模式有很大的不同，金融机构传统的风险评估模式不能适应这些企业的特点，确实造成了“融资难”的问题，这需要金融机构积极创新，寻找新的业务模式和产品。 比如，在银行信贷方面，能否创新针对科创企业的新贷款模式等。这方面还需要发挥有效政府的作用，监管和财政等部门，也要有相应的支持政策，引导金融机构积极进行这方面的创新。 02 银行需要合理的利润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前提是金融自身必须健康和强壮。商业银行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主要力量。商业银行作为一个商业机构，需要在市场竞争与互动中实现合理的利润，以确保持续支持实体经济的能力。 商业银行所获得的合理利润，是在与所有市场参与者的互动竞争中产生的，并不是单纯银行间的竞争产生的。所有市场参与者都应该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利润，而不是靠其他部门让利获得收益。 如果我们的企业，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没有市场竞争力，都要靠其他部门让利，这样的企业怎么有能力参与国际竞争？这样的企业也不符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所以，企业发展的根本还是要发挥企业家精神，提升经营管理能力、提升创新能力、提升开拓市场的能力。 目前在A股市场上，上市银行的资产利润率比非银行上市企业低很多，这体现了银行业高杠杆经营的特点。但上市银行的资本利润率则略高于非银行企业平均水平，即使如此，上市银行的盈利能力也只排在A股市场所有行业的第11位，属于中上盈利水平。 这说明，在我国，银行业并不是暴利或高利润行业，获取的是社会平均利润，只是因为其资产规模大，在A股市场占了非常大的比重，造成利润的绝对额大，给社会的感觉是银行赚了很多钱。这同时也说明，我国许多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不强，虽然有大量银行信贷支持，但许多企业经营的效果还不够好，企业还需要努力提高盈利能力。 如果放到国际上比较，中国银行业的盈利能力，高于日本、西欧同行，略低于美国同行，说明中国银行业的盈利水平是基本合理的。再一方面，在A股市场，银行的市值基本上都低于其净值，说明市场并不认可银行当下和未来的盈利能力。实际上，银行有好的盈利，才会更有意愿、更有能力去支持实体经济。银行愿贷，是因为银行有强烈的盈利欲望；能贷，是因为银行自身有贷款的实力，包括负债能力和盈利能力；敢贷，是因为借款人经营稳健、前景良好，有充分的还款能力和支付利息的能力；会贷，是因为银行自身有很强的风险识别和管理能力。 当然，在当前受新冠疫情影响的特殊情况下，对一些有临时性经营困难的中小企业，商业银行给予阶段性的适当让利，还是必要的。但这方面同样需要发挥有效政府的作用，在政策上，除了指令，更需要引导与奖励，激发市场作用，使商业银行在暂时的让利中获得相对有利的发展机会。 总之，最关键的是通过制度设计、监管，不让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在这个前提下，让银行发挥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对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有利的。简单让利支持大批在市场上不堪一击的低效能企业，只会弱化我国的经济竞争力，最终有违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初衷。 03 规范直接融资市场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有许多工作要做。 首先是要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除了股票市场，更要制定多种政策支持、引导风险投资等多形式股权投资的发展，支持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政策一方面要有利于活跃市场，鼓励更多主体参与风险投资，另一方面要有利于抑制非理性高估值炒作，夯实科技创新及风险投资的基础。 我国直接融资市场起步迟，社会，包括业界对各类融资方式的认知还很肤浅，往往把融资方式单纯看作是炒作的手段。直接融资市场参与者可以分类四类：投资人、融资人、交易者、中介。 理论上交易者也是投资人，但交易者的投资目的和行为逻辑与原始意义上的投资人是不同的。以股票市场为例，投资人是投资上市企业，看的是企业的价值；交易者只是交易股票，更注重的是市场趋势变化，企业的价值则在其次。融资人在直接融资市场的目的只是融资以解决自身经营的资金需求。 但现在许多投资人都变成了交易者，并没有与被投企业长情陪伴的欲望。而一些融资人则把上市融资看作是赚钱的方式。这一切现象都扭曲了直接融资市场的行为逻辑，并不时造成一些市场风险，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所以需要对症下药，制定政策进行规范和引导，让直接融资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其次，银行业要提升资产负债经营管理能力。现在商业银行的资产与负债，内容越来越丰富，信贷资产只占银行总资产的一半左右，这意味着银行支持实体经济不只是信贷一个手段，社会各界也要改变银行只是提供贷款服务的观念，不要一提到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就要求银行放贷款。银行应该全面、灵活运用多样化的资产、负债及支付结算等功能，为实体经济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债券业务是银行参与直接融资市场的重要方式，银行也是债券市场流动性的主要提供者。各类银行需要进一步重视内部债券业务架构搭建、不同团队的建设和制度流程安排，尤其需要严格隔离交易业务与投资业务的风险。要区分财富管理业务和资产管理业务的不同逻辑和风险重点。 财富管理业务是为投资人管理财富，投资本身不是目的，只是手段。资产管理业务的目的是投资资产，是为资产找资金。站位不同，风险管理的逻辑不同。 这两类业务在支持实体经济中的运作方式是不一样的。现在许多部门或人员讲到支持实体经济往往把财富管理的资金等同于信贷资金，这是会埋下风险隐患的。 此外，还应重视银行支付结算、各类交易业务创新在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第三，深入研究实体经济的新情况、新发展、新特点，有针对性的创新金融产品、服务方式、风险管理模式。特别是一些新兴科创企业、新兴产业等，它们有许多不同于传统行业的运行特点和风险逻辑。支持这些主体，包括支持实体经济，不是简单地降低风险门槛，而是要认真研究这些行业、产业的运行特点和风险逻辑，在不降低风险管理要求的前提下，创新有效的支持方式和服务产品。 我国是以间接融资为主的经济体，虽然在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但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面对百年不遇大变局，面对复杂的国际竞争局势，加快科技创新和战略新兴产业发展，需要研究商业银行信贷支持的新方式。这方面，不仅需要商业银行的努力，更需要监管和其他政府部门的主动支持。 这些新兴产业的特点是，失败风险高、缺乏有效的增信基础。信贷支持这类企业，必须研究新的收益模式和风险补偿机制，以保障损失覆盖。这需要政策上对新的收益模式和风险补偿机制给予确认，同时在财税和会计核算上给予适当安排，另一方面政府也需要建立相应的增信机制，给商业银行以适当的风险保障。 (作者为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浙商银行原行长；来源：财经五月花；本文刊于2022年11月7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 End — 作者 | 刘晓春 编辑 | 坛子 坛友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

·高金智库· 胡捷，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实践教授 肖蕾，上海交通大学中国金融研究院研究分析师 ·本期话题· 1. Web3.0是什么？它和NFT、Metaverse是什么关系？ 2. 如何评价星巴克推出NFT积分计划：下一波应用浪潮”会由现实世界的大型公司掀起吗？ 3. 如果积分可交易：是否颠覆了传统“忠诚度计划”的商业模式？ 4. 胡捷教授心目中NFT在现实世界中的应用还有哪些？ ·对话文稿· 肖蕾：在您心目中Web3.0应该是个什么概念？它和NFT、元宇宙的关系是什么？ 胡捷：首先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Web3.0”是一个理念，不是指一种特定的技术。我们去实现这个理念的时候，当然会用到各种各样的技术；但我们依然应该把它放在一个理念的层面来理解。 那么它是代表一种什么样的理念呢？我们可以形象的去理解。自从互联网发明以后，应用模式大概可以分成三种大类——它们分别沿着时间轴陆续出现。 第一大类，平台和内容都是中心化的。比如新浪这样的应用案例。最早的新浪肯定是中心化的，它由一家公司控制，上面的内容也由这家公司来搜集发布，从内容到平台层面看到的都是中心化的应用模式，我们把这种应用模式称作“Web1.0”的模式。 第二大类，所谓的“Web2.0”模式，内容去中心化，但是平台是中心化的。比较典型的像微博、抖音这样的应用模式。微博、抖音上的内容来自于千千万万的用户，可以说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内容来源，但是平台本身还是由一家公司控制的，或者是新浪，或者是字节跳动，所以这种应用模式的特点就是“内容去中心化，但平台是中心化”的。于是就有人在想，我们能不能够再进一步在内容去中心化的基础上，把平台也去中心化？这就进入了第三大类的范畴。 当然，从逻辑上简单推演，这种想法固然是可以的；不过我们接着就要问：所谓的“平台去中心化”是什么意思？这里面有三层意思： 第一层，经济利益层面，平台所积淀的经济利益能不能够被这个平台的所有利益攸关方所分享？比如一个平台，它的内容是来自于千千万万用户，那么平台积累的利润能不能够为千千万万的贡献了内容的用户来分享？ 第二层，治理层面。平台的治理是有规则的，规则的制定在Web2.0时代，还是由平台背后的公司所垄断，它来决定这个规则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些规则的制定和遵守是否都可以由所有的内容贡献者——也就是平台所有的利益攸关方来共同的参与？ 第三个层，数据层面。平台往往在应用过程当中，会积淀很多的数据，它会收集数据、分析数据、应用数据、存储数据，最终还要掌管数据以及掌管的数据之后未来的一些应用等等。那么对于数据的控制、管理、应用的权利，能不能在某种意义上回归到这些数据的主体呢？所谓数据的主体就是数据的贡献方，也就是用户。这些数据目前的积淀和管理都是由平台的中心方来控制，这是现阶段大家在探讨的一个问题。 总结一下，所谓的“平台去中心化”有三个意思：第一，利益能不能分享？第二，治理能不能共同治理？第三，数据能不能更大程度的回归到数据实体？这些就是Web3.0的理念，但去实现这个理念其实是需要很多的技术： 前面两个理念，在技术支撑方面相对是可以做到的，比如我们现在有了区块链支撑的公共账本以后，在利益的共享、治理规则的制定以及管理方面，更加的分散化、去中心化是有可能达到的。但是关于“数据回归数据主体”这方面的理念追求，目前的技术上还在探索，应该说还不是太成熟。 简单的说，Web3.0这个理念并不是在元宇宙和NFT等技术应用模式出现以后才出现的。Web3.0理念的追求，其实应该有10多年的历史了，英国有个很著名的互联网大咖叫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他是万维网的发明人，发明了万维网之后，他就把这项技术无偿贡献给了整个世界。所以，现在我们用www协议及相关技术时，并不需要给蒂姆·伯纳斯·李付费。 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作为互联网早期元老，有一个理念：他觉得互联网应该是一个相对比较平等的、众人参与的技术基础架构，在上面构建的应用，也应该是大家共同参与共同享受的乐园。但事实多少跟他的初衷有所背离。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的互联网世界是巨头们垄断互联网的商业生态，比如谷歌、推特等等，甚至美国总统在上面讲话的权益都不一定能得到保障，可见这些巨头们实在是太牛了，让很多人对这种现状开始反思——现在的互联网技术是不是真正能够让我们构建一个相对平等、点对点（pear-to-pear）的，不仅是技术层面的通讯模式，也是商业的运作模式？ 这就是Web3.0理念的来源，它已经出现很多年了。最近这两年出现了元宇宙（Metaverse）和相关的NFT技术，Web3.0的理念就再次被人提起——因为技术上已经进步了，过去我们只能想得到，但是做不到的事情，现在似乎一部分是可以做到的。这两股发展的趋势就合流了。 肖蕾：这是我听到的对Web3.0最清晰的讲解，而且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澄清——大家通常意义上会把Web3.0想象成新的技术，但它确实是一个理念。顺着您的思路，这个理念很早就被提出，大家也一直在应用领域作尝试，不光是那些早期坚定支持加密主义的人，或是加密原生项目（crypto native），现实世界中的一些大型企业也很早都在试图涉足。 上一次区块链的热潮大概是2018年之前，在现实世界中也有很多企业试图来探索类似于通证（token）、或是区块链网络上的“积分”应用。比如星巴克。其实星巴克早在2018年就曾经尝试，和当时纽交所的母公司洲际交易所（ICE）来合作。ICE同时还邀请了几家大型企业，包括微软、波士顿咨询公司（BCG）等等。它们当时也是受了区块链的理念——通证和价值流转的理念的启发，试图建立一个交易所，在这个交易所上，星巴克不仅可以让消费者用比特币来买咖啡，还可以在平台上帮助消费者把比特币兑换成现金，消费者还可以用积分去换一些其他的产品等等。消息轰动一时，但是实际上2018年之后，就没有再实践下去，算是计划胎死腹中。 最近由于Web3.0理念的热潮再度兴起，星巴克再次试图尝试用Web3.0这样的理念来为它的用户来做一些增值、积分。大家广泛关注的就是最近星巴克发行NFT的消息。简单来讲，现在星巴克“星里程”卡的用户，可以自动变成星巴克NFT邮票的用户，用户通过完成一些任务，得到赚取NFT的机会——而这个NFT本身就是有价值的。 一个简简单单的动作，表现出星巴克确实与时俱进。但您觉得企业想利用Web3.0理念做升级——这种做法是不是合逻辑？或者说在Web3.0时代，企业成功的可能性大吗？ 胡捷：首先，星巴克确实在新技术的采用方面走在前列，不断探索新技术的应用，来解决企业在营销、运营、甚至产品设计等方面的问题。2018年星巴克做的尝试是一个比较“肤浅”的尝试，它接纳比特币作为一种新型的交易媒介，也就是除了美元外，顾客还能使用另一种货币支付。这是一种商业上的创新。 当然，我们凭直觉也能想象到，不管是对公司、还是消费者来说，这种创新都没有很大的增值。但在当时的背景之下，有一定的故事性，也是一个有意义的尝试。 而今年的NFT尝试，抛开技术概念，星巴克到底做了一件什么事？星巴克本来就有一个客户忠诚计划，具体操作办法是给客户发积分。现而在，他在发积分的同时做了两个创新： 第一，它在积分的基础上，额外发行了一种“邮票”（stamp）。这些邮票和其他精美的艺术品一样可以有纪念意义，或者代表着一定的权益。 其二，它在表达这些对象的时候，没有用传统的技术，而是把这些对象放到了一个公共账本上去做确权。这个大账本叫“Polygon”，我们有时候把它称作一条公链。这个大账本是全世界很多的人共同管理的一个大账本，任何一个物件，不管是虚拟的还是实体的，做确权的时候都要依靠账本。比如说这栋房子属于肖蕾，那么实际上是房产局有个账本，上面登记着肖蕾拥有某某地段某某号的某栋房子的某一间，它是个账本上确权的留痕。 星巴克发出的邮票代表着一定的权益，或者代表着艺术品的版权。但权益怎么去确认？星巴克没有仅仅在自己的私家账本上记录，而是更进了一步，把这件事情记录到了Polygon的大账本上。 记录在这个Polygon的大账本上时，它就表现为所谓的NFT。所以NFT实际上是一张“虚拟的白纸”，你可以形象的理解为上面写着星巴克发的这个邮票是属于肖蕾的，如果这个NFT被肖蕾拿着，那么这个邮票就属于肖蕾，邮票本身和邮票所对应的NFT是两个东西。邮票是星巴克发行的一个凭证，甚至本身就是艺术品背后配套的确权凭证，而它被放在了Polygon这样的账本上。所以当邮票由肖蕾转给我的时候，同时还要把邮票背后的NFT转给我。这个技术操作告诉大家，现在额外发行的邮票首先是一个电子的载体，同时在电子载体背后还有一个电子化的NFT。这其中的创新就值得我们去推敲了。 第二，邮票可以转让。星巴克的积分都是不能转让的，而新发的邮票是可以转让的（当然转让的具体操作还在逐步扩展）。在星巴克内部的主持之下，使得转让可能是有偿的，这就有很大的不同了。过去的积分只能直接和星巴克兑换某些东西，但是现在拿到积分之上的NFT邮票（stamps）以后，可以直接转让给肖蕾，用金钱交换，这种资产的“可转移性”、“可交易性”就和现金挂钩了。 这种新玩法追求的是构建一个更加紧密的社区认同。星巴克社区有2700多万人，在美国，星巴克会员持有的收入是全国收入的57%——是很强大的消费群体，但这个群体是一盘散沙，没有什么社区认同感。如果星巴克的会员有社区认同感，对星巴克来说是巨大的财富，也是了不起的商业突破。 第三，星巴克用NFT发行邮票和它配套的权属证书，带来了一些技术上的便利，允许它做很多“花哨”的东西。例如我有一个红色的邮票，你有个蓝色的邮票，但如果红色和蓝色一起捏成一个黄色邮票，可以拿到比两个单独更多的奖励。 这些东西逻辑上并不难想象，但是过去没有技术能够支撑。现在你把这些邮票配套确权的技术，NFT就可以玩出很多花样来。用这套新的技术去激活已经存在的客户，建立出一个消费者自身认为有意义的商业社区。 大家都知道，去年有一幅画“5000 days”拍得很贵——用NFT确权以后，拍出了大概6,000多万美元。而今年有一幅画超过了这个数，拍出9,000万美元。这幅画听上去特别平淡无奇，但是它的奇妙之处在于它有一个背后的逻辑：这幅画被拍给了将近3万个拥有者，每一个拥有者可以买一个份额，这样的3万个人就贡献了9,000万美元的价钱。你买的一个份额，就是画上面的一个小白点。这个小白点是用NFT确权的，把这小白点就卖给我，我的NFT就可以合并为一个NFT。而在画面上表现出来的、我拥有最终作品，不是一个“小白点”，是一个“大白点”——随着3万个人之间相互不断的交易，他们的NFT所有权就发生变化了，这幅画的表现出来的样子也变了。 这是，如果把这幅画展出，你就可以看见：第一，各种各样的原点在画布上，大小颜色都不同。第二，它随时随地在变，并且根据交易的不同而变化。这样一幅作品它呈现出来的形态，实际上和背后的拥有者的所有权分布是直接相关的。 逻辑上，这些创新在传统技术领域里也能够想象，但是很难落地。现在，由于所有权全部用NFT表达，这些NFT在公共的大账本上，能随时调取所有权分布的数据——结果就是所展现出的样子。这些都是NFT这种确权工具引入之后，带给我们的想象空间。 肖蕾：像是一种行为艺术，把资产的交易，通过技术视觉化呈现出来，这就是Web3.0的奇妙之处。刚才胡教授举的这些例子特别生动，也是和之前的Web3.0的三个特点呼应：经济利益、社区规则制定、数据。回到星巴克例子，其实它想做的事情或者它的蓝图，可能分别会对应这些点中的某一个。比如它想用NFT的形式来给大家更多的经济利益，因为NFT是可以交易转卖的。另外，把所有喝咖啡的人集合起来，作为一个社区，也许可以根据社区一元，用NFT实现不同权益。 关于“可以互相交易”这一点，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可能大家比较熟悉，传统世界的企业中有“忠诚度计划”，比如大航空里程、咖啡积分。但如果星巴克实现了让大家可以互相买卖积分的情况，会不会和他的忠诚度计划有冲突？对于传统企业，他们之所以想做忠诚度计划，有可能是想给自己的客户分层，高价值的客户积分多，它对应的权益也就更多。通过忠诚度计划的分层，实现了经济利益最大化。用经济学术语表述就是：“生产者的剩余”最大。价格歧视越高，生产者的剩余就越高。 如果积分可以交易，比如胡教授是东航的金卡会员，您有1万的积分，我也是金卡会员，我也有1万的积分，但是东航说2万积分才可以换一张免费的机票。如果我们中的一个因为疫情被封在某个地方不能够旅行，那么我很可能会把积分很便宜地卖给胡教授。从这样的现实角度讲，公司将来的收益（benefit）是不是真的会比他们所谓的忠诚度计划现有的收益会大？ 胡捷：首先，积分可转让这件事，在目前星巴克目前的计划里并没有提起来。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报道，是在这个积分之上新出发行的“邮票NFT”是可以交易的。回到你的问题：“可交易性”会不会带来和客户忠诚度计划的诉求相矛盾？ 我不这么认为。以股票做个类比，你原来持有一个公司的股票，如果不上市，就只能等着分他的红。但如果这个股票是上市的，你可以把它卖掉，别人也可以买——这样就增加了持有者的福利。 所以资产的可交易性一定会大大提升资产拥有者的福利，不会直接削弱忠诚度计划本身的诉求，就和股票一样。股票上市以后只会增加所有股东的集体的福利——更加有效的配置自己的资产，更加有效的处置自己的资产，更加有效的获取回报。 肖蕾：其实对于这些企业来讲就是一个利弊衡量。如果放开交易，也许大家觉得公司非常开放，或很有“Web3.0精神”，反而变成了你的粉丝，可能忠诚度更高。比单纯的天天看着积分的想着怎么喝咖啡或把机票换来可能会更高。 胡捷：而且从公司的角度讲，它在意的是销量和积分的增加。顾客的积分增多后，最终流转到谁的手里来兑换，对于公司来说并没有差异。所以只要销售量和积分总量上涨，就证明业务增加。那么有了可交易性之后，也许实际上是会增加总销售量，当然也就对应了积分量的增加。 肖蕾：最后想再问您两个瞻性的问题：在Web3.0的领域或者是NFT领域，我们曾经经历过很多的泡沫。到现在为止，泡沫已经破裂的比较严重了，大家就会觉得其实Web3.0和NFT之前炒作的成分比较大，它没有真正落地的项目。但是对于星巴克、李宁、耐克这类的企业，您觉得他们的纷纷参与是不是会带动Web3.0和NFT下一波应用的热潮？ 胡捷：所谓泡沫的产生和泡沫的破灭，如果是对金融有所了解的人，都不会觉得奇怪。任何东西，不管它有价值的还是没价值，当它出现的时都可能引发泡沫。以大蒜为例，它本来是人餐桌的东西，但也可能在特定的条件下成为炒作的对象。 有的人不吃大蒜也不买，也不作为商家卖给别人享用，而却会左手倒右手赚差价，这就会导致泡沫出现。这个事情其实和NFT本身、或其他新技术本身没有直接关系。任何东西都可能会经历这么一段被炒作、最后泡沫破灭的过程。 那么接下来这一轮，大公司是不是会扮演主角？这不好说，因为创新永远有中小公司冲在前面。但是目前这一轮大公司进入，至少代表大家发现一些和传统商业应用相关的可能性。任何一个商业应用，都有市场营销的问题。在原有积分体系基础之上，需要用新技术新理念去重新构思营销方案，让它变得更有意义。大企业从中小公司对于新工具的运用后从中看到了商机，于是就开始跟进。 大企业在Web3.0这个时代其实比较尴尬，因为Web3.0的三个诉求里有一个本质上是“反大企业”的。“经济利益重新分配”对大企业来说是一个双刃剑，通过重新分配也许能更好的吸引客户，但是有可能动到原有的奶酪——这些大企业之所以大，正是因为在Web2.0时代已经很厉害了，作为中心化平台的受益者，在原有的生态中是既得利益者。 如果它们要用Web3.0的理念探索一些新的商业模式，把利益回馈给平台的其他利益攸关方，实际上对自己的利益有可能是一个损失。我有时候把 Web3.0这个理念之下形成的元宇宙流派称作“普惠派”：对于大企业来说，其实不到万不得已，是不太倾向于去放掉他自己原有的利益的；但如果盘算下来，自己不干，别人要干了，那还是会主动加入。还有一种情况，它们考虑过后得出结论：虽然Web3.0模式放掉了一些利益，但是盘子会做得更大，得到的实际绝对值也不小——这些可能是大企业的意图。 肖蕾：Web3.0这个理念确实有点大，如果我们把它缩小在NFT这个范围里的话，您觉得它在现实世界中可能发挥很大作用的地方还有哪些呢？ 胡捷：NFT是一个版权证，也就是“权属的证明”。任何一个现实当中的资产，不管是房子，还是一个虚拟一幅电子的画，都可以用它来做确权。NFT的这种基础应用就是确权。NFT不是作品本身，也不是资产本身，它是资产或者作品附属的权属证明权。它可交易，或者交易起来比较便捷。这也就意味着NFT在各种公司的营销层面会有比较直接的应用。 最早NFT确权的应用也许只是代表一幅画作拍卖时的权属证书。后来大家发现，在此之上可以形成社区，社区之上可以形成营销，营销之后就可以带来商业上的利益。所以，我觉得NFT应用可能接下来有两大类是值得关注的： 第一个，就是简单确权之后，对艺术品本身的销售流通起到促进作用。第二个，就是对于各种艺术类或非艺术类资产的商业活动，可以在市场营销方面发挥很多的作用。 实际上，不光是星巴克，金融业也有银行在研究怎么样通过NFT这个工具的应用，发行一些纪念品，权益凭证，从而吸纳客户，培养他的忠诚度，培养他的好奇心。通过NFT的应用，是彼此交互变得更加的忠诚，更愿意去享受它的服务，这个是我看到的一个可能性。 肖蕾：这正好呼应了您开头的观点：Web3.0的理念当然有很多种，最有价值的就是“社区共建”这个概念，让我们彼此的联结更紧密——这可能才是Web3.0最大的意义所在。 胡捷：是的。最后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这次星巴克的尝试利用了NFT的“可交易性”，但是“可交易性”本身在商业落地应用时，会带来一些潜在的风险。这个风险我们应该怎么去分析、面对它，并趋利避害，是摆在很多人面前的现实问题。 — End — 作者 | 高金智库 编辑 | 坛子 坛友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

· 对话嘉宾 · 刘晓春，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原浙商银行行长 杜佳峰，《上财商学评论》专栏作者，北大历史学博士、哲学博后 01 对人文与金融关系的定义 杜佳峰：金融和经济活动是一种人类群体活动，是人群体生活的产物，其发生的主体是复数的人，其运行规律受客观自然调节（看不见的手），更受到人族群的行为习惯和文化观念等主导。所以，金融和人产生了不可分的联系，也可以从人学角度去研究金融。 02 从人文研究金融的原因 杜佳峰：因为人文研究能校正现代金融学“无人化”倾向。现代金融学看重指标、算公式、建模型，关注经济数据的走势与波动，却很少提及实际人，或者较多考虑“理性人假设”情况。产生这种“无人化”倾向是因为现代经济学的定义：经济学是研究一个社会如何有效配置稀缺资源的学科，这划定了现代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大厦。 再提出一个金融与普通人幸福的问题：金融带给整体的社会经济发展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但金融是否能给普通人带来幸福，也就是更照顾广大个体人的利益，让平民百姓普惠获益更多呢？ 刘晓春：从实践端启发人文金融理论的研究：第一，任何社会科学都要考虑到千差万别的人的因素。以管理为例，没有最先进的管理方式，只能看当时当地相对最优的方式。在企业管理中，因为不同地区的员工在体制、法律、文化都存在差异；因此两种员工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是不同；所以表现出来的是他们的诉求是不同的；最终要求管理者用不同方式去对待员工，这就是对千差万别人的考虑。 第二，协调好整体方向与个人价值之间的关系。人虽都认可大道理，但人也考虑自我价值。管理不是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而是处理好企业前进的方向与员工个人的重要性和价值。 第三，在长期有利政策与目前经济收益中有所取舍。比如环保等啃硬骨头的政策，长期是有利的，但会在一段时间内对许多人造成负面影响。面对阻力，政策不能钟摆式的左右改变，需要有所取舍和坚持。 因此，社会科学研究不是简单的理论问题，而是要考虑到人的多样性，因为在实践中会牵涉到不同层位人，涉及到他们的各种理性和非理性（情绪）的因素。 回答金融与普通人幸福问题： 金融是中性的，其功能很容易导致资本的集中。集中意味着贫富差距的拉大，这是金融本身功能决定的，但不能因为这个功能而废除金融。金融的作用是增大社会财富规模，而更公平地分配社会财富是其他力量决定的事情。金融只能做自己部分事情，而不能削足适履地让金融去承担其他功能。 但也有些是金融能够出力的，如ESG投资（环境、社会与企业治理），通过银行的资源配置，促使企业的一次社会财富分配就比较公平，并非银行代替企业进行一次分配。 金融要做好自己的本分功能，在此基础上向善，但要遵循金融自身的本质和规律。 03 从四个方面去研究人文金融 杜佳峰：第一，金融与经济学关怀民众的人本主义价值取向。研究金融的价值理性，因为古代经济学家对社会财富目的和价值的思考都是让人过得更幸福。 第二，人文大家名著视野中的金融与经济。如社会学家视阈中的经济问题（马克斯·韦伯、卡尔·马克思和桑巴特）、政治学、哲学（马克思1843-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人文经济学（茅于轼）等等。 第三，从时间维度研究金融经济。其一，时间纵向维度上的延伸：短时段：金融事件与经济现象；中时段：历史运动与经济结构变化；长时段：历史地理与金融与经济体系。其二，时间横向维度上的联结：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阶层）；经济体系与历史结构（分期）。 第四，从空间框架研究金融经济。国别金融特色>区域金融>全球化>地缘经济（Geo-Economics）结构。 刘晓春：第一，要看到古人幸福观点的阶级性，不能简单泛化到现代。一方面，研究不能简单用现代人的思维去理解古代，还需要考证等，另一方面，也需要用人的常识去估算古代的情况。古代人论述的财富幸福观是站在一定阶级阶层角度论述的。是某一阶级内部的平等、自由，古人的幸福观是一个小共同体成员内部的，而非现代意义上的所有人、人人。 第二，从人与人的平行思考是否存在一个普遍性的人文金融价值观？处于平行世界的人，对同一事件的理解是不同的。幸福和快乐不是普遍化，每个人追求的幸福是不同的。因此，人文是否有一个普遍性的幸福？或者就不存在一个普遍的幸福，再或者在某种层面上有一个共同的幸福。故此，如何在金融中去寻找人文价值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杜佳峰：即使是在同一时空中平行的人，他们的幸福感也会有差异，不能追求“均码的幸福”，去迫使不同脚型的人都来穿着这双不合脚的“幸福”。 刘晓春：人是复杂的，这点在管理中尤为突出。部门中的同一批人，随着成家生子会发生变化；随着机构发展，职位升迁快慢，也会造成人对问题认识的不同变化。所以，管理的艺术是打破平衡，重新组织平衡，再打破平衡，再组织平衡的过程。 总之，在构建理论时，需要考虑人复杂的幸福观。这种复杂体现：既有古今立场不同造成的幸福差异，也有平行时空人的认知差异，还有人随着发展而产生的变化。 — End — 作者 | 刘晓春 杜佳峰 编辑 | 坛子 坛友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

· 对话嘉宾 · 刘晓春，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原浙商银行行长 杜佳峰，《上财商学评论》专栏作者，北大历史学博士、哲学博后 01 银行的特点、起源、分类与服务对象 引言：如何看待银行业在人类历史上“起步晚、发展快”的特点？ 杜佳峰：借贷活动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非常早，但狭义的银行直到中世纪晚期（12世纪）才出现，但一经出现发展速度很快、发展程度高，在整个近现代人类社会活动中起核心的作用。如何看待银行业在人类历史上“起步晚、发展快”的特点？ 刘晓春：不能拘泥于银行（bank）的名词概念，要回归到历史事实去考察。第一，要从银行业务的本质形态借贷、货币兑换去考虑。借贷和货币兑换出现的历史是很久远的，如希腊罗马时期，地中海世界城邦之间发达的贸易会促使这些业务的产生；又如春秋战国时期，各个国家都出现了铸币（是一种大于其金属价值的信用货币），各国之间的贸易交换也必然产生货币兑换业务。第二，只有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需求才能催生银行的产生。人不再世代束缚于某一职业，工商业不再局限于“士农工商”某类固定人的群体，只有社会阶层藩篱被打破后，当平民经济崛起，社会平民化，全社会的工商业环境开始发展。所以，工商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迫切产生了扩大再生产的需求，这也正是金融能提供的。第三，更多的人从农业中剥离，依靠劳动换取报酬，更多的人产生对商品交换的需求，也产生了对金融服务的需求。 杜佳峰：您从银行业务的实质、工商业发展的需求和社会分工产生商品交换的金融需求等角度，把狭义的银行（现代意义的银行）延伸到了广义银行的概念，打通了晚近人为定义的银行概念与古早事实存在的银行活动。 银行的起源、分类与服务对象 杜佳峰：狭义的银行产生与12世纪，13-16世纪是中世纪银行大发展时期。一般研究认为，中世纪银行的起源不是借贷业务，而是货币兑换业务。它的分类是：第一类是不合法银行——典当行，被认为是不合法的高利贷，提供小额抵押贷款，服务对象是普通民众；第二类是合法银行——钱币兑换商，之后超出换钱业务，为政商界的教会、国王、大商人提供金融服务。 刘晓春：从高利贷的角度看，因为高利贷给普通百姓带来很重的负担，会造成家破人亡的社会问题，所以基督教社会、伊斯兰社会和中国古代都通过教规、政府立法等方式打压。从借贷的角度看，中国古代就有政府就向农民进行粮食借贷，以低利率保障农民能渡过青黄不接的难关。从存款的角度看，中国古代有钱庄、票号；钱庄业务是存款业务、货币兑换；票号业务是汇款业务。但它们的服务对象也是官员和富豪，钱庄的庄票是对人的资产实力的象征，如果庄票票面额度和存款数一样，这相当于“本票”；如果庄票面额大于存款，那多出部分就是授信额度，这相当于“支票”。虽然庄票、本票、支票的名称不一样，但我们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回顾中国的近代金融史。第一波是外资银行进入，它服务于外国商号，做外汇兑换、外汇兑换、国际贸易结算。第二波是华资银行的开办。中国学金融的留学生将银行概念带回中国，在上海开办了华资银行，它降低了服务对象的门槛，吸纳上海平民百姓的储蓄，同时，其贷款服务于民族资本家开办的工商业企业；华资银行的人事结构，行长主要是来自于海外留学归来的，行员多出生于钱庄。各种银行的业务原理和方式是一样的，但服务对象不同，模式不同；模式的不同主要表现在：银行的风险评估模式不同，钱庄是熟人经济，看重官位家底，华资银行更看重企业营运的业务内容。至此，银行既满足了工商业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也满足了城市中的工薪阶层资产安全和增值的需要；银行开始为不同层面服务，开始为全社会服务了。 银行在市中心造摩天大楼与树立可信形象。普通公司的业务是瞬间完成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或者提供服务，不需要很大的信任。但银行的业务却是长期的，需要可靠的信誉，普通百姓把钱存入银行后，钱的产权还是属于储户，钱的一段时间的使用权属于银行。储户为什么要信任银行，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托付给银行呢？那么银行就要在公众心中树立可靠的形象，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昂贵的城市中心地段，盖一座昂贵的固定资产（摩天大楼）。 02 中世纪银行的运营方式与组织结构 中世纪银行的三种运营方式 杜佳峰：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陈述中世纪银行主要运营的三种业务方式。 第一种，利用教会税进行贸易。以佛罗伦萨的银行为例。银行在取得教会税收代理权之后，在伦敦开设分行，从英国的修道院和农民那里征收教会税，再拿这些钱向修道院和农民收购羊毛，把羊毛运回意大利，以较高的价格卖给城市里的毛纺织手工工场，把羊毛变回钱，最后把教会税给罗马教廷。这是一个税收变成羊毛，羊毛又变回税收的过程；英国和意大利羊毛的差价产生了利润。 第二种，王室贷款。伦敦分行放贷给英国国王，为了回避高利贷问题，国王为了嘉奖银行家为王室提供的优质服务，把羊毛税和港口税奖励为意大利银行家，还恩赐给他们羊毛出口特许证。 第三种，国外销售。运输羊毛的船从佛罗伦萨回到伦敦，不会空载而归，会带着意大利精致的呢绒、明矾回程，伦敦分行把这些货物在英国市场上销售，获得货款。 综合这三种业务来看，中世纪银行不单纯是一家金融公司，而是一种贸易金融复合型公司，包含包税人+进出口贸易商+银行家等三种身份。 [图片] 刘晓春：在复合身份上，现代银行与中世纪银行有了很大的区别。我们不要拘泥于银行正宗或不正宗问题，银行是一个演化的过程，与当地的经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首先，中西国家形态的差异。西方银行大量借款给王室，还是跨国借款给外国王室；而中国没有这种现象，但这不能认为中国不如西方。西方很长时间内国家形态是城邦和分封的，而中国是大一统的；城邦和分封的国家形态，国王的开支依靠自身领地收入，而大一统政府是有从地方到中央的税收系统。 其次，文化的差异。西方是家天下的概念。王室可以选择直接雇佣管家管理庄产，但要增加薪水支出，也可以选择外包，以赏赐奖励税收的方式给予实际上的利息。西方的整个国家是国王的私产。意大利银行家发挥创新精神，找到了英国王室的需求点开展业务。 最后，中世纪没有工业化时代后大规模的扩大再生产的需求。中世纪银行面对的金融需求主要是时间差的需求，国王为了战争临时需求资金，而把日后的税金支付。现代社会更重要的是扩大再生产的需求，所以，现代银行没有那么复杂的身份。 中世纪银行的两种组织结构 杜佳峰：在这一部分，我们讲述中世纪银行的两种公司组织结构：早期银行的单一实体公司、后期银行的合伙公司。 第一，早期佛罗伦萨的银行组织方式——单一实体。13-14世纪的巴尔迪、佩鲁齐等银行，它们的佛罗伦萨总行和国外分行是一家公司。银行重要的职位、重要的国外分行行长多数是由家族成员担任的，少数分行行长由外人担任，不重要的分行行长是雇员。 第二，后期银行的组织方式——合伙公司，如14-15世纪的美第奇银行。分行子公司和总行母公司既是独立的，又是受母公司控制的组合体。母公司为子公司提供主要资本控制合伙子公司，母公司不承担出资以外子公司的债务。最值得注意的是，每笔借贷业务都会签一份三方协议，三方是借款人、子公司和母公司，协议规定了这笔业务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出资比例，以及这笔业务产生利润的分配比例。 对比两种模式。其一，单一实体模式的管理更偏向家族式，其控制性更强，这体现在佩鲁齐银行重要岗位的几乎都是家族成员，而美第奇银行只有总行长是美第奇家族的人，其余的分行行长都不是美第奇家族成员；其二，合伙公司模式的风险承担能力更强，分行行长的为了自身的投资安全，要更多地控制贷款的风险。与之对比，现代银行的组织方式又是怎样的？ 刘晓春：现代银行的组织结构是在这个基础上进化而来的，最早的是从家族的、独有的，之后变成合伙的。 第一，契约与责任。首先，合伙模式为了界定责任，需要拟定一个协议。中国小说中就有合伙做生意的记载，既有仅同路的，也有约定共同分配盈利、承担损失的那种。西方表现出来的是合同条款的约定，中国表现出来的形式是民间习惯法的约定。其次，现代的银行与公司是有限责任的，古代大多是无限责任的。 第二，监管强化与风险分担。因为金融成为经济中枢，所以监管强化了；因为监管强化了，所以风险责任的分担就不能单纯以股权结构或治理方式来定义。当然整体上是按照有限责任公司来定义，现代银行很少是国有全资，大部分都是合资的。虽然是合资银行，是有限责任公司，但国家要进行强监管，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国家也承担了风险。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美国政府也要出面来处置救市。 尤其是现代社会所有人的储蓄存款都与银行挂钩，所以，一旦发生银行倒闭将影响每个人。银行从私人银行，到公共银行，再到国家的监管，社会与国家一步步用制度化方式去解决银行的风险。 03 中世纪银行是一门政治金融的艺术 政治带给金融的红利与风险 杜佳峰：在这一部分，我们先讲述政治给中世纪银行带来的正负两方面作用，接着讨论现代金融业如何把控这种政治影响。 第一，政治给金融带来的红利。首先，与教廷保持友好政治关系的重要性。中世纪的银行资金不是来自于全民储蓄，而是来自于创立者出资。同时，教会是中世纪欧洲最大的地主，修道院土地属于教会的，每个农民也都要交十一税，这是一大笔钱。因此，代理教会税能极大地增大银行的资产规模。其次，贷款给英国王室与“金羊毛”的诱惑。因为当时羊毛是支撑佛罗伦萨城市主要制造业——毛纺织业不可或缺的原料，其需求量非常大；意大利各个银行“前破（产）后继”给英国国王贷款，比起羊毛税和港口税这些贷款利息，更重要的是为了获得英王颁发的“出口羊毛许可证”的诱惑。 第二，政治给金融带来的风险。首先，银行的风险来自城市与教会政治立场的向背。在13世纪初，意大利银行业的头部是锡耶纳的银行。在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战争中，锡耶纳支持皇帝，于是，教廷不仅收回了代理征税权，还对锡耶纳进行绝罚（停止该城的圣事，宣布锡耶纳人为异端，号召欧洲基督教各国打击异端），结果各国政府乘机抵赖异端银行的债务，还充公了异端分行的资产，导致锡耶纳银行彻底破产。其次，王室贷款风险。1337年英法百年战争爆发，1455年玫瑰战争爆发，都导致了王室贷款坏账的发生。 所以，我们综合政治带给银行的两方面影响，红利与风险并存。对金融的分析中必须加入政治系数的考量。那么现代银行是否有某种评级体系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呢？ 刘晓春： 现代银行是存在对政治风险的评估的。从宏观上看，金融和经济都不是孤立的存在，是人类社会有机组成部分，它一定是和政治、军事，甚至是社会负面的东西相关联的。虽然，从技术上是数据与理论的分析，但放到现实中，它一定是与当时当地的社会、政治和其他方方面面相关的。 无论是银行金融，还是经济都是与人类生活方方面面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从12世纪现代银行起源开始，银行都是与政治相关。它们大多贷款给王室，而且与国王战争有关。进一步放大，财团和金融也是与政治挂钩的。东南亚的一些财团与政府互动，政府把某一类行业给予财团，如把面粉或糖的经营牌照发给他们；财团经营获利后，为政权提供资金支持。又如美国的经济政策，美联储主席与美国政府之间的蛛丝马迹也可以发现端倪。 银行有一项国别风险。跨国经营时，银行与外国、外企打交道时，有一项国别风险，这就是对政治因素的考量。有研究建立模型去计算，但实际上很难用做到精确量化。在银行拆借中，信用额度评估过程中，既要评估对方外资银行的稳健性，也要对对象国进行国别风险评估。 银行还有一项政策风险。随着经济的变化，许多经济政策会发生改变，有些产业从开始的鼓励到之后的禁止，如果银行无法预估这些政策变化，其业务也会发生风险。 金融带给政治的红利与风险 杜佳峰：政治金融学不能单纯讲政治对金融的影响，金融对政治也有反作用力，这一部分要讲述中世纪金融能给政治带来的正负两方面作用。 第一，金融带给政治的红利。美第奇家族凭借银行财力，登上了欧洲政治舞台。前后成为佛罗伦萨统治者、罗马教皇、法国王后等。第二，金融带给政治的风险：由于银行竞争诱发的政治风险。帕齐家族银行是佛罗伦萨第二大银行，1478年帕齐阴谋很重要的诱因是帕齐银行的崛起与美第奇银行的衰落。 刘晓春：总体上讲，金融对社会起资金融通的作用。从早期的时间差，提前消费；到工业化后，起到催化和扩大再生产的作用，对社会进步起非常大的作用。单纯有科技，科技的自然转化将非常缓慢，有了金融的催化，能迅速落地。 金融成为现代社会的中枢，支撑着整个经济的运转。货品要顺畅流通，金融就站在中间人的角色，能够使得社会运作效率最高；反过来，它一旦发生问题对社会的破坏力也最大。 金融成为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金融中枢加强流通，提高交换效率，加强资金集聚，资本积累的作用；同时，在市场配置资源过程，实际上是金融在起决定性作用，能影响哪些行业的发展速度。 结论：银行业是一门政治金融的艺术 杜佳峰：总结起来，中世纪银行是一门政治金融的艺术。从学科角度看，需要进行政治金融学的建设。 刘晓春：就金融论金融也好，从政治看金融也好，它都不是一个真空、独立的存在。 我们获得重要的经验是：金融问题不能割裂来看。很多时候金融问题的产生不是金融本身，而是其他方面政策传导过来，所以金融产生问题，不能只治疗金融，还需要找到源头，多方面同时调整。 — End — 作者 | 刘晓春 杜佳峰 编辑 | 坛子 坛友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人们越来越关注将来养老资金的筹集、如何应对人口红利的消失、如何阻止人口总量下降等问题。然而，人类遇到的问题恐怕并不是这么简单，也不是那么悲观。就人口结构而言，人类或许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遭遇的是千万年不遇的大转折。 人类历史上各个区域、各个群落经历过无数的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大多数是因为自然灾害、瘟疫、气候变化、战争等因素造成的。其中尤其是战争，不仅造成人口数量的大幅度下降，也会带来人口中男女性别结构和年龄结构的剧烈变化。但随着这些特殊事件的结束，人口结构很快就会恢复我们认为的常态。马尔萨斯等认为，随着人类技术的进步，物质供应会更加丰富，但这增加的供应很快会被增加的人口所消耗，于是会出现灾害、瘟疫、战争等调节人口数量，同时人类自身也在不自觉地改变生育数量和频率，以应对环境的变化，从而调节人口的数量和结构。可以说，在前现代社会，人类人口结构虽然总是在变化中，人口总量随着物质供应的丰富不断增加，但总体上保持着人口结构的常态。 现在进入的“老龄化”社会，是在这样一系列背景下出现的：首先，人类科技快速发展有效解决了人类生存的物质供应约束，可以说，现在在总量上不存在物质供应不能满足人类生存的问题。现在还存在饥饿和贫困现象，是人类包括经济的、政治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其次，由于科技的进步，人类生育意外和婴幼儿死亡率大为降低，数值几乎可以忽略不记；第三，因为营养充足、居住环境改善、医疗发达，人类意外死亡率也大为降低，寿命延长。所谓寿命延长，不仅是平均寿命这个数字，而是人们普遍的长寿。在前现代社会，长寿只是极少数人，绝大部分人类没有机会长寿。所以，只要人类的科技继续发展，人类就有能力保持普遍的长寿。除非发生毁灭性的气候灾害和战争，否则，在主要国家和区域，65岁以上人口占25-30%将会是常态，促进生育也不可能改变这一趋势。既然是常态，那么，在未来也就无所谓“老龄化”了。 因为人口结构这样的大转变，对人类生存和社会治理带来了一系列的新问题，而不仅仅是如何筹集养老资金这么一个问题。 一、养老是任何社会都面临的社会治理问题。不同社会阶段需要探索不同的解决方式。 席勒在《钓愚》一书中说，美国人没有量入为出和储蓄的习惯，退休后的赡养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政府最初希望通过教育和引导的方式，让人民养成量入为出和储蓄的习惯，但是没有用，于是有了社保系统。社保一定意义上起到了强制储蓄的作用。 孟子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礼记》更将“人不独亲其亲”、“老有所终”、“矜寡孤独皆有所养”列为大同社会的必要条件或标志。“矜、寡、独”也是老去的状态，并且是无法实现家庭赡养的状态。可以看出，那个时代“养老”，包括弱势人群的赡养就是突出的社会问题。孟子希望从道德层面倡导，《礼记》并没有提出制度性的方案，共同的是，养老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还有如何养的问题，需要社会机制来解决。历史上，西方教会等组织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中国则是宗亲体系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总体上，中国历史上还是“孝道”、养儿防老、量入为出、勤俭节约等文化观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现代社会的老龄化问题与以往时代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是老龄人口所占比重庞大，如果不能很好的安置，肯定是一个重大的社会安定难题；其次是每个个体需要赡养的时间长度大大延长。以前社会一般可能需要赡养10年左右，现在起码是20年；第三是由于现代工业、服务业和城市化的发展，家庭单位越来越小，制约家庭赡养的环境；第四是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事业和生活方式。许多家庭成员都分散在不同的城市学习、工作、生活。中国人虽然依然注重孝道，但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下，家庭养老难以为继。因为人的寿命延长，还出现了一个现象，当一个人退休进入被“养老”的行列，会赫然发现，他上面还有需要赡养的父辈，而对于他的下一代来说，则有两代老人需要赡养。如果再考虑独生子女因素，压力就更大了。 社会化养老，并且让每个人都能有尊严地老去，是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 二、理性看待“人口红利”，让人口结构在发展中自然平衡 经济，是一种人类社会现象，所以人是经济增长的绝对动力，年轻人更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关于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是讨论得比较多的一个概念。所谓“人口红利”是占比较高且庞大的、低收入年轻人口给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有认为，中国过去40年的高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庞大的人口红利。应该说，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发展有人口红利的因素，但其并不是绝对因素，占比较高的年轻劳动力人口并不必然带来“人口红利”。 如果因为年轻劳动力人口占比高就会有“人口红利”，就不能解释为什么改革开放前没有产生这样的人口红利，更不能解释在改革开放开始不久将“一孩”政策作为国策。同样不能解释目前世界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依然处于贫困之中。 单纯就人口红利的理论说，产生人口红利的重要前提是，大量农村过剩劳动力向非农业产业转移。没有这个转移过程，就只有农村过剩人口，而没有红利。一旦农村过剩劳动力转移结束，就来到了所谓“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消失了。这是对人类经济现象观察所得到的一个结论，实际上与人口老龄化无关。如果脱离农村过剩劳动力人口向非农业产业转移的基本条件，就不应该再是这个理论的解释范围。或者说，刘易斯的人口红利理论不能解释人口老龄化。我国前40年的高速发展，正是改革开放带来了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过程，为农村过剩劳动人口提供了充分的就业岗位。就这一角度说，刘易斯理论是有一定的解释能力的。 没有农村过剩劳动力人口向非农业产业转移，在其他状态下，就没有刘易斯定义下的“人口红利”，但人类的经济也还是需要增长的。就我国现阶段而言，需要进一步改革开放，需要进一步推进城市化，需要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科技产业化，需要进一步激活市场和提高要素配置效率，需要进一步推进现代农业发展，需要推进共同富裕以扩大内需。即使是刘易斯理论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产业转移，其重要前提还是市场化条件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大发展。只有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农村剩余劳动力人口才能产生“人口红利”，实现有序转移就业，保证社会安定。 人口的年龄结构有没有可能回到以前的状态？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有自然灾害、流行瘟疫、大规模战争的影响，就人类已有的科技能力、医疗卫生水平，人类依然会进入绝大部分人健康长寿的状态，60岁以上人口占相当高的比重。在前现代社会，人类在任何年龄段都因为营养不良、疾病、暴力及意外等原因有相当高的死亡率，许多人根本没有机会老去，更有不少比例的人口没有机会成年。 有没有可能通过提高生育率来提高年轻人的占比？理论上是可能的，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前现代社会有非常高的生育率，但因为所有年龄段的死亡率都高，进入老年阶段的人口相对很少。现代社会绝大部分人类都能进入老年阶段。虽然可以通过提高出生率确保老龄人口保持一个比较小的占比，但更多的婴儿未来都会老去。这意味着老龄人口的绝对量会越来越庞大，同样也意味着未来需要更高的出生率来确保老龄人口占比的稳定。这样的趋势可以说是灾难性的，以这样的策略来阻止人类进入老龄化社会也是愚蠢的。人类即使现在殖民火星，火星很快也会承受不起的。 与地球上的其他生物一样，人类社会在物种数量上可能有一种自然的自我调节机制。前现代社会生育率之所以高，并不是因为经济条件好、生活条件好，恰恰是因为要对冲各个年龄段死亡率高的风险。斯密在《国富论》写到他的观察，穷人生孩子的数量往往多于富人。这背后的原因，可能就是穷人由于生活困难，孩子的存活率低，而富人的孩子有充分的营养，有获得医疗的能力，存活率相对比较高。现代社会，城市生活、妇女走出家门等或许是生育率降低的显性经济原因。但现代人生育意愿降低、生育年龄提高、生育间隔拉长等，何尝不是对人类普遍寿命延长的一种自我调节呢？这或许也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所以，尽管放开生育，让这只调节人口的“看不见的手”去调节吧，进入所谓的老龄化社会总比靠战争、灾难、疾病等方式来调节好。 三、重新划分人类的年龄段，重新安放不同年龄段人类的身心。 《礼记》关于大同社会的描述短短的107个字，很平淡，没有什么太过深奥的、难以企及的高标准道德要求，但仔细分析，几乎每一条都不容易做到，或者说人类历史就没有解决过这些问题。其中关于不同年龄、不同状态人的安置就有42个字，占了近40%。“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可见，每个人在社会中得到适当的安置，是任何社会面对的重大问题。“安身立命”，是每个人的头等大事，人所有的努力与奋斗，都是为了“身”“心”获得一个合适的寄托与安排。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其“身”“心”所安的要求是不同的。“安身立命”，不仅需要个人的努力，也需要社会提供适当的空间。 这些年，“中国大爷”、“中国大妈”成了新的流行词。中国大爷们背着单反满世界寻找美景；中国大妈们披着丝巾周游列国摆POSS。广场舞，不再是大城市的现象，而是遍及大小城镇的景观，这与老年人默默坐在路边墙根是完全不同的画风。表面兴奋热闹中，中国大爷、中国大妈们，实际上是在寻找“身”安处和“心”安处。 如果说以前60岁以上人群的年龄结构是一个陡峭的圆锥形，现在则是一个胖胖的秤砣型。60-80岁与40-60岁，是差不多庞大的群体。这其中，60-75岁人群大多数身体健康，思想活跃，与传统印象中这一年龄层次的老态龙钟完全不同，正是他们组成了中国大爷、中国大妈的靓丽风景。他们退休之时，既感到兴奋与幸福，又感到震惊与迷茫——因为终于可以轻松潇洒过自己想过的生活而兴奋，都有信心活过90岁而感到幸福；但他们也突然震惊地发现，退休以后居然还有30多年的日子，几乎和工作的时间差不多长，不知道该如何度过这漫长的日子。当看世界变成打发日子，兴奋充实中也难免空落落。 可以说，现在与今后，60-75岁人群与75岁以上或者80岁以上人群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群落。所以，有必要对人类不同年龄段进行重新划分，但不是简单地把某个阶段的年龄拉长，比如把青年的年龄上限划到50岁或更高，而是需要增加分类。比如在传统的婴幼儿、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中间，再增加一个档次，把65岁到80岁称为“年轻老人”或“壮年”。“年轻老人”是客观描述，也有双向的心理暗示，“壮年”也是客观描述，身体依然强壮，壮怀依然激烈，当然更是鼓励。既然有了这一类别，就需要有相应的安置。 现在有提出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建议，还有建议鼓励退休人员再就业。这些都需要考虑，但也要注意避免带来更大的社会问题。首先，由于年轻老人的总量与中年人、青年人的总量相差不大，退休年龄提高，中年人、青年人上升通道将会被严重堵塞，严重影响企业、机构和社会活力，这会成为企业、机构乃至社会的治理困境。其次，由于数字技术的快速迭代，创新层出不穷，一些企业不仅只招聘35岁以下人员，甚至不断在淘汰35岁以上员工。延长退休年龄，无疑会增加这方面的就业压力。第三，如果开设专招年轻老人的企业，作为特例或许可以，但考虑到企业的活力，恐怕很难成为主流模式。 年轻老人的身心安处，是一个全新的社会治理问题。以前的无业游民，主要是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数量过大，就会影响社会安定。现在庞大的年轻老人，身心无定，同样有可能成为社会安定的隐患。解决这部分人群的安置问题，需要政府引导与市场发现。 提高法定退休年龄不必操之过急，可以考虑退休人员创业或再就业。“银发经济”不应该只是关注老年人的消费，还应该包括老年人口创造价值的一面。一方面，工作了三十多年，人的身心确实需要调整一下。先退休，调适一下身心，再选择适合自己的或自己喜欢的工作，创业或就业，可以重新焕发青春，更可以为社会创造价值。另一方面，由于有这一群体的存在，政策又有鼓励，市场一定会为这部分人群找到发展空间。农村过剩劳动人口转移到非农业产业能够产生“人口红利”，那么通过适当的政策鼓励、打开市场，年轻老人这一既有相当消费能力，又有创造欲望的群体也可以产生新型的“人口红利”。 政策上可以考虑：（1）允许并鼓励退休人员再就业或创业；（2）退休人员再就业或创业期间，照样享受社保待遇；（3）退休人员再就业、创业的工资收入免税；（4）退休人员创业，根据不同企业类型给予税收优惠；（5）退休人员创业，投资款退还已缴纳的所得税；（6）企业招聘退休人员再就业，可以参照福利企业的方式给予一些优惠政策待遇。当这部分人群的安置常态化后，可以考虑调整甚至取消这些政策。 当年轻老人寻找“我心安处”的时候，真正的耄耋老人遇到的是“如何老去”难题。以现在人类的生活方式，以及未来的趋势，家庭养老肯定不是最佳的选项。首先，从有利于老人身心考虑，康养机构不应该设在交通不便的城郊僻壤，那里虽然空气新鲜，但人气沉闷，老人并不喜欢每天看到的都是暮气沉沉的人们，他们需要亲人的关怀，也需要看到年轻的世界。所以，康养机构应该设在交通方便的城市中心地带，最好是在学校、幼儿园旁边，孩子课间的喧闹正是对他们心的安抚。其次，金融领域，除了提供养老资金上的服务，还要增加养老方式上的服务。比如养老信托、家族信托业务中，增加养老监护信托的服务内容。社会一般会为无人照顾的小孩指定监护人，却很少考虑为在养老院无自理能力的老人指定监护人。金融信托机构可以作为这样的监护人，即受委托对在康养机构养老的老人进行监护，监督养老机构的服务质量，确保受信托的老人被有尊严地对待。信托机构可以聘用年轻老人担任监护巡视员，定期或不定期到养老院巡视，并代表老人的监护人与养老院方面进行交涉。这个工作或许是适合年轻老人的。 — End — 作者 | 刘晓春 编辑 | 坛子 坛友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

人类社会的各类制度，都是为实现某些目的所采取的手段，对人类的行为起到约束或激励作用。人类不仅是生物，更是有思想的物种，会对环境做出主动或被动的反应，以获取最佳的生存状态。制度的作用，会形成人的环境的一部分，人对制度的执行，不会是完全的顺从，一定会从有利于自身出发寻求应对之道，对制度压力实现消解，甚至扭曲制度所要达到的目的。而制度制定者为了维护制度的有效性，同样会对制度执行中的扭曲进行主动反应，在这个过程中，有时维持制度本身却成了目的，也就是说，手段被作为了目的，于是出现了许多有趣的现象或结果。 咨询机构为银行做战略咨询，往往提出一个战略重点。所谓战略重点一般是指某类战略客户或某种战略业务。然后围绕这个战略重点，制定针对性的考核办法、集中一切资源于这个战略重点。一般来说，办法实施第一年会有非常出奇的效果，全行上下按照考核要求去开拓业务。但第二年开始，被考核部门和个人目光已不再是战略所指向的特定市场，而是开始寻找对付考核办法的策略。第三年如果还不调整战略和考核办法，这套办法的激励能量就会快速衰减。 业务部门完成业绩或任务，就是寻找考核办法的漏洞，利用一切方式玩文字、数字和形式游戏，在获得绩效激励的同时，并没有为银行产生相应的价值回报。仔细分析咨询公司所提供的曾经的成功案例，有不少实际上已经是其他银行失败的案例了。失败的原因，最关键的是把战略重点变成了银行经营的唯一目标，片面把考核倾斜作为战略实施的绝对正确手段，导致决策层和业务层都把完成考核目标当成实现战略目标本身。 银行业务是一个服务体系，虽然可以分为重点业务和非重点业务、盈利业务和非盈利业务，但非重点、非盈利业务往往是不可或缺的，没有这些业务的支撑，重点业务、盈利业务将无以为继。所以，银行不能像一般工商企业，可以简单地把不盈利或微利的产品下架、停产。就客户而言，也不会因为你这家银行聪明，就将高盈利的业务放到你这家银行办理，把微利业务、甚至无盈利业务给另一家银行办理。 银行推出信用卡，是为了满足人们临时消费需求的资金周转，同时也拓展了银行自身的盈利来源。为了发展信用卡业务，就要有考核，最直观的考核指标就是发卡量。一开始，考核效果很好，随后就不断加大考核力度。但一定区域范围内发卡量爆发式增长是非常短暂的，不可能持续性爆发式增长。 在早期发展阶段，许多基层行都把发卡量当作了目的本身。为了增加发卡量，最初是降低信用标准，很快发生比较大面积的不良资产。于是，客户经理为了完成发卡量指标，利用客户信息办理发卡手续，因为卡不是客户申请的，就只能保存在客户经理自己的抽屉里，形成大量睡眠卡。这些卡不仅无效，还增加了银行的发卡成本和账户管理成本，更有甚者，形成了道德风险的隐患。这种因为考核指标不科学而造成的弄虚作假，不仅我国银行有，以提供社区银行服务闻名的美国富国银行也因此而跌落神坛。 互联网普及后，银行很快提供了网银服务。网银服务，从客户的角度讲，首先是不用凡事去银行网点，节约了大量办理银行业务的时间，提高了效率；其次可以更主动地管理自己的账户，随时上网查阅账户变动情况、有效摆布资产配置。 从银行角度说，首先可以减少网点服务压力，减少人员成本；其次，减少现钞交易，降低管理成本。由于是重大的服务渠道的转变，无论是银行内部还是银行客户，都有一个接受过程，需要进行强势普及。普及最有效的办法，当然就是考核。一开始是考核开户数，但许多客户开通网银并没有习惯使用，或者很快就忘记了操作方法而放弃使用。于是对相关业务部门考核网银交易量。但是，由于客户性质不同，无法对每一个客户账户单独设置网银交易笔数指标，所以只能对业务部门设置总的网银交易量增长指标。 理论上，这个指标既能促使客户部门和客户经理营销网银业务，增加开户数量，又能促使客户经理不断动员客户使用网银并不断教会客户使用网银。但，一方面指标任务重，另一方面客户经理也确实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做这样的普及工作，为了完成考核指标，许多基层行的相关部门就指定一两个工作人员，利用两三个个人账户和企业账户，不断的来回、循环转账。现在许多电商的刷单、评分等，也是这样的套路。 发展农业，发展小微企业，是一国政治、经济的战略重点，各国都采取各种措施加以扶持和支持，其中信贷支持是主要方式之一。但以什么手段鼓励银行增加三农贷款、普惠金融、小微企业贷款却有不少争议。 道德舆论引导，是广泛使用的手段，但效果有限。其次是利益引导，但这需要非常复杂的制度设计，并且需要付出看得见的成本。第三就是指令方式，比如行政命令、监管考核等，这是最粗暴有效的。 目前看，社会面的效果是好的，三农贷款、普惠金融、小微企业贷款都有大幅度增长。但也出现了新的现象：一是前些年认为大银行天然没有服务小微企业能力的中小银行和互联网金融企业，突然感受到空前的市场压力，大银行严重挤压了它们的市场份额。由于考核指标对大小银行都是相同的，导致银行难以真正实行差异化的客户策略和市场策略，造成更严重的同质化竞争格局。 二是影响中小银行服务基层、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的可持续性。中小银行风险管理能力本来相对薄弱，资产质量较差，盈利能力较弱。面对大行业务的下沉，为了维持资产存量、获得增量，首先不得不降低贷款利率，盈利能力更加弱化；其次不得不降低风险准入标准，资产质量面临恶化的风险，这又进一步影响盈利能力。 三是加大部分中小企业非理性扩张的风险。一些本来正常经营的优质中小企业，突然遭遇各家银行的送贷上门，不知所措，失去理智，开始非理性扩张，造成企业规模超越自己的管理能力和经营能力，最后资金链绷断的风险。 四是银行在优质客户有限的情况下，为了完成监管指标，搞形式主义。比如，银行为了完成监管指标，又怕贷款出风险，只能给没有经营风险的中小企业贷款，而这些企业正常经营并不需要这么多贷款，银行也不想让企业将贷款用于无序扩张，就采取低息放贷款、将贷款资金高息转存款或理财的方法，以获得两全其美的效果。各种形式主义的方法很多，一方面增加了银行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资金空转，浪费了宝贵的信贷资源。 为了压实安全责任，考核发案率、破案率等，都是必须的，但考核指标和方式不当的话，有关部门或单位就有可能忽视安全工作本身，而把心事化在如何完成考核指标上，比如有案捂着不报或不立案。再比如反电信诈骗，最关键的是要打击诈骗人员，消除诈骗源头，同时要教育、提醒公众提高防诈骗意识，对诈骗分子利用的一些渠道和工具加强防范措施以尽可能堵住诈骗资金的通道。但如果把堵住诈骗资金渠道作为主要手段，可能只是起到事倍功半的作用，并且还会带来更多的副作用。 银行需要履行防诈骗等安全责任，不过银行更主要的责任是为社会提供方便、快捷的支付结算服务，简单、粗暴地考核银行诈骗案件数量，要求堵住诈骗资金结算通道，结果银行只能简单地给客户网银、手机银行和银行卡等设置很低的转账限额，又没有一一通知客户。 更有甚者，是所谓的“断卡”行动，直接冻结许多账户。客户办理转账汇款，一般都是临时需要，当发现不能转账汇款，必须到网点办理大额汇款，往往没有充裕的时间。普遍给客户设置非常低的转账限额，甚至冻结账户，或许防住了一些诈骗行为，肯定没有消除或堵住电信诈骗源头，但却损害了大多数消费者的权益，也有违创新应用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初衷，并且还严重影响银行的声誉。 二战后，法国想恢复对越南等国家的殖民统治，至少搞个“法联邦”，以重现法国昔日的帝国荣光。但美国则希望这些国家独立，不主张恢复殖民统治。表面上是因为美国自己的历史，并认为殖民统治是落后的、不道德的，实质上是不希望英法等国再度成为世界霸权，确保自己在西方世界的绝对主导地位。 我们一般以为，“二战”以后世界进入现代，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已经不是主流。实际上，科技虽然在迅猛发展，人类的思想观念依然故我，“二战”后的一系列会议还是战胜者分赃的讨价还价的会议，分完之后一切从头开始。也就是战胜者有了新的势力范围后开始相互对垒。 “七国集团”就是个奇怪的组合，三个“二战”战胜国、三个“二战”战败国（轴心国）、一个英联邦的半吊子国家。即使是战胜国，英法两国已是半残废。英法在“二战”后还是梦想恢复原有的势力范围包括殖民地，美国作为头号战胜国怎么可能让它们得逞？所以“二战”后美国表面上基于自己的历史，厌恶殖民统治，主张越南等前殖民地国家必须民族独立，实际是要将这些地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然而，具体到越南，发现越南各个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战斗的政治组织，最有实力并最为越南人民接受的是有越共参与的“越南民族解放阵线”，于是让越南人民民族独立之外，不能让共产主义统治越南又是美国的一个目标。但越南其他政治力量中没有一个被越南人民所广泛接受，即使是原国王保大，在人民中并没有号召力，人民反而认为他是殖民者的傀儡。最后选择了经美国主教考察的虔诚的天主教徒吴庭艳组成政府。 当时美国给自己立了一条规矩：在亚洲，美国绝不参与地面战争。法国趁美国组建北约需要法国配合之机，以抗击共产的名义出兵越南。美国则半推半就，给予武器弹药的支持。 虽然有美国的军火支持，企图重振往日帝国雄风的法国打了几年打不下去了，“法联邦”也没有建成，把印度支那的烂摊子甩给了美国。 美国人当时信心满满，不仅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法国人之所以打不赢，是因为越南人民要独立，不要殖民统治，而法国人就是殖民统治者。美国人不是殖民统治者，是去帮越南人民实现民族独立的，并且还要帮助越南人民免于共产统治，因此，越南人民应该会欢迎美国人的到来。然而，越南人民并不在乎什么主义，在乎的是推翻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在越南人民眼里，殖民统治者就是白人，法国人是白人，美国人也是白人，都是必须赶出越南的殖民统治者。越南人民的朴素认知并不错。 美国先是给南越政府提供军火援助，接着是派军事顾问，然后是直接派兵，并且越派越多。新上任的总统都觉得要从越南战争中脱身，又不愿意自己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打败仗的总统。而美国军方将领，也没有人愿意作为打败仗的将领来结束战争，都期望通过派遣更多的部队，实施更猛烈的进攻，打一场打胜仗后，体面地撤出越南。到这时，战争的目的已经是战争本身，手段成为了目的，与越南人的民族独立没有什么关系。 由于朝鲜战争的教训，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人始终有一条底线，就是战争不管怎么惨烈，无论如何不能刺激中国出兵。到最后，美国只是希望通过一次猛烈的进攻将北越暂时打趴下，然后体面撤离，以后让南越政府自己去对付。于是，为了打胜仗，以让靠近北越区域的越南人免于共产统治为由，美国人用汽油弹和化学武器彻底解决了那里的人民，并顺带解决了那一带包括原始森林等在内的各类生命。 到这个时候，美国人实际上已经成了南越吴庭艳政府的炮灰。吴庭艳知道，美国人必须有他这么一个政府邀请才不至于在名义上成为侵略者。所以，他尽情享受着美国的各类援助，牢牢地把控自己的权力，至于和北越打仗，那就全部丢给美国人。美国人武装并训练了吴庭艳的部队，但一上场，这些部队就稀里哗啦败下阵来。无奈之下，美国人只能仓皇出逃。让全世界唏嘘的是，40多年后，还是在亚洲，同样的剧本美国人居然又在阿富汗精彩上演了一遍。 “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这是赵孟頫关于书法的著名论断，转用到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同样如此。银行最重要的是管理风险，以信贷风险而论，不同的人、不同的企业、不同的行业，风险的表现不同，不同的区域也有不同的风险表现，银行不同的信贷产品面对的是不同的风险对象，虽然风险有基本的规律，但具体业务的风险都是个别的，很难有同一的方式进行管理。 某一种工作方式，在某个时期、某个区域、某个领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但不等于放之四海而皆准，需要随时调整。一旦把方式、手段固化，很容易就丢弃目的，而把手段当目的。如果执行层把手段或考核当作目标，就会想出各种匪夷所思的手段或方式来应对上级的要求。所以，当我们确定了战略，确定了目标，就要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不断调整达到战略目标的方法和手段，以确保战略目标的实现。 — End — 作者 | 刘晓春 编辑 | 坛子 坛友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

自特朗普发起贸易战，美国人提出了与中国“脱钩”的概念。开始还羞羞答答，以贸易逆差、知识产权保护为借口，主要手段是提高进口关税、制裁个别企业，到后来就干脆挑明了，就是不能让中国人像美国人一样生活，中国无论是经济、科技还是军事，都不能接近美国的水平，更不用说超越，甚至在中国爆发新冠疫情初期，美国官员幸灾乐祸地说：正好可以借此与中国脱钩。在这样的情况下，最近推出“芯片法案”之类，就不足为怪了。 美国人这一系列扯下遮羞布的做法，让那些一心想讲道理的人们“无语凝咽”，当然也有不少民粹的人无比愤怒。错愕、愤怒不能解决问题，更没必要针锋相对搞“脱钩”。我们还是要尽可能搞明白他们的脑回路和行为的底层逻辑。 按照当时英国对殖民地美洲的设计，殖民地为母国提供廉价的原料，同时消化母国高价的工业品。因此，鼓励殖民地的富人们炫富、高消费，进口英国的工业制品，殖民地自己搞工业，则门都没有。这是英国的规则。关于“规则”，人们不能就“规则”这个词下道德判断，而是要看“规则”的具体内涵。比如古希腊人说人人都有自由，这是基于奴隶制的自由民所拥有的自由。 重商主义规则一直是英国殖民地制度的本质所在。用当时担任过首相的皮特的话说，就算是平头钉或马蹄铁也不应该允许殖民地自行生产！就是要让殖民地在经济上、政治上始终依赖于英国，并不断为英国提供利益。美洲闹独立，说白了，就是要自由发展经济，包括自由贸易、自主发展工业。杰斐逊在写给佛吉尼亚代表大会的说明草案中说：“英国政府一成不变地对美洲实行了一系列压制措施，从而明白无误地证明，英国在精心谋划并系统实施一个计划，要让我们所有人沦为奴隶。”现在被美国长臂管辖制裁的国家或许也可以像杰斐逊一样地看待美国现在的做派。 正是在美洲闹独立的阶段，亚当斯密写了《国富论》，其中篇幅很长的一章专门“论殖民地”。文章一开始，斯密就介绍了殖民地的源起。最早的殖民地是古希腊人建立的。古希腊因为城邦人满为患，就移民一部分人到远处去生活，这部分人到新的地方安家，母邦提供方方面面的帮助，但并不进行统治，而是让其自由发展。 因此殖民地与母邦起源是母子关系，最后则是平等互助关系。这些殖民地因为能自由发展，所以迅速富强，有的甚至超越母邦。两个最古老的希腊学派，达理斯学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并不是产生在古希腊，而是产生于亚细亚殖民地和意大利殖民地。这是第一种殖民地。第二种殖民地是古罗马殖民地。古罗马殖民的起因与古希腊一样，是因为人口过多。与古希腊不同的是，他们需要先征服有原住民的地方，然后殖民，同时古罗马对殖民地行使管辖权。因此，古罗马殖民地的发展乏善可陈，往往与母国关系紧张。 第三种殖民地就是西方人地理大发现后的殖民地，它的起因与人口无关，完全是一系列意外。斯密说：“一个与东印度通商的计划，于是引起了西印度的第一次发现，一个征服计划，又引起西班牙人在这些新发现的国家里的一切设施。然而使他们去征服的动机，却又是发现金银矿山的计划。这计划，又由于一系列意料不到的事故，居然出乎企划人合理的期望，大为成功了。”“支配着最初计划建立此等殖民地的动机，似乎是痴想与不义。探求金银矿山，足见其痴想；贪图占有一个由从未损害欧洲人，而且亲切殷勤地对待欧洲最初冒险家的善良土人居住的国家，足见其不义。” 斯密分析了当时西欧各国的殖民地制度和发展状况，认为相比较而言，还是英国对殖民地管理最好，英国殖民地发展速度也最快、最繁荣。其他国家基本上都实行的是如同古罗马的殖民地制度，而英国的制度介于古希腊与古罗马之间，即给了殖民地相当大的自治权。虽然是相比较最好的，但斯密并不认为英国的殖民地政策就是好的。 关于美洲殖民地产品输出，英国设定了目录，目录内的商品，只能输入英国。非目录内的商品，可以直接运往他国，但必须是英国船或英国殖民地的船。而且这种船的所有者必须是英国人，船员必须有四分之三为英国人。有些商品，如谷物、腌制品和鱼类，一般情况下禁止输入英国。这些规定，一方面是由英国人垄断殖民地贸易，另一方面，分类也是考虑不影响英国自身的产业和国家安全。比如，有些非目录产品运往欧洲，只限于菲尼斯特雷角以南地区，因为那里的国家都不是制造业国，所以英国不担心殖民地的船把那里有可能与英国制造业产品竞争的商品输入英国。 目录内的商品，一些是只有美洲能生产的产品，一些是英国国内缺乏的产品，所以只允许输入英国。目录内的另一类商品，其目的是为了损害欧洲其他敌对国家的。一些是欧洲其他国家的优势产业产品，英国要求殖民地此类产品只能输入英国，并给予关税优惠，可以减少甚至不输入其他欧洲国家的同类产品；另一些是军事用品。目录中有些商品英国也有生产，欧洲有市场，那就必须先输入英国，再由英国商人销往欧洲其他国家。 英国以上这些贸易政策，斯密认为相比较已经是非常宽大的政策了。但这些政策大体上仅限于原料或粗制品的贸易。“至于殖民地产物更精致的加工，英国商人和制造业者要自己经营，并请求国会，以高关税或绝对禁止，使这些制造业不能在殖民地建立。” 亚当斯密用大量篇幅分析批评了这种对殖民地贸易和产业的垄断，认为只有利于少部分人，并不利于国家和大部分人，“富庶殖民地贸易的独占，并不能使任何国家建立制造业，甚或不能维持制造业。西班牙、葡萄牙两国，在没有任何大殖民地时，就是工业国了。但自它们占有实际上最富最沃的殖民地以来，便都不是工业国了。”“为了要促进一个国家一个小阶级的利益，独占妨害了这个国家一切其他阶级的利益和一切其他国家一切阶级的利益。”他还说：“对他国产业不正当的压迫，反过来落在压迫者头上，并以更大的程度破坏它们的产业。” 这些结论，对我们分析美国产业空心化的成因，是不是依然有效呢？美国变本加厉的长臂管辖、金融武器化、法律武器化趋势，或许就是这种“压迫”趋势的自我反馈。 一篇《独立宣言》，完全可以和中国古代的《汤诰》《牧誓》放在一起读，毫无违和感。《汤诰》是商汤打败夏桀后对诸侯的讲话，说明为什么要造反；《牧誓》是周武王伐商纣前召集诸侯的誓师动员。两篇讲话的内容归纳起来就是，数落一堆夏桀、商纣的不信、不义、不德，所以我们要造反了。《独立宣言》也是如此。 美国独立，或许是无奈的选择，也或许是必然的选择。关键并不在于《独立宣言》中数落的那些英国的罪状，实在还是如果能摆脱英国的那些束缚，美国人可以更自由地在全世界做生意，更好地发展自己的经济。英国当然也不愿意放弃对殖民地独占的利益。于是相互的伤害就开始了。 英国国会要向殖民地收取印花税，以弥补为维持殖民地统治的费用，同时增加国会议员的收入。更重要的是，如果不向殖民地征税，许多英国技术工人和制造商有可能被吸引到美洲殖民地去发展，殖民地会很快繁荣，并取得对英国的优势。 一些英国人担心，到时候英国将如何统治他们呢？美国这边认为，殖民地是自治的，殖民地在国会并没有代表，英国议会无权收税，所谓无代表不纳税。更何况英国在贸易上已经从殖民地获取了巨大的利益，越加没有理由再向殖民地收税。于是抗议、游行，发表文章、发行宣传小册子。还发动抵制英货运动。1768年的哈佛大学毕业生以及1769年罗德岛学院首期毕业生和他们的校长都是穿着美洲殖民地本地织造的粗布服装参加毕业典礼的。英国人则担心，抵制英货运动会鼓励美洲殖民地发展本地工业。 1773年5月，英国议会通过《茶叶法案》，意图达到一箭三雕的目的。原先英国规定，东印度公司销往美洲殖民地的茶叶，必须先运到英国，缴纳英国的关税后再运往美洲殖民地。美洲殖民地闹独立的政治家们说，这实际上收的是殖民地人民的税，要抵制。但美洲殖民地人民也喜欢喝茶，于是长期走私荷兰茶叶。这导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茶叶销量减少了三分之二，亏损严重。 《茶叶法案》允许东印度公司茶叶可以直销美洲殖民地，这首先可以挽救亏损中的东印度公司；其次可以让美洲殖民地人民享受到廉价的茶叶，感激英国的善意；第三可以挤出荷兰走私茶叶，削弱荷兰的实力。但这看似美妙的计划，却损害了美洲殖民地经营荷兰茶叶的批发商群体的利益和走私荷兰茶叶的造船厂与船员群体的利益。这立即被美洲的政治家利用，造舆论说英国要通过一家英国公司控制美洲，现在是茶叶，以后会扩大到丝绸、瓷器、香料等产品。这引起了类似虎门销烟的“波士顿倾茶事件”，一群人登上东印度公司的船将茶叶统统倒入大海。 “倾茶事件”引起了英国方面的极度愤怒，颁布了一系列强制法案进行制裁，其中包括《波士顿港口法案》，法案规定，在东印度公司得到赔偿、税务部门可以顺利收税前，关闭波士顿港口的所有商业活动。这一系列强制法案引来美洲殖民地更激烈的反应。再加上一系列事件，两边走向了战争。 在整个冲突过程中，英国还要时刻提防法国插手。而法国也确实插手了，给钱给武器，送去了“自由女神像”，甚至还出了兵。说白了，就是要削弱英国，这殖民地既然自己失去了，也要让英国失去，自己打不过英国，就支持美洲人打英国人。所谓支持美洲人民的自由事业，只是说辞而已。法国是美国独立前已承认美国独立的国家。 从整个过程可以看到，美国当今一系列的做法，其思维逻辑和做派，和当年的英国、法国没什么区别。这是一种狩猎逻辑。农耕文化和狩猎文化都是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文化类型，不宜用道德进行高低评价，但其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确实大异其趣。农民更关注的是种好自己的地，周围其他人种得好坏，会观察，会学习，可以嫉妒和羡慕，但不能去破坏与抢夺。 狩猎不同，猎人关注的是如何能抢到那猎物，只有自己强大，别人比自己弱，才能保证自己能抢得猎物。所以，不能让对手强大，更不能让猎物变得强大，是重要原则。这对农民来说是不可理解的，凭什么我种地种得好好的，你要破坏我的庄稼，还说我不可以把地种得这么好？这方面，曾经是猎物，后来是猎人，然后被打翻，现在是跟班的日本，应该最有体会。 日本由明治维新崛起成为列强到二战战败，用了将近80年时间，由投降而经济起飞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又将近80年了。日本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令多少其他国家羡慕，但安倍晋三这类日本政治家心心念念的是如何丢下战败国的包袱，让日本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有尊严的国家，眼前的富裕，在他们眼里是灰色的。因为日本还是一个被占领的经济巨人、政治矮人国家，实际上不是一个真正的主权国家。可是，美国怎么可能让到手的猎物重获自由甚至比自己强大呢？没有世界格局的大改变，日本的命运即使再用80年也是很难改变的。 1904年至1905年，日本和俄罗斯在中国的土地上打起来，结果日本出人意料的击败了俄罗斯。因为观看了有关这场战争的纪录片，在日本求学的鲁迅弃医从文。在中国国内，也激起了人们的希望，认为只要内部团结就能恢复国力，并击败列强。在西方，则引起了新一波关于“黄祸”的想法，西方人警惕日本的崛起是当然的，但更担心的是中国这个庞然大物的崛起。 《哈佛中国史——最后的中华帝国》中记载，美国冒险家杰克·伦敦（Jack London）在1907年写了一个对70年后的想象的寓言：“1904年发生日俄战争，这时代的历史学家勇敢地记录到，该事件标志着日本进入了国际礼仪中。而这真正标志的是中国的觉醒……（70年后）中国迅速而令人注目的崛起，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其最好的劳动力质量。中国人是勤劳的良好典范。他们一直是如此。从纯粹的工作能力来看，全世界没有工人能比得上他们。工作对他们来说像是用鼻子呼吸。对他们来说，工作像是对其他民族来说到远方流浪、作战和精神冒险那样。对他们来说，获得辛苦工作的机会体现出自由。耕地和永无限制的劳动是他们所有的生活要求及其力量所在。而中国的觉醒给了其众多人民不只是自由，而且是无限制地获得劳动的机会，也获得了最高级之科学机械劳动力的权利。” 70年后的1978年，中国真的开始了这个崛起的进程。在他看来，要对抗主宰世界、如此觉醒且势不可挡的中国，“只能通过美国领导的细菌战行动，用种族屠杀的方式来消灭所有中国人。” 今天的美国，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帝国，虽然不再追求土地扩张，但是以军事占领为后盾、以科技和金融为手段维持其经济殖民，其思维逻辑和行为逻辑与当年英国并没有什么不同，或者说它们向来如此。军事占领，但不进行直接统治，利用军事、政治、经济、宣传等各种手段不断制造地区动荡以达到控制、颠覆、获取最大利益的目标。特别是在经济、金融、法律武器化上，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当它登上这样的帝国高地，傲慢地面对其他族群的同时，更有跌落神坛的恐惧。那种“只有别人都不可能比我好，才是我真正的好”的逻辑就更加夸张的表现出来。 面对这样的庞然大物，我们必须理解它的思维逻辑和行为逻辑。但是，理解，并不是要合理化它的逻辑，认同它的逻辑，甚至顺从它的逻辑。人类经历过狩猎时代和农耕时代，我们不能评判那个是好的时代，这个是坏的时代。但由那时代所形成的思维和行为烙印则深刻地影响着以后的人类，就如同我们的味蕾，总记忆着儿时的味道。如今，人类早已超越了狩猎时代和农耕时代，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需要有所改变。以人类现在和未来的科学技术能力，是可以不需要再为生存而相互争夺，有了改变狩猎思维的物质基础。 当你关上了屋门，是把别人关在了门外，但也把自己关在了屋内。简单的关门，不是手段，更不是目的。门是用来开和关的，不能一味地关，也不能动不动就关，关门会影响室内的空气和采光。从美国独立的过程看，各种制裁、脱钩措施，所造成的伤害都不是单向的。 美洲抵制“英货”，不久就因为富豪们耐受不住粗布衣服、不愿意饿死在爱国主义的粗茶淡饭上而偃旗息鼓。目前的欧洲，包括英国，正面临着制裁俄罗斯、抵制欧罗斯石油天然气与“饿死、冻死在爱国主义的粗茶淡饭上”的两难选择。英国当年对美洲殖民地的各种制裁，包括出兵，并不能阻止美国获得和发展各种技术，也没能阻止美国发展自己的工业以及与世界各国发展贸易。美国独立，只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主权自主，没有，也不可能在经济上、文化上交往上与英国脱钩。 地理大发现，或者美洲殖民地的建立，本身就是封锁的结果，或者说是为了突破封锁、寻找新的欧洲通往中国的商贸通道的结果。美国独立，是美洲殖民地为了突破英国的经济禁锢，寻求自主发展工业并与世界其他地方平等贸易的结果。面对美国在全世界大搞长臂管辖、经济遏制、科技封锁，与中国搞所谓“脱钩”，我们需要有新的“大发现”，超越狩猎文明和农耕文明，在提升自己科技能力、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同时，以大开放突破它的大封锁。面对已经瞄准你的狩猎者，自我收缩、自我封闭，结局只能是束手就擒。 — End — 文/主播 | 刘晓春 编辑 | 坛子 坛友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

“干旱和饥荒之后，疫疠接踵而来。大部分疫情是由天花引起的。汉人已经通过接种人痘这种简单的预防手段，控制了这种疾病，但是满族人还没有掌握这种技术。他们对这种疾病有一种特别的恐惧，并且竭力回避与感染天花的人进行接触。因此，在17世纪30年代的数次进攻的关键时刻，他们从回报有天花疫情的地区撤退。对天花的恐惧，是崇祯二年到三年（1629——1630），皇太极终止对华北进军的原因之一。崇祯八年（1635）在山海关附近肆虐的疾疫很可能是天花。而崇祯十二年（1639）在山东爆发的天花疫情，其规模之大使满族人取消了当年冬对华北的突袭。”这是《哈佛中国史》第5卷《挣扎的帝国——元与明》最后一章快结束时的叙述。 读到这段文字，非常惊奇，中国人居然在那时就发明接种人痘预防天花。以前一直以为是上世纪初引进西方的牛痘，才有了预防天花的方法。人类一直关注自己的生存环境，持续总结经验，并不莽撞行事。满族人虽然还没有掌握人痘技术，但知道要回避病毒，没有脑残去试试集体免疫。 历史不能假设，但历史也无所谓必然，都是许多偶然事件串连的结果。偶然事件，又往往是当事人的个人原因造成的。明清鼎革，同样如此。 如果当时满族人趁明朝因洪涝灾害和瘟疫自顾不暇之际，继续进攻，会是什么结果？一种可能是，如后来那样摧枯拉朽，提前十年入主中原，以后的历史可能没什么不同。也有一种可能是，大量满族军人染上天花，损失惨重，失去锋头，偃旗息鼓，再也没有问鼎中原的念想。那么中国的历史就大不相同。还有一种可能，如果明朝的将帅看出满族军队是因为害怕天花而退兵，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带着接种了人痘的大军直捣黄龙，那会是什么结果？当初美洲玛雅人在带着梅毒病菌的西班牙人面前完全垮了。当然，玛雅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梅毒，满族人知道天花的危害，不至于如玛雅人般以为西班牙人是神兵天降。但当有相当多的人员感染天花，这个将各个渔猎、游牧、农牧部落整合成一个民族和国家才几十年的群体，估计很容易就各奔前程，逃离这被天花污染之国，恢复各自的渔猎生活、游牧生活和农牧生活。如果这样，那么，历史上不仅不会有“清”，连号称继承“金”代法统的“后金”也只是昙花一现。 虽然以上的如果并不成立，但明朝并不是满人打掉的，而是明朝自己垮掉的。李自成打进北京城，崇祯皇帝上吊自尽，才是明朝灭亡和清朝建立的真正关键。李自成起义和崇祯皇帝自尽，都是偶然事件，偶然事件也与他们个人的行为有关。 李自成本来谋到了一份驿站的差事，也算是体制内的编制，但两年后由于财政困难，政府裁撤了一些驿站，李自成所在的驿站也在裁撤之列，他于是失业。此后，他当过税吏，投过军。由于连年旱灾，农民成为流民，其中不甘饥饿等死的便揭竿而起，失业的李自成加入了这些队伍，最终成为领袖人物。假如李自成有朱元璋的能力，在进入北京后，很快就稳定部分地区的局势，招安已经没有皇帝的官方军队，满族军队就没有机会长驱直入。他们可能只是在大顺朝东北部造成长期压力的一股势力。可惜，李自成终究不是朱元璋，不是刘秀。 崇祯皇帝看来有刚烈的一面，居然就在煤山上的歪脖子树上吊了。假设他跑路会怎么样呢？这不是没有榜样，之前有大唐的李隆基，之后有大清的慈禧太后。只要他活着，明朝的主心骨就在，各路英豪师出有名，平叛与抗清，可以统一协调，像唐朝那样再得中兴也是有可能的。崇祯在，吴三桂也不会无厘头地引清兵入关，清兵更不会贸然打进来。吴三桂即使要勤王，也不至于引清兵勤王。崇祯一死，太子未能逃脱而被叛军俘获，忠臣们没有了尽忠的对象，只能作鸟兽散。勉强要尽忠的，又为了各自的利益，各自寻找皇室后裔匆忙拥立为王，却无法号令天下。虽然看似传承有序的南明，皇帝如走马灯，根本无力整合全国的资源抗击清兵。所以，崇祯上吊是明朝灭亡，改变中国历史的最关键偶然事件。 有意思的是吴三桂，他不知道怎么算计的，居然就引清兵入关了。假如吴三桂当时愣头青一下，重走李渊、赵匡胤的路，以后来南明那些皇帝的不堪一击，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或者，吴三桂拥立南明的其中一个皇帝，挟天子以令诸侯，如曹操那样，也能成就一番事业。再或者，吴三桂迟疑不决，暂作壁上观。无论哪种情况，当时只要不是吴三桂主动向满人借兵，清兵一下子不敢贸然入关。即使清兵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举兵入关，战况肯定与有吴三桂主动引领完全不同，那么后面的结果就不是必然的。明朝或许还是会因为李自成攻打北京和崇祯自杀所引起动乱而灭亡，但问鼎中原的不一定是清朝。从这个角度看，吴三桂才是改写历史的人物。 后来的历史是清人主持下写的，拔高了他们自己的形象，好像从太祖就开始了问鼎中原的事业。杀父之仇是确实的，要报杀父之仇，开始的对象也不一定是明朝廷，而应该是边关的官员。真实的历史更可能是，因为气候变化，无论是游牧民族、渔猎民族，还是明朝的农耕民族，都有粮食危机；明朝这边对东北的皮草、人参等需求大量减少，这也意味着满人可以换得的生活必需品大量减少了；由气候变化带来的瘟疫，更加剧了事态的严重性。与历史上的北方游牧民族一样，这个时候只能向南方的农业社会寻找生机。努尔哈赤的目标可能只是想多占领一些地盘，最多能成为第二个“金”。只有到了吴三桂引清兵进关，他们才可能有了明确的目标，最初或许还是拿下当初金、辽的地盘，当发现明朝已没有共主，国家机器已然散架，皇太极才有了更大的野心和规划。 一个人，一个人的一个动念，只是时代浪潮中的微沫，但一定条件下，这微沫可能成为推动流向改变的涌浪。这人，可能是当时的大人物，也可能是当时的小人物，有的小人物最后可能成了大人物，有的致死依然是一粒微尘。崇祯是大人物，朱元璋是小人物成了大人物。 特洛伊战争打了十年，在荷马的吟唱中，都是个人的偶然行为，还包括天上诸神偶然的喜怒哀乐。现代考古发现了特洛伊城遗址，似乎证明有过这么一场战争，但很难想象那时的英雄们会为一个女人持续地围攻一个城池。那时打仗，也可以说是抢劫，是一门生意，装备都是战士们的投资，需要靠战利品覆盖成本并获得收益，因此，都有分赃的规则。十年只有不断的投资而没有正的现金流回报，是不可能的。所以，十年中经常去打是可能的，但持续地打十年是不可能的。十年中，这次是这几位英雄一起去，下次联合另几个一起去，有打了一半离开的，也有在打的过程中加入抢劫行列的，都是各个英雄的偶然算计、偶然决定。英雄们的来来去去，以及来来去去一路上的经历，成就了荷马的史诗。特洛伊战争对历史究竟有什么影响，恐怕很难衡量，但荷马的史诗却是持久地影响人类历史的发展。荷马，在他的有生之年，只是一个为生计而流浪街头的游吟诗人，时代潮流中的一个沫沫，一个小人物。 崇祯死于1644年，17年后，1661年2月5日，清朝顺治皇帝因天花突然去世，只有23岁。皇帝突然死去，往往会引起宫廷内斗，传说遗诏被篡改，选了当时只有7岁的三儿子玄烨继位，也就是带来康乾盛世的康熙皇帝。之所以选他，一个勉强的理由是，他得过天花，已经有了自然免疫力。玄烨因为偶然得过天花且没有死，被动当上皇帝并开启了康乾盛世。历史上，许多年幼继位的皇帝，大多是当时的权臣、后党或太监把持朝政，为了能继续控制朝政通过激烈的、甚至是流血的权斗，选择了这些年幼无助的皇子或皇族幼儿。不过给出的选择理由，一定是堂而皇之的。有趣的是，现在来看，选择玄烨的这条理由还挺科学的。顺治得天花，非常偶然，皇上驾崩也很平常，但顺治的天花却可能是改变历史的天花。如果顺治没有早逝，继续执政，以后继承皇位的可能就不是康熙，也就可能不会有康乾盛世。更有可能的是，像历史上许多游牧民族政权，顺治及其善终的可能继承者，其治理方式无法适应农耕社会，不久即陷入动乱，那就不是有没有康乾盛世的问题了。极端天气、瘟疫等偶然事件，同样会成为改变历史的涌浪。 临睡前照例阅读《鲁迅全集》，拉起书签带翻开书本，正是《我的种痘》。文中鲁迅说，有一种中国古法种痘，人说是明末发明的，他不知道是否的确。书中就此注释说：“关于中国古法种痘，相传始于宋代，至明代隆庆年间（1567-1572）已设立痘疹专科。”种牛痘是19世纪末西方传入的，所以那时也叫“洋痘”，之所以能传入中国，当然是效果更好。因为是引进的，却并不被中国人信任，所以需要宣传。如最初佛教进入中土，需要借用道教话语。鲁迅在文中记录了两种“古怪”宣传方式：一种意思是给小儿种痘，就好比乘强盗羽翼未丰而擒之，比较容易之类；一种是说中国古已有之，叫六道刀法，但已失传。现在的“洋痘”应该就是六道刀法的遗法。现在之所以又恢复了，大约是劫数未满，洋人输入鸦片，害人不可胜记，现在把牛痘传入中国是抵消鸦片的罪孽。因此，必须坚信并遵行，否则有违天命。 虽然有各种宣传，并且有各种形式的组织接种牛痘，还是有许多人不愿意接受。鲁迅记录了一个有趣的例子：“颇为漂亮的某女士缺课两月之后，再到学校里来，竟变换了一副面目，肿而且麻，几乎不能认识了；还变得非常多疑而善怒，和她说话之际，简直连微笑也犯忌，因为她会疑心你在暗笑她，所以我总是十分小心，庄严，谨慎。”鲁迅不禁感叹：“一个好好的人，明明有妥当的方法，却偏要使细菌到自己的身体里来繁殖一通，我实在以为未免太近于固执”。 鲁迅文章中还穿插小时候玩万花筒和老来因怀念小时候而买万花筒的情节，非常有趣。文章最后说：“整整的五十年，从地球年龄来算，真是微乎其微，然而从人类历史上说，却已经半世纪，柔石丁玲他们，就活不到这么久。我幸而居然经历过了，我从这经历，知道了种痘的普及，似乎比十九世纪有些进步，然而万花筒的做法，却分明的大大的退步了。”我的印象中，还在很小的时候，时不时能见到满脸麻子的人，上海话叫“麻皮”，同龄人中则没有见过。最后见到的是在农场，一个大我十来岁的同事，大家叫他“麻郎”。科技的进步带来了人类物质生活的巨大变化，但对人类社会有影响，却没有根本的改变作用。许多科学创造，往往也来源于人的不起眼的偶然遭遇和灵感。科学能给人类物质生活带来进步，但人类社会生活的进步与退步，则经常会有反复。现在看伊朗上世纪60年代的照片，你或许以为是当下的伊朗人对未来的畅想。 《哈佛中国史》“元与明”卷非常重视气候变化对人类历史变迁的影响，这主要是受竺可桢有关研究的启发。目前又是极端天气，人类似乎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气象季。面对气候转换所带来粮食灾难和瘟疫流行，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的一时兴起或一个口号，都有可能引发社会大变化，可以说没有规律可言。历史上，面对这种情况，相对而言，农耕文化的政治领导人更注重内部治理的调整，但往往穷于应付，而游牧文化的政治领导人更善于发动对外战争以转移内部矛盾，算计或许精密，但往往出现黑天鹅。不能成为黑天鹅的老百姓，只能被时代所裹挟，尽人力顺天命。 — End — 文/主播 | 刘晓春 编辑 | 坛子 坛友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

又到了月度墙裂坛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今天阵容非常豪华，不仅有常驻联储首席评论员郑朗老师，还请到了另外一位债券专家大卫文老师。文老师身上有很多条精彩的斜杠——他是香港知名资管的债券基金经理，还是一位脱口秀演员，熊市金融段子手。墙裂坛迎来了第一位娱乐圈嘉宾。 几个月来，市场一直在喊叫“为了遏制通胀，美联储正在亲手制造一场严重的衰退”。看经济数字，似乎确实如此：第二季度GDP增长为-0.9%（环比折年率），加上第一季度的负增长，美国经济已经陷入从经济学定义上的“技术性衰退”。看生产数字：服务业PMI和PMI生产指数分别跌到荣枯线之下，似乎更印证这一点。看消费信心：密西根大学消费信心指数大幅下滑。看利率预期：十年/两年期国债利率一直处在倒挂状态。再看历史：据史料记载，所谓的“软着陆”非常罕见，美联储在加息抗通胀却不造成痛苦（硬着陆）方面并没有好记录。 但是，我们的感觉上并不像在经历衰退。看就业：截至今年6月，美国增加了274万个就业岗位。看财报季：消费、旅游、航空、酒店需求都在迅速增长，机场和度假地人满为患，美股盈利多数好过预期；虽然亚马逊正在减少库存，但是谷歌仍然赚得盆满钵满。再看欧洲，更是奇怪：增长是正的，却处处可以嗅到衰退的味道。 这一切不由得让人充满困惑。我们面对的似乎是一场“薛定谔衰退”——在打开盒子之前，正在衰退和没有衰退同时存在。现在到底是不是recession？对市场最敏感的债券人是怎么想的呢？ · 本期提纲 · 1. “薛定谔衰退”：现在到底是不是衰退？ 小跑（02:07）：录音之前，7月非农数据刚刚公布，所有人被小小震惊到了——比预期高出一倍还多，就业和失业数据都已经回到了疫情前水平。拜登立刻发言：“现在（我再任时）是美国历史上最多就业时期（More people are working any other point in American history）”。所以现在究竟是不是“衰退”呢？ 大卫文（04:11）：所以会产生“薛定谔”的感觉，是因为当下整个市场的方向受两股力量驱动：一股力量是对“衰退”的担忧——它会把整个长端的利率向下推；另一股力量是对“通胀无法在短期内被控制”的担忧，或尚未见顶的预期——它又会把短端利率往上推。 这两股力量交织在一起，会让我们的观点每天经历“左右互搏”——今天觉得衰退严重要降息了，过几天数据好了，又觉得经济好像还扛得住。 从利率上来看，其实从4-5月后一直到现在，基本都是处于在一个区间波动，最低由于地缘政治到过2.5%左右（10年期），最高大概3.4%——这就确定了短期内的一个区间，在中间波动时，其实就是这两股力量在影响。从中长期看，虽然历史上每一次加息的cycle都会引发一次经济衰退，但是现在做判断还太早。 如果大家觉得衰退是由于美联储的利率和政策操作导致，我们可以看它利率政策操作的目的——“控制通胀”是高优先级目标。但是看本次通胀的形成因素，光靠联储操作其实很难解。 大卫文（06:00）：Zoltan最近文章的观点：通胀不仅没有见顶，反而才刚刚开始；经济走向会形成“L”形，最终不可避免会出现衰退（甚至更严重的情况）。抛开观点不谈，Zoltan的一些底层逻辑是正确的，现在的通胀其实跟以前每一轮都不一样。历史上大部分通胀是需求带动的经济过热和价格上涨。但这一次很明显更是由供给端被限制、或结构被改变。同时，世界秩序发生重大变化，无论是控制移民、贸易保护、还是地缘政治，从前的逻辑都被打破，导致欧美供应被限制住。 这次通胀是更难解的一个结，最终会不会需要靠一场衰退把需求压制到跟供给一致？至少短期内市场需求还在，需求元气没那么快被伤透，我们更需要关注底层逻辑。 郑朗（12:15）：不用纠结“衰退”（recession）的定义。“衰退”本身有很多指标，与其纠结具体指标不如看一些更具体的东西：尤其是最新的非农数字和预期的比较——“预期”是25万，而公布的数据直接翻了一倍还多，这种情况是非常少见的。 其他指标：失业率3.5%，预期是3.6%；每小时时薪数字，按月增长0.5%，预期0.3%，按年增长5.2%，预期4.9%——所有数字都在改善，说明劳工市场确实相当强。一切都在显示：尽管联储在加息，我们可能离“衰退”确实还有一段距离。 本次非农就业当中的企业端口径（Establishment Data）数据确实非常强劲，但家庭端口径（Household Data）从3月开始就一直停滞不前。企业端可以认为是工作岗位增加了，而家庭端则说明实际的工作人口变化不大，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兼职的人变多了，或者说一人同时兼顾的职位变多了，这样解释就能与其他一些较为负面的数据对应了，因此非农数据虽然强劲，但也存在一定的“欺骗性”。 小跑（16:36）：非农是领先指标还是滞后指标？最近美国几乎所有大型科技公司都在裁员，或者暂停招聘计划。包括微软、Facebook、Uber等等；不得不让人觉得就业数据也许是个“滞后指标”，裁员效应也许后面才会显现出来。但如果看今天的就业数据，又是一个“普遍增长”——从就业、酒店、专业商业服务、到医疗保险等等，反差极大。这个现象该怎么理解？ 郑朗（17:35）：科技公司更能够占据头条，在整个美国的经济里面，虽然产值很高，存在感很强，但真正雇员数量占比例其实非常低。这次非农数据急升，有可能是因为近期物价上升，很多吃低保、或者选择提前退休的人又回到了就业市场。 Zoltan文章中提到的观点：“低通胀世界”的三大支柱、西方国家通缩恐慌的根源、全球主要央行多年QE的“许可证”：（1）让工资下降的廉价移民劳动力；（2）让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中国廉价商品；和（3）为欧盟提供能源的廉价俄罗斯天然气——都在消失。所以通胀不仅没有见顶，反而才刚刚开始；它不再是央行创造出来的东西，可能已经成了世界的新范式。 所以，通胀也许不是是周期性的（疫情和过度刺激造成的混乱) ，而是结构性的（多极世界秩序转变中的混乱）。如果是前者，那通胀已经见顶。如果是后者，那通胀才刚刚开始，并正在朝着“战争工具”的方向演化。 可能未来很多年，我们都会面临着一个比历史上更长的通胀，也许不是靠联储能够压下来的——这也许才是“衰退”观点产生的原因——如果真的需要长期把经济压制住，通胀才能够缓解。 大卫文（20:48）：本次就业数据高涨的原因，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欧美对疫情基本完全放飞，管控和隔离全部被取消掉——其实也就发生在近两、三个月。现在全球的人员的流动、出行的需求带动了服务业，也推动就业。 小跑（22:49）：文老师的观察应该很正确，这有点像美国经济，面临着无休止的供应问题，但对工人和消费品的需求永远是无穷无尽的。欧洲的经济数据（包括GDP）一直都是正增长且好过预期的。可欧洲反而更接近“衰退”，处处都可以闻到“recession”、地缘政治影响的味道。 如果这是一场经济衰退，那真是一场奇怪的衰退。回顾历史，衰退的形式和规模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近期历史上的几次失业高峰： ● 1990-91年衰退期：失业主要在商业地产和银行业，持续了4、5年才回落至衰退前水平。 ● 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的衰退很特别：GDP在持续增长，很难被视为经济衰退，但是股市下跌，让人感到极其痛苦。 ● 2008-09年的金融危机：由于其深度和持续时间之长被称为“大衰退”，失业率上升到10%，房地产市场崩溃，个人破产激增。 ● 2020年疫情带来的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萎缩，失业率飙升至接近15%，但随后在前所未有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的支持下迅速反弹。 所以这里似乎有个“Recency bias”（近期偏见）的问题：大家的认知会受到“近期记忆”的影响——因为我们还记得前两次衰退的破坏力有多大，就认为下一次衰退应该有同样的规模。 但如果说过去几年我学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旧的经济剧本对当下毫无帮助。虽然我们没有经历过前人经历过的，但他们也没有经历过我们正在经历的——经济因为疫情和地缘突然停滞，大量人工作瞬间停止，但央行和政府铺天盖地的刺激到位，经济市场迅速反弹，数万亿美元直接撒钱补贴，配合超宽松的货币政策。 所以，任何预期经济将遵循通常的“繁荣-萧条”模式的人可能都会将感到失望。旧的经济模型其实无关紧要，我们需要找到全新的东西来指导正在发生的事情。 大卫文（25:00）：其实每一次危机、或者每一轮周期来临时，大家都觉得可以根据上一轮周期来预测，比如加息到什么时候结束？但当下市场中可以感受到，很多趋势、驱动因素跟历史每轮周期并不相同。虽然可能会走同样的进程，但是进程中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无论是幅度、时间、还是整个经济的状态，其实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很难根据过去几轮经验完全复制。如果这么简单的话，就不会有“周期”这件事了，大家都看得懂，预期一致，曲线就是平的了。要敬畏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过去的经验只能帮你做些准备，不能预测。 2. 上次FOMC会议回顾 小跑（28:23）：上次FOMC会议上，联储又加了75点，虽然看起来还是比较强硬，但加完息后，市场反应似乎很正面。这一次，市场普遍对鲍威尔老师的表现给予正面评价，这一次和市场的沟通表现还不错，至少比上一次的“渣男表现”要好。但他确实暗示可能减少未来的加息幅度。市场马上解读为加息高点已经过了。 大卫文（28:26）：在加息的cycle里，其实真正推动市场、推动大家情绪的并不是加息的数字，而是“对于加息的预期”和“预期之外的惊讶”——这两点是最容易推动市场的，而且基本是在加息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当真正产生超预期事件，并且大家开始对于联储既有行为和加息进程预期改变的时候，才会真正的影响到市场。 这一次加息75个点之后市场其实没怎么动。这次的会议其实已经较好地向市场传递了一个预期，市场心理稳定——一块石头落地了，而且落地的姿势跟自己想的又一样。 这届美联储还是比较积极地通过各种方式去提前引导市场，在引导的时候，市场就会开始“pricing”的过程，最终到会议开始、真正宣布利率决策时，只要跟预期是一致的，市场就会比较稳定，并且去理解联储的操作。 这次的FOMC有一个不同之处，“利率前瞻”会被取消——这其实也是给自己留了一些灵活度。其实联储跟我们一样，也是非常短期地在关注市场，通胀也好，就业数据也好，经济动能也好，联储跟我们一样也在关注这“两股力量”的博弈。 郑朗（31:42）： [图片] 这是联储自己做的“衰退指标图”。可以看到，2000年虽然GDP是正的，但其实衰退的指标非常高。 这几次有一个共同特点：虽然GDP有正有负，但是美股基本上每次都是“雪崩”。美股崩意味着需求受到了很大打击，因为美国人很多钱都是放在美股里的，尤其是养老金——美股最大的投资者之一。所以美股对于美国人的需求会有很大影响，所以美股崩盘对于美国来说是伤筋动骨的，它真的会影响到经济动能。 这一次FOMC加息的决定没有产生太大波动。关于取消前瞻指引，我觉得应该对联储相对宽容些，宏观经济预测本身就是极其困难的事情，它和我们一样，并没有什么额外信息，也许有些数据能比我们早一步拿到，但这些数据最后也都是公开的。宏观经济本来就是一个多头动态博弈的一个混沌系统，没有人真知道它将来会怎样。 小跑（36:04）：大家现在都是走一步看一步的节奏。可能也都意识到了通胀有可能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或者既是“周期性”又是“结构性”的，有可能不仅仅是疫情和过度刺激造成的混乱，而是世界秩序转变中的乱纪元。当你意识到这一点，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但我觉得联储到了如此境地，可能也是过去做了太多超出自己职能范围之外的事情。毕竟央行的主要任务还是保持金融秩序、货币体系稳定，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股市的稳定也要由联储负责，甚至ESG也和它有关。 郑朗（37:12）：如果我用体育运动来打比方，联储肯定不是运动员，也不是裁判，也不算是赛事的组织者，他的角色更像是组委会里的一个职能部门，负责运作整个比赛中的一部分（而不是整个比赛）。 大家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联储身上，这个本身就是实体经济缺乏动能的表现。如果回到2000年，信息高速公路带动生产力高速发展时，大家并不会天天盯着联储，投资行为也不会跟着Fed宽松和收紧的节奏走。可能直到下一轮技术突破之前，联储还是会被放在放大镜下面被人死盯。我不看他看谁呢？ 3. 中资海外债券市场的近况 小跑（42:46）：两位老师都是海外债券专家。前段时间市场看起来很惨，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大卫文（43:36）：现在的惨景并没有改变，依然是哀鸿遍野。而且今年以来，不管是交易量、还是资金赎回，都有进一步蔓延到“卖方”（sell side）的趋势。 现在市场最大的问题可以分成两个层面： 首先，高收益市场现在基本已经是一个“死掉”的市场了，它已经不再具备帮助公司再融资的功能。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碧桂园，这么一家现在还算谨慎、暂时没有出现信用风险的房企，它的第一笔明年到期的债，现在交易大概在70块左右；而从明年第一笔之后，交易价格降到30~40块钱；后面的曲线基本上是“平”的——这反映出大家已经完全脱离了真实估值在交易，已经不看收益率是多少，企业基本面怎么样，干脆全部基本上都打在违约价的水平。这已经是一个信心崩溃的市场。 房企曾经占据中资美元债高收益市场70~80%的体量，现在平均交易价格都已经在三、四十块。这个市场其实缺的是信心，大家对于整个中资地产逻辑的改变，可能真的需要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才能恢复，至少在短期内我没有看到曙光。 而投资级市场跟高收益市场两极分化。前段时间中国三峡集团发了一笔三年期美元债，当时二级市场的曲线大概是三年期treasury加65个基点；结果最后定价是加46个点，大幅窄于它的曲线——说明对于这种企业的需求量非常大，市场上没有东西可买了，大家全部冲到这种没有什么信用风险的大央企上，把它的价格会挤成非常窄。这是一个极度避险心态的体现。 这两个市场还是陆续在一个非常分化的极限中继续前行。有人会觉得现在中资美元债的收益率已经处在历史极值了，比发达市场的收益率高不少，但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抄底的市场，因为这么高的收益率中依然蕴含了很大的风险。 郑朗（47:56）：这个市场确实是两极分化：不太好标的完全趴在地上爬不起来，资质好的跪到天上去也买不到，而中间地带几乎没有。 我们看看近都是谁在发新债：蚌埠高新投资、丹阳投资集团、长春城市发展、济南高新、绵阳投资控股——基本就是中国市政地图。以前的市场，有央企、有民企、有地产、有城投，而现在的市场只有城投在新发，而且很多还不便宜。某些程度上这是非常畸形的。现在的中资海外债市场好像是一个摔了一个大跟头，跛着脚往前走的感觉，一级二级都很不正常。 最终该合并、整合的还是会整合，可能要到那个时候，这个市场才能有一些新的东西出现。此外，还是非常期望看到有一些新类型的发行人，而不只有央企城投。 但现实比较悲观，如果如前所述通胀可能是“结构化”的，那就意味着美国的收益率曲线的抬升也是“结构化”的，那么，过去这几年可能真是未来30年内收益最低的时刻了。今年我们还能聊天，也许明年我就得改行了。 小跑（51:49）：欢迎来到web3。 但是在这个乱纪元谁都不好过。加密世界也是一片大熊。我们处在的这个时期，市场全面都“熊”的状态，可能历史上都很难找到。 大卫文（52:48）：所有资产大类都在受影响，所有人的波动都加剧，各个资产也走向也比较一致，不像以前还有“股债跷跷板”，从债流出去到股，从股去到债。今年明显是流动性驱动，联储在缩流动性，除了加息还在缩表。之前Crypto也许还是吸收过量流动性的地方，但当流动性真的退潮时，所有地方都无法幸免。 我想到一个段子：“年少不识城投香，错把地产干满仓”。一切都是因为太年轻，真到了兵荒马乱的岁月，会发现还是“无聊”的地方最安全。 — End — 嘉宾 | 郑朗 大卫文 主播 | 肖小跑 编辑 | 坛子 坛友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

今天的话题起源于困扰了我们很久的事情——自己那渐行渐远、越来越无法集中的“专注力”。生产力以肉眼可见速度下降；大环境剧烈变化，情绪被扰动得越来越频繁，内生消耗越来越严重。 我甚至总结出了一条规律：自己每天的精力和手机上的电量格保持同步比例。每天早上都是100%满格，随着打开手机，在群里和人辩论、看微博唉声叹气、回应别人随时发来的信息——电量格越来越小。等筋疲力尽地处理完这些信息，留给自己“创造”生产力的电量，已经所剩不多。 所以，当你发现别人只花了一半时间和精力就完成一件事，其实只是少花了50%的精力在自己没办法改变的事情上而已。 意识到这一点并不好受，就像日积月累吃垃圾食品，突然有一天惊觉自己身上已经多出了50斤肥肉一样。这很痛苦，因为意识到了自己需要开始进行漫长痛苦的锻炼——对于丢失掉的“专注力”，我需要锻炼的是自己意志力和专注力这块“肌肉”，过程同样痛苦。 我们目前感受到的很多问题：困惑、不安、生活无意义、前途不确定、政治/经济性抑郁、对大环境的不满——很多时候，是因为没有“改造自己”。自己的核心底层代码需要被重写。 · 本期提纲 · 1. 普通人当下和十几年前相比，获得的信息量是压倒性的、前所未有的。 2. 传播媒介（Mediums of Communication）就像“自私的基因”。 ●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解释了进化的基本原理以及三个基本特征：变异、选择、保留（遗传）。首先要有“变异”，生物才会有差异；然后要有一种“环境”，使得一部分生物无法存活下来，而只有能适应环境的“变异”才能生存。这个过程中，基因的演化需要有“复制子”和“环境”。 ● 但是演化的“过程”是中性的，并不参与演化的过程。它就像一个写好的算法，“input”的细微改变会造成“output”千差万别，但算法是“不管不顾”的，它没有情绪，没有中心，没有计划，只是踏着自身的产物向上攀爬，以最适合自己传播的方式发展。所以“进化”也不一定是进步的，上百万年进化的结果也可以突然被抹去，比如恐龙。 ● 信息也是如此，它会“不管不顾”地以最容易自己传播复制的方式发展。结果就是越来越碎片化。推特和抖音打破了人们的大脑习惯，我们本不是被设计成用几十个字符和几十秒短视频来交流的。再加上新闻业本质上是操纵性的：近10-20年，媒体记者才有了“阅读量”这个KPI。 ● 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娱乐至死》这本书告诉大家，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不是奥威尔的预言；毁掉我们的，不是我们憎恨的东西，恰恰是我们热爱的东西。 ● 但这并不是新时代的产物，纵观人类历史，一直在和“文化精神枯萎”做斗争。The Image: A Guide to Pseudo-Events in America（图像：伪事件指南）和The Brass Check: A Study of American Journalism（赝品审查：美国新闻业研究）分别从上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早期描述了对脱离生活、毫无关联的碎片信息的担忧。报纸印刷品出现的时候，人们恐惧书籍的灭绝；广播电视出现后，人们恐惧印刷品的灭绝；抖音出现后，人们恐惧整个文化的灭绝。在整个过程中，我们的专注力在一点一点的消失吗？ [图片] 3. 怎么办？解决方法一：对“不确定性”和“干扰”的敬畏应该嵌入到我们的基因中。承认不确定性才是确定，干扰随时会来，加强自己的反脆弱能力，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专注力。 ● 古罗马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塞内卡教我们如何面对震惊，人是一个轻微摇晃就会碎裂的容器，发生任何事情都不用惊讶、分心。 ● 塔勒布以斯多亚学派平静、自制、可承受任何打击的处世哲学为启发写出《反脆弱》：人们无需纠结于短期的预测或理性准则，为长远利益考虑加强反脆弱性才是不二法门。 ● “安宁又稳定”的环境根本不存在。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在基因中就是不完整的，陷入“意想不到”的情境几乎一定会发生。对不确定性的敬畏应该嵌入到我们的基因中，不应该为环境的变化而打乱自己的脚步。 4. 解决方案二：读一读2000年前的正能量鼻祖《沉思录》，看一个君王的自我修养。 ● 想象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所处的极端环境——既要应对接踵而来的战争，又要治理整个帝国，却依然能保持专注。“意志力”这块肌肉是可以被锻炼的。 ● 《沉思录》的内容大部分是奥勒留在鞍马劳顿中写成的——明确觉知自己所处混乱世界，却能写出冷静而达观。 [图片] 《沉思录》 5. 解决方案三：意志力也是一块需要锻炼的肌肉。 ● 今天哲学家是教授，而古代的哲学家是国王、战士和运动员。身体上体育上的锻炼和折磨，会反映到心灵和意志力上。 ● 现代社会的一个最大问题是：智力精英主义，智力比身体更受重视。宅家的码农，办公室里的白领是社会精英阶层；而体力劳动者至少在社会舆论和普遍认知中不是强势阶层。这可能也是为什么生活中的弱者也往往是键盘侠高手，需要在虚幻的网络世界中扬眉吐气。 ● 没有身体的强健，意志力这块肌肉也是锻炼不充分的，这也是为什么当下社会上的心灵都脆弱、易怒——因为没有一个稳定的核心。 ● 赛内卡说“我们要严格对待自己身体，这样他才能听心灵的话，不会违背自己的心灵（We treat the body rigorously so that it will not be disobedient to the mind）”。身体上的挑战可以帮助你练习意志力。 6. 解决方案四：静止的力量。处变不惊、不受干扰的自由，放慢速度的能力。“就像岩石或悬崖一样，无论海浪拍打着它们，最终还是会落下来。”“让子弹飞一会儿”的能力很重要。 7. 解决方案五：保持觉知。鲁迅先生的“长期保持愤怒”也是一种专注力。对世界保持知觉，不让自己沉睡过去。 — End — 嘉宾 | 刘晓春 主播 | 肖小跑 编辑 | 坛子 坛友群：请添加坛子微信（BKsu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