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大灭绝的概念长期未引起关注，20世纪晚期得到重视以后，迅速成为科学热点，也成为了最有争议的科学问题。”在距今约2.52亿年的二叠纪-三叠纪之交，发生了地球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生物灭绝事件，海洋中有超过90%的物种遭到了灭顶之灾。对这次灭绝之谜有着浓厚兴趣的宋海军，从本科时候开始，对多种生物的灭绝过程进行了探索。他2018年发表在《科学-进展》和《美国地质学会会刊》的研究成果入选2018年度中国古生物学十大进展：生物多样性在灭绝事件发生后就开始反弹，5百万年后恢复到了灭绝前的水平，而生态系统的恢复需要5千万年。大灭绝事件对生态系统的破坏程度，比当前的认识更为严重。“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会不会有第六次生物大灭绝呢？”

“100多天，24小时黑夜，什么都干不了，只能看极光。”关于极光的成因人们曾经展开过五花八门的想象：爱斯基摩人认为极光是走向天国的通道，是亡者的幽灵用火把为后来者点亮道路；萨米人对极光则充满恐惧，认为极光会携带斧头飞越天空，杀死任何嘲笑它的人。直到19世纪中期，人们才开始逐渐意识到，极光的出现与太阳活动有关。如今，由于极光在空间物理研究等方面的重要地位，极光观测成为各国极地科考的重要项目。2004年7月我国在挪威的斯瓦尔巴群岛建立了黄河站，拥有世界规模最大的空间物理观测点。在过去三个多月里，北极科考队员李斌一个人驻守黄河站，进行极光观测和研究。在连续100多天的极夜里，几乎每天都是各种极光现象在轮番上演。“就像坐在第一排看IMAX电影，目光所及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它占据了天空的所有角落，从这个地平线到那个地平线。它一直在不停变化，有时会移动，有时会旋转，又有颜色的变化。”

“它应该是在野外自由自在飞翔的。”如果用人类作参照，戴畅的工作像是急诊科医生，只不过救治对象是鹰、隼、猫头鹰等猛禽。这些平日处在食物链顶端、掠食性极强的鸟类，交到他们手里时大多病痛无助、羸弱不堪。戴畅和同事们需要从测骨突、量体重开始，为每一只受伤的猛禽制定救治计划，进行康复训练，帮助它们重新恢复野外生存能力。在今天，一只受伤的鹰要飞上蓝天，不得不面对意外伤害、食物短缺、栖息地减少、人为捕猎、非法饲养、错误救助等重重障碍，卡在任何一关，都有可能失去重返自然的机会，甚至致命。因此，专业、及时的救助越来越重要。而如何救助一只猛禽，不仅需要康复师，更需要公众了解和参与。“我想跟你们分享三个病例，这也是我工作九年来印象最深的，当然其中真的是有喜有悲。”

“做点什么总比什么都不做好。”我国约有一亿糖尿病患者，那些被他们带回家注射的针头，使用过后都去哪儿了？主治糖尿病多年，胡源发现，被糖尿病人带回家注射后的废弃针头不知去向，这些在医院被谨慎处理的医疗废物，被患者带回家后大多被当作生活垃圾随意丢弃。这不仅会造成环境污染，还会对拾荒者、环卫工人造成误伤。他查阅相关法规，发现“家庭废弃针头”至今定位模糊，也未有明确的处理规定。 四年前，胡源利用业余时间，自掏腰包定制锐器回收盒，给糖尿病患者免费发放，鼓励他们主动将废弃针头回收，并成立公益机构“爱未来公益”。他游走于环保局和各大医院，说服医院同仁一同加入废弃针头回收的阵营。经过四年多的行动教育，患者们已逐渐拥有环保意识。胡源希望能将回收站点设立在社区，带动社区民众一起加入到废弃针头回收的行动中来。“这样一个听起来简单明了的事情，解决方案应该是很简单的。那怎么解决呢？其实有几个利益相关方：针头的生产厂商，出售针头的药店药房，处方注射药物的医疗机构，还有使用针头的患者。究竟谁要来担这个责任？谁要具体来做这件事情？谁应该为此买单？不知道。”

“大多数时候，我写的那些健康报道只是让读者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有时候，它能掀起波澜。更多时候，它归于沉寂。可时间长远，多少还是能有些潜移默化、甚至难求的推动作用。”2018年底，曾鼎发表了报道《百亿保健帝国权健，和它阴影下的中国家庭》，记录了这家公司背后的荒诞与黑暗。过去7年里，曾鼎一直深耕健康报道领域。4年前，他做的中草药肝损害调查，讲述了中草药可能伤肝但被公众乃至医生广泛漠视的事实。每个人的一生都必然会经历疾病、衰老与死亡，他选择记录下这些健康领域的故事。医学界有句话，偶尔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曾鼎觉得这句话也适用于自己从事健康报道的职业生涯——总是去关心这个时代重要的、瞩目的以及那些被忽视的话题，并尽其所能记录下其中的人和事，如果偶尔真的能有什么推动或者改变，那将再好不过。

“语言既是桥梁也是篱笆。”传说，远古时所有人类使用同一种语言，为了“传扬自己的名”，人们要造一座通向上天的巴别塔。为了惩罚自大的人类，上帝让人们说不同的语言。最终，人类无法合作施工，巴别塔不建自毁。这则《圣经》中关于语言分化起源的解释，像是今天人类交流困境的隐喻。我们每天都在表达，“巴别塔”却无时无刻不在：世界范围内种类繁多的不同语言、同一个国家或地区内变幻莫测的方言，同一种方言也可能随时间而变化。语言能透露一个人的哪些秘密？我们今天说的普通话是如何演变而来的？用古音读的古诗还是我们习惯的样子吗？历史上为了协调南北方的语音差异，都做出过哪些努力？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是如何相互影响的？这些都是郑子宁的观察对象，看似新奇有趣的语言学故事，其实藏着“南腔北调”的秘密。“我个人认为，语言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它既可以作为互相沟通的桥梁，也可以作为互相隔绝的篱笆。把它作为桥梁还是篱笆，其实是在于个人的选择。”

“在调研前，我们对大气污染的来源有一些预判，但调研中发现的情况与原来的预判有很大出入。”1988年，陶光远赴德国留学和工作，见证并参与了德国治理雾霾和能源转型的变迁。德国有与中国很近似的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缺油缺气。从2015年开始，为了治理河北省的空气污染并提高能效，中国和德国能源署开展合作研究，陶光远作为这个项目专家团队的协调人参与了这项工作。“治霾从高举高打开始，霾是认真治了，但是在治霾的过程中发现了新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一定是在你干事情的过程中找到的，而且很可能是你没有想到的那个结果，科学的魅力也在这儿。”“德国的鲁尔区今天虽然钢产量减了一半，但是炼钢的密度仍然比今天的河北还高。结果它的空气质量跟三亚差不多，当然以前跟京津冀差不多。而北京市没有钢厂了，没有燃煤电厂了。德国治霾实践得出的经验是，燃煤未必会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只有不清洁地燃煤才会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所以说治霾打硬仗，就是把霾治了，千万别想那花花道。”

“有时候，我愿把美德比作骨架，财富、地位等等必须有这个骨架撑着，才能一道构成幸福。”我们生存于世，总免不了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也难免会在他人和自我的边界、所得与所失、选择与放弃之间苦苦寻求平衡。古老的箴言给了我们一种无来由的信念：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然而，现实常常难遂人愿。在一些进退两难的时刻，我们又该做何抉择？是继续奉道德为圭臬，还是放弃美德，侥幸求得一时幸福？自古以来，哲学家们都试图在美德与幸福之间构筑一道通衢，以解答人世悲欣、抉择之难与社会良善的终极命题。美德与幸福孰轻孰重？可否兼而有之？抑或只能任选其一，难以两全？当美德没能带来实际的好处，高尚的理想最终指向不合伦理的结果；当一个人为了道德操守自愿抛弃幸福，为了内心自由甘愿戴着镣铐坐穿牢底，我们又当作何理解？哲学家陈嘉映长期思考哲学对于生命与人生观的关照，擅长跳脱出纯粹的哲学思辨，用更易懂的方式讲述哲学道理——哲学之本，在于通过穷理达乎道，即理解我们存在于其中的世界，在纷繁的人世间消解困惑，更好地生活。“我们说什么人幸福呢？我们说那些心地善良、品质纯正的人幸福。”

“我到过那里，在那里喝过蜜酒；在海边看到了绿橡树；还在树底下坐了很久，会说话的猫给我讲故事，其中有一个我还记得……”土地广袤，经得住严寒，性格彪悍，“战斗民族”，我们心目中的俄罗斯人似乎只是几个词语的简单罗列。这个国家离我们如此之近，就在地图的正上方，在历史书庞杂的概念里；却又如此之远，远到印象模糊，像遥远的回音。 有美国学者将俄罗斯人概括为“圣像和斧头”，前者代表“宗教的狂热”，后者是“战斗精神”的象征。而真实的俄罗斯人究竟是怎样的？这个频繁出现在我们视野，又如此陌生的谜一样的民族，经历了怎样漫长的历史？又如何将跌宕的历史烙印在每个人身上和记忆深处？十年前，在国内人类学领域，俄罗斯还是一片尚待开垦的荒野。作为第一批赴俄罗斯的海外民族志学者，马强在这里第一次走进俄罗斯家庭，结识城市和乡村的俄罗斯人。他和他们一同生活、劳作，通过深入访谈和参与观察，呈现近年来俄罗斯的社会变迁，以及宏大社会变迁下的个人命运。“感谢斯维塔，还有和她一样善良的人，他们历经磨难也未脱贫困，但是给了我很多的支持，正是有了他们，让我感到俄罗斯是一个温暖的国度。”

敢于胡乱，云南饮食田野调查者，《风味人间》《舌尖》美食顾问。“传说每个云南人都有一个吃见手青中毒的朋友，很荣幸，我也有一位。”云南，生态环境多样复杂，动植物资源丰富，野生食材层出不穷。26个民族大散居、小聚居，16个民族跨境而居，饮食背景扑朔迷离。当地有谚语云：“绿色的都是菜，会动的都是肉。”在这片独具特色、物产丰饶的西南高原，食用野生花卉达三百余种，山林灌木中的昆虫皆可入味，菠萝、梅子、木瓜、杧果、香蕉等水果亦可入菜；野生菌的数量之繁、种类之多难以计数。光是《舌尖》和《风味人间》镜头扫过的浮光掠影，便足以窥见云南食材、食物、食俗的丰富多彩——滇东偏北的曲靖宣威火腿、姜黄豆腐、德宏阿昌族过手米线、德宏芒市傣族蘸水、德宏涮涮辣和蜂蛹撒撇、大理白族火烧猪和生皮、炖梅和梅子醋、史迪威公路和老213国道边的食宿店与黄焖鸡……敢于胡乱以神农尝百草的姿态，过去25年间在云南四方游走，亲自寻找、挑选、品尝、烹饪云南食材，从植物学、动物学、人类学的视角，观察品评云南美食，尤其关注食物的来去，堪称最出色的云南美食“带路党”。“汕头的张新民老师是非常喜欢干巴菌的，他用干巴菌去提干海鲜的香气，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的尝试。我是非常 希望云南以外的朋友，用不同的烹饪方法来烹饪云南食材，这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可能性。”

“从家里到地铁站要走1737步，公司到邮局3614.5步，火车站到体育馆4418步，警察局到医院6528步。”四年前，因为和网友的一场“战争”，王村村开始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无聊行为。当时他写了一句诗，“你只煮一碗饭，一万八千四百二十一粒”，网友说，你怎么知道？于是他去数了，答案是16250粒。王村村决定做一个无聊的人。有时是很瞬间性的无聊，比如吃石榴的时候把它们一颗颗排列整齐，经过五百多名网友投票，选出了最好看的一颗。有时也想用无聊的方式进行创造，他把电脑内存条改造成一把梳子，用钢丝搭了个鸟巢。「无聊」可能是一种看世界的方式，王村村看着街头巷尾的鸡毛蒜皮，却把山川河流、星空飞鸟都吃进肚子里。无聊的人最终过着诗一样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无聊这件事改变了很多我对世界的看法。我有时候觉得，任何一种东西或者方式，都能成为我们走向未来的驱动力。可能每个人都会找到适合自己的那种方式，我恰好选择了无聊而已。”

Michael Phillips（费立鹏），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危机干预研究室主任。“总的来讲，自杀死亡的原因大概是一半一半，一半是心理卫生问题，一半是社会问题。自杀未遂的大概30%是心理卫生问题，70%是社会问题，最主要的社会问题是家庭矛盾，各种各样的家庭矛盾直接导致自杀行为，老人有疾病也是一个主要原因。”“因为我是公共卫生的大夫，所以我想预防这些事情的发生。”1976年，26岁的费立鹏医生从新西兰到中国来参观，待了三周之后，他觉得可以到中国来做点事情，于是下半年又来中国学习汉语。1987年，他找到机会到湖北沙市精神病医院任流行病学研究室主任，起点是从看护90个重症精神病人开始。在这里工作7年之后，费立鹏来到北京开始对中国人自杀问题的研究。2002年，他在《柳叶刀》杂志上发表《中国自杀率：1995-1999》，完善了中国关于自杀率数据的统计。2003年他建设的国内首个自杀干预热线开通，并在此后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建立一个全国预防自杀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