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松磊，短视频频道「回形针PaperClip」制作人。“我们做的是我们不做就不会有人做的东西。”猪肉检疫是怎么回事？暖气如何送到你家？为什么我们总是在安检？网盘为什么这么难用？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回形针的研究内容。他们通过制作科普视频，帮助人们理解这个世界的运转方式。 今年他们上线了回形针手册，目标是成为一个真正的当代生活百科全书。在每个条目中，他们研究行业的结构，技术，整理国家标准，行业报告和企业财报等等。除了养猪养鸭养鹌鹑，还有鞭炮制造，兽用药品，拖拉机制造，操场塑胶跑道和海底输油管道…… 吴松磊说想和用户共同创造一点可以留下来的东西，创造一个更可靠的中文互联网。“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做的事情，直面这个技术高度复杂到几乎看不懂的当代生活，并试图向所有人解释这个世界究竟是怎么运转的。”

“在神经科学领域，我们不知道的要比我们所知道的远远要多。我们才刚刚开始揭开大脑的奥秘。”大脑是一个神奇的计算机，面对复杂的环境，它常常能根据模糊的信息做出准确的抉择。比如当树林间出现一个黑影时，可能是一只危险的老虎也可能是一只无害的小鹿，在没有十足的把握之前，我们就需要迅速地做出选择。这种判断能力在进化过程中十分关键，然而目前我们对它的了解却十分有限。 我们每天无时无刻，有意识无意识地都在进行选择。小到每天早餐吃什么，出门先迈哪条腿，大到人生规划、国家大事等等，都离不开大脑的抉择功能。抉择研究是一门交叉科学，涉及神经科学、心理学、数学、经济学、工程学等等许多不同领域的研究。我们为什么容易意气用事？大脑中是否存在一个区域与抉择密切相关，如果它出了问题我们就无法很好地做出抉择？大脑是如何误导我们做出选择的？是否存在一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做出最佳决策？这些成果能否应用在人工智能系统中？杨天明从事大脑的抉择和认知的神经机制研究20多年，“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人类的决策？为什么要研究大脑的抉择？这不仅仅是我们想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样的抉择，怎么做更好的决策，我们想知道一些更加深层次的问题：比如意识是怎么产生的？”“自由意志归根到底它是一个抉择的问题。我们研究抉择，我们去看抉择是怎么做出来的，是由外界刺激造成的，还是外界刺激加回忆，还是再加某些我们说不清楚的东西造成的抉择，可以帮我们探索，我们有多大程度上存在，或者不存在自由意志这个东西。”

“内心的火还得有，还得留着它。”1998年，宋雨喆在北京树村成立摇滚乐队“木推瓜”，唱的都是一些无法被准确定义的音乐。嗓音尖锐，表情狰狞。有媒体评价木推瓜“制造了中国摇滚最令人不安的声音”。2002年，木推瓜解散。有七八年，宋雨喆都在西藏、新疆一带晃荡，寻找当地的民间艺人，吸收各地民间音乐。2008年，他开始筹备乐队大忘杠，乐手来自世界各地。大忘杠的歌曲由班卓、古琴、马头琴、口弦、古筝等乐器演奏，吟唱自然与天地。那几年，宋雨喆的状态和大忘杠同步，自由即兴，平静且疏离。2016年，摇滚血又回来了，他决定重组木推瓜，回来做个“rock star”，为的是“能给自己的下一代争取更多的话语空间”。去年，宋雨喆写了三十多首歌，他想明白了，摇滚乐是他应该做的事，也是必须要做的事，“你自己不重要，重要的是摇滚乐。”“‘大忘杠’有一个很核心的东西，就是人怎么能在一起，或者人怎么能在一起安心。但‘木推瓜’是个不一样的东西，‘木推瓜’实际上在说的是‘人能有多大程度的不顺从’。实际上这两个东西，这两年在我心里它也是个交集，甚至在我心里面是一种冲撞。”

“我们都在自己魔方的那一格里，不知道这块磨方会不会转、会怎么转、什么时候转，会把我们转到哪里。”阿曼从没想过回到矿上工作，也没想到这段经历会被自己写进小说。煤炭行业黄金十年里，她是个孩子，每天从一群“黑脸”里找父亲。煤炭产能过剩时，她是个工人，给另一群“黑脸”发矿灯。矿山太大，能装下太多人的青春和生老病死，矿山太重，压着好几辈的甜蜜与苦涩。她和伙伴都渴望离开煤矿，兜兜转转却又回到那里。漂泊、碰壁之后，矿山成了最后一张船票。重新离开之后，她不知道这么多故事该从哪里说起，也不知道如果继续留在煤矿，生活会是什么样。“我认识那些缺憾的性格，认识那些吊诡的命运，认识那些人的自卑与倔强。”​

“我们想要做最朴实的描摹，最全面的展现，和最大胆的想象，让大家能感受到、触摸到那个恢弘的长安。”2016年秋，金杨和杨志家带着《长安十二时辰》美术组跑进了一片空白。此时，距离开拍还有两年时间，除了象山影视城留给他们的荒地，他们手中只有一本原著小说可供参照。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还原大唐长安的宫殿与街坊？如何用真实丰富的视觉元素让一千年前的上元节跃然荧幕？格局严谨精致的靖安司大殿、热闹繁盛的西市街道、一览长安一百零八坊的微缩沙盘，水漏计时器、火闹钟、望楼传信的灯箱密码系统、靖安司的吊灯、徐主事的项链、张小敬的短刀……无一不要经过美术设计团队的反复考量、史料查证与设计巧思。在一部影视作品中，美术设计团队如何将虚构的故事变为可见的真实？筹备历时一年零两个月，拍摄七个月，金杨不仅亲历了一座城拔地而起，也见证了一部大剧从无到有的漫漫长路。“十二时辰虽然非常漫长，在我们的人生中仍然只是短短的一瞬。非常幸福的是我们在这一瞬间做了一件事，并且竭尽所能，做到了我们认为的极致。”

“照明不是个涂脂抹粉的事儿。”今年初，故宫首次开放夜场游览，同时大规模点亮古建筑群，引发不少讨论。实际上，近些年很多城市都热衷于灯光秀，常常有数栋大厦联动，场面壮观。而在国外，巴黎圣母院、东京浅草寺也曾上演为人津津乐道的灯光秀表演。什么是好的灯光秀？什么是好的建筑灯光、城市灯光？很多人说照明之于建筑就像化妆。但齐洪海认为，照明来自机体内部，光和墙一样实在和必要，照明应该和建筑一起随时随地生长。而好的城市照明离不开好的城市，如果城市不好，灯光自然没什么机会“好”。“我们把刚才提到的所有问题总结一遍：为什么日本做得比较好？能不能跟日本学？是为国家事件还是为市民生活服务的？是市民生活需要的方式吗？为什么是这种方式？面临的生态问题？为什么上海做得比较好？”

“每个孩子都很特别。”成都A4美术馆有一个展馆专为儿童开放。在这个儿童馆里，儿童既是艺术家，也是策展人。2014年，策展人李杰开始创办第一届iSTART儿童艺术节，他希望能让儿童参与艺术创作，不再做艺术的旁观者。“汶川地震过后，美术馆所在的城市出现变化。人们的生活态度改变了，所有人都开始关心他者。”2008年，李杰和艺术家们进入灾区，试图通过艺术对灾区儿童进行灾后心理疗愈。回到城市后，李杰发现需要艺术的不只是灾区儿童，真正的根源在城市。“我们的城市看似在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实质上是一种边缘化，让孩子变成了商品，去消费孩子。”为了让孩子理解植物的生长，建筑师、植物学家和园林设计师把美术馆设计成可以生长的空间，里面所有的植物都会生长。孩子们可以定期去浇水，观察植物的生长过程；他们和艺术家共同做了“童年疗养院”，在不同主题的场馆内与儿童探讨“童年”；儿童可以在展馆里自由讨论，自由地发挥创意。“我们不需要通过结果或技能的变化来检验孩子的能力。”在儿童艺术节的活动中，孩子们逐渐充当起了领导者、艺术家和策展人的角色。他们创作动画片、建立“国家”、拍摄纪录片……“当这些孩子不再把这些东西看成是一个单纯的展厅，而把这些看成是自己的生命 经验的时候，事情就完全不同了。”“我一年可能要跟一千个这样的小朋友合作展览，所以我每天都在被洗礼，都在刷新我对儿童的认识。”

“你不知道的有关吃鱼吃蟹的秘密。”海鲜是世界各地餐桌上不可多得的美味。从古至今，在饮食上独具创造力的我们不断发掘海鲜的新吃法，种类多样的海鲜也成就了舌尖上的风味狂欢。我们如此爱吃，但我们真的懂吃吗？在海鲜这片谣言集中地，长期从事食品加工、食品营养与安全、感官与风味评定的陈舜胜向来敢于挑战公众认知的灰色地带，目的很简单：让每位消费者都能吃得明明白白。

“我为什么喜欢拍照片呢？就是小孩子怕我得老年痴呆症，买个照相机给玩玩，就这么消遣消遣。阿婆听了以后也很有感受，她说了一句，你的孩子真好。我觉得得到阿婆的赞许，我心里也确实是很受感动的。”卢承德今年83岁，是一位老年业余摄影师。大家亲切地称他“老卢”。他当过兵，打过仗，退休后回到苏州，一住就是几十年。他常说自己虽生在上海，但更爱苏州老城的慢生活。从70岁开始拿起相机到现在，老卢的镜头一直聚焦在苏州老宅和老宅里的人。他走访拍摄了400多家老宅，二十多万张照片，其中有白发伛偻、独自生活的老人，自得的中年人，还有在苏州打工的新苏州人。这些大多是生活在老卢身边的人，相机对准他们的时候，老卢常觉得，就是在拍自己。“小人物拍小人物没有拘束，有的就是亲切感。”他常把自己学拍照比喻成三岁小孩学走路，“跌跌撞撞，只要不倒下来就可以了。”年岁渐长，出门拍照的机会逐渐减少，现在，老卢将更多的时间花在整理照片和回访老宅上。“没几年拍了。”老卢说，“但我还会努力把这个专题继续拍下去，用影像留下这些老苏州的记忆，留下普通百姓的生活状态。”

“在梦里，我能看到深情、壮观与美丽。”从中学起，李洋就开始记录自己的梦，到现在已近三十年。梦有颜色吗？梦里的自己穿什么衣服？记下这些梦并不容易，李洋一开始是写在日记里，后来改用绘画的方式。对李洋来说，画梦曾是中学阶段压抑生活的一个出口，大部分时间他都沉浸在梦里，一种本能般的被理解的需要让他坚持画梦。去年，他有了自己的工作室，取名为“梦研所”。受荣格影响，导演费里尼有长期记录梦境的习惯，在《梦书》里，费里尼公开了自己几十年的画梦手稿。李洋也相信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梦除了是私人心境的展现，很可能包含大量集体潜意识的信息。他想收集更多人的梦彼此印证：在中国我们做些什么梦？“我很敬佩那些在艺术领域里走在时代最前线的人，他们在直面现实与人生。比如贾樟柯、娄烨、刘晓东，他们用艺术来表达社会的真实，我觉得他们都是勇敢的人。但是我们这种比较软弱的、内向的人，我们还可以画梦。我觉得这是另一种记录，另一种现实。”

“这是我们在中国做的一个调查。我们问病人，当你经过一两个月的治疗之后变成植物人的时候，你的医生给你的建议是什么？60%的医生建议维持基本治疗，还有一部分建议放弃，只有5%的医生推荐病人进行积极的治疗。在综合了医生对于未来预期恢复的判断以及家庭的各种情况之后，最终，在六个月内，有60%的家属决定放弃治疗。这对于病人意味着慢性的安乐死。那病人的态度是什么？”和偶像剧里植物人动动手指突然间醒来、与家人相拥而泣的剧情不同，现实中的植物人护理治疗充满了琐碎和艰辛。被唤醒以后，他们往往会进入重度残疾的状态，要面临着漫长的康复过程。这对一个家庭来说，像一个无底洞，需要承受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治疗费用、日复一日的精力付出和巨大的心理煎熬。解放军总医院的植物人促醒中心，是全国最大的植物人接诊中心。何江弘的团队每年在此接诊200多个病例。车祸、工伤、高龄生产是很多人住进这里的原因。植物人促醒是医学界的前沿领域，对医生来说不仅意味着复杂的挑战、时常的挫败，还有左右为难的伦理纠结。这个领域充满了未知，也充满了可能性。“生命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坚强，也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脆弱。”

“我楼顶上的好玩的事情是讲不完的，我讲一件小的，浪费你们一点点时间。我劝你们有一个自己的屋顶，哪怕你有一个阳台，哪怕你有一盆花，你也不要做手捧空花盆的孩子，因为每天都有一个惊喜预备给你，等你去发现。”1946年，蔡皋出生于长沙。36岁时她告别乡村教师的生活，成了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一名图画书编辑。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的图画书创作开始萌芽，蔡皋既是编辑又是创作者。在她的绘本中，她喜欢将传统文化和一代人的民间生活体验作为题材。民间文化的内核是什么？她总结为“对生活的大肯定的精神”：看待生活的悲欢离合，都是欢天喜地的，都是喜剧。蔡皋希望能创作出“超越年龄界限”的图画书，“孩子小时候可以读故事层面，慢慢可以读出它的好处，最终形成一种审美趣味。就像禅宗里面的‘一指禅’，让孩子顺着这一指可以看到天边的月亮。”除了传统，蔡皋笔下的力量还来自于生活。瓜棚豆架、草木虫鱼、锅盘碗盏都会爬上她的案头，“斑斑点点，充满喜感。”